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三)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海军 —— 美国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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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休斯 的一本讲舰队战术的书《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特征，这一特征和甲午战争开始时的特征十分类似。
与一次大战时的情景不同，当时的技术优势已被纳于舰队战术之中。然而，二次大战开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战术的运用却未能掌握其巨大的潜力。以飞机为例， 其可快速通过洋面并对水面舰艇进行扫荡的技术显然并未成熟，此点激发保守者的热情，造成彼等仍坚持着舰队优势的固有观念。很大程度而言，除了飞机与激烈的 空中缠斗外，二次大战的舰队战术仍系先前战术的再次重复而已。此种情形存在各国海军之中。
二次大战结束时，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战术的剧变，战术问题必须得到适当解决。 下文中将说明海基空权的发展对美国海军战术演进形成的局限性。最近一份研究，曾对日本在战时的相关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评估。与此主题相关的专书则系伊凡 斯(David Evans)与皮亚提(Mark Peattie)合著的《1887-1941年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与科技》(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一书。这本书对日本海军在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限制下，如何与美国海军竞争做了详尽的描述（这项条约规定日本与美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总排水量比为3：5）。日本海军的解决之道，系在主力 舰、海航飞机与潜舰等领域寻求「质的优势」，用以削弱美国海军在巡洋舰与驱逐舰上拥有的「量的优势」。此时，日本海军发展出一套复杂但连贯的战术作为，可 在西太平洋与美军进行决定性战斗前，削弱美军主战兵力之战力。尤其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对武士道精神深信不疑，并将此精神贯注于军舰与飞机的服勤官兵身上。
注：非常棒的一本书，(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没有中文本，但很幸运，在Google 里可以找到。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M-5feKonuNkC&pg=PA317&hl=zh-CN&source=gbs_selected_pages&cad=3#v=onepage&q&f=false
日本海军形成于海军技术高速变化，战术思想纷呈的历史时期。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的趋势在19世纪后半期大势所趋。火炮与装甲之间展开的跳跃式竞争，导致船体结构、装甲分配和火炮配置出现五花八门的变化。此外，冲角、重型线膛炮、鱼雷和轻型速射炮多能工一系列攻击性武器接连问世，导致人们对于 何种武器将主导战斗，无法形成清晰认识。1866年，奥地利和意大利海军在亚德里亚海进行利萨海战（Lissa），唯一的主力战舰损失源于冲角。结果导致 在随后的30年里，海军工程师为所有主力舰配置冲角。但是，由于利萨海战后，世界未在出现主力舰队决战，因此无法判断冲角是否构成海战的决定因素，或者正 如后来表明的那样，利萨海战仅仅只是海军技术中的一次变异。
战舰设计成为与谋求决定性武器的需求共同成为困扰海军专业共同体，乃至负责为早间计划拨款的政府和国会的难题。所带来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投入巨资，组建一支由主力舰构成的作战舰队，或者，正如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说，鱼雷的破坏力以及精度不足的海军火炮，意味着组建总体由搭载鱼雷的快速舰艇组成的小型舰队，更符合低成本和高效的原则。
