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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为什么中国不产好马？（转）: 热度 4 gordon 2017-3-5 05:45; 　　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钱？我们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因为八国联军的时候抢我们的。　　相信吗？以前是相信的。但是去了很多次故宫之后你就知道，即使是把皇帝的生活抢过来，也还是很悲催的生活。　　故宫里面没有空调，没有席梦思，房间四处漏风，最重要的是没有Wi-Fi。　　我们看穿越剧的时候，看到后宫三千佳丽很多联想对不对。但是皇帝的妃子到底漂不漂亮？我们想象一下，两个礼拜不能洗澡，不能洗头，脚还裹着，我们自己试一下，就知道这些人的面貌是什么样子。 ****************************************************************************** 但是，为什么呢？西方的财富从何而来？ ****************************************************************************** 中国有数千年的养马历史，且有丰富的骑兵历史，现在却没能产出一款像样的本土良种马，即使是知名度较高的蒙古马，也很难像国外的高头大洋马一样驰骋赛马场，或者在骑乘、挽车领域展示身手。中国马为什么这么惨？难道中国人养了这么多年马，都没学会培育马种吗？中国马不受待见，并非自当代开始。近代乃至古代的西方人，见识过中国马后都没有好评。特别是现代中国马匹的代表蒙古马，虽然历史上帮助过北方草原游牧民南下抢劫，但在近代专业军事人员眼中，其品质很成问题，用作军马都不太可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将领就曾抱怨中国马“比我们的驴还小”。法军也因未自行准备马匹，到了中国后连拉运物资和大炮的挽马都找不到，最后不得不紧急从日本采购 1100 匹马，才勉强解决运力问题。 1860 年进军北京的英军士兵，中为锡克骑兵。得益于长期的通商交流，英军对中国马匹的质量就有清醒的认识，骑用马和挽马都从印度直接船运到香港，共为两个非正规的印度锡克骑兵队配备了包括阿拉伯马在内的优秀战马 800 匹。更让法国军队震惊的，是僧格林沁的精锐蒙古马队，其坐骑在他们的眼中“与设得兰群岛一带的马种非常相似”。 20 世纪末蒙古马各项身体指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国炮兵部队要求军马体高 1.4 米左右，蒙古马很难达标。法国人的观察相当准确，近年来兴起的家马遗传研究，证实了包括设得兰马、冰岛马、峡湾马等在内的北欧诸马种，都与蒙古马有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据分析，最初可能是瑞典商人从俄罗斯进口了蒙古马，继而传播到北欧各地。设得兰马是享誉世界的玩赏小马，出产于苏格兰设得兰岛，成年体高一般不超过 120cm 冰岛马，与蒙古马存在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并且同样享有坚韧、吃苦耐劳和易于饲养的美誉而矮墩墩的北欧马，早在 17 世纪就遭到过欧洲人的嘲笑。据 1622 年到 1623 年的一份瑞典骑兵档案记载，当时瑞典骑兵军官们的用马只有大约 140cm 的高度，胸甲骑兵用马与军官相当，号手更是只能骑乘高度在 110cm 到 130cm 之间的侏儒小马。而在拿破仑或腓特烈大帝的部队中，骠骑军（轻骑兵）的用马高度普遍在 149cm 以上，胸甲骑兵（重骑兵）的用马高度更是达到 157cm。纯以高度而言，瑞典军马的体格确实与蒙古马十分接近，也与中国明清时代的军马体高标准大致相当。过于低矮的体型，意味着薄弱的冲击力和迟缓的奔跑速度。无论是充当强调负重和冲击力的重骑兵用马，还是追求快速灵活的轻骑兵用马，北欧马都力不从心。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率领骑兵队伍登陆欧洲大陆，结果对手难抑嘲讽之情，甚至为自己人打气时都说“你们的马比瑞典人的强多了”，逼得古斯塔夫二世多方采购，尤其是从日耳曼中部地区大量征集高大的日耳曼马。即使是铁木真子孙们骑着蒙古马横扫欧亚大陆的时代，欧洲的高头大马也会让蒙古人目瞪口呆。公元 1342 年，罗马教皇曾赠送元顺帝佛郎国（法国）异马一匹，《元史》记载该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近两米）”，硕大得不合情理，让元顺帝兴奋异常，不但命群臣作诗，赞颂其为天马，还吩咐朝臣周郎画了一幅《贡马图》。不过，蒙古马水准低下倒没有难住草原上的游牧骑兵，草原蒙古马数量巨大，将士出征动辄人均三、五匹马，足以抵消质量上的不足。但蒙古人走后，明朝产出的马匹依然不堪，军马标准低到了骇人的 121.6cm，真正比肩矮小的设得兰马。元顺帝收到法国巨马，正是在朱元璋等人起事前不久。当时的中原官僚被迫作诗之余，可能也会觉得惊讶：佛郎国人凭什么能养出这么大的马？挑剔孕育良马法国马比蒙古马大，并非偶然情况。所谓高头大马都是人工育种的结果，但相比蒙古人这样的游牧民，定居农民对马匹的性能更挑剔，因此选育工作也更有成效。大约公元前 4000 年，人类在乌克兰草原驯化了马，最初用来食用，稍后开始以它们的奶做食物，用毛编制衣服，用粪便做肥料，并用马来骑乘。一开始，农民和牧民手中的马个头都不大，农民的马甚至底子更差一点。新石器时代（5200-3300BC）亚欧草原上马的体高已经普遍在 130cm 到 140cm 之间，而希腊地区农民的斯基罗斯马通常只有 110cm 高。不过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农耕地区的马除了用来骑乘，还要承担拉车、背犁之用。发展出复杂文明之后，这种功能上的分化就更加多样，仪仗用马、驿道用马等纷纷出现。根据用途和马的自身特点来有针对性的优化改良品种，在需求导向和长期的实践中逐渐精细化了。这些需求都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马匹的大型化。