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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洗脑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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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反复洗，左右洗，这都不是洗了，是揉搓，呵呵 洗脑——>揉搓大脑，到最后洗的人都累了，人都有累的时候 （以下文字摘自 勒庞《乌合之众》）
我们在研究群体想象力的时候发现，他们更容易受形象影响。这些形象并不总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机智的语言和套话刺激来产生。经过技巧润色，这些语言毫无疑问拥有了魔术师般的神奇力量。它们可以掀起群体内心最可怕的风暴，但是同样也能平息风暴。因各种话语和套话的力量牺牲的人，他们的尸骨足以建起比古老的基奥普斯（Cheops）更高的金字塔。
言语的力量只与它们唤起的形象密切相关，至于它们的真实意义完全可以被忽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意义不明确的词语往往影响会更大，例如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词语的含义十分模糊即使是查阅大量的书籍也无法准确确定它们的内涵。然而可以定的是，这些简短的词语拥有无比神奇的魔力，似乎一切问题在它们面前都会不攻而破。这些词语将群体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强烈愿望与实现它们的希望有机的融为一体。
推理与论证无法同某些话语和套话相抗衡。面对群体，一旦话语和套话以庄严肃穆的口气说出来，所有人便会立刻肃然起敬，俯首倾听。许多人将它们视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它们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而模糊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形象模糊难辨，所以更加增添了它们神秘的力量。它们是祭坛后的神灵，虔诚的人只能心怀敬畏的靠近它。
话语唤起的形象与它的真实意义无关，它们因时因人而异，套话同样如此。一旦某种短暂的形象和某些词语联系在一起，词语就像电铃开关一样控制着它们的出现。
注：勒庞那时候，脑科学还不发达，但这个经验规律真牛逼。（真的，它自己跳出来的，人大脑控制不住，呵呵）
不是所有的话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的曾经具备这种力量，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消失了，因此不再产生任何作用。它们成了空洞的词语，主要作用就是让使用者不用再思考。年轻时我们掌握的一些套话和常用语，足以应付生活所需的一切，不必再伤神的思考任何事情。
只要研究某种语言就会发现，词语的变化在时代进程中十分缓慢，而词语引起的形象或它们的含义却在不断发生改变。因此我曾在另外一本书中做出这样的结论：绝对不可能准确无误的翻译任何一种语言，尤其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语言。当我们将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译成法语时，或者当我们试图理解用我们二三百年前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形象和观念取代古代生活给予种族成员的形象。那些观念与现在人们想的完全不同，因为那时他们的生存条件与现在无法比拟。法国大革命期间，当人们自以为在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时，其实他们在做的无非是将从未有过的含义赋予古代词语。
古希腊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制定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吗？当然不会。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为贵族利益服务的制度，这些贵族就是一群小君主结成的团队，被他们统治着的群体是绝对顺从的奴隶。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集体贵族统治，是无法离开奴隶制而存在的。
“自由”一词亦是如此。在一个不可能怀疑思想是不自由的地方，如果你敢谈论城邦诸神、各项法律以及不同习俗，就是犯了当时最大的罪，这时的自由与我们今天赋予自由的含义相比，它们有何相同之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含义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很多。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只能达到过去漫长努力所理解的程度（知识是有边界的）。有人正确地指出，仅仅理解“国王”或“王室”对我们祖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果是更为复杂的词语，出现的情况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词语的含义是短暂易变的，它因时因人而异。当我们想通过词语来影响群体时，就必须清楚词语在既定时刻被群体所理解的含义，而不是这些词语过去的含义或精神构成不同的人所赋予它们的不同含义。
当发生政治动荡或信仰转变时，群体会对某些词语产生反感，这些真正的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不改变事物本质的情况下，给它们换个名称。尤其是出现因为词语本义与其固有结构的联系过于紧密而难以改变的事物时都会采用这种方法。睿智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很久以前就曾说过，领事馆和帝国要做的就是将过去大部分制度的内容换个新说法，即用一些新词代替那些会让群体产生反感的词语。
注：两种方法，一种是词语不变，换内容；一种是内容不变，换名称，呵呵
泰纳公正的指出，雅各宾党人正式利用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自由”“博爱”的口号，“建立了足以和达荷美暴政相媲美的专制统治，以及与宗教法庭类似的审判制度，并干出近似于古墨西哥时期的人类大屠杀。”
统治者与律师一样，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完美的驾驭词语。这个技巧最大的难度在于，在一个社会里同一个词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常常有着不同的含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用着相同的词语，却表达着不同的意思。
在上面的例子中，时间是导致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把种族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同一时期的人们，虽然教育程度相同，但由于来自不同种族，所以相同的词语会引起极为不同的联想。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经验丰富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差异的。因此有关这一点我不再多述。我只想指出，正是那些群体使用最频繁的词语在不同民族往往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
事实上，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这些词语有着十分对立的概念与联想。对于拉丁民族而言，“民主”是指个人意志和主动性要绝对服从国家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和自主权，是国家在日益加强对一切的控制，是国家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因此，无论是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主义者，全都无一例外的依赖于国家。
注：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出现民主这个词汇了，呵呵；估计民国那一帮人翻译，把法语的“民主”，变成了美语中的“民主”了，呵呵。一帮大傻，搞不明白了，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呵呵
