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次大陆的帝国博弈——愤怒青年王玄策的彪悍年华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5 14:27:54

本帖最后由毘沙门于 2013-2-18 10:14 编辑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一支出访印度的中国外交使团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曲女城时，突然遭到当地武装团伙袭击，使团损失惨重，其中可能有不少人受伤甚至被杀。

至于具体的人员损失情况，各种史料说法不一，比如《旧唐书.西域.天竺国传》中是“悉被擒”，也就是说尽管都被抓了但可能并没死人，而《新唐书.吐蕃传》中写的则严重许多——“皆殁”，“殁”在古代指的是“死亡”，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诞生于三国时期的《广雅》中解释道：“殁，终也”。注意，有的唐书现代版本中用的不是“殁”而是其通假字“没”，但二者的意思并非完全一样。

这座“曲女城”在与大唐玄奘法师——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唐僧——有关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它又被音译为荼镈音博和罗城，地点大致在恒河下游现在印度北方邦的卡瑙季。此城名字的来历相当有趣，它竟然来源于一个恼羞成怒的怪蜀黍推倒萝莉的绯闻——对此，玄奘在其口述的那部收集了当时中亚印度几乎所有八卦的《大唐西域记》中，绘声绘色地写道：

“往时都城称拘苏摩补罗，王名梵授，生有千子百女。时有一仙人，称大树仙人，居恒河侧。见王女来河滨游玩，遂起染着心，乃诣华宫，欲乞得一女。然王女等不愿嫁此一貌如枯木之仙人。时，王恐累及其国，乃送一稚女。唯仙人见稚女不妍而怀怒，乃以恶咒使其余之九十九女一时伛偻曲腰，因此而有‘曲女城’之名。”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武装打劫者随后抢光了唐朝使团的财物，“遂剽诸国贡物”，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劫财（最多也就再劫个色），大概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诉求。杀人偿命本来天经地义，因此随之而来的报复也并不奇怪，但令这些愚蠢的强盗们想不到的是，这场打劫的后果却是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的，他们付出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也给他们的国家引来了滔天大祸。

大唐使团的首领在这次抢劫中侥幸逃脱，他的名字叫做王玄策，其官衔为相当古怪的右卫率府长史。所谓“右卫率”是“太子右卫率”的简称，这是一个从秦朝就有的古老官职，属于太子职官系统，主要职能是“掌兵仗仪卫”，也就是负责保护太子的安全。

按，唐朝右卫率府的主官为率，官阶正四品上，其次为副率，官阶从四品上，右卫率长史则相当于右卫率府的参谋长，官阶为正七品上。唐朝官制大体分九品，其中一至三品又分正、从两级，而四至九品则分正上、正下、从上、从下四级，而右卫率府长史的级别“正七品上”，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

也就是说，这位很快就要威风八面并引起后世无数愤怒青年顶礼膜拜的王长史，其实在唐朝就是个芝麻官。当然了，英雄莫问出身，流氓莫问岁数，何况外交官即使级别再低也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打他们的屁股都等于打大唐的脸，可现在连人命都闹出来了，身为使团领导的王玄策会做出什么反应？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大唐离印度天高地远，也许打劫者就是冲着这个才胆大包天，反正你也奈何不得我，不抢白不抢。但他们想错了——那时的大唐如同现在的美帝，其觉悟相当低，动不动就大打出手，自然不能体会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之妙处，而彪悍的王长史显然也并不打算尊重印度人民的抢劫权利，遇劫之后的他恼羞成怒，其第一反应就是报仇。

报仇要有报仇的手段。现在的美帝一旦遇事便大叫：“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而那时的大唐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恐怕会问：“我们的骑兵在哪里？”但不幸的是，王长史翻开地图会沮丧地发现，大唐皇帝的骑兵远在葱岭以东，离印度当真有十万八千里，也就是说根本无法指望得上，但令他惊喜的是，皇帝陛下女婿的骑兵离这里却不算太远，而这位女婿的另一位老丈人家——泥婆罗更是近在咫尺。

这位女婿便是文成公主的丈夫松赞干布，青藏高原上吐蕃王朝的赞普（吐蕃王的称号）。自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唐蕃双方交往频繁——根据史书《册府元龟》的记载，自次年的贞观十六年（642年）起，松赞干布派遣的朝贡使者连岁皆至，而且贡礼丰厚“甲于诸藩”，女婿的这种恭顺态度，肯定让任何挑剔的老丈人都会相当满意。既然双方关系如此融洽，王长史找皇帝女婿帮忙的想法显然比较靠谱。

那么，大唐使者为什么要去遥远的印度呢？要知道，当年从唐朝去北印度，海路尚不完善，而如果走陆路的话，要么沿着当年玄奘的那条路线，即向西到中亚然后折向南方进入印度次大陆，要么经吐蕃也就现在的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过去，总之无论那条都相当艰辛。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老贴一枚，首发于西西河，搬运到这里。）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5 14:29:25

人们都知道藏王松赞干布的妻子中最出名的有两位，一位自然是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而另一位则是来自尼泊尔（古称泥婆罗）的尺尊公主。据《新编尼泊尔史》（[尼] 阿里亚尔与顿格亚尔著）记载，当时的泥婆罗国王阿姆苏.瓦尔玛有一个名叫布里库提的女儿，后来的藏族学者认为，她就是藏文史籍中所载的赤尊公主。

在尼泊尔史书中，阿姆苏.瓦尔马国王以一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统治者而流传后世，甚至可以说阿姆苏瓦尔马的统治时期是古代尼泊尔的黄金时代。此人并非王族，而是出身于泥婆罗的塔库里部族，他登上权力颠峰的过程十分类似我们上古时代的那位舜帝——通过一翻仔细考察，当时泥婆罗的国王希瓦.德瓦一世对于这位青年为人高尚、英勇的品质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深有好感，便把女儿嫁给了他，并让他当宰相。

于是，国王渐渐只保持了一个统治者的名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阿姆苏.瓦尔马手里，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泥婆罗国内存在着一种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名义上的共主国王和实际上的掌权者宰相。

大约在公元606年希瓦.德瓦一世死后，阿姆苏.瓦尔马就成了泥婆罗王国至高无上的唯一权威，他采用了尼泊尔“马哈拉贾迪拉吉”（意为‘众王之王’）这个王者的称号。接着，刻有他的名字的钱币也铸造出来了。

尼泊尔史家对阿姆苏.瓦尔马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们写道，阿姆苏.瓦尔马赋有国王应有的一切品质，是一个有才能的施政者和当之无愧的统治者。他免除了人民的各种赋税，关心人民的经济状况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善人民的处境，他替他的全体人民偿清了欠债，使他们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另外这位国王对官吏也不刻薄，在为文职人员准备恩傣方面也作了适当的安排。

据说，为使人民可以免去奔走于分散在各地的官厅之间的麻烦，阿姆苏.瓦尔马特地修建了凯拉斯库特宫。这是一座气势恢弘的七层大厦，这位显赫的国王就住在那里治理国事。王宫的屋顶是铜做的，阳台、走廊、殿柱、天花板等都是用宝石来装饰的。议事厅里装饰着各种美丽的雕象。王宫的最上层有一个能容纳一万人的大厅。阁楼的四角有带金箍的鱼形包铜龙头，这些龙头喷水时，看起来好象是很多美丽的闪闪发光的喷泉。

本文的主人公王玄策就曾到过瓦尔马统治下的尼泊尔，他非常欣赏那里华丽的建筑物，其中特别是凯拉斯库特宫更是受到他的无限赞美，据王说，在美术和造型艺术的精练形式方面，当时的尼泊尔甚至超过了中国。

关于瓦尔马的英雄业绩和性格，从在尼泊尔发现的碑文和文物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貌。比如，他的前任希瓦.德瓦一世国王亲自在一个石刻碑文上称颂阿姆苏.瓦尔马，说他是一个享有盖世声誉的人，英勇善战，无敌不克。同时根据很多别的碑文，尼泊尔史学家向我们宣称：历史告诉人们，阿姆苏.瓦尔马是一个以其荣誉的光辉驱散黑暗、以其武力克敌制胜的伟大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德道高尚的人。

阿姆苏.瓦尔马时期的尼泊尔，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并不乐观，在他的南方，是北印度的戒日王，而在他的北方，则是吐蕃的松赞干布，两个强大的国王都正在极力扩张他们的领土。尼泊尔史学家认为，阿姆苏.瓦尔马以其精明的政治才略保全了尼泊尔的主权，他把他的女儿布里库蒂嫁给了西藏的松赞干布，从而与吐蕃结成联盟，这件事在西藏的史籍上是有记述的——这无疑是指尺尊公主的故事，他们认为布里库蒂就是藏传佛教所大力宣扬的那位尺尊公主。

尼泊尔史书赞叹道，那时的泥婆罗，与印度、中国和西藏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清楚地显示了阿姆苏.瓦尔马的政治贤明和远见，从他当权的时候起，他就在尼泊尔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位贤明的国王大约死于公元621年，他死以后，泥婆罗王国很快陷入混乱，最终导致了吐蕃的军事干预，使得泥婆罗彻底沦落为吐蕃的附属国。大约在公元637年也就是阿姆苏.瓦尔马去世十六年后，玄奘法师来到了古印度，在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以及其弟子编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述了泥婆罗先王阿姆苏.瓦尔马（玄奘称之‘鸯输伐摩’，译名为‘光胄王’）的伟大名声和当年泥婆罗王国的幸福繁荣。

按照玄奘的记载，尼泊尔四周雪山环绕，周长共为四千华里，国都长约二十华里。此处盛产水果、谷物、铜和耗牛，商业交易使用的是铜币。其他宗教与佛教同时盛行，大约有二千个僧侣住在这里。

关于已故的阿姆苏.瓦尔马，玄奘写道，国王非常贤明有德，喜爱佛教，是一个有很大成就和极大荣誉的人，他的声名远扬四海。尼泊尔史学家认为，所有这些事实，都是经玄奘法师仔细观察并记述下的，从而为后人保留下了关于一位古代贤王的如烟往事：

