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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没有想到，弗洛伊德是著名的作家，获得过歌德奖: 热度 2 gordon 2016-10-13 08:50; 确实没有想到，弗洛伊德是著名的作家，还获得过歌德奖他的散文很好《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还影响过伍迪艾伦 **************************************************************************** 只可惜，不懂德文，体会不到他的写作风格了注：能获文学奖，都不是开玩笑的即使假的，也至少属于上中等的 **************************************************************************** 弗洛伊德的书，不要看，不是啥正经学术著作。除非是做学科研究，历史研究，否则没啥意义。你研究一下炼金术、永动机，有啥用。实际上，研究科学哲学的时候，我倒是看过一点。知道了“思想实验”的来历，“ 永动机 ” 的思想最早发源于印度，经阿拉伯世界传到欧洲。炼金术，丰富了四元素说，更重要的是硝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西方，发现了硝酸。这“四元素说”，在实验中才完备。不然的话，就是个空想，凑都凑不起。 “ 中国雪” 硝是从炼丹术来的，五行八卦嘛西方认为的气，和中国人认识的不一样。西方认识的 “气”，就是 “空气” 实物，自然科学嘛中国人认识的气，例如 “大伤元气”，指的是一件物品的疲劳程度。“能无婴儿乎” ，它认为一件东西，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这个刚生产出来产品的使用寿命，就是 “元气”。就这么个东西。 **************************************************************************** 伍迪艾伦几句台词（大意）蚀骨揭露中产阶级的作：你说你要发奋写小说，结果却买了部保时捷911；慢着，你是喜欢他这个人还是喜欢自己喜欢他的感觉？我们就是这样，宁愿面对一些小麻烦，以此来逃避面对真正的大麻烦。。。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过比他嘲弄得更透彻和更令人悲伤的。为何悲伤？因为我们看时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心里却有一千个理由替自己辩解。《怎样都行》的开头妙龄少女爱上了七十多岁的话唠老头并结婚，我以为伍迪艾伦是自恋狂，结果后来这少女老婆出轨了个壮年猛男。快要不可描述时，少女习惯性地起身说“我去拿威哥”，壮男诧异:我可不需要那玩意。简直笑死了。; 3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行为主义大战弗洛伊德”，一些趣事 ——— 心理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 ... ...: gordon 2016-10-11 15:09; 注：美国的早年的心理学，就是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知道胡适，知道杜威吧；实用主义的一个哲学家）为啥批判胡适啊？胡适，你懂的，一直是杜威的一套。（人有点弱）注：当时 “巴甫洛夫” 的理论是最新的，崭新的（行为产生心理，认知失调） ***************************************************************************** 　　没有哪个人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B·沃森更卖力地在美国心理学家中兜售行为主义了。他是位天才的叫卖者，热情洋溢而且极有手腕地向同事们贩卖他自己和他的思想，他一边发动行为主义者运动，一边很快便升至其职业的顶峰;之后，因为桃色事件而被逐出学术圈，他又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充当心理学顾问，获取了第二份收入颇丰的职业。　　沃森像小说里写的那种旅行推销员一样，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信心，用极富煽动性和自信的口吻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且是个终生不渝的采花郎。可在背地里，他却是个没有安全感，害怕黑暗而且情感冷冻的人。他与人相处时可极富社交能力而且十分诱人，可是，如果谈话论及深层感情，他就会离开房间忙些杂事。他对动物深有感情，而对人几乎就无法表达爱心。(他从没有吻过或者抱过自己的孩子，到睡觉的时候，他与孩子们握手说晚安。)他的第二任妻子夭折后，他从没有在两个孩子面前提到过这位他似乎很在乎的妻子，其中一个孩子后来很痛苦地回忆说：“就好像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毫不奇怪，他拥护一种排斥内省和自我启示，而只处理外部行动的心理学，并且在选择实验对象的时候，宁愿要老鼠而不选择人。　　沃森的成功故事跟荷拉西奥·阿尔杰的任何一部发迹史同样令人感到惊奇。他 1878年出生在南卡罗莱那州的格林维尔市附近，是位名声极差、性情暴躁的小农场主和一位正直虔诚的浸信会女教友的儿子。沃森处在这两种各不相同的成人模式中倍受折磨，因而是个全无计谋，也很懒惰的孩子。他13岁那年，父亲弃家出走，与另一个女人私奔他乡，他母亲只好卖掉农场搬到格林维尔市了。沃森在那里因为乡下人生活习惯和父亲的出走而受到同学嘲笑，因而成绩很差。“我很偷懒，”他后来回忆说，“不怎么听话，而且，就我记忆所及，从来没有哪一门课及过格。”跟他消失无踪的父亲一样，他有暴力倾向：经常与别人打架，直到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人都血乎乎的为止，还特别喜欢搞他称作“捧黑鬼”的把戏(打黑人)，有两次被逮捕，一次为种族吵闹，另一次为在城区范围内鸣枪。　　尽管他一副农民的样子，还有农民的陋习，可他多少起心要出头露面，还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要求与格林维尔一座小规模浸信会机构，费尔马学院的院长面谈。他的要求被接受了，由于印象良好他被准许入学。他打算学习浸信会牧师专业——按他母亲的要求——可是，他一向具有反骨，因而放弃了宗教。他与同学总没有平和的时候，可是，他慢慢长大了，成为一个特别漂亮的年轻人，棱角分明，下巴坚挺，一头飘扬的黑发，以后就开始了终生不辍的情场生涯。可是，他对理想一类的事情还是很严肃的，学习认真，成绩也不错。他还特别喜欢哲学系的教程，因为里面包括一些心理学课程。　　毕业之后，沃森在一所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里教了一年书，可是，他最喜欢的哲学教授乔治·莫尔调到芝加哥大学后敦促他去那里读研究生。沃森又一次傲慢无礼地一步登上顶峰。他给这所大学的校长威廉·瑞恩尼·哈泼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信，告诉他说自己虽然很穷，可是学习劲头很足，恳求他要么免除学费，要么等沃森以后再交清。他还劝说费尔马学院的院长为他写一封特别的推荐信。哈泼校长接受了他——学费问题如何解决的至今不详 ——而沃森蹭蹭蹭立即就去了。他带着属于他自己的50元钱去了芝加哥，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他母亲已经去世，他父亲再也没有听说过)，可是，他却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　　一开始他选了哲学作为专业，可马上认识到他真正关心的是心理学，于是便转了系。他学习非常刻苦，并靠干好几份零活来养活自己：他在寄宿区当侍应生，在心理学系当管楼人，在一个实验室里照管老鼠。有一阵子，因为焦虑和无法睡眠，他患上了精神症，只得花一个月时间去乡间疗养。