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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爱吱声》期刊二零一一年第三期（总第三期）	期刊备份	admin3 2011-9-30	17 6944	文采薇 2014-8-1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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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只能减少人口或者发展纺织业: 热度 2 gordon 2017-4-21 17:58; 英国通行标准在1905年颁布，1909年做一次修订并一直沿用到1922年。邮传部1911年标准，是1909年英国的标准。 1911年标准颁布没多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实际上，中国铁路轨制标准化在1905年，已经在商部的主持下开始了。不是1922年改标不改标的问题，而是你有能力吗？有钱吗？汉阳钢铁厂这样的工厂，还能再建一个吗？ ************************************************************************ 盛宣怀也搞不了，有保路运动重化学工业对民生影响很大小农问题，发展不了机织布，因为有家用土布 ************************************************************************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历史给出了答案经过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经济渐渐解体，农村凋敝，城市化，农民变成纺织工人运气不好，一战到二战之间，经济不利于初等品部门。不像一战前那几年，纺织品非常幸福 ************************************************************************ 日本运气算是不错的，一战前的三、四十年，纺织品还行（从1870年开始）大炮还是黄油，可能欧洲列强都去干钢铁了 ************************************************************************ 可以这么看，清政府以 "自然经济+ 钢铁业" 为主民国以 “市场经济 + 纺织业” 为主，更深入的融入世界市场。外交部是第一现代化部门各国事务总理衙门干的是不错的，《筹办夷务始末》，为啥有这本书出现呢？清政府的人肯定要为自己辩解嘛最后发现，清政府还挺现代的，吃惊 ************************************************************************ 相信科学，科学能拯救你 ************************************************************************ 1870年，中国和日本同时发展，中国没办法发展纺织，反而是发展了钢铁工业一战后，中国开始发展纺织了，世界市场不好 50年代以后，工业品市场好了，我们又闭关锁国了。幸好，互联网革命这一波我们抓住了好不顺啊，中国是真不顺。（从1840年，1870年以来，还就 “改开” 这一段时间是最顺的） ************************************************************* 日本除了二战时期那一段不顺外，其它时候还是比较顺的杜邦发明了尼龙，挤占了日本的丝绸，开打日本竞争力不强的重化学工业; 2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变化中的中国人（转）: gordon 2017-4-12 12:12; 《变化中的中国人》，本书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作。中国具有欧洲中世纪时代的种种特征，所有城市都有围墙，时至今日，这些围墙和城门仍完好无损，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满洲人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总是把军队的营部安置在带有城墙的要塞城市中，一旦猝不及防的叛乱发生，他们便退入营部中避难。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在华北、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是一些仅供载客用的硬板马车，马车实际上是由骡子拉着。而在那些种稻的地区，人们并不喂养骡子，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城市中，人们只好步行或以手推车代步。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规定，所以，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用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间，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要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坐轿留出过道，道路会更加狭窄。狭窄的街道总是拥挤不堪，给旅游者留下的印象是：城市中人口众多而高度密集。城市中的建筑主要是平房，除北京外，中国的其他城市面积很小。外国旅游者为了追求文学效果，在他们的游记中随意夸大了中国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这些数量缺乏可靠的数字统计，都是旅游者随意猜想的结果。直到最近，城市中才设置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他们身着黄褐色卡其布服装，手持警棍在街上巡逻。 *************************************************************************************** 传统上，中国台湾或大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上的甘蔗产出，比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的甘蔗产出还要高出50%。事实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香蕉市场上，台湾的小农经济模式比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种植园模式更有优势。调查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马来西亚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的时候，该国小农的天然橡胶产出远远超出了种植园的天然橡胶产出。在农业发展进程中，虽然很多问题最好是采用种植园模式去克服，但如果仔细去分析，就会发现，采用小农经济模式同样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比如，在种植甘蔗或橡胶树时需要利用拖拉机进行深耕，如果农民租赁拖拉机或者通过合作社去共享拖拉机，同样能够像种植园那样克服难题。