“鸯输伐摩，唐言光胄，硕学聪睿，自制《声明论》，重学敬德，遐迩著闻……”

赤尊公主的父亲瓦尔马死后，王位由老国王德瓦一世的长子德瓦二世继承，但他后来被弟弟篡夺了王位。德瓦二世之子纳伦德拉德瓦逃至吐蕃请求援助，公元641年，也就是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那一年，吐蕃军队护送纳伦德拉德瓦王子进人泥婆罗，并杀死了王子篡位的叔父，纳伦德拉德瓦遂在吐蕃军团的扶持下顺利登基。

泥婆罗开始臣服于吐蕃王朝，成为吐蕃的藩属，据信到了后来，吐蕃赞普甚至还经常住在泥婆罗办公。而考古学也为双方关系的确认提供了一些佐证，据尼泊尔保存的一块古代石碑记载：“由于要向吐蕃纳税的原因，所以每年由五名官员负责率领携带着贡物的苦力，到吐蕃进贡。”

随着泥婆罗国的归附，喜马拉雅山这个天然界限形同虚设，北印度的门户已经向吐蕃敞开。然而，从那以后一直到公元647年，整整六年时间，吐蕃在南亚方向却没有任何大的动作，似乎泥婆罗附庸的局面已令其满足，而对富庶的北印度得陇望蜀，看上去并不在吐蕃的计划之内，这显然不符合松赞干布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在等待，等待山对面的那个人早点儿离世。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5 14:30:35

因为当时的北印度，正处在一位与松赞干布同样强大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使得松赞干布无机可趁。在玄奘法师留下的不朽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这位国王被称为“尸罗阿迭多”，汉译名为“戒日”王，佛教史家甚至认为，他是继首倡佛教的阿育王之后古印度最伟大的君主。

戒日王属古印度笈多王族的旁系后裔，因此也有人将他所建立的戒日王朝视为从前曾统一北印度的笈多王朝的延续。通过三十余年的征伐，戒日王扫灭六合，用武力将各邦国收归治下，建立了一个以曲女城为国都，疆域包括包括恒河流域、旁遮普和拉其普特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西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一带、面积超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统一了除古吉拉特和西旁遮普之外的北印度，戒日王朝也成为继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之后又一个基本统一北印度的政权。

除了是自己疆域内说一不二的共主，戒日王对其周边地区也拥有强大影响力，前面提到过泥婆罗王子纳伦德拉德瓦那个篡位自立的叔父，一些尼泊尔历史学家认为支持他的幕后黑手就是戒日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泥婆罗的王位之争其实就是松赞干布和戒日王之间的附庸代理人之争。

玄奘法师对这位国王的评价相当高。关于戒日王治下的印度，玄奘赞颂道“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而戒日王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高僧似乎也相当感兴趣，为了迎请他，戒日王甚至不惜威胁要与东印度的鸠摩罗王死磕，双方剑拔弩张——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迎请玄奘很可能只是戒日王对觊觎已久的印度东部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在鸠摩罗王表示屈服并送来中国法师后，戒日王心满意足地收兵了。公元642年，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法会，邀请印度诸王和各派僧侣参加，就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舌辩群僧，据说在场的佛僧及外道五千多人无一人能予诘难，中国法师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十八名印度小邦的国王在会后拜其为师。一年后的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正式辞别戒日王东归。

不久，太宗皇帝统治下的唐朝与被其称为“中天竺”的北印度戒日王朝正式建立了外交联系，据说在双方开始接触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由印度回国的玄奘法师，而其源头竟然与一首音乐有关。

根据玄奘弟子们根据师父生平事迹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戒日王曾问玄奘，我听说您的国家有首曲子，叫什么《秦王破阵乐》，不知道这个秦王是啥人，他有什么能耐，竟然能搞这么拉风的个人崇拜？玄奘忙以其辩尽印度无敌手的吐莲之口，把曾经的秦王也就是现在的太宗皇帝的丰功伟绩，大大地bla-bla一番。

据说戒日王当时就给震了，马上一抒胸臆，表达了对大唐皇帝的无比仰慕之情：“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他随即决定遣使，去大唐围观自己的这位偶像，并表示：“我将东面朝之！”。按照玄奘的这个说法，这位印度的霸主似乎表示出皈依大唐的强烈意愿——每读至此，笔者总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遥想大唐皇室当年亦读至此时，昭陵六骏的臀部恐怕已经隐隐见红了……

这首《秦王破阵乐》现在早已失传，据说它最早是一首歌颂唐军在秦王率领下攻城拔阵的军歌，类似于《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之类。李世民登基后，亲自主持绘制了《破阵乐舞图》，又让文臣填写歌词，重新排演成《秦王破阵乐舞》，遂把激扬慷慨的军旅战歌，改编成声势浩大的宫廷乐舞，可称唐朝的《东方红》。

而戒日王对音乐戏剧的喜爱也并非玄奘的虚构，史载这位君主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青年，不仅积极出钱出人赞助文化活动，在宫廷中供养了一批著名文青，就连他本人也从事创作，归他名下的著作除了诗歌外，还有三部有名的戏剧，她们分别是《妙容传》、《璎珞传》和《龙喜记》，其中的一部我们后面还要重点提到。

当然，后来也有人说这些其实并非戒日王原创，而是他借职务之便将自己的那些文青的作品冠上自己的名字转贴，而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文青们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无论如何，即使戒日王文艺细胞有限，此人起码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音乐戏曲发烧友。

就这样，通过玄奘法师所拉的音乐皮条，著名票友戒日王与伟大领袖唐太宗之间，通过一首拉风的乐曲产生了充分共鸣。此后，在遥远的唐王朝与戒日王朝间，来来往往的外交使节便如过江之鲫一样络绎不绝，我们的主人公王玄策就是其中之一，光他就曾三次出使印度，也有人认为次数可能更多。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5 14:31:37

做为一名重要的历史人物，王玄策的生卒年却全都不详，其生平事迹也相当模糊。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真是拜田中大神的那部著名的《天竺热风录》所赐，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他突然红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红得发紫，借用天涯名熊断鞭沙梨的话说，完全可以称得上“外交的良心，效法的源泉，愤青的导师，国人的偶像”。而在另一位天涯名人森林鹿的作品中，少年王玄策则被设定为吐蕃王妃文成公主的婚前好友，两人之间似乎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感情。

其实，从零星的史料——这些史料大多并非官方正史而是佛教典籍，甚至可能包括《全唐文》这种特殊载体——记载来看，年轻的王玄策似乎一直默默无闻，等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场，已经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那一年，由于音乐皮条客玄奘法师的努力，印度戒日帝国派遣的使者访问了大唐，终于见到了戒日王朝思慕想的表演艺术家、当年破阵舞中的秦王也就是现在的太宗皇帝，宾主当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身为礼仪之邦的大唐自然要安排回访，李世民于是组建了唐朝第一个出访印度的外交使团。正使也就使团的团长由李义表担任，其正式职务为从六品上的卫尉寺丞，由于他有着“朝散大夫”的散官头衔，因此享受的待遇也就上升到从五品。到这还没有完，李义表还有一个头衔“上护军”，这可是正三品啊！要知道三品官在唐朝已经是部级干部，甚至许多宰相也不过是三品。看来，唐朝皇帝对这次出访相当重视啊，而戒日王能接待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外交使团，心中想必也相当满意吧。

但这其实只不过是唐朝皇帝糊弄老外的手段，所谓“上护军”属于勋官系统，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既不管事也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皇帝派他出访，不过是表示一种友好的姿态。不信您再看，使团副使也就是副团长的级别就相当寒酸，他便是我们的王玄策先生，其官衔是大唐帝国融州黄水县的县令——哦，对了，县令前面还要再加上“前任”两个字。

融州在现在广西柳州，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地儿，按照唐朝官制，各地县令的等级差别很大，比如河南府诸县县令、太原府诸县县令为正六品上，其他上等县的县令为从六品上，上中等县的县令为正七品上，中等县的县令为从七品上，而下等县的县令只有从七品下，像融州那种偏远的地方，估计王玄策的级别也就是从七品上下，更何况他还只是前任县令。

考虑到王玄策最后一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麟德年间（公元664年-公元665年），前后跨度超过二十年，再考虑到当时人的寿命及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地区长途跋涉所需要的身体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王玄策初次出使时的年龄应不超过三十岁，也就是说他正当青年，这样的年纪能做到县处级，也算得上年轻有为的干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贞观时期的唐朝外交官应该是经皇帝女婿松赞干布统治下的吐蕃也就是现在的西藏前往戒日帝国的——根据玄奘以后的唐朝人统计，从陆路去印度求法的唐朝二十三名和尚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取道吐蕃过去的，唐蕃和亲之后，一条沟通中印之间的新道路已经畅通。

而当代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1990年5月人们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发现了一块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残缺，但仍可辨认出内有“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字样，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王玄策出使印度经过吐蕃的事实，尽管石刻所记录的出使并非这一次，而是十余年后王玄策所率领的另一个使团。

唐朝使团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由长安出发，几个月后经过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掌握的青藏高原，到达尺尊公主父王瓦尔马统治下的泥婆罗，并观赏了那座著名的凯拉斯库特宫及其顶上的大喷泉，这些气势恢弘装饰华美的艺术品给唐朝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玄策本人也对此赞叹不已。经过二十多个月的长途跋涉，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唐朝使团抵达佛教圣地王舍城也就是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地区，并在那里刻石纪念。大概一年多后，李义表、王玄策等人返回长安并奏报天子，唐王朝使者对戒日王朝的第一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在这期间，尽管已使泥婆罗成为附庸，但觊觎北印度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却只能继续等待，边看着老丈人与自己身边的戒日王眉来眼去，边不断献上各种礼物并陪上殷勤的笑脸让老丈人满意。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既然戒日王统治下的印度像玄奘所形容的“兵戈不起，政教和平”，那又怎么竟然发生了大唐使团在首都遭劫的恶性事件？被劫以后王玄策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反而执意报复呢？莫非戒日王不想为客人主持公道吗？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5 14:32:46