换了别人，在这次经历之后，也许会开始寻找自我并产生对内省心理学的兴趣，而沃森却在1901年和1902年之间的冬季进行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即幼鼠的大脑发展水平与如何跟学习迷宫和打开门取食物有关系。从一部分来说，他只是在追赶当时最新的心理学潮流(桑代克已于4年前宣布了他的迷宫箱发现成果)，可是，从另一部分来说，他是在选择自己觉得志趣相投的心理学：　　在芝加哥，我试着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我从不想使用人类当试验对象。我不喜欢当试验对象。我不喜欢给受试者们下的一些乏味和虚假的指令。我总是不舒服，而且表现不自然。可跟动物相处就不然。我感觉到，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会站在坚实的大地上靠近生物学。一个想法越来越多地自我表现出来：别的学生通过观察者发现的一些东西，我难道就不能靠观察动物的行为找到吗? 　　沃森在芝加哥做的工作非常优秀，他毕业的时候，系里给了他一份实验心理学助教的职称。仅两年之后，他就被提升为讲师，再过两年，选为副教授，一年之后，他30岁，被授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教职，且得到一份当时(1908年)非常可观的收入：3500美元。　　他快速的提升有一部分归因于小心养成的与人周旋的能力，可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却是因为他在动物学习方面杰出的实验工作。他教老鼠穿出了仿照亨利八世于伦敦郊外的皇家行宫汉普顿宫制作的微型复制品迷宫。开始，老鼠们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找到出口，可是，经过30次的尝试之后，它们可以在10秒钟内直奔出口。它们是通过什么办法知道路线的?为了找出原因，沃森先拿去了它们的第一个感觉提示，接着再拿去一个，以了解是哪一个对迷宫学习至为关键。他把一些经过培训的老鼠的眼睛蒙上，它们的动作水平立刻降下来，可又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他冲洗迷宫道，以去掉味道的提示，可经过培训的老鼠同样跟以前一样干得好。他用外科手术破坏了一些未经培训的老鼠的嗅觉，可是，它们跟未受损坏的老鼠一样稳定地学会了走迷宫。沃森下结论说，肌肉运动觉提示——即肌肉的感觉 ——是学习过程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样一些研究，通过他对桑代克和其它客观主义者的工作的了解，沃森否定了所有有关隐形精神过程的猜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完全以可观察到的行为为基础的心理学。他于1908年和1912年(在1912年他与詹姆斯R·安吉尔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行为主义者” 这个词)的心理学大会上首先提出了这些观点，1913年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它经常被人称作“行为主义者宣言”，正式揭开了心理学史上行为主义时代的序幕。 ***************************************************************************** 注：这门学科要成为一门科学，就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衡量。改变变量来控制行为。　这份“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的宣言一开始就宣布与所有处理精神过程的各心理学学派脱离关系：　　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当中一种完全客观的、实验性的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要预示并控制行为。内省并不成为其方法论中必需的部分，其数据的科学价值并不依赖于人们是否乐意以意识的术语来解释。　　他在三句话里宣布了三个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它的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式的;第三，它的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 ，而不是对精神现象的基础理解。　　沃森严厉指出，心理学一直没有能够成为一种不可辩驳的自然科学，是因为它关心的只是一些看不见的、主观的和无法准确定义的意识过程。他抛弃了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心理学理论，也抛弃了像康德、休谟、万德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伟人，在他的观点看来，这些人全都是误入歧途了。　　心理学必须抛弃所有意识方面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它不再需要以为它是在把精神状态当作观察的对象而自欺欺人了。在有关意识的元素、意识内容的本质等的一些思辨当中，我们已经受到太多的羁绊了，作为一个实验学者，我感觉到某些前提和因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是错误的。如某些机智的人过后所言：“心理学首先在达尔文那里失去了灵魂，现在又在沃森这里失去了思想。” 　　他对内省作为一种研究办法的攻击，是建立在这种办法无法得出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的。它经常导致人们就一些主观和无法确定的话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辩，如感觉的数目、其强度，或者某人报告他所体验到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等等，以致于这个方法本身就必须被判定为有缺陷的，它阻挡了进步。　　沃森还大刀阔斧地摒弃了所有的灵肉二元讨论，不管它们是形而上的还是现代的。这些概念，这些“经久时间考验的、哲学思辩的遗迹”，不管是作为引向值得研究的心理学问题的向导，还是作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毫无用处;他说，他本人倒宁愿使他自己的一些学生永远都不知道这些假说。　　为了替代他视为垃圾的一些心理学方法，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然没有“意识”、“精神状态”和“思维”这些术语的方法。它惟一的主题是行为。心理学以所有的有机体都会适应其环境，某些刺激会引导它们作出必要的反应为基础，它会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奖励性的反应被学习，没有奖励的反应不被学习的各种方法。由于意识会被忽略，这个研究的很大部分就可以在动物上进行;的确，“人和动物的行为必须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考虑，它们都同样是行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沃森的宣言实际上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具有创造性，它提出的一些思想过去15年来一直在露芽。可是，它以大胆、有力而且清晰的方式提了出来 ;简单来说，它是一人销售计划。沃森的思想并没有一夜之间就扫平了整个战场，可是，在后来的五六年中，行为主义成了会议上的重要话题，并对心理学家的思想产生了结构上的影响。到20年代，它已经开始统治心理学了，成为美国心理学中的主导范式和欧洲40多年的重要范式。　　大众传媒对沃森的生活所作的叙述说，这份宣言像弹射机一样将沃森一把推上 1915年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的宝座，可是，社会心理学家弗兰茨·森默尔逊对这个事实更为仔细地回顾一番后说，更值得人相信的是，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作为《心理学评论》的编辑经常抛头露面，他与提名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相互认识而且相处不错，他还是新一代真正的实验心理学家的代表。　　