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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五四运动是中国最恶心的一个事件: 热度 3 gordon 2017-1-16 15:02; 首开利用学生闹事的先河。 ***********************************************************************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只要科学存在一天，慢慢其它东西就会剥离的这种影响和适应性是很厉害的 *********************************************************************** 五四运动让中国的科学倒退了至少一个世纪 1919 —— 2017 ，几乎一百年了 *********************************************************************** 最早这种街头运动，是国民党弄的，北洋保持克制后来北洋里面也闹翻了，五四运动是徐世昌发起的，把段祺瑞的人给打了一顿草段祺瑞好说话嘛，保护学生，三造共和，共和之父 *********************************************************************** 利用学生搞运动，成为弱者的武器国民党搞，民进党搞，徐世昌搞 *********************************************************************** 袁世凯时候，国民党就爱搞这个曾经把 “蓝公武” 打了一顿只准国民党报纸胡吹，袁世凯报纸不能说话。那时候袁世凯还没有称帝呢就是中国搞不了共和嘛; 278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物理 —— 1916年的中国: gordon 2016-11-3 05:24; 注：现在才明白，原来北大当年是最强。法国这帮人真牛逼，哈哈（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不对，哈哈）作者：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学事靠一些留学人员. 他们主要是在外国念书、学物理，回国之后，就在中国开始教学，从两三个学生开始教起. 人数不多，这等于我们看《封神榜》，最大的红发老祖有三个学生，老子（即“太上老君”）最大，第二个元始天尊，第三个通天教主. 后来这三个人分别组成三大教派，弟子也就慢慢地培养出来. 物理也是一样，起首只有几个人，人数不多. 我们要探究中国物理是如何发展，教授如何能够吸引学生等问题，说来说去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 到底当时能够教物理、做学术研究工作的是哪些人？什么人？他们集中在哪几个学校或单位？看我们几十年的物理发展，看有些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培植下一代有些什么人. 评价物理发展，就是这样. 培植学生，有量有质，这就是一个故事. 现在我把中国重要的几个学校讲一讲. 中国大学很多，后来这些学校慢慢地都开始设物理课程，当然并不代表有物理系. 因为一个学校里有一、两位先生教物理课程，跟现在台湾最小的大学物理系差很多. 所谓物理系可能就是一、两位先生，或者一个人的一个系. 说起来，一个人办一个系，学生亦不多，一年就一两个人. 我们先讲讲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在前清时期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 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自强运动，自己知道非学西方不可. 这才自己创办新式学校.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改为北京大学. 1998年，北京大学要举行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就是从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那时候算起（前几月我还收到他们的邀请函，要我回去参加庆祝活动，不过，我大概是回不去了）. 总而言之，北京大学是头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系统的大学. 但是起初它并没有“理学院”，而是叫“格致”. 后来正式改名北京大学后，设置“ 理科”，没有系. 要等到相当晚期后，才正式有“学院”这个名称出现. 至于“理科”包括哪些科目呢？大致上天文、地质、数学、化学、物理、动植物等6个科. 那个时候，“理科”里面也没有“系”，因为那时候学校里面的教授不多，学生亦不多，所以每个科目里面可能只有一门、两门相关的课程，并不能成为一个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期回来的人大都留在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在中国算是相当早的新式教育系统. 初期回来的何育杰、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都在北京大学. 何育杰先生是1903 年，很早期，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物理回国，回来后，他在北京大学. 李书华先生在法国念书，1922年回来之后，也在北京大学教书若干年. 事实上，在民国五年（西元1916年），北京大学就有一个班算是正经念物理毕业的学生 . 这头一班中的学生，我知道名字的有三个，真正认识的只有丁绪宝先生. 北京大学很可怜，名气虽然大，但并不是“ 大”在科学上，而是在文学，新文化运动等，大家都知道，如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在学术方面是处于泰斗的地位. 在科学方面，北京大学并没有很强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北京大学的科学人才很少.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科学人才总共只有那么几位先生，有些地方人多一些，其他地方就没人了. 所以没有办法，不够分配. 第二个原因则是在北伐开始，民国政府成立之前，因为北洋政府军阀系统之下，北京大学有一阵非常困难，没有钱，连教授一年的薪资都发不出来 . 这情况怎么办呢？学校没有钱办教育，所以只好靠卖讲义筹措经费，教授一年也领不到工资.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期望北京大学能够有经费做一些科学发展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许多因素致使北京大学很吃亏. 北京大学从老的阶段过渡，中间的1931年到1933年这两年的时间里面，王守竞先生从美国回来，到北京大学去教书.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原先在美国做了很好的工作. 他早年所做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是很出名的工作. 1929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在那个地方好像待得不高兴，所以1931年他去了北京大学. 他很想整顿北京大学物理系. 从1931年到1933年两年时间，他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使这个系达成一个过渡时期. 1933年一直到抗战结束，这十多年都是饶毓泰先生在主持，饶先生重新整顿北京大学物理系，不断地进行革新的工作. 1944年饶先生又出国去了，所以，他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时间就因此中断了. 总而言之，因为饶先生个人的转移，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期间他去德国作研究，回国后又主持并任教于北京大学. 而北京大学在后半段的发展上，也经过一连串的革新与改组，成为新的北京大学，同时聘用了许多新的教授. 1944 年以后，饶毓泰先生又回来了，开始接手做一些有关北京大学物理系在行政方面的工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就完完全全地面目一新了. 在北京大学从老阶段向新阶段过渡中，蒋梦麟校长起了作用. 1930年底，蒋梦麟为北大校长. 蒋校长对理学院长饶先生和理学院其他人说，把北京大学老的人解聘，这种丑事由我来做，聘新人全权由你来做. 这是很大的魄力，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你现在解聘一个人试试看.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完全改组. 理学院设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系. 这五个系，换了新的主任、新的教授. 那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换了新人. 在1931到1933年由王守竞先生作主任. 他教了两年书离开北大去资源委员会，要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方面的工作. 他离开北京大学，把物理系交给饶先生. 饶先生聘朱物华、我和郑华炽. 那个时候可以这样说，北京大学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蒋梦麟之前的阶段，在蔡元培当校时，整个环境、政局不同，最出名的是五四运动. 