李义表、王玄策等人回国后不久，意犹未尽的李世民就招手组建出访印度的第二个使团，与上次相比，该团明显低调了许多，有着“上护军”头衔的李义表不再担任团长，而原来的副团长王玄策则被扶正，成为新使团的最高领导，其官阶也提升为右卫率府长史，但级别仍然只有可怜的“正七品上”。

从历史资料推测，这次出使之所以如此低调，很可能与唐太宗想在正常的外交往来中夹带自己的私货有关，因而不愿过于张扬——保存下来的唐朝典籍说明，如果出使突厥、吐蕃这些重量级的大国，为表重视，唐朝通常派出的都是比较高级别的官员，比如上次出访印度的使团团长李义表便加有正三品的勋官衔。

皇帝要夹带的私货自然与众不同。尽管身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皇帝并身兼草原各民族的“天可汗”，但李世民也有自己害怕的东西，那么他究竟怕什么呢？怕天（降灾）？怕地（不产）？怕人（造反）？这些回答当然都有道理，但也都有其片面性。最后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他怕死，像普通人一样怕死。而皇帝需要的私货就与他的这桩心事有关，据说此物竟能让其摆脱死亡的困扰，至于它具体是什么，在这里先卖个关子，请继续往下看。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以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的外交使团正式从长安出发，再次出访印度，他们的路线与上次差不多，也是经由吐蕃到泥婆罗，然后进入印度次大陆。第二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四月，就在这第二个大唐使团即将抵达终点、戒日帝国首都曲女城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武装打劫。

对此，田中大神在他那部的著名历史小说中，如同亲眼所见般栩栩如生地写道：

辛都斯坦平原的暖风从他的身边掠过，王玄策忽然感到了一阵寒意，如同有成百的蚂蚁在肌肤上爬行一般。仿佛是为骑者的不安所感染，王玄策的坐骑烦躁的打着响鼻。

在与盗贼团交手后的第二天，王玄策一行再度发现天际出现了滚滚的烟尘，数量则远超过前日遭遇的盗贼团。

“不会又遇到山贼了吧？这么多的敌人，我们恐怕没什么胜算。”

“不过看样子应该不会是山贼，而更像是天竺的正规军队呢。”

虽然还暂时无法确定身份，但已经可以肯定对方是军队而非盗贼，数量上大约有两千多人步兵骑兵大约各有一半，虽然其中没有看到天竺引以为傲的象兵部队，但从士兵的那闪着寒光的制式装备上看，这仍然是一直拥有强大战力的正规部队。

“请问，你们就是来自远方摩诃震旦的使者吗？”

发话的者是安坐于白马上的一名身材魁梧中年男子，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服装上装饰着孔雀羽毛与宝石，拥有引人注目的浓密胡须，一副堂堂的武人之貌，看来便是这队士兵的长官了。

“我便是大唐使者王玄策，你们可是前来迎接的吗？”

“我叫枷逻南，是奉命来护卫你们通过边境地带的，最近这里很不太平，你们还没发生什么事情，真是太好了。”

在向王玄策身后的马车队扫了一眼后，天竺的军官恭敬行了礼，“那么接下来，请让我们护送诸位前往曲女城吧。”

“什么啊，知道这样还来的这么晚……”，虽然在心中发着牢骚，但王玄策还是没提出任何的异议，“那么就拜托你们了。”

枷逻南挥了下手，天竺兵们有序的穿插到王玄策使团中，将骑兵队与马车队分离了开来，也就是在下一个瞬间，异变发生了。随著血烟，一名使团的骑兵哀鸣着从马上跌落下来，紧着着第2个第3个使团成员的咽喉也喷出了鲜血。

“你在干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来自摩诃震旦的外交使者吗？”

“就是因为你们是来自摩诃震旦的外交使者，所以才要除掉你们。大家都听着，不用留活口，全都杀掉。”

“可恶的家伙，你是要抢劫使团所携带的财物吗？天竺王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财物什么的虽然也很不错，但我可不敢就为了这个而打劫使团呢。” 狞笑着，枷逻南拔出了弯刀，“我其实正是在执行天竺王的命令啊。”

“什么？！”王玄策的表情就如同一幅名为“惊愕”的图画，“天竺王史罗逸多难道下令要处死我们吗？这绝对不可能！”

“我只是说是奉天竺王的命令，可没说是奉史罗逸多的命令。史罗逸多早就死了，现在的天竺王乃是阿罗那顺大人，就是他下令要处死你们的！”

……

——以上引自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

显然，田中大神在此祭出了文学作品中百试不爽的“阴谋论”法宝，然而在史书中这真的发生过吗？

戒日王被后世史学者誉为“古代印度最后的统一者”，他所建立的王朝曾与大唐一样如日中天，几乎征服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北部，其武力也令人心惊胆战，达到了“象军六万，马军十万”那样的盛况。但与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以及其他完全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一样，戒日帝国的基础并不牢固，其兴衰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强大与否，一旦戒日王发生不测，帝国将立即陷入混乱。

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录了一个可怕的梦，当时受戒日王盛情款待的玄奘正犹豫是不是要立即归国，这天夜里他突然梦见一个金人对自己说：“汝可早归，此处十年后，戒日王当崩，印度荒乱，恶人相害，切记斯言！”

玄奘顺着金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眼前一片惨景，“火焚烧村邑，都为灰烬”。原来，这个金人就是佛教中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化身。噩梦惊醒后，玄奘最终下定了辞别戒日王回国的决心。

几年以后，玄奘当年的梦不幸变成了现实，戒日王于公元647年也就是大唐派第二个外交使团出访印度的那一年驾崩，他生前建立的庞大帝国随即四分五裂，印度次大陆再次陷于黑暗。对此，《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写道：“戒日果崩，印度饥荒，并如所告。”该书随后又补充道：“国家使人王玄策备见其事。”

然而旅途跋涉中的王玄策却并不知道，此时戒日帝国的末日已经来临，而猝不及防的大唐使团成员和他们的团长王长史也都将遭受意想不到的磨难。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17 10:17:55

公元648年，两个衣衫褴褛狼狈不堪的唐朝官员突然来到吐蕃西南部与泥婆罗的边境，随后他们让人向吐蕃赞普献上一封书信，信中带来了令松赞干布兴奋不已的消息：北印度的统治者戒日王已经驾崩，国内大乱战火四起，各地诸侯互相征伐，其中一个叫阿罗那顺的大臣占据了首都曲女城并自立为王，并抢劫了唐朝派往印度的外交使团。

这两名唐朝官员就是唐帝国派去访问印度戒日帝国使团的团长、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和他的副手蒋师仁，他们所率领的唐朝使团在即将到达曲女城时被阿罗那顺属下的叛军所劫，秀才遇到兵，损失惨重的王长史自然没地方讲理去。

关于唐朝使团遭受这场劫难的具体过程，中国史书《旧唐书》写得相当简单，仅仅说王玄策等“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只说他们被抢劫了，而《新唐书》中记载的稍微详细一些：“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殁，遂剽诸国贡物。”也就是说使团不但丢了东西，而且还死了人。

至于那个叫阿罗那顺的阿三为什么头脑发热，竟然想“发兵拒玄策”，后世的田中大神如此腹黑这个二逼青年的神奇思路：

“摩诃震旦是支持戒日王的，如果该使节团发现戒日王的合法继承人为我所驱逐，就有可能采取干涉行动。那么其他诸侯就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联合起来……所以，不如把这个使团解决掉，反正吐蕃的山路经常发生雪崩，摩诃震旦帝国大概也不会去追究此事……就算真的追究起来，隔着吐蕃的雪山，他们应该也没什么可采取的方案吧。对，就是这样，不留活口，都杀掉！仅仅是使团所携带的财物也是很可观的了。”

所谓“摩诃震旦”，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其实，尽管上次去印度的李义表、王玄策等人算是唐朝派往那里的一个外交使团，但却并非是两个帝国第一次建立官方关系。早在贞观十五年也就是公元 641 年，通过玄奘法师的牵线搭桥，戒日王派使者带信给唐太宗，李世民于是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当梁怀璥到达印度的时候，戒日王惊讶地问左右：“自古以来有过摩诃震旦使者到我们国家的吗？” 对此，《新唐书.西域传》解释说：“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田中大神读书细致，赞一个先。

在某个译本的《天竺热风录》中，王玄策等人在遭劫后又被阿罗那顺手下的印度伪军抓了起来并投入大牢，后来王玄策和他的副手蒋师仁设法越狱，在逃跑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一个名叫兰杰秀莉的贵妇人的帮助，而她正是印度已故君主戒日王的妹妹。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戒日王还真有个妹妹，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当年与游学印度的玄奘法师交情不错，但此人帮助唐朝使者一事从未见诸史书，因此大概是田中的杜撰。

不过另一方面，《资治通鉴》中有“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遗”之语，因此田中大神所写的越狱之事还是有可能的。

那时候的“摩诃震旦”人受了委屈，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那神奇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些深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的古人们的反应，一直是相当暴力的“壮士挥金槌，报仇六国闻”。于是，怒气冲天的王玄策团长逃出生天后，马上去附近找自己皇帝的女婿求援复仇——《新唐书.西域传》中如此记载：“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而另一部史书《通典》的记录也相差不多：“玄策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书征邻国之兵。”

对这位带来天大利好消息的王长史，大唐的好女婿松赞干布大王喜出望外求之不得，自然允其所请，立即下令吐蕃与泥婆罗火速组成联军进攻中天竺，宣称要擒拿肇事者阿罗那顺带到长安让老岳父处置。

不过嘛，唐朝的好女婿此次出兵的数量，大概让王玄策相当震惊——吐蕃军竟达一千两百名之多！

或者说“之少”……要知道，吐蕃是当时亚洲一等一的军事强国，其尽管限于青藏高原的生态条件，它的总体人口与唐朝根本无法相比（吐蕃人口的具体数量争议很大，但一般认为肯定在三百万人以上），但这些半农半牧的人口所能提供的士兵，如果按抽丁比例来看，却远非以府兵为主的唐朝可比。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18 08:34:05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第一次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婚，希望能迎娶一位公主，当时刚刚崛起的吐蕃自然不被傲慢的太宗皇帝放在眼里，结果使者灰溜溜地回来了。