而“民主”的含义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国人而言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眼里“民主”是指个人意志的极端发展，国家要尽可能完全服从个人的发展趋向并且不能控制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任何事物，除了警察机关、军队和外交。
由此可知，“民主democracy”对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指个人对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意志和主动性的服从；对另一个民族而言却是指国家对个人意志和主动性发展的完全服从。
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做比较，这里说法是有问题的，就是法国和美国的差别。英国的含义不知道是什么，和美国是否一致。
卷后语：
现在发现，西方学的浪费时间的教育不比老共这边少，呵呵。
生在这个制度底下还是某种优势，因为有美国学者专门分析，你要是生在美国，就中国学校的水平，呵呵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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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预备笔记摘要：《H．泰纳，生平与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附注（参见300、319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维克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给我们一个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地搞清〔泰纳〕在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亦见A．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巴黎，1907年；奥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年。亦见亨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斯图加特，1880年，229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参阅托克维尔的“名作”。（参见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发表他的著作。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经历所启发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及主题。
伯蒂·德·朱尔维尔在其《法国文学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发表了自《法的精神》问世以来人们所写的社会哲学方面最扎实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0年以后（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创、影响极大的新著，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取得轰动成功后不久，开始在法国，至少在引起反响的思想界，改变可称为大革命神话的一切。人们不再把大革命视为一场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风，而承认大革命乃是众多遥远深刻的原因的结果。泰纳完成了这种对舆论的矫正；但托克维尔开启先河。”——费迪南·布伦蒂埃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以笔记形式提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评价：“……这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个时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托克维尔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归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这一原故，要取消种种影响，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著作〔布伦蒂埃前边已谈到《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足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家的武断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并赋予历史以科学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特征。”（前引书，441页。）
在其经典著作《法国文学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托克维尔著作的精彩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历史家的思想为基础。托克维尔像奥尔良派历史家一样，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结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国开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终结，而对于正统派和民主派来说，大革命几乎总是与过去的猛然决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发，一些人诅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圣路易的法国截然不同。但奥尔良派用他们的历史观为党派利益服务：托克维尔则始终是严格的历史家，同时更有哲学家色彩，只求证实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权发展；封建权利与专制王权的最后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脚，因为它们已是最后一道障碍。他阐述了文学与不信教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激情。托克维尔在阐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毁灭后，接着打算证明新法国如何从旧法国的废墟中重建：这几乎就是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实现了的庞大计划。但是托克维尔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书，1019及随后几页。）法国文学史史家们就这样把托克维尔著作的成果传给年轻一代，希望年轻一代从中获益。
注：“毛时代和旧中国封建文化的联系”这一观点提出了好久，是俺完成了初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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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年），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他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学，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认为一切事件都是由人的意志以外的力量决定的。在他的《英国文学史》（1863年）的导论中，他把决定论的原理运用到个人性格和创作中。他指出个人性格和作品是个人生活传承、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泰纳的主要哲学作品是《论智慧》（1870年），显示了奥古斯特·孔德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泰纳阐释了这样的理论：真理能够通过对事物或事件的描述来获得，而不需要以思辨或形而上学的途径来发现。
虽然泰纳笃信人文艺术要运用逻辑和机械的方法，但是他的写作风格却是丰满的和华丽的。比如在《当代法国的起源》（6卷，1875—1894年）中泰纳试图将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历史学。但是，在涉及法国大革命时，他对保皇派和共和党人的过激行为流露的情感，修正了他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且造就了他文笔卓越的写作风格。
