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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专家吕植及偶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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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农民家的狗说到陪北大的学者到山上采样，忽然记起我曾经到陕西汉中市佛坪县三官庙核心自然保护区呆过两天，也听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过北大学者在那儿工作的经历。顺手搜到一篇网上的文章如下：
大熊猫专家吕植：“我的保护目标不仅仅是大熊猫” 文/本刊记者 周晓红
吕植，我国著名大熊猫专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教授。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生化专业，1992年在北京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 1996年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作完博士后。她从1985年开始从事大熊猫的生态学研究，进行了长期的野外观察，揭开了野生大熊猫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婚配制度等群体生活的神秘面纱。1995年～2000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任物种与保护中国项目主任，主持大熊猫保护项目并启动西藏保护项目。现任保护国际中国项目主任，负责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EPF)的项目协调和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的建立等多项重要工作。
她从19岁开始在野外考察大熊猫的自然生存状态，甚至可以随意出入熊猫娇娇的产房；她曾和偷猎分子斗智斗勇，也差点被大熊猫推翻的石头砸到；她更直面了队友在科考中牺牲；她向世界揭开了野生大熊猫生活的神秘面纱，野外考察行动被美国《国家地理》拍成纪录片；今天，这个赋有传奇色彩的年轻女科学家说：“我的保护目标不仅仅是大熊猫”。
在野外“我跟偷猎分子遭遇过”
《绿色家园》：您从19岁开始从事大熊猫的科研和保护工作，当时您那么年轻，怎么会选择把研究大熊猫作为自己的事业呢？
吕植：我在北大读大三的时候，听说学校里有一个潘文石老师在做大熊猫的研究，于是主动找到潘老师，以后就成为潘老师的研究生，自然而然就开始了大熊猫的研究保护工作。其实这是一种偶然。
《绿色家园》：野生大熊猫的生存现状和保护现状是什么样的？请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吕植：解放后由于历史和人为原因，大熊猫的数量急剧减少，真正开始保护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但是发展经济的客观需求加速了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就导致一方面加强了对大熊猫的保护，一方面却在减少它们的栖息地。1999年和2000年国家出台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两大生态恢复工程以后，大熊猫赖以栖息的森林比较安全了。然而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需要解决，他们的打猎、采集药材等活动都会对大熊猫产生影响。老百姓进山打麝、熊和羚牛，他们下的套子有时会套住大熊猫，所以保护工作还是需要跟当地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
《绿色家园》：在实际考察工作中，您认为对大熊猫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碰见过偷猎大熊猫的事情吗?跟偷猎分子面对面的遭遇过吗? 对于熊猫的生存来说，人的偷猎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吕植：1998年以前森林砍伐、栖息地的丧失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威胁现在相对得到缓解，使得偷猎的危害性上升了。我跟偷猎分子遭遇过，当时他们在保护区里打羚牛，逃跑后留下两背篓羚牛肉。当时的气氛比较紧张，我赶紧派人去找保护区的人带枪来查，自己留在原地看着背篓。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在有些地区，偷猎行为确实影响大熊猫种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偷猎的话，熊猫种群是可以恢复的。好在现在偷猎和栖息地减少的状况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佛坪县羚牛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绿色家园》：在野外考察时，您碰见过来自大熊猫的威胁吗？
吕植：碰见过。它们要是不高兴，会表现出攻击的样子。有几次我带着相机去找熊猫的小仔，结果大熊猫生气了，把一块大石头推下来。那块大石头从高处砸下来，落在距我只有两三米远的地方，险些砸到我。
接触可爱的熊猫并不是把它们当宠物
《绿色家园》：全国范围内从事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有多少人？像您和潘文石一样从事大熊猫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人有多少？
吕植：中国建了四五十个大熊猫保护区，工作人员和林业部门的人加在一起数字很庞大，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真正在野外长期做研究的不多，不光大熊猫如此，很多野生动物都面临这种情况。
《绿色家园》：很多人认为现在对大熊猫的保护已经很到位了，甚至有人说：“大熊猫得到了所有帮助，其他动物却遭到冷落。”这句话还可以延伸一下,就是其他没有受到如大熊猫一样浓荫庇护的野生动物受到冷落。有的动物不像熊猫那么可爱，但数量远远比熊猫少，人们对它们的关注远远不够，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对此您怎么看？
吕植：不能用公平不公平来衡量，大熊猫的外表招人喜欢，这是不能抵御的。人们喜欢大熊猫不能装成不喜欢，关心喜欢的动物及其命运是很自然的事。（人不也是如此？一个人的事业发展遇到贵人，很多也是讲究眼缘的）对于我们做保护项目的人来说，要做的工作是如何把其他动物的价值、魅力等展现给公众，获得人们对保护工作的支持。人们愿意支持什么不是错事。科学家有责任为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进行呼吁，帮助政府部门制定保护政策和保护计划。（佛坪县发现的棕色熊猫，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熊猫）
