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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萨根和精神导师	酒庄	平沙落雁 2014-1-15	26 190	lynn 2014-10-31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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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卡尔马克思《中国记事》: gordon 2017-5-28 16:12; 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注：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注：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上］。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马上就由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36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卡尔·皮尔逊的童年趣事: gordon 2016-4-13 04:03; 卡尔·皮尔逊能够忆起的童年时代的第一件事情是：某个成年人告诉他最好不要吮吸自己的大拇指，否则大拇指可能会萎缩。小卡尔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把自己的两只大拇指放在一起，经过仔细地观察，发现被吮吸过的大拇指并不比另一个没有被吮吸过的大拇指短。他认为这个证据并不支持这个成年人的主张。皮尔逊渐渐地长大，并成为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现在，科学家们可以使用统计方法去判断观察实验结果的显著性。注：你懂的，呵呵 *************************************************************************************** 这个典故摘自《发现与发明的里程碑·数学：描绘自然与社会的有力模式》; 2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波普尔对卡尔纳普的批评: gordon 2015-12-20 04:58; 1935年，波普尔《研究的逻辑》一书出版，该书树立了他作为重要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的国际声望。在该书中，他与“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者们（如卡尔纳普）展开了论战。那些实证主义者们把一种严格的经验分析方法用作为各种语句是否“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尺度。按此，“有意义”的普通语句总是从“基本语句”中归纳出来，而这些“基本语句”又是基于具体的经验内容。与此相反，波普尔证明，早在18世纪就已经由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受到了疏忽。按照休谟的观点，归纳从来就不能产生逻辑结论，因为总是存在一个无知领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种自以为是的“一般规律”。普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了一个方法思路，它已作为“批判的理性主义”写入史册。波普尔认为，一般性知识（表述为“规律”的知识）总是假说性的，因为它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不过，假说（也就是暂时表述的“规律”）在理论上总是通过所观察到的单一事实（基本语句）证伪。在一个严格演绎过程中，通过批判性检查进行经验上的证伪的可能性才确立了普通说法的科学“意义” 。科学的方法，毋宁是在探求那些可以反驳理论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所说检验理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理论中的缺点。而且，尽管事实的搜集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只要理论能经得住这些检验就能得到确定，但这些事实并不只是先行理论的空洞重复。只有当事实没有推翻理论的预言，反而确认了预言，它们才证明了理论。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理论常被实验推翻，而推翻理论恰是科学进展之轮。 ************************************************************************************** 不是说，你躺在前人成果上睡大觉，你有确认理论的义务。 “ 当你把不可能的全部剔除，剩下的——即使看起来再怎么不可能——就一定是事实。 ” 你的想法完全都是错的。很多错误是因为你知识欠缺，明白了吧。你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 你还停留在用规律的阶段。渴望“稳定性” 跟大脑的机制有关。你怕反驳，怕怀疑，头脑就乱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呵呵注：所以我给你说个东西，你用着很好使，行了。（像我这种坏人，你又信不过是吗？呵呵）人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有兴趣做研究，玩一玩。没兴趣，就算了。 ************************************************************************************** 《研究的逻辑》所引起的激烈的学术辩论不久已经被政治形势所淹没。在那时，保守的天主教势力在奥地利掌握了政权，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政体里，反犹太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可忍受。波普尔估计希特勒德国不久将要“接收”这一国家，赶在1938年奥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国之前，波普尔和妻子就开始流亡国外。这种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断层，当时蒋介石政权和纳粹政府打的火热。