因此，我对马来西亚、肯尼亚、津巴布韦等亚非国家的情况感到很惊讶，因为在这些国家，欧洲殖民者引入了大规模农业，千方百计地阻止小农经济的发展，阻止当地的小农生产者对种植园构成竞争，反而直接或间接地为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提供补贴（主要是间接补贴），比如，利用税收收入为种植园修建基础设施。如果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果真那么高效，那么殖民者的这种补贴与扶持就没有必要了。那种对小规模农场的效率提出质疑的言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的小型农场之所以能够实现高产，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农场的规模小，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小规模农场在肥料、种子、储存、销售等方面享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配套基础措施。如果没有合适的配套基础设施，小农场在任何地方都会举步维艰，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没有为改革催生的小规模农场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10~15年间，农业总产出纷纷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然而，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亚地区，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韩国，再到当代的中国大陆，很多知名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根据农村市场的迫切需求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产品，从而赚到了上百万美元。立足于农村地区的企业与农村人口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能够从农村市场上学到很多营销经验。比如，日本的这类企业就包括丰田、日产以及本田等。在“二战”结束之后，丰田和日产为了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利用小型载重汽车底盘制造了适合在土路上行驶的汽车，而本田公司为了解决农村市场的需求，则利用50 cc的引擎把自行车转变成了摩托车。最近，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立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大力开发可以安装在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或者利用现有的通信基础设施生产廉价手机，从而获得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桶金，企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刚开始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肯定面临着外汇不足的问题，而如果本国农业不够发达，无法实现本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然会被迫拿出一大笔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从而导致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更加捉襟见肘，那么这个国家引进技术与设备（通常是制造机械）的能力也就进一步削弱了，而这些机器对于实现发展、学习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结果，随着本国居民收入增加以及随着肉类、粮食等消费量的提高，这些国家要么开始削减制造业的出口，要么开始努力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工业出口创造的外汇一点点地流失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遭遇严重创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所说的“城市偏向政策”，或者说管理贫穷国家的城市精英往往忽略农民的价值。所谓“城市偏向政策”，准确地讲，指的是政府在投资取向、财政分配、价格制定、土地利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上均有利于城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合理地向城市倾斜，这种政策最终会极大地影响城市化进程。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今天，东南亚很多国家也都因为采取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损害了本国发展，结果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不利于实现全面发展。最后，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贫穷国家无法为本国人民提供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福利。在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很可能失去工作，而此时如果他们有一个家庭农场，能回乡务农，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工厂工人回乡务农。近年来，中国大陆凡是出现经济萎靡的情况，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出现大批贫民区或棚户区，而那些实行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国家，从18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菲律宾，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东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农业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就占据了优势。但只有当它们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产出最大化之后，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政府实行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之后，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一块儿土地，这样就为农民创造了一种几近完美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有多个竞争主体，没有准入障碍，信息可以自由获取，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教科书里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竞争环境。