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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是票票所为~~~日本二战沉船被插上中国国旗	八卦闲聊	tanis 2015-3-23	13 382	蟹邪邪 2015-3-25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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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日俄战争和二战日本海军的差异: 热度 1 gordon 2017-6-18 20:51; 日俄战争和二战有个很大区别：日俄战争，日本海军是根据演练多年的战术战法在打——而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却突然抛弃了固有的全套战术战法，临时采用新颖但不完善的新战法海军战术战法，不是单纯由舰队来制定，而是由高级参谋部门和学院联手制定的，自然考虑到了各军种的协同等等——而山本采用新战法，更大程度是联合舰队自己主导——把高级参谋部门和学院都踢开了相对于二战，日俄战争时代日本海军的协同能力就很强了。日本海大海战，日本海军并不是一味依赖炮术取胜的——是炮战加大规模雷击的结果。 *********************************************************************** 这个东西，真不是普通人能研究的除非政府官员，有能力，有资源 *********************************************************************** 跟修史一样，都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例如，改开前后，金融的最大差别改开前，中央银行不独立；改开后，央行从工商银行独立出来了，不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注：这种东西，一般人没人知道没有这种硬东西，研究历史，研究个屁 *********************************************************************** 甲午时候，日本海军请的是英国教官当时小舰队其实不流行，英国教官又把这东西给搞出来了注：这个东东，在当时就是反常识的这普通读者，根本搞不明白，海战这种东西。 *********************************************************************** 跟大兴安岭失火一样，你替国家领导人操心了这东西，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微观看不见你看见了，那是艺术感染力的结果。; 58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二战中的反潜（转）: gordon 2017-1-9 11:41; 说到二战日本反潜战失败，有两个重要技术问题：一是日本的声呐（93式），无法屏蔽军舰自身的噪音。12节下只能听1300米，开高速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再就是日本海军要求商船定时通报方位，结果被美国人窃听了去——战前日本驱逐舰重点研究的是雷击，对反潜极不重视。41年才开设反潜学校 ****************************************************************************** 美国人的资料，还提到日本驱逐舰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们很吝啬深水炸弹。美国潜艇就经常放些垃圾上去，让日本驱逐舰以为已经击沉了美国潜艇，然后就停止丢深水炸弹; 2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俞天任解释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的战术: gordon 2016-11-21 02:34; 山本权兵卫曾称日本海军为 “裸体带刀者”，攻防很不平衡。俞天任的逻辑是对的，只是不知道 “资料的出处” 。历史的东西跟当代人想的不一定一样。不是应然，而是实然。观测需要三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海军和陆军以及政府的土木部门分别测量。鱼雷在甲午战争时期还不成熟，日俄战争时期才成熟。只能靠炮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无畏级火控系统发明之前，大口径火炮远距离射击也是打不准的。只能靠中小口径。 ************************************************************************** 甲午日本海军近一半都是木头壳子炮舰怪不得，日本的资料都是日本海军一直在寻找北洋舰队决战，因为它攻防不平衡，是 “裸体带刀者”，赶紧打完算了。一般而言，我们普遍认为，日本特别肯花钱，买了很多先进军舰组成的联合舰队，结果在甲午战争，全部先进军舰的日本舰队打败了不肯花钱，全部是旧船的北洋水师。其实真实的历史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军34艘军舰当中真正的新式军舰只是个位数。其中6艘是帆船木头炮舰，分别是武藏，大和，天龙，海门，天城及葛城号。其中4艘炮舰是木头壳子炮舰，分别是凤翔，磐城，金刚和比睿号。其中4艘是商船临时架上火炮改装的所谓炮舰，分别是西京丸，山城丸，近江丸和相模丸号。其中2艘是铁皮炮舰，分别是高雄号和爱岩号。刨掉以上所列军舰，排水量在700吨以下的小型军舰还有大岛，摩耶，赤城，鸟海和2艘水雷舰。以上这些木头壳子舰，帆船炮舰和700吨以下小军舰就已经有22艘，占了日本海军的三分之二。其他能拿得出手的日舰还有12艘，这里还包括了3艘1000多吨的小军舰。 ************************************************************************** 摘自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但是如果说日本海军完全是在进行一场听天由命的赌博，那也不完全是事实，日本人做了很全面的准备工作。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北洋舰队的丁汝昌可能绝对不会想到，第一次“如何才能击沉定远”的真正的战术讨论，居然是1891年7月10日在横滨港的扶桑号的军官休息室进行的，而当时扶桑号是作为来访的北洋舰队接待舰在陪伴他们。从军官休息室里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定远和镇远，包括炮长，航海长，鱼雷长在内的三个大尉和三个少尉面对着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庞然大物开始了第一次如何击沉定远的真正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击沉定远和镇远是可能的。首先考虑了威力最大的鱼雷，但当时鱼雷的行走距离只有300米，不能指望能够那么接近定远和镇远，所以鱼雷被排除了，但当时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定远还真是倒在了日本的鱼雷艇手里。只能用炮。但是日军火炮的口径不如定远，当时三景舰也还没有服役，而且定远镇远是厚度达305毫米的装甲舰，说实话用一般的观点日本舰队没有机会。但是曾经担任过海兵的炮术教官，当时日本海军中克虏伯大炮的专家，德国留学回来的海军省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有一个构想，就是利用速射炮的数量优势，首发命中，然后像急风暴雨似的攻击，摧毁其上层建筑，杀伤人员，使其丧失作战能力。这六个人都曾经是山本的学生，他们在考虑如何实现这种构想。这种构想看似简单，其实很困难。因为这除了炮要打得准之外，还需要航海和炮术的紧密结合，时时刻刻知道敌舰的准确方位和距离。虽然在参加大东沟海战中的日本军舰中吉野号装备了1888年英国海军才刚刚开发出来的1.5米测距仪，但是一来那时候的测距仪的性能还不太稳定，二来吉野号编入现役是1893年9月，舰上的航海士也没有完全掌握掌握，所以联合舰队和北洋舰队一样都是使用六分仪来进行原教旨主义的硬测。使用六分仪测量距离在4000米时候的误差是170米，而定远的长度是94米，这样在3000米距离上开炮，即使首发不能命中，第一次修正也肯定能够命中。关键就在于如何确保测量误差在容许值以内及其提高修正的精度。讨论的结果是，乘北洋的所有主力舰只都在日本，对其进行精确测量，为了防止北洋舰队在作战时为了扰乱对方的测量而有意降低主桅杆高度，日本方面对于北洋舰只所有的注目点高度都在横滨和长崎两地由海军和陆军以及政府的土木部门同时分别进行测量得到了最可靠的数据。