由此，最终造成了何为最有效阵型的待决问题。其根源在于武器和舰型造成的最初问题。海军理论专家指出，尽管根据风帆时代末期的经验，纵队是最佳的战术布置，但在利萨海战中取胜的奥地利采用了经过修正的并列战术，及楔形阵，为发挥冲角的极限租用，创造条件。此外，部分楔形阵的鼓吹者警告，追随先导舰，依纵队航行的舰艇，将不仅遭到冲角，也包括鱼雷的威胁。因此，对这种阵型实施的正面攻击，将对之造成毁灭打击。纵队优越性的支持者则认为，其优势在于，置司令于先导舰，简化阵型，且有利于向舷侧集中火力。其它问题在于，速度提高和速射炮逐步登场，导致迅速且精确的部署成为战斗关键。在实战来临前，应如何计划蒸汽时代的布阵？
19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西方指挥官开始在争论中逐步倾向纵队阵型。在英国，曾经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约翰•费希尔上将（Adm. John Fishier）智囊的雷金纳德•H•S•培根上校（Capt. Reginald H.S. Bacon）宣称，业已通过一系列沙盘推演，证明高行速与横艏战术（line ahead）结合带来的优越性。雷金纳德称，自己在上述演习中，运用纵队阵型，从未遭遇败绩。后来，德国海军上将阿尔佛雷德•冯•蒂尔皮茨在其研究报告中坚称，德国海军根据在基尔湾（Kiel Bay）进行的多次战术对抗演习，于1894年得出相同结论。日本海军于早前建立的相同战术阵型，显示了源于这一原则的潮流在这一时期盛行于世界 各国海军的状况。
日本海军战术起源，1887－1894
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海军对舰队战术着意不多。海军最先进的战舰扶桑、金刚和比睿经常编队巡逻日本沿岸。这类工作偶尔引发了针对派生的各种战术困难——比如保持战斗序列、在夜间进出港口的讨论。此外，皇家海军上尉威兰（Lieutenant Willan RN）业已就舰队对抗演习，为海军学院提供了一些初级讲座。但由于当时的日本海军只拥有少量主要功能旨在单独执行警戒任务和训练工作的舰艇。因此，对于日本海军界而言，舰队对抗演习，是一个对遥远的皇家海军舰队分队而言，更为合适的话题。
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系列发展推动了舰艇战术在海军中的演进。动力首先来自舰艇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日本海军最初添置战舰的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到1882年，海军已经拥有重组的一线舰艇，并组建第一舰队。此后不久，又制定了旨在规范舰队组织和指挥的基础条例。1889年，在这一指令被海军《舰队条例》（Kantai Jōrei）取代的同时，海军组建常备舰队（Jobi Kantai）。相对于预备役单位，常备舰队构成海军的一线舰队。1893年，日本海军组建西海舰队，成为一线舰队中的第二支作战部队。次年，常备舰队和 西海舰队在中日战争前夜，合并成为由10艘一线战舰组成的联合舰队。
日本海军的编制和数量膨胀，导致其迫切需要解决各舰战斗中协同机动的难题。最终走向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加剧了解决各种问题的迫切性。对冲突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激发了钻研舰队行动战术实践的兴趣。19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海军开始通过各种资料，增进对当代战术理论的认识，并着手建立其分类。
1887年，标志上述工作正式启动，以及日本海军理论的建立。这一年的一月份，一位任职于联合参谋本部海军分布的年轻参谋，岛村速雄大尉，出版了《一般海军战术》（Kaigun Senjutsu Ippan）该书实际上是一本从英美优秀论文中搜集的当代战术观点汇编，其中包括岛村本人的评论。由于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其他作品，就同一主题，进行如此详 细的综合论述，岛村的作品在海军内部迅速引起正面反响，并激发了人们对海军战术的兴趣。
