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与政府集权制共同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被视作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政治制度，而且这种对应关系是唯一的。这种理论框架当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引入中国史研究时与中国的历史事实发生了严重抵触，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官方史学理论中最根本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造成中国的现代史学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严重的误读和曲解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并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唯一的政治模式，甚至不是正常的政治模式，这是解开一切理论症结的关键所在。中国在东周时期封建制解体之后，从生产关系上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听起来荒谬其实却是事实。认为荒谬的原因在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民主制政体做绝对对应的先验性结论作为前提，通过没有观察到中国出现民主制政体而反推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种对应关系只是一种公理性假设，既无法被理论也无法被现实所保证。实际的情况是，政府集权制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的政治模式，这为世界各主要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资本集权是作为亚欧大陆文明边缘区的北欧文明所发展出的独特政治模式，随着它在现代社会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而将其特殊性转为普遍性，更通过当地发展出的社会理论将其论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政治模式。这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非常明显。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的差别在于所有权的占有形式不同。封建制生产关系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的有限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无限垄断。封建制生产关系下，所有权依等级分级垄断，有限竞争。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所有权开放自由竞争，最终兼并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超级所有权，其人格表现为政府集权下的皇帝或资本集权下的金融资本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造就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雇佣劳动关系，租金和工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雇主和雇工的收入方式，雇主通过出借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以收取租金，而雇工则通过出借其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而赚取工资。作为政府集权模式收入来源的税收，其本质是垄断了土地矿产等资源的集权政府通过向人民出借资源使用权所收取的租金。而作为资本集权模式收入来源的利息，其本质则是垄断了货币的金融大资本向人民出借货币使用权所收取的租金。在所有权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不同资源的垄断对象差异造就了不同的集权模式和政治模式。

而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等于所谓工业大生产也是线式社会理论的先验性结论，以自然动力取代人工动力的大工业只是一种形式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无法与生产关系简单对应的。这种思维模式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如用铜器或铁器等工具指代一个时代及其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模式，这种简单对应无论在理论和现实上都站不住脚。以中国没有出现机器大生产便否定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逻辑推导。

对中国而言，从战国时代起，雇佣劳动制度就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生产关系，从雇工、雇农到雇佣官僚莫不如此，作为雇主阶层的地主和商人构成了社会中的大资产阶级，一直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具有无限制流动性，其所垄断的资源并非固定和单一。因地主阶级主要垄断土地资源便否认其资产阶级性质是非常狭隘的，资本家阶层并非由固定的职业和其垄断的具体资源对象决定，而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性质及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而决定。地主与商人都采用了雇佣生产关系，这就使他们在阶级性上无本质差别。多数学者受制于线性理论的制约在晚明社会中拼命寻找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实在是可笑之极，如此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上讲也就是商人干政，中国及其它世界主要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采取了政府集权而没有走上商人干政的政治模式，其原因在于，其社会中的商人即资本家阶层可以通过合法和正常的途径进入国家政权，从而享受相应的政治权利。集权政府并不排斥资本家进入政府内部，而未进入政府的民间大资本其社会权利同样受到政府保障，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它却是导致北欧发展出商人干政的政治模式的根本原因。受制于中世纪欧洲的民族政策，寄居欧洲的犹太人不但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反犹浪潮而颠沛流离，即便被允许定居也被限制在专门的犹太聚居区。当他们外出活动必须佩带标识犹太人身份的徽章，如同印度的贱民出门必须鸣锣开道以便让上等种姓者回避。犹太人只被允许从事有限的、基督徒所不齿的下贱工作，而这其中就有商业和放贷。这一限制反而成就了犹太人，当犹太人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时便被欧洲封建主所相中，向其借贷以解决财政困难，由此培育出了欧洲最早的金融资本势力——宫廷犹太人。然而宫廷犹太人即便富可敌国，积攒起足以左右国家社会的资本实力，但由于其民族身份特别而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体制，在政治体制内只是作为毫无地位保障的利用工具。宫廷犹太人通过对统治者的服务换取了少许包括可以不用佩戴犹太人的标志等政治特权，这种作为正常人生活的权利对犹太人却成为一种特权，由此便不难理解这种财富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悬殊差距为何会最终迫使宫廷犹太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反抗。他们通过暗中密谋操纵货币和政府财政左右国家政治，并最终通过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政体推翻了日耳曼贵族的集权制政府，架空了政府权力，宫廷犹太人也转化为犹太金融资本家垄断了资本主义体系上层，从幕后操纵国家和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犹太人用自己的方式解放了自己。而欧洲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本质上也是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要用一个傀儡政府作为障眼法实在是犹太人不得已而为之，由于欧洲历史悠久的民族狭隘传统使他们无法以公开身份控制政权。犹太人第一次在欧洲以公开身份参与掌控国家政权是在布尔什维克主政苏联的时期，但不久便被赶下政坛。直到今天，即便犹太金融资本家已经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财富，然而他们仍然居于幕后垂帘听政，这既为长久以来的历史原因所造就，也有着犹太资本家与欧洲各民族资本间从未消弭的矛盾斗争的现实原因。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欧洲的狭隘民族文化下催生出的畸形产物，是犹太民族从社会夹缝中发展出的生存策略。没有历史上日耳曼基督徒对犹太民族的奴役和压迫，就没有今日犹太人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资本主义政治非善非恶，对其缔造者犹太民族的神圣化或妖魔化也是不可取的。中国之所以要反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及其背后的犹太金融大资本是因为它们威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在这问题上无论上下左右派本不应有所矛盾，只是各自被各自的主义遮住双眼而化作宗教狂热者，只忙于彼此的圣战却不顾脚下的土地即将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