1937年以后理学院开始革新. 我是1934年回来，到1937年三年之内，我过得很愉快. 饶先生是我的先生，我一到系里什么都不管，我作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没有一点操心的地方. 我怎么到北大？刚才讲过，我认识北大第一届毕业生丁绪宝先生. 丁先生比我年长几岁. 1932年，我在美国念书，他从国内休假出去，我也就在那里认识了他. 丁先生大概是知道我第二年（1933 年）就要得学位了，所以1934年，也就是我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丁先生就向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先生推荐，希望可以聘我去中央大学教书. 可是因为早已和以前在南开教我物理的老师饶毓泰约好，回国后要到北京大学教书. 饶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主任并兼理学院院长，所以虽然我并不是北大毕业的校友，但是我还是去了. 总而言之，这件事纯粹是人为的原因. 如果1934年我没事先和人约好要去北大，而在我一回国，就有中央大学要请我去教书，这当然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如果我在1934年时去了中央大学，那么我可能就得了一位学生，那就是吴健雄女士，但是她现在反而变成是我老师辈的人了. 这说来很有趣，吴女士在南洋公学念书. 胡适之先生在南洋公学当教授及校长，吴健雄是他的学生. 饶毓泰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师，也曾在南洋公学念书. 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在南洋公学念书，他是胡适之的学生，所以我就变成胡适之先生的徒孙子. 而吴健雄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跟我的老师同辈，所以我算是她的师侄. 但是假如我在1934年去了中央大学教书，那么她又会变成我的学生. 说笑话呀！很好玩. 北京大学从1933年抗战之前开始（中间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到1946年，这十几年之内，经过抗战开始前有三年，抗战之中有八、九年的时间，在这些年里边，北京大学物理系训练出来一些学生和助教，有马仕俊先生、郭永怀先生，他们是我头一次回国的时候，最早教过的两个学生. 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还有一些历任的助教和学生，但是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我的学生，而是我的同事. 举例来说：我是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学生，有一位先生，郑华炽先生，是化学系毕业的，不过，因为他后来的工作是研究拉曼光谱（Raman spectrum），而这方面是跟物理相关的，所以物理系就请他来教书，我们就变成同事了. 等到在昆明的战争末期，有一些学生后来成名了，成就很高，例如，黄昆、杨振宁、李政道等等. 这就是在北京大学后期发展的情形，已不是早年原来的北京大学了. 第二个中心就是清华大学，以前是留美预备班.1923年，叶企孙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了学位，回国后在南部待了一年，第二年去清华大学. 他本人回国后，直接作物理研究并不多. 但在发展清华，把清华物理系建立起来，培植下一代，都有极大作用 . 为什么刚才前面说过的那些比叶先生早回国的人，都留在北京大学，而叶先生却待在清华大学呢？因为清华大学从1925年起首，由原来留美预备班（一半中学，一半大学一、二年级）改为正经的中国制度的大学，同目前制度下的大学，四年毕业. 办物理系，叶企孙先生在中国培育下一代年轻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清华大学成为对中国物理发展有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机构. 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虽然同是国立的学校，但是清华大学的经费来源比较充足 . 美国把庚子和约中的赔款还给中国，要中国拿来从事文化教育发展工作，政府把这整个经费拿来建设清华大学. 起初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把全班的毕业生都送到美国去念书. 这件事情说起来并不好听，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竟然是靠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的确对中国的近代化有很重要的影响. 正是有了庚款，因此，清华大学有一个特别占便宜的地方，就是他本身另有经费，没有政府欠薪水的情形发生，经费清清楚楚. 所以清华大学是一个有希望能够把它建立起来，并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研究单位. 国耻之一，庚子赔款. 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大部分给清华，剩下的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管理这笔经费，庚子赔款抗战时期到期、停止、没有了. 因为这董事会还有剩下一些钱，清华据此建立一个基金，大约有一千万美金左右. 一千万美金，很少，现在不值多少钱. 但是还是可以生利息作为清华的发展基金. 但是若以现在的标准相比，反而是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现在国家政府每年编列给清华大学的经费，都是以几个“亿”来计算的. 由国家编预算，清华也就成为国立学校. 从民国初年起首，美国庚款退回来后，清华大学每一年都有几十个学生毕业，很多都是优秀的年轻人被送到美国去念书. 若干年来到现在为止，经由清华大学送去美国受训练回来的人才，在各行各界，不只是科学方面，包括其他方面，都对中国所谓的“ 近代化”和整个社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叶企孙先生，1923在美国. 1924年在南方，短期一年. 1925年在清华. 在清华，他立即开始聘请了许多物理学家，很早为建立一个很活跃的教学、科学研究队伍作好了准备工作. 叶企孙先生一到清华，延揽许多教授，前已讲过，不重复了. 其中，还有稍晚一点的任之恭先生，1923年、1924年他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要在清华大学聚集的这些人，都相当有计划地去建立一个物理系，因此，人慢慢地多起来，在教学方面，水准当然也就跟着提高了. 1920年代期间，在清华大学受教育训练出来的第二代学生，也就是跟我同辈的那些人，对于中国物理的贡献都相当地大，培植了许多学生. 这方面，我等一会儿还会再说. 第三个地方就是我的母校南开大学. 我并不是要特别把我的母校提出来，而是由现在看那个时候，的的确确除了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外，还有南开大学，都对后来中国物理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在抗战时期，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两所学校联合在一起，变成西南联合大学，地点在昆明. 因此，南开大学跟物理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 第四个地方是燕京大学. 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那时的教会学校比我们台湾的教会学校要高明得多. 燕京大学物理系主要的主持人有谢玉铭先生和一位外国的教授. 若干年来，燕京大学也训练出来几个学生，例如，王明贞，她是一位女物理学家，她哥哥王守竞先生很出名. 王明贞本人是乌伦贝克（Uhlenbeck）的学生，她写的论文很出名. 另外还有褚圣麟、张文裕等等. 张文裕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去英国的剑桥大学学核物理，回来之后正好是抗战时期，昆明的南开大学聘他去教书. 等到抗战结束，他又去美国作研究，接著又回到大陆，前几年过去了，他是做宇宙线研究的. 袁家骝先生，他是吴健雄的先生. 他起首学的科目跟物理没多大的关系，他念的是电子、电路这些课程. 若干年后，他开始作跟物理有关的工作. 另外还有几位，例如，毕德显、王承书，也是女的物理学家，张文裕先生的夫人，她也是乌伦贝克的学生，念的是统计力学，前年过去了；卢鹤绂，我前几天看报纸的时候，看到卢鹤绂也过去的新闻：葛庭燧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去燕京大学当了一年的助教，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接著就去了美国. 谢玉铭先生，也是在1926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他和吴有训先生都在同一所大学作研究，但是两人所做的工作内容不同. 谢先生回来之后，就在教会办的燕京大学. 当时的教会学校和现在台湾的教会学校是不一样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教会没有钱，所以教会学校到台湾后完全改观了. 以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学校中，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其他不是天主教的学校有好些，在北方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方的则有东吴大学. 