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政府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参战。一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联合组成代表团，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分参加巴黎和 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但和会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合理要 求，而且还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国人的愤怒，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由此 爆发。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高潮和标志，多年以来，人们对其耳熟能详却又知之甚少，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早有策划？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长民的公开信

　　和会期间，梁启超以学者的身份在巴黎考察。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到巴黎后，“少留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后来梁启超 探听到消息，英、美、法诸国决定同意日本的方案，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梁启超建言总统徐世昌，绝不能接受这样的和约，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却主 张签字。梁启超随之又致电北京外交协会，建议政府“严责”全权大使，一定不能签字：“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 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1919年5月2日，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物主任、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将这一内幕公之于众。林长民此文短小精悍，仅300余字，但内容丰富，慷慨悲壮，不妨转录于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 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 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 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 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公开信如火上浇油，点燃了全国百姓心头的怒火，几天后五四运动爆发，交通总长、著名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赵家楼公馆被愤怒的学生焚毁———难怪有人说这把火其实是林长民点燃的。

　　曹汝霖把林长民对自己的攻击，归结于两人之间的一些小过节，多年以后，他在《一生之回忆》中如此写道：“至街头演说之人（指林长民），与我虽非 交，亦非泛泛……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 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

　　当然，这是曹汝霖的一家之言，不妨姑妄听之。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和林长民之所以将巴黎和会上的这些内幕公诸于众，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与当 时掌权的皖系段祺瑞集团有矛盾，便拿段氏心腹曹汝霖开刀。另外还有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儿女亲家，林长民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林徽 因。

注：曹汝霖是躺着中枪的，其实是对段祺瑞的。

　　曹汝霖的回忆

　　1919年5月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曹汝霖当时藏身何处？学生们又是如何火烧赵家楼的？多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为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出席作陪的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宴到中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说，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攻击曹、章、陆等人卖国，请诸位在总统府暂歇，不要出府回家。

　　学生们为什么攻击曹、章、陆三人呢？原来他们都是晚清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对日交涉，在北京官场素有亲日之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曹汝霖 和陆宗舆都身当交涉事宜，后又经手日本西原借款；章宗祥则与日本签订了胶济铁路及青岛问题换文等一系列文件，并且在青岛问题换文中使用了“欣然同意”一 语，成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缘故，曹、章、陆当时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

　　散席后，几人先到钱能训办公室稍坐，后来便各自回家，章宗祥随曹汝霖去了赵家楼曹宅。

　　赵家楼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北面，原是明代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凉亭似楼，故名赵家楼。曹汝霖搬到这里后，又稍加整修，当时约有50多个房间，分东西两院。西面是中式楼房，曹汝霖自住，东面是西式平房，由曹汝霖父亲曹成达居住。

　　曹汝霖与章宗祥等人正在客厅说话，忽听外面有学生呐喊喧哗，声音越来越近。奉命保护的警察连忙用木板石块之类的东西堵门，曹汝霖一位朋友问堵门 何用，警官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学生，警察连警棍都没拿，所以先把门堵上。这时曹父见情况不妙，连忙让曹汝霖和章宗祥躲避，曹藏进与卧室相连的一个箱子 间，章宗祥则被仆人领到了相对隐蔽的地下锅炉房。

　　不一会儿，曹汝霖便听见学生们涌进家门，问曹某人哪里去了，后又听见砰砰蹦蹦的玻璃碎声，瓷器扔到地上的声音，以及翻箱倒柜的声音；学生们又到曹父房间，将橱子里的燕窝银耳等补品践踏粉碎；最后把汽车捣毁，将客厅、书房浇上汽油点燃，刹那间赵家楼变成一片火海。

　　章宗祥听到上面火起，出来查看，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逮住一顿暴打,用铁棍猛击章宗祥头部，如果不是章的一位日本朋友（中江丑吉）将其拖到对面一家油盐店躲避，恐怕有性命之忧。全身伤及多处，幸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打人放火的学生早跑得无影无踪，只抓了几十名未及躲避的学生。曹汝霖在书中写道：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 灭。……后吴镜潭（吴炳湘）来，问他逮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 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将曹汝霖的文章与其他参与者的记忆相对照，我们发现主要情节基本一致，这说明曹的回忆是可信的。

　　谁烧了赵家楼？

　　到底是谁先动手烧了赵家楼？近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说法不一。据说事后警察调查也没有结果，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放火烧毁曹宅的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一直平安无事。

　　匡互生是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据游行参与者回忆，当时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段锡朋是北大领队，匡互生是高师领 队。5月4日恰好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休假，没法请愿，于是学生们便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不巧那天美、英、法、意的驻华使节都外出了，除美国使馆接受 了请愿书外，其他几国都没有接待。请愿无门的学生大失所望，情绪不免有些激动，这时有人高呼：“到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队伍便直奔赵家楼而去。

　　大部分学生对赵家楼根本没有印象，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里，参加游行的王统照回忆说，当时人们纷纷询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只是随着走而已。

　　到曹宅后，匡互生第一个跳进院子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一直主张温和处理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控制不住局面了。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后来在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说：“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 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系然得到了妙 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俞劲文中的“某君”就是匡互生，段锡朋发现他要点火，出来制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敬说：“谁要你负责任！”后来的事实和资料都证明，匡互生就是火烧赵家楼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

      五四运动以后，曹汝霖便从政坛消失，不问时事，可见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其命运影响至深。