; 1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甲午成欢之战（转）: gordon 2016-4-20 22:22; 甲午成欢之战孙克复　　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作出开战决定。19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密令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立即挑起中日冲突。同日，大本营授权入侵朝鲜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如中国增派援军赴朝即采取自由行动。23日，日军悍然侵入朝鲜王宫，发动政变，建立傀儡政权。25日凌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丰岛海战。当天，大岛义昌率混成旅团步兵四个大队，骑、炮、工兵各一个中队共四千余人，配备山炮八门，由汉城龙山出发南犯，准备进攻驻牙山清军。　　早在6月初，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清军二千余人入朝，驻于忠清道牙山县。7 月21日因朝鲜事急，李鸿章雇高升、爱仁、飞鲸等三艘商轮，载清军二千五百人支援牙山驻军。25日，日舰在丰岛海面击沉高升轮，船上清军大部死难，仅爱仁、飞鲸所载毅军及仁字营到达，两军会合后共四千余人。　　丰岛海战前一天，牙山驻军接李鸿章“ 和议决裂，速备战守”（聂士成；《东征日记》。）电令。当天，聂士成决定率所部移驻成欢。并对叶志超说：“ 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聂士成；《东征日记》。）叶志超从之，于是清军退出牙山，分驻成欢、公州两地以守。　　成欢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稷山县西北。北距汉城70公里，西南距牙山20公里。东西环山，中连纵横两驿道，一为汉城至全州之南北大道；一为稷山通牙山之东西驿道，地处交通要冲。成欢北5公里处有河，名安城川，西向流入牙山湾。河上架桥，曰安城渡，为汉城至成欢必经之地。河两岸池沼与稻田纵横，广茅数里。桥南侧有小村名佳龙里，据此可控制安城渡口。成欢形势险要，聂士成由牙山移军成欢以抗日军是正确的。　　聂士成在成欢的兵力部署是：右翼以成欢东南之月峰山为依托，构筑堡垒及防御工事，控制成欢东、北方谷地，由武毅军老前营一部及古北口练军马队驻守。成欢北面丘陵上筑堡垒二，扼汉城至全州大道，为正面防御阵地，由武毅军老前营一部及正定练军中营驻扎。左翼在距成欢西北约2公里之牛歇里高地修筑堡垒工事，“令翼长江自康率仁字营扼敌趋牙山路”（聂士成：《东征日记》。），配以武毅军老前营之炮兵，北可控制距牛歇里2公里之银杏亭高地，东可俯瞰汉城至全州大道，“见敌过轰击之”（聂士成：《东征日记》。）。又将成欢北面沼泽地下流堵塞，使沼水泛滥，以阻滞日军行动。清军的防御部署实际上由左右两个阵地组成，左翼牛歇里阵地一线配备有炮兵，为防御主阵地，右翼月峰山一线守卫比较薄弱。　　28日，聂士成探得日军将于夜间来袭，乃令“各营皆饱食以待”（聂士成：《东征日记》。），并进行战斗布置。“令邦带冯义和带精锐三百伏河旁林际，敌半渡即出击。令哨官徐照得率百人伏山侧，并在山顶□望，何方有警，即悬灯为号。令邦带聂鹏程领兵四哨伏大道西沟畔，营弁魏家训领五百人为接应”（聂士成：《东征日记》。）。派武备学生于光□、周宪章等率健卒数十人，埋伏在安城渡南之佳龙里组织伏击。“部署毕，慷慨誓师。众感奋，皆愿决一死战”（聂士成：《东征日记》。）。　　由汉城南下进攻之日军，27日进至成欢北20公里之振威。次日，进逼距成欢北仅数公里之素沙场，探知清军已移防成欢，大岛义昌乃决定进攻成欢。并在观察成欢地形和清军防御阵地后，乃决定将进攻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由步兵四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向清军左翼阵地佯攻，作为牵制。自率旅团主力步兵九个中队，炮兵一个中队为左翼，向月峰山一带迂回，进攻清军右翼阵地。另以小股力量至成欢西面锄斤里担任右翼队警戒。为避免昼间调动兵力暴露作战意图，决定夜间采取行动。得手后，29日凌晨向清军发起总攻。　　午夜，日军开始向成欢运动。是夜“宿云蔽天，四顾冥晦，咫尺莫辨”（川崎三郎：《日清陆战史》，日本东京春阳堂1896年版，卷二，第69页。）。左翼队于29日凌晨五时到达距成欢东北4公里之都监里。右翼队的前卫部队于午前三时到达佳龙里附近。埋伏在附近的于光□等率领的清军早已严阵以待，突起狙击。“瞬间，伴随突然爆发之排枪声，子弹雨点般从夹路两侧房屋内猛烈射击”（川崎三郎：《日清陆战史》，日本东京春阳堂1896年版，卷二，第70页。），当即将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中队长步兵大尉松崎直臣击毙，山田四郎中尉被击伤，士兵伤亡多人。黑夜中，日军不辨清军虚实，猝然遇伏，仓惶败退，互相践踏。退至安城渡，“桥小人众，拥挤坠水，溺死甚众”（聂士成：《东征日记》。）。右翼队司令官武田中佐闻警，立即令本队向右迂□，攻击清军左翼以支援前卫部队。并令步兵中尉时山龚造率三个分队士兵前往助战。时山等在行进途中，误陷泽中，水深没颈，挣扎不得出，时山等二十九人，全部溺毙。　　不久，日军大队迂回至前卫部队右方，见清军兵少，又无后援，遂拼死冲击。于光□等率伏击部队以少敌众，坚持抵抗近一个小时之久。终因寡不敌众，于光□、周宪章等皆中弹牺牲，余众被迫撤出阵地。五时许，日军攻占佳龙里。　　与此同时，日军左翼队也从都监里向清军右翼月峰山阵地一线展开进攻。先用火炮猛烈向清军阵地轰击。日军并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企图一举攻占清军阵地。清军不屈，顽强抗拒。六时半左右，战斗更加炽烈，“枪炮轰鸣，天地震动”（川崎三郎：《日清陆战史》，日本东京春阳堂1896年版，卷二，第75页。）， “流星万道，横飞半空，其声飚然”（《日清战争实纪》，见《中日战争》（一），第226页。）。聂士成原在左翼牛歇里阵地指挥，见右翼阵地战斗激烈，亲率守成欢正面阵地部队数百人赴援。日军倾全部火力阻击。增援部队在聂士成指挥下奋勇还击，击伤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桥本昌世少佐，毙伤日军甚多。但由于清军炮兵主力远在左翼牛歇里阵地，不能有效地支援右翼清军阵地，战至七时半左右，清军伤亡颇大，“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聂士成：《东征日记》。），终于不支而撤出右翼阵地。　　日军占领佳龙里后，立即向清军左翼牛歇里阵地前方银杏亭高地挺进。六时许，双方步兵在牛歇里北方高地展开激战，双方炮兵也猛烈对射。聂士成“驰骤枪林弹雨中，往来策应”（聂士成：《东征日记》。）。不久，因日军左翼队已占领月峰山阵地，“我军四面受敌”，且 “军火垂尽”，聂士成“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聂士成：《东征日记》。），成欢遂陷。　　聂士成退出成欢后与叶志超合军，沿朝鲜东海岸北退至平壤，与入朝之四大军会合。日军也于7月末将混成旅团撤回汉城。至是，成欢战役遂告结束。　　成欢战役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接仗。双方参战兵力计：日军步兵四大队，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中队，共四千余人；清军马步近三千人。战争结果，据日方记载，日军伤亡将卒八十二人；清军死伤约五百人（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本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第七章，第158 页；川崎三郎：《日清陆战史》卷二，第79页。）。而据聂士成《东征日记》记载：“是役，我军多埋伏地中，从暗击明，故死伤仅百余人，……敌兵死伤千余”。双方所记的敌军伤亡数字都有所夸大。实际上，由于日军武器装备优良，杀伤力较强，而清军有堡垒掩护等原因，双方伤亡相差无几。但日军实现了将清军逐出牙山的战略目的，清军辎重武器损失较重，不能不说是一次失败。　　从战术观点看，成欢之战的失败，主要是战役部署不当。　　第一，对敌军进攻方向判断错误。　　防守成欢的聂士成错误地估计了敌军进攻的方向，以为日军将沿汉城至全州大道来犯，进攻的主要矛头将在成欢正面阵地和左翼。结果，日军“分两道来犯：一从大道来，以缀我师，而一绕道出东路，以袭侧面”（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使清军的防御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对敌军进攻方向判断的错误，清军在部署成欢防务时，将炮兵阵地配备在左翼牛歇里高地一线，右翼月峰山阵地无强大炮火掩护。当日军以主力向右翼阵地进犯，以强大炮火轰击清军月峰山阵地各堡垒时，由于清军炮兵阵地远在成欢西北牛歇里一线，故“我炮队还击，竟莫能中”（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注：上甘岭，志愿军是怎么部署的？　　