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集权以所有权为纽带建立了一种超国家的组织架构，这意味着传统的民族国家式政治模式的终结，与之相应的政治理论也不再有效。资本集权的世界体系广泛建立后，国家就不再是国际冲突的利益终端，而是国家的意志要服从于国际资本的意志，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于国际资本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最高政策最终都不是服务于本国人民甚至本国精英的原因，这由一个更大的组织架构下的牺牲部分利益成就集体利益的组织运作规律所决定。

资本集权是一种超国家的组织模式，这意味着资本集权的统治阶层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祖国，但犹太金融资本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拥有所有国家。当代流行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都刻意避免触及这一现象，而仍沿用传统的国家观作为理论基础，因此得出种种谬论。典型的洗脑理论例如西方社会的纺锤形阶级分布，试图以此证明西方民主富国共同富裕的社会模式。实际上所谓的纺锤形社会的形成不但与社会经济发展无关，更与西式民主制无关，而是单纯由资本集权世界体系的分配结构所造成。

在任何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中都必然存在着金字塔式的阶级分布，这是由私有制的财富分配模式决定的，这种分配模式如同生物圈中的食物链一样，高级消费者的存在必然以大量的生产者作为前提，没有广大的植物生产者和食草动物作为金字塔的中下层，就不可能建立起发达的生物圈及其顶端的少数食肉霸主。资本集权的财富占有和分配模式是跨国家的，而中下层的劳动力人民却仍然依照传统的国家模式管理和分布，这样就形成了处于资本集权世界分配体系顶端的少数西方富国消灭了底层社会的假象。纺锤形社会的社会底层并未消失，而是如冰山的基座一样掩盖在海面下方，西方富国的社会底层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跨国企业的运作方式便是这种分配模式的具体体现，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在欧美，而产品的生产加工却在东亚。因此越南、珠三角等才是欧美纺锤形社会的真正基座，血汗工厂中的打工妹才是欧美纺锤形社会中隐形的社会底层。资本的自由流动使集权资本通过所有权结构建造了这样无视地理分布的跨国经济分配模式，而劳动者的限制流动制造了同一生产体系中的阶级分布的国际差异。资本集权的世界体系将经济体中的下层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底层以国家为界限限定在第三世界，而将欧美等国的劳动者全体转换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资本集权通过这种方式将无产阶级从欧美富国经济体中削离，将对经济体底层的管理和镇压任务丢给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城管政府，而不必再顾虑对工人阶级的过度剥削和劳动阶层的反抗和暴动。

可见欧美的富裕并非建立在自身的生产力基础上，而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中东、南美、非洲的资源和亚洲的劳动力为经济基础的金字塔式分配结构所造就。欧美的极度富裕是以第三世界的极度贫困为前提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则成为保证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为奴的牢固枷锁。在资本集权体系的富国中，只有日本和德国是以实业立国，这来源于两者都曾经依靠自身力量成为犹太金融资本世界体系的对抗者的历史传统。以GDP为标准衡量国家经济水平的经济数据巧妙地掩饰了资本集权的世界分配体系，掩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差异，将分配所得与实际产出相混淆，从而制造了欧美等去实业化弹丸小国远比中国等实业大国经济更发达的假象。这是为什么西方富国的纺锤形社会无法被简单复制，而民族国家式的独立经济体也绝对无法建立这样的社会结构。这也说明了中国如果真正想要成功模仿美国模式，只存在一种可能，也就是取代美国成为资本集权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和领导国，将犹太金融资本的统治地由美国转移至中国。而要取代由犹太金融资本一手打造建立的美国，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都不可能，在资本集权世界体系的设计下，中国更应该成为印度而绝非美国。中国的西化精英妄图通过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经济发展重新获取世界的领导地位可谓痴心妄想。中国与欧美在经济上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中国半独立经济体与西方资本集权世界体系的竞争。政府集权下决不允许存在两个皇帝，资本集权下也决不允许存在两个垄断寡头。

资本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三大类机构所组成。联合国是资本集权建立统一的世界政府的雏形，它的民主体制保障了其对贯彻资本集权意志的忠实。联合国下辖机构表面上是各国政府联合机构，实际上更接近于私人资本操纵的非政府组织，是执行资本集权世界政策的重要工具。如在亚非拉通过疫苗接种和计划生育降低世界人口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处在世界央行雏形阶段的向第三世界放贷进而实施经济控制的世界银行和以货币政策操纵各国金融体系并造成一百多个国家银行体系崩溃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它们与将中国正式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中国再度沦为经济殖民地的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维持资本集权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执行机构。

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政府有可能构成资本集权统治的威胁，因此即便被民主分权制极度弱化的民主政府仍然不是资本集权主要的社会管理手段。资本集权只利用其传统的国家职能发挥其如同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有限作用，对于经济类政策则直接由各行业的垄断企业负责执行，国家和政府则必须提供相应配合。因此在资本集权架构下，企业利益要远高于国家利益，因为其更贴近资本集权的统治核心，政府只是服务于企业的下层组织。而关注西方垄断企业的动作也要比关注西方的政府活动有意义的多。

非政府组织NGO是资本集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组织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政府职能，从而进一步架空民主政府。非政府组织的本质也就是私人通过资本所有权攫取社会公共权力、在社会中贯彻私人资本意志、将社会权力私有化的政治制度。如在历史上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中情局牵扯不清的红十字委员会ICRC和红十字联合会IFRC，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无国界记者HRW和推行普世人权观的人权观察RSF及其共同所属的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IFEX，以及从反面与垄断企业唱双簧的各色环保组织等。在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几乎所有非政府组织都是所谓的非营利性组织NPO，这意味着维持其运转的庞大开支必须由私人资本的强大后盾所支持。虽然一些民间非政府组织试图通过使用民间志愿组织PVO一词营造自身非官方的中立形象，而其运作资金的非官方来源才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非中立立场，决定了其必然有意或无意地为私人资本所利用。非政府组织除了上述前台执行机构外还包括林林总总的基金会，两者间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在资本集权的统治架构中地位甚至比政府组织更为重要，通过其私密性和非官方性更有条件执行一些特殊战略。由于非政府组织的非官方身份，使其执行一些阴谋任务也不必担心被揭秘，特别是和平状态下的战争行为，由非政府组织来执行使其不带有任何国家立场，即便阴谋暴露也不会由此引发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源自民间的中立假象使其在舆论宣传上占有先天优势，对民众的宣传洗脑要比官方机构更加有效。媒体是历史上资本集权推翻政府集权的重要工具，由行业寡头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垄断媒体和舆论在宣扬资本集权的意识形态、防止政府集权意识形态的复兴上形成了完美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