注：实证主义，这个东东，说来啊，俺还是受鼎导启发的。
我们在研究群体想象力的时候发现，他们更容易受形象影响。这些形象并不总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机智的语言和套话刺激来产生。经过技巧润色，这些语言毫无疑问拥有了魔术师般的神奇力量。它们可以掀起群体内心最可怕的风暴，但是同样也能平息风暴。因各种话语和套话的力量牺牲的人，他们的尸骨足以建起比古老的基奥普斯（Cheops）更高的金字塔。
言语的力量只与它们唤起的形象密切相关，至于它们的真实意义完全可以被忽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意义不明确的词语往往影响会更大，例如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词语的含义十分模糊即使是查阅大量的书籍也无法准确确定它们的内涵。然而可以定的是，这些简短的词语拥有无比神奇的魔力，似乎一切问题在它们面前都会不攻而破。这些词语将群体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强烈愿望与实现它们的希望有机的融为一体。
推理与论证无法同某些话语和套话相抗衡。面对群体，一旦话语和套话以庄严肃穆的口气说出来，所有人便会立刻肃然起敬，俯首倾听。许多人将它们视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它们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而模糊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形象模糊难辨，所以更加增添了它们神秘的力量。它们是祭坛后的神灵，虔诚的人只能心怀敬畏的靠近它。
话语唤起的形象与它的真实意义无关，它们因时因人而异，套话同样如此。一旦某种短暂的形象和某些词语联系在一起，词语就像电铃开关一样控制着它们的出现。
注：勒庞那时候，脑科学还不发达，但这个经验规律真牛逼。（真的，它自己跳出来的，人大脑控制不住，呵呵）
不是所有的话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的曾经具备这种力量，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消失了，因此不再产生任何作用。它们成了空洞的词语，主要作用就是让使用者不用再思考。年轻时我们掌握的一些套话和常用语，足以应付生活所需的一切，不必再伤神的思考任何事情。
只要研究某种语言就会发现，词语的变化在时代进程中十分缓慢，而词语引起的形象或它们的含义却在不断发生改变。因此我曾在另外一本书中做出这样的结论：绝对不可能准确无误的翻译任何一种语言，尤其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语言。当我们将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译成法语时，或者当我们试图理解用我们二三百年前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形象和观念取代古代生活给予种族成员的形象。那些观念与现在人们想的完全不同，因为那时他们的生存条件与现在无法比拟。法国大革命期间，当人们自以为在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时，其实他们在做的无非是将从未有过的含义赋予古代词语。
古希腊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制定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吗？当然不会。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为贵族利益服务的制度，这些贵族就是一群小君主结成的团队，被他们统治着的群体是绝对顺从的奴隶。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集体贵族统治，是无法离开奴隶制而存在的。
“自由”一词亦是如此。在一个不可能怀疑思想是不自由的地方，如果你敢谈论城邦诸神、各项法律以及不同习俗，就是犯了当时最大的罪，这时的自由与我们今天赋予自由的含义相比，它们有何相同之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含义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很多。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只能达到过去漫长努力所理解的程度（知识是有边界的）。有人正确地指出，仅仅理解“国王”或“王室”对我们祖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果是更为复杂的词语，出现的情况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词语的含义是短暂易变的，它因时因人而异。当我们想通过词语来影响群体时，就必须清楚词语在既定时刻被群体所理解的含义，而不是这些词语过去的含义或精神构成不同的人所赋予它们的不同含义。
当发生政治动荡或信仰转变时，群体会对某些词语产生反感，这些真正的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不改变事物本质的情况下，给它们换个名称。尤其是出现因为词语本义与其固有结构的联系过于紧密而难以改变的事物时都会采用这种方法。睿智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很久以前就曾说过，领事馆和帝国要做的就是将过去大部分制度的内容换个新说法，即用一些新词代替那些会让群体产生反感的词语。
注：两种方法，一种是词语不变，换内容；一种是内容不变，换名称，呵呵
泰纳公正的指出，雅各宾党人正式利用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自由”“博爱”的口号，“建立了足以和达荷美暴政相媲美的专制统治，以及与宗教法庭类似的审判制度，并干出近似于古墨西哥时期的人类大屠杀。”
统治者与律师一样，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完美的驾驭词语。这个技巧最大的难度在于，在一个社会里同一个词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常常有着不同的含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用着相同的词语，却表达着不同的意思。
在上面的例子中，时间是导致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把种族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同一时期的人们，虽然教育程度相同，但由于来自不同种族，所以相同的词语会引起极为不同的联想。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经验丰富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差异的。因此有关这一点我不再多述。我只想指出，正是那些群体使用最频繁的词语在不同民族往往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
事实上，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这些词语有着十分对立的概念与联想。对于拉丁民族而言，“民主”是指个人意志和主动性要绝对服从国家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和自主权，是国家在日益加强对一切的控制，是国家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因此，无论是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主义者，全都无一例外的依赖于国家。
注：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出现民主这个词汇了，呵呵；估计民国那一帮人翻译，把法语的“民主”，变成了美语中的“民主”了，呵呵。一帮大傻，搞不明白了，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呵呵
而“民主”的含义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国人而言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眼里“民主”是指个人意志的极端发展，国家要尽可能完全服从个人的发展趋向并且不能控制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任何事物，除了警察机关、军队和外交。
由此可知，“民主democracy”对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指个人对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意志和主动性的服从；对另一个民族而言却是指国家对个人意志和主动性发展的完全服从。