恼羞成怒的藏王随即宣布全国总动员，要教训一下这个瞧不起自己的庞然大物，他纠集了西藏各部联军，人数达二十万之多——按照这个比例，吐蕃征兵很可能达到了十五抽一甚至十抽一，如果考虑到适合作战的男丁的数量，抽丁比例还要高许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吐蕃人口中牧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骑士都是天生的士兵，一个部落就是一支移动的军团。

松赞干布随即率这支大军进攻唐朝西南边境重镇松州也就是今四川松潘，松州都督韩威出兵迎战，但唐军却出人意料地吃了败仗，这场失败诱发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原来归降唐朝的当地党项人首领如阔州、诺州刺史等都投降吐蕃，他们的叛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唐帝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史载“边人大扰”。

意识到形势严峻的唐太宗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下诏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武卫将军牛进达等督步骑五万抗击吐蕃。除边关一部分常驻军以外，唐军基本都是兵农结合的府兵，士兵们平时从事生产，由折冲府统一管理户籍和军事训练，战争时再由皇帝任命指挥官称某某道行军总管（如出征时不只一个行军总管，则通常设一总指挥，称为行军大总管），凭皇帝圣旨再配合虎符、鱼符或令牌等调兵凭证，临时调集某部府兵出征。

唐军先锋牛进达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果断实施夜袭，歼敌千余人，但吐蕃主力并没有受损。两军在松州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勤不继的松赞干布首先提出和谈，而唐太宗也决定见好就收。双方于是实现了和平，唐太宗也了解了这个青藏高原新兴政权的强大实力，因此当第二年松赞干布再次派人求婚时，皇帝就相当痛快地答应了这门婚事，由此产生了后来文成公主的千古传奇。

至于唐军之所以没有乘胜进攻，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侯君集率领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准备用来征伐西域的，但由于西南边疆的突发事件，不得不紧急抽调到松州填坑，而这支生力军的力量必须尽可能地保存，这就不能和吐蕃过分纠缠——贞观时期的唐军尽管强悍无比，但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让志在四方的太宗皇帝时常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王玄策现在肯定不知道，等到了十二年之后的唐高宗咸亨元年即公元670年，大唐与吐蕃已经彻底交恶，在双方的首次大决战即大非川之战中，史载吐蕃一次竟然就出动了四十万军队，其军事力量之庞大更加让人震惊。

但现在，面对松赞干布派给自己的区区一千多名吐蕃兵，这无疑让曾满怀希望的王玄策感到哭笑不得，反倒是小小的泥婆罗这次竟然提供了七千名骑兵，使王长史觉得其颇显诚意。

对于这件事，田中大神在他的那部小说中，如此分析王玄策的思想活动：

“吐蕃的兵力有几十万，而真正派来支援我们的却只有这一千多人……虽然他们确实都是精锐部队，但数量也未免太少了吧。倒是尼婆罗这个小国一口气的出动了七千名骑兵，真是难为他们了。”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也就是王玄策第二次出兵的前一年，尼婆罗曾派出使臣携带礼物来中国访问，其中也包括了菠菜等的种子，从而丰富了中国的蔬菜品种。总之，两国的关系上没有发生或任何负面的事情。七千名骑兵对尼婆罗这样的小国来说，基本上算是倾全国之力了，除了吐蕃的压力外，应该也有对大唐示好的因素在内才对。

“一千名士兵的投资，就是阵亡了对于吐蕃那样的大国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打胜了就是捞到了，如果打败了也没什么太大损失，反正是那个王玄策指挥不利，我们的义务是尽到了’，松赞干布应该是这么考虑的才对。因此单纯就诚意而言，还是尼婆罗来得更感人吧，说不定也是他们希望依靠大唐摆脱吐蕃的压力……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原本也没有只会一心别国着想的国家存在。”

这番考虑相当有道理，而且完全可能就是事实。尽管戒日王已经驾崩，但恐怕松赞干布当时仍十分忌惮对方，因此才想派少量士兵先去投石问路，顺便应付一下老丈人的使者吧。根据玄奘的记载，戒日帝国的武装力量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拥有坦克般的古代终极武器——大象，象军总数竟达六万，在此前的一系列交锋中，吐蕃想必没有讨到多少便宜。

按照田中的说法，还有更令人恶心的事呢！因为就连这一千两百名士兵，也是吐蕃在泥婆罗本来就有的驻军，也就是说松赞干布其实连一兵一卒也没有从本土派出！当然，正式史书是不支持这种观点的，各种史料中松赞干布对王玄策都比较客气，派往印度远征的士兵也都出自吐蕃，他们尽管人数有限，但确实全是精兵。

另外，根据史书中边边角角的记载，这次进攻印度的联军除了吐蕃和泥婆罗外，其实还有一个神秘的国家即章求拔国，《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都记录了章求拔国王派兵参战之事。

研究者认为这个国家位于现在的锡金，其居民是与吐蕃人相似的氐羌人——《通典》有“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种也……近代移出山，西接东天竺”。在两年前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该国国王就已经派遣使者向大唐朝贡，由于民族相近，它与吐蕃的关系应该也比较好。

与附近其他小国相比，章求拔国的疆域和兵力都还可以，“其地延袤八九百里，胜兵二千馀人。”另外，该国人似乎相当喜欢暴力，史载他们“好为寇掠，商旅患之”，此次参战除了有讨好大唐和吐蕃的因素外，也不排除抢夺钱财的考虑。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19 09:18:44

有牙老虎发表于 2013-2-19 09:07 0 u" C7 k, I- ]8 X0 u9 R
弱弱的问一句：泥婆罗是今尼泊尔吗？

尼泊尔的古称。
《旧唐书》有“泥婆罗国，在吐蕃西。其俗翦发与眉齐，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缀至肩者以为姣丽。食用手，无匕箸。其器皆铜。多商贾，少田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泥婆罗是吐蕃的属国，甚至其国王有时候也由吐蕃王族担任。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19 09:21:22

就是说，这次出征的其实是吐蕃、泥婆罗和章求拔这三国的联军，而并非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吐蕃、泥婆罗两国联军。至于联军的兵力，一毛难拔的吐蕃仅仅出了一千二百人，相对弱小的泥婆罗倒有七千人，章求拔尽管不详，但考虑到其整个国家也就有“胜兵二千馀人”，因此即使它起了倾国之兵，联军的总数也不过一万左右。鉴于长途远征的需要，这些士兵应该多是骑兵。

那他们的敌人阿三们实力又如何呢？且听俺细细说来。

大家都知道，印度在中国古代一直被称为“天竺”，“印度”这个名字其实产生得相当晚，第一个这么叫它的正是大唐三藏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如此写道：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翻译成现代话大致是，天竺那疙瘩的称呼真是乱啊，叫啥的都有，就像一只苍蝇——不，是一群苍蝇成天嗡啊嗡啊嗡，吵得俺欲仙欲死，现在俺宣布，以后都应该按“正音”来念，就叫它“印度”得了！玄奘于是手起刀落，整个世界从此清净了……

至于所谓的“正音”具体是啥东东，鉴于玄奘来印度以后一直在梵语圈子里混着，因此这个“正音”无疑就是“梵普”。啥？不知道啥叫“梵普”？土了吧不是，当然是梵语普通话啦！也就是传说中的“曲女腔”！

对于唐时的印度，《旧唐书》里是这么记载的：

“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

就是说，当时的印度分为五部分，其名称是相当俗气的东西南北中，这种方位系列不由让人想起了评书演义中番邦名字惯用的金属系列（如金花骨朵、银花骨朵）和颜色系列（如魔里青、魔里红等）。其中，中天竺国最为牛插，其都城的周长达到了七十多里也就是三四十公里。

这里的“禅连河”，疑为“尼连禅河（Nairanjana）”之误，这是佛教中一条著名的河流，意译为“不乐著河”，是恒河的支流。据说释迦牟尼出家后，曾在尼连禅河畔静坐苦行六年，后来大彻大悟，于是舍弃苦行入河沐浴，净身后接受牧牛女难陀波罗之乳糜供养，然后在河对岸的菩提树下得道成佛，因此这条河沿岸到处都是佛教圣地。

这个五天竺中最强大的中天竺，正是此次吐蕃、泥婆罗和章求拔三国联军要攻打的目标。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述它的军事实力：

第一，阿三士兵是相当职业滴，“国之战士，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居则宫庐周卫，征则奋旅前锋。”

第二，阿三兵种是相当齐全滴，这里共有四大兵种，“凡有四兵，步、马、车、象。”

最牛插的象兵无疑是横冲直撞的古代坦克，“象则被以坚甲，牙施利距，一将安乘，授其节度，两卒左右，为之驾驭。”

车兵则很像咱们的春秋时期，“车乃驾以驷马，兵帅居乘，列卒周卫，扶轮挟毂。”

与大唐不同，古印度骑兵看来并非战场主力，而是分散使用，主要用于追击等机动作战，“马军散御，逐北奔命。”

步兵似乎是组成一定的队列来作战，有可能是还保留着当年古希腊人占领时的遗风，“步军轻捍，敢勇充选，负大橹，执长戟，或持刀剑，前奋行阵。”这里所谓的“大橹”，并非船上的家伙事儿，而是大盾——《说文》中有：“橹,大盾也。”

最后，玄奘说阿三的装备也相当精良，“凡诸戎器，莫不锋锐”，而且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品种一应俱全，“所谓矛、楯、弓、矢、刀、剑、钺、斧、戈、殳、长槊、轮索之属，皆世袭矣。”

至于阿三军队的数量变化，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写道：

当年戒日王刚开始着手统一北印度的时候，军队数量并不算太多，包括“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戒日王率领着他们“自西徂东，征伐不臣”。经过六年的征战，“象不解鞍，人不释甲”，戒日王终于达到了目的，“于六年中，臣五印度”。地盘大了底气足了，戒日王于是进行大规模扩军，“既广其地，更增甲兵，象军六万，马军十万”。至于最容易装备的步兵，尽管玄奘没提，但数量无疑更多。