欧洲中世纪的马种大型化，为近代进一步的马种培育奠定了基础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军队的马匹质量已较希腊罗马时代有了极大的飞跃，驮着重装骑士的高头大马，体型不但超过了草原马，甚至还高过素称优良的中东阿拉伯马一头。对现代大部分优秀骑乘马和赛马品种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阿拉伯马，其早期培育工作也是在西亚中东的定居民族手中完成的，它被冠名为“阿拉伯”的时间并不长遗传学的研究，也为马种的农牧差异提供了佐证，在世界家马中，蒙古马的基因组具有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狗身上：东亚南部地区家犬（即中华田园犬）基因组的遗传多样性同样是全世界最丰富的。没经过系统选育的中华田园犬，通常也具有吃苦耐劳和耐粗饲的品质，堪称犬中蒙古马，万金油式的“兼用型”好狗蒙古马最被人吹捧的耐力也并不特别过硬。1903 年，在北京至天津间曾举行过 120km 长途骑乘耐力赛，38 匹蒙古马参赛，冠军的总耗时为 7 小时 32 分钟，这一成绩至今仍被很多国内马迷津津乐道。实际上，当代国际马协举办的赛程长达 160km 马术耐力赛，优秀赛马的成绩通常也是 6 至 7 个小时，且赛场很少见到蒙古马。 ********************************************************************* 中国人关于 “大洋马” 的记忆，完全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引入了汽车，所以，对中国社会没有造成影响。其实中国古代，很难养大牲畜，因为人口问题。 “人畜争粮” ********************************************************************* 说实话，1840年以后，西方对于中国很难有啥需求。中国的短絮棉也不行，不是机织棉，是手工织的。长絮棉还是从美国引入的粮食，马尔萨斯陷阱，你觉得粮食会出口吗？基本上，出口的就是茶叶、瓷器，丝绸、这种工艺品。 ********************************************************************* 改开后，面对的问题，和民国时期一样，当时就是轻工部的厂子，纺织品出口中国一般是进口粮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真的，历史如此。 ********************************************************************* 所以中国能出口那么多，而且积攒这么多外汇，是不容易的。像那些努力的人们致敬 ********************************************************************* 实在是，真的没有啥可以抢你的，就是点 “劳动力” 。因为拿破仑战争博弈的原因，英国已经把奴隶制废除了，而且大造舆论，“奴隶制” 已经变成政治不正确了连 “被掠夺”的价值都没有。真正的原因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国的农民取代了以前的奴隶和农奴。（并且还竞争，中国农民和奴隶、农奴竞争，中国农民的效率更高）而非洲的奴隶制，最早也不是英国人搞的，那是阿拉伯人搞的。它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把这些东西都聚拢来了。 ******************************************************************************* 只有 “被剥削”的价值，没有“被掠夺” 的价值。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当然，除非是日本这种，需要你的土地。; 24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乌克兰网上卖美国援助的单兵口粮，服务周到。: 热度 65 寞洑 2014-9-22 11:28; 美国援助乌克兰33万份军用干粮，随即网上就可以买到，一共24种口味，但发货时，因为装箱随即选择，不一定能一次购买所有口味。于是中国网友宣称，中国的大客户需要全套试吃后再考虑大规模进货，乌克兰卖家为了自己“良好的声誉”和满足“中国有钱大爷”的责任心毅然大规模拆包凑齐24种口味火速发到中国。中国网友盛赞乌克兰卖家对中国富翁的周到服务。以下为图片和试吃图片。现役军粮美军MRE（Meals Ready to eat）。常温下的可用期10年（120个月），保质期5年。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研究发现，一个典型的活跃男性（18-30岁），每天消耗4200千卡的热量。而一个战地的士兵，即使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往往只摄入2400大卡的热量（将他们的口粮丢弃或与人交换物品）。这导致了许多士兵处于营养的负平衡状态，并影响到他们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因此，美菌有意识地在最新的战地口粮配方中提高了热量。美军的攻击包、多日巡逻包中的必备食品。味道相当不错，营养也没得说的，吃完了浑身有力气。但属于高热量实物，当然不能每天都吃。适合出游时携带，或常备家中以备不时之需（西方国家的许多家庭都备有紧急状态下可供生存数日的物资，因为一旦灾害发生，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如卡塔瑞纳飓风，这些东西也会在10分钟之内绝迹市场）。牛肉、鸡胸肉、火腿、熏鱼、肉馅条（Meat loaf）、辣通心面、贝类、蔬菜等多种口味的军粮可选，适应美军这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信仰、多饮食习惯的大杂烩军队的需要。 