岛村速雄总体认为，海军应为发展有效、健全的战术理论，进行舰队演习。他建议，训练的最佳途径在于建立由常备舰队司令、各舰舰长、副指挥；火 炮、鱼雷和参谋官员组成的研究委员会。海军迅速采纳了岛村的建议，成立包括总参谋部海军分部，海军部和海军参谋学校官员的“战术调查委员会”。以清水港， 一处位于东京西南的舰队锚地，作为实验和研究中心。具体位于静港县（Shizuoka）和伊豆半岛之间的峻河港两侧。参与者于1887年6月，在位于海港 北部，小镇兴津的清见寺（Seiken Temple）召开会议。
此时，日本舰队的主体仍为帆船。船只协同机动的障碍主要在于各舰操纵索具的方法歧义。会议初期议题因而集中于甲板战备，以建立统一标准。解决 这一问题之后，火灾、漏水、鱼雷艇防御和俘虏敌船等问题，逐一得到讨论。并于刚那下锚的战舰上进行实战演习。此后，议题转向单舰格斗、鱼雷艇信号预警以及 各种攻击性机动。
第一阶段的各次训练反映了利萨海战以来二十年间，世界海军战术的迷惘状态。基于冲角属于线膛炮以下次级武器的假设，海军以多种阵型实施机动， 以求发挥冲角的极限优势，并造成多次因冲角导致的碰撞，以至为了防止舰艇发生实际损害，需要以竹制护木进行保护。每当就特定战术手段，或其演变方式达成暂 时性共识，会议的参与者即迅速以清水港内现有舰艇进行试验。会议的参与者因此逐步建立了日本海军最初的战术指导。就这一角度而言，清见寺会议和清水港演习 共同铸就了日本海军战术的摇篮。
由于清水港水域过窄，不便舰队演习，相关训练继而于1887－1888 在海上展开。岛村速雄大尉登舰出任裁判。常备舰队的七艘军舰 在执行九州到琉球的巡逻任务时，就战术编队、信号和机动项目进行各种试验，而后返航四国。1888年，参谋本部海军分部根据上述训练的经验，在对岛村开创 性论文的几处不足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发布海军未来战术手册。四年后，该文件经再次修改，成为为海军在中日战争中的行动提供基本战术指导的《海军战斗教官草 案》（Kaigun sentō Kyokan sōan＝Draft directives for naval engagement），并在此后成为著名的海军文件《海军要务令》（Kaisen yōmurei=Battle instruction）的模版。
1887年标志着另一部对海军战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文献面世。这一年，英国皇家海军上校约翰•英格尔斯（Capt John Ingels）任教新建的海军参谋学院。此后六年内，其成为这座学院最具影响力的教员兼海军事务顾问。在英格尔斯为学院开设的战术讲座触及蒸汽时代海军战 斗中，如何确定有效进攻队形的热门话题。其断言，就战术的灵活与简便而言，他倾向备受争议的单纵阵（tanjūjin），凭借其丰富的见识、逻辑和清晰的 表达，对各种假定存在于纵队中的风险，特别是由鱼雷和冲角攻击造成的威胁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对每一种威胁如何借助高速、猛烈的火力和精湛的射速三种关键 因素加以克服。 此外，在一个只有旗帜、旗语和灯火构成通讯系统的时代里，纵队阵型的简单特点，尤其是在旗舰领航的情况下，将进一步简化信号传 递，并提高灵活性。英格尔斯的战术理念成为此后海军训练中的试验和争论主题，更为重要的使，其就速度、火力及炮术提出的格言，成为以后数十年里，日本海军 的战术原则。
随着吉野号和三景舰等速度更快，火力更为强大的蒸汽战舰于中日战争前编入海军，舰队机动的重要性更为明显。但是，确定最有效的战斗队形这一问 题，至临战前夜，仍无定论。随着与中国开战已成定局，伊东佑亨海军大将受命率领新建立的联合舰队所属十舰，移镇本土远西，紧邻敌水域的佐世保基地。对抗开 始后的最后数月内，伊东佑亨每日由佐世保出海，提高海军的战术训练水平。行动引起海军界注意，尤其是许多舰长和舰员欠缺信号训练——支配复杂机动的关键技 术的情况，舰队回港停泊后，改而集中各舰所属汽艇，实施模拟机动，以确定最佳战斗队形。在围绕这些机动展开的讨论和争辩中，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以及业已 成为其参谋和伊东佑亨大将亲信顾问的岛村速雄大尉共同敦促日本海军采用纵队作为标准进攻编队。最终，联合舰队被分为两队，进行战术对抗。多次演习证明了英 格尔斯的观点，纵队在灵活性、简便性和信号传递方面，无比优越。这一战术于战争爆发时，业已确定。舰队将由司令领航，以纵队开战。