《绿色家园》：珍妮.古道尔最初和黑猩猩的幼仔玩耍，后来她发现这种做法不对，黑猩猩是她观察研究的对象，而非她的宠物；亚当森夫人也说她要很艰难地克制自己才能不去抚摸她养大的母狮的野生幼仔。在野外工作中，您跟大熊猫密切接触，可以随意进出熊猫娇娇的产房，一个学生甚至喊娇娇儿子的名字，说“三儿，你下来”，这个叫做三儿的小熊猫就乖乖地过来。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对待这种情况的？
吕植：在野外观察大熊猫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特意克制自己不去抚摸它们。熊猫特别可爱，我们忍不住就要摸它们一下，在给小仔称重的时候会抱着它们，不可能不接触，它们也会主动接触我们。这种接触并不是把熊猫当成宠物对待的，我不认为这是原则上的问题。
科学家要有勇气和骨气面对自己的良心
《绿色家园》：娇娇还好吗？她现在几岁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现状？
吕植（有些激动）：不好呀！娇娇现在很不好，2001年的时候她被陕西省的人抓起来了，关在一个饲养场里。娇娇现在十六七岁了，被抓走的时候还带着她的第6个小仔。后来我们跟林业部反应，林业部和陕西省都强烈要求把娇娇放回去，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组织了“专家”进行评审，说娇娇太老了，不应该放归，有生命危险，而小仔是因为太小了也不能放归。这是一个挺可悲的事，这个问题触及到了科学家的良心的问题。
《绿色家园》：您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最难做到的是什么？在野外考察、做研究那么艰苦，付出的努力有时会白白浪费了，觉不觉得委屈？
吕植：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科学家非常不容易，待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表现出一个国家重视什么的问题。我觉得一个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往往有很多想法，要让这些想法真正有用比较困难。这个“有用”往往不取决于科学家自己，特别是对于做自然保护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希望研究的结果都能够转化成保护的行动。比如我做熊猫的研究，希望它能够对熊猫的保护有用，但是用不用这个知识，不完全取决于我。再一个就是有时候往往会发生一些争执，比如克隆大熊猫问题就非常有争议。作为一个科学家，想要坚持一些东西往往会受到压力，在压力之下还能不能坚持你认为对的东西，就会跟科学家的良心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科学家有没有勇气和骨气来面对自己的良心，说起来是轻松的一句话，但做起来心理上要承受的压力很大。当然我也有建议得不到采纳的时候，不过也不觉得委屈，因为选择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做的时候就清楚涉及到的有哪些方面。
《绿色家园》：曾周牺牲的地方——佛坪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想起你我们更热爱这片绿土”。这个研究生21岁就把生命献给了保护大熊猫事业，出事时你们一起在野外考察，这件事情在您的生命里一定打下很深的烙印，您的感触是怎样的？潘文石老师在谈到您面对生与死、金钱与荣誉时给了您很高的评价，您对这些怎么看？（向科学研究工作者致敬！）
吕植：曾周和我同时入学，我们第一次野外考察的时候是大学的最后一年，我还没过20岁生日，他刚过完21岁生日。他也是一个刚刚准备开始生活的年轻人，他的死对我的震动非常大。在那之前，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这个问题，通过这件事才发觉生命实际上是那么脆弱和无常，轻易就可以消失。出事前一天曾周还在跟我们开玩笑，第二天他的东西就全变成了遗物。曾周的死还给了我另外一个启示：人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件很凑巧的事，生命本身又很脆弱，所以活着的时候就应该把每一天都过好，尽量多做一点事情，最起码自己不会有遗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以后，名利和荣誉就成了没有份量的东西。但是名利和荣誉不一定是坏事，要看怎么对待。比如名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对更多的事情有影响，这是好事。（名与身孰重？）
“尝试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熊猫保护结合起来”
《绿色家园》：您以后还将从事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吗？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现在的工作情况。
吕植：大熊猫保护工作肯定要做，这不会停止，虽然我现在不具体做，但对熊猫的关心会始终如一。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保护项目，从更广泛的角度关心大熊猫，做对大熊猫和别的生物都有益处的保护工作。解决自然保护区附近老百姓的利益和大熊猫保护的矛盾，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保护政策，收集更科学、更广泛的信息，对自然保护区域进行保护，都是我现在的职责。这些都会间接或直接对熊猫产生好处，而且在我工作的范围里，熊猫始终都是指示物种，熊猫保护的好坏代表这个保护区保护工作的好坏，成为这个地区保护的指标。
《绿色家园》：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的乔治.夏勒在80年代被美国自然基金会请到中国研究大熊猫，他回去以后写了一本《最后的熊猫》，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主要效忠个人和家庭，对工作和服务单位并不那么热忱，所有事物更是靠关系而不是靠责任感推动，结果各个单位若非由领导人督导，都自私自利，相争而不互相合作。中国人称之为婆婆太多”（中国文化的悲哀）。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您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做该基金会的大熊猫保护项目的负责人，是不是为了摆脱来自这些婆婆的困扰？您负责这个项目以后对于大熊猫保护工作最直接的益处是什么？
