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十一）

Dracula · 发表于 2014-4-23 01:45:02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十一）

8月2日上午，钱伯斯找到Luce，提到国会马上就要给他发传票作证。他作为共产党间谍的过去被公开后，会给杂志带来不好的影响，提出辞职。Luce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在国会作证是一个爱国者的责任，钱伯斯应该继续留在时代周刊。中午的时候，国会的传票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HUAC的议员想借着Elizabeth Bentley作证在社会上带来的轰动趁热打铁，让钱伯斯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上午11点，就在HUAC作证。当天晚上，钱伯斯坐火车到达华盛顿，按照预先的约定，晚上11点来到时代驻国会山记者Frank McNaughton家里。

据McNaughton回忆，钱伯斯显得非常紧张不安，近乎有点偏执狂。他的心头一直压着7年多前Walter Krivisty 同样是在国会作证的前夜，死在华盛顿旅馆里的一幕（见第六章）。到了McNaughton家，就叼着烟斗，不停的踱步，透过窗观察街上的动静，然后他让McNaughton拉紧屋里的每一个窗帘。两个人谈了一些关于HUAC的消息，到凌晨两点的时候，McNaughton建议他上床睡觉，好准备11点的作证。McNaughton自己刚躺下不到5分钟，钱伯斯就又回到了他的屋里，让他再检查一下家里的所有门窗是否锁结实了。McNaughton安慰钱伯斯说，“你看我的抽屉里有一把左轮手枪，我马上就会装满子弹，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就在前厅里，注意动静，我打电话的话，5分钟之内警察就会赶过来。”钱伯斯这才平静一些，回到了自己的卧室。5点15分，钱伯斯再次出现，表示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两个人吃过早饭，又聊了一会后，9点钟，坐出租车来到国会。

躲过门口拥挤的记者人群以后，两个人来到HUAC首席调查员Robert Stripling的办公室。Stripling这时38岁，稍有一点驼背。由于整天在办公室里查文件，脸色有点苍白。Stripling已经在HUAC工作了10年，自从HUAC的首任主席Martin Dies死后，他就成了HUAC的调查工作最重要的推动力量。Stripling对钱伯斯疑心很重，钱伯斯对HUAC的调查一直不太配合，尤其是时代杂志这几年来没对HUAC的工作说过一句好话。打过招呼后，钱伯斯交给了Stripling一份3页纸的声明。Stripling读过之后非常惊讶，询问到这会是你的证词吗？钱伯斯回答说是的，Stripling把声明给了他的秘书来复制，这样参加听证会的众议员可以每人面前有一份。

接着他和钱伯斯来到了HUAC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屋里只有几个议员和记录员。Stripling单刀直入，向钱伯斯提问“在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你知道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间谍组织吗？”“不，我不知道”，钱伯斯回答说。这是个谎话。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会表明钱伯斯会为这个谎话付出很大的代价。（钱伯斯本人后来在自传里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我的猜测是承认是间谍组织的成员可能会面临严厉刑事起诉的危险。）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他所在的组织总是可以被转为进行间谍活动。

钱伯斯接下来简单介绍了Ware小组起始和演化。“Harold Ware的主要目的是让共产党员占据政府要职，从而影响政策和人事任命。在合适情况下，也可以从事间谍活动。”

Stripling接着追问“那么从事间谍活动确实是这个小组的目的之一了。”

“并不是在一开始。”，钱伯斯接下来解释了一番地下组织的组织哲学。

在场的众议员都可以感受到钱伯斯和Elizabeth Bentley的明显不同。Elizabeth Bentley是一股脑的全盘托出，也不管自己的信息是不是可靠。她作证罗斯福的经济特别助理Lauchlin Currie是间谍，但她其实从来没有见过Currie，这是她从别人那儿听说来的，按美国的法律，这属于hearsay，是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的。（不过90年代公布的Venona电报证实Lauchlin Currie确实是间谍。）钱伯斯则恰恰相反，特别克制，不是很确定就不发表意见。比如当被问到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的Aubrey Williams是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并不了解这个人。Stripling接着问“那么Williams是不是和Ware小组的成员关系很近？”钱伯斯回答说不是的，他只是被共产党员当作朋友。

但是钱伯斯对他有把握的名字并不犹豫，接下来给出了Ware小组的名单：Nathan Witt是小组的领导，还包括John Abt，Lee Pressman，Victor Perlo，Alger Hiss，他的兄弟Donald Hiss，Charles Kramer和Henry Collins。（这些人的简历我前面简单介绍过。）

Stripling接下来问，“你知道Harry Dexter White吗？”

“是的”

“他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吗？”

“不是的。”

“他是共产党员吗？”

“我不能确定他是的。”

