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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在辽东屡次大败后,被驱逐出境的西方传教士及其同情者们再次看到了曙光,于是通过代理人向新上台的小皇帝天启上奏,希望以自己掌握的特长来换取自由传教的权利。而他们提出的条件,似乎让困境中的明帝国难以拒绝:威力巨大的西式大炮,以及正确操作使用这些大炮的技术。当时的一位传教士写道:0 O2 C9 r9 o# o
. d) y& E m' L& I* t' b" d r“趁此次战争的机会,有两位信仰基督教的高贵学士,保禄和弥额尔,向皇帝进言,索取澳门葡萄牙人的大型火器、火枪及枪手;他们希望用这个法子让被逐出境的教会神父返回,并再度恢复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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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禄”是“保罗”的旧译,拉丁文为Paulus,直译为保卢斯,是古罗马人常见的名字,在英文里则为Paul。即使现在,天主教会仍然将该词译为“保禄”,而新教会通常译为“保罗”。由于圣保禄或圣保罗的缘故,这个名字后来成为许多基督徒的教名,中国的基督徒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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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文中的这位“保禄”,则在中国历史上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徐保禄,而其本名徐光启也许更为我们所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有着思想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农学家、军事学家以及政治家等一长串头衔的同时,这位上海男人也是明朝内地最早的基督徒之一,他于万历三十一年即公元1603年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受洗入教,后被天主教会称为中国的“圣教三柱石”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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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 b. C L& }公元2011年,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教区为他“宣福列品”程序启动,这是天主教封圣的一个阶段,相当于向教廷申请圣人认证,如果教廷考察后评定为“真福圣品”,就意味着他成为了天主教正式的圣人。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封圣”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徐光启的事儿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结果,因而前些年所谓“徐光启已被封圣”的消息,很可能是一种对于封圣程序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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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额尔”来自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在拉丁文中通常写做Michael,圣经里译为“米迦勒”,是一位大天使的名字。在各国语言中,这个词有着差异颇大的发音,比如在英语中是迈克尔或麦考尔,在俄国和东欧则是米哈伊尔,尤为有趣的是,它的爱称“Mickey”也许流传更广——人见人爱的米老鼠嘛。上文中那位的“弥额尔”,其中文名为杨廷筠,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加入天主教,他也是所谓“圣教三柱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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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与杨廷筠,这两位儒生出身的天主教徒,向皇帝上书时身份都是监察官员——徐光启是河南道御史,相当于中纪委分管河南省并协管中央各部委的专员,徐光启则为河南按察司副使,相当于河南省纪检委副书记,后者的级别要更高一些。$ n1 j/ Y0 G7 ]" O6 `3 S4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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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形式,刚刚上台不久的东林党内阁做出了颇为艰难的抉择,虽然徐光启等人关于引进西式武器的提议很有吸引力——徐甚至宣称,“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些建议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与文化风险,一向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肯定不会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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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k2 b0 p6 z对于明廷的左右为难,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泉州人,曾担任教育官员,他与耶稣会士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K) r# n5 o; ]6 |6 t; n&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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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因此,帝国朝廷对是否要以自由传教为代价换取欧洲先进的火炮技术,仍然犹豫不决。 u' I W, T8 L! b1 j3 J6 _% R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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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叫这些欧式火炮为“红衣大炮”,关于该词的来源,一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毛发偏红,当时中国人称呼他们“红夷”,这两个国家是明帝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来自欧洲的火炮便被通称为“红夷大炮”,后来以讹传讹成了“红衣大炮”;一说这些欧式火炮来到中国后,明军经常给它们披上红色的炮衣,既做装饰又遮风挡雨,“红衣大炮”因而得名;还有一说认为这些大炮本来只有“红夷”而无“红衣”之名,是出身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忌讳“夷”字,才改为“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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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大炮的身管细长,类似于现代加农炮——拉丁文“加农”即“Canna”的本意,便是“管子”,这种炮初速快射程远,弹道低平易于瞄准,直到现在仍然是各国炮兵的主力装备。从保存至今的一些红衣大炮来看,有的重达2吨甚至更高,以当时的度量衡换算,已经属于三千斤(明朝1市斤合今天596.8克)以上的重炮,这么沉的大块头显然移动不便——事实上,许多红衣大炮其实本为舰炮,引进中国以后又固定在城墙后做为城防炮使用,并不需要多少移动空间。