24种不同口味具体菜单请参考如下： CASE A MENU (1-24) 1-Chili with Beans 红辣椒豆 2-Chicken Fajitas 鸡饭 3-Chicken with Noodles 鸡面 4-Pork Sausage w/Gravy 猪肉香肠/肉汁 5-Mediterranean Chicken 地中海鸡肉 6-Beef Roast w/Vegetables 墨西哥牛肉卷饼 7-Beef Brisket 牛腩 8-Meatballs with Marinara Sauce 用蕃茄酱肉丸 9-Beef Stew 红烩牛肉 10-Chili Macaroni 辣椒和通心粉 11-Vegetable Lasagna 蔬菜烤宽面条 12-Spicy Penne Pasta 香辣彭内面食 13-Cheese Tortellini 芝士饺子 14-Ratatouille 蔬菜杂烩 15-Mexican Style Chicken Stew 墨西哥式炖鸡肉 16-Pork Rib 排骨 17-Maple Sausage 枫糖香肠 18-Beef Ravioli 意式牛肉馄饨 19-Sloppy Joe 碎牛肉三明治牛肉馅饼墨西哥辣椒 20-Spaghetti with Meat Sauce 意大利肉酱面 21-Lemon Pepper Tuna 柠檬胡椒金枪鱼 22-Asian Beef Strips 亚洲牛带 23-Chicken Pesto Pasta 鸡肉意面 24-Southwest Beef Black Beans 西南牛肉和黑豆每一包完整的XMRE 1300XT包含：一份8盎司的主菜一份饼干或面包 2-3份点心/甜品/配餐一份水果味饮料包一份酱料/酱汁一小包速溶咖啡一个非乳奶精（咖啡伴侣）一包一次性湿巾勺子餐巾无焰加热器所谓无焰加热是利用金属氧化来产生热量，只要少量水就能使之达到沸点，蒸汽很快可以加热口粮（1300 卡路里热量）首先是主菜红辣椒豆用无焰加热器加热后的主菜差点烫伤我的手看来这种加热方式是很给力的装盘以后红烩的香味特别的浓口感淡了点不要紧打开配件包给小半包碘盐根据咸辣相得益彰的中国美食法则应该还要加辣椒粉由于楼主个人偏爱辣椒于是把一整包辣椒粉全都放了进去（似乎冲动了点）尝一口恩不错！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辣得冒汗了里面牛肉丁和番茄酱也给人足够酸爽的口感这个时候墨西哥辣椒的威力上来了。。。。辣椒似乎放多了。。。得分：4分美帝的玉米面包中规中矩严格来说应该是一种玉米蛋糕,里面的玉米香味恰到好处口感也保持了蛋糕的松软得分：3分不过饼干就比较奇怪了居然是没有味道的这难不倒我撕开干酪涂在一大块饼干面上然后用另一块饼干把干酪夹住这样就做成了奶酪夹心饼干在干酪的分量上不得不说鹰酱很良心饼干总共只有37.8克干酪却有43克酱比饼重不知道西方人吃饭是不是都这样两样加在一起口感顿时丰富起来很像在吃麦当劳的汉堡但是奶酪比麦当劳的要浓郁更美味得分：4分我把所谓的游骑兵焦糖苹果放到后面吃是因为这个食物看起来实在太可疑了无论怎么看都和我心目中的甜点相去甚远感觉更像能量棒或者压缩饼干什么的放进嘴里大概品出是饼干里面有干果味道真的很一般但是它是粗纤维的吃了对身体有好处强行咽下去吧得分：1 分最后上场的是我给予最大期望的热带风情饮料它冲泡之前的粉末是粉红色的冲好以后反而呈一种非常透明的琥珀红给人的印象极为惊艳而且由始至终它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樱桃香但是俗话说得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幸好我把它放在最后要是开头就喝了它我这顿饭是吃不完的！我只喝了一口就顿时感觉不会再爱了因为这个饮料的味道让我如此的熟悉大家一定也都熟悉未免有误我再试一次没错！就是它！蛇胆川贝枇杷膏！！！而且比这更糟你们只需要想想把蛇胆川贝枇杷膏里的甜味全部拿掉换上酸味再加入涩味而且还有苦味就是这样！这种感觉就像你前面走着一个身材火辣的曼妙女郎当你无限遐想的时候她回过头来你发现她是凤姐！！给人的震撼太大了，太尼玛丧心病狂了！美国人没有做中餐的天分，麦格理公司的试吃员和研究员当时来中国考察的时候去的是药店还是铁岭？到底是谁忽悠得你们把中药当饮料喝？我必须承认自己吃饭习惯很好！每次吃饭非吃完不可！ “饮料”还有大半杯心头无数神兽飘过闭上眼睛一气喝完后差点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拯救全世界！”的胡话来真是一场灾难滚粗！负分！; 1218 次阅读|2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是在西方国家逐渐减弱甚至取消封锁之后（转） ... ... ... ... ... ...: 热度 3 gordon 2014-4-16 01:52; 摘自 http://view.news.qq.com/zt2013/jzzc/index.htm 注：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不在封锁，而在军事压力。其实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除了美国仍在坚持全面的对华贸易限制直到1970年左右才真正有所松动外，其他西方国家都在几年内便陆续与中国发生了贸易并逐步对华解禁，中国可以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进口工业原材料、技术和食品。比如1953年1月日本通产省第一次部分解除对华出口限制，至 1954年4月，日本共13次解禁，准许对华出口商品从最初的4种增加到93种。英国政府在1953年9月8日对向中国出口小汽车解禁，1954年1月对抗生素解禁。1956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利用中国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增加对华出口。1957年，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去掉列入禁运单上的200项商品的限制，占全部400项禁运商品的二分之一，去掉限制的商品包括汽车、轮胎和一些类型的机器。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松动也可从双方1950-1959年的贸易数据中得到体现：到1964年，苏联关系破裂4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全部贸易额（10.52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9.27亿美元）。到1970 年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部贸易额（21.64亿美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3倍。