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5NDIzODYw/v.swf 《不见不散》经典台词：不要光顾着电影好看，拍电影的时候也得出力啊; 2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卡尔纳普是研究什么的？: 热度 1 gordon 2015-6-22 02:54; 卡尔纳普不是研究自然语言的，而是研究形式化语言的。（他是弗雷格的学生）真正看卡尔纳普的书是为了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数理化的教学应不应该用比喻，能否讲的 “深入浅出” 这种小问题啊，你知道 “ 绊倒人的往往不是大树 ” ，当然结论我们已经知道了，“不是我应该下去，而是你应该上来”，这本来就是学科训练的目的。相当于另学一门外语喽，用学科的语言思考洪谦先生在90年代，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不过很感谢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后辈们学习的时候才能更轻松一些。注：像这种基础问题，早就应该有人讲讲了。如果不讲，压根就没有人知道。例如西蒙怎么会横跨多个领域，其实他的符号主义，就是跟政治学有关。（“ 群众运动 ”）是因为 “社科类研究的突破” 带动了其它学科的发展。 ***************************************************************************** (本文是洪谦先生为纪念卡尔纳普诞辰100周年而写的文章，也是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本文曾以“卡尔纳普和他的哲学”为题，发表于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4月号上。美国著名哲学家W.V.蒯因(Quine)曾经说过：“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 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说：“自从1930年以来，如罗素在前二十年那样，支配当时哲学的，就是卡尔纳普”。(R.Carnap:Logical Empiricism, ed.J.Hintikka, 1975, p.xiv) 去年适逢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诞生100周年。国际哲学界为此在世界各地分纷为他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纪念会，有人甚至称该年为“卡尔纳普年”。由于这个“卡尔纳普年”的热闹气氛，所以我的朋友R.科恩(Cohen)教授给我来信说：“你和我仍然处于美好的哲学主流之中。” 卡尔纳普生于德国西北部的伦斯镇。他的家庭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宗教传统。他之所以能不受这样传统的影响，能认识科学的力量，认识科学和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不可调和，根据他的《自传》(载于“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 ophers, 1963)，这要得力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得力于K.毕希纳(Buchner)和E.海克尔 (Hackel)的唯物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卡尔纳普在耶拿大学学习，哲学和物理学是他的主科。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有著名新康德主义哲学家B.鲍赫(Bauch)，大物理学家M.维恩(Wien)和当时还不知名的“新逻辑”的创始人之一G.弗雷格。在这些教授当中，卡尔纳普从弗雷格那儿学到的东西最多，他使卡尔纳普明确了概念分析和语言表述分析(the analysis of lin guistical expressions)的功能；表述和被表述对象的关系，以及指称(Bedeutung, de notation)和意义(Sinn, significatum)的区别，总而言之，他H·弗雷格那里学到：我们可以抛开表述的意义，而制定纯形式的逻辑演算理论，但是同时他也认识到了“意义分析”(the analysis of meaning)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尔纳普在鲍赫教授的指导之下，完成了以《论空间》为名的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卡尔纳普指出：哲学家们之所以对空间问题争论不休，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三种不同空间的区别：直观空间、数学或逻辑空间和物理空间。他指出，科学的空间不是如康德所谓纯直观的，而是经验的。卡尔纳普的这个观点和 H.亥姆霍茨、A.爱因斯坦和M.石里克是完全一致的。 1926年，卡尔纳普应石里克之邀到纳也纳大学任教，同时参加“石里克小组”，成为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之一。当时，小组讨论会处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热”之中。卡尔纳普在《自传》中提到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认为“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仅仅次于弗雷格和罗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数学和逻辑命题仅是些重言式(tautologies) ，与实在无关；一是所有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没有认识意义的“伪命题”(pseudoproposi tions)。但是卡尔纳普对维持根斯坦关于神秘的观点(The view of the mystical)则持反对态度。维特根斯坦宣称，我们不能用语言来述说语言，因为语言的逻辑结构包含在句子之中，而语言和实在的关系是句子对实在的反映，因此，句子的意义只能以句子自己显示出来。卡尔纳普则认为不然。他说，我们既能用语言阐明句子的逻辑结构，也能用语言表述句子反映的实在意义。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以元语言(metalanguage)为根据，构造一种纯形式的语言陈述的理论。他称这种理论为语言的“逻辑句法”。他的《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一书，就包含了逻辑句法的完整理论系统，它是一部富于哲学意义并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伟大著作。