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儿土地，也就拥有了资本，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同其邻居展开竞争。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实行的土地改革，美国政府是支持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国内很多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些经济体的改革，认为这是在变相支持它们搞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种改革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将建立起发展中经济体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仅仅通过这场改革，就解决了地主阶层一出生就拥有大量土地的问题，让贫穷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以及资本，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克劳斯·丹宁格（Klaus Deininger）是世界上研究土地政策与发展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曾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搜集数据，研究贫穷国家的土地分配政策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影响。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土地调查数据计算出，只有一个大国在没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况下长期保持了不低于2.5%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国家就是巴西。当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袭来的时候，巴西之所以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注重提高农业产出，没有农业基础做支撑的经济增长是虚幻的增长。克劳斯·丹宁格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公导致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位徘徊；低增长减少的是穷人的财富，而不是富人的财富。简而言之，如果贫穷国家要变成富裕国家，那么在发展初期平均分配土地能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三个经济体都是这么做的。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平均分配土地，更无法为农民提供各类扶持性的资源。 *************************************************************************************** 城市管理啊，这也不一定是从老上海过来的。也可能是从香港、新加坡过来的像苏州工业园，90年代新加坡援助的以前不会 “管线预埋” ，爱整一些 “拉链式” 公路。修好路了，重新挖开，再埋管线。像叉烧、炒河粉，这种食物，好像是从香港过来的。像鸡柳、奶茶，这种东西，好像是从台湾过来的。; 26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转）: gordon 2017-4-9 11:38; 自辛亥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孙中山、毛泽东等伟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赞誉，政界和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评价始终很高，长期誉之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这种评价具有时代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大为降低，对太平天国的各方面大加针砭。尤其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体系，常因缺乏完整的史料而作出了“冗滥不堪”的结论，予以彻底否定。本文认为这两种评价都有失偏颇，应该对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完整性、独创性予以正确评价，尤其应充分认识和评价太平天国创建者在缺少参考借鉴的条件下自创的职官制度。太平天国前期职官制度有开创之功，其后期官制的主体始终滥而不乱，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农民小生产者，能创建出如此工程浩大的上层建筑，这才真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一、太平天国官制的创建是中国农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历代农民起义不乏建立政权者，其职官制度往往都采用了同时期封建王朝的官爵体系，太平天国政权却有所创新。（一）废清朝制度而独辟蹊径。太平天国是以反清反满、崇拜上帝为宗旨掀起的农民起义风暴，其“旨准颁行诏书”和天王、幼主发布的大量文书充满了反清气息，其国号太平天国，标榜了其政权与清朝政权针锋相对。洪秀全、冯云山等创制者在官制方面彻底摒弃了清朝的“鬼号”鬼名” ，但农民领袖们既没有简单地搬用历史上汉族政权的旧官爵体系，更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恢复明王朝的官爵名称，他们决意开创“ 新朝”。“新朝”官制没有现成的蓝本，而是融天国上帝思想、上古大同思想、民间文化思想为一炉（间或从思想深处融渗着汉、唐制度文化的积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体系。太平天国官爵名称繁多，然别其门类，不外乎正职官、同职官两大类，同职官又分典官、属官二途，典官、属官的等级地位视其“职同”正职官某一级为准。太平天国前期正职官分朝内官、军中官、守土乡官、女官几种，等级依次为：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正如清方《贼情汇纂》所记：“其品级次序则伪王最尊，次伪侯，次伪丞相，次伪检点，次伪指挥，次伪将军，此伪朝内官品级之大略也。军中总制最尊，次监军、次军帅，次师帅，次旅帅，最下为卒长、两司马，此伪军中官品级之大略也。侍卫、典事注以职同某官，意皆伪朝杂职。” （第3册，p100）太平天国前期职同官分典官、属官两大类，大略有：(1)京中各典官及各军典官：如总圣库、总圣粮、提某关、总巡查、天朝督内医、各门巡守将军、典绣饰等。