中日开战前数年，日本海军同时开始试用鱼雷作为进攻武器。尽管海军曾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采购鱼雷艇，但并未认真考虑如何投入作战。原 因部分在于鱼雷艇适航性不足，浅吃水导致其无法适应公海。其他原因在于，鱼雷薄弱的推进系统仍处于形成阶段。其缓速导致行进中的战舰可实施相对简单的规 避。此外，鱼雷的基本特征导致其无法像火炮一样迅速根据射距和射角进行调整。因此，海军仅考虑在敌舰下锚时，实施鱼雷攻击。另外，由于海军所使用的鱼雷射 程未超过400－600米，导致任何白昼攻击均无异于自杀。由此肇开鱼雷成为日本海军夜间水面战斗武器的先河，直至鱼雷的战斗性能及其运载舰 艇的能力突飞猛进后的数十年间，日本海军仍继续执行上述战略。
注：中国人非常英勇，鱼雷艇白天都能出动，呵呵 。这也解释了鱼雷为什么没有打中 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第一，白天就不应该出来，第二，那就打不中。我们一直以来的解释是“日本人很赖皮”
日本海军于1884年取得首批鱼雷，一种斯瓦茨科普夫造14英寸白头鱼雷的德国改进型，1884年后又称84型鱼雷。射程在时速22海里时， 为400米，战斗装药21公斤。海军随后购入一种称为88型的斯瓦茨科普夫鱼雷改进型，时速略微提高到24海里。战斗装药翻倍。射程无法确定，一份 1894年的鱼雷训练手册指示在600米射距发射“新型”鱼雷。战争中用于攻击中国战舰的鱼雷多属于上述两种型号，但在1893年，曾为吉野号 巡洋舰购买射程更远的。1897年，海军开始参考白头鱼雷的设计，在东京军工基地自制鱼雷。
中日战前的日本海军
1894－1895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两次瞩目凯旋，导致众多历史学家忽略战前日本海军高层普遍存在的谨慎和忧虑。回顾历史，海军对中日 战争结果的预测，远无陆军所具有的信心。海军战略加兼历史学家佐藤铁太郎大将（Adm Satō Tetsutarō）几年后写道，中日开战前夜，并无多少海军高层指挥官有信心对抗中国海军。这种情绪起因于日本和外国海军观察员对中国海军的 观察。后者对日本海军具有某些明显优势。
参考文献：
《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
《Kaigun: Strategy, Ta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陈悦的《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引用了相当多的当事人的叙述。
既然有本次海战中方最高战役指挥员（丁汝昌）自述的直接答案存在，那么对阵型研究的首要工作就不应当去搜罗并非一手史料的文章、以及与战事无关者的回忆资料，用这些材料进行闭门式推演，而是应当首先对丁汝昌所述的阵型予以高度重视，严谨分析。
与一次大战时的情景不同，当时的技术优势已被纳于舰队战术之中。然而，二次大战开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战术的运用却未能掌握其巨大的潜力。以飞机为例， 其可快速通过洋面并对水面舰艇进行扫荡的技术显然并未成熟，此点激发保守者的热情，造成彼等仍坚持着舰队优势的固有观念。很大程度而言，除了飞机与激烈的 空中缠斗外，二次大战的舰队战术仍系先前战术的再次重复而已。此种情形存在各国海军之中。
二次大战结束时，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战术的剧变，战术问题必须得到适当解决。 下文中将说明海基空权的发展对美国海军战术演进形成的局限性。最近一份研究，曾对日本在战时的相关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评估。与此主题相关的专书则系伊凡 斯(David Evans)与皮亚提(Mark Peattie)合著的《1887-1941年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与科技》(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一书。这本书对日本海军在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限制下，如何与美国海军竞争做了详尽的描述（这项条约规定日本与美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总排水量比为3：5）。日本海军的解决之道，系在主力 舰、海航飞机与潜舰等领域寻求「质的优势」，用以削弱美国海军在巡洋舰与驱逐舰上拥有的「量的优势」。此时，日本海军发展出一套复杂但连贯的战术作为，可 在西太平洋与美军进行决定性战斗前，削弱美军主战兵力之战力。尤其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对武士道精神深信不疑，并将此精神贯注于军舰与飞机的服勤官兵身上。