第二，堡垒构造不良，工事不坚固。　　成欢清军各阵地由于匆忙筑成，工事不坚。所谓堡垒，不过是在丘陵高地上构筑一正方形胸墙。墙壁极薄，上部仅厚六、七寸，不仅经不起炮弹轰击，即日军所使用之村田式步枪子弹亦极易贯通。这样，堡垒实际上起不了多大的掩护作用。堡垒外侧又无深壕掩体环绕，以利交通往来。仅置树木枝干以代鹿砦障碍，日军极易从胸墙攀援而上将堡垒攻破。　　日本军事评论家誉田甚八在评论成欢战役时指出：清军“选定阵地不适当，其配备不完全，在未战以前，其败势已明矣。虽为清国简拔之精锐兵，虽其兵力可与日本比较，然皆不足以补偿上述缺点，其终于败走，实自然之理也”。“若清军配备至当，则其所有兵力与日军无大差，其胜败之决有不可知者”（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南京军用图书社1936年版，第14页。）。 ****************************************************************************************** 二十八日，聂在率部退奔公州的途中，路遇北撤的叶志超部。叶认为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遂决定牙山清军北奔平壤。为避免与日军相遇，叶、聂率军绕经汉城东部，于七月下旬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 ****************************************************************************************** gordon 注：其实这是一次武装侦查，胜负不重要，只是要小心，这是个硬茬。打仗啊，没有什么，一个是训练，一个是安营扎寨的技巧。这是罗马军队的经验。聂士成伏击日军不成，就应该知道这是硬茬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和大部队会合，为此，估计还绕了路。; 1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第五次反围剿与日本海军封锁（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07:19; 第三次反围剿已经 “左支右绌” ，这场“ 围剿 ”和反“ 围剿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除国共两个主角外，宁粤冲突的因素始终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程。 “广东事变”后没多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蒋介石此刻焦头烂额，很长时间内无法顾及朱毛红军，更由于“宁都暴动”我军凭空得了一万七千西北军精锐，江西苏区的危机终于缓解了。到了32年年中蒋介石终于渡过了“一二八事变”的危机，有空再来进行他的剿共事业了。 *************************************************************************** 空军早年蒋介石也没有多少空军，是日本人把他打醒了。军事也是传递的，日军蒋介石红军 ***************************************************************************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实行军事“进剿”的同时，同时施以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使红白区域成为敌对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感叹：“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红区白区)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 自围攻井冈山开始，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再也没有中断过。1933年夏，国民党的封锁政策进入极端严厉时期。准备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对苏区和红军“着重在围”，“不急于进剿”，企图以逸待劳，拖延时日，使苏区物资日益匮乏，从而使苏区和红军“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他认为，“以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而将共区经济封锁，无疑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务必严密封锁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断绝与共区的一切经济往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 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l4 。。为此其制定了封锁苏区的种种办法，并严厉要求国民党高级官员“亲自出马” ，“切实去办”。 1933年5月21日，第五次“围剿”总指挥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下简称行营)成立，管辖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十省以及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负责“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及监督、指挥剿匪区内各省党政事务”。行营成立后，即开始实施封锁具体事项。行营颁布《封锁匪区办法》 P458，将封锁区域分为“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和“安全区”四种类型。其中，“全系赤匪盘踞之地方”为全匪区，“常有匪患之地方”为半匪区，“邻近匪区之地方”为“邻匪区”，“全无匪患之地方”为安全区。规定封锁区域驻军最高军事长官(“剿匪”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负责主持一切封锁事宜。组织公卖会对食盐、火油等物资实行公卖，禁止私人在“邻匪区”和“半匪区”贩卖。江西是南昌行营的驻地，是“围剿”的主要区域，因此对江西经济的封锁最为严酷。江西全省除了南昌和新建两县被划为安全区外，其余均被划为封锁区，均设立了公卖会和封锁管理所。到1934年11月份，江西全省紧邻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的40个县被划分为8个封锁区，各区设检察官，由当地最高驻军长官担任，实行食盐公卖的县份有73个，~I-DI 5个特别区，共成立公卖会76个，成立公卖分会709个；设立封锁管理所74个，管理分所376处，检查卡1053个，部分检查卡还设检查分组若干处。在水路，则设立赣江万(安)丰(城)问水道督察处及13个封锁管理所，加紧对赣江沿线的全面封锁。南昌行营先后颁发了13种封锁令，对封锁事项、封锁组织、封锁办法等逐一作出详细规定。主要在物质、交通和通信三方面实行封锁。“出入邻匪区半匪区者，须持有通行证，始可通行。其他如河道山地之间，两县交界之地，均划分职责，严加封锁。” 在三种封锁中，核心是物质封锁。物质主要包括粮食、食盐、布匹等必需日用品和药材以及钢铁、铅等军用品的材料。由于江西不产食盐，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盐是重点封锁的物资之一。1933年7月17日，按照行营的要求，江西食盐火油管理局成立，代表军方对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火油的运输、储存和买卖进行严格管控，并有权就食盐火油公卖事务监督各县县长认真履行职责。随后，行营对原已实行的食盐火油公卖政策进行调整，出台《修正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严格控制食盐的买卖，实行计口售盐。《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规定，公卖委员会及各地分会需将本区人口数量、食用量、存储量、售卖数量分别登记造册。所有食盐必须凭证购买，购买凭证分为护照、许可证和凭单三种。县公卖会必须凭县政府发放的护照采购食盐，公卖分会则要取得购买许可证之后，才能前往县公卖会购买食盐。民众则以户为单位，持县政府发放的购买凭单，往本地区公卖分会购买。