天呐！这哪里是什么游记，它就是一部军事谍报大全啊！当真像《大唐西域记》序言所说，玄奘的这双眼睛忒贼了，简直“无一物而不窥”。不仅如此，玄奘所描述的地理信息也相当精确，做到了中世纪所能做的极至——按照专家的说法，“玄奘用脚步量出的里程，竟准确到一里不差”，竟然达到让二十世纪初著名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感佩到五体投地的地步”。

可是，如此精确的数据最可能用在哪里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

《大唐西域记》于贞观二十年也就是公元646年完成，这本书在当时无疑属于内参材料，而唐太宗就是它的第一个读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王玄策一行启程前往印度访问，在此期间他完全有可能参阅这本极其精准的情报全书，从而对戒日王朝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力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为一年后率领三国联军进攻那里打下了基础——俺相信老毛奇的那句话：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

于是，俺重新端详这个鼎鼎大名的和尚，微黑，中原五官，有一种大唐子民身上特有的质朴之气，可他的光头上却明明发射着007的耀眼光芒……从主观看，玄奘无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不想将自己的知识用于战争；但客观上，他却被迫发挥了即使最优秀的间谍也无法企及的作用。

其实，后世像俺这样腹黑法师的不在少数，比如在某网络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通过唐太宗的爱将、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的感同身受，如此描述李世民与玄奘的初次见面：

穷尽一切手段去做战前筹备的皇帝，甚至连出家人都不放过——社尔记得那位西行万里跋涉十七年取经归来的大和尚玄奘法师，据说因为贞观三年出境是“偷渡私出”，并没得到朝廷准许，大和尚心里还有点惴惴的。贞观十九年归国时借故停留在于阗，派人先到长安上表试探，皇帝一听说他来回进出天竺都是穿过了西域的，对那一带天时地址人情谙熟无比，立刻就把十七年前偷渡那点儿罪过抛到了九宵云外，连发诏敕迎法师入朝。

皇帝在那里第一次召见了他，随侍在旁的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记得当时情形如下——

玄奘——请陛下助我将取回的经书译成汉文，弘扬佛法。

皇帝——很好。请法师将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写出来给我。

玄奘——请陛下助我译经。

皇帝——请法师给我写书。

双方目光灼灼地对峙片刻，容相端俊满腹经纶的大和尚叹一口气，开始讲述我佛慈悲、至道昭明、飞光昱日、泽沾遐界、化溢中区、拥护五乘、建立三宝、苦海波澜、舟航有寄、天慈广远、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食妙法……这一通经变诵下来，真个口若悬河舌灿莲花，连本来是火祆教徒的突厥王子社尔，一时间都心动神驰得几乎要皈依佛祖了。

李世民陛下也不例外，边听边点头，双眼渐渐放光，显然兴趣被勾动起来渐趋浓厚，听到后来还附合着玄奘说些“我从前太忙碌，对佛教了解太少，今天听法师一席话，才觉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与之相比，就象小池子见到了大海”之类的话。

见时机成熟了，大和尚合什而拜，再一次郑重提出——

请陛下助我译经。

皇帝微笑——请法师先给我写书。

双方目光灼灼地再度对峙片刻，辗转三万里、途经数十国、遍观人间生死悲欢法界缘起缘灭的大唐三藏法师合什应承：

沙门玄奘，谨遵圣谕。

这位大和尚实在是位太了不起的人，社尔后来评判，既能以虔诚坚志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磨难，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得知进退、明荣辱。贞观二十年七月皇帝回长安后不久，一部十二卷十多万字、记述西域至印度一百三十八国资料见闻的《大唐西域记》即献至御前，从此成为皇帝案头枕边常备书籍。

突厥王子曾经奉命阅览过该书卷内对于西域几国的记述，以期与自己的亲身经验相对照。听着帐下汉人老夫子的诵读解释，他越来越佩服玄奘观察力之敏锐、大局感之好以及记忆力之强。廖廖几百字，一国的地理、交通、城防、气候、物产、金融、文字、风俗、法纪、国王秉性、国内政治特点等全部跃然纸上。听到后来，社尔甚至怀疑——这个大和尚，真的不是奉皇敕专门到西域天竺那边去刺探军政情报的吗？

（声明：以上内容的著作权等权利都属于原作者，俺只是单纯引用而已，希望原作者不要介意。）

不过，看到这里读者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悖论，既然已经知道阿三如此强大，王玄策却非要带着这一万来人去死磕，这家伙难道不要命了吗？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21 15:31:55

如前所述，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以相当大的篇幅颂扬了戒日王朝的强大和富足，但与此同时，读者却往往忽略了其中那短短的几个字——“垂三十年，兵戈不起”，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帝国其实已经有三十来年没怎么打过仗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狮子如果不打猎，时间长了爪子都会钝，何况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由此我们也应该明白美帝和他的那帮小跟班们为什么一直不消停，人家不过是找茬磨爪子来着。

其实，与玄奘相比，后来的印度历史学家对戒日王的评价并不怎么高，甚至可以说相当差，比如在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合著的《印度通史》中就这样写道：

“戒日王既不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统治者。他的声誉主要是依靠两个附和他的作者——波那跋陀和玄奖——的友谊的颂扬。”

这位波那跋陀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他写过著名的梵文叙事诗《伽旦波利》，同时他也是以戒日王前期事迹为素材的小说《戒日王本行》的作者，书中的主人公自然是牛插无比的戒日王，这本书后来流传甚广，成为研究戒日王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波那跋陀和玄奘一样，其实都是戒日王的五毛党。

前面我们讲过，戒日王是个相当有艺术细胞的文艺青年，不仅本人先后出过不少书和剧本，而且他在宫中还养了许多和自己一样的文青，波那跋陀就是其中之一。按照玄奘的记载，戒日王甚至把每年王室领地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来奖励文艺界有突出贡献人士。

四分之一啊，额滴神！如果中国皇帝敢这么做，估计早就让言官的唾沫给淹死了。嗯，这样看来，与醉心搞艺术的戒日王相比，他的音乐损友唐太宗似乎更没追求，除了偶尔题几笔字，我们的皇帝从来不搞艺术——他只搞艺术家。

总之，现在我们再回看戒日王，其实他的文治要远远超过武功，而这种文治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创作而不是制度建设，长久以往肯定会对国家实力造成严重影响。这样的皇帝如果穿越到中国，最后大概会被史官们归于文艺亡国的李后主、宋徽宗之流，再不济也会与先明后暗的梨园老祖宗唐玄宗同列，或与只想“李天下”的戏曲发烧友唐庄宗比肩吧。

不少印度人恐怕也这么想过，比如《印度通史》的作者就对戒日王统治下的印度相当不感冒，书中幸灾乐祸地写道：

“他所建立的帝国既没有芨多帝国那样大，在管理和统治上也没有那么好，因而在在他死后（公元646年或647年），帝国也就不再存在了。他没有后嗣，帝国的组织还不够强，创立人死后，国家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于是，戒日王在世时也许还能凭借其个人威望控制局面，而他刚一逝世，这个曾经统一的帝国几乎立刻就四分五裂，各地军阀相互混战，其中抢劫唐朝使团的阿罗那顺所能控制的其实只有首都曲女城及附近的一块地方——也就是说，阿罗那顺不过是个地方军阀，尽管他号称国王，但政令到了外地根本没人理睬。

因此，三国联军的进展之快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这场战争进行得相当轻松，早已分崩离析的戒日帝国根本无法阻挡吐蕃和泥婆罗联军，而面对这些号称只打阿罗那顺的入侵者，各地军阀更多的应该是幸灾乐祸而不是同仇敌忾——根据史料记载，沿途根本没人找联军的麻烦。

在帝国首都荼镈音博和罗城即曲女城，两个苦主终于相遇了。当年戒日帝国那二十多万大军早已被军阀们瓜分一空，落到阿罗那顺手中的并没剩下多少。但即使这样，根据有关史料推测，双方实力对比仍大概在一比三左右，也就是一万联军对三万阿三，尽管人数差距不少，但双方的士气无疑天上地下，更不要说阿三们几乎三十年没打过仗，而身为联军主心骨的吐蕃军队这些年来却一直砍砍杀杀基本没消停过。

于是仅三天时间，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且士气低落的印度军队就被“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也就是说起码有一万三千人被杀，首都曲女城也被攻占。

对于这座著名的城市，《大唐西域记》中写道：“都城西临殑伽河，其长二十余里，广四五里。”

这里关于曲女城规模的记载，似乎与前面提到的“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有一定差异，如果两者非要兼顾而城池假设为方形的话，那么两个长边起码要接近三十里，两个短边接近五里，周长就是30里*2+5里*2=70里，这样一个长宽比高达6：1的古怪城池勉强也能够说得通——照此计算，该城面积起码达到了150平方里，也就是超过了40平方公里。

根据现代考古测量的结果，以外城而论，唐长安城的面积大概是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曲女城尽管只有长安城的一半，但在当时也是相当庞大的城市了，最起码是印度次大陆第一大城无疑（俺印象中是这样，待确认）。

在玄奘的印象中，曲女城不仅城防坚固，而且相当富庶，是当时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城隍坚峻，台阁相望，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异方奇货，多聚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花果具繁，稼穑时播。气序和洽，风俗淳质。容貌妍雅，服饰鲜绮。笃学游艺，谈论清远。”

现在，这样一座庞大坚固的富裕城市竟这么容易就落到自己手中，怀着复仇的强烈怨念来此的王玄策，想必会高高地喊一嗓子：老子又杀回来了！而和他一起杀回来的吐蕃、泥婆罗和章求拔这三个边远国家的穷困青年们，进城以后两个眼睛已经不够用了，只好不停念叨着：金子，银子，房子，妹子……