在卡尔纳普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哲学特点，即：他惯于制作和应用“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惯于进行抽象的“形式化的理论构造”。这在他早期的代表作《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1928)和《语言的逻辑句法》(Logische Sy ntax der Sprache)中已有充分的表现。从上述著作中，我们还可看出卡尔纳普是如何利用并发展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思想，来建立他自己的逻辑经验论的。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可以说将经验主义贯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前的经验论者认为我们的知识来自于经然，然而他们对此仅仅作出了纲领性的阐述，却没有具体地贯彻他们的主张，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系统。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首次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他应用了他所掌握的“新逻辑”和关系理论，以“自我”(eigenpsychische)和“相似性回忆”(Ahnlichkeitserinnerung)为基础并借助于一系列的定义构造了一个概念系统，从而使所有实际科学的概念，都能从某些基本的经验概念中推演出来，而那些基本概念是通过定义给出的。这些定义，他称之为“构成定义”(constitution definition)。这个概念系统，就是卡尔纳普所谓的“ 构成系统”(constitution system)。后来卡尔纳普自动放弃了他的“构成系统”理论，因为他认识到有些科学或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是根本不能定义的，如“可溶解的”或“易碎的”之类的意向概念(disposition concept)。但是，尽管如此，卡尔纳普的构造论仍然受到了蒯因的赞赏：“在这个构造系统里，卡尔纳普成功地把许多概念定义了出来，而如果没有卡尔纳普的努力，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它们会在哪此微弱的基础上得到定义。”(参见W.V.Quine:From a Logi cal Point of View, 1953,p.39). 卡尔纳普在另一部主要著作《语言的逻辑句法》中提出：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是构造“ 形式的人工语言”以及系统理论，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进行科学概念和科学陈述的重新构造。这种语言和自然语言不同，它不是世袭的，而是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则构造出来的。这种规则卡尔纳普称之为句法规则。句法规则的特点是以语词为对象，但不牵涉到语词的意义。因此卡尔纳普称他的逻辑句法为“形式的语言理论”(formal theory of lang uage)。这个形式的语言理论是在弗雷格的逻辑思想和罗素的《数学原理》基础之上创立起来的。卡尔纳普的语言逻辑句法理论的另一个创见是：他把所有逻辑规则都理解为句法规则。这样的句法规则有两种，即“形成规则”(formation rules)和“变形规则”(transfor mation rules)。前者指示我们如何从一个合式句子构造出其他的合式句子；后者则向我们说明句子中间的逻辑关系，以便使我们能够了解在什么条件之下一个句子可以从另一(或另一些)句子中推演出来。关于自然语言有无类似变形规则的问题，卡尔纳普没有谈到。后来美国语言学家N.乔姆斯基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对这个“新理论” 的基本观念，卡尔纳普早已有了预见了。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理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认为人们的说话方式不外乎有两种形式，即内容的说话方式和形式的说话方式。在他看来，所有句子都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对象句子”和“伪对象句子”(pseudo-object-sentence)以及“句法句子”。卡尔纳普认为，所有形而上学句子都是因应用了内容的说话方式而引起的。例如，“这朵玫瑰花是红的”这句话是一个真的对象句子，因为我们据此可以了解这朵玫瑰花的性质等。但是，如果我们说，“这朵玫瑰花是物”，那么，我们对于这朵玫瑰花的知识并没有因之而有所增加。这类的句子实际是“空洞无物”的，是所谓没有任何意义的“伪对象句子”，或者说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句子。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了形式的说话方式，说 “这朵玫瑰花”这个词是一个物词，就不会产生“伪对象句子”这类形而上学问题了。 1931年，卡尔纳普应弗朗克教授之邀到布拉格大学任教，1936年便移居到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考虑在语言分析中如何应用语义分析来“补充”句法分析的问题，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语言分析发展的重要步骤，是以语义学来补充句法学，就是说，应用意义和真理概念的理论，来补充以语句分析为对象的句法学理论”。 1935年波兰大逻辑学家A.塔尔斯基在“石里克小组”中作了一个关于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的报告，即我们如何应用人工语言来构造真理概念和其他语义学概念的报告。塔尔斯基的这个报告，大大增加了卡尔纳普应用“形式化语言”来构造语义学理论的信心，他把这个问题看作他的重要研究对象，他有关语义学的一系列著作，如《语义学引论》(1942)、《逻辑的形式化》(1943)和《意义与必然性》(1947)都是在那个时期写就的。卡尔纳普的语义学理论，的确如他所说，是他的句法学理论的补充，所以它的对象不仅仅是如以前那样，几乎完全是“外延语义学”(extensional semantics)，而现在则加上“内涵语义学”(intensional semantics)。这就是说，它不只是处理个体、类、真值等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它还处理这样一些概念，如名称、指称、语句的意义，表达形式和意义等值等等概念。另外，命题的分析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概念也在其处理范围之内。