“他是共产党员的朋友吗？”

“我不能确定他是共产党员，但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的话，那是双方的错误。”（言下之意，White确实和共产党很接近。）

上一章提到，Elizabeth Bentley刚刚作证，财政部副部长Harry Dexter White是共产党间谍。White马上激烈地否认这一指控。钱伯斯的证词支持了Bentley的指控，让在场的众议员很满意。

这时暂时休会，几个众议员和Stripling一起讨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们都觉得钱伯斯的证词很可靠，可以让他公开作证，让媒体都到场。Stripling已经读过了钱伯斯预先准备好的声明，知道里面有爆炸性的内容，这时主张他们应该把听证会挪到国会最大的礼堂，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听证会议室，以收到最大的效果。接着他就放出消息说接下来的听证会会有极重要的披露，很快偌大的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会议室就挤满了记者。钱伯斯在证人的位子上刚刚坐下，眼前马上就是一排的闪光灯。第二天报纸上登出的照片里，钱伯斯就像刚从邪恶的地下刚刚出来，西装上好多折子，表情很凝重，眼光尽力同记者的镜头相回避。

在宣誓之后，钱伯斯开始阅读自己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他的声音很平，没有什么感情。他首先谈到9年前，在共产主义和纳粹结盟的危险关头，他曾经向政府作出警告其在内部面临的巨大威胁。他所做的就象是在战场上向敌人射击，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是很少的几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接下来钱伯斯叙述了自己一生的历史。“当我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确信西方文明已经到了危机的关头，我们的社会必将走向崩溃或回到野蛮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在军事上的体现。”在他的彷徨中，他从马克思和列宁那儿找到了解决时代危机的答案。但是作为共产党员的13年让他意识到乌托邦的梦想在现实中其实是极权主义恶性膨胀，这种极权主义的胜利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奴隶，是人类思想和灵魂的黑夜。最终他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曾经对妻子Esther说“我是从即将胜利的一方走到失败的一方。”但是即使是在胜利的共产主义一方活着，还不如在失败的一方死亡。有一年多时间，他四处躲藏，白天睡觉，晚上手边放着手枪，警惕着四周的动静。这就是1938年在和平的美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可以把人逼到的地步。

接下来，钱伯斯把叙述转到了Ware 小组。这个小组和Elizabeth Bentley的组织有很多重合。它的最初领导是Nathan Witt，后来是John Abt。Lee Pressman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这个下组还包括Alger Hiss。希斯是国务院的官员，组织召开了在旧金山举行的成立联合国的大会，还是雅尔塔会议的美方谈判代表。

钱伯斯然后谈到他的小组和Bentley的小组有很大的关联，但是也还有些不同。Ware小组当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间谍活动，而是渗透入美国政府，尽管间谍活动也是其目的之一。对国家的不忠实是共产党员的原则之一。共产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以任何方法推翻政府，每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都是以此为目的的。

在证词最后，钱伯斯说道

“我已经离开共产党有10年了。在过去10年，我力求过勤劳的生活，衷心信仰上帝。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论，和共产主义战斗。今天我来到委员会作证，感到很骄傲。我本来想在我们自由的社会中作为平静的度过一生，今天的作证势必让这变得很困难。但是如果我的证词能够让美国人能够认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一股秘密、邪恶、强有力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的唯一目的就是奴役美国人民的话，我今天做出的牺牲就将是值得的。”

在读完声明之后，Stripling开始了提问，钱伯斯给出了Ware小组其他4个成员的名字。在接下来问题里，钱伯斯谈到对Lovestone派的清洗（见第二章）去除了共产党内最后一点民主辩论，让他在1929年暂时脱党。他又简单叙述了J. Peters伪造护照的队伍。他还提到了自己在1938年试图说服地下组织的其他成员离开共产党。

整个上午一直都默不作声的尼克松这时第一次提问，在钱伯斯1939年同Adolf Berle的见面的时候，提到共产党间谍的威胁，他的用语是很直接还是比较隐晦？

钱伯斯回答说他给出了具体的名字。接下来尼克松一个一个名字的念，钱伯斯提到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吗？

钱伯斯想了一会说，在他的记忆里，他只有Harry Dexter White名字没有提到。当时他以为已经说服White脱离间谍组织。在场的记者这时都意识到尼克松问题的要点：罗斯福在放任共产党间谍在联邦政府中猖狂活动。听证会的第二天，偏于保守的Chicago Tribune的报纸头版标题就是罗斯福新政掩盖间谍真相。

共和党众议员Karl Mundt在钱伯斯作证的过程中也插话。Mundt属于China Lobby，这时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摇摇欲坠，他主张美国应该对其尽一切力量支持。他说他曾经调查过希斯在国务院的活动，他有理由相信希斯在国务院组织共产党小组，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来颠覆蒋介石政府，他很高兴钱伯斯的证词证实了他的调查。