不管原因何在，他毕竟高飞起来，可是，他知道，他还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行为主义者可以借此进行研究工作，他在至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就任演说辞里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现在终于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了：条件反射法。虽然他只知道巴甫洛夫所进行的工作的大致轮廓，不过，他把它提出来是作为一个模式，说明行为主义者进行的实验不仅可以用动物，而且可以用人类。他提请人们注意，他的学生卡尔·莱施里(他曾反对过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已经做成了一只可移动囊，它可以植入人的面颊底下。他用这只可移动囊已经成功地测量到人类志愿者非条件形成和条件形成下的唾液反射。　　沃森本人也开始研究人类的条件反射，不过，毫不奇怪，他用的是婴儿而不是成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律普斯精神病门诊医院的负责人、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曾邀请他去那里建立一个实验室，1916年，沃森开始观察婴儿，从出生到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一战干扰了这些工作，可是，1918年晚期他又恢复了这项工作。　　沃森首先希望发现婴儿具有哪些非条件反射，即，什么样的刺激可以在没有任何学习过程的情况下引起反射。根据门诊的一些简单实验，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只有少数本能反射，其中有吸吮、伸手和抓取。(有一张著名的图片显示沃森抓住一根棍棒，一个新生儿用一只手臂像只小猴子一样吊在上面。)他还发现，婴儿对某些刺激有三种天生的情感反应：听到很响的声音，或者被突然扔下时感到害怕(婴儿呼吸急促，缩拢嘴唇，然后放声哭喊);头、手运动被强行挡住时感到愤怒(身体僵直，手臂扑打，闭住呼吸，面部发红);还有在被抚弄、摇动、轻拍和类似动作时感到爱(他会咯咯发笑，呢喃自语或者微笑)。　　可是，按他的观点，这些东西构成了天生的人类反应总量——后来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更大的目标是要揭示，几乎所有其它的人类行为和情感反应是如何由条件反射构成的。他以解释巴甫洛夫有关情感反应的假设作开头：　　当一个激发情感的物体与另一个不会激发情感反应的物体同时刺激受试者时，后者到时(经常是经过一次这样的联合刺激即可)可能也会引起与前者同样的情感反应。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沃森及其学生之一罗萨莉·雷纳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天进行了后来成为心理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实验，该项实验旨在对他们在报告中称为阿尔伯特·B的11个月的婴儿身上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当阿尔伯特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把一只白色老鼠放在他身边，可他一点也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时，他就害怕了，带着恐惧的反应。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他们俩又开始这些实验。一只老鼠从正面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他用左手去抓它;就在他碰到老鼠的时候，他的脑后又响起了钢轨敲响的声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仆倒，把脸理在床垫里面。第二次试的时候，阿尔伯特用右手去抓，当他快要抓住的时候，钢轨又在身后响起。这次，阿尔伯特跳起来，向前仆倒，开始啜泣。　　沃森和雷纳把进一步的试验推迟了一个星期，“以避免过度刺激孩子”，他们写道：这是个奇怪的说法，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做到这样，而且事实上在他们继续的时候也已经过度刺激他了。又进行了五六次配对试验，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钢轨在他脑后震响，阿尔伯特对老鼠就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　　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他几乎立即向左侧猛地一转身，倒在左侧，用四肢撑起身体快速地爬动，在他到达试验台的边缘前，用了相当大的劲才拖住他。　　更进一步的试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它毛乎乎的东西也产生了概括性的恐惧：兔子、狗、海豹皮大衣、棉绒，还有沃森装圣诞老人戴的面罩。停止一个多月以后，又对阿尔伯特进行试验，如沃森和雷纳明显满怀喜悦地在报告中说明的一样，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其它一系列展现在他眼前的毛乎乎的刺激感到害怕，这时候，并没有任何铁轨敲击的声音。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按照今天的研究标准来看——沃森和雷纳并没有采取消除阿尔伯特的条件反射的措施，这个孩子在最后的一些试验完成之后离开了门诊医院。他们在报告中的确提到，“假如有机会，我们可能会尝试好几种(消除条件反射的)办法”，他们曾做过消除办法的提纲。接着，他们嘲笑说，20年后，某些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师可能会从阿尔伯特身上得出一个虚假的记忆，说他约在3岁的时候曾想玩弄母亲的阴毛，结果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因此落下病根——译者)。注：条件反射以后，小孩对任何带毛的东西都害怕。（早年的心理学，就是内省，心理分析，这种办法。不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实验）; 25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认知行为治疗（CBT）的崛起和精神分析的衰落（转）: gordon 2016-1-13 06:00; 注: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就是认识到人是非理性的，打破了学术界的 “理性人” 假说。底下该怎么弄，他就不知道了。 **************************************************************************************** 「CBT（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认知行为疗法）便宜且有效，业已成为心理治疗界的第一流派，将弗洛伊德打入了心理学的十八层地狱。但新的研究结果正在挑战 CBT 的统治地位，并揭示了精神分析引人瞩目的疗效。我们是时候回归躺椅了吗？」（译者注：躺椅，即 Couch，是经典精神分析的标志） David Pollens 博士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他在一间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层楼的普通办公室里接诊来访者。