对于食盐购买的数量，不允许在最低限度之外有丝毫富余，规定“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皆旧制，一斤为十六两，以下皆同)，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经常有红军出没，且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地方，县公卖会每次购买的食盐不得超过总人口三日的食用量，对于离苏区较远，且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县公卖会每次也不得购买超过15日的用量，分会和住户不得购买超过10日的用量。为清查人口，实行“计口售盐”，国民党还推行了保甲制度。1931年7月1日，为严密民众组织以便利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江西43县“剿匪”区域停办地方自治，对原社区公所及乡镇闾邻制度进行改组，实行保甲制度。后发现保甲制度便于“协剿”，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932年3月正式废除乡镇闾邻组织，在全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江西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第一个实行保甲制度的省份。保甲在编制上以户为单位，10户组成一甲，10甲组成一保，分社设立户长、甲长和保长。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制度，即所谓一人“通匪”，全户同罪，并类推而株连全甲、全保。万年县规定编组保甲尚未完成区域，民众“购买食盐数量应严格控制，每次只许购买半斤或4两”。而未组织保甲区域或赤化区域，民众则“不得购买食盐及布匹钢铁药品等项” 。保甲制度以居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城乡底层，形成了对基层社会和村镇居民的严密控制，奠定了“计口售盐”的基础，配合连坐制度的实行，有效地减少了食盐流入苏区的可能。因此，国民党人对其高度肯定，认为“清匪工作靠它，代理乡镇阊邻的自治制度也靠它’’ 。封锁初期，存在的疏漏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封锁不严导致食盐偷运频繁。1933年7月20日，蒋介石电令必须马上成立封锁办理及公卖的机关，仅7、8两月，江西省设立封锁管理所和公卖会的县份即达33个县之多。不过，尽管封锁和公卖机关陆续设立，但封锁的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偷运食盐时有发生。1933年1O月，驻永丰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三师向行营报告称：“刻下封锁匪区，未能十分见效，匪区之生产品，已可由半匪区之民众代运，来我军驻地一带出卖，而我地之货物，亦可利用同样方法，输进匪区，即食盐一项，匪区内并不感缺乏，盖因永丰一隅封锁，而新淦、樟树、丰城各地，仍可自由买卖”，并特别提到“且福建方面，封锁尚不十分周密，食盐仍可大批由此输进匪区。” 实际上，即使到10月份，永丰县公卖会仍“尚未组织健全”，“泰和县仅于马家洲、三都墟、沿溪渡三处设置分所，其余交通要隘，概未设立”。针对封锁过程中存在的疏漏以及造成的混乱局面，为强化封锁效果，南昌行营实行改组，由原来的四厅缩减为两厅¨ ，第二厅负责党政经济，主办封锁，厅长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行营改组后，对公卖及封锁机关进行整理，以军法严惩公卖及封锁舞弊人员；为减低食盐运输费用，允许各县分会变通购盐区域就近购盐；制发部队购盐凭单，规范部队购盐手续。经过调整，食盐封锁得到进一步强化，封锁程度前所未有。药材作为战争环境的特殊用品，也是重点封锁的物质之一。1932年3月红军失利撤围赣州后，国民党赣州地方当局在赣州开始实行封锁。不仅在水陆要道上设立各类关卡，并严密搜查与巡逻，还实行保甲制度，对盐、布实行公卖。“对西药药材更是严加控制。抓到私运盐、布、西药材的人，轻者没收物资，剃眉毛，罚苦役二、三年，重者则以通‘匪’罪，杀头示众”。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对苏区的冲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食盐、布、药材和火油等产品严重短缺，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现，苏区经济日益困难。尤其是食盐和药材的短缺给苏区军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将这一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共产国际的发言中谈到：“过去苏区与国统区的经济往来是相当容易的，而现在则要困难几十倍。国民党对于跟苏区经商的商人不惜采取各种镇压、枪毙的手段，而这种封锁产生了效果。如果说过去不管怎样总能把一些工业品带到苏区来，而现在可能性极少。”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商业萧条，商店大量倒闭。如闽西长汀，原本商业繁荣，大大小小的店铺很多，但1932年后，近“80％的店铺因没有进货无生意可做而停业关门” 。整个中央苏区内“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据毛泽东调查，兴国长冈乡“豆子可以换盐，但盐量大减”，“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 (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 上杭才溪乡：“暴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减少了百分之八十”，盐价，暴前每元十斤，1932年夏涨至每元7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得十四两。” 国民党媒体当时也有诸多类似的报道，并认为“封锁之效果，较军事推进更有力量” 。因为缺盐，苏区军民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长期缺盐也导致许多群众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甚至丧失生命。一些红军指战员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战士们“吃饭时，无盐无油，经常以辣椒和芋头干送饭。日子长了，大家感到力气不足” 。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也指出，由于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和苏区内“左”倾政策的影响，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吃盐也成了大问题，“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长期的反“围剿”战争使苏区伤员急剧增加，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又使苏区医药来源越来越困难，药材奇缺，西药更是没有。在红军医院，因为没有西药，多是用中药治外伤，“洗伤口用甘草水，洗净后，如无红肿，就用玉红膏；如有红肿，就在伤口的周围涂金黄散，伤口上用玉红膏；如还有疼痛，则口服七里散”。在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吃的药，大部分是中药丸子，只有少量西药。外科的主要药品有‘油少尔’和碘酒，油少尔是自己用盐和硼酸配制的 ” 。苏区不仅药品缺乏，而且医药器材也十分紧缺。“绷带、贴布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绷带被越用越短，就用针线缝接起来，直到实在不能用才丢掉” 。有时候，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员遭受伤痛的折磨而束手无策。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被飞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击中，穿过直结肠，嵌在右肠骨上，伤势极为严重。由于苏区医疗条件太差，不能动手术，只能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可残留的弹片因无法取出，结果引起腹膜炎。因为缺少基本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红军伤病员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不仅如此，经济封锁还给苏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打击，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一方面外来工业品，如布匹、洋油、洋火、食盐等减少输入，价格日渐高昂；另一方面内地农产品，如纸、木、豆、烟叶、夏布、粮食等销不出去，价格大跌特跌。”