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持续30多年的稳定快速发展，现代社会已经开始将中国视为一种特殊的模式来研究，这不但包括中国的经济，更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在研究分析中，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都会发现中国政治制度与那些所谓的独裁专制国家的不同点，比如军队权力置于文官政府之下，比如社会言论的开放性，而最重要的则是政权交替的常规性。
       于是，很多人在仍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同时，也承认其开明性的一面，并因此将其命名为”开明专制制度”。甚至有很多人感叹于西方民选制度的异化，再将其贬称为“剧场政治”的同时，更对中国这种内部竞选世代交替的政权交接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是比民选更为优秀的模式，并将其视为非洲民选政治失败后的新出路。
       但，如果揭开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特色的“开明专制”并不是依赖于政治架构的精巧，也不是依赖于政治人物的自觉性，而是更依赖于中国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或者归之于最本质的动因，即依赖于统治者对身后名声的渴望。可以这么说，中国现行的政权交替制度是上千年文明的延续。在探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看到史书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在中国，史书本身就等同于西方的《圣经》，甚至是一部活着的不断增长的《圣经》。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什么样的名声对于政治人物（特别是处于权力高位的政治人物）是十分重要的。
       由中国史书承载的文化有很多独特之处，首先，中国人不相信会有千年的世家，一个极至的皇室家族也最多能够保持200多年，而一般政治世家则是“五世而宰”，只拥有富贵则仅能传“三代”，这些规律在欧洲也是承认的，但在非洲，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因此，非洲政坛上，以父传子是一种传统，所谓的身后名也只有通过家庭来传递，拼命保持家族兴旺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最高追求。
       其次，中国文化在否认了家族权势传承的持久性的同时，又开启了身后名的新模式，即“立德”“立言”“立行”，此三者是政治人物攀到政治高位后必然追求的目标。这点很重要，因为权势传承不可持久会导致另一种极端，即“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而将三立作为政治人物的最高追求，实际上就意味着让政治人物意识到，政治不是百无禁忌，要遵守规则，要做循吏不要做酷吏，要做明君不要做暴君。而儒家所书写的中国史书上，则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藏否来强化上述的理念，即图一时之痛快必然最后结局悲惨，更又通过对家族的责任来说明，即使你这一代不受报应，到最后必将报及子孙。
       而中国自宋以后的“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推广，也从第三个方面保证政权交替的现实性。政治人物不愿交出权力的根本原因，是怕在下台后遭到清算，这点在曹操的《述志令》里面讲的很清楚。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在强化科举的同时，对于高级政治人物开始采用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当代中国，在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甚至是在文革之时政治斗争中都在实质上延续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即当政治人物达到一定级别不论何罪不判死刑不罪及家人，而在常委以上级别，则不会因任何事情判罪（将来可能会有辞职的）。
      以上三个因素，是中国政权世代交替的保障，我想，欧洲的民选交替，其实也是上述三个因素保证之后才能顺利实现的。没能上述三个因素，非洲无论是采用中国的世代交替还是欧美的民选交替都是扯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