这里是地球上心理治疗师最密集的地方，或许只有上西区能与之一较高下。Pollens 博士刚过六旬，一头稀薄的银发，坐在一张木质的扶手椅上，正对着一张躺椅。来访者就躺在这张躺椅上，脸朝向另一端，以便更好地讲述那些最令他们尴尬的恐惧或幻想。遵循经典精神分析的设置，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周来好几次，有时一来就是好几年。Pollens 博士在治疗成人和儿童的焦虑、抑郁和其他心理障碍方面成绩斐然，他用的是不评判且很大程度上不预设结构的谈话疗法。我在一个昏暗的冬日下午拜访了 Pollens 博士。拜访他就意味着立刻一头扎进玄奥的弗洛伊德式语言中：「阻抗（resistance）」和「神经症（neurosis）」，「移情（transference）」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他周身洋溢着温暖的中立态度，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自己对他倾诉那些最令你烦恼的小秘密的情景。和他的同行们一样，Pollens 博士视自己为潜意识这个大坟地的挖掘者：挖掘不为我们觉察的性冲动，挖掘我们对口称「爱」的人心怀的恨，以及其他关乎我们自身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恼人的真相。（译者注：以上皆为弗洛伊德首创的术语，在精神分析和现代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沿用至今。）但谈到心理治疗和缓解痛苦，有个故事广为人知，而在这个故事里， Pollens 和他的精神分析师同行们绝对是在历史潮流中站错了队的。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嗯，故事就是从这儿往下讲的）的理论就被推翻了。小男孩并不会对母亲抱着色欲，也不会害怕父亲切掉他们的小鸡鸡；青春期的女孩更不会嫉妒她们的兄弟有阳具。脑成像研究从未成功定位到自我、超我或本我的存在。向来访者收取高额费用以便经年累月地探讨他们的童年经历––来访者对此有任何异议都会被贴上「阻抗」的标签，并被要求接受进一步的分析––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骗钱。哲学家 Todd Dufresne 几年前宣称，「可以认为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人能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更难以置信地把几乎所有重要的话全都说错了。」这一观点可以看做是对诺奖得主 Peter Medawar 的总结和回应，后者在 1975 年称精神分析是「二十世纪最登峰造极的高智商骗局」。Medawar 还称，精神分析是「一种在思想史上好似恐龙或者齐柏林飞艇的终极产物，一种大而无当且再无来者的结构。」（译者注：Peter Medawar，英国籍生物学家，1960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此处将精神分析类比为齐柏林飞艇，似意指其所指涉范围过大且无理据性，即登峰造极的骗局。」）自弗洛伊德以降，心理治疗师们试图在这个健全的实证基础上添砖加瓦，大批心理治疗技术因而涌现出来。然而这些流派——包括人本主义疗法（Humanistic Therapy），人际关系疗法（Interpersonal Therapy），超个人疗法（Transpersonal Therapy），沟通分析（Transcational Therapy）等等——统统都是无中生有、得意洋洋。而认知行为疗法（CBT）是脚踏实地的技术。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现在，不是强调神秘兮兮的内在驱力，而是强调对无助的思维模式进行调整，这种思维模式会导致负性情绪。典型的 CBT 治疗讲究沿着特定流程找到那些自我批评的「自动化思维（automatic thoughts）」，这种自动化思维在你遭遇挫折（例如在工作中被批评，或在约会后遭到拒绝）的时候就会冒出来。这种做法与精神分析拐弯抹角的对话大相径庭。 CBT 当然也有其批评者，主要来自左翼人士，因为它很便宜，且注重让人们赶快好起来并回归工作，这使得那些主张削减开支的政客出奇地喜欢它。但即使意识形态上反对它的人也很少质疑其效果。自从 1960–1970 年代 CBT 兴起之后，有利于 CBT 的研究结果简直连篇累牍，以至于到今天「有实证基础的疗法（empirically supported therapies）」通常成了 CBT 的代名词：它就是基于事实的疗法。眼下若想在英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s）中寻求心理治疗服务，你多半不会遇到一个精神分析师或此类人士，而会被安排与一位 CBT 治疗师进行短程的、高度结构化的面谈，或者通过线下的 PPT 演讲（或在线的）学习一些方法以化解你的「灾难化的（catastrophising）」思维。然而那些吃了败仗的、精神分析的守旧派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这种抱怨的核心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人性的不同见解——关于我们为何遭受创伤，以及我们如何寄望于获取心灵宁静的见解。 CBT 体现着一种对痛苦情绪的非常独特的见解：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消灭这些痛苦的情绪，如果不行的话，至少要学会忍受这些情绪。因而，类似抑郁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像癌肿：弄清楚我们为啥得癌症确实可能是有意义的，但设法解决它显然更加重要。严格说来，CBT 并没有宣称幸福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但它的确认为幸福相对没那么难实现：你的不幸源自你的不合理信念，而你自己有力量控制这些信念并将其改变。注：现代的医生都很冷漠，不关心你为啥得这个病，我把它治好就完了。精神分析则认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我们内心的痛苦首先不应该被消灭，而应得到理解。基于这种观点，抑郁与其说是肚子里长了一颗肿瘤，还不如说是肚子上被捅了一刀，这记刀伤试图告诉你些什么，而你需要找到这个答案（没有哪个负责任的大夫会仅仅喂你吃点止痛药就把你赶回家，对吧）。至于幸福，如果这东西是可以被「实现」的，至少也是个很朦胧的概念。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而且我们往往有很强的动机不去觉察自己的想法。我们通过早期的关系来审视当下的生活，尽管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想要的东西相互矛盾。我们的改变来的缓慢而艰难。我们有意识的思维只不过是漂浮在黑暗的潜意识深海上的冰山一角，我们并不能通过 CBT 简单、直接、科学实证的步骤真正探明海底下都有些什么。这种观点看起来更具浪漫的吸引力。但当一个又一个的实验看上去都证明了 CBT 的优越性之后，人们对精神分析师的争辩不闻不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去年（2015 年）5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项研究看起来证明了一件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CBT 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日益衰减。在调阅了数十项早期研究的结果后，两名挪威研究者宣称 CBT 的效应量（effect size）——用来测量其有效性的技术指标——相比 1977 年下降了一半。