注：非常棒的一本书，(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没有中文本，但很幸运，在Google 里可以找到。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M-5feKonuNkC&pg=PA317&hl=zh-CN&source=gbs_selected_pages&cad=3#v=onepage&q&f=false
日本海军形成于海军技术高速变化，战术思想纷呈的历史时期。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的趋势在19世纪后半期大势所趋。火炮与装甲之间展开的跳跃式竞争，导致船体结构、装甲分配和火炮配置出现五花八门的变化。此外，冲角、重型线膛炮、鱼雷和轻型速射炮多能工一系列攻击性武器接连问世，导致人们对于 何种武器将主导战斗，无法形成清晰认识。1866年，奥地利和意大利海军在亚德里亚海进行利萨海战（Lissa），唯一的主力战舰损失源于冲角。结果导致 在随后的30年里，海军工程师为所有主力舰配置冲角。但是，由于利萨海战后，世界未在出现主力舰队决战，因此无法判断冲角是否构成海战的决定因素，或者正 如后来表明的那样，利萨海战仅仅只是海军技术中的一次变异。
战舰设计成为与谋求决定性武器的需求共同成为困扰海军专业共同体，乃至负责为早间计划拨款的政府和国会的难题。所带来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投入巨资，组建一支由主力舰构成的作战舰队，或者，正如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说，鱼雷的破坏力以及精度不足的海军火炮，意味着组建总体由搭载鱼雷的快速舰艇组成的小型舰队，更符合低成本和高效的原则。
由此，最终造成了何为最有效阵型的待决问题。其根源在于武器和舰型造成的最初问题。海军理论专家指出，尽管根据风帆时代末期的经验，纵队是最佳的战术布置，但在利萨海战中取胜的奥地利采用了经过修正的并列战术，及楔形阵，为发挥冲角的极限租用，创造条件。此外，部分楔形阵的鼓吹者警告，追随先导舰，依纵队航行的舰艇，将不仅遭到冲角，也包括鱼雷的威胁。因此，对这种阵型实施的正面攻击，将对之造成毁灭打击。纵队优越性的支持者则认为，其优势在于，置司令于先导舰，简化阵型，且有利于向舷侧集中火力。其它问题在于，速度提高和速射炮逐步登场，导致迅速且精确的部署成为战斗关键。在实战来临前，应如何计划蒸汽时代的布阵？
19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西方指挥官开始在争论中逐步倾向纵队阵型。在英国，曾经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约翰•费希尔上将（Adm. John Fishier）智囊的雷金纳德•H•S•培根上校（Capt. Reginald H.S. Bacon）宣称，业已通过一系列沙盘推演，证明高行速与横艏战术（line ahead）结合带来的优越性。雷金纳德称，自己在上述演习中，运用纵队阵型，从未遭遇败绩。后来，德国海军上将阿尔佛雷德•冯•蒂尔皮茨在其研究报告中坚称，德国海军根据在基尔湾（Kiel Bay）进行的多次战术对抗演习，于1894年得出相同结论。日本海军于早前建立的相同战术阵型，显示了源于这一原则的潮流在这一时期盛行于世界 各国海军的状况。
日本海军战术起源，1887－1894
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海军对舰队战术着意不多。海军最先进的战舰扶桑、金刚和比睿经常编队巡逻日本沿岸。这类工作偶尔引发了针对派生的各种战术困难——比如保持战斗序列、在夜间进出港口的讨论。此外，皇家海军上尉威兰（Lieutenant Willan RN）业已就舰队对抗演习，为海军学院提供了一些初级讲座。但由于当时的日本海军只拥有少量主要功能旨在单独执行警戒任务和训练工作的舰艇。因此，对于日本海军界而言，舰队对抗演习，是一个对遥远的皇家海军舰队分队而言，更为合适的话题。