外国的教会学校搬来台湾后，因为没有钱，所以在台湾的教会学校完全变成私立的. 跟教会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除了在历史上，它是沿袭以前的教会学校而来以外，现在在台湾的教会学校并没有享受到任何优势. 而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教会学校有外国教会给的钱，没有经费问题，比国立大学有许多便宜的地方. 所以即便它的规模可能比政府所办的国立学校要小一些，气氛也没有国立大学那么好，但是就整体而言，它会比较精一点，同时，它的经费在某个限度之内，也是很稳定的 . 在燕京大学的谢玉铭先生，对于中国物理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来评估一个机构或是一些人对中国物理发展的贡献呢？主要是根据他们在若干年之内，是否有建立传统，包括人、设备与稳定的气氛等三方面；他们在几年内又能够吸引多少学生或是激励、唤起（inspire）多少个学生继续作物理研究工作. 燕京大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校，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它也训练出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就整体而言，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虽然规模不大，物理系大概差不多只有三、四个教授，但是这个系培养了不少的学生. 除了以上所讲的之外，我再把几个学校讲一讲. 1912年北京大学、南京教会学校金陵大学成立物理系，所谓物理系可能就是一、两位先生，或者一个人的一个系. 中国的大学后来都慢慢地教一些物理课程，继1918年北京大学之后，在上海的私立大同大学，以及南京的高等师范（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1920年开始办物理系. 1924年则是北京师范大学设有物理系. 1925年清华大学改制后也开始正经地办物理系. 同一年，燕京大学开始有物理系. 1926年四川大学设物理系，1927年在广东中山大学设有物理系.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新设置了更多所大学，例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等. 1930年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至于交通大学则是早就有的学校，但是原来不叫大学，后来才改名的. 后来，还有安徽大学等等. 总而言之，等到国民政府成立后，国立的大学越来越多，不管当时在学校里是否只有一个、两个先生，都会开始教一些物理的课程. 但是，这并不表示当时有成立像现在这样的“ 物理系”. 事实上，当时的规模与人数远比现在要小得多. 大致上来说，从1920年左右起首，教授们开始在大学里教物理，但是学生的人数并不多. 诸位务必要了解，因为在中学没有人教物理，中学学生很少是有具备物理根基的，所以上大学后要从头开始 . 至于1920、1930年代，大学物理系培养的学生，以清华大学为最多. 这些学生大多能继续从事物理事业，或者做研究，或者教书、又培养下一代. 清华大学那个留美预备班若是不算，清华大学从1925年起首，就变成正经的大学了，这时候有三个人，他们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念书. 这三位是王淦昌、龚祖同、王竹溪. 他们属于同一个年代. 1925这一年，我也念南开大学. 最近的20年里，王淦昌先生在所谓的“ 粒子物理”方面，是一位很活跃的人. 在二三十年前，大陆跟苏联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跟苏联的物理学家们一起研究粒子物理、高能物理等，那时因为大陆和苏联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大陆就派王淦昌到苏联的杜布纳（Dubna）实验室里作研究的工作. 从一九二几年到抗战前几年工夫，清华训练出的学生中，后来有点成就的知名人物有龚祖同，他后来是从事应用玻璃方面的工作；王竹溪先生则是作“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傅承义先生、赵九章先生等等. 赵先生后来不念物理了，改念理论气象学. 陆学善先生作晶体的研究. 周长宁先生，这位很年轻，他念南开大学预科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之一，他曾经在英国留学，作宇宙线（ cosmic ray）研究. 可惜抗战结束来到台湾之后，很早就过去了. 另一位翁文波先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 以上这些人从清华毕业后，其中好几位都曾经在严济慈所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过助教，也都在那儿接受了几年的训练. 还有张宗燧先生，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跟前面那几位一样，都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同一个时期，也就是1930年代抗战开始之前，大学毕业，到国外留学. 彭桓武先生，他做的是有关基本粒子的研究，在抗战时期，他留在英国，抗战结束之后，就回到大陆. 钱伟长先生，抗战刚开始时他刚从清华大学毕业，通过了中英庚款去英国留学的考试后，刚好遇到英国在打仗，不能去欧洲念书，所以他就转往加拿大，后来再到美国，现在则是在大陆作所谓“ 应用力学”方面的研究. 钱三强先生，他从清华毕业后，有一阵子在严济慈先生所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做助教，后来就出国去了，跟玛丽·居里（M. Curie, 1867-1934）的女儿伊伦娜· 居里（ I. Curie, 1897-1956）做研究. 平常的铀235裂变，会从一个变成两个，然后分开. 钱三强先生发现铀可以变成三个裂开，然后分离；有时候甚至是变成四个分离出去, 在抗战之后，钱三强先生从法国回到大陆，成为一个很活跃、很活跃的人，知名度也很高. 王大珩先生也是他们的学生，他主要的工作是作应用光学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光学的贡献. 何泽慧先生，她是钱三强先生的太太，在结婚前她原来在德国跟一位Bothe 作博士论文，后来欧战开始，好像就和钱先生一块儿跑到法国去结婚了，等到战争结束后才回到大陆. 何泽慧也是作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 清华大学在二十多年间，训练出来各种物理人才，也都能继续地有一些发展与贡献.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能有这么样的一个学校能够培育出来这么多人才. 还有一位念“ 理论物理”的胡宁先生，抗战时期在昆明，很快地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到美国去作扰流理论（ turbulence theory）的研究. 他是位很出名的人物，曾经来过台湾一次（现在我们中央研究院想请他来，但是他现在身体不太好，没有办法）. 葛庭燧先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后来在燕京大学待了一年，等他出国回来后，就一直留在大陆. 在他的研究工作方面，做的是与固态物理有关的实验，即金属里面有缺陷（defect）、有不规则的断层（faults）等等. 总之，他在理论实验的研究工作有相当的地位. 他念书的过程，不仅受到清华大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燕京大学的一些影响. 第五个单位，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在中国物理人才的培育和研究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中央研究院成立在北平研究院之前（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由国民政府于1927或1928年成立），但是在研究方面，反而没有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这么活跃，而它对人才的训练，也在北平研究院之下. 总而言之，这里面多多少少有我个人的偏见，但是，我的偏见是有道理的. 若要谈论一个国家某一门学问的发展，说来说去主要的重点就是人. 究竟是哪些人在什么地方，inspire或训练出来多少学生？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严济慈先生在我国物理发展方面也是个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1927 年严先生在法国得了学位，回国后以法国庚子赔款（法国的腐败不太清楚. 美国庚子赔款很早就退回来，从民国初年起首就办清华学校，钱退得早，帐目清楚，事情明了. 法国就不大清楚, 莫名其妙！）的一部分钱，成立了“北平研究院”，这跟完全由政府所办的“中央研究院”正好是对立的机构 . 中央研究院主要是在南京、上海一带，他的经费完全是由政府负责. 而北平研究院从法国庚子赔款中取得经费，至于怎么从庚款中取来，我也不大清楚. 总之，1932 年起首，严先生就在北平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有几个研究所，其中最重要的是物理研究所）主持物理研究所，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物理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地方. 