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我在某汽车公司中国分公司做制造工程师已经第四年，同时申请美国的学校。多数申请是工业工程或者运营管理的博士项目，但也申了几个硕士项目。其中最可心的就是MIT斯隆的“制造领袖”硕士（LFM, Leaders For Manufacturing)。三年两个硕士，包括一个MBA和一个工程类硕士。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免学费。当时MBA的学费在我看来是天文数字，最后我出国时已经工作满四年，一共攒了22万元人民币，当时不少了，按一比八的汇率折算也不够一年的MBA学费，连财务担保书都开不出来。我是抱着买彩票的心态去试的，几十美刀的申请费而已，并没有真的报什么希望。

结果幸运从天而降。我忽然接到一个公司内部邮件，是不认识的职位很高的一个总监发出的。他正代表公司（因为公司是赞助商）做LFM项目的理事，正发愁已经好几年没塞进本公司的学员了。看到我的材料，觉得很合适。但是他要求我找中国分公司开一封函，说明项目结束后，我还会回公司服役。这个要求并不出乎意料，我也乐意，因为能进LFM是大前途，在公司服务三年五年的没问题，人事部以前也干过，还是中国分公司出钱的那种，何况我这不用公司掏钱的。结果卡壳了。我自己的老板没问题，但我老板的老板，制造总监对这个要求不置可否。这位总监是新来中国的，一个拉美裔。他要么说要多了解了解，考虑考虑，要么不见我。最后被我追急了跟我说了一次实话：他来了好几个月了，别的同事都找他亲近，我怎么就不上他的办公室坐坐呢？意思是我不是他的亲信。我冤哪。当时我每周都出差，很少在办公室呆着。另有几次培训开会的机会，我也尽量讨好领导了，但架不住这位喜欢那种特别夸张的马屁，尤其是一逢公司聚餐，这位必要放拉丁舞曲，然后上桌子扭起来，你得跟着扭才算捧场，我实在做不来。这事就这么黄了。

在这个事件中我深刻体会了一次中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之间打交道，虽然有时小别扭小冲突不断，但在大事上是热心的，比如涉及人家的孩子，或者某年轻人的大前途，君子成人之美的想法很深。公司的采购总监，跟我没有隶属关系的，是位资格很老的台湾大哥。主动找到我，说如果是钱的问题，他私人可以借给我，可惜这事还真不是钱的问题。我也找过公司的总裁，一个美籍台湾人。他表示真的很可惜，但不可能为了这么个事情跨过我的直接领导。但看得出他的惋惜表达的很真诚。而老美们，都是面热心冷型的。表面上热情，实际上在心里连一点波澜都没留下。当然，这也可能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有关。

我带着伤痕，走了其他的路。心中始终有这份深深的惋惜。我这位老板，因为太太突然查出患癌症，又匆匆调回美国了，我还没走，他又走了。前后一年都不到。工地和中方合资单位都没去过两次，头几个月安家，然后把我的事给祸害了，然后搬家回美国。他的中国之行只留下一个淡淡的中文名字：廖瑞铎，还是我给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