。有些农产品如木材、纸、烟草等，因为苏区内部对这些产品的消费非常有限，几乎成了废物。据毛泽东在才溪乡的调查称，煤油暴动前每元能买7斤14两，1933年每元仅能买1斤5两，暴动前58％的人家点煤油灯照明，暴动后由于煤油价高，除了政府机关办公点煤油外，一般居民只能点松明。暴动前棉布每元能买1匹，1932年要1元4毛买1匹，1933年涨至2元2毛1匹。因为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衣服。外来日用品的价格一再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一跌再跌。以谷为例，暴动前每担(100斤)10元，1929年2元5角，1930年5元，1932年6元2角，1933年5月10元，10月5元。另一方面，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现金银元的不足。苏区为购买军民必需品大量出口银元，但中央苏区的主要商品，如大米、纸、木材等却因为封锁不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出售。所以，中央苏区的银元大量流向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 1933年以后，中央苏区的市场上再也见不到银元了，市场上不得不以物易物，如同回到了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苏维埃l临时中央政府为弥补财政不足大量发行纸币，又导致通货膨胀，也因此部分推高了物价，使苏区的金融财政状况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注：刚改开时候也是没有硬通货，也是游街串乡收购银元，国家是卖石油卖点钱。此外，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资短缺的困难。中共认为，除了封锁之外，苏区奸商富农将食盐藏着不卖，从中操纵，贱买贵卖，也是导致食盐价格暴涨的原因。据此提出要“镇压奸商、富农投机操纵，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强迫其照价将食盐卖给群众。但苏维埃对此必须予以必要的处治，以警戒奸商富农。对于有反革命嫌疑及阴谋的，应无条件的将食盐宣布没收，并严办反革命分子。” 由于害怕国民党暗探假扮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刺探情报，故对进入苏区的白区商人，地方苏维埃机关往往“任意没收商人货物，以致加以拘捕(如在登贤、会昌) ” 。随着中共的政策不断“左”倾，对富农奸商的定义过于随意，从而导致商人多不敢在苏区做生意。物资匮乏，也导致部分士兵及民众逃往白区。“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那边去投亲靠友。” 被陈诚第三路军获俘的红五军团十三师指导员刘子祥供称“匪军粮食食盐均甚缺乏，众心动摇，多思投诚，恨无机可乘”。为防止苏区民众逃往白区，部分苏区禁止民众出几产品到白区，换回食盐或布匹。许多地方(如万泰、杨殷等县)在“加紧赤色戒严”、“防止群众逃跑”的借口之下，阻止或禁绝进出口，这无疑使苏区的盐荒雪上加霜。 ******************************************************************************** 第五次反“围剿”有关的材料：材料一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固守一隅，束手待毙。” ——《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人（1934年）材料二粟裕在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国民党军的）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便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李志民回忆录》（1993年）材料三长期的战争使扩大红军指标难以如期完成。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口人，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大红军），这当然不现实。” ——《李志民回忆录》（1993年）材料四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 ——《红色中华》第146期（1934年） ******************************************************************************** 起初，打土豪缴获物资是解决物资短缺问题的方式之一。如湘赣省苏规定，“省军委必须负责在上饶、横峰、弋阳、德兴积极的去布置向有盐与有布匹的地方坚决行动，以解决目前的食盐与布匹问题。”1933年7月，由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19师组成的东方军，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外线出击入闽作战，月余时间共筹款约30万元、食盐24万斤、煤油600余桶，以及大量武器、粮食、布匹、药材等物资。当然，这些方法只能暂时解决苏区物资的短缺，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苏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强赤白贸易加强贸易流通是打破经济封锁的关键。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要，苏维埃政府努扩大与白区贸易的渠道。1930年秋，闽西就设了国家保卫局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工农通汛社的主要任务是“传送党的机密信件，护送领导下部出入苏区，采办军需物资并保护这些物资输入根据地”。其采购的主要物资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运输物资则主要依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就来，沦雨天黑夜⋯ ⋯ 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来叫挑担”。为发展苏区对外贸易，“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1933年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作重心在于“调剂粮食，指导合作礼运动和发展对外贸易”_3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领导下的对外贸易总局，其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项，设法打破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生产品与境外的商品，得有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L 业生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 中央设外贸总局，省、县或重要市镇相继设立分局，重要口岸设立采办处，逐步形成了苏区的对外贸易管理网络。其中，两个最大的贸易分局是江口贸易分局和新泉贸易分局。江口分局高峰时一天“购进四千多斤食盐，出售了一万多斤稻谷”，“每圩都有赣州商人的成百条货船，载着一船一船的盐和布到江口圩来”。 1933年夏，江口分局和赣州市大商户“广裕兴”互派代表，开展贸易，广裕兴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江口分局在广裕兴设立秘密采购站组织货源，“苏区急需的物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通过这里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在设立各级贸易局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创办各类合作社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调剂粮食与一切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到1934年2月，苏区各类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社员295993人，另外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合作社大量地输出苏区农产品，输入急需的工业品，并通过广泛吸收群众资金解决贸易所需资金问题，源源不断地输入食盐和军用品。