不知当时踌躇满志的王长史会不会即兴赋词一首以述衷肠，篇名不妨就唤做《杀回来》——《Beat Back》！：

《钗头凤之Beat Back》

Even Though，To Do So，How Can I Be So Slow （世情薄，人情恶，屠户没了照吃肉）

I Don’t Know，I Been Told （我寻人，人虐我）

Tear Drop，Hair Blow （凄泪奔流，怒发冲冠）

GO！ GO！ GO！（滚！滚！滚！）

Blue Day，Going Down，My Heart Will Be Go On （人成各，今非昨，咸鱼翻身风水转）

Revenge，With Gun （肝火旺，钢枪举）

Now You Weak，I Am Strong （干你衰人，老子牛插）

Bang！ Bang！ Bang！（射！射！射！）

（洋文原词的作者当然不是没文化又三俗的俺，但俺确实记不清哪位高人写的了，貌似天涯著名才子御免亲王？）

但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曲女城失陷后，阿罗那顺落荒逃走，但此人也是条汉子，并没有不顾父老亡命外国，而是纠集失散的部下试图再战。按照田中大神的说法，背水一战的阿三们这次也要玩命，他们竟然出动了古代世界的终极武器——大象。

在他的《天竺热风录》中，田中大神再一次发挥了自己超凡脱俗的想象，将这场战斗描述得惟妙惟肖，田中写道，王玄策的副手蒋师仁是此战的指挥官：

以敌人的象群为目标，联合军弓箭队勇敢的出击了，但他们的勇气并未得到任何的回报。拥有厚皮和铠甲双重保护的战象，根本就不把飞射而来的弓箭当回事。大声咆哮着，战象部队向前突进，轰然的逼近了联合军的战阵。为了应付敌人骑兵部队，联合军也设置了栅栏等障碍物，但在战象的面前，这就如同中国宣纸一般的脆弱。战阵的防线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突破了。

看着急袭过来，勇猛而无秩序的战象部队，蒋师仁倏地举起了他的手，士兵们随之射出了火箭。局势在这一瞬间逆转了过来。

如同红莲盛开的火焰熊熊燃烧着，爆裂的响声麻痹了人们的耳朵，大象们更是惊慌地咆哮着。象群的突进中止了，接着它们转过身，向自己的军阵转身逃去。面对阻挡在自己逃跑路线上的友军，它们挥着又重又长的鼻子，重重地击在步兵的头上，巨大的象牙则挑起了骑兵的战马。

“那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啊！喂喂，转回去，敌人在你们的后面！”士兵们在象背上大声叫着，然而，象群根本不加理会，它们此时已经完全被自己作为动物的恐惧本能所支配了。控制巨象的士兵们被抛到地上，然后被因受惊而狂乱的大象所践踏。就这样，阿罗那顺的军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自己的部队从正面逆袭，瞬间便陷入了混乱。

“就是现在，全军突击！”

蒋师仁用力挥下了右手。于是，联合军骑兵部队高高地举起了战刀，从侧面迂回而来，再次冲进了敌阵当中。在整个阵形已经被自己的战象部队所破坏的情况下，总指挥阿罗那顺的命令无法完全传达，也无法组织有起强有力的反击，侧面的阵势就这样的联合军冲破了。原本趁势追击的天竺军以紊乱的队形被逼回了开战当时的地点。

大概过了从一数到五十那么长的时间，被联合军伏兵团团包围阿罗那顺乘坐的白象发出了愤怒和痛苦的咆哮声，如小山一般沉重的倒了下来。阿罗那顺听到自己“啊！”的叫声，视野随即由垂直转为水平，他从象背上的宝座掉落在地上。来不及吐出飞进嘴巴里的砂尘，阿罗那顺旋转自己的视线，周围都是联合军士兵的利刃，他已经被联合军吐蕃步兵们所围成的铁环围住了，突围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一场本来众寡悬殊的战争最后却戏剧般地结束了，中国史书如此记述道：“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2-28 10:31:01

战争结束后，联军大大地吃了一顿洋落儿：印度有一万三千多人被俘，俘获的牛马更是高达三万头，敌人头目阿罗那顺的老婆孩子以及他自己都被抓住，金银财宝自然不计其数。也就是说，曲女城及其周围所有的人口财富，都已经掌握在王玄策等人手中。

如果由俺YY，王玄策大概会相当牛插地向阿三们喷口水：“我现在郑重宣布，这山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包括你在内。嗯，像我的骡子一样，给你盖个章吧！”

咳，对不起穿越了，其实当时真正的情况是，由于联军武力威慑，周围地方的印度小军阀们怕祸及自身，于是都跑来献媚讨好，送这送那的慰劳亲人解放军，他们纷纷表示俺就是您的人了，今后遇事儿老大您可得罩着俺啊，史载于是“降城邑五百八十所”。

但最令王长史兴奋的恐怕还不是取得了这些成绩，而是他终于找到了皇帝要夹带的那个私货......

取得战争胜利后，做为吐蕃和泥婆罗联军的共主，善解人意的松赞干布大王立即下令，派吐蕃军队押解部分俘虏随王玄策一起去长安，以便向自己的老丈人太宗皇帝“献俘”。所谓“献俘”其实是古代的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指大军凯旋时将所获俘虏献于宗庙，以彰显皇帝的赫赫武功，其作用与古罗马的凯旋式类似。

对于女婿奉上的这种无比拉风、终极排场的恭维方式，皇帝欣然表示接受。

王玄策率领的庞大献俘队伍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浩浩荡荡抵达长安，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太宗相当高兴，不仅派官员去宗庙里向祖宗告白，还当众亲自bla-bla-bla喷了一翻，史载：

“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

所谓“中山”、“蜀侯”的典故大家自己去查，俺不想多解释，总之都是因贪婪而灭亡的例子。尽管太宗讲的相当冠冕堂皇，但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其实是说，这场大灾难是印度人自找的，和俺大唐没半毛关系。

既然已经胜利了，皇帝为什么还要急于撇清自己呢？

这恐怕就要涉及到中国的一个古老原则，那就是著名的“礼不伐丧”，也就是说按照礼制，不应攻打正在办国君丧事的敌国。该传统频频出现于春秋时期，但后来的历史中也不算少见，比如当年隋文帝正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正赶上江对岸敌国的陈宣帝去世，于是宣布“礼不伐丧”，下令隋军班师。

唐朝一向推崇这种礼仪制度，以标榜自己的仁义。比如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大将侯君集率兵讨伐高昌国，其国王麴文泰在此期间忧惧而死。探听到高昌国内正忙于办丧事，左右都请求趁机突袭墓地，把敌军所有高层来个一锅端，侯君集却说：“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唐军最终放弃了这个绝好的机会，待对手办完丧事后才开始进攻。

对真正的敌国高昌尚且要如此，何况当时的印度并非敌国，反而一直与大唐相当友好，两个帝国的统治者更是音乐损友，戒日王刚刚咽气就打到人家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唐太宗耍了个滑头，死死抓住对方抢劫外交使团一事不放，说这次不过是一场抓捕强盗的警察行动，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也就不是“伐丧”。

当然了，尽管让皇帝有些下不来台，可王玄策毕竟给唐朝带来了一场胜利，因而他并没有被忽略，很快被提升为朝散大夫，这是一个从五品下的官位，相比正七品上的右卫率长史涨了好几级呢。只是，按照唐朝官制，“朝散大夫”属于所谓的“散官”体系，即尽管可以享受相应级别待遇但却没有职权，也就是一个光领工资不干活的闲差。

让皇帝感到兴奋的可能并不是这场胜利，在李世民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各种各样的胜利见得多了，对此早已经麻木，他更想要的，应该是王玄策带回来的那个私货。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名印度老汉颤颤巍巍哆哆嗦嗦过来，您一时兴起想嚼下舌头：“How are you！”

他翻了翻眼皮，没搭理您：“！#—*（*—……%￥%……*！”（瓜娃子，别以为俺听不懂，不就‘怎么是你’吗？）

尽管小受挫折，但您仍决定继续：“How old are you？”

他继续翻眼皮，依旧没搭理您：“!@%^&*()(*&^%$%)(*&^%&*()#￥—#—*！”（瓜娃子，没事套啥近乎啊，还‘怎么老是你’？啊呸！）

最后，您不得不使出killer application：“我是问，大爷您今年贵庚啊？”

终于有反应了，只见他伸出两个手指。

“八十？”看上去似乎也差不多，但他却摇了摇头。于是您只好接着猜——

“难道二十？！”靠，甭蒙事儿了，就您那满脸褶子，装什么嫩啊。

终于，他还是招了。

“俺老汉今年——”他无辜地望向您，声音高了八度，“两百岁啦！”

我分特！

……

王玄策找到的，正是这样一个货：此老汉名叫那迩娑婆寐，他号称自己已经有两百岁啦，“自言寿二百岁”。至于那迩娑婆寐所从事的行当，熟悉历史的中国人恐怕并不陌生，那是古代一个相当有前途的职业——方士，也就是说，老头子其实是个神棍。

这个老阿三的特长大家想必可以猜到——“有不死术”，他和李少君、栾大、公孙卿等中国同行们差不多，都是靠炼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来混饭吃的。由此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唐太宗对他这么感兴趣，与秦始皇、汉武帝这些伟大前辈一样，日渐衰老的李世民显然非常害怕死亡，而那些丹药无疑就是他的救命草——亦或催命符。

那迩娑婆寐很可能在戒日王统治时期就已经名声在外了，大概属于戒日王不惜用王室岁入四分之一来供养的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文化界人士之一，戒日王在和唐太宗的来往交流中，没准也提到过这个长生不死的老头，让中国皇帝十分眼热。

后世研究者推测，太宗派团第二次出使印度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想把那迩娑婆寐弄到国内给自己配不死药，可皇帝这种隐秘的愿望当然不便明说，因而就把使团的配置搞得相当低调，这样才不至于太过招摇。可惜人愿不如天愿，最后竟然遭到了打劫，文的不行就只能来武的了，于是……以上是阴谋论的内容，姑且听之。

像那迩娑婆寐这样的专业人士，怎么能和阿罗那顺那样的粗人一起游行示众呢，皇帝自然要另眼相待，史载：

“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也就是说，为了炼成不死药，李世民竟然派堂堂国防部长来给这个印度小老头打下手，满天下到处搜罗各种原材料……

阿三继续炼着他的丹，而这场战争似乎已经曲终人散，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坐下来，好好总结一下了。

