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中国人》，本书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作。

中国具有欧洲中世纪时代的种种特征，所有城市都有围墙，时至今日，这些围墙和城门仍完好无损，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满洲人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总是把军队的营部安置在带有城墙的要塞城市中，一旦猝不及防的叛乱发生，他们便退入营部中避难。

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在华北、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是一些仅供载客用的硬板马车，马车实际上是由骡子拉着。而在那些种稻的地区，人们并不喂养骡子，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城市中，人们只好步行或以手推车代步。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规定，所以，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用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间，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

要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坐轿留出过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狭窄的街道总是拥挤不堪，给旅游者留下的印象是：

城市中人口众多而高度密集。城市中的建筑主要是平房，除北京外，中国的其他城市面积很小。外国旅游者为了追求文学效果，在他们的游记中随意夸大了中国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这些数量缺乏可靠的数字统计，都是旅游者随意猜想的结果。

直到最近，城市中才设置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他们身着黄褐色卡其布服装，手持警棍在街上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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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台湾或大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上的甘蔗产出，比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的甘蔗产出还要高出50%。事实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香蕉市场上，台湾的小农经济模式比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种植园模式更有优势。调查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马来西亚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的时候，该国小农的天然橡胶产出远远超出了种植园的天然橡胶产出。在农业发展进程中，虽然很多问题最好是采用种植园模式去克服，但如果仔细去分析，就会发现，采用小农经济模式同样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比如，在种植甘蔗或橡胶树时需要利用拖拉机进行深耕，如果农民租赁拖拉机或者通过合作社去共享拖拉机，同样能够像种植园那样克服难题。因此，我对马来西亚、肯尼亚、津巴布韦等亚非国家的情况感到很惊讶，因为在这些国家，欧洲殖民者引入了大规模农业，千方百计地阻止小农经济的发展，阻止当地的小农生产者对种植园构成竞争，反而直接或间接地为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提供补贴（主要是间接补贴），比如，利用税收收入为种植园修建基础设施。如果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果真那么高效，那么殖民者的这种补贴与扶持就没有必要了。

那种对小规模农场的效率提出质疑的言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的小型农场之所以能够实现高产，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农场的规模小，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小规模农场在肥料、种子、储存、销售等方面享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配套基础措施。如果没有合适的配套基础设施，小农场在任何地方都会举步维艰，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没有为改革催生的小规模农场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10~15年间，农业总产出纷纷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

然而，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东亚地区，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韩国，再到当代的中国大陆，很多知名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根据农村市场的迫切需求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产品，从而赚到了上百万美元。立足于农村地区的企业与农村人口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能够从农村市场上学到很多营销经验。比如，日本的这类企业就包括丰田、日产以及本田等。在“二战”结束之后，丰田和日产为了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利用小型载重汽车底盘制造了适合在土路上行驶的汽车，而本田公司为了解决农村市场的需求，则利用50 cc的引擎把自行车转变成了摩托车。

最近，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立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大力开发可以安装在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或者利用现有的通信基础设施生产廉价手机，从而获得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桶金，企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

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刚开始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肯定面临着外汇不足的问题，而如果本国农业不够发达，无法实现本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然会被迫拿出一大笔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从而导致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更加捉襟见肘，那么这个国家引进技术与设备（通常是制造机械）的能力也就进一步削弱了，而这些机器对于实现发展、学习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结果，随着本国居民收入增加以及随着肉类、粮食等消费量的提高，这些国家要么开始削减制造业的出口，要么开始努力增加农产品的进口。

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工业出口创造的外汇一点点地流失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遭遇严重创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 （Michael Lipton）所说的“城市偏向政策”，或者说管理贫穷国家的城市精英往往忽略农民的价值。所谓“城市偏向政策”，准确地讲，指的是政府在投资取向、财政分配、价格制定、土地利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上均有利于城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合理地向城市倾斜，这种政策最终会极大地影响城市化进程。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今天，东南亚很多国家也都因为采取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损害了本国发展，结果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不利于实现全面发展。

最后，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贫穷国家无法为本国人民提供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福利。在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很可能失去工作，而此时如果他们有一个家庭农场，能回乡务农，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工厂工人回乡务农。近年来，中国大陆凡是出现经济萎靡的情况，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出现大批贫民区或棚户区，而那些实行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国家，从18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菲律宾，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东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农业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就占据了优势。但只有当它们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产出最大化之后，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政府实行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之后，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一块儿土地，这样就为农民创造了一种几近完美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有多个竞争主体，没有准入障碍，信息可以自由获取，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教科书里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竞争环境。

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儿土地，也就拥有了资本，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同其邻居展开竞争。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实行的土地改革，美国政府是支持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国内很多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些经济体的改革，认为这是在变相支持它们搞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种改革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将建立起发展中经济体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仅仅通过这场改革，就解决了地主阶层一出生就拥有大量土地的问题，让贫穷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以及资本，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克劳斯·丹宁格 （Klaus Deininger）是世界上研究土地政策与发展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曾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搜集数据，研究贫穷国家的土地分配政策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影响。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土地调查数据计算出，只有一个大国在没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况下长期保持了不低于2.5%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国家就是巴西。当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袭来的时候，巴西之所以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注重提高农业产出，没有农业基础做支撑的经济增长是虚幻的增长。克劳斯·丹宁格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公导致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位徘徊；低增长减少的是穷人的财富，而不是富人的财富。

简而言之，如果贫穷国家要变成富裕国家，那么在发展初期平均分配土地能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三个经济体都是这么做的。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平均分配土地，更无法为农民提供各类扶持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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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啊，这也不一定是从老上海过来的。也可能是从香港、新加坡过来的

像苏州工业园，90年代 新加坡援助的

以前不会 “管线预埋” ，爱整一些 “拉链式”  公路。 修好路了，重新挖开，再埋管线。


像叉烧、炒河粉，这种食物，好像是从香港过来的。

像鸡柳、奶茶 ，这种东西，好像是从台湾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