(2)天王宫及各王府典官：侍卫、侍臣、掌朝仪、掌朝门、左史、右史、引赞、通赞、朝内拯危急、典天舆、宣诏命、宰夫、浆人、舂人、御正、理文、理袍、理靴、理茶、提教等。(3)各级正职官的属官：六部尚书、丞宣、仆射、参护、通传、指使、经历、六部掌书、书理、大旗手、尉、伺、传等。通过对太平天国前期官爵名称的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太平天国官制的思想来源。 1.太平天国领袖们根据《周礼》等古代经典创造性地设计了自军帅以下的低级军中官、乡官及各类典官。时人笔记记载太平天国的州县乡官根据《周礼》所载而设。《皖樵纪实》载：“贼窃周官制，立伪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乡官（军、师、旅帅，以前、后、左、右、中等营分）。” （第2册， p92）《劫余灰录》称：“贼踞南京，伪法姬周仪制，不设府州县，令立军、旅、师帅、百长、司马名目，统属监军节制……” （第2册，p140）实际上太平天国并非照搬周官制，《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凡制军，军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为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官制是以卿、中大夫等各品阶的官员来任军、师、旅、卒、两各级建制的长官。而太平天国则直接取周官制中的师帅等阶为官名，并先后改“军将 ”为“军长”、“军帅”。太平天国的各类典官和后宫女官，多以职事为官名。其中一些官名直接袭用《周礼》，如左史、右史、御正、舂人、浆人、传等。而更多的是略为变通周官制，取周礼中官吏的命名原则，如取“掌炭”、“司戈”、“典丝”等官名中的“掌 ”、“典”、“理”等动词，加上所管职事，构成“典天舆”、“理文”、“掌朝仪”等太平天国官名。所不同的则是隶属天王、东王等各王的太平天国典官须分别冠以王号，区别隶属关系。如天王的典马轿官为“典天舆”，东、西各王的则曰“典东舆”、“典西舆”等。仿《周礼》而制定的官名，职掌与名称相符，通晓明白。即使如“典天浪”、“理能人”等貌似莫名的典官名，只要弄清“天浪”指雨，“能人”指伤员，便可知这些官名仍循周官制的命名原则。由于太平天国的上层受文化知识的局限，有时不免也会因对《周礼》望文生义而闹出笑话。太平天国的宰夫只是卑微的屠夫头目，而《周礼》中的宰夫是监察官，地位仅次于天官冢宰之大宰、小宰。故被曾国藩的情报官员张德坚攻击为“妄托古制，沿其名而悖其意” （第3册，p77）。然而他不明白官名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简明，职事愈来愈明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命名原则顺应了这种趋势。 2.太平天国借用秦汉以来历代官制中的部分官名来设置前期的中高级职官。张德坚《贼情汇纂》言太平天国的“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令，皆云山及卢贤拔所订 ”。冯云山“粗知文义，为村塾师，兼通星卜”，卢贤拔亦“粗通文墨”，两人都是诵习过封建经书和典制的小知识分子，故他们拟定的许多官名都取自古代汉族政权的官制。太平天国的检点、指挥冠以殿左殿右的编制，是仿照宋代。宋代殿前司及侍卫、亲军设正副都指挥使，“掌殿前诸班直及殿前诸指挥之名籍，及训练之政”。“ 宋初有都检点、副都检点之官，在都指挥使之上，后不复置，入则侍卫禁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囱簿仪仗，掌宿卫之事”。（卷五八，卷五一）太平天国设主将与将军，仿效了秦汉的大将军与将军之等差。太平天国的总制、监军也见于古代官制。明弘治十年在陕西设总制，十五年为定规，嘉靖十九年因避讳改名总督。监军一官自周代已屡见于文献，是历代统治者歙监诸将的耳目。太平天国设监军于军帅营等基层作战组织之上，也有歙监诸军的目的。其他如仆射、尚书、承宣、经历等，于历代官制中亦有源可考。 3.太平天国前期的高级职官源自流传于民间的小说、戏曲、故事。太平天国的军师、丞相名号取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榜》等民间广为流传的记史小说。太平天国文献记载洪秀全丁酉升天的情景：“我主又转高天，大战妖魔，诛妖时连喊亚哥帮手，此时喊亚哥，是太兄也。有时喊杨家将，有时唱赵玄郎（按：玄郎，大郎也。即赵匡胤），借前侯作比也。” (p711)李秀成被俘后，在供词中将太平天国的失败看成是《封神演义》中的轮回报应：“ 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象，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 …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 (p154)可见这类记史小说在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头脑中印象很深。太平天国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凡封官设爵，都有军师。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也在官制中首列正副四军师。张德坚《贼情汇纂》言：“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可见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战略战术从民间流传的小说故事中汲取了思想养料。民间戏曲中也有大量历代官宦的故事，中国历代官制中的许多官名常出现在戏曲中，诸如丞相、将军等，为农民起义军的谋士们信手拈来，古为今用。太平天国官名中的尚书、监军、指挥、将军也是这样产生的。设计如此庞杂的官吏体系体现了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智慧。（二）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由草创建制并逐步完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太平天国金田团营时已用大小官职来安排会众。“团营”按军队编制，太平天国文献《天父天兄圣旨》记载，有先锋长、军长、百长、营长等官。先锋长以左右编排，军长按左右前后中编排，还系衔正副，营长亦如此。1851年3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设四军师：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形成了军事指挥网络。 1851年7月太平军在进军永安州途中，在茶地着手健全职官制度，设五军主将：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左军主将石达开，右军主将韦昌辉。下辖总制、监军、军帅（军长改）、师帅、旅帅、卒长（营长改）、两司马。根据洪秀全1851年7月19日在茶地的诏旨，当时的总制按五行编排（土一总制，土二总制），监军以天干数字编排（戊一监军，戊二监军），军帅按前后左右中编排，下缀数字。此时每方位仅排二军，共十军，其他还有侍卫、御林侍卫，地位在总制以上，护卫领袖，各军已设掌管专职的典事官如左二军正典圣粮、左一军副典圣库、典木匠等。 (p32) 1851年12月17日天王在永安封王并发展官制，封五军主将为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暗合天地会和中国传统的神灵崇拜五房祖、五虎将之意。太平天国虽然信奉上帝教，排斥天地会和神灵崇拜，但在思想深处，这些传统的东西仍然存在。