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共计84项：如从奥地利引进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设备；从日本引进的日产3。吨的维尼龙生产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原油裂解装置；从英国引进的晴纶生产设备和年产10万吨的合成胺生产设备等。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进出口居额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了52.8％。而恰恰是在西方对华解禁和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出现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从中国历年GDP的增长状况中就有很直观的体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之前出现负增长和连续低增长的年份恰恰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状况都很不错。注： 60年代初的低谷，是补 1958年的坑。现在知道4万亿的厉害了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低谷经常为负增长。如1961年-27.3%，1967年-5.7%，1976年-1.6%。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再出现负增长，每次低谷均为正增长，只是增速减缓。在 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 1976年事很多，唐山大地震、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周恩来（1976年1月逝世）朱德(1976年7月6日) 1976 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这是天灾加人灾的一年，也是悲喜相加的一年：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灾——共和国的三位重要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悲喜相加：悲——唐山地震死亡 24.2 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重伤 16.4 万人，喜——“四人帮”倒了，“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乱了十年之后结束了。 1975年第一季度，美国和世界经济似乎在迅速走向衰退，其严重程度直逼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种震动世界的经济衰退在1982年年中再次上演。国民收入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银行、金融机构、市政府、商业企业或者整个国家承认陷入融资困境。注：我们选的改开时机非常好。 ××××××××××××××××××××××××××××××××××××××××××××××××××××××××××××××××× 主席很高竿，哈哈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屈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 ××××××××××××××××××××××××××××××××××××××××××××××××××××××××××××××××× 但美国的封锁的确对中国高层决策者产生了冲击尽管美国的封锁并没有在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但是却通过另一种方式给了中国经济沉痛一击。那就是美国的封锁强化了毛泽东的敌对心态和赶超意识，无论是“赶英超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都能体现出其在与美国的斗争中急切胜利的心态。 1、国防费用和军事工业建设费用比例过高一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在于美国敌对时打赢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国防预算始终高居不下，一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左右，这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比较沉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工业发展时军工产业和重工业投资比例过高，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失调。比如一五计划中军事工业企业占了44%，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仅占3%，其中如造船工业在发展目标中明确写的就是“为使中国海军能于一九六七年完成拥有三十万吨左右舰艇的建设计划，中国造船工业需要建设下列七个企业：渤海造船厂，年生产能力：舰队驱逐舰八艘，潜水艇十二艘。”根本没有考虑民用。 2、经济建设中毛泽东产生了急于“赶英超美”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使得毛泽东感到的很大压力，同时也产生了“赶英超美”的急切需求，他又将赶英超美等同于在仅有的几个工业数据上如钢铁产量上超越英美，这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害处极大。他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逢人便讲：“你经济上不行，人家就看不起你，美国为什么总是张牙舞爪，不就是因为它有一亿多吨钢和几颗原子弹吗？