# ?: I1 N. O- Z7 a/ l.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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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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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q+ |5 W, v1 V2 g( k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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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D) u. A+ U- j. A5 P6 I: y“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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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廷考虑引进这种武器时,西方早已经产生了关于火炮制造、炮兵以及炮弹飞行方面的理论体系。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共同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9 T F$ M+ S0 d; [
- ~8 Q% ?8 G" G/ V1 |- @5 i( u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研究出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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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帝国引入红衣大炮的进程。当时,一只荷兰与英国的混合舰队,突然进攻葡萄牙占据的澳门。当地葡军力量十分薄弱,但无巧不巧的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汤若望等几名耶稣会神父此时正滞留在澳门,而他们对火炮操作十分熟悉。1 i- V7 M# N0 j: X! V' I
0 |( o6 E1 t/ j. q( J于是在汤若望等人指导下,葡萄牙人迅速装配好几门大炮,随即向英荷联军开炮,其中一发炮弹正好打中敌人的火药库,联军大乱,葡萄牙人趁势反攻,敌军不得不逃回船上,许多人在逃跑时淹死在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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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h4 X. m7 V9 {; k! p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明帝国广东当局得知此事后很感兴趣,不仅向葡萄牙人表示祝贺,而且还允许他们在澳门构建防御工事,而在此之前,中国是不许葡人在澳门设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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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l, _- c6 C很可能在明廷看来,葡萄牙人既然能打败英国与荷兰的联合舰队,那他们的大炮就是“红夷”中最优秀的了。与此同时,明朝官员对西式大炮印象深刻,最后终于决定引进了一批火炮,以及指导操作这些火炮的几名葡萄牙熟练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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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和主人搞好关系的目的,澳门当局极想满足明廷的要求,于是很爽快地一次性卖给中国三十门大炮(一说二十门),并答应派专业炮手去指导操作,不仅如此,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包括上百名滑膛火枪手的队伍,去支援和训练明军。: _2 v8 ~ `) ]. D
4 F$ u! ?3 z/ d4 [不过,该计划遭到了朝廷中沈漼(时为内阁大学士)等反对基督教的高级官员之阻挠,葡萄牙炮队及火枪手被迫滞留澳门无法成行,直到不久后大学士孙承宗接管兵部,这一计划才重新启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组织下,这些枪炮及人员分两批进入中国内地,据考证最后有十门大炮抵达了辽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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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 w: ^1 T/ u) m但其实,这些大炮并非葡人制造,而是来自一艘英国军舰,它在澳门海岸失事,船上的大炮被打捞上来,现在葡萄牙人把它们转手卖给明朝,中间大大赚了一笔(另一说,这些炮是从被澳门当局击沉的英荷舰船中缴获的)。后人研究认为,几年后宁远城头造成努尔哈赤受伤甚至死亡的那门大炮,应该就是它们之一,即,明人在葡萄牙人的训练下,用英国造大炮重创了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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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S! q) G8 E( i于此同时,滞留在澳门的传教士们,也在徐光启等人的安排下,以外国技术顾问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内地。据说,神父们开始时对自己的新身份颇为不满,辩称他们只是意在传教的上帝仆人,并非什么军事专家,而深谙中华和稀泥传统的中国基督徒则劝道,不要把这个身份看得太重,它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就像裁缝的缝衣针,只有缝衣时才有用,一旦缝好便不必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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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汤若望等人于公元1623年来到北京,开始指导明朝工匠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正是这些大炮(其中包括部分购自澳门的英式火炮)后来到达辽东战场,重创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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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辽东战事如火如荼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遥远的陕西出土了一块石碑,随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正在潜心研制火器的传教士们,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1 j. N9 u# X5 x7 ~: O( y7 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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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石碑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大秦”是汉唐人对罗马帝国及其统治的近东地区的称呼,《后汉书》写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而该石碑之所以能在基督教世界引发巨大争议,正是由于碑中提到的“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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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k) n9 e! b' M, G景教即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派别,名称源于公元428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大主教)的聂斯脱利,此人主张耶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玛利亚只是生育了基督的肉体,没有赋予耶稣神性,因而并非圣母。这些理论受到许多教士的激烈反对,最终在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基督教大会上,聂斯脱利及其追随者被宣布为异端,随即驱逐出教会。% \$ b$ ] B4 B5 r