倘若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几十年后 CBT 将变得毫无用处（当然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难道只有当人们相信 CBT 是一种神奇的疗法时它才有效吗？或者说，CBT 仅仅起到了某种安慰剂的作用吗？在大家还未完全反应过来之前，位于伦敦的 Tavistock 诊所的研究者们在 2015 年 10 月发表了又一项研究结果。这是 NHS 首次严格地对长程精神分析治疗慢性抑郁症的效果进行的评估。该研究表明，对于最严重的抑郁症患者，18 个月的精神分析比在 NHS 接受「通常的疗法」（一般都包含 CBT 治疗）效果更好，且更持久。在研究结束后两年，接受精神分析的来访者有 44% 不再符合抑郁症的任何诊断标准，相比之下接受其他疗法的来访者这一比例为十分之一。与此同时，瑞典新闻界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政府审计人员发现，一项花费数百万英镑的旨在将心理健康服务转向 CBT 的计划被证明彻底失败了。这些发现绝非孤立现象。一群最近重树信心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开始咄咄逼人地宣称 CBT 的优越性很大程度上缺乏根基。实际上，他们认为那种教导人们「用更健康的方式思考」的方式本身就可能是不健康的。「每个深思熟虑的人都知道了解自我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 Jonathan Shedeler 说。他是 CBT 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平时的言行举止诙谐幽默，可一旦我们的谈话在「CBT 自称的优越性」上停留太久，他就周身上下冒出愤怒的火苗。「小说家和诗人知道这个真相已经几千年了。只有最近几十年来人们才大言不惭地说，天哪，只消 16 次治疗我们就能改变你一生的习惯啦！」如果 Shedler 和其他人所言非虚，那么或许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们是该重新评估一下他们自以为的心理治疗了：看看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哪些东西没有用，并且看看 CBT 是不是真的能将那些喋喋不休的心理治疗师所讲的大道理（还有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打入历史的冷宫。这样一场重估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最终它甚至可能改变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接受心理治疗的方式。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弗洛伊德说的话全是狗屁！」心理治疗师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可以说是 CBT 的祖师爷。不得不承认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精神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一些证据，即其开山鼻祖（弗洛伊德）某种程度上是个江湖骗子，喜欢搬弄是非，甚至还干出过更过火的事儿。其中一件事直到 1990 年代才被公之于众，尤其让人目瞪口呆：弗洛伊德的一位来访者是美国精神科医师 Horace Frink，弗洛伊德告诉后者说他的不幸源自于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并暗示后者解决之道在于给弗洛伊德的研究捐出一大笔钱。（译者注：原文形容此事是 eye-popping 的，我读到这儿也不禁瞪大了眼睛。0_0）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这些披着不同外衣的精神分析理论走入治疗实践的时候：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即哪怕精神分析师再真诚，他们的治疗也经常变成一种「猜谜游戏」。他们倾向于为自己的预感和猜测找到「证据」，无论这种证据是否真的存在。归根到底，精神分析的基本前提是这样的，即我们的生活被潜意识的力量主宰，而潜意识只会以间接的方式和我们沟通：通过梦中的符号，通过「不经意的」口误，或通过他人身上激怒我们的东西（提示我们可能无法面对自身具有的同样的问题）。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证伪的。向你的治疗师提出抗议，声称你自己并不是真的恨自己的父亲，这只能说明你非常、非常需要避免对自己承认你恨你的父亲。对任何希望用科学方法探索我们的内心世界的人来说，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都是一场灾难。同时，到了 1960 年代，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人们对精神分析的耐心终于耗尽了。斯金纳（B.F. Skinner）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向我们证明，就像鸽子和老鼠的行为一样，人类行为也是可以被惩罚和奖赏有意操控的。新生的「认知心理学革命」也主张心理世界的内在过程是可以被测量且操控的。自 1940 年代以来，还有另一种压力也促使我们这样做（放弃精神分析）：成千上万的二战老兵表现出的情绪失调使我们亟需一种快捷又廉价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在躺椅上一聊好几年。在成为 CBT 的奠基人之前，阿尔伯特.埃利斯曾经受过精神分析师的训练。不过在 1940 年代的纽约从业数年之后，他发现他的来访者的病情没有好转，——而且，出于一种伴随他整个生涯的自信，埃利斯认定这不是他自身能力的问题，背锅的应该是精神分析这种疗法。就像其他想法类似的治疗师一样，埃利斯转而借鉴古希腊斯多噶学派（Stoicism）的思想，告诉他的来访者们，导致他们不幸的不是现实事件本身，而是他们抱持的对这个世界的信念。升职的名单上没有你，这可能让你不快，但导致你从不快变成抑郁的是一种不理智的倾向，即将单次的失败推而广之，就此认定自己是个彻底的输家。「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几十年后埃利斯对一位记者说，「精神分析只能帮助来访者逃避现实。他们无需改变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 他们谈论自己，一谈就是十年，一边责备父母，一边期待通过顿悟（insight）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译者注：斯多噶学派以冷静、克制和知足为美德，认为人应当极力避免让感情影响理智判断，所以下文作者用了「breezy」和「no-nonsense」这样的词来形容 CBT 治疗师。） CBT 的拥护者们抱着如此冷漠严肃的腔调，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 CBT 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对那些传统的精神分析师——以及那些采用新的、脱胎自经典精神分析的「心理动力学疗法（psychodynamic techniques）」的治疗师——来说，那些原先看上去毫无道理的症状，比如无休止地在爱情或工作中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至少被证实部分是有道理的。这些症状在来访者的早期经验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例如，你的父母早年抛弃了你，那你后来很有可能一直恐惧你的伴侣会以同样的方式抛弃你，结果你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搞砸自己的婚姻。