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流火，欧洲迎来了——以它们的标准来看——少见的酷暑天气，在最高温度31度、平均27度的情况下，英国七百余人死亡！整个欧洲仿佛也骚动不安起来。先是法国发生25年以来最严重的火车出轨事故：6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随后，震撼世界的是西班牙：8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不仅是西班牙70年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也是1944年以来欧洲最为严重的事故之一。就在世人惊魂未定之时，一向以和平、宁静著称的瑞士竟然也加入了车祸的行列。

一起起火车案轮番刺激着酷暑下欧洲人的神经，恰在此时，一向以高层政治人物和足球队员的性丑闻闻名于世的意大利也发生了十年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死亡39人的汽车事故。

仿佛不甘心欧洲唱独角戏，欧洲昔日的殖民地、欧洲原创文明的次生文明地之一加拿大，也离奇的发生了1867年建国以来最惨烈的火车事故：一列满载原油的火车自行下滑十一公里，以每小时一百公里以上的速度脱轨冲进魁北克南部梅冈蒂克湖镇，5节油罐在市中心爆炸燃烧，其惨状犹如核爆炸，30座建筑被彻底摧毁，50人死亡或失踪。这起事故也才令世人知道，就在3月和6月，加拿大火车已经两次出轨！

当今世界，能从人口和疆土面积上和中国比肩的只有欧盟和美国。这三者也分别为世界第一、二、三大经济体。所以我也一向认为，如果进行东西方对比，以中国和整个欧盟、整个美国相比才算客观。事实上，中国许多省的人口就超过欧盟最大的国家，一省面积如新疆就可以是三个法国大。所以如果拿一个中国和法国、德国或者英国比，往往难以真正反映双方的真实情况。

随着中国媒体的日益开放和网络的崛起，似乎令人感到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阶段，各种事故也层出不穷。更有许多自由派学者如北京大学宪政学者张千帆（2012年）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令人困惑的是，假如说已经破产的希腊和冰岛、失业率高达27%（青年人失业率高达54%）的西班牙以及情况类似的葡萄牙和塞浦路斯、处于内战边缘的埃及、频频发生政治暗杀局势一触即发的突尼斯，债务比重超过100%甚至200%的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60%，就到了警戒线，超过这个比例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日本现在是240%，全球第一)，他们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还可被世人理解，哪么中国最著名学府的学者何以针对中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要知道，中国到现在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失业率最低的——招工难依然困挠着众多企业、外汇储备最高的——这是中国有效抵御内外经济风险的最坚实保障。

更重要的是，即使把目光聚集到中国出现的各种矛盾、事故，哪么和整个欧盟、美国相比，中国的绝对数和相对值是不是都要远逊于之？还记得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各种指责、批评甚至漫骂铺天盖地，重挫高铁这一新生事物。从哪之后，中国的高铁发展和对外出口都受到严重影响。而客观数据却是，中国竟然是世界上火车最安全的国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火车事故五起，日本五起，英国六起，德国三起。法国仅2009年，共发生128起火车与汽车相撞事故，造成36人死亡。火车尽管在美国客运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火车基本用来货运。但仅2005年至2008年，就发生各种事故5起。最著名的则是洛杉矶列车相撞事故死亡26人的悲剧。这还要提醒一下的是，中国铁路每年运送乘客20多亿人次，仅每年春运都要超过两亿人次——要知道德国高铁二十年才运送10亿人次，全国铁路才16亿人次——在这样大规模的运送背景下，发生事故的绝对数基本和发达国家持平，这是什么样的卓越表现？如果以欧盟整体（波兰、荷兰等二十多个国家）和中国进行对比，其安全性更无法和中国相比。