因此，模态逻辑和认识逻辑都是卡尔纳普的语义学理论系统的必然条件或者理论前提。卡尔纳普在《自传》中指出了由于他的语义学概念和理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便是逻辑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的区分。它导致了作为纯形式理论的句法学和作为意义理论的语义学的明确划分，并因而引起了未经解释的形式体系和对它们的解释之间的区别。后来，蒯因将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之间的区别看作逻辑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的第一个教条。其他人指摘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是反对“抽象实体”(abstract entiti es)，如类、性质、数等。E.内格尔、W.V.蒯因和N.古德曼指出，这些实体之是否存在，以及它们的陈述之是否有意义，必须诉诸于验证，对此简单地把它“假设化”是不成的。卡尔纳普对诸如此类的指摘，在《自传》中指出：这类问题在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时期，就把它们作为伪命题，或者说形而上学命题否定了。卡尔纳普在美国定居之后，除了语义学之外，便以概率论和归纳逻辑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在实际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要使用概率概念和归纳推理，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如演绎逻辑系统理论那样的固定而普遍的概率理论和归纳逻辑系统。卡尔纳普意识到了这点并以解决这个问题为己任，在这方面他作出了不少独创性的贡献。在逻辑经验论中，有两种著名的关于概率的系统理论，即以R.V.米塞斯和H.赖兴巴赫为代表的“相对频率论”(theory of relative frequency)与以维特根斯坦和F.魏斯曼为代表的“逻辑值域论”(theory of logical range)。卡尔纳普对这两种理论，都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并没有完善地说明概率概念及其在实际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他指出：我们必须区分开逻辑概率与也以“相对频率”为根据的统计概率。统计概率是指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特性之间的相对频率而言，是一个经验的事实，是综合的、是属于科学本身的；而逻辑概率则是以特定的证据和假说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这种关系如他在《自传》中所说那样，类似逻辑中的蕴涵关系，具有数值，是分析的。它并不属于科学本身，而是以元语言表述的科学逻辑或科学方法论。卡尔纳普如何看待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的逻辑值域论呢?他认为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概率理论不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但他并不认为概率理论的分析性是纯逻辑的，而是一种直觉的信念。只有魏斯曼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概率论观点，才使卡尔纳普感到“莫大的兴趣”。他说：“魏斯曼的概率概念不是一个纯逻辑概念，而是逻辑值域和经验频率两个观点的结合物。关于这一点，魏斯曼已经说明：概率的基本值必须从经验地确定的频率中选择出来。”(《自传》) 卡尔纳普宣称，一切概率推理必须以归纳推理为根据，所以概率逻辑至少在某些方面应该看成为归纳逻辑。因此，他有时把“归纳概率”和“归纳逻辑”当作同义语来应用。卡尔纳普的归纳概率是以“确认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为出发点的。所谓“概念的确认度”在他的定义中，不外乎是说，我们能按照某组给与证据和某种假说的关系，对某种陈述进行观察，并给出数据方面的说明。譬如说：一种假设h的概率性，根据给与证据e来说，它的精确数据或“概率值”(Wahrscheinlichkeitswert)是如此如此的。卡尔纳普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精确数据方面的说明，原因在于在这个陈述之内。e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陈述的“确认度”的根据了。卡尔纳普以下列公式来表述他的概率逻辑或者说归纳逻辑的内容，即c(h,e)=r，其中c 代表函项，h代表一种假设；e代表一组给与证据，r则代表“确认度”。这个公式向我们表明概率逻辑在给与证据和假设之间，有部分的蕴涵关系，而假设的“确认度”，是以给与证据的真值条件和假设的真值条件有多大程度的符合为根据加以确定的。卡尔纳普的概率理论和归纳逻辑对于概率概念和归纳推理的系统理论，在精确性与系统性方面作了不少贡献，这是人们公认的，但是对于他的这种理论，在维也纳学派之内，就有人提出异议，例如逻辑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之一，V.克拉夫特说：“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公式c(h,e)=r包含着许多复杂因素，因为e不是一种观察对象，而是一种观察前提。我们有了这些前提，才能从观察中——例如指针读数，作出推论说，某假说的证实性是存在的。”(Conceptus,1975) 卡尔纳普在概率理论和归纳逻辑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概率的逻辑基础》(1950)和《归纳方法的连续统》(1952)。据说，在他逝世之前，曾有数百页之多有关归纳逻辑的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稿子里，卡尔纳普以语言模型取代了语言陈述。这样，他的归纳逻辑的范围就更加扩大了。有人称卡尔纳普是哲学中的“伟大的形式化家”，在哲学方面，他的确是如此。在生活方面，或许有人联想到他是一位刻板、严肃、难于接近的人物。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卡尔纳普是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他从来没有过去德国大学教授那样的派头。我还记得，卡尔纳普在他上课的前后，经常和同学在大学附近的咖啡店自由的聊天，无所不谈。我曾有幸多次碰到过这种场合。