……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一三万万吨钢吗？……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 而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实际影响有限又被毛当作胜利，津津乐道什么反“禁运”的好处。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 “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处了迷信，就好了”针对西方国家不承认新政权，毛泽东指出：“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389页）这种盲目攀比的心态放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中，难免会盲目投资盲目建设忽视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实际的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了“大跃进”的悲剧。 ××××××××××××××××××××××××××××××××××××××××××××××××××××××××××××××××××× 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消耗了中国的经济成果 50年代初虽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但经济建设的成果几乎被朝鲜战争消耗殆尽。从上面的国防预算我们可以看出，1950-1953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30-40%，主要花在了抗美援朝上。整个朝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00万作战及非作战人员参加，消耗了约560万吨的作战物资，包括399架飞机和12916辆汽车。此外，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中国用贷款的形式从苏联购买了大量武器。50年代中国向苏联贷款共13笔约 66.163亿旧卢布（约合22亿美元）的贷款中，抗美援朝贷款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占贷款总数的48%。据总参谋部1953年统计，中方军费共消耗 62亿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26亿美元），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则多达100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对朝鲜的所有援助都是无偿的。1953年11月23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的谈判公报指出：“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 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注：把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波动比较大的阶段去掉，50年代的经济增长被朝鲜战争吃掉了。 ××××××××××××××××××××××××××××××××××××××××××××××××××××××××××××××××××× 除了高额的战争经费外，毛泽东时代对外援助数额之巨，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负担。这些援助多是无偿的，主要提供给以下国家： A、朝鲜。 B、越南。 C、阿尔巴尼亚。 D、中国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造坦赞铁路 E、从1959到1979年，中国对老挝的援助达10亿元人民币。除外汇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 ……此外中国还向柬埔寨等亚非4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对外援助的金额在“一五”、“二五”期间，一般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但是到1967-1970年，年均对外援助额为20亿元左右，而1971-1974年对外援助实际交付量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均超过6％。1970-1973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每年都以接近或超过10亿元的速度增长。1972年中国在经济援助方面已经超过了苏联，而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苏联的28%。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占当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52%，而同年美国的对外援助才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0063%。注：这个没脾气，中国工业化产出的只是产品不是商品，只好援助了事。生意不好做啊。还是core 2 当家好，东西怎么着，卖出去了。以前根本卖不出去。; 23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西方国家洗脑的基本原理: 热度 1 gordon 2013-12-12 05:32; 注：反复洗，左右洗，这都不是洗了，是揉搓，呵呵洗脑——揉搓大脑，到最后洗的人都累了，人都有累的时候（以下文字摘自勒庞《乌合之众》）我们在研究群体想象力的时候发现，他们更容易受形象影响。