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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双重思想” —— 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 gordon 2016-7-25 15:24; 非法拘禁，强奸案自述 ******************************************************************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才能有这样的恶报。其实我被张x非法拘禁强奸的日子里，一开始觉得他会放了我，只要我不提别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完全的小女孩的逃避性侵这件事的想法，中间几天熬不住了，看不到希望，只恳求一死了知，现在看来还不如当初一死了之，至少不会有现在的憋屈至少还有点尊严，最后几天又看到了希望，我觉得到时候朋友报了警，警察在他肯定碍于面子放了我。我甚至都没想追究他什么，只想逃离！被市中警方解救的那天下午，我都没来得及看看天是什么颜色，一天都呆在紧张恐惧中。到了医院，我没有看到一个眼熟的人，心凉到了极点，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又要回去了吗？还是我该拼命跑到派出所，可是我弟弟怎么办，就这样，过了有十几分钟吧，我看到了我姨妈，身边跟着一群人，还有一位穿着警服的女警察，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感觉，现在想想我还能感受到，濒临死亡前出现的阳光，好多民警才制服了张x，我已经脑子空白了，呆了，女警察喊我，让我走出屋子，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迈出脚步，整个人都傻了，不哭不闹就站着，女警察进来拉我的手，右手环抱着我走出门诊室，走到一个离张x很远的角落，她让我送开我弟弟的手说让他赶紧走别吓着孩子，我还是紧紧的拽着他不松手，直到我姨妈来领他，女警察就一直拥着我，送开我弟弟的手我才反应过来，对，警察来了，我姨妈来了，他们并不是没有来救我，他们都在，我出来了！这时候我才哆哆嗦嗦的哭起来，那位市中区六里山派出所的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女警官就一直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不要怕我出来了他们逮住他了。可能在六里山派出所呆了没几个小时吧，但那位女警官一直陪着我，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别怕，他们来了。隔着一扇门，我见到了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他们都在外面。但我还是害怕，我担心公安机关不会惩罚他，毕竟现在经常报道有权有势的人都能逃避法律的制裁，派出所告诉我，我们必须送到文化东路派出所了，那里是案发地，何止是案发地啊，那是张x的家啊！我害怕的哭啊，拉着女警察的手不走，那位女警察说，你别怕，公安系统都是一样的，哪里都会公正解决的。到现在，我感激六里山派出所，没有你们我不会获救，感谢你们！; 1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统治与教育，海外华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自干五 ——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 ...: gordon 2016-7-25 15:20; 现在的中国学生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 ********************************************************************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 ，“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 “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 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就拿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 “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分析：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 “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 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27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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