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系列发展推动了舰艇战术在海军中的演进。动力首先来自舰艇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日本海军最初添置战舰的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到1882年，海军已经拥有重组的一线舰艇，并组建第一舰队。此后不久，又制定了旨在规范舰队组织和指挥的基础条例。1889年，在这一指令被海军《舰队条例》（Kantai Jōrei）取代的同时，海军组建常备舰队（Jobi Kantai）。相对于预备役单位，常备舰队构成海军的一线舰队。1893年，日本海军组建西海舰队，成为一线舰队中的第二支作战部队。次年，常备舰队和 西海舰队在中日战争前夜，合并成为由10艘一线战舰组成的联合舰队。
日本海军的编制和数量膨胀，导致其迫切需要解决各舰战斗中协同机动的难题。最终走向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加剧了解决各种问题的迫切性。对冲突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激发了钻研舰队行动战术实践的兴趣。19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海军开始通过各种资料，增进对当代战术理论的认识，并着手建立其分类。
1887年，标志上述工作正式启动，以及日本海军理论的建立。这一年的一月份，一位任职于联合参谋本部海军分布的年轻参谋，岛村速雄大尉，出版了《一般海军战术》（Kaigun Senjutsu Ippan）该书实际上是一本从英美优秀论文中搜集的当代战术观点汇编，其中包括岛村本人的评论。由于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其他作品，就同一主题，进行如此详 细的综合论述，岛村的作品在海军内部迅速引起正面反响，并激发了人们对海军战术的兴趣。
岛村速雄总体认为，海军应为发展有效、健全的战术理论，进行舰队演习。他建议，训练的最佳途径在于建立由常备舰队司令、各舰舰长、副指挥；火 炮、鱼雷和参谋官员组成的研究委员会。海军迅速采纳了岛村的建议，成立包括总参谋部海军分部，海军部和海军参谋学校官员的“战术调查委员会”。以清水港， 一处位于东京西南的舰队锚地，作为实验和研究中心。具体位于静港县（Shizuoka）和伊豆半岛之间的峻河港两侧。参与者于1887年6月，在位于海港 北部，小镇兴津的清见寺（Seiken Temple）召开会议。
此时，日本舰队的主体仍为帆船。船只协同机动的障碍主要在于各舰操纵索具的方法歧义。会议初期议题因而集中于甲板战备，以建立统一标准。解决 这一问题之后，火灾、漏水、鱼雷艇防御和俘虏敌船等问题，逐一得到讨论。并于刚那下锚的战舰上进行实战演习。此后，议题转向单舰格斗、鱼雷艇信号预警以及 各种攻击性机动。
第一阶段的各次训练反映了利萨海战以来二十年间，世界海军战术的迷惘状态。基于冲角属于线膛炮以下次级武器的假设，海军以多种阵型实施机动， 以求发挥冲角的极限优势，并造成多次因冲角导致的碰撞，以至为了防止舰艇发生实际损害，需要以竹制护木进行保护。每当就特定战术手段，或其演变方式达成暂 时性共识，会议的参与者即迅速以清水港内现有舰艇进行试验。会议的参与者因此逐步建立了日本海军最初的战术指导。就这一角度而言，清见寺会议和清水港演习 共同铸就了日本海军战术的摇篮。
由于清水港水域过窄，不便舰队演习，相关训练继而于1887－1888 在海上展开。岛村速雄大尉登舰出任裁判。常备舰队的七艘军舰 在执行九州到琉球的巡逻任务时，就战术编队、信号和机动项目进行各种试验，而后返航四国。1888年，参谋本部海军分部根据上述训练的经验，在对岛村开创 性论文的几处不足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发布海军未来战术手册。四年后，该文件经再次修改，成为为海军在中日战争中的行动提供基本战术指导的《海军战斗教官草 案》（Kaigun sentō Kyokan sōan＝Draft directives for naval engagement），并在此后成为著名的海军文件《海军要务令》（Kaisen yōmurei=Battle instruction）的模版。
1887年标志着另一部对海军战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文献面世。这一年，英国皇家海军上校约翰•英格尔斯（Capt John Ingels）任教新建的海军参谋学院。此后六年内，其成为这座学院最具影响力的教员兼海军事务顾问。在英格尔斯为学院开设的战术讲座触及蒸汽时代海军战 斗中，如何确定有效进攻队形的热门话题。其断言，就战术的灵活与简便而言，他倾向备受争议的单纵阵（tanjūjin），凭借其丰富的见识、逻辑和清晰的 表达，对各种假定存在于纵队中的风险，特别是由鱼雷和冲角攻击造成的威胁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对每一种威胁如何借助高速、猛烈的火力和精湛的射速三种关键 因素加以克服。 此外，在一个只有旗帜、旗语和灯火构成通讯系统的时代里，纵队阵型的简单特点，尤其是在旗舰领航的情况下，将进一步简化信号传 递，并提高灵活性。英格尔斯的战术理念成为此后海军训练中的试验和争论主题，更为重要的使，其就速度、火力及炮术提出的格言，成为以后数十年里，日本海军 的战术原则。