王以下增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四级，以下总制至两司马不变。朝内事务官员的设置也渐见雏形，《贼情汇纂》记“伪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壬子十月右史，职同将军；十二月升右掌朝仪，职同指挥”。卢贤拔任左掌朝仪（职同将军）。朝中有了国医、拯危急、监斩官，可见1851年在永安时太平天国前期的官制已基本形成。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定都天京以后便追求享受，各王都大造王府，设置了一批服务性机构和服务性官员。北伐、西征使军队人数扩充，十军扩至数十军，军官在作战中立功的要升官晋爵。随着官员人数的大量扩充，太平天国的官爵体系逐渐完善，有了严密的编制。与历朝职官制度不同的是：由于太平天国缺乏大知识分子的参与，其职官制度显得非常粗糙，带有明显的战争时代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正职官文武不分，职权不清，当视为差遣。自王至将军为朝内官，本应在朝内办理政事，但太平天国经常派上至北王、翼王，下至指挥、将军等各级朝内官去各地统兵打仗，如北伐统兵将领林凤祥是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自侯至将军皆可领兵外出征战，例加“钦差大臣”头衔。而军中的正职官如总制、监军，亦可在郡县担任守土官。第二，官和爵无严格区别，当视为官阶。太平天国前期的爵称与官职概念含糊，爵职合为官阶系统。洪秀全在永安诏令，“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p121)。太平天国凡遵十款天条，忠心报国者均可“世其官”。不仅王、侯，连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亦可世袭，这就相当于历代的爵位世袭了。有的太平天国领袖明确地将太平天国前期的官职说成爵位，如《洪仁玕自述》说， “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洲，如来扶主军队俱立首领，偏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第2册，p850）各王侯也自认是爵位，对外行文称“本爵”；而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行文时则自称“本大人”；对上级禀报，丞相以下称“小官”、“小卑职”。官与爵界限不严，丞相可升侯升王，如秦日纲先任天官正丞相，继升护天侯，再升封燕王；授爵者可以行使职权，如燕王在外统兵，佐天侯陈承瑢理朝政。第三，前期官职在开始时严格控制，定员定编，后改为流水编号。张德坚记载太平天国在太平军北伐之前实行缺额替补制，但很快改变了。北伐、西征以前的检点、指挥均遵此制，可见例证：殿前左一指挥黄王昆（壬子二月至十一月）林凤祥（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月）罗大纲（壬子十二月至癸丑四月）吴如孝（癸丑四月至六月）殿前右二指挥蒙得恩（壬子二月至八月，革职）李开芳（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月）蒙得恩（壬子十二月复职至癸丑二月）涂振兴（癸丑二月至七月）曾水连（癸丑七月接任）检点、丞相亦如此。1853年北伐、西征前后，交通不便，但官员晋升很快。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剧贼姓名下”统计，至1853年底，1852年所封之检点已全部晋升，1853年当年封的指挥80%升了官。战争环境中前线和中央消息传递缓慢，按序替补困难，故从1854年起，就按登录次序排。有些学者根据太平天国有一千五百一十丞相的官职就认定太平天国官制杂滥无章，已滥封丞相1510个，这种结论过于简单，忽视了其间太平天国官员升迁、伤亡、被俘或变节而相抵销的数字。太平天国的官制在草创阶段显得粗略，但逐步向正规化方向演进，只是由于其政权灭亡才中止了继续完善的历程。; 2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辛亥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爆发，不是偶然的（2）: gordon 2016-11-8 09:24; 尼古拉二世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维特只想占领北满（人少地多，人口稀少）就完了。 1903年2月16日，俄国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博斯普鲁斯，还要占达达尼尔。”这充分地暴露了尼古拉二世的狂妄野心。尼古拉二世还同德国皇帝一唱一和，别有用心地宣扬”黄祸论”。为实现尼古拉二世的掠夺计划，1904—1905年，俄国同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日俄战争。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惨败，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 *************************************************************** 二十世纪初，由于英德矛盾尖锐化，德国曾企图拉拢俄国。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向尼古拉二世提议建立反英同盟，并把法国拉进来。尼古拉复电威廉，表示同意，但认为必须先得到法国的赞同。威廉对此大为不满，埋怨尼古拉“被法国佬吓得出一身冷汗”， “欠了法国佬的债，所以也就变得太没有骨气了。”1905年7月，威廉二世利用沙皇政府因国内革命高涨和对日战争失利所处的困境，再次提议德俄结盟。两国皇帝在芬兰的比约克岛上签订了反英同盟条约。对尼古拉二世来说，这是轻率的决定。他的大臣们为之手足失措，因为这就意味着俄国将摆脱对法国的依赖，并加剧同英国的冲突，不能从巴黎和伦敦得到俄国所急需的借款。尼古拉二世只好写信告诉德皇：在同法国谈判以前，条约不应生效。从此，俄国加紧同法英国勾结。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形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同德奥同盟国帝国主义集团对峙。 *************************************************************** 以前，俄罗斯的钢铁都是来自德国进口，（自然经济时代就是来自德国）后来，俄罗斯也想发展钢铁产业，就是利用法国的资金和技术。普法战争失败以后，法国成为一个高利贷国家。（做奢侈品生意）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技术，基本都是法国的 *************************************************************** 庚子后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15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辛亥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爆发，不是偶然的: gordon 2016-11-8 08:50; 在“义和团”事件中，威廉二世发表演说，勉励参与战役的德军，要仿效匈奴人般攻打中国。导致德军在后来的战争中被冠上“ 匈奴人 ”的绰号。