其实，关于王玄策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后世一直争议颇多。按照中国史书如《两唐书》、《通典》、《唐会要》等的记载，王长史自然是联军的统帅，而他的副手、那位名叫蒋师仁的唐朝官员则是副帅，两人或运筹帷幄或身先士卒，总之共同领导了对印反击战的胜利，至于吐蕃和泥婆罗，似乎只是出兵出人的苦力。比如《通典》中如此写道：

“玄策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书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来赴，玄策与其副蒋师仁率二国之兵，进至荼镈音博和罗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连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

《新唐书》的记载基本一致，不过又加上了一段话：“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馀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也就是说联军其实一共打了三仗，头两次是对阿罗那顺，而最后一次是对他老婆也就是所谓“王妻”。从这段记载来看，与王玄策相比，大唐使团的副团长蒋师仁似乎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起码后两次战斗都是他指挥的。

其他如《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中的有关记录相对简略，但也都说联军的统帅是王玄策和蒋师仁两人。

而印度方面似乎更愿意将这场胜利归于吐蕃人，比如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合著《印度通史》里就有一段关于王玄策及中天竺之战的描述：

“王位被一个大概名叫阿罗那顺的大臣所篡夺。这个篡位者反对在戒日王生前由中国派出的使团入境，并杀害或逮捕了使团的小卫队。

“使团的领袖王玄策逃到了尼泊尔，在他的请求下，西藏有名的松赞干布——他娶了一位中国公主——派遣了一支军队去惩罚这个篡位者。阿罗那顺被逮捕，并押解到了中国……北印度又一次失去了政治上的统一。”

但是，这本书并没有说明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来自哪里，因此以上记录很可能也是出自中国史书，众所周知，印度在中世纪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史籍流存，现在研究那段历史最具参考价值的资料，多是来于中国史书以及玄奘法师等赴印求法的僧侣们当年的记录。

但要说古印度完全没有阿三自己写的历史，其实也失之偏颇，只不过这些史料未必是以中国《史记》那样正式的史书形式流传下来而已，它们的表现形式相当复杂，既有《伽旦波利》那样的诗歌，也有《戒日王本行》那样的小说，更有《妙容传》和《璎珞传》那样的戏剧。

那么，在保存下来的古印度史料里，对于这场战争又是怎么说的呢？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3-5 16:20:37

我们前面曾提到过，戒日王朝曾诞生过一部相当有名的戏剧——《龙喜记》，作者署名正是戒日王本人。尽管该剧的真实原创是谁一直争议很大，但它确实诞生于戒日王时期却是被一致公认的，也就是说，该剧即使不是戒日王自己写的，起码也是他供养的5毛文人们所作，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肯定与戒日王朝息息相关。

顾名思义，《龙喜记》表现的是“龙王的喜悦”，它共有五幕，第一幕至第三幕叙述持明国王子云乘与悉陀国公主摩罗耶婆地的爱情，第四、五幕叙述云乘王子自愿代替龙王太子，舍身喂食饥肠辘辘的大鹏金翅鸟，死后在女神的救助下获得重生。

此剧在当时就已经相当流行，比如唐高宗时期去印度求法的义净和尚在他写的《南海寄归传》中便有相关记载：“戒日王取乘云菩萨以身代龙之事，缉为歌咏，奏谐弦管，令人作乐，舞之蹈之，流布于代。”

尽管并非专业史书，但《龙喜记》等梵文古籍剧本里却保留了关于印度中世纪的大量史料。在近代藏学集大成者根敦群培大师撰写的《白史》中，就曾引用了《龙喜记》的一段记录，它描述了佛灭后第1192年（即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发生的故事：

“皇帝遣王玄策赉金丹册，率三十骑往印度，尔时哈罗沙王卒，地方纷乱。由于哈罗沙王无太子，大臣名阿祖那者继位，恼害内政，并击中国使者，夺取财物，杀其随从。

“王玄策仅余少数随从，夜间逃出，奔于吐蕃所属泥婆罗国，求松赞援助。于是吐蕃赞普派遣甲兵一千二百，泥婆罗国骑兵七千，讨伐印度，偕金丹册官王玄策同至赫罗赫达，仅三日间，未劳用兵，即占领其京城，割印度兵首级三千，有一千余投于附近之河中。

“时阿祖那王逃脱，复招新兵来战，最后为藏军所致，及其亲属皆被俘。”

这里的“哈罗沙王”便是戒日王，而“阿祖那”则是阿罗那顺。上面的记载与汉文史料基本一致，但是联军的主导者变成了吐蕃人而非王玄策，后者只是被吐蕃人“偕”着一起过去，才“同至”曲女城的。

大学者根敦群培是藏族，尽管他写的《白史》是西藏第一部尽量剔除了神话传说等宗教因素影响的史书，但也难免有为本民族文过饰非之嫌疑。比如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一段关于公元659年所发生大事的记载，这一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出兵攻打吐谷浑，他的副手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

根敦群培在《白史》中就以上的内容解释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这样的解释单独拿出来似乎也说得通，可参看上下文又明显驴唇不对马嘴，尤其是完全颠倒了双方的胜负关系，根敦群培也因此饱受诟病。

后来的研究者参照各种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公元659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兵帕米尔高原以平定当地的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很可能是高原以南的吐蕃所煽动的，因为就在一年前，高宗皇帝刚刚拒绝了吐蕃赞普芒松芒赞（松赞干布之孙）的求婚，感觉受到羞辱的吐蕃人发誓报复。苏定方率军取道唐朝在青海的附庸国吐谷浑，途中在乌海（可能在柴达木盆地的托索湖）以少胜多，击败了试图阻挠唐军的八万吐蕃大军，连吐蕃副相达延.莽布支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但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根敦群培却似乎没有必要造假，因为做为一部著名戏剧，《龙喜记》在亚洲各地流传甚广，光俺们中国就起码有汉语和藏语两种版本，一些版本的历史相当悠久，比如在四川甘孜州著名的德格印经院保存的《丹珠尔》也就是藏文大藏经的注疏部分中，就比较完整地保存着《龙喜记》的公元十三世纪藏译本，因此各版本一对照内容便知真伪，基本不太可能伪造。

后来，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将梵文《龙喜记》译为汉文，其中就包含了以上的内容，而众所周知，季老先生一向主张从梵文原本翻译印度文学，1947年他在《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一文写道：“我一向反对转译，尤其是梵文纯文学的作品我觉得更不能转译。因为就文法说，梵文是世界最复杂的文字。无论用哪种文字译都不能把原来的文法构造反映出来。除了文法上的复杂之外，梵文的纯文学还有一种神秘的美，也是世界上的任何文字里找不到的。”

如果按照《龙喜记》的记载，吐蕃人其实才是战争的主导者。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王玄策只是个外交官，其麾下并非唐军而主要是吐蕃和泥婆罗这些外族官兵，他在指挥协调方面无疑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尤其是吐蕃军与唐军的战法完全不同，在短期内一定很难适应。

我们知道，初唐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军擅长以轻骑兵实施大范围大迂回，说白了也就是喜欢玩出其不意长途奔袭，典型战例如李卫公闪击东突厥和吐谷浑，以及他的学生侯君集远征高昌，都是相当强调机动性的作战。

尽管吐蕃军也以骑兵为主，但他们在对马匹的使用方面与唐人完全不同，似乎仅仅只用做交通工具——根据唐朝官方史书《通典》的记载，“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后世研究者据此推测，吐蕃人有可能是以马匹实施运输，作战时则下马组成严密的方阵，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军。

《通典》中还写道，吐蕃人的防具相当精良——“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与此同时，吐蕃人主要的进攻武器是长矛，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长——“枪细，而长于中国者。”

看到这里，朋友们也许联想到了古希腊、古罗马赖以成名的重步兵方阵。

尽管田中大神在《天竺热风录》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玄策如何利用火攻来大破印军战象，但我们知道，受过严格训练的大象其实并不怎么怕火——在人类历史上以常规部队击败战象的几次典型战役中，比如罗马军团PK皮洛士、亚历山大PK波拉斯以及刘方大破林邑，都没有火攻什么事儿，前两场战斗的胜利更是主要靠步兵方阵用长矛硬戳出来的，而根据《通典》等史书中对吐蕃人装备和战法的描述，他们似乎也具备罗马军团和马其顿方阵那样击败战象的条件......

因此也存在这种可能，即联军让王玄策挂了个主将的名儿，具体战斗则由吐蕃和泥婆罗军官负责指挥，而作战方式则按照联军惯常采用的“下马列行而阵”，用一排排锋利的长枪组成一面刺猬般的钢墙，即使面对庞大的战象，他们仍然前仆后继，“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

具体情况如何，也许并不重要，反正联军最后是胜利了。

对于联军的战果，《龙喜记》亦载：“吐蕃军所杀伤及俘虏之印度兵，总数在一万三千人。掠获牛畜三万有余，占据有城垣之城市一百零八处，使归吐蕃。”这与汉文史书基本一致，只是在城池数量上有较大差异，但考虑到汉文史料说的是五百八十座城归降，而这里说的却是“占据”，因此也并不算冲突。

联军的规模尽管不算太大，但也有万把人左右，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无疑是一个难题，如果光靠大后方也就是吐蕃和泥婆罗长途跋涉来运输，肯定不太现实，联军占领这么多当地城池，也许正是出于后勤方面的考虑。《孙子》所谓“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以及“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情况吧。

有意思的是，按照《龙喜记》的说法，戒日王的宿敌、当年与他一起争“老衲”玄奘的东印度鸠摩罗王似乎也趁机落井下石插了一腿，向联军提供了不少物资，从而大大解决了联军的后勤问题：“阿祖那王之怨敌，迦玛汝巴之鸠摩罗王，闻讯大喜，遂将无量牛马对物放吐蕃军。”

这段记载在《新唐书》中得到了证实，不过后者写得更玄，竟说这位东天竺王还想要向大唐请张太上老君像供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

