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是主席的逝世;9月11日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新的世界格局的一天;对我而言,9月13日对我有两个符号,今天说一个影响中国的大事,就是彪帅仓皇出逃苏联摔死在温都尔汗,造成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塑。上次在邓公120周年前夕,以我自己的角度谈谈他的心路历程,今天一样,从我的角度谈谈彪帅的心路历程。
与邓公相似,彪帅出生于大户人家,不一样的是,林家有两位革命先驱,给彪帅铺就了第一个革命道路,加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批共产党培养的军事骨干。参加南昌起义,退向海陆丰时成为朱老总的队伍中的一员,很强的军事素质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在后面的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显露出来,在主席选拔和栽培中,迅速成为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一战将。现在彪帅是反面人物,故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彪帅革命意志薄弱的表现,而长征过程中,不理解主席运动中调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理会议前要求彭老总出马指挥,被认为反对主席。其实这都是彪帅成长中的波折,在彪帅没有出事之前,从主席的角度,都正常的工作争论或者是对彪帅的培养教育。就象后面事件,主席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虽然看上去有点轻视彪帅,但更大的内涵是把彪帅看成自己年轻有为的后辈,而不是党内顶层决策者,甚至把矛头指向彭总。
我个人认为,彪帅最可惜的是抗日战争的锻炼不够,他虽然开始通过平型关大捷证明了自己可以是抗日名将的风采,但接下来的受伤和三年多去苏联疗伤对彪帅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缺陷。这三年是主席通过抗日根据地建设锻炼了一大批军政双优的优秀高层领导,如前面说过的罗帅,邓公,还有聂帅,陈帅(被小饶涮了一道),下面还有一大批军政干部兼任二级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什么这对彪帅是一个缺憾呢,因为抗日战争对土共是以游击战为核心的,大战不多,更多的是占地盘和经营根据地。如果彪帅代替罗帅经营山东,对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和干部培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有极大的提高,建国后政、军的全面发展和当好接班人如虎添翼。可惜,等他1942年回国,主席的抗日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彪帅在红军时期的军团级、方面军级指挥才能在抗日时期也发挥不起来,加上受伤后遗症,除了去重庆与校长谈判以外,基本在延安养伤为主。
或许你要说了,解放战争俺彪帅经营了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为什么不能练就党政军一体化的能力呢?这就要说到主席的妙手了,当时土共看准东北,从延安和各大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和精兵强将奔赴东北,由于主席在重庆谈判,少奇的战略思维和对干部的使用都难与主席相比,造成初期九龙治水和顶层思想的不统一。主席的解决办法是党政服从军事指挥,只有打胜仗解决核心问题,所以任用彪帅这个中央委员为一把手,领导四个政治局委员(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要知道土共七届政治局13个人,除了这四个人(后彭真调回)外,全部在陕北,其它解放区一个局委都没有,可见土共经营东北的决心。但是,彪帅虽然统率东北局、东北军区和四野,无论主席还是彪帅自己,都是把军事作战放在核心位置,党的工作、根据地建设等工作都是高岗、陈云、罗帅等替他具体负责,向他汇报,他就是根据军事斗争需要来拍一下板,所以高岗称为”东北王“而不是他这个真正的一把手。他在解放战争的辉煌在于他掌舵的短短两年,就让东北彻底翻了个,三大战役打了二个,并带领百万大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
主席是真正的欣赏彪帅的,彪帅受伤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八大出任党的副主席明显是和邓公作为后备接班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主席打倒彭总,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不放心军权掌握在他认为不一条心的彭总手中。重新请彪帅出马,由他掌握军权是这个时期主席的最贴心安排。由此主席放手发动文革,打倒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时少奇邓公党的体系崩溃,政治局被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总理的政府体系基本瘫痪,成立革命委员会,以造反派为核心。以土共九大为标志,实现了文革早期的权力再分配。彪帅一是如愿将其接班人位置写入党章,二是在21人的政治局中占有6个位置,即黄吴叶李邱加彪帅,还没计入即将投靠的陈伯达。但是,这六个人全部来自军队体系,党的权力体系实际上被文革小组占领,政府体系一直由总理掌握,彪帅对总理一直是尊敬有加的,人大体系一是也差不多停止运转了,由朱老总掌握,估计彪帅也看不上人大委员长的位置,毕竟这个位置在总理之后,不适应接班人。这就可以看出,彪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偏科严重,在党的体系、政府体系中毫无存在感。只好将目光投向”国家主席“这个位重权虚的头衔。而主席正因为少奇有”国家主席“加成,感觉严重削弱了党的主席的权威,彪帅摸了主席的逆鳞,形成了第二次庐山会议事件的暴发。
主席彪帅从亲密战友到视如陌路到彻底决裂,既反映了土共从战争到建设这个大格局中道路探索中出现的波折,也反映了他们个性的特点与碰撞。彪帅突然投奔苏修,摔死在温都尔汗,无法从他的角度了解他与主席的裂痕过程。主席对彪帅的疑虑是在文革刚开始,他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中提及的,一是彪帅讲政变,主席吓了一跳,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二是担心彪帅他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通过主席文革上位。其实,我从第三者角度,彪帅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说主席啊: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种疑虑,又被彪帅没经过主席就向全军发出的第一号令这件事,加重了主席对彪帅的担心。
如果把九大召开看成主席与彪帅的蜜月的话,这个蜜月太短了,从一中会议到二中会议短短的一年多俩人就走向对抗。我们把俩人的路线斗争暂时放一边,从俩人的个性上看,也是针尖对麦芒,主席自然不用说,此时他的权威,他的想法不容许别人批评;而庐山会议后的彪帅,从我的理解,更是破罐子破摔,他知道历来的党内斗争,失败者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孤傲的个性,不会也不愿向主席认错,这就出现了1971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彪帅阴沉着脸,与主席招呼都不打,坐了几分钟连领导人的合影也不管就跑掉了。这对比邓公文革中的起落,彪帅的政治涵养简直不及格。
这么一晃,913事件已经过去53周年了,当初,我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小屁孩,1971年正好我暑期转了次学,在上一个学校喇叭里还经常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靠彪帅题词而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转到新学校时,没多久就禁止播放这个歌曲,再过一阵子就开始批判彪帅了,让我初次领略了革命的运动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