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内蒙

1958 年冬到 1960 年夏天，整个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是在呼和浩特市度过的。有幸躲过了一场劫难，我衷心感谢内蒙人民。

1958 年，我 11 岁，读 6 年级，当时农村的分配政策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时我家里只有我的母亲、姐姐、妹妹和一个弟弟，五口人没有一个劳动力，分粮时只分到一点点。母亲担心粮食不够吃，决定带我们去呼和浩特市去找父亲。现在看来母亲的决定十分英明。

父亲在 1952 年去呼市当了一名市政工人，主要是市政建设，就是盖楼修屋。我们在呼市城郊的桥靠村住了下来。虽说是城郊，可比我的家乡农村还落后。我看到他们的枕头和被子是灰色的，枕头是正方形的，穿的衣服也很灰暗。1959 年我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同年 9 月我们搬到了市政公司的家属宿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营坊道街五排31 号。在这里生活环境好多了。口外的人多了（当地人把张家口以东的人都叫口外人）。我们是从沿海过来的，算是真正的口外人了。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建国初期支援内地建设的东部各省的工人，山西的、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居多，本地人倒没有多少。

1959 年我家每个月 183 斤的口粮。我是中学生 36 斤，父亲是建筑工人 46 斤，姐姐和母亲每个月 各27 斤，妹妹和两个弟弟一共 47 斤。这些粮不够吃。每月的月底就向粮站借下一个月的粮吃。借来借去亏空了整整一个月。这时粮站就给补上。当时全国的粮食已经很紧张了。我们老家的亲戚来信说他们没粮吃了。当时呼市的粮食还算比较宽松，我们仍能吃饱吃好。

随着全国粮食形势的不断恶化，我们这里也有些紧张了。一些不用粮票的小吃没有了。比如有一种小吃，把黄米蒸成糕，压成磨盘大小的圆饼，隔一层放上一层红豆馅，甜甜的。一层层叠起来有一尺多高，用刀子切开卖。起初买的人不是很多，属于正常消费。后来粮食慢慢紧张了，买的人越来越多，排起了长队。59 年底，这种小吃就再也没有卖过。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这样，我们和老家的生活仍有天壤之外。他们只有很少的粮食，红薯干、胡萝卜都不够吃，还要吃野菜，野草籽，棉花籽、榨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些老年人病饿交加，最终死去。

呼市政府为了市民的生活想了好多办法。在秋季，粮站规定，每人每月用一斤粮票可以换 8 斤土豆，有时每人每月还供一斤黑豆，这些措施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是在那时候，是给我们解决了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们还可以勉强吃饱。

我读书的师院附中，冬天教室里生炉子以后，同学们不约而同的从家里带来黑豆，用扫地收土的铁簸箕在炉子上炒豆子，为此竟排起了队。后来我们的体育课就只打太极拳了。

全国粮食形势越来越紧，市政府动员全体市民从不多的口粮中贡献一点，支援国家。这样母亲和姐姐的口粮从 27 斤降到 24 斤，我和父亲降了多少我记不清了。后来我听说乌兰夫同志让内蒙古人民收养了 3000 多上海孤儿，可能就是此时吧。

粮食少了，生活更加困难。我们也开始了自救。父母周日带我和妹妹去市郊，捡些菜农收割留下的菜叶。回来也就给我们包菜团子吃。有时可以捡落在地里的土豆。运气好每天能捡多半口袋。妈妈为了保证天天都有粮食吃，自制了一杆秤，每天按定量吃。一点也不能多。其余吃代食品。甜菜渣、麸皮，放在玉米面里蒸窝头吃。父亲上班每天要带一顿午饭。晚上回家和我们一起吃。父亲吃的馒头或窝头是不掺菜的，母亲认为我们全家要靠父亲一人养活，必须保证他吃饱吃好。但有几次父亲回来说他的干粮被偷了。母亲生气地骂几句。父亲说，都是一个班上的工人，我大概知道是谁吃的。吃就吃了吧，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没有家庭照顾，赶上这样的年岁，太可怜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了。几十年后我深深懂得了邓小平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正确。

尽管这样，我家当时在市民中生活还算不错的。因为我和父亲定量较高。我家最大的是三个女孩子，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吃得少些。我父亲有个徒弟，保定青苑人，叫胡振富，粮食紧张以后，每月总要来我家两三次，来了父母留他吃饭，吃窝头或馒头是不掺菜的。我们几个孩子特别讨厌他。因为他吃了就等于夺走我们口中的粮食。父亲是个极善良的人。每每总说，这孩子到咱家就是为吃顿饱饭，你们就别闹了，咱们忍忍就过去了。

62 年初，国家召开了 七千人大会。党中央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动员城市居民回乡参加劳动。支援农业第一线。按当时的政策，58 年 1 月 1 日以后迁入呼市的非农业人口都在下放范围。我家也不例外。父亲是 52 年参加工作的工人，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是不在下放范围的。但他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向单位提出申请，带领我们全家回乡务农。

大约是 62 年 6 月份，毕业考试已经结束，等待升学考试。我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天津市静海人，在呼和浩特我们就算老乡。她对我说，你考中师吧，学费饭费都不用自己花钱。我想，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比较落后，父母是不会把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留在千里之外的。我谢绝了老师的好意，和全家一起回到故乡河北沧州。

回到家后，我看到的是步履蹒跚的老人，瘦得皮包骨的孩子和灰头灰脸的青壮年劳动力。好在这时候已经解散了公共食堂。分了自留地。麦熟和大秋又获得了丰收，人们才从三年困难时期解脱出来。

在呼市生活的三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那里基本保障了我的生活，我得以读完了初中。而我故乡的同龄人都是在拾柴禾、捲野菜、打猪草中度过的。这三年我村只有我读完了初中。文革中，我做为贫下中农骨干，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之后因为有文化，被组织上选派到乡政府担任了妇联主任，后来转正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一直工作到退休。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感恩的心情也越来越强。我再次感谢你们，内蒙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