这里的“迦没路”，人们认为很可能是“鸠摩罗”的异译。这位国王在当时的印度排名第二，地位仅次于霸主戒日王，老二无疑时时刻刻想取代老大的地位，现在又遇到千载难逢的翻盘机会，因此他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印度次大陆又一页的历史已经翻过，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玄策后来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毘沙门 · 发表于 2013-3-19 13:05:07

公元649年7月10日，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李世民大帝与世长辞。那一年，他和玄奘法师在翠微宫同住，谈论佛教中有关生死等问题。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皇帝感触颇深，他对玄奘诚恳地说：“我和大师相逢太晚了，没有能力兴扶佛事了”。

公元648年，也就是李世民死之前一年，大唐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军打败了称雄中亚的草原帝国西突厥，在西突厥境内的碎叶设立了军镇，著名诗人李白后来就出生在那里。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但有的事情是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天可汗”也是一样，与终于叫出那句叹息的浮士德相反，李世民显然非常害怕死亡。

说来可能滑稽的是，就在皇帝与法师在供中坐而论道的同时，不远的金飙门旁，一位方士正在为皇帝修炼据说能摆脱死亡长生不老的金丹，这个叫做那罗迩婆娑的阿三术士是皇帝的女婿松赞干布麾下的吐蕃军队从古印度俘获并由王玄策带回来的，很可能在家乡时就已经认得当时已誉满天竺的玄奘，如今在这种境地下故人再见，不知道两人会不会尴尬地一笑？

而在金飙门之内，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皇帝的病床边服侍，她在忙里忙外煎汤喂药的同时，还有闲情逸致与同样在病床边的太子李治互送“秋天的菠菜”，按照后人充满暧昧的记载，她甚至找机会让太子“幸”了自己。也许在忙碌的间隙，这个从小笃信佛教的姑娘会饶有兴致地旁听佛教大师对伟大君主的传道，年青的武才人还不知道，自己将终身与佛结缘，她不仅很快就要成为尼姑，而且即使在她未来掌握天下的时候，其名号也是充满了浓厚佛教色彩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经过漫长的等待，印度术士的丹药终于炼成了，皇帝几乎立刻服用了它们，可与他的期望相反，史载“药成，服竟不效”。而后世的研究者们的想法则更加恶毒，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来历和成分都相当可疑的药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疾病缠身的太宗更快地推向了死亡……

此刻，生命即将燃烧殆尽，皇帝才意识到，以往的野心勃勃似乎都毫无意义。仙丹并没有阻止甚至加速了死亡的降临，在皇帝弥留之际，玄奘讲解的佛经却为他减轻了面对死亡的痛苦。李世民去世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玄奘翻译的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李世民，法师希望这部经能为濒死的皇帝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在玄奘的颂经声中，随着这位被后世尊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庙号“太宗”的李家二郎的离世，灿烂辉煌的贞观时代结束了。

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以及代表着四夷尊长的“天可汗”头衔。据说，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八方恸哭，许多酋长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刀割面表达哀悼，那位曾率唐军攻占龟兹的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要求“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皇帝当然没有答应这个过于血腥的请求，而是变通地在太宗的昭陵前列置了十四蕃君长的石刻像，其中就包括了那位誓死在地下保卫皇帝的阿史那社尔王子，他作为突厥的代表之一而名列其中。

在与阿史那社尔的雕像站在一起的这十四蕃君长石像里，当然少不得太宗皇帝那位殷勤的女婿——松赞干布，他是作为吐蕃的代表而忝身其列，他们身旁还站着松赞干布名义上的连襟吐谷浑可汗、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已归降唐朝的龟兹王、高昌王等等。

而让人感到搞笑的是，在这些石像中，竟然还有吐蕃军队帮助王玄策从印度抓回来的那个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他将代表印度人民在昭陵永远侍侯中国皇帝——“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

新皇帝很快面临了一个难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造成严重医疗事故的那罗迩婆娑呢？高宗不好将他正式治罪，因为这无疑等于向天下人宣布，自己伟大的父亲竟然与历史上那些迷信方士的荒唐皇帝们同列！考虑再三，无可奈何的皇帝只好下令将这个阿三驱逐出境，即“放还本国”，但据说这个已习惯于大都市繁华生活的神棍却死活赖着不肯走，最后“不能去，死长安”。

家丑固然不可外扬，但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必要客气了，作为引入那罗迩婆娑的直接责任人，倒霉的王玄策在新皇即位后再也没有得到重用，终生徘徊在五品以下官员的级别。

等我们再看到王玄策的名字，竟然是在一块砖头上——《唐文续拾》卷10收有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窖砖铭一则，其文为：

“和汆副使、左监门长史王玄策。”

尽管砖铭用的是贞观年号，但其实唐太宗此时已经驾崩，新皇帝即位，所有官员照例要加官进爵，王玄策也得到了新的任命。不过，从这两个新官职却可以看出，他的级别仍在原地踏步：和汆副使这个名字很古怪，看上去与其说像官职不如说更像厨子，其职责级别也不清楚，但左监门长史却属于诸卫长史之一，而诸卫长史的级别为从六品上，这样看来，王玄策似乎还降级了。

到了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七月，高宗皇帝疾病缠身，其症状表现为“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现代医学推测其很可能患有李唐皇室遗传下来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俗称的高血压。关心皇帝健康的王玄策相当执着，他按当年侍奉太宗的经验照方抓药，竟然又举荐一个印度婆罗门术士来为皇帝炼丹！想起父亲的遭遇，高宗皇帝皇帝吓了一大跳，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王的建议。

此时王玄策正担任着“道王友”，这个古怪的官名属于亲王职官体系，相当于亲王的侍从官——“皇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置师、友各二人，文学二人，嗣王则无师友”，其级别为从五品下。

就在这一年，大唐朝廷爆发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起因是高宗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出家人不得接受父母长辈的礼拜，这就是著名的《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而到了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皇帝又下了一道《僧尼致拜父母诏》，要求出家人不仅不能让父母拜而且还要反过去拜父母。这两道诏书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僧徒和信佛的朝臣纷纷反对，而反对者的首领就是武则天的母亲、皇帝的老丈母娘荣国夫人杨氏。

这场争论以高宗皇帝下诏让再为详议而初步妥协，到了同年五月，高宗皇帝又集文武九品以上、并县官千余人于朝堂，再次讨论这件事情，史载王玄策站在反对致敬者一边，其官为左骁卫长史，是从六品上的诸卫长史之一。王玄策的发言后来一直保存在《全唐文》中，这就是著名的《议沙门不应拜俗状》。

在这篇发言稿中，王玄策凭借自己多次出访印度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强烈坚持“僧不拜俗”，其观点无疑让坚持儒家忠孝礼仪的皇帝相当不爽，：

“自佛教之兴始于天竺，臣经三使，颇有见闻。臣闻输头檀王是佛之父，摩诃摩耶是佛之母，僧优波离者本王家仆隶，王亲遍礼敬同于佛。臣又见彼国僧尼法，不拜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礼僧尼及诸道众。

“臣经难彼僧曰：此之仆隶始落发披缁，殊无所识，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对曰：虽初剃发形已同佛，复能震动魔宫，虽曰无知岂不如泥木，泥木一立为主像，纵博通贵胜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而左骁卫长史也是各种历史资料中王玄策的最后一个职位，此后他似乎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官职，而按照中国官修史书的惯例，五品及以下官员通常是不能在正史中立传的，因而两唐书中并没有他的传记。

从史书中的零星记载来看，王玄策无疑是一个干练、果敢的人，这在擒印度王阿罗那顺的事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他屡建奇功，为扬大唐国威于异域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官运却一直不佳，唐太宗封其为五品朝散大夫，他此后再也没有提升一步，不管其官职如何变更，都未能有超越此级别的封赠。

追其原因所在，皆由他同当时皇帝背道而行，荐印度术士为太宗合药，致太宗卒而不明，他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后来反而再荐术士为高宗合药，为高宗所不取，并遭到朝臣反对，称其为“诡狂”之人。在参与沙门事俗的辩论中，王玄策又站在唐高宗李治的对面，并以赴印度所得见闻为佛徒提供依据，如此等等都注定了他官运不佳的命运。

另一方面，尽管王玄策很有能力，但他的眼光未必高瞻。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再看王玄策当年发动的那场战争，除了最后“不吃馒头争口气”的相当拉风的献俘仪式，很难说唐朝从中得到了什么实际利益，随着戒日王朝的彻底崩溃，吐蕃的后方再也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大唐也从此失去了一个能在背后牵制自己那位野心勃勃女婿的潜在盟友。

吐蕃则从这场战争中获益良多，戒日王死后本已分崩离析的北印度经此战又被大大削弱，藏王从此开始了对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持续征伐，直至一个世纪之后之后“立碑于恒河之滨”。

没有人知道王玄策的最后岁月是如何度过的，从零星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得知他曾写过一部关于印度地理人文的重要著作《中天竺行记》，包括文十卷和图三卷，只可惜这部本可能与《大唐西域记》媲美的作品现在早已失传，只在《法苑珠林》、《释迦方志》等佛教典籍中余下些许散逸残篇。后来，官府曾依此书资料编撰了一部百卷巨著《西国志》，可惜也在宋代以后遗失。

有研究者认为，《中天竺行记》的内容与同时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极为相似，后来的人们对一些找不到出处和来源的资料，见玄奘《大唐西域记》有相类的记载，便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将王玄策的许多记事转到玄奘名下，如有关印度佛足迹石图，据考证本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带回来的，但宋朝义楚撰写《六贴》时，便将此事改移为玄奘的记述。

我们还是照旧用田中大神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吧。在他的另一部书《中国武将列传》里，田中以煽情的文笔如此描绘王玄策的归宿：

“背靠着万年冰雪的喜玛拉雅山、立于尼泊尔骑兵先头、在辛都斯坦平原上奔驰的中国武将之姿，我等可以想像。只是归国之后的他，并没有再度出世，而是在宫廷的一个房间里默默地写作《中天竺行记》一书。

“冬日长安，停笔望向窗外，铅色的天空粉雪无声无息地飘落，一面哈着热气的王玄策心中在想什么呢？而到了老年，他是否又会对着孙子们道往昔，说说那永不会落雪的遥远南国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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