在介绍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工作之前，我想先讲一点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物理研究发展得这么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大多数出国念物理的人，都是作实验的物理研究. 实验的物理研究在美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子的. 有一位教授，假设他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有若干实验的计划、若干实验的设备，有学生来，他才有空把学生放在某一个问题或研究计划上、就一个问题做他的博士论文. 所以只要教授有空，他就会安置一个研究生. 中国留学生当时绝大多数念物理的都是念所谓的“实验的物理研究 ”，这虽然有好处，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处在于美国有现成的环境：有实验室的设备、有研究的计划和主题. 所以，你在那里很容易就有机会写好一篇专业论文 . 反过来，你若作“ 理论物理”，就没有这样清楚的把握了. 这并不是说理论物理比较难，而是两者对物理研究的要求不甚相同. 中国学生念“理论物理”可以说是“数学物理”，而在国外念“理论物理”的中国学生比较少，这个也是我们物理发展得比较慢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可以用别人的设备，用别人的研究计划，一切都很方便，有现成的实验环境，你做一个问题研究，比较方便. 另一方面，虽然“理论物理”不用作实验，但是，你反而可能不晓得要做些什么，找不到研究的方向和主题，徒然地在那里浪费许多时间，却不得要领. 然而，作“实验物理”的学生从国外回来之后，就很难继续地发展，因为在中国普遍没有设备、没有经费、没有传统，所以，留学生回国后想要继续国外的研究实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学物理的绝大多数的人回国后，没有机会继续做实验工作，所以中国的物理发展得很慢, 由于以上的原因，做实验物理的人继续留在中国做，就很困难 . 假如有些设备做实验，也是有限的. 但是，在抗战之前，1930年代末期，中国物理刚刚萌芽. 这个“萌芽”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代表有些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有些实验物理的工作，但实验很少，刚才提过的几个大机构里的确有比较活跃的实验研究工作. 这当中尤其重要的机构，就是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主持的那个物理研究所 . 在抗战前的那几年里面，他所做的工作，以“量”来说，在中国算是第一的. 抗战之前的那几年，严济慈先生在这四、五年内所做的工作，大多数可以归纳为几个项目. 其中一部分是做照相乳剂，就是拿一些底片，再加上压力的实验. 比如说，弄一块石英压在胶片，胶片有两面，一面是玻璃，一面是乳剂. 压在乳剂那边，这个水晶压上去的压力，对于感光程度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些实验可以量，这东西就是说不出什么道理. 总而言之，严济慈先生就是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里面做这类东西的实验. 还有一项是关于压电效应的研究，即用很多的晶体加上一个电压，就可以做“ 振动”的实验. 以现在的石英表为例：其基本原理就是石英的振动可以产生所谓的“电”跟“磁”，晶体振动时产生的一种效应. 这一方面，在物理研究所里面，有好几位助理都是从各大学毕业后，就到那里和严先生一起做研究的学生. 有一位钱临照先生，他比我大一、两岁. 还有一位是方声恒先生，他的女儿就是连战的夫人. 就我的经历上来讲，我还记得方声恒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来过台湾大学的物理系，我二十年前来台湾时他都还在. 1934年到1936年间，严先生在北平研究院工作，研究斯塔克效应（Stark effect）. 这是一个原子光谱，把它放在电场里面，然后观察电场对这个原子光谱所产生的效应. 同一时候也有好几位助理，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中的钟盛标先生是一位助理教授，在抗战后来过台湾大学，但是后来还是离开台湾，去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教书. 另外有位翁文波先生，也是跟著严济慈先生一起做实验. 这都是1934—1936年间的事. 还有，严先生在实验方面，还研究吸收光谱的现象，这种碱金属铯、铷、钠、钾、等，加上一些稀有气体氩、氖、氦等等，再加上压力，然后观察它对光谱的影响. 在这一类的工作上. 严济慈先生主要的助教是钱三强先生. 还有陈尚义先生，陈尚义先生也是北平研究院的一位助教. 因为那时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同样都位于北平，很近，而我就住在那附近的胡同街口，所以我每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一出街门口就会经过他家，因此我跟他变得很熟识. 因为当我回到北平的时候，还很年轻，一肚子热诚，所以就建议北京的三个机构一起做物理研究，这三个机构指的是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还有清华大学. 虽然这三个机构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清华大学在城外，北京大学跟北平研究院距离比较近，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这三个机构联合起来，每个月轮流做东办一次讨论会. 那时候，大家都有新鲜的精神. 因为这样，我对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这三个机构，都非常地熟识. 我最清楚自己的心身几年之内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 讲到中国物理的实验工作，说实在的，我们国内做的实验研究很少.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种设备，所以许多相关的实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北平研究院研究的范围比较窄，需要的设备也比较特别. 他们做的是有关光谱、斯塔克效应这一类的实验，因此需要一个很大的摄谱仪，一个真空光谱仪，是从英国买来的大设备. 他们在做斯塔克效应的钢管里边放上电极板，还有碱金属蒸气，观察稀有气体对它的影响. 这些仪器就是要做这一类实验的设备，这个设备是饶先生从德国做研究回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仪器给带回来了. 需要设备有限，所以研究这项实验就我们的能力范围而言，是可以达到的. 其他方面的研究，说老实话，以我们国内普遍的情形来讲，在实验的研究上还是有许多的困难，所以我也不愿意多讲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设置了物理系、物理研究所. 实在讲起来，除了北平研究院之外，还有北京大学也可以做一些光谱方面的实验工作，因为所需的设备我们都可以购买. 北京大学做关于光谱方面、拉曼光谱方面的实验. 北京大学有些实验工作，北平研究院有些实验工作. 反观清华大学，就没有做多少实验的工作 . 赵忠尧先生，做一些γ射线散射的研究，当然γ射线源有了，但是有限制，并不是很多实验都可以做，有些实验不能做. 在其他地方如果一定要提的话，还有在做实验的，武汉大学有人在做实验. 在地球的上空，有所谓的电离层，有e层、f 层，一层一层的. 向上发送电磁波，然后经过电离层反射回来，测量它的高低. 因为不同高度的电子密度不同，反射系数就不同，因此我们就可以来测量，当我们把电磁波发送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花多少时间？当然，测量电离层高低的这种实验，并不是一项新的研究，只是有人想出来这个方法以后，就有人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实验，这种工作可以做. 在武汉大学里面有一位先生叫桂质廷，他在中国的第一代开始发展物理的时候，也就是在一种很艰难的情形之下，做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大气的实验研究. 虽然有一些范围上的限制，但是那个实验本身是可以做的，而且会因为一年四季的不同，也变成他的一项例行工作. 总之，这位武汉大学的先生所做的研究，就是观察在整个大气上空的那些电离层，在一两百公里的高度时所产生的不同变化. 偶然有人在国内做宇宙线的实验，你在某一纬度上测量宇宙线方向的不对称，从东边来的和从西边来的不一样，因为地球会自转，所以测量出来的结果不会相同.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假若你很有系统、很精密地去做，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但是假若你从来不做这个实验，或者只是做个一、两次，做个一年、两年而已，那么在做完之后，你可能就说不出一个什么道理. 所以要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物理的发展，我回想起来，好像也有点不耐烦，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内容，并且也说不出一个什么道理，也无所谓. 