威廉与沙皇多次书信往来，并发表了著名的黄祸论，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威廉二世要求 “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 他说是，就像历史上的“匈奴人” 入侵欧洲。德国的海军扩张是针对日本，而不是英国。 ———— 1908年接受英国 Daily Telegraph 的访问，呵呵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来说，和欧洲翻一反，中国往上坡路走，欧洲往下坡路走而已。中国和德国还同病相怜，凑到一块儿了注：结束帝制以后，欧洲也是到处混乱，魏玛政权等等 ************************************************************************* 现在的 “五常" 里面，法国灭亡了，英国是 “虚君” 制。仅仅美国是隔着重洋大海，对世界不关注。; 2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早熟的文明 ——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转） ...: 热度 1 gordon 2016-5-21 09:42;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动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这两位陈炯明与孙中山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陈炯明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陈炯明3岁，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院，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就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在那位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围绕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在闽南二十六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2008年的《国家历史》杂志比较集中地整理了陈炯明的施政内容，抄录如下：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有、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 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的翘首盼望的救星。因此，陈炯明才能以弱胜强，一举荡平广东全境。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但他遇到了孙中山。 **************************************************************************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 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广东全省总商会成立了，广东经济调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让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让人目不暇给的新政，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健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直到孙中山进入广东。 *********************************************************************** 孙中山进广州之前，先对陈炯明承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结果，到广州不久，孙中山就宣布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醉心于地方自治的陈炯明，遇上了最顽强也最偏执的职业革命家，崇尚改良的士绅，遇上了暴力革命的鼻祖，安于一方的广东百姓又开始被折腾。孙陈决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孙主张集权，要武力北伐，统一中国，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以南北和平的手段来谋求统一。这个矛盾无法调和，于是重重疑案产生，陈炯明的战友邓铿之死，成为第一个疑案，历史学家汪荣祖认定，邓铿是被孙中山谋害。而陈炯明的造反，也是因为孙中山欲除掉陈炯明。最大的谜案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这个事件的真相正在浮现，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实际上粤军只虚开了三炮吓唬守军，而且事前通知了孙中山离开，反倒孙中山以海军大炮向广州城内乱轰，炸死无辜平民过百。后来，孙中山贿赂地方军阀攻打广州，陈炯明避战而走。从此，按照学者叶曙明新著《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记载，广州百姓因军阀驻军，被盘剥重税，并因罢市抗议被火烧商埠，大批商人被屠杀，孙中山治下的广州，竟然百姓哀号，遭到全国舆论的讨伐。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唏嘘，再回首，云遮断归途，这才一百年的功夫，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被歪曲，多少杰出的人物被忽略，被遗忘，被丑化。历史总是对失败者过分刻薄，人民总是忘记对自己最好的人，而品德较高的人往往成为失败者。逢此遭遇者，千古以下，又岂独陈炯明一个人呢。陈炯明颇有诗才，他曾写过一首白话诗，至今读之，依然心潮澎湃，拍案再三：“地中海的风浪平了，大西洋的风浪又起，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东边的大陆，中间的岛国，望着潮头，说是早晚必至……”; 2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辛亥革命》——一部成龙电影: 热度 12 胖得妙不可 2011-9-28 20:12; 就当成龙电影看好了，否则一定会失望的孙淳比较出彩，把他在《走向共和》里的表演进一步发挥了一下把一个屡战屡败（注意不是屡败屡战）、基本一事无成的人吹捧成圣人，这个难度是比脚大的。当然，在位也办不成啥事的孙大炮下台也干脆，这一点比起那些既占着位置做不成事、又死皮赖脸的主儿还是强太多了; 937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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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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