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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不被剥削的痛苦 —— “狼吃人”: gordon 2016-5-1 03:50; 　 “羊吃人”和“狼吃人”这两种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和结果不同：“羊吃人”是本国资本剥削国内农民，将社会分化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被役使劳动者的资本两极，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它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狼吃人”是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农民，既有中世纪的匪盗式劫夺，又包含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行业、地区间经济剥削。在国内，具体表现为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被剥夺的佃农财富和资金，绝大部分流向城市，导致农村资金枯竭。结果，农村只有破产农民一极，并无役使破产农民的资本聚集，形成“一头沉”式的贫困积累。有些地区甚至只有小贫赤贫之别，并无贫富之分，问题已经不是佃农普遍借债和无力偿债，而是无债可借。35 由于农村失业、半失业和富余劳力数量庞大，人工低贱，不仅机器耕作无望，连畜力使用也显得不经济，以致一些地区纷纷由牛耕倒退回到锄耕。在国际，欧美列强和日本是先进工业国，中国是落后农业国，全国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资金和财富流往欧美列强和日本。即使充当剥削农民主要经手人的官僚、军阀、地主、商人、买办、高利贷者，也只分得一杯残羹。就是这杯残羹，相当部分也因购买洋货或出国观光、旅游、考察、探亲、医病、留学、置产、移民，或将金银、钱财存入外国银行等，最终流向了国外。资本、财富积累全部集中在欧美列强和日本，中国成为贫困一极，全国一穷二白，建设无资金，产品无市场。为了活命，度过眼下难关，佃农除了勒紧裤带，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还不得不压缩生产开支，降低耕作质量。生活费用则绝大部分用来果腹充饥，家庭消费的最大比重是食品，衣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费用极少。 ******************************************************************************** 金融革命解决了问题问题已经不是佃农普遍借债和无力偿债，而是无债可借。 ******************************************************************************** 有点像马略的军事改革最典型的一个军事术语 “马略的骡子” 由政府提供兵器，或者说公共品，例如种子培育啊，之类的 ******************************************************************************** 不是公司+农户，而是 “国家” +农户的模式赤贫人口 ******************************************************************************** 按道理来说，个人风险好，利率应该高呢。更大范围的互助，降低了风险。压低了利率。农业嘛，收入能保证的 ******************************************************************************** 著名农学家沈宗瀚先生（注：沈宗瀚（ 1895 ～ 1980 ），中国著名农学家。）回忆其母校北京农业专科学校 1915 年前后的教学情况时，这样写道：“外籍教授对中国情况茫无所知，自不待言。即使中国籍的教授，多系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堂农科毕业生，教学中多摘译日本课本为讲义，购用日本动植物标本以代本国实物，农场实习不过播种、除草、施肥、收获等普通简单工作，教授与学生对于中国农业认识甚少，遑论研究改良。”而那时的农科学生“几乎均为城市子弟，对于实地农情，极少明了。”（注：沈宗瀚：《中华农业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23 页。） ******************************************************************************** 科研也是烂上个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农科大学任职的教员通常都是只教书授课，不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初创时，教员很少，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根据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教员每周必须授课 24 学时，一个教员要能完成额定的教学任务，必须同时开设很多门课程，例如一个专攻动物饲养学的教授，他可能除了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同时要教作物育种学、植物保护学等。大学教授们已经没有时间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了；二是当时学校的经费短缺，无法为教员添置必要的研究设备和试验用品，教师们只好安于教课，维持现状；三是当时的一些专业农事试验机构，既缺少经费又缺少人才，更无科研学术积累，无法开展切实的农业研究。就连号称国家级的北京农事试验总场，竟委任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农业科技训练的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为场长，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创新能力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注：周邦任、费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33 页。）当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主任的过探先教授（注：过探先（ 1886 ～ 1929 ），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棉花育种的创始人，著名农业教育家。）撰文提出：“吾国最初之农业教育设施，教者缺乏实地之经验，故不得不空袭东西之旧说，国内又绝少农事之研求，足供教材之选择，故不得不翻译国外之课本；学者亦毫无真实之目的，只求进身之阶梯，故实习则敷衍塞责，谋业则困难倍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有来由矣。”中国大量延聘外国农学家来任教讲学，也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启宇（注：唐启宇（ 1896 ～ 1977 ），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史学家。）所指出：“然而殊方之士，异域之人，对于吾国背景与环境，无深到的认识，若与其谋大纲大策有确切之贡献，是属不智，此为国人应行解决之事，可以自求解决者也。”（注：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农业周报》， 1935 年， 9 期。） 1915 年前后正在北京农专就读、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农学家的沈宗瀚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吾国）大学设立农科则始于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来自各省，聘请日人教授，用日文讲义及日本图表标本讲解学理，对于中国农业问题殊少实地研究。”; 21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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