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周作人的传记，《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作者是上海的倪墨炎。

周家两兄弟，鲁迅、周作人都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人。郁达夫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的最丰富最伟大。” 郑振铎在谈到周作人抗战时期附逆是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时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在被问到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时候，说到谁的文章最好，只提到了一个名字，周作人，大意是说周作人是不能不提的。而他们兄弟俩的散文风格又是非常鲜明地截然不同，一个沉郁犀利，一个冲淡平实。

谷崎润一郎说周作人：“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着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不知道这是文如其人，还是人如其文。

周作人的散文成就，我想与他广泛的阅读有极大的关系。鲁迅晚年还说过，现在文坛读书多的人当属周作人了。如果想把一个东西写的很淡，就得对这个事物有多个角度的观察与认识，十分了解了以后才能写“透”而又恰到好处地控制力度，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文洁若说：“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

周作人在一百年前的1919年写的这篇《前门遇马队记》，就是很能体现他的风格的作品。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有一个六三事件，警察驱赶、抓铺游行示威的学生，他写的就是这期间的一段经历。这篇记叙散文写得很冷静，很客观，用白描手法写下了当时的情形，文中一点没有剑拔弩张的字句，甚至连直接的议论都几乎没有，但作者爱什么恨什么，却是一点也不含糊。这就是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被邓小平称作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很喜欢周作人的作品，他逛北京上海的旧书店总是找周作人的书。

当代中国散文作家中，汪曾祺是有周作人的渊源的，在我看来他是当代散文第一人。而周作人的学生张中行，写散文也学老师样子，却比老师啰嗦，说的故事尚有趣，文笔就差了，不过比那些澎拜的抒情、岸然的说教、油腻的鸡汤，还是好多了。

2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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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