至于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自由派百般辩护的对象印度，尽管火车车速很慢，但事故却是频率高的惊人——多到事故发生后，国际媒体都不报道的程度。法新社称印度铁路是“世界上最致命的铁路”，2009年印度火车事故共造成 25705人死亡（按一次死亡100人算，就是257起，平均一月二十起！几乎一天一起！印度官方的数字是每年平均400起左右！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全部发生的铁路事故为36起！还不到印度一年的十分之一！）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十大火车灾难，印度有三起，而且还占据第一和第二的“宝座”。（中国无一起，意大利、埃及、英国、奥地利、伊朗、朝鲜、巴勒斯坦各一起。印度排名第一的事故已无法统计死亡人数，估计800人，媒体则认为高达2000人！）。

如果唱衰中国的非要以火车事故做为否定中国制度的理由，哪么在客观数据面前，我们是不是要问一问：究竟哪种制度治理能力更高？哪种制度更以人命为天？哪种制度更受监督？

不过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媒体和民众的非理性反应，固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自然会对中国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恐怕也是中国火车运行世界最安全的原因之一。假如政府如同我一样展示事实依据，恐怕并不能令媒体和民众保持冷静而只会起相反的作用。

欧洲连续发生火车事故，各大媒体自然是全力报道。而且真的是就事论事，绝不上纲上线。这又和当初西方报道温州动车事故皆然不同。于是又引发了海外华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一篇《一样的出轨，不一样的报道：看CNN如何翻云覆雨》的文章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看来西方对互联网的适应能力也不比中国强多少。还以为他们能像过去一样，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垄断资讯，为它们的私利服务，成为它们私利的传声筒和喉舌。

客观而言，任何事故都不会无缘无故的。或者设备老化年久失修（如此次法国），或者人为失误（如西班牙），或者极端天气天灾诱发（温州动车可属于这一类），或者管理混乱、玩忽职守（如印度，发生事故的高速列车和普通列车居然都收到了在同一条轨道上行驶的荒唐指令）。但如果非要指向制度，哪显然是项庄舞剑。

只是西方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就采用“项庄舞剑”的标准，而当发生在自身时，就开始回归事情的基本面，就事论事。如果我们也按照西方的“项庄舞剑”标准，完全可以说为什么法国发生车祸？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而是国有化导致的低效率造成的，更是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必然结果。结论自然是法国国铁应该国进民退，更应该向利益集团开刀。

比如为什么一百多年前制订的福利标准到现在还不取消？现在国铁员工五十岁就可以退休（其他行业要到62岁）——仅这一项法国财政每年就要补贴七十亿美元，还享受艰苦岗位补贴。过去蒸汽机时代，铁路员工确实艰苦，但现在高铁时代，火车驾驶已经和昔日辛苦的体力劳动丝毫无关，何以整个国铁部门仍然享受特权？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一人在国铁上班，全家就可以免费乘车。就这样整个国铁还不满足，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动辙罢工，经常导致整个国家瘫痪。法国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曾说：“数百万法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将遭到剥夺，比如出行和工作的自由。”以此要挟政府，要挟社会，要求更高的福利，这一切自然导致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缺乏赢利能力，铁路设施自然也就年久失修，发生车祸是早晚的事。就在事故发生前三天，法国总理埃罗刚刚宣布取消了四条高铁的建设计划，以节省213亿欧元经费。而这一次车祸的主因被认为是固定两截轨道之间的一块钢板脱落了。这块钢板重达10公斤，由四个巨大的铆钉拧紧。如果不是太长时间的失修，怎么可能会导致它的脱落？

最关键的是，面对这样自私、蛮横、损害全体国民利益的利益集团，社会肿瘤，何以法国的政治制度就失灵了？诚然，铁路在任何国家都是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但何以中国就可以将之拿下，法国就不可以？所以这并不是某个司机的失误，而是制度杀人！