为了鼓励赤白贸易的开展，苏区对商人采取许多措施加以保护，并对紧缺的工业品实行低关税政策。中共闽西特委鉴于剪刀差问题严重，通过专门的商人条例，规定：“第一，商人遵守政府决议和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政府给予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第二，允许商人自由贸易，政府不会限制其价格；第三，商家来往账目，政府不予取消；第四，各地船只、货物来往，除非违反苏维埃禁令物品者，否则其输入与输出，政府一律予以保护；第五，所有武装团体不得借口逮捕犯人，骚扰商店；第六，除非经县政府审判商人有罪，并获得闽西政府批准，否则，不得没收其商店；第七，商人不得私藏枪械⋯⋯”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仍然坚持保护守法商人，扩大赤白贸易的政策，规定：“凡遵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以及中共的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赚取了较好的利润。因此，他们也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开辟各类通商途径，把大批的食盐、布匹、药材运到苏区。临时中央政府还以税收作为杠杆，沟通赤白贸易。征税的原则则以苏区群众需要为标准。“不要的抽重些，要紧的抽轻些，一定要的就免税，比如盐、洋油、洋火、棉布、米谷、石灰、铁等等都是苏区目前极要紧的，所以进口税都免抽。其他洋布、洋袜等则不是十分需要的，所以抽些税。另一方面出口的东西，我们有多的抽轻些，不够的抽重些，必要的禁止出口，比如黄豆等是我们有多的要他出口，所以抽轻些，石灰、铁器却是我们不够用的，所以抽重些。”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的油盐公卖政策，中共中央局白区工作委员会要求在边区组织武装贩盐队参与贩盐，党组织和游击队要帮助白区来贩盐的小商贩。“在这里加紧领导这个反对食盐公卖的斗争，是我们苏区各县委及白区工作部第一等紧急的任务”，“边区与白区党必须去帮助继续在拼命贩盐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反抗国民党团匪的屠杀与拦抢，赣县、南雄、寻乌、安远、永定、上杭、宁化、黎川、南城、宜黄、公略等重要边区的党，应该派积极勇敢的同志到贩盐的群众中去参加贩盐。他的任务，去组织盐贩，组织贩盐的武装队伍。” 为了运盐到苏区，苏区群众想出了很多办法，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并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严密的封锁线将盐输送到苏区。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上面装粪底下装食盐；有的打通竹子里面的关节将盐装在里面；有的把食盐化成水浸泡衣服，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再晾成盐；有的还利用出殡的棺木运盐。 (二)开展自救生产在努力发展经济，沟通对外贸易的同时，苏区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针对食盐短缺，大力推广土法熬盐。针对药材不足，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自制器材，用土方法为伤员治疗。在红军第一后方医院，“装药的瓶子是用竹筒子代替，镊子是自己用铜打的，探针都是自己用铜打的，也有打土豪搞来的银子打的，甚至有用竹片子、竹竿子做的。提药的木盆子也是自己做的，长方形，里面放上装药的竹筒子。消毒的盘子有自己用铁皮做的，也有缴到敌人的。外科用的锯子是用锯木头的锯条加上竹弓做的。病床是用庙里的门板铺的。” 土法熬盐运动则是在国民经济部负责领导下进行的，其方法是利用旧墙土、厕所或坟墓等地方的泥土熬硝盐。1934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封锁的加强，从白区购买食盐变得越来越困难，土法熬盐更加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击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有力工具，是保证红军的供给与改善工农生活的强大武器”，“是各地苏维埃当前的一个战斗任务!”，吴亮平要求“每一个合作社至少建立一个熬盐厂”，“合作社每月至少帮助5万斤盐给红军”，“宣传鼓动群众，打破不愿动土的迷信等 ”。 1934年8月底，苏区江西省7个县，总共建成熬盐厂580个，其中合作社的224个，机关团体44个，群众私人的314个。胜利、洛口和博生等县部分地区(如兴国的部分地区，博生的青塘区和七里村，胜利的古龙岗和洛口的黄坡等区)据称基本能达到“食盐自给”，甚至“还能出售一部分”。赣南军区一个12人的熬盐厂，第一天熬盐9斤13两，第二天熬盐11斤多，第三天熬盐l0斤多，平均每天熬盐约1O斤。而瑞金县全县在1934年7月，共计“发展了二十八个(私人的不在内)熬盐厂，统计每天能够熬盐二百廿多斤”。到1934年9月份，苏区江西省平均每天能熬盐约1900斤。土法熬制硝盐的方法是将土打碎浸泡数天过滤后，放在锅里熬干水，剩下的即是硝盐，然后将盐和硝分离开来。但是，盐和硝分离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使是当时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设施最完备的硝盐厂，最终也未能实现盐与硝的分解。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盐，不仅味苦而且有毒性，长期食用对身体很不利，以至于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四、余论尽管为了解决物质短缺问题，苏维埃政府实施了很多办法，发展工业，加强对外贸易，寻找替代品开展自救，但是，苏区物质缺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在1934年以后更加严重。严密的封锁还使苏区粮食、夏布、火油等物资得不到补充，严重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红军作战。毫无疑问，国民党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的强化和改进，使得一直存在的敌强我弱态势进一步扩展和强化，加剧了苏区应对的困境，形成了对苏区的强大压力。从形式上看，国共双方这时都在实行全社会的总动员，各以其所掌控的全社会资源相对抗，但比较而言，中共和苏区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资源占有上说，与国民党都不是处在相同相等的位置，更何况在国民党压缩着苏区资源的同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苏区的劣势进一步凸显。正是多种因素的作用，使红军终未能打破“围剿”。长征一方面是要避开国民党毁灭性的军事打击需要，同时也是从资源几近枯竭的中央苏区向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的被迫之举。 ****************************************************************************** 终于实际一点了，它敢打地主，它可能打商人吗？占了盐池，发了点小财。日本封锁以后，海盐没有了， “川盐济楚”，整个生意唯一的风险就是船上航运的时候，“米袋子掉水里还能捞起来晾干当陈米卖，盐袋子掉水里捞起来只能当陈麻袋卖”。这个风潮里最赚钱的是自贡盐场。; 37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三)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海军 —— 美国人的研究: 热度 3 gordon 2013-3-31 08:51; 韦恩·休斯的一本讲舰队战术的书《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特征，这一特征和甲午战争开始时的特征十分类似。与一次大战时的情景不同，当时的技术优势已被纳于舰队战术之中。然而，二次大战开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战术的运用却未能掌握其巨大的潜力。