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应该不受任何政治目的左右，否则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事物进行观察时，就不能采取中立的、客观的立场，但这并不是说，他缺乏固定的政台立场。他在《自传》中已经指出，他与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者。以我所知，卡尔纳普深受罗素和石里克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他反对专制独裁，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社会平等，民主自由。 1935年，卡尔纳普迫于日益紧张的政治气氛和对纳粹政党的憎恶，离开布拉格去了美国。在美国，他非常同情黑人生活，尤其是黑人和平组织。我还记得，他曾写信给我说的两件事，一是他对越南战争的厌恶到了极点，一是他曾经去南美某国为一位黑人哲学家的政治问题进行营救活动。在维也纳时期，在政治方面，他也深受O.纽拉特的影响，和奥地利“粉红色的社会民主党”有过联系，甚至于可能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卡尔纳普虽然批评唯物主义，认为是形而上学派别之一，但他从来没有攻击过马克思主义。不过，卡尔纳普同意下述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人类社会变得残忍而无人性，因而对之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卡尔纳普以乐观的态度，认为总有一天社会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人类摆脱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正确而合理的创造美好的社会世界。卡尔纳普称自己的政治观点为科学的人道主义。(《自传》) 卡尔纳普无论是在哲学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值得书写的很多，本文仅就我所想到的若干点加以简短的叙述，以表达我对这位敬爱的老师的深深怀念之情而已。 1991年7月16日; 17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卡尔纳普在讲什么？: gordon 2014-2-8 15:04; 科学的逻辑基础以欧几里德系统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形式系统。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是以很少几个真命题作为基础，其他所有的真命题都是用这几个命题利用推理规则推出来的。这几个真命题就是公理，这些公理与推理规则一起，就构成了欧几里德系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欧几里德系统是一个公理系统。按照欧几里德系统最初的表述形式，这个系统中包含的初始词项（“点”、“直线”、“平面”、“重合”等等）是通过直观的方式获得意义的。我们知道点没有大小、直线没有宽度，而这些是通过直观（外加想象）加以理解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个公理系统并不是形式系统，因为这些初始词项的意义是独立于系统确定的—— 在运用直观时，我们并不需要那个系统。不过，希尔伯特的工作使得欧几里德几何摆脱了直观。希尔伯特重新建立了这个系统。在表述几何公理以及推理规则时，他都没有利用那些初始词项的直观意义，都是将其视为是无意义的符号。这样，当用这个系统来推导几何定理时，证明过程就可以写成程序，让机器来执行。如果这样做能够导出用原来形式的几何系统所能导出的所有几何定理，就可以认为希尔伯特重新建立的系统就是欧氏系统。这项工作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如果它是成功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欧氏系统就是一个形式系统。一般认为，形式系统的核心特征是这样的： 1 ）专属该系统的初始词项单独来说是无意义的； 2 ）这些初始词项中所有词项的意义都由它与其他初始词项的关系确定； 3 ）由此构成的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关系系统。我们可以用象棋来类比形式系统。象棋中像“车”、“马”、“将”这样的词项单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并不认为那些木质的或者骨质的小圆块就是车、马或者将，即使在上面刻上相应的字也不行，因为这样的一枚棋子也可以用来充当别的棋子。这些词项的意义是由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按照开局时各棋子在棋盘上的排列方式，来确定哪个东西代表哪个棋子。开局时如果我们在最后一排最左边的位置上放上一个瓶盖，这个瓶盖就是车。在这种意义上，象棋就满足上述三个核心特征，这一点它类似于一个形式系统——当然，我们还没有考虑是不是可以把象棋游戏表述成一种公理系统。希尔伯特的工作使得形式系统的理念在当代最为基础的数学领域（包括抽象代数、公理集合论、以及数理逻辑等）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构造一个系统时，总是从未加定义的符号开始，通过罗列一些公理和符号规则来构造越来越复杂的数学结构，并借助这种数学结构来展开研究。希尔伯特有句名言，他说，即使把欧几里德几何中的“点”、“直线”以及“平面”解释成桌子、椅子以及啤酒瓶，从这个系统仍然会导出这种几何学中的定理。一个形式系统完全不取决于它专属的初始词项表示什么，它们表示什么，这是由形式系统所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们通常说，形式系统中的公理就构成了这些初始词项的“隐定义”。关于隐定义我们到后一章会详细讨论，这里只需要知道，以隐定义的形式获得意义的词项，在形式系统中是以互相赋予意义的方式确定意义的。前面我们说，有些理论词项不是通过对应规则、从观察词项获得意义，这些理论词项的意义就是在形式系统内部，以隐定义的方式确定的。后面我们会看到，理论词项的意义以这样的方式确定，就能够解释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样，在卡尔纳普的科学分析框架中，我们就看到意义的两个来源，其一是从观察经验，这种来源解释了什么是认知意义；其二则是从形式系统，这种来源解释了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前一来源赋予知识以内容，后一来源则赋予知识以形式。关于知识的这种划分方式与康德的基本框架相似，康德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组合来理解知识，并通过形式的方面来解释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过，我们后面会看到，卡尔纳普的理解与康德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差别。