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农科大学任职的教员通常都是只教书授课，不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初创时，教员很少，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根据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教员每周必须授课24学时，一个教员要能完成额定的教学任务，必须同时开设很多门课程，例如一个专攻动物饲养学的教 授，他可能除了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同时要教作物育种学、植物保护学等。大学教授们已经没有时间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了；二是当时学校的经费短缺，无法为 教员添置必要的研究设备和试验用品，教师们只好安于教课，维持现状；三是当时的一些专业农事试验机构，既缺少经费又缺少人才，更无科研学术积累，无法开展 切实的农业研究。就连号称国家级的北京农事试验总场，竟委任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农业科技训练的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为场长，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创新能力之 低下，就可想而知了。（注：周邦任、费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页。）

当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主任的过探先教授（注：过探先（1886～1929）， 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棉花育种的创始人，著名农业教育家。）撰文提出：“吾国最初之农业教育设施，教者缺乏实地之经验，故不得不空袭东西之旧说，国内又绝 少农事之研求，足供教材之选择，故不得不翻译国外之课本；学者亦毫无真实之目的，只求进身之阶梯，故实习则敷衍塞责，谋业则困难倍多，学非所用，用非所 学，有来由矣。”中国大量延聘外国农学家来任教讲学，也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启宇（注：唐启宇（1896～1977），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史学家。）所指出：“然而殊方之士，异域之人，对于吾国背景与环境，无深到的认识，若与其谋大纲大策有确切之贡献，是属不智，此为国人应行解决之事，可以自求解决者也。”（注：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农业周报》，1935年，9期。）1915年前后正在北京农专就读、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农学家的沈宗瀚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吾国）大学设立农科则始于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来自各省，聘请日人教授，用日文讲义及日本图表标本讲解学理，对于中国农业问题殊少实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