CBT 彻底颠覆了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情绪是有意义的，比如，当你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彻底一团糟的时候你感到抑郁，这代表了某种非理性思考的结果。没错，你丢了工作，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永远这么糟糕。如果情绪真的是有意义的、理性思考的结果，那么想做出改变就很简单了：你只需要识别并改正思维体系中的那些小毛病，而不是对你的苦难做一连串复杂的解读。悲伤或焦虑并不必然意味着长期以来潜藏的恐惧，它们只不过是擅入心灵世界的捣蛋鬼，需要被驱逐出境。在精神分析中，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仿佛一个培养皿，来访者在其中重现自己惯用的人际模式，并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模式。至于在 CBT 中，嗯，你只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罢了。埃利斯口无遮拦、行事随意，注定只能站在精神分析之外冷眼旁观，但他开创的这套思想很快得到了大众的肯定。阿伦.贝克（Aaron Beck）在其中居功至伟。贝克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头脑清醒的精神科医师（94 岁高龄的他大概终其一生都不会说出「狗屁」这种词的）。 1961 年他设计了一个 21 道题的量表，称之为「贝克焦虑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即著名的 BDI）」，以量化来访者的痛苦。后来发现，经过几个月的 CBT 治疗，有 50% 的来访者最糟糕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在证据面前，精神分析师们终于不再反对或抱怨（为了保住他们油水丰厚的营生）了。分析师们发现自己有点像 19 世纪的大夫，笨手笨脚，做治疗全靠感觉。他们那种神秘的治疗艺术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有实证支持的操作步骤。这让他们感到被威胁、被冒犯。更多研究接踵而来，证明了 CBT 在治疗各种心理疾病上的优越性，从抑郁症到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我一开始参加 CBT 研讨班的目的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这是又一种毫无用处的疗法，」在畅销书 Feeling Good（中译本名为《伯恩斯情绪疗法》）中向全世界推介了 CBT 的 David Burns 在 2010 年告诉我，「但当我把这些技术教给我的来访者时，那些看起来无可救药且深陷问题多年的人竟然开始好转了。」毫无疑问，CBT 帮助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至少部分地起了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当热衷于传播 CBT 的经济学家 Richard Layard 摇身一变成了托尼.布莱尔首相的「快乐大使」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到 2012 年，由 Layard 倡议并与牛津大学心理学家 David Clark 共同推动的免费治疗项目已经惠及超过一百万英国人。即使 CBT 并非特别有效，我们至少也能意识到这个数字非同小可。但是我们很难打消掉这样一种感觉，即在这个过程中好像缺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毕竟我们能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和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极度复杂的。可以说整个宗教和文学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试图把握这些问题本质的过程，而且神经科学也在不断揭示出大脑运作过程的更多细节。那么，解决我们的苦难的关键，能够被如此简单地归结为「分辨自动化思维」「调节自我对话过程」或者「挑战内在的批评」吗？或者说，心理治疗可以是如此简单的，以至于我们无需向治疗师寻求帮助，而是可以转向书本或计算机的吗？几年前，当 CBT 霸占了英国的公共心理治疗服务领域之后，一位来自牛津郡名叫 Rachel 的女性第一次做了母亲，向 NHS 寻求产后抑郁症的干预。她先是被安排听了一场 PPT 小组演讲，主题是「五个改变你心情的步骤」；接着她从一位治疗师那儿接受了 CBT 治疗，并在面谈的间隙接受计算机化的 CBT 治疗。「看着计算机程序问我感觉怎么样，然后用 1–5 的量表要我作答；当我在屏幕上点击那个悲伤的表情时，计算机用预先录好的声音告诉我，它很抱歉听到我这么说。我觉得这才是让我感到最孤立无援的事情。」 Rachel 如是说。在人类治疗师的指导下填写 CBT 工作表也好不到哪去。「我得了产后抑郁症，」她说，「这意味着你远离了那种你自己工作、自己挣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生活方式。突然之间你不得不一个人呆在家，大多数时候觉得衰弱无力，而且没有其他成年人可供交流。」在她看来，她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真实的联结，一种基本的、难以言状的感受，即感觉到被另一个人牵挂于心，哪怕每周只有一小段时间如此。「我大概真的心里有病吧，」Rachel 说，「但我真不觉得电脑能感同身受。」精神分析认为人的心理世界如同一个王国，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更复杂、更奇特，Jonathan Shedler 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观点有道理的。那时候他还是麻省某个大学的本科生，他的一位心理学授课老师解释了他提到的一个梦，这让他倍感震惊。梦者梦到自己开车驶过一个湖面，并且在一家商店里试戴一些帽子；老师解释说，梦者对怀孕抱有恐惧。这简直一针见血，因为梦者是Shedler 的女朋友，当时她正在焦急地等待检查结果，发疯般地祈祷自己不要怀孕。但这位老师对这些事就一无所知了，他只不过善于解释梦里的那些象征意义而已。「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忆及此事，Shedeler 觉得那位老师在解梦时「简直就像被天使的号角指引着（发现了真相）」。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具备这样的本事，我一定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然而，学院派心理学是会把人那种对心理世界的神秘感所抱有的兴趣全部驱散的，Shedeler 之后恰好就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他总结说，研究者就是卯足了劲要搞量化测评，却不特关注人们真实的内在活动。要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受训，而且还必须对自己进行分析；在大学里学习心理学则完全不必费这个劲，丝毫不需要这种真实的个人体验。Shedeler 现在成了一名异类，他既是心理治疗师又是研究者，从而得以联通这两个领域。「你听说过要花一万小时才能精通一个领域的理论吧？」他说，「哼哼，很多下结论说某种疗法有效或者无效的研究者连十个小时都没有过（指接受心理治疗的时间）！」人们常说精神分析是没有实证支持的，Shedler 之后的研究和著作起到了反驳这种观点的作用。当然，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早期的精神分析家们都对研究嗤之以鼻，都觉得自己需要与全世界开战，实践一种能颠覆整个世界的艺术，故而需要一些专业性的机构以发展这样的艺术。于是在实践中，这些精神分析家各自形成了一些小集团，与大学里做实验研究的同行们几乎老死不相往来。