这些形象并不总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机智的语言和套话刺激来产生。经过技巧润色，这些语言毫无疑问拥有了魔术师般的神奇力量。它们可以掀起群体内心最可怕的风暴，但是同样也能平息风暴。因各种话语和套话的力量牺牲的人，他们的尸骨足以建起比古老的基奥普斯（Cheops）更高的金字塔。言语的力量只与它们唤起的形象密切相关，至于它们的真实意义完全可以被忽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意义不明确的词语往往影响会更大，例如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词语的含义十分模糊即使是查阅大量的书籍也无法准确确定它们的内涵。然而可以定的是，这些简短的词语拥有无比神奇的魔力，似乎一切问题在它们面前都会不攻而破。这些词语将群体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强烈愿望与实现它们的希望有机的融为一体。推理与论证无法同某些话语和套话相抗衡。面对群体，一旦话语和套话以庄严肃穆的口气说出来，所有人便会立刻肃然起敬，俯首倾听。许多人将它们视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它们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而模糊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形象模糊难辨，所以更加增添了它们神秘的力量。它们是祭坛后的神灵，虔诚的人只能心怀敬畏的靠近它。话语唤起的形象与它的真实意义无关，它们因时因人而异，套话同样如此。一旦某种短暂的形象和某些词语联系在一起，词语就像电铃开关一样控制着它们的出现。注：勒庞那时候，脑科学还不发达，但这个经验规律真牛逼。（真的，它自己跳出来的，人大脑控制不住，呵呵）不是所有的话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的曾经具备这种力量，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消失了，因此不再产生任何作用。它们成了空洞的词语，主要作用就是让使用者不用再思考。年轻时我们掌握的一些套话和常用语，足以应付生活所需的一切，不必再伤神的思考任何事情。只要研究某种语言就会发现，词语的变化在时代进程中十分缓慢，而词语引起的形象或它们的含义却在不断发生改变。因此我曾在另外一本书中做出这样的结论：绝对不可能准确无误的翻译任何一种语言，尤其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语言。当我们将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译成法语时，或者当我们试图理解用我们二三百年前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形象和观念取代古代生活给予种族成员的形象。那些观念与现在人们想的完全不同，因为那时他们的生存条件与现在无法比拟。法国大革命期间，当人们自以为在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时，其实他们在做的无非是将从未有过的含义赋予古代词语。古希腊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制定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吗？当然不会。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为贵族利益服务的制度，这些贵族就是一群小君主结成的团队，被他们统治着的群体是绝对顺从的奴隶。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集体贵族统治，是无法离开奴隶制而存在的。 “自由”一词亦是如此。在一个不可能怀疑思想是不自由的地方，如果你敢谈论城邦诸神、各项法律以及不同习俗，就是犯了当时最大的罪，这时的自由与我们今天赋予自由的含义相比，它们有何相同之处？随着时代的变迁，含义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很多。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只能达到过去漫长努力所理解的程度（知识是有边界的）。有人正确地指出，仅仅理解“国王”或“王室”对我们祖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果是更为复杂的词语，出现的情况就不言而喻了。因此，词语的含义是短暂易变的，它因时因人而异。当我们想通过词语来影响群体时，就必须清楚词语在既定时刻被群体所理解的含义，而不是这些词语过去的含义或精神构成不同的人所赋予它们的不同含义。当发生政治动荡或信仰转变时，群体会对某些词语产生反感，这些真正的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不改变事物本质的情况下，给它们换个名称。尤其是出现因为词语本义与其固有结构的联系过于紧密而难以改变的事物时都会采用这种方法。睿智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很久以前就曾说过，领事馆和帝国要做的就是将过去大部分制度的内容换个新说法，即用一些新词代替那些会让群体产生反感的词语。注：两种方法，一种是词语不变，换内容；一种是内容不变，换名称，呵呵泰纳公正的指出，雅各宾党人正式利用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自由”“博爱”的口号，“建立了足以和达荷美暴政相媲美的专制统治，以及与宗教法庭类似的审判制度，并干出近似于古墨西哥时期的人类大屠杀。” 统治者与律师一样，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完美的驾驭词语。