以上就是中国物理在20世纪前半世纪的情形，大致上就是如此. 注：“宇宙线” 不是让位给 “高能物理” 了。; 25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洋的倒掉 —— 五四运动与军事革命: 热度 2 gordon 2015-12-13 12:44; 北洋臭掉主要是因为曹锟贿选，而曹锟依赖的人就是吴佩孚。其实北洋是很不容易的一界政府，人家别的朝代，开国都很强盛，太宗太祖都很牛。北洋呢，接了满清的一个烂摊子，各省独立。ok ，蒙古也想独立，满清也有跑到东三省的可能性，跑老家去嘛北洋呢，是恩威并施，维持了这么一个摊子。等后来，你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都是很长时间之后了。当然，你觉得这是小儿科的东西，常识。但在当时可不是。杨度主张内阁制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多民族国家。满、蒙、藏、新这个地方要保住。袁世凯留了个心眼，在清帝退位诏书上，明确写着要维持这么一个帝国版图。注：这跟主题无关，都是废话了。 ***************************************************************************** 英法双强与列强时代 1860年和1870年，世界是个分水岭，因为有了电。除少数例外，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技术发明，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科学知识。英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它拥有经验丰富而且富有常识的人。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电报的发明与理论科学密不可分，必须利用伦敦的惠斯通和格拉斯哥的汤普森等人的研究成果。人造颜料工业则是大量化学合成的成就。炸药和照相也是如此。至少炼钢这项重要革新是出自高等教育者，即托马斯“基本”处理法。就像凡尔纳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教授成为比以往更为突出的工业界人物：法国酿酒商不就是求助于伟大的生物化学家巴斯德为他们解决难题吗？此外，研究实验室如今已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门。在欧洲，实验室仍然附属在大学或类似机构中——耶拿的阿贝实验室已经发展成著名的蔡斯工厂。但在美国，以电报公司为先导，纯粹的商业实验室已经出现。不久，它就因爱迪生而闻名于世。科学研究渗透进工业的重要后果，使此后教育机构在工业发展上越来越具关键性。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先驱者，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他们的技术和高等教育制度也离杰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包括苏格兰的话）。注：苏格兰的教育很出名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缺少大众教育还是缺少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想成为“现代”经济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只要具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就很容易发展起来，如瑞典。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完善的初等教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在1870~1871年间，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打败法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普鲁士的士兵文化程度普遍比法国高。注：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原因。上到初中是免费的，也能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再高，效果就不明显了。当然这是以前的论文，现在就不知道了。正是因为理论的突破，从经验转到有规律可循，所以世界从英法双强，转到了列强时代。现在，教授为啥不吃香了，因为国企的研究所跟它是可替代关系。而且中科院的系统明显比大学强。 ***************************************************************************** 丘八、丘九、丘十七中国的历史变迁，跟吴佩孚这个人有很大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7月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这个事情又跟湖南有关。不管你再牛逼，也怕皇亲国戚。北洋政府，对湖南也是没有办法。湖南当时要独立，因为它处于中间位置，南北军阀拉锯，老从它哪儿过。吴佩孚当时和湘军的赵恒惕关系不错。段祺瑞的部队，当时扩军太厉害，战斗力下降。吴佩孚算是比较会打仗的本身南方革命政府一筹莫展，现在看到一只和自己相似的军队，大喜过望。从此之后，都是 “学生军” 这种模式。开山鼻祖就是吴佩孚 ***************************************************************************** 黄埔丘十七的来历当兵都是丘八嘛，学生是丘九，加起来就是丘十七吴佩孚是前清秀才，地图科出身，所以有 “ 张作霖爱用大炮，吴佩孚爱用间谍 ” 的说法。（日俄战争中，吴当过日本人的间谍）一般来说，没有人把张作霖看在眼里，因为毕竟拼的是指挥，不是工业制造（都是上过学的，谁牛谁不牛；服气谁，不服气谁，也是一种文化）赢了就是赢了，用大炮打赢了，也是赢啊吴佩孚在北洋属于晚辈，他当不了曹锟的家。曹锟是个卖布的，整个水平不能跟 “龙虎狗” 北洋三杰比。 ***************************************************************************** 大妈 “性贿赂” 近日，大妈和美国海关有了一则新闻。曹锟是个卖布的，在卖布的时候，和大姑娘小媳妇拉拉扯扯，人家家族的人要揍他，走投无路，他只好跑北洋当兵去了。曹锟外号，“曹三傻子”，实际上是别人欺负他。一般是这么认为的这么一个人，当上总统，全国反对。; 2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陈岱孙: 热度 6 gordon 2015-7-23 03:39; 1918年毕业于北大、1919年由河南省官费资助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冯友兰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两大派，一派是“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较多，对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较关心，缺点是英文较差，社交较差，穿戴较随便；还有一大派，不仅专业学得好，英语也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较少，对政治不大感觉兴趣，这一派以清华毕业的人为典型。　　清华在国内传授的各项留美预备课程质量十分过硬，还有它重视体育的传统，使得毕业生出去后受益匪浅，不存在语言障碍，感觉不到太大课业压力，而且能轻易融入当地社会。　　在美国的清华学生除了常举办本校校友的各种聚会外，还是“中国旅美学生会”的中坚力量。这个学生会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大区，每年暑假召开年会。陈岱孙留美六年间一共参加过四次，年会一般为期一周，以校际联谊为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像个夏令营。　　陈岱孙在威斯康星大学平稳读了两年，节假日到处游山玩水，什么也没耽误。他于1922年夏天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毕业时还有意外收获———跟老同学曾昭承一起各得了一枚金钥匙。　　授予他们金钥匙的团体是自称为“荣誉经济学兄弟会”的组织，又称“Artus骑士团”，由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会于1915年合并而成，会员仅限于两校经济系专业成绩和全科成绩同属优异的本科毕业生。陈岱孙和曾昭承被吸收入会，获颁象征会员资格的金钥匙，之后借此机缘申请进入哈佛继续读研究生。金钥匙不大，用一根细金链子拴着，佩戴于西服背心的前胸部位，很像是坠在怀表链上的小饰品。它浓缩着陈岱孙对两所美国母校的美好回忆，后来在“文革”抄家中永远地消失了。　　真正的发愤，从哈佛开始　　1922年经过学术委员会层层筛选，在众多申请者中，有大约30人被哈佛大学经济系录取为研究生。陈岱孙和曾昭承本科成绩门门优秀，又有“Artus骑士团”多名会员倾力推荐，自然无甚悬念。志得意满的陈岱孙入学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部分同学都比自己大，他们都是在本科毕业后从事过若干年教学研究或经济实务工作，为职业生涯的进阶而重回校园深造的，他们经济独立，工作几年都小有积蓄，自掏腰包上学，自然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苦读。　　