于是认知领域的研究占了大头，而且直到 1990 年代以后，针对精神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才开始暗中动摇认知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2004 年的一项元分析表明短程精神分析治疗至少在许多层面上做得与其他疗法一样好，92% 的来访者在接受治疗后有所好转。2006 年的一项研究追踪了 1400 名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及相关疾病的来访者，胜利的天平又一次倒向短程心理动力学疗法。还有2008 年的一项关于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心理动力学治疗结束五年后，只有 13% 的来访者仍然符合诊断标准；而接受其他疗法的来访者中，这一比例为 87%。这些研究并非总是用精神分析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作对比的。作为对照组的通常是「常规治疗手段（treatment as usual）」，一个用来涵盖各种错误做法的称谓。不过就像 Shedler 所说，上述两类疗法最显著的差异往往在治疗结束后过一段时间才体现出来，这种情况一再重现。在治疗结束后马上问来访者的感受，CBT 似乎占尽上风。但过上几个月或几年再回访，CBT 的疗效常常就消退了，但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仍在，甚至不降反升。这表明精神分析或许真的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建构了来访者的人格，而不是仅仅帮助他们管理情绪。NHS 去年在 Tavistock 诊所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每六个月进行一次的研究中，相比于其他治疗手段，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慢性抑郁症患者，其症状缓解的几率高出 40%。在这些逐渐累积的证据之外，研究者也开始质疑最初将 CBT 扶上神坛的那些研究。在一篇2004 年发表的引发热议的文献中，来自亚特兰大的心理学家 Drew Westen 和他的同事发现，当研究者试图获取清晰可解释的实验结果时，他们往往会排除掉高达三分之二的实验被试，主要原因是这些被试同时患有多种心理疾病。这种筛选被试的做法可以理解：若一个来访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我们就很难得出明确的因果关系链。但这可能意味着参与研究的来访者都是非典型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心理疾病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人格当中。来访者带入治疗的议题（issues），例如抑郁，也许不是在几次治疗后就显现出来的（比如，你担心家人不接受你的性取向，你需要对此做出妥协）。而且，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有时会耍一些鬼把戏，例如将 CBT 与「精神分析治疗」作对比时，那些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人都是研究生，只跟着另一些研究生学了点三脚猫功夫。但精神分析学派对认知取向治疗最猛烈的指责还不仅于此。他们指出，认知疗法有可能事实上帮倒忙。例如，那些处理抑郁或焦虑情绪的手段有可能仅仅是拖延的手段，这样我们就不必理解真正的自我并寻求长久的改变。CBT 潜在的期许就是我们能找到相对简单、按部就班的方式获得掌控感。但，也许，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情绪，以及他人的行为几乎难以控制，这会让我们收获更多？掌控的期许不仅吸引着来访者，也诱惑着治疗师。「接受治疗本身就会让来访者感到焦虑，没有经验的治疗师也会感到焦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美国心理治疗师 Louis Cozolino 在他的新书《为何心理治疗能起作用（Why Therapy Works）》中这样写道，「既然如此，找到一个注意的焦点，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个安慰。」毋庸置疑，CBT 界的领军人物们将绝大多数的批评意见拒之门外，坚称「浅薄」是对 CBT 的嘲弄，并认定 CBT 疗效的减退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它已经广为人知了。早期研究采用的是小规模的来访者样本和热衷于新疗法的先锋咨询师，大多数近期的研究则采用了更大的样本，涉及的治疗师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鱼龙混杂。「那些声称 CBT 浅薄无用的人忽视了一件事，」在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所（King’s Colleg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研究认知行为治疗的 Trudie Chalder 教授认为，没有一种单独的疗法可以完美适用于一切疾病，「没错，你的目标的确是人们的观念，但你不能只盯着那些容易了解的观念。这没那么简单，啊那个人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所以他一定不喜欢我，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样一些观念，例如，我是个不值得被爱的人。这种观念很可能是从早期经验里得出的，过去是必须被加以考虑的。」但，在互相冲突的研究结果中做出一个裁决，是不能解决这种争论的。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到底哪种疗法最有效，不同的实验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但我们如何判断怎样的治疗是有效地呢？研究者往往试图量化「症状的改善（relief of symtoms）」，但精神分析的重要目标之一恰恰是实现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仅仅解除症状。在实际治疗过程中，也许你结束一个疗程的精神分析治疗时觉得比来之前更加难过——但也可能变得更明智，对你自己的潜意识反应更有觉察，拥有更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仍然是治疗成功的明证。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声称他的目标就是「把神经症性的困扰转化成一般性的不快」。卡尔.荣格则说过，「人类需要面对困难，这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生活就是痛苦的。我们到底该不该念想着一种消除痛苦的「妙方」呢？心理治疗不应当被看做是科学，或者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不能被科学的方法推而广之，这种观点有其深深的吸引力。这种感觉或许解释了为何 Stephen Grosz 在 2013 年出版的《被检验的生活（The Examined Life）》能够大卖。该书取材自精神分析过程中的故事，曾位列英国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且被翻译成超过三十种语言（译者注：在亚马逊上并未找到中文译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实验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医学诊断，而是故事。很多故事涉及的都是来访者忽然触及其灵魂深处的、顿悟式的震颤。故事中有强迫性撒谎的男人，他这么做是为了与那些一同撒谎的人保持秘密的友谊，正如他的母亲极力隐瞒他尿床的真相。