整个听证会持续了1小时15分钟。钱伯斯以为结束后会有很多记者向他提问，但是这时记者都忙着发回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他和McNaughton很快离开了国会。钱伯斯在National Gallery待了一下午，但是还是觉得没有准备好回去面对家人。就又在McNaughton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他回到巴尔的摩，Esther在车站迎接。钱伯斯的邻居这时从报纸和广播上已经得知他在国会作证的内容，这时也纷纷到他家来慰问，对他表示支持。钱伯斯家农场雇的长工Stanley Pennington刚听到钱伯斯证词的时候很沮丧，但是经过一夜思考后，觉得钱伯斯在国会作证表明了他的勇气，这时也来欢迎他。

Dracula · 发表于 2014-4-27 20:46:27

本帖最后由 Dracula 于 2014-4-28 00:18 编辑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十一）

钱伯斯在HUAC作证后的几天里，他提到的Ware小组的成员纷纷作出反应。John Abt这时是Henry Wallace进步党的法律总顾问（Henry Wallace 1941-1945是罗斯福的副总统，因为政治观点太左，1948年从民主党分裂出来，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John Abt 的声明里称钱伯斯的指控是“an old and particularly malodorous red herring”，HUAC的真正目的是将选民的注意力从价格管制，廉租房，民权（civil rights）这些问题上转移开来。Lee Pressman，这时也在Wallace那儿工作，在他的声明里称钱伯斯的指控是“stale and lurid mouthings of a Republican exhibitionist who has been bought by Henry Luce”

Abt 和 Pressman的声明看起来是义正辞严，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它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否认钱伯斯的指控，并没有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小组的成员。8月20日，他们接到国会的传票在HUAC作证，Abt, Pressman和Nathan Witt以第五宪法修正案（rights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拒绝作证。同样，Henry Collins，Victor Pelo和Charles Kramer也以第五宪法修正案拒绝作证。（后来Abt和Pressman在他们的自传里承认确实有个Ware小组，但是坚持这只是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间谍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希斯兄弟的反应则要激烈得多。Donal Hiss这时是华盛顿一家很有名律师公司的合伙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前副国务卿，未来的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他的声明里否认钱伯斯的所有指控，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同正式和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而Alger Hiss在8月3日钱伯斯作证当天的中午，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自己从来不认识钱伯斯，据他所知从来没见过这么个人，其指控没有任何根据。当天下午，尽管他的不少朋友反对他这么做，希斯向Robert Stripling发电报，重复从来不认识钱伯斯，并且表示愿意8月5日到HUAC作证。

8月5日，希斯在William Marbury和Joseph Johnston两个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国会。Marbury和 Johnston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而且Marbury这时是哈佛大学校董事会的董事之一。希斯最初希望艾奇逊能作他的律师，艾奇逊在国务院曾经是他的上司，而且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艾奇逊婉言谢绝，但是帮助希斯修改过声明。

希斯非常英俊，风度翩翩，同钱伯斯的对比非常明显。他阅读自己的声明时，速度挺慢但是铿锵有力。他的声明直接面对钱伯斯的指控，“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外围组织。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追随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我所知，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希斯读完声明后，Stripling提问。开始的问题涉及希斯的简历。希斯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过最高法院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的clerk。此后三年加入了波士顿和纽约声望很高的法律公司。1933年5月，罗斯福新政开始后，来到华盛顿，加入AAA。此后加入司法部，在Solicitor General，Stanley Reed的办公室工作，在最高法院关于AAA是否违宪的诉讼里，代表政府辩护。1936年加入国务院，升职很快，1945年至副国务卿的级别。最重要的成就是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担任秘书长，协调50多个国家外交官的复杂谈判，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946年12月，希斯离开国务院，担任卡耐基基金会的主席。几天前，国务卿马歇尔还刚刚任命希斯担任National Citizens Committee for United Nations的副主席。

希斯的简历非常令人瞩目，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生畏。他提到的名字里，Oliver Wendell Holmes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最高法院法官之一。Stanley Reed这时是最高法院法官。希斯在国务院的第一个上司，Francis Sayre是威尔逊的女婿，美国最受尊敬的外交官。在国务院，罗斯福最后一个国务卿Edward Stettnius也对希斯赞赏有加。

对HUAC的共和党议员来说，希斯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者是卡耐基基金会的董事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杜勒斯是公认的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威。这时美国总统大选正是如火如荼，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州长Thomas Dewey在民意测验中有很大优势，他如果获胜的话，国务卿的位置一定会是杜勒斯的。希斯在回答中提到他在卡耐基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就是杜勒斯极力促成的。对HUAC的共和党议员来说，杜勒斯信任的人会是共产党员，几乎是不可思议。