以飞机为例，其可快速通过洋面并对水面舰艇进行扫荡的技术显然并未成熟，此点激发保守者的热情，造成彼等仍坚持着舰队优势的固有观念。很大程度而言，除了飞机与激烈的空中缠斗外，二次大战的舰队战术仍系先前战术的再次重复而已。此种情形存在各国海军之中。二次大战结束时，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战术的剧变，战术问题必须得到适当解决。　　下文中将说明海基空权的发展对美国海军战术演进形成的局限性。最近一份研究，曾对日本在战时的相关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评估。与此主题相关的专书则系伊凡斯(David Evans)与皮亚提(Mark Peattie)合著的《1887-1941年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与科技》(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一书。这本书对日本海军在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限制下，如何与美国海军竞争做了详尽的描述（这项条约规定日本与美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总排水量比为3：5）。日本海军的解决之道，系在主力舰、海航飞机与潜舰等领域寻求「质的优势」，用以削弱美国海军在巡洋舰与驱逐舰上拥有的「量的优势」。此时，日本海军发展出一套复杂但连贯的战术作为，可在西太平洋与美军进行决定性战斗前，削弱美军主战兵力之战力。尤其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对武士道精神深信不疑，并将此精神贯注于军舰与飞机的服勤官兵身上。注：非常棒的一本书，(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没有中文本，但很幸运，在Google 里可以找到。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M-5feKonuNkCpg=PA317hl=zh-CNsource=gbs_selected_pagescad=3#v=onepageqf=false 日本海军形成于海军技术高速变化，战术思想纷呈的历史时期。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的趋势在19世纪后半期大势所趋。火炮与装甲之间展开的跳跃式竞争，导致船体结构、装甲分配和火炮配置出现五花八门的变化。此外，冲角、重型线膛炮、鱼雷和轻型速射炮多能工一系列攻击性武器接连问世，导致人们对于何种武器将主导战斗，无法形成清晰认识。 1866年，奥地利和意大利海军在亚德里亚海进行利萨海战（Lissa），唯一的主力战舰损失源于冲角。结果导致在随后的30年里，海军工程师为所有主力舰配置冲角。但是，由于利萨海战后，世界未在出现主力舰队决战，因此无法判断冲角是否构成海战的决定因素，或者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利萨海战仅仅只是海军技术中的一次变异。战舰设计成为与谋求决定性武器的需求共同成为困扰海军专业共同体，乃至负责为早间计划拨款的政府和国会的难题。所带来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投入巨资，组建一支由主力舰构成的作战舰队，或者，正如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说，鱼雷的破坏力以及精度不足的海军火炮，意味着组建总体由搭载鱼雷的快速舰艇组成的小型舰队，更符合低成本和高效的原则。由此，最终造成了何为最有效阵型的待决问题。其根源在于武器和舰型造成的最初问题。海军理论专家指出，尽管根据风帆时代末期的经验，纵队是最佳的战术布置，但在利萨海战中取胜的奥地利采用了经过修正的并列战术，及楔形阵，为发挥冲角的极限租用，创造条件。此外，部分楔形阵的鼓吹者警告，追随先导舰，依纵队航行的舰艇，将不仅遭到冲角，也包括鱼雷的威胁。因此，对这种阵型实施的正面攻击，将对之造成毁灭打击。纵队优越性的支持者则认为，其优势在于，置司令于先导舰，简化阵型，且有利于向舷侧集中火力。其它问题在于，速度提高和速射炮逐步登场，导致迅速且精确的部署成为战斗关键。在实战来临前，应如何计划蒸汽时代的布阵？ 19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西方指挥官开始在争论中逐步倾向纵队阵型。在英国，曾经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约翰•费希尔上将（Adm. John Fishier）智囊的雷金纳德•H•S•培根上校（Capt. Reginald H.S. Bacon）宣称，业已通过一系列沙盘推演，证明高行速与横艏战术（line ahead）结合带来的优越性。雷金纳德称，自己在上述演习中，运用纵队阵型，从未遭遇败绩。后来，德国海军上将阿尔佛雷德•冯•蒂尔皮茨在其研究报告中坚称，德国海军根据在基尔湾（Kiel Bay）进行的多次战术对抗演习，于1894年得出相同结论。日本海军于早前建立的相同战术阵型，显示了源于这一原则的潮流在这一时期盛行于世界各国海军的状况。日本海军战术起源，1887－1894 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海军对舰队战术着意不多。海军最先进的战舰扶桑、金刚和比睿经常编队巡逻日本沿岸。这类工作偶尔引发了针对派生的各种战术困难——比如保持战斗序列、在夜间进出港口的讨论。此外，皇家海军上尉威兰（Lieutenant Willan RN）业已就舰队对抗演习，为海军学院提供了一些初级讲座。但由于当时的日本海军只拥有少量主要功能旨在单独执行警戒任务和训练工作的舰艇。因此，对于日本海军界而言，舰队对抗演习，是一个对遥远的皇家海军舰队分队而言，更为合适的话题。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系列发展推动了舰艇战术在海军中的演进。动力首先来自舰艇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日本海军最初添置战舰的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到1882年，海军已经拥有重组的一线舰艇，并组建第一舰队。此后不久，又制定了旨在规范舰队组织和指挥的基础条例。1889年，在这一指令被海军《舰队条例》（Kantai Jōrei）取代的同时，海军组建常备舰队（Jobi Kantai）。相对于预备役单位，常备舰队构成海军的一线舰队。1893年，日本海军组建西海舰队，成为一线舰队中的第二支作战部队。次年，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在中日战争前夜，合并成为由10艘一线战舰组成的联合舰队。日本海军的编制和数量膨胀，导致其迫切需要解决各舰战斗中协同机动的难题。最终走向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加剧了解决各种问题的迫切性。对冲突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激发了钻研舰队行动战术实践的兴趣。19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海军开始通过各种资料，增进对当代战术理论的认识，并着手建立其分类。 1887年，标志上述工作正式启动，以及日本海军理论的建立。这一年的一月份，一位任职于联合参谋本部海军分布的年轻参谋，岛村速雄大尉，出版了《一般海军战术》（Kaigun Senjutsu Ippan）该书实际上是一本从英美优秀论文中搜集的当代战术观点汇编，其中包括岛村本人的评论。由于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其他作品，就同一主题，进行如此详细的综合论述，岛村的作品在海军内部迅速引起正面反响，并激发了人们对海军战术的兴趣。岛村速雄总体认为，海军应为发展有效、健全的战术理论，进行舰队演习。他建议，训练的最佳途径在于建立由常备舰队司令、各舰舰长、副指挥；火炮、鱼雷和参谋官员组成的研究委员会。海军迅速采纳了岛村的建议，成立包括总参谋部海军分部，海军部和海军参谋学校官员的“战术调查委员会”。以清水港，一处位于东京西南的舰队锚地，作为实验和研究中心。具体位于静港县（Shizuoka）和伊豆半岛之间的峻河港两侧。参与者于1887年6月，在位于海港北部，小镇兴津的清见寺（Seiken Temple）召开会议。此时，日本舰队的主体仍为帆船。船只协同机动的障碍主要在于各舰操纵索具的方法歧义。会议初期议题因而集中于甲板战备，以建立统一标准。解决这一问题之后，火灾、漏水、鱼雷艇防御和俘虏敌船等问题，逐一得到讨论。并于刚那下锚的战舰上进行实战演习。此后，议题转向单舰格斗、鱼雷艇信号预警以及各种攻击性机动。第一阶段的各次训练反映了利萨海战以来二十年间，世界海军战术的迷惘状态。基于冲角属于线膛炮以下次级武器的假设，海军以多种阵型实施机动，以求发挥冲角的极限优势，并造成多次因冲角导致的碰撞，以至为了防止舰艇发生实际损害，需要以竹制护木进行保护。