这个技巧最大的难度在于，在一个社会里同一个词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常常有着不同的含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用着相同的词语，却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中，时间是导致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把种族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同一时期的人们，虽然教育程度相同，但由于来自不同种族，所以相同的词语会引起极为不同的联想。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经验丰富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差异的。因此有关这一点我不再多述。我只想指出，正是那些群体使用最频繁的词语在不同民族往往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事实上，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这些词语有着十分对立的概念与联想。对于拉丁民族而言，“民主”是指个人意志和主动性要绝对服从国家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和自主权，是国家在日益加强对一切的控制，是国家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因此，无论是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主义者，全都无一例外的依赖于国家。注：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出现民主这个词汇了，呵呵；估计民国那一帮人翻译，把法语的“民主”，变成了美语中的“民主”了，呵呵。一帮大傻，搞不明白了，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呵呵而“民主”的含义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国人而言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眼里“民主”是指个人意志的极端发展，国家要尽可能完全服从个人的发展趋向并且不能控制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任何事物，除了警察机关、军队和外交。由此可知，“民主democracy”对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指个人对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意志和主动性的服从；对另一个民族而言却是指国家对个人意志和主动性发展的完全服从。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做比较，这里说法是有问题的，就是法国和美国的差别。英国的含义不知道是什么，和美国是否一致。卷后语：现在发现，西方学的浪费时间的教育不比老共这边少，呵呵。生在这个制度底下还是某种优势，因为有美国学者专门分析，你要是生在美国，就中国学校的水平，呵呵，操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M0ODgxMzI0/v.swf ×××××××××××××××××××××××××××××××××××××××××××××××××××××××××××× 　　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预备笔记摘要：《H．泰纳，生平与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附注（参见300、319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维克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给我们一个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地搞清〔泰纳〕在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亦见A．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巴黎，1907年；奥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年。亦见亨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斯图加特，1880年，229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参阅托克维尔的“名作”。（参见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发表他的著作。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经历所启发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及主题。伯蒂·德·朱尔维尔在其《法国文学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发表了自《法的精神》问世以来人们所写的社会哲学方面最扎实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0年以后（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创、影响极大的新著，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取得轰动成功后不久，开始在法国，至少在引起反响的思想界，改变可称为大革命神话的一切。人们不再把大革命视为一场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风，而承认大革命乃是众多遥远深刻的原因的结果。泰纳完成了这种对舆论的矫正；但托克维尔开启先河。 ”——费迪南·布伦蒂埃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以笔记形式提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评价：“……这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个时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托克维尔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归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这一原故，要取消种种影响，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著作〔布伦蒂埃前边已谈到《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足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家的武断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并赋予历史以科学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特征。”（前引书，441页。）　　在其经典著作《法国文学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托克维尔著作的精彩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历史家的思想为基础。托克维尔像奥尔良派历史家一样，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结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国开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终结，而对于正统派和民主派来说，大革命几乎总是与过去的猛然决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发，一些人诅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圣路易的法国截然不同。但奥尔良派用他们的历史观为党派利益服务：托克维尔则始终是严格的历史家，同时更有哲学家色彩，只求证实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权发展；封建权利与专制王权的最后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脚，因为它们已是最后一道障碍。他阐述了文学与不信教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激情。托克维尔在阐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毁灭后，接着打算证明新法国如何从旧法国的废墟中重建：这几乎就是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实现了的庞大计划。但是托克维尔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书，1019及随后几页。）法国文学史史家们就这样把托克维尔著作的成果传给年轻一代，希望年轻一代从中获益。注： “毛时代和旧中国封建文化的联系”这一观点提出了好久，是俺完成了初步的证明。 ×××××××××××××××××××××××××××××××××××××××××××××××××××××××××××× 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年），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他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学，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认为一切事件都是由人的意志以外的力量决定的。在他的《英国文学史》（1863年）的导论中，他把决定论的原理运用到个人性格和创作中。他指出个人性格和作品是个人生活传承、环境和时代的产物。泰纳的主要哲学作品是《论智慧》（1870年），显示了奥古斯特·孔德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泰纳阐释了这样的理论：真理能够通过对事物或事件的描述来获得，而不需要以思辨或形而上学的途径来发现。虽然泰纳笃信人文艺术要运用逻辑和机械的方法，但是他的写作风格却是丰满的和华丽的。比如在《当代法国的起源》（6卷，1875—1894年）中泰纳试图将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历史学。但是，在涉及法国大革命时，他对保皇派和共和党人的过激行为流露的情感，修正了他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且造就了他文笔卓越的写作风格。注：实证主义，这个东东，说来啊，俺还是受鼎导启发的。; 34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新年谈谈西方思想史（加工中）: 道孙吴 2013-1-2 11:07; 第一澄清一下所谓西方思想史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眼里的西方国家一般指的是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巴门尼德先提出了关于存在的问题万物要存在才有意义。哲学辩论到后面开始进入无用的阶段柏拉图说好好生活吧基督教三位一体先信再说，道德束缚权利理性的上帝杀死基督教的上帝; 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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