吕植：确实也有这种感觉。我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我希望自己的研究结果能够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建议是不是被采纳不取决于自己；其次，作为科学家因为某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或者没能变成保护行动，从而指责别人是很容易的，但对于怎样去做才能把建议变成行动没有很深的体会，所以我想亲自来做这些事情，希望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用上，直接参与保护工作，而不是旁观者。但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发现一个人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回顾我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做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成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能够在地方上扎扎实实地做保护工作，一代代做下去。这是让我非常骄傲的一点；另一个就是尝试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熊猫保护结合起来，这在熊猫保护上是第一次。亲自做起来以后尽管困难很多，直到现在也不敢说事情做成功了，但起码给大家一些启示。我们的做法多少都有一点示范的作用，成功的原因在很多地方都是具备的，这可以给其他地方一点启示和鼓励。
“生态旅游的目标是保护而不是经济”
《绿色家园》：您现在加入了保护国际，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中国项目代表，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保护国际的情况和您现在的工作目标好吗？
吕植：保护国际是进行全球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保护科学研究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保护国际的工作人员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最迫切的地区工作，与当地社区一起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从长远上起到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大国之一，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的工作优先区是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目前这个热点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由于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受到了严重威胁，森林覆盖率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从30％下降到15％，长江流域已经丧失了85％的原生森林，栖息地的片断化与退化已经造成野生动物种群的严重下降。我们要做的就是筹集《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把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下来，同时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当地的农民调动起来，让他们也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
《绿色家园》：生态旅游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非洲人把野生动物保护区开辟成生态旅游区，赛灵格提的狮子和卢旺达的山地大猩猩就是买门票才能看到。据说这两个国家每年接待世界各地游客参观狮子、猩猩的收入占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我国有没有供世界各国游人参观的野生大熊猫旅游区？
吕植：在理论上是这样，生态旅游做好了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非常有利，还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老百姓来说有直接的好处，他们会更加热心来关注保护工作，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管理上的难度特别大，必须管理和教育跟得上才行，否则会起到负面作用。旅游本身是一个双面刃，如果来旅游的人多了，就会修路、盖房，这些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所以，要把握一个“度”。生态旅游的目标是保护，而不是经济，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是给当地的，而不是给某个外来的投资方。我们的目标是鼓励当地人支持保护，从保护中受益，经济效益除了用在当地，还要直接用在保护上。生态旅游最好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展，这里面有一个民族文化的问题。比如王郎保护区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点，平武县现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保护。王郎保护区把用保护挣来的钱拿去作更好的保护工作，使得这个地方的保护更有效。这个保护区现在联合周边的4、5个保护区一起做，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
《绿色家园》：您想不想写一本像《黑猩猩在呼唤》、《亚当森与爱狮同行》这种自述体的小说，对十几年的大熊猫科研和保护工作做一个全面的回顾，用更生动的文字把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婚配制度以及某些避免近亲交配的机制等描述出来？
吕植：有这种想法，现在也有出版社在跟我商谈相关事宜，不过暂时还是没有时间动笔。
《绿色家园》：您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给我们描述一下您理想中的绿色家园的样子？您感受到的真实的家园又是什么样子的，它距绿色还有多少？要多久才能够实现？有信心吗？
吕植：我比较喜欢青藏高原，四川西部的一些地方也是很美的。人的生活状态比较安详、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绿色家园。在中国的西部能够找到一些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地方，那里还有原始一些的景观和植被。对藏族百姓来说，保护动物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典范。在中国西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生活的人们已经生活在绿色家园里了，不过外来的发展经济的要求正在冲击他们平衡的心态。我不知道北京要用多久才能变“绿”，也许要一、二百年。让北京变成适合居住的绿色家园更多的是一种态度。