. O0 z# x0 N! Z: w4 D) S( Q聂斯脱利最后死在埃及,但他的理论并没有消亡,既然罗马帝国不能相容,信徒们便逃往国外传教,足迹遍布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印度,并正式脱离罗马教会,自称迦尔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尤其萨珊帝国时期,出于对抗罗马帝国的需要,该派曾获得波斯当局大力扶持,传播范围逐渐扩展到中亚和远东。# T1 e+ e; Y' u( U g
: _1 c! A* R9 I- N, C大约南北朝至隋唐时,随着欧亚民族大迁徙,聂斯脱利派进入中国,当时它有波斯经教、大秦教等许多称呼,后统一改称景教——“景”在古汉语里为“光”、“大”之意。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一个名叫阿罗本的景教僧侣来到长安,向唐太宗申请在帝国传教的权利,对宗教民族问题并无成见的李世民大帝不仅痛快地答应,还亲自接见了阿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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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唐朝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公元781年时树立,碑文用汉文撰写,共有1780个字,另有数十字古叙利亚文。虽然说的是形而上学的宗教,但文风却行云流水毫不晦涩,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至于具体内容,由于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欣赏。总而言之,基督教从此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在伟大的东方古国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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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y0 e2 v0 G6 K, P石碑在天启年间出土后,被送到了西安,并很快引起了酷爱金石学研究的明朝学者们的兴趣,但他们对上面的叙利亚文毫无头绪。直到其中一人将碑文拓片送给了“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后者与几名耶稣会传教士参照汉语碑文,几乎不费多大力气就得出了结论,碑文中那个曾经十分显赫的宗教,正是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 k" a0 j3 W" ]* A b
9 E6 \) D8 M6 M9 D' Y欣喜不已的传教士马上给罗马教廷写信,宣布中国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西安发现了一通古碑,该碑证实了神圣的福音确实在中国传播过!”附在信中的还有初步译为拉丁文的碑文,尽管有些内容还没有搞清楚,但已译出的部分已经足够证明,那个受到唐朝皇帝礼遇的传教团,无疑属于古代基督教。白璧微瑕的唯一疏漏在于,传教士认为该碑属于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因为景教在欧洲早已绝迹多年,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一教派。9 ~$ P2 S- ~* m# i O! r1 C' Q
5 W3 [! @& M6 x8 O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对这一重大发现,欧洲人当时的反应却是异口同声:假的!先入为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基督教曾在古代中国传播过。于是,耶稣会士们被基督教学者斥为骗子,而景教碑的出土,当然是耶稣会刻意营造的一场骗局,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向教廷多骗取一些传教经费。; p0 p1 C7 i3 R$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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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大思想家伏尔泰还专门写诗嘲笑耶稣会的拙劣“骗局”,据说这些诗篇曾在当时巴黎的沙龙中广为流传:; V8 r3 P8 D- L: K6 I2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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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您还不算老啊!% K+ f+ y/ N* {& O&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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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要我去骗人,+ M$ O5 x5 }8 V2 y# c2 C; a$ E
, g' E' h' }! r6 L" l- W您还是先好好骗骗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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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石碑发现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它都被欧洲人视为伪造品,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以往的错误。今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真实性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中外学者们通过对古籍的研究,还有过去八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已确认了碑文记载绝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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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写的一部书《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请勿转载,以免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发生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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