随着听证会的进行，钱伯斯的指控越来越像是天方夜谭。很难相信希斯会是钱伯斯描述的狂热的革命者。钱伯斯在2天前的证词里提到，1938年他曾经到希斯家，试图说服希斯脱离共产党。两个人激烈争吵，希斯最终断然拒绝，还淌下了眼泪。这同现在证人席上沉着镇静，风度翩翩的希斯相对比，钱伯斯的证词就像是拙劣的肥皂剧。

Robert Stripling在提问中还出示了钱伯斯2天前作证时的照片。希斯拿着照片研究了好半天，说“如果这就是钱伯斯先生的话，他长得并不是很特别，和好多人都很象。我说不定会把他错认为委员会的主席（指Karl Mundt）”。听众都哄堂大笑，希斯接着说“我想和钱伯斯见次面，这样的话，我就能肯定知道是否以前见过他。”

Mundt在两天前的听证会上，曾经指责希斯阴谋颠覆蒋介石政权，这时又试图将雅尔塔会议上给予苏联联合国大会16票的问题同希斯联系起来。“这和我无关”希斯回答说，“我当时反对这个决定。”

“你反对这个决定？”，Mundt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确实是真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反对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拥有16票的备忘录就是由希斯起草的。

在听证会最后，众议院John McDowell向希斯询问，“你觉得今天的听证会是自由公正的吗？”

希斯微笑着点了一下头，但他接下来的话音里带着些愤怒“在公开这些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之前，应该让我有机会和委员会在私下见面，澄清事实。现在这些指控已经对我的声誉作出了很大伤害。”McDowell听完后很有些局促不安，代表委员会向希斯道歉。

当天下午3点，HUAC关着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据Stripling后来说，希斯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是大获全胜，绝大多数的议员都觉得上了钱伯斯的当，HUAC在公众中的声誉这样也给跟着毁了。最终会上决定，他们应该想办法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刚刚的惨败中转移开来。接下来的记者招待会上，Karl Mundt宣布很快就会有两个没有命名的证人作证，在间谍问题上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两个神秘证人其实并不存在）第二天立场比较保守的报纸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Chicago Tribune以神秘证人为头条新闻，稍微减轻了希斯的证词对HUAC的冲击。

在希斯作证的当天，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国会的共和党不关心民生，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根本不存在的共产党间谍问题上。FBI经过认真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现在的联邦公务员有共产党员。国会听证中提到的40多个名字，只有两个还是联邦雇员。杜鲁门要求国会立刻停止对无辜者的诽谤。媒体的反应里，即使以前对HUAC支持的报纸这时也对最新的发展表示失望。Chicago Daily News的记者Edwin Lahey遇到尼克松的时候非常生气，指责HUAC听任钱伯斯诋毁希斯声誉，极其不负责任。8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里，把希斯比喻成一个无辜的行人，被路过疾驶的汽车溅了一身泥。

这时的钱伯斯正躲在时代的办公室里，写一篇1848年革命的稿子。Robert Stripling的下属，Louis Russell给他打电话。

“你对希斯确定吗？”

“那是当然的。”

“但是希斯刚刚作证他从来不认识你。可能是你认错人了吗？”

“不可能的”，钱伯斯回答说，他愿意到华盛顿再次作证。

希斯事件由此拉开帷幕。

Dracula · 发表于 2014-4-23 22:17:44

本帖最后由 Dracula 于 2014-4-23 22:32 编辑

补充一句。即使同1939年同Adolf Berle见面时提供的消息相比，钱伯斯在HUAC的作证也有很大保留。1939年的时候他给出了18个名字，而在HUAC他只提到9个名字，没有包括Lauchlin Currie，Julian Wadleigh，Noel Field，Laurence Duggan等。他同Berle见面的时候提到6个国务院官员的名字向他提供机密文件，而在HUAC的作证，钱伯斯几乎没有提到间谍活动，只是说Ware小组的成员是共产党员，从他的证词里，看不出他提到的这几个人干过什么非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同1939年一样，钱伯斯没有提到他存在Nathan Levine那儿的文件，他有物理的证据证明间谍活动的存在。在希斯事件接下来的进程中，钱伯斯的证词还会有很多变化。钱伯斯证词的不统一处，后来被希斯的律师用来质疑他证词的可靠性，对后来为希斯辩护的自由派，这也是他们立论的主要依据。

我的猜测，钱伯斯在HUAC作证的时候回避间谍活动的问题，部分原因是担心被起诉，部分原因是那几个人毕竟以前是他的朋友，他不想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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