《绿色家园》：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吕植：把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下来，在几年内有明确进展，然后再做类似的对保护自然资源有益的事情。
《绿色家园》：祝您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在采访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遇到北大保护生物学专业两位吕植的研究生，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眼中的吕植老师。
刘芳：成为吕植老师的研究生后，第一次知道她的样子是在一部影片中。
那部片子名叫《最后生存的机会》，由美国”国家地理“拍摄，是一部关于潘文石老师和吕植老师在野外研究、保护大熊猫的记录片。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谨慎地跟踪着大熊猫，眼神中充满了对大熊猫的关切之情。当我看到两位老师跟踪一只母熊猫到了她的洞穴，并趁着母熊猫外出觅食的机会“偷偷”地把熊猫幼仔抱出洞外时，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潘老师用一条红色的包袱皮把小熊猫包起来，吕老师用一把看上去很古老的杆秤给小熊猫称体重，两位老师对大熊猫付出的心血和情感令人眼睛湿润。
吕老师从19岁开始在深山老林考察大熊猫，一呆就是许多年，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背着沉重的仪器跟踪大熊猫的足迹，这绝不是光凭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热忱就能够做到的！（一万小时定理呀！）
和吕老师的第一次见面颇具戏剧性。那天我们在清华听讲座，快要开始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我的同学刘炎林惊喜地叫了一声 “吕老师”。我急忙望过去，看见有几位女士正在入场。我马上就认出了吕老师。她从容、自信的神态与众不同。那天吕老师穿着宽松而随意的衣服，红润的脸上充满了笑容。这和我想象中的吕老师差距较大。我一直以为常年的野外生活应该使她又黑又瘦才对，但是眼前的吕老师看上去那么年轻，浑身洋溢着热情和活力。这让我放心不少，因为网上的报道说吕老师身体不好，但是眼前的她看上去神采奕奕。
作为青年学生，有的时候我会为某些地区环境恶化的现实而痛心，面对那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现实的不完美而寝食难安，深深为我国环境的现状忧虑不已。有一次我不无焦虑地问吕老师，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能做什么呢？吕老师告诉我，这些现实的问题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你一直处于一种理想化的幻想当中，没有注意到真实的情况。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环境问题存在着，才需要我们这么一批人为之而斗争。既然选择了环境保护专业，那么你就要明白这对于你今后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就应该有面对困难的思想准备。吕老师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能够赢得这一场战争，环境和野生动物的前途是光明的。
刘炎林：在秦岭进行的熊猫研究和保护工作，没有坚忍不拔的科研精神和对科学的神圣使命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吕老师在秦岭经历了八年风霜，体验全身心投身于热爱的工作的同时，也经受了寒冷、饥饿、劳累乃至生命危险。
（我在三官庙呆了一天多，第一天上午，主要是跟随向导在核心区穿行，看是否有机缘遇到羚牛或熊猫，可惜人多音杂，只见到了羚牛的足迹和粪便，熊猫更是无缘。午餐就在林区一片高处空旷地，以咸菜、豆干、面包、矿泉水为食就地解决。晚餐保护区的同志准备得非常丰富，还特意从保护区外通过马给驮了些啤酒，真是不易，感觉一切都很美味。晚上与保护区工作人员们一同搞了个篝火晚会，为此他们特意将柴油发电机供电到23点，因平时他们也少与热闹的人群共处，那晚玩得也非常开心。夜宿核心保护区，感觉到了真正的万籁俱寂。半夜醒来方便，推开房门，身处周遭群山包围的凹地，整个核心区，没有任何现代都市的光、声、影痕迹，明月高悬，星星点点，群山翠绿，溪水潺潺，空气清新，间或有不知名动物的清奇叫声，刹那间，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场境，物我两忘，其心乐亦！去入厕的路上，幸有电筒照明，避开了地面爬行的几条小蛇，但当时却没有什么恐惧之感。第二天，依依不舍地离开核心区，沿途欣赏美丽的自然景色，大饱眼福，累并欢愉着。路过曾周的墓碑，向这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默默地致敬！当天下午，又返回了繁杂的城市生活之中。快十年过去了，可那次半夜时分立足保护区院内的身心感觉，却永远难忘。）
1998年之后，她主持西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足迹遍及青藏高原的各个地方。她徒步穿越5000米的无人区、考察羌塘、走墨脱，这些对于那些探险者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对于吕老师来说只不过是她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有一次吕老师的助手孙姗讲了一个故事:在今年的世界保护地大会上，有一位科学家自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位科学家问与会者：“what is a wonderful world？”，然后准备记录他们的回答。孙姗就问吕老师：“what is a wonderful world？”吕老师回答道：一个精彩的世界就是早上不用那么早起床，吃饭又有胃口。（有点禅的味道）还有一次，保护国际的王雁惊叹道：吕老师太厉害了，项目评审的时候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想，也许这就是所有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的共性：能够拼命。岁月将吕老师从少年带入中年，也将她工作的范围从秦岭的熊猫研究转移到主持保护国际的中国项目上。不管做什么工作，吕老师的态度都是同样的执着和坚毅。
作为保护生物学家，吕老师对现实的关注非常敏锐。早在秦岭做研究的时候，她就曾给国务院上书，阐述停止砍伐对于国宝熊猫的意义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意义。她的建议得到高层的关注，森林停止砍伐了，自然保护区也成立了。吕植老师说：这是个成功，也是个悲哀，因为如果环境与生物的保护只能靠高层领导的决策的话，这一次虽成功了，有的就有可能被漠视。