科学系统在确定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与逻辑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勾勒卡尔纳普按照何种框架来分析科学知识，这就是卡尔纳普的科学分析框架。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可以用下面的框图来展示科学知识的基本特性。在这个框架图中，虚线框表示科学系统，它是由形式系统与对应规则构成的。经验观察独立于科学系统。经验观察为科学系统提供一些观察内容。这些内容以观察句的形式经过对应规则的翻译，以理论句的形式输入形式系统。形式系统对这些观察内容进行推理或计算，然后得出一些预测性的内容。这些内容作为理论句经过对应规则的翻译，被赋予了观察句的形式后输出，最后通过经验观察予以证实。注意这个框架表明了各类词项的意义是如何得到的。经验观察直接赋予观察词项以意义，因此，输入科学系统的那些句子原来就是有意义的。科学系统中的理论词项分为两种，一种理论词项的意义通过对应规则由观察词项来确定，另外一类理论词项的意义，则是在形式系统内部来确定的。可以看出，对应规则中包含的理论词项，都就是由观察词项来确定意义的。当一些观察句通过对应规则翻译成理论句输入到形式系统中，形式系统就包含了这些由观察词项定义的理论词项。形式系统中除了包含这类理论词项，还包含仅仅在形式系统内部起作用的理论词项。由于有这类理论词项，形式系统才能够从输入的知识内容，得到输出理论预测。这个框图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展示科学分析框架的工作方式的。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形式系统内部。当形式系统接收经过对应规则翻译得到的理论句时，经过推理会输出表达理论预测的一些理论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来明，在某次推理中发生了什么。这里用椭圆形图案表示句子，其中向形式系统输入的是理论命题 a ，而系统输出的则是理论命题 f 。图中的实线箭头表示推理关系。上述图示中发生的推理是这样的：输入的句子 a 得出 c ；而 c 则产生两个结论，即它独立产生的结论 e ，和 c 与系统中原有的定理 b 一起产生 d ；最后， d 与 e 一起得到输出的结论 f 。当向形式系统中输入不同的句子，产生的推理过程也就不同。但是，形式系统本身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是由它专属的命题所保证的，这些命题包括， 1 ）像 b 这样直接充当推理前提的公理或者定理，以及 2 ），确保所有那些推理关系成立的推理规则，这些规则或者是用命题明确规定了的，或者是由系统中的公理或定理衍生而来的。这些命题为推理提供了所有的可选路径，并为变动不居的科学推理提供了稳定的架构。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形式系统时，就是指由这些命题构成的稳定的架构。 ××××××××××××××××××××××××××××××××××××××××××××××××××××××××××××××××××× 科学的经验基础与数学不同，自然科学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但是，经验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一开始不是非常清楚。像孔德和斯宾塞这样的古典实证主义者通常把经验与科学命题的真值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命题只有当获得经验的证实，才能是真的。而像卡尔纳普这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则把命题的认知意义与经验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原则上可以获得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具有认知意义的命题，从而才是表达知识的命题。由于把经验证实当作命题是否具有认知意义的标准，卡尔纳普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得以在逻辑的层次上贯彻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这一标准学者们通常称为关于认知意义的证实主义（ verificationism ）原则。持有实证主义，这通常是在知识论上主张经验论的结果。古典实证主义者都是经验论者。直观上看，如果只有经验知识，那么所有知识都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的。但对卡尔纳普来说，情况有些不同。我们也可以用理解康德的那种方式，来理解卡尔纳普的实证主义立场。我们知道，康德不同意经验论者把知识完全理解为通过经验被动地接收到的，他认为知识需要人类理性的主动作用才有可能；但他同意经验论者，认为我们只有经验范围之内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来源于经验，因为经验是作为为知识提供内容的东西，它使得知识与对象联系起来，而只有与对象相联系，知识才谈得上有内容。逻辑实证主义者贯彻证实主义标准的方式，就是先找出一类特殊的、被称为“观察句”的句子，用观察句来陈述通过感官直接获得的经验内容。对于观察句应当采取何种形式，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有不同意见。这里只简单陈述一下这些意见，而不对孰优孰劣作出评断。一种意见认为，可以用描述感觉材料的句子来充当观察句。这种句子中的指称词项所指称的是感觉材料，而谓词则表达感觉材料所具有的性质，当然，这些性质是可以感觉的。这样的语言通常被称为“现象语言（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这里的“现象”是就可以感觉而言的，并不预示着有某种与之相区别的“本质”。主张句子的认知意义应当用是否最终能够转换成这样一种由现象语言描述的内容来衡量，这样一种观点就被称为“现象主义（ phenomenologicalism ）”。现象主义观点具有一些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最突出的优点是，它对感觉材料在认知活动中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按照一般的看法，认识活动是从接收感觉材料开始的，感觉材料的获得促发了后续的所有过程，因此，感觉材料在认知上是优先的。这种认知上的优先性，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感觉材料穷尽了心灵通过经验所获得的所有内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选择现象语言来组成观察句，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但现象主义的缺点也是相当触目的。