故事里也有觉悟的女人，她在目睹别人熟练地往洗碗机里摞盘子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一贯极力否认丈夫的不忠。「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精神分析师的使命则是发掘来访者故事的独特性，」Grosz 告诉我，「许多事情只会通过偶然的口误，对幻想的表达，或者对特定语词的使用得以体现。」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是要仔细地接收这些信号，然后再利用这些材料「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的意义」。奇怪的是，最近从最偏向实证的心智研究领域——神经科学那里传来了对看上去最不科学的精神分析的支持。许多神经科学实验表明，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比意识追踪信息的速度快得多。用神经科学家 David Eagleman 的话来说，很多心理活动实际上是「阈下（under the hood）」的：我们的意识在驾驶座上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正如 Louis Cozolino 在《为何心理治疗能起作用》中所言，「当我们的意识觉察到一种经验时，它早就被加工了许多遍，激活了许多记忆，并且引发了复杂的行为模式。」（译者注：原文是「under the hood」。hood 是汽车的前盖，前盖下是汽车引擎。则此处字面意义是我们坐在车里的时候完全看不到引擎如何工作。原文后接「unseen by the conscious mind in the driving-seat」，与「under the hood」对应。故翻译为「阈下水平」。）看起来我们在有意识地觉察到证据之前就已经能做出很复杂的活动了 ——从心算数学题到踩下制动避免撞车，再到选择结婚对象——这取决于你如何解释这些证据。这跟 CBT 的基本假设可不怎么相容。 CBT 认为经过训练的个体能够觉察到行为过程中的绝大多数无效反应。另一方面，这个结论似乎更支持精神分析家们的直觉，即潜意识是巨大的，很大程度上掌控着我们，而我们则不可避免地要透过以往的经验审视现在。我们只能部分地改变自己的成见，而且这种改变费时费力。在心理治疗师们的争论中，唯一不容辩驳的事实或许是我们仍然没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内在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当谈到如何缓解我们的痛苦时，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情绪历史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政策主任 Jules Evans 说：「这就好像我们有一把锤子，一副锯子，一支射钉枪和一只马桶刷，而我们面对的黑匣子（指人的内心世界——译者注）不时会出点问题，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些工具来回敲打它，且看哪样工具会起作用。」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最后都得出了被称之为「渡渡鸟裁定（Dodo-Bird Verdict）」的结论：这个观点主张各种心理治疗实际上没有本质差异，并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这个说法来自《爱丽丝仙境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中渡渡鸟的陈词：「每人都赢了，而且都有奖品！」对治疗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致力于来访者福祉的治疗师，以及一个决意做出改变的来访者。如果一种疗法比其他所有疗法在治疗所有的（或大多数的）疾病上更加优越，这种疗法一定还没被创造出来。David Pollens 在他位于上东区的咨询室里告诉我说，他部分认可渡渡鸟裁定，尽管他自己在感情上偏向精神分析。「有位了不起的英国分析师叫 Michael Balint，他接受过很好的医学训练，常常喜欢问医生们这样一个问题。」Pollens 说，「这个问题是：你开出的最有效的处方是什么？大家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他。最后他会告诉你，是关系（the relationship）。」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 “和稀泥”。可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也不知道哪种疗法最有效，看起来也是有利于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的。不管怎么说，精神分析抱着一种充满敬畏的谦卑，即我们极少能掌控我们内在世界的活动。荣格派分析师 James Hollis 曾经提过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哪些东西是处在你的潜意识里的呢？」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类有多么傲慢。但他的故事提醒了我们，我们不应该期待生活会永远是快乐的，也不应该假设我们真的能完全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诚然，我们确实常常借助各种情绪的帮助，以便继续对那些让我们不安的事情视而不见。「在治疗中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Pollens 说，「人们到你这儿来求助，然后马上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的帮助。」透过他的笑容，我们能看出这种情境的荒谬。Pollens 告诉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或许在来访者用某种方式告诉你「嘿，不帮帮我吗？」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才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 123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格物致知和 "曲解与误读": 热度 3 gordon 2013-10-18 05:00; "曲解与误读" 是心理学比较注意的东东我们必须通过 "曲解与误读" 而虚构出一个自我停泊的港湾。有时候，你读到一些 "曲解和误读" 的文字，不禁为之叫好、发狂。不在于他说的对不对，而在于他说出了你的心里话，那是你平时不敢说的。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我为什么看那么多垃圾文字的原因。物格而后知至，这是新生的开始。别人说的经验，你还是要验证一下，有时候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仅仅是因为他说到你心坎上了。 ×××××××××××××××××××××××××××××××××××××××××××××××××××××××××××××××××× “ 格物致知 ” 就是皮亚杰所说的“双向建构”过程：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 ——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 131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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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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