自此之后，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于严重的环境问题，吕老师从没有停止过发出自己的声音。如面对在“跑马圈水”中将受严重破坏的木格错湖的问题，吕老师就会同了其他专家向有关部门反映。虽然还没有结果，但正如北大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口号所言：只有投入战斗，才能见到分晓。
吕老师不仅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今年3月底的时候，我们在成都跟吕老师以及将要赴西藏考察的研究小组成员一起吃火锅。大家进了一家火锅店，待锅底端上来的时候，吕老师捞了一下，发现里边有海马，于是提出要换一个店。她这样做是因为海马刚刚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临走的时候，吕老师告诫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跟你们经理说，海马不能吃，否则是可以告你们的。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因为在吕老师跟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明海马的保护等级时，我还没有保护动物的非常具体的概念。我想具备关于各种动物的知识和保护动物的责任感，是成为一名保护生物学家的基本要求。
我们跟吕植老师谈过几次话，大部分都是吕老师对着巨幅的中国地图，讲述现在保护工作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由于对学科知识以及现实状况了解甚少，我们很少能够发表见解。吕老师这样鼓励我们：希望以后是你们讲，我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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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周：汕头人，1981年考入北大生物系，并以优异成绩学完本科，成为潘文石的研究生。1985年3月，曾周、吕植和另外一个同学跟着潘文石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进山后第39天,曾周因天黑迷路误入一个当地人叫做“黑弯”的阴森狭长的山谷里,走上黑弯的山梁，从160米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潘文石说：如果曾周还活着，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生物科学家。
大熊猫娇娇：雌性,现年16或17岁。1989年以来，娇娇一直是潘文石、吕植他们在野外进行观察、研究的对象。1989年娇娇在自然栖息地产下第一个幼仔后，基本上每隔一年产一胎，11年里共生育了6个“孩子”。娇娇和她的孩子们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亮相，成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科学杂志的“封面人物”。通过娇娇和她“男朋友”们以及他们的“子女”，潘文石他们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社会实行着多夫多妻的交配制度，为研究大熊猫种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娇娇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由于娇娇患上了感冒，2002年7月被陕西省有关人员从秦岭山中捉走，关在陕西省野生动物抢救饲养中心。与她一同被捉的还有她1岁左右的第六个“孩子”。目前娇娇仍被笼养。
保护国际：保护国际是进行全球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保护科学研究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并在南美洲、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等四大洲的30多个国家设立了项目点。保护国际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最迫切的地区工作，包括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关键海洋生态系统区以及主要的热带荒野地区。保护国际的工作队伍由来自3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从事宣传与交流的专家、教育家以及其他的保护工作者组成。这1，000余名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做实地工作，其中90％的工作人员是这些国家的公民。
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简介：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迅猛增加的人口与高速发展的经济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的工作优先区是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个地区既是保护国际在全球划定的25个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生态恢复项目的主要实施地区。该地区地形极其复杂，西起西藏东南部，穿过川西地区延伸至云南中部和北部，拥有超过12，000种的高等植物，很可能是世界上温带区中植物最丰富的地方。该热点地区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0％，但却拥有约占全国50％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及30％以上的高等植物。该热点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由于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受到了严重威胁，森林覆盖率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从30％下降到15％，长江流域已经丧失了85％的原生森林，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片断化和退化已经造成野生动物种群的严重下降。我国政府在该热点地区为恢复生态环境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采取的措施并非最有效的。保护国际希望与政府部门及其他保护组织共同努力，促进恢复多样化的天然植被，建立示范区，提高生物多样性，使工程项目投资得到最大的生态效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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