每当就特定战术手段，或其演变方式达成暂时性共识，会议的参与者即迅速以清水港内现有舰艇进行试验。会议的参与者因此逐步建立了日本海军最初的战术指导。就这一角度而言，清见寺会议和清水港演习共同铸就了日本海军战术的摇篮。由于清水港水域过窄，不便舰队演习，相关训练继而于1887－1888 在海上展开。岛村速雄大尉登舰出任裁判。常备舰队的七艘军舰在执行九州到琉球的巡逻任务时，就战术编队、信号和机动项目进行各种试验，而后返航四国。1888年，参谋本部海军分部根据上述训练的经验，在对岛村开创性论文的几处不足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发布海军未来战术手册。四年后，该文件经再次修改，成为为海军在中日战争中的行动提供基本战术指导的《海军战斗教官草案》（Kaigun sentō Kyokan sōan＝Draft directives for naval engagement），并在此后成为著名的海军文件《海军要务令》（Kaisen yōmurei=Battle instruction）的模版。 1887年标志着另一部对海军战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文献面世。这一年，英国皇家海军上校约翰•英格尔斯（Capt John Ingels）任教新建的海军参谋学院。此后六年内，其成为这座学院最具影响力的教员兼海军事务顾问。在英格尔斯为学院开设的战术讲座触及蒸汽时代海军战斗中，如何确定有效进攻队形的热门话题。其断言，就战术的灵活与简便而言，他倾向备受争议的单纵阵（tanjūjin），凭借其丰富的见识、逻辑和清晰的表达，对各种假定存在于纵队中的风险，特别是由鱼雷和冲角攻击造成的威胁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对每一种威胁如何借助高速、猛烈的火力和精湛的射速三种关键因素加以克服。此外，在一个只有旗帜、旗语和灯火构成通讯系统的时代里，纵队阵型的简单特点，尤其是在旗舰领航的情况下，将进一步简化信号传递，并提高灵活性。英格尔斯的战术理念成为此后海军训练中的试验和争论主题，更为重要的使，其就速度、火力及炮术提出的格言，成为以后数十年里，日本海军的战术原则。随着吉野号和三景舰等速度更快，火力更为强大的蒸汽战舰于中日战争前编入海军，舰队机动的重要性更为明显。但是，确定最有效的战斗队形这一问题，至临战前夜，仍无定论。随着与中国开战已成定局，伊东佑亨海军大将受命率领新建立的联合舰队所属十舰，移镇本土远西，紧邻敌水域的佐世保基地。对抗开始后的最后数月内，伊东佑亨每日由佐世保出海，提高海军的战术训练水平。行动引起海军界注意，尤其是许多舰长和舰员欠缺信号训练——支配复杂机动的关键技术的情况，舰队回港停泊后，改而集中各舰所属汽艇，实施模拟机动，以确定最佳战斗队形。在围绕这些机动展开的讨论和争辩中，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以及业已成为其参谋和伊东佑亨大将亲信顾问的岛村速雄大尉共同敦促日本海军采用纵队作为标准进攻编队。最终，联合舰队被分为两队，进行战术对抗。多次演习证明了英格尔斯的观点，纵队在灵活性、简便性和信号传递方面，无比优越。这一战术于战争爆发时，业已确定。舰队将由司令领航，以纵队开战。中日开战前数年，日本海军同时开始试用鱼雷作为进攻武器。尽管海军曾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采购鱼雷艇，但并未认真考虑如何投入作战。原因部分在于鱼雷艇适航性不足，浅吃水导致其无法适应公海。其他原因在于，鱼雷薄弱的推进系统仍处于形成阶段。其缓速导致行进中的战舰可实施相对简单的规避。此外，鱼雷的基本特征导致其无法像火炮一样迅速根据射距和射角进行调整。因此，海军仅考虑在敌舰下锚时，实施鱼雷攻击。另外，由于海军所使用的鱼雷射程未超过400－600米，导致任何白昼攻击均无异于自杀。由此肇开鱼雷成为日本海军夜间水面战斗武器的先河，直至鱼雷的战斗性能及其运载舰艇的能力突飞猛进后的数十年间，日本海军仍继续执行上述战略。注：中国人非常英勇，鱼雷艇白天都能出动，呵呵。这也解释了鱼雷为什么没有打中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第一，白天就不应该出来，第二，那就打不中。我们一直以来的解释是“日本人很赖皮” 日本海军于1884年取得首批鱼雷，一种斯瓦茨科普夫造14英寸白头鱼雷的德国改进型，1884年后又称84型鱼雷。射程在时速22海里时，为400米，战斗装药21公斤。海军随后购入一种称为88型的斯瓦茨科普夫鱼雷改进型，时速略微提高到24海里。战斗装药翻倍。射程无法确定，一份 1894年的鱼雷训练手册指示在600米射距发射“新型”鱼雷。战争中用于攻击中国战舰的鱼雷多属于上述两种型号，但在1893年，曾为吉野号巡洋舰购买射程更远的。1897年，海军开始参考白头鱼雷的设计，在东京军工基地自制鱼雷。中日战前的日本海军 1894－1895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两次瞩目凯旋，导致众多历史学家忽略战前日本海军高层普遍存在的谨慎和忧虑。回顾历史，海军对中日战争结果的预测，远无陆军所具有的信心。海军战略加兼历史学家佐藤铁太郎大将（Adm Satō Tetsutarō）几年后写道，中日开战前夜，并无多少海军高层指挥官有信心对抗中国海军。这种情绪起因于日本和外国海军观察员对中国海军的观察。后者对日本海军具有某些明显优势。参考文献：《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Kaigun: Strategy, Ta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陈悦的《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引用了相当多的当事人的叙述。既然有本次海战中方最高战役指挥员（丁汝昌）自述的直接答案存在，那么对阵型研究的首要工作就不应当去搜罗并非一手史料的文章、以及与战事无关者的回忆资料，用这些材料进行闭门式推演，而是应当首先对丁汝昌所述的阵型予以高度重视，严谨分析。; 516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的老式架退炮和速射炮: 热度 4 gordon 2012-8-14 18:39; 　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　　比睿、金刚（初代）（Hiei、Kongo）　　二等船旁列炮铁甲舰，二舰同为“金刚”级，属于早期的二等铁甲舰。铁胁木壳，外装装甲。“比睿”由英国赫文（Milford Haven）船厂建造，1875年9月24日开工，1877年6月12日下水，1878年3月建成，同级舰“金刚”由英国Earles船厂于1875年9 月开工，1877年4月下水，1878年1月建成。　　1874年的琉球事件中由于海军实力不如当时的中国，而下决心向英国定造了该二艘铁甲舰。二舰属于旧式船旁列炮铁甲舰，都参加了甲午战争。战争后这两艘军舰被进行了改装，取消风帆索具，作为三等海防舰。日俄战争中用作旅顺港警卫，战后充作测量舰，后分别于1909年7月20日、1911年4月1日除籍。 19世纪80年代，在横须贺拍摄到的“比睿”舰　　1894年10月，驻泊在大同江口的“金刚”舰。　　“金刚”舰左舷的3门150mm克虏伯炮　　防护巡洋舰　　松岛、严岛、桥立（Matsushima、Itsukushima、Hashidate）　　穹甲巡洋舰同级舰共三艘。由法国工程师白劳易（Louis-Emile Bertin）设计，其中“松岛”、“严岛”在法国地中海船厂（Forges et Chantiers La Seyne）建造。“松岛”建造于1888年2月17日，1890年1月22日下水，1891年3月建成。“严岛”于1888年1月7日开工，1889年 7月11日下水，1891年8月建成。在法国建造“松岛”、“严岛”的同时，1888年8月6日采用同设计的另外一艘军舰“桥立”在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Yokosuka Navy Yard）建造，1891年3月24日下水，1894年6月完工。　　“松岛”级三艘军舰是日本政府慑于北洋水师“定远”、“镇远”二舰威力，为应付二舰的铁甲巨炮而造，因为三艘军舰分别用日本的三个著名景点的名称命名，被称为“三景舰”。　　松岛”级3舰是日本为了抗衡北洋水师的定镇铁甲舰而造，因为舰名采用的是日本三个著名景点的名字，又称三景舰。3舰均参加了黄海大战，海战中原本为对付“定远”级军舰而设计的320mm口径巨炮故障频发，未发挥作用，而舰上装备的大量120mm速射炮却带给中国舰队巨大损伤。此后，3舰还参加了日本海大海战。“严岛”、“桥立”2舰分别于1922、1927年退役，“松岛”舰后改充练习舰，于1908年4月30日在台湾澎湖岛附近马公岛停泊时，火药库突然爆炸而沉没，至今该岛还留有“松岛”舰纪念碑。松岛　“松岛”舷侧速射炮照片江南制造局120mm速射炮如今，百年的烟云早已逝去，无论是当时的战胜者还是失败者，都只能在尘封的战史和影像中找到其踪迹。; 1678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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