研究生当中另外一些从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学的，如陈岱孙、曾昭承、李者，俱为各大学本科尖子。陈岱孙有生以来一贯轻松当优等生的日子，在入学哈佛不到两个月后彻底结束，他真正开始发愤。　　“这情况我在入学后不久就发现了。经济系研究生班有一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个能容纳三十来人的西敏纳尔室。我们这批第一年研究生，于上课之余，几乎每天都来自修室读书。读书之余，常相互问难。当论点的分歧激化时，为了避免干扰别人，执辞不一的人就退入西敏纳尔室，关上门，然后大声争辩。这种场合我也有时参加，但不久就有点内怯，感到自己的学识大不如人。我发现，在争辩时，许多人提出的意见、论点都不只限于课堂所涉及或指定参考书的范围，而经常有更详尽、精辟的意见。我经常感到我自己的眼光太窄了、识见太浅了。这种落后的情形必须改变。” 　　这个班卧虎藏龙，有后来在1933年提出垄断竞争理论的爱德华·张伯伦，有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蒂尔·奥林。这些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期就已崭露头角，与他们为伍，陈岱孙感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四年发愤苦读的生涯就是在这压力下迫出来的。从这时起，在这四年中，我根本没星期日，只有星期七。” 　　在“西敏纳尔室”里熏了一阵子，陈岱孙才明白读书是怎样一回事。过去只看教材以及教师指定的有限几本参考书，现在则不同———他顺着参考书提供的线索，只要是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凡是能找到的，一概拿来通读。　　“在研究生院两年后，由于导师教授的特别推荐，我获得一个更好的读书条件，被批准在校图书总馆的书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专用研究小隔间的权利。我可随时凭证入库，从此我就再不去上述的经济系研究生自修室，而每日待在这小隔间里读书。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中的一排排的书架，书这样多，方面这样广，我再一次感到典籍的浩翰而自己是如何浅尝无知。我除浏览和我的专业有关的书籍外，还有时兼及于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等的名著。”陈岱孙如此满怀温情的回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也足令后世学人心向往之。“这四年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的读书时间，也是我的专业知识最迅速长进的时间，更是我感到读书最有兴趣的时间。我离开哈佛大学，别的没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活的结束，有点惘然。” 　　博士论文答辩，被考问了几乎一整天　　陈岱孙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学习了两年。1924年，他先后通过法、德两个语种的第一、第二外国语考试（在美国大学英语不算外语）以及博士研究生（候选博士）资格专业考试，同时获得硕士学位。这时，他选定财政学为专业，开始为博士论文进行专题研究。他的导师查尔斯·杰西·布洛克1917~1929年在哈佛主持经济研究委员会，1917~1919年任全国赋税协会的会长，财政学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师徒二人反复商量，确定了陈岱孙博士论文的选题——— “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当时，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令人瞩目的增加，正引起政府官员、纳税人和经济学家的越来越大的关注，人口规模的变化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公共开支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926年3月某日，陈岱孙被考问几乎一整天，汗透重衣，一次通过论文答辩，不久获博士学位。　　陈岱孙发誓此生再不参加任何考试，果然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工农兵学员出题考教授，他勇敢地交了白卷。; 26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道德”在中国历史转折中的作用（转）: 热度 1 gordon 2015-5-31 22:51; 当共产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传入中国，为何有些组织立刻接受了这种崭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另外一些团体却拒绝了它？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徐晓宏近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通过分析五四运动前后28个社会团体和会议记录和报告，以及重要活动家的通信、日记和回忆录等珍贵资料，追溯了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被作为一种“主义”得以接纳的过程。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发展路径是：通过革命先驱逐一控制五四运动时期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群体招纳”过程中，具有“道德行动主义”特质的组织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作者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共产主义发展初期，没有通过其他组织而直接加入共产党的个人大部分都很快退出了，因为他们不习惯共产党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和绝对忠诚。因此，面对正在发生社会变革的中国，渗透和吸引已有的社会组织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核心途径，这被称为社会运动间的溢出效应（Inter-movement Spillover）。那么，究竟怎样的团体才会更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的溢出？作者研究认为，这与不同组织当时的发展情况、成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等组成成分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组织本身的气质与共产主义是否具有天然的亲近性。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分析，作者筛选出28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组织：在1920年7月到1921年7月期间表现活跃，具有稳定独立的成员体系和规律的团体生活。在这些团体中，有五个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试图通过集体方式来实践在传统文化中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相反，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团体则更靠近中国传统中的异见知识分子组织。作者认为，这一组织形式与活动层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组织气质”（Group Ethos），于是，注重修身养性的组织在两个重要方面对共产主义表现出亲近：首先，它们将个体变化与社会变化视为一体，这与布尔什维克将所有党员和组织活动统一视为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互相呼应；其次，它们更强调组织纪律和忠诚，因此更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严格纪律和民主集中制。例如，建立于长沙的“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包括推动“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员道德标准。新会员必须由五名现有会员推荐，获得全体会员多数票通过，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旦有会员被发现不当言行，就会被立刻开除。所有会员每年至少要向学会汇报一次自己的思想道德现况，并通过内部出版物公开刊登。在北京和法国，学会还为会员安排了共同居所，并定期举办讨论活动。学会有明晰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并有专门的评议部来负责组织纪律；就连会员的婚姻也可能纳入组织事务的一部分。在当时诸多社会变革思潮之中，共产主义显然比无政府主义等更符合新民学会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变革视为一体的宗旨。1921年，拥有78名会员的新民学会正式采纳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少年中国学会”尽管有李大钊作为核心领袖，却一再拒绝了他试图将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努力。