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做比较，这里说法是有问题的，就是法国和美国的差别。英国的含义不知道是什么，和美国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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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现，西方学的浪费时间的教育不比老共这边少，呵呵。
生在这个制度底下还是某种优势，因为有美国学者专门分析，你要是生在美国，就中国学校的水平，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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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预备笔记摘要：《H．泰纳，生平与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附注（参见300、319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维克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给我们一个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地搞清〔泰纳〕在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亦见A．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巴黎，1907年；奥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年。亦见亨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斯图加特，1880年，229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参阅托克维尔的“名作”。（参见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发表他的著作。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经历所启发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及主题。
伯蒂·德·朱尔维尔在其《法国文学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发表了自《法的精神》问世以来人们所写的社会哲学方面最扎实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0年以后（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创、影响极大的新著，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取得轰动成功后不久，开始在法国，至少在引起反响的思想界，改变可称为大革命神话的一切。人们不再把大革命视为一场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风，而承认大革命乃是众多遥远深刻的原因的结果。泰纳完成了这种对舆论的矫正；但托克维尔开启先河。”——费迪南·布伦蒂埃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以笔记形式提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评价：“……这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个时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托克维尔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归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这一原故，要取消种种影响，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著作〔布伦蒂埃前边已谈到《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足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家的武断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并赋予历史以科学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特征。”（前引书，441页。）
在其经典著作《法国文学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托克维尔著作的精彩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历史家的思想为基础。托克维尔像奥尔良派历史家一样，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结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国开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终结，而对于正统派和民主派来说，大革命几乎总是与过去的猛然决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发，一些人诅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圣路易的法国截然不同。但奥尔良派用他们的历史观为党派利益服务：托克维尔则始终是严格的历史家，同时更有哲学家色彩，只求证实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权发展；封建权利与专制王权的最后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脚，因为它们已是最后一道障碍。他阐述了文学与不信教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激情。托克维尔在阐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毁灭后，接着打算证明新法国如何从旧法国的废墟中重建：这几乎就是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实现了的庞大计划。但是托克维尔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书，1019及随后几页。）法国文学史史家们就这样把托克维尔著作的成果传给年轻一代，希望年轻一代从中获益。
注：“毛时代和旧中国封建文化的联系”这一观点提出了好久，是俺完成了初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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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年），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他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学，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认为一切事件都是由人的意志以外的力量决定的。在他的《英国文学史》（1863年）的导论中，他把决定论的原理运用到个人性格和创作中。他指出个人性格和作品是个人生活传承、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泰纳的主要哲学作品是《论智慧》（1870年），显示了奥古斯特·孔德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泰纳阐释了这样的理论：真理能够通过对事物或事件的描述来获得，而不需要以思辨或形而上学的途径来发现。
虽然泰纳笃信人文艺术要运用逻辑和机械的方法，但是他的写作风格却是丰满的和华丽的。比如在《当代法国的起源》（6卷，1875—1894年）中泰纳试图将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历史学。但是，在涉及法国大革命时，他对保皇派和共和党人的过激行为流露的情感，修正了他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且造就了他文笔卓越的写作风格。
注：实证主义，这个东东，说来啊，俺还是受鼎导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