随着吉野号和三景舰等速度更快，火力更为强大的蒸汽战舰于中日战争前编入海军，舰队机动的重要性更为明显。但是，确定最有效的战斗队形这一问 题，至临战前夜，仍无定论。随着与中国开战已成定局，伊东佑亨海军大将受命率领新建立的联合舰队所属十舰，移镇本土远西，紧邻敌水域的佐世保基地。对抗开 始后的最后数月内，伊东佑亨每日由佐世保出海，提高海军的战术训练水平。行动引起海军界注意，尤其是许多舰长和舰员欠缺信号训练——支配复杂机动的关键技 术的情况，舰队回港停泊后，改而集中各舰所属汽艇，实施模拟机动，以确定最佳战斗队形。在围绕这些机动展开的讨论和争辩中，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以及业已 成为其参谋和伊东佑亨大将亲信顾问的岛村速雄大尉共同敦促日本海军采用纵队作为标准进攻编队。最终，联合舰队被分为两队，进行战术对抗。多次演习证明了英 格尔斯的观点，纵队在灵活性、简便性和信号传递方面，无比优越。这一战术于战争爆发时，业已确定。舰队将由司令领航，以纵队开战。
中日开战前数年，日本海军同时开始试用鱼雷作为进攻武器。尽管海军曾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采购鱼雷艇，但并未认真考虑如何投入作战。原 因部分在于鱼雷艇适航性不足，浅吃水导致其无法适应公海。其他原因在于，鱼雷薄弱的推进系统仍处于形成阶段。其缓速导致行进中的战舰可实施相对简单的规 避。此外，鱼雷的基本特征导致其无法像火炮一样迅速根据射距和射角进行调整。因此，海军仅考虑在敌舰下锚时，实施鱼雷攻击。另外，由于海军所使用的鱼雷射 程未超过400－600米，导致任何白昼攻击均无异于自杀。由此肇开鱼雷成为日本海军夜间水面战斗武器的先河，直至鱼雷的战斗性能及其运载舰 艇的能力突飞猛进后的数十年间，日本海军仍继续执行上述战略。
注：中国人非常英勇，鱼雷艇白天都能出动，呵呵 。这也解释了鱼雷为什么没有打中 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第一，白天就不应该出来，第二，那就打不中。我们一直以来的解释是“日本人很赖皮”
日本海军于1884年取得首批鱼雷，一种斯瓦茨科普夫造14英寸白头鱼雷的德国改进型，1884年后又称84型鱼雷。射程在时速22海里时， 为400米，战斗装药21公斤。海军随后购入一种称为88型的斯瓦茨科普夫鱼雷改进型，时速略微提高到24海里。战斗装药翻倍。射程无法确定，一份 1894年的鱼雷训练手册指示在600米射距发射“新型”鱼雷。战争中用于攻击中国战舰的鱼雷多属于上述两种型号，但在1893年，曾为吉野号 巡洋舰购买射程更远的。1897年，海军开始参考白头鱼雷的设计，在东京军工基地自制鱼雷。
中日战前的日本海军
1894－1895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两次瞩目凯旋，导致众多历史学家忽略战前日本海军高层普遍存在的谨慎和忧虑。回顾历史，海军对中日 战争结果的预测，远无陆军所具有的信心。海军战略加兼历史学家佐藤铁太郎大将（Adm Satō Tetsutarō）几年后写道，中日开战前夜，并无多少海军高层指挥官有信心对抗中国海军。这种情绪起因于日本和外国海军观察员对中国海军的 观察。后者对日本海军具有某些明显优势。
参考文献：
《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
《Kaigun: Strategy, Tatics and Technologyn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陈悦的《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引用了相当多的当事人的叙述。
既然有本次海战中方最高战役指挥员（丁汝昌）自述的直接答案存在，那么对阵型研究的首要工作就不应当去搜罗并非一手史料的文章、以及与战事无关者的回忆资料，用这些材料进行闭门式推演，而是应当首先对丁汝昌所述的阵型予以高度重视，严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