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尽管学会成员被社会公认为道德高尚，但却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实践，因此学会凝聚力并不高，也难以接受布尔什维克式的纪律。当李大钊和恽代英开始尝试说服学会将共产主义明确写入章程，以解决当前宗旨和纪律太过模糊的问题时，学会内部产生了争吵。反对者认为，学会应当以学习为主，而并非推广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场所；他们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道德规范，认为在旧道德分崩离析、新道德尚未确立的社会背景下，学会没有权力将某种特定的道德标准纳入组织核心理念。最终，两派人分道扬镳。作者指出，这种组织气质与接受共产主义与否的关联，说明了道德与宗教某种程度上可能通过组织活动影响政治。 *************************************************************************** 但这不是主要因素，只是说明了内因。真正的原因，苏联的影响更大一点。当时欧洲还是世界的中心，俄罗斯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一直是强者。只是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欧洲现在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了。; 20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五四运动为什么会揪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热度 3 gordon 2014-5-6 02:0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政府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参战。一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联合组成代表团，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但和会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而且还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国人的愤怒，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高潮和标志，多年以来，人们对其耳熟能详却又知之甚少，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早有策划？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长民的公开信　　和会期间，梁启超以学者的身份在巴黎考察。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到巴黎后，“少留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后来梁启超探听到消息，英、美、法诸国决定同意日本的方案，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梁启超建言总统徐世昌，绝不能接受这样的和约，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却主张签字。梁启超随之又致电北京外交协会，建议政府“严责”全权大使，一定不能签字：“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1919年5月2日，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物主任、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将这一内幕公之于众。林长民此文短小精悍，仅300余字，但内容丰富，慷慨悲壮，不妨转录于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公开信如火上浇油，点燃了全国百姓心头的怒火，几天后五四运动爆发，交通总长、著名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赵家楼公馆被愤怒的学生焚毁———难怪有人说这把火其实是林长民点燃的。　　曹汝霖把林长民对自己的攻击，归结于两人之间的一些小过节，多年以后，他在《一生之回忆》中如此写道：“至街头演说之人（指林长民），与我虽非交，亦非泛泛……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 　　当然，这是曹汝霖的一家之言，不妨姑妄听之。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和林长民之所以将巴黎和会上的这些内幕公诸于众，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与当时掌权的皖系段祺瑞集团有矛盾，便拿段氏心腹曹汝霖开刀。另外还有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儿女亲家，林长民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林徽因。注：曹汝霖是躺着中枪的，其实是对段祺瑞的。　　曹汝霖的回忆　　1919年5月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曹汝霖当时藏身何处？学生们又是如何火烧赵家楼的？多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为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出席作陪的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宴到中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说，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攻击曹、章、陆等人卖国，请诸位在总统府暂歇，不要出府回家。　　学生们为什么攻击曹、章、陆三人呢？原来他们都是晚清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对日交涉，在北京官场素有亲日之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曹汝霖和陆宗舆都身当交涉事宜，后又经手日本西原借款；章宗祥则与日本签订了胶济铁路及青岛问题换文等一系列文件，并且在青岛问题换文中使用了“欣然同意”一语，成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缘故，曹、章、陆当时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　　散席后，几人先到钱能训办公室稍坐，后来便各自回家，章宗祥随曹汝霖去了赵家楼曹宅。　　赵家楼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北面，原是明代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凉亭似楼，故名赵家楼。曹汝霖搬到这里后，又稍加整修，当时约有50多个房间，分东西两院。西面是中式楼房，曹汝霖自住，东面是西式平房，由曹汝霖父亲曹成达居住。　　曹汝霖与章宗祥等人正在客厅说话，忽听外面有学生呐喊喧哗，声音越来越近。奉命保护的警察连忙用木板石块之类的东西堵门，曹汝霖一位朋友问堵门何用，警官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学生，警察连警棍都没拿，所以先把门堵上。这时曹父见情况不妙，连忙让曹汝霖和章宗祥躲避，曹藏进与卧室相连的一个箱子间，章宗祥则被仆人领到了相对隐蔽的地下锅炉房。　　不一会儿，曹汝霖便听见学生们涌进家门，问曹某人哪里去了，后又听见砰砰蹦蹦的玻璃碎声，瓷器扔到地上的声音，以及翻箱倒柜的声音；学生们又到曹父房间，将橱子里的燕窝银耳等补品践踏粉碎；最后把汽车捣毁，将客厅、书房浇上汽油点燃，刹那间赵家楼变成一片火海。　　章宗祥听到上面火起，出来查看，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逮住一顿暴打,用铁棍猛击章宗祥头部，如果不是章的一位日本朋友（中江丑吉）将其拖到对面一家油盐店躲避，恐怕有性命之忧。全身伤及多处，幸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打人放火的学生早跑得无影无踪，只抓了几十名未及躲避的学生。曹汝霖在书中写道：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后吴镜潭（吴炳湘）来，问他逮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将曹汝霖的文章与其他参与者的记忆相对照，我们发现主要情节基本一致，这说明曹的回忆是可信的。　　谁烧了赵家楼？　　到底是谁先动手烧了赵家楼？近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说法不一。据说事后警察调查也没有结果，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放火烧毁曹宅的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一直平安无事。　　