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中国的实际，并且至少已经存在了二三千年。不过他们大概并不了解，虽然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称土地公公）、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求刘猛将，养蚕祝蚕花娘娘，治蛟找许真君，航海靠妈祖，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都可以通过虔诚的谟拜和丰盛的贡献得到相应的庇佑或化解。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来世”，在下一辈子得到弥补。

中国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没有能发展成宗教，本土产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来的佛教越来越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君主制度过于强大。皇帝作为“天子”体现了天命和天意，天则通过太阳黑子、日蚀、彗星、地震等各种天象和灾异显示自己的意图和警告。皇权与佛、道、儒、鬼神早已合为一体，即使偶有冲突，如官府对某些民间崇拜的禁止、对某些宗教活动的取缔，也没有影响这种广泛的结合。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动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我幼时还不止一次在雷雨时听到老人的警告，不孝父母会被“天打煞”（雷击而死）。有时听到绘声绘色的传闻：某村某人当场被雷击劈死，背上显出乌黑的“不孝”两字，接着就是该人具体的不孝行为。所以每次打雷时，都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连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不良习惯，也会受到天谴的警告，如不敬惜字纸，糟塌粮食，说话不老实等。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作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人间只有打板子、上夹棍、砍头，最厉害的才是千刀万剐（凌迟），最终不过一死，而阴间会有十八层地狱，钉板、刀山、火海，只要想得出的刑具刑罚应有尽有，而且能一遍遍地用，死了再死。实在不够，让你转世为牛马，再来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