注：章宗祥为什么随曹汝霖去了赵家楼曹宅，原因很简单，章宗祥和曹汝霖是朋友，一起留日的。章宗祥还写过一本《日本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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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曹汝霖的回忆中，五四前夕，他就已经嗅到了不祥的气味：当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时，京城便已经谣传曹、陆、章三人正在和日本接洽，意图倒徐（世昌）拥段（祺瑞），并且”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一生之回忆》151页），只不过曹以其为空穴来风而并未引起注意。五月四日，曹参加总统徐世昌为章宗祥设的洗尘午宴时，便接到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以巴黎和会失败为由攻击曹、陆、章。曹当即便以不孚众望故请辞，徐世昌以学生不明事情为由慰留，并指示总理钱能训立即电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一生之回忆》152页）。宴后，在钱能训官邸商议如何处理此一事件时，由于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与吴炳湘在解决游行问题上意见相左而引起争执，曹看到一时无果后便乘车回家。他抵达曹宅后发现警察厅已经派来三四十名赤手空拳的警察已在静候，并向曹本人问计。其后便发生了曹宅被焚、章氏被殴事件。 曹在医院逗留一日后被总统徐世昌安置在团城。其后几日内，虽仍有三五成群的学生手举白旗游行，但当北大蔡元培校长的申明登报后，学潮也就销声匿迹了。不料几日后又风波再起，一位名人在街头停棺身旁，当众演说，他义愤填膺、神色俱厉的历数曹氏近年来桩桩亲日罪恶，称其”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卖掉“（《一生之回忆》156页）。并斥责曹”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一生之回忆》15页），随后抬棺游行，慷慨悲壮。此人意犹未竟，主动帮助那些响应的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上海学生响应后又去游说商会，希望他们罢市响应。随后又策划学生联合会与商会联名电请政府罢斥曹陆章三人，以谢国人。很快政府照准，曹陆章三人仓惶退出政坛。

        这位躺着也中枪的曹总长并非泛泛，痛定思痛之后，他梳理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委：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中，慑于列强嚣张的气焰，遭遇不公正待遇，而北洋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收效甚微，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徐世昌一派与段祺瑞一派的矛盾日深，于是徐世昌欲借学潮翦除段祺瑞的羽翼。关于这一点，段祺瑞在当时便心知肚明，早在5月5日，他在亲往曹避居寓所慰问时便开诚布公的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一生之回忆》第155页），并且要求曹不要辞职。等到学潮再起，徐世昌下令准予三人辞职后， 段祺瑞气愤地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徐世昌）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一生之回忆》156页）

        曹汝霖的抱怨和段祺瑞的愤懑不无道理，仅在5月4日警察的表现就耐人寻味：一、吴炳湘推诿。总理钱能训几次垂询关于学生游行事宜的处理进展，作为总监的吴炳湘均以各种理由搪塞，并且以地方事务为由极力反对军队介入；二、无防暴预案。被派往曹宅以防不测、维持秩序的警察以文明执法为由，连警棍都未佩带，也未接到上峰任何应急命令；（三）、暴乱中不作为。当学生们烧房毁物打人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了奉命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们的影子，在曹氏的记载中只有一个日本友人出面干涉；（四）、善后只是敷衍。事后，吴炳湘公然对曹汝霖说暴徒早已逃光，只拿了二十余个盲从的学生。一个警察总监何以如此颟顸渎职，任由暴徒横行而一无所惧？再看一看徐世昌的表现就全明白了。

        在整个事件中，徐世昌的表现可谓一波三折：一、惺惺作态。5月4日，设宴招待曹、章，并虚以应付吴炳湘的报告，5月5日，妥善安置从医院出来的曹，自己却不露面；二、避重就轻。数天后傍晚，驾轻舟探视曹汝霖，”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栝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一生之回忆》155页）谈笑风生，顾左右而言他，对学生事，一字不提。三、极力拉拢。”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后又要为我买一宅，“（《一生之回忆》155页）。四、施以重拳。当徐世昌对曹汝霖的拉拢未能奏效后，便出现了二次学潮，以及请愿罢免曹陆章的游行，这时的徐世昌未及三人上疏请辞便迫不及待的准辞。

         如果曹汝霖在5月4日后主动辞职，徐世昌自然会借坡下驴，照准不误，以后的风云再起、全国学潮便不会发生，孰料曹竟然听信段祺瑞的意见，无动于衷，徐世昌才制造了二次学潮，并不加掩饰的推曹出局。由此可见曹汝霖实在是徐、段斗法殃及的无辜池鱼。

        在书写自已一生经历的时候，曹汝霖已是耄耋老翁了，早已看淡世事，心底坦然了，他说：”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一生之回忆》157页），不过，此事毕竟累及他一生名誉，他对那位将学生作为工具的演讲者还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回忆录中虽然没有披露其名，但详细记录了其半生的经历以及与自己的恩怨：

      “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段祺瑞）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一生之回忆》157~158页）

       尽管曹氏文中并未明言其人姓名，但由其人生轨迹便知他就是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注：五四运动的一方是梁启超、林长民的 “ 研究系 ”，另一方是段祺瑞的“安福系”工具，“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的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

       学术界以往对研究系研究的不足，除开表现为对研究系的复杂性缺少具体分析之外，还表现在忽视了它与新文化运动斩不断的关系。

      郭松龄在民国历史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张学良和旧派翻脸，旧派被清洗后，奉系实力大损。成为学生兵，装备好，碰见谁都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