感觉材料虽然是一种对象，因而可以认为在形而上学上享有实体的地位，但这种实体却是私人的、转瞬即逝的。由于感觉材料是感觉器官受到刺激所产生的，而这种刺激总是在一时一地发生，感觉材料本身也就只是在一时一地存在。这就表现为，即使是由同一个对象的刺激所产生的，每个人所拥有的感觉材料仍然是不可比的，并且，一个瞬间产生的与下一个瞬间产生的也不是同一个感觉材料。这个困难我们也可以在经验论那里看到。经验论由于仅仅通过经验来解释知识，由于经验是来自对象的刺激所产生的，经验论也就无法解释观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与现象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是物理主义（ physicalism ）观点。这种观点主张，观察句所描述的应当是物理的对象，准确地说，是中等大小的、人类的感觉器官能够直接感觉到的物理对象。所谓物理对象，就是那些占据空间、服从物理学定律的东西。如果观察句所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那么其所使用的指称词项，指称的也就是物理对象，而谓词所表达的就是物理对象所具有的那些性质，这些性质本身是可以感觉的。这样的语言就称为“物理语言（ physical language ）”。与感觉材料相比，物理对象具有公共性和稳定性，它们不是转瞬即逝的，同时也是具有正常感觉机能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的。不过，物理对象并不具有感觉材料所具备的那种认知上的优先性，我们还不能说，只要描述了物理对象，也就给出了相应的经验内容，因为，通过描述物理对象，我们只是推论出，感知到这样的物理对象的人，获得了与我们相同的经验内容。对感觉机能不同的人来说，同样的物理对象可能对应于不同的经验内容。事实上，物理主义要求我们在一种相当含混的意义上理解“感觉机能”。比如，眼镜、显微镜、天文望远镜、超声波技术、 X 射线成像技术等等使得我们可以感知的范围大大扩展，通过这些东西所观察到的东西（当然也属于物理对象），也有理由归于可感觉之列。事实上，按照卡尔纳普用来分析科学知识所使用的框架，物理语言与现象语言都可以充当给出观察句所用的语言，卡尔纳普对这一点持“宽容原则”。对卡尔纳普来说，不管是现象语言还是物理语言，都不是真正进入科学理论的东西。观察句需要通过一种翻译程序才能为科学理论所用，通过这种观察程序的过滤，物理语言与现象语言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卡尔纳普的框架所需要的仅仅是，要有一种独立于科学理论的观察句，这种观察句是科学命题具有认知意义的标准。观察句在没有建立科学理论之前就有了，这使得科学理论建立在独立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按照卡尔纳普关于科学的分析框架，观察词项并不进入科学理论中的核心部分。为了对科学知识给予充分的解释，必须说明科学推理是如何可能的，观察词项不具备这种解释力。卡尔纳普对这种推理能力的解释，是通过另外一类词项得到的，这类词项就是理论词项。要解释推理，就要解释科学命题的必然性是如何获得的，而我们知道，这种必然性是不能通过经验内容来解释的。理论词项如何解释科学命题的必然性（进而如何解释科学推理），这一点我们留到下一章。科学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由这样的理论词项构成的。一个句子如果其中包含了理论词项，这个句子就是理论句，即使其中也包含了观察词项。观察句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应规则建立的。在科学推理中，当需要把观察句当作前提，由此获得一些科学预测的时候，就要把观察句所提供的内容输入科学理论体系。由于观察句以及观察词项本身不具有推理能力，这个过程需要把观察句以及观察词项消除掉，并代以理论词项，从而以理论词项来表述经验内容。对应规则就起这个作用。这看起来很像翻译，实际上，对应规则通常就被认为是一种把观察词项翻译成理论词项的规则。比如，在核物理实验中，人们通过气泡室来观察粒子裂变过程。对粒子裂变的描述是用理论词项进行的，比如粒子的电荷量、质量等等，这些是不可观察的性质，它们构成核物理学中的理论句。描述气泡室中的气泡轨迹所使用的词项，则是观察词项，由此构成观察句。现在，要从观察到的情况中得出原子核中发生了什么事，就需要一套对应规则，使得我们可以把关于气泡室所给出的那些观察句，翻译成描述核裂变过程的理论陈述。在熟悉气泡室的工作原理的情况下，这种对应关系是很容易建立的。对应规则表述出来，就是既包含了理论词项，又包含观察词项的句子。这样的句子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词项的定义，即用观察词项来定义理论词项。由于观察词项的意义独立于科学理论，这样的对应规则也就赋予被定义的理论词项以意义。当然，对应规则中包含了理论词项，就要将其归为理论句。虽然有这样的对应规则，也并不是所有的理论词项都可以通过对应规则翻译成观察词项。如果句子中包含这样的理论词项，那么句子也就不能通过对应规则翻译成观察句。这样的句子按照证实主义原则是没有认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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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莫尔与卡尔大公的军事改革: 热度 5 gordon 2012-7-4 17:21; 开头语中国对近代军事的讲解一般都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讲起，这个开头是恰当的，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结束离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不太远。讲拿破仑战争还要上溯到美国独立战争，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军事了解的开端。但是中国现存的书籍对拿破仑战争的研究极为薄弱，比较靠谱的书还是《马恩列斯军事著作选读》，但是《选读》对后来的军事改革一笔带过，有些仅仅给一个笼统的说法，比如说是西班牙人民发明的。这些背景知识的缺乏会造成对一些军事著作的阅读障碍，例如马汉的《海权论》，马汉反复提到若米尼和卡尔大公，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有时候看着媒体中谈论“海权论”热火朝天，不禁哑然失笑，他们是怎么看懂的。注：马汉是用拿破仑战争时陆军的一些军事原则来类比海军。 T·N·杜派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虽然是通史，但是非常不错。 ======================================================================= 　　法国大革命之后，国民军的散兵战术等军事思想是从北美独立战争中学来的。莫尔也曾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当他回到英国时还是个22岁的上尉军官。他在其后的15年中，目睹每战必败的英国陆军名誉扫地，而且经费紧张。军官们成了买卖部队的掮客，并发了财。军中士兵尽是些老、少、弱、病和犯人等，还有神经错乱的人。莫尔升到准将时，曾疾呼应革除军队弊端，以十字军精神武装陆军，然曲高和寡。1803年，拿破仑威胁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这时大众开始重视陆军的作用，莫尔的建议被采纳，并就任著名的“尚克利菲营区”的司令官。他将此处作为军事改革的试点，而半岛战役则成了他改革的实战试验场。　　在当时，曾经风靡欧洲的“横队战术”已经没落，欧洲各国都在仿效拿破仑的战法，就象他们过去仿效腓特烈大帝时一样地痴迷。莫尔曾在埃及指挥英军与法军作战。他对革命后法国军队的战法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应抄袭拿破仑，得出了与欧洲同仁不同的结论：对付法军纵队刺刀冲击的有效方法，当然是改革了的“横队火力”。英将康华利勋爵曾用其在北美的教训，向英军介绍了二列横队，以代替普鲁士的三列横队。莫尔在此基础上，在尚克利菲营区训练了3个来复枪兵团，编成他的“轻步兵师”。不久，这个师就成为拿破仑战争诸战场上最有战斗力和战绩的英军部队。　　莫尔部队的二列横队队形，可以比人数相等的部队拥有更强、更广的步枪射击正面。莫尔还认为，这样还需有射程更远、命中准确的子弹，在敌军尚未到达其射程以内或未进入抵抗阵地之前，就遭到打击。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显示作用的来复枪正好满足这一要求，可使子弹的射程和准确率提高一倍。于是莫尔便用这种新式武器装备其轻步兵师，以致该师成为当时欧洲使用这种武器的最大编制单位。英国步兵的射击术，尚远不及美国边地士兵精熟；英式短管来复枪，也比不上美制来复枪。但是，英国新式部队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崭露锋芒。英国轻步兵师接受散兵作战、机动战、斥候战及森林战等训练，他们在半岛战役中，其成效已有证明。　　莫尔在改革中，力主采用早在1784年就已发明的“许拉普尼火炮”炮弹。这种炮弹是由许拉普尼少校发明，并以其名字命名的榴霰弹，它可使铅质弹头发射到敌人步兵线中爆炸，最大射程为2200米，是普通霰弹的3倍。它使用定时信管，引爆头内部炸药，从而使弹丸和碎片散飞，造成的杀伤力要比普通霰弹大得多，由于军事上的保守主义，这种榴霰弹发明被搁置了20年，终于在1803年为英军——莫尔与惠灵顿二人的部队使用。　　在莫尔改革时期，发明家和炮学家康格利夫爵士还发明了一种火箭，因其威力和准确性不够，并未广泛使用，但名声却很大。　　莫尔在尚克利菲营区，不仅改造部队战术，还带头建立“国民兵”，作为第二防线，以对抗预期的拿破仑登陆大军。在几个月之内，英国就武装了 34.2万平民。这是莫尔向北美和革命的法国学习的结果，他认识到了国民兵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把英国的民族主义唤醒，统一了人民意志，决心与拿破仑作战到底，这正是英国成为反对拿破仑联盟的不屈不挠的灵魂。　　莫尔又在1年之后，将新的军人荣誉教育和战斗精神，贯注到一向被人忽视的陆军中。他反对把“鞭笞”作为纪律的手段，坚决主张官兵的精神与体力的发展。在以后数年，直至滑铁卢的最后胜利，英军都直接受着尚克利菲精神的影响。　　在半岛战役期间，深受西班牙民族起义鼓舞，并进行军事改革的，还有奥地利。自从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败之后，维也纳不甘罢休，重整军备，伺机报复。曾击败过法将墨西那的查理大公，虽只有38岁，但奥皇为酬其功，任命他为奥军大元帅，并兼任枢密院主席。他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对奥国军政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允许人民有相当程度的革命性自由，唤醒人民的民族主义，关心国家的战争，造成全民皆兵。查里大公采用一种温和的征兵，以补充志愿兵制度；军中晋级提升主要凭功绩；采用法国的“军”编制，还有军以外的大小不一的各种单位，那些是拿破仑所喜欢使用的用以欺骗敌人的工具，查理大公也一一加以仿效。法军的散兵及纵队队形，也被定为奥军的作战方式；使军队摆脱过去的仓库和笨重辎重的绊羁，学法军的样子就地补给；利用职业军队训练新的国民军，从而建立起一支30万人的大军。骑兵、炮兵皆已大量增加，用以对付拿破仑最近使用的密集战术。查理大公还特别强调在大规模战斗中的参谋工作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改革。　　1809年，奥军的改革尚未完成，战备也没有充分之时，听到法军在西班牙的贝林一部败降。查理大公认为时机已到，遂于是年9月再次对法开战。此次虽然仍是奥军失败，但是，此时的奥军做了从未有过的顽强抵抗，维也纳也没有如上次那样不战而降；奥国也没有因首都被占而立即求和、败降。最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的大军失去了往日的锐气、机动，在奥军的顽强抵抗和进攻面前，几乎败走。拿破仑本人，也有生以来第一次受伤。法军还折损大将1员，伤亡2万人以上。人们称拿破仑此次胜利是“用官兵的血肉” 买来的。此战无疑也是对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个鼓励。注：准确的说，应该是1809年1月备战，4月入侵意大利并打败欧仁。再次对法开战，是梅特涅老兄的主意，卡尔大公当时是反对的。莫尔在Shorncliffe训练的部队，当时还只是轻步兵旅，轻步兵师是后来威灵顿扩编的。轻步兵旅的3个团，实际上只有第95是来福枪团，另两个 (43，52)使用的是滑膛枪。英国的陆军改革莫尔是主要人物之一，不过主持改革并在管理和制度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应该是约克公爵，莫尔毕竟1804年才是中将。莫尔不仅是英国军事改革的重要实践者，在半岛战争短暂的一段作战时期不顾自身危险，及时牵制了拿破仑的兵力，给新败的西班牙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自己在最后掩护英军登船撤离时，亲率42团反击，力战阵亡。士兵出身、最后升至元帅的科尔伯恩对莫尔推崇倍至，尤其是莫尔对士兵的关怀爱护。莫尔有时候这方面太过心慈，向科鲁尼亚撤退期间，部队军纪失控，抢劫和开小差是家常便饭，莫尔在这种情况下仅处决过一名士兵，同时发了一长篇文告解释不得已这么作。这点有些象欧仁，埃尔丁讲欧仁为了不让士兵在疲劳行军受损失，有时宁可放弃战机，但同时，遇到不利撤退，欧仁总是退在最后，不轻易放弃一个伤兵。; 53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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