至于西班牙，则完全可以是另一套说词。但同样可以把矛头指向制度。西班牙铁路也曾是国有。为了刺激客运及货运交通的市场竞争，铁路网自2005年起就已不再归国有铁路公司Renfe所有，而是公共企业Adif。后来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2012年不得不加速进行私有化，以筹措资金还债——这曾引起西班牙工人的罢工抗议。铁路私有化之后，以利润为首要追逐目标的铁路经营者，自然把安全放到第二位。为了吸引乘客，高调强调准点率，甚至声称只要迟到五分钟以上，就全体退票。而这一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一位颇有经验的资深驾驶员在拐弯处以难以置信的超高速度行驶——限速80却高达190公里！而司机之所以如此冒险、置数百乘客生命安全于不顾，就在于这次班车已经迟到，他要超速赶时间！

所以，表面上看是司机违反规定造成的，但背后的根源却是这个国家追逐利润超过一切的铁路私有制度以及国家监管的失职。更深一层讲，何以西班牙会陷入经济危机的境地以致不得不出售国家财产给私人？哪结论显然只能是西班牙这一套民主制度出了问题。试想，一个全面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一个失业率高达27%的国家，一个不得不向国际社会乞求援助的国家，这样的制度还不应该否定和唾弃吗？（假如今天的中国是西班牙，哪么自由派的结论早就鲜活出炉了）

不过以我个人而言，还是希望任何一方面对问题时应该就事论事。只有这样才能不模糊问题的焦点，才能够找到问题真正的原因，也才能找到解决之道。西方管不了，至少中国自已应该吸取温州动车事故后整个社会非理性亢奋的教训。毕竟，国民的成熟和理性才是一个国家成熟和理性的根本。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混合经济。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公有制，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私有制。比较相似的是，只要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民生的领域，一般都是国家拥有或者控股。如能源、电力、交通、供水、交通运输、邮电、军工等等。而且在特定时期，国家还会主动大范围进入。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在全球掀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

西方是由于肇事者就来自于贪婪的私营领域，国家不救助就会有灭顶之灾，进而拖垮全国。而中国则是由于危机当前，民营经济均以避险为首选（无可指责，民营经济本性就是逐利驱动下展现的高效率和低成本，而不是社会责任和道德），哪敢投资入市？这个时候，也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承担力挽狂澜的重任。

从后起国家全盘私有化的效果来看，几无成功的个案。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后，曾把涉及民生的行业私有化。结果几年后，百姓就走上街头，再掀革命。这时的革命口号已经变成重新国有化能源、电力和供水等行业。因为私有化的结果是价格上升、服务下降。

就是现在，韩国的百姓聚众在首都下跪114次，恳求政府不要对高铁进行私有化。因为他们担心吉尔吉斯的一幕重演：服务下降、价格提高、安全失去保障。

无论是理论和现实，国有和民有互相不可替代，互相有存在的必要。这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何以自由派学者均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呢？

以我对自由派学者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从西方政治学理论出发，认为只有西方这样的民主制度才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认同。哪怕西方危机再严重，中国表现再出色，也无法改变其价值观至上的做派。显然，他们把矛头指向国有企业，也并非简单的违背经济常识，实是因为一旦中国政府失去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中国政治制度模式恐怕也就失去了基础。至于私有化后，是否利民，是否祸民，才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尽管他们还果打着为民的旗号。

自从火车诞生以来，火车事故就伴随着人类。面对如此常态的事件，却竟然能够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变成立场不同群体攻讦的工具，甚至上升到国有与民有之争，上演从火车“出轨”到世界“出轨”的一幕，实是发人深醒。在中国崛起进入最后的冲刺一刻，一起突发事件被国际、国内利益悠关方利用和操弄的可能性迅速增强。在事故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对这一挑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民众和社会的理性化，而这需要漫长甚至代价高昂的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中国三十多年发展整体上之所以如此顺利，前有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在先，后又有东南亚经济危机在后，现在又有西方全面的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都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提供及时的警醒。流火七月，欧洲的连串火车惨剧和各方登场亮相，恰又一次给中国提供了积累理性认知的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