匡互生是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据游行参与者回忆，当时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段锡朋是北大领队，匡互生是高师领队。5月4日恰好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休假，没法请愿，于是学生们便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不巧那天美、英、法、意的驻华使节都外出了，除美国使馆接受了请愿书外，其他几国都没有接待。请愿无门的学生大失所望，情绪不免有些激动，这时有人高呼：“到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队伍便直奔赵家楼而去。　　大部分学生对赵家楼根本没有印象，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里，参加游行的王统照回忆说，当时人们纷纷询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只是随着走而已。　　到曹宅后，匡互生第一个跳进院子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一直主张温和处理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控制不住局面了。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后来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说：“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系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俞劲文中的“某君”就是匡互生，段锡朋发现他要点火，出来制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敬说：“谁要你负责任！”后来的事实和资料都证明，匡互生就是火烧赵家楼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五四运动以后，曹汝霖便从政坛消失，不问时事，可见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其命运影响至深。注：章宗祥为什么随曹汝霖去了赵家楼曹宅，原因很简单，章宗祥和曹汝霖是朋友，一起留日的。章宗祥还写过一本《日本留学指南》。 ×××××××××××××××××××××××××××××××××××××××××××××××××××××××××××××××××××××××× 在曹汝霖的回忆中，五四前夕，他就已经嗅到了不祥的气味：当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时，京城便已经谣传曹、陆、章三人正在和日本接洽，意图倒徐（世昌）拥段（祺瑞），并且”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一生之回忆》151页），只不过曹以其为空穴来风而并未引起注意。五月四日，曹参加总统徐世昌为章宗祥设的洗尘午宴时，便接到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以巴黎和会失败为由攻击曹、陆、章。曹当即便以不孚众望故请辞，徐世昌以学生不明事情为由慰留，并指示总理钱能训立即电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一生之回忆》152页）。宴后，在钱能训官邸商议如何处理此一事件时，由于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与吴炳湘在解决游行问题上意见相左而引起争执，曹看到一时无果后便乘车回家。他抵达曹宅后发现警察厅已经派来三四十名赤手空拳的警察已在静候，并向曹本人问计。其后便发生了曹宅被焚、章氏被殴事件。曹在医院逗留一日后被总统徐世昌安置在团城。其后几日内，虽仍有三五成群的学生手举白旗游行，但当北大蔡元培校长的申明登报后，学潮也就销声匿迹了。不料几日后又风波再起，一位名人在街头停棺身旁，当众演说，他义愤填膺、神色俱厉的历数曹氏近年来桩桩亲日罪恶，称其”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卖掉“ （《一生之回忆》156页）。并斥责曹”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一生之回忆》15页），随后抬棺游行，慷慨悲壮。此人意犹未竟，主动帮助那些响应的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上海学生响应后又去游说商会，希望他们罢市响应。随后又策划学生联合会与商会联名电请政府罢斥曹陆章三人，以谢国人。很快政府照准，曹陆章三人仓惶退出政坛。这位躺着也中枪的曹总长并非泛泛，痛定思痛之后，他梳理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委：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中，慑于列强嚣张的气焰，遭遇不公正待遇，而北洋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收效甚微，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徐世昌一派与段祺瑞一派的矛盾日深，于是徐世昌欲借学潮翦除段祺瑞的羽翼。关于这一点，段祺瑞在当时便心知肚明，早在5月5日，他在亲往曹避居寓所慰问时便开诚布公的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一生之回忆》第155页），并且要求曹不要辞职。等到学潮再起，徐世昌下令准予三人辞职后，段祺瑞气愤地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徐世昌）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 “（《一生之回忆》156页）曹汝霖的抱怨和段祺瑞的愤懑不无道理，仅在5月4日警察的表现就耐人寻味：一、吴炳湘推诿。总理钱能训几次垂询关于学生游行事宜的处理进展，作为总监的吴炳湘均以各种理由搪塞，并且以地方事务为由极力反对军队介入；二、无防暴预案。被派往曹宅以防不测、维持秩序的警察以文明执法为由，连警棍都未佩带，也未接到上峰任何应急命令；（三）、暴乱中不作为。当学生们烧房毁物打人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了奉命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们的影子，在曹氏的记载中只有一个日本友人出面干涉；（四）、善后只是敷衍。事后，吴炳湘公然对曹汝霖说暴徒早已逃光，只拿了二十余个盲从的学生。一个警察总监何以如此颟顸渎职，任由暴徒横行而一无所惧？再看一看徐世昌的表现就全明白了。在整个事件中，徐世昌的表现可谓一波三折：一、惺惺作态。5月4日，设宴招待曹、章，并虚以应付吴炳湘的报告，5月5日，妥善安置从医院出来的曹，自己却不露面；二、避重就轻。数天后傍晚，驾轻舟探视曹汝霖，”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栝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一生之回忆》155页）谈笑风生，顾左右而言他，对学生事，一字不提。三、极力拉拢。”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后又要为我买一宅，“（《一生之回忆》155页）。四、施以重拳。当徐世昌对曹汝霖的拉拢未能奏效后，便出现了二次学潮，以及请愿罢免曹陆章的游行，这时的徐世昌未及三人上疏请辞便迫不及待的准辞。如果曹汝霖在5月4日后主动辞职，徐世昌自然会借坡下驴，照准不误，以后的风云再起、全国学潮便不会发生，孰料曹竟然听信段祺瑞的意见，无动于衷，徐世昌才制造了二次学潮，并不加掩饰的推曹出局。由此可见曹汝霖实在是徐、段斗法殃及的无辜池鱼。在书写自已一生经历的时候，曹汝霖已是耄耋老翁了，早已看淡世事，心底坦然了，他说：” 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 “（《一生之回忆》157页），不过，此事毕竟累及他一生名誉，他对那位将学生作为工具的演讲者还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回忆录中虽然没有披露其名，但详细记录了其半生的经历以及与自己的恩怨： “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段祺瑞）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一生之回忆》157~158页）尽管曹氏文中并未明言其人姓名，但由其人生轨迹便知他就是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注：五四运动的一方是梁启超、林长民的 “ 研究系 ”，另一方是段祺瑞的“安福系”工具，“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的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学术界以往对研究系研究的不足，除开表现为对研究系的复杂性缺少具体分析之外，还表现在忽视了它与新文化运动斩不断的关系。郭松龄在民国历史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张学良和旧派翻脸，旧派被清洗后，奉系实力大损。成为学生兵，装备好，碰见谁都打不过。; 376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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