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
有这样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对毛泽东来说太珍贵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寻乌县的区乡干部,另外还有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
这十多天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丰硕的调研成果,毛泽东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从这个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看,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份、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
用老毛自己的话说: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著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革命本身意味着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地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在土地革命中出现“左”的偏差,往往首先是在阶级成份的划分上,将一些人的成份作了拔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依靠和团结对象。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在这个文件里提出来的。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献了出来,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
江西行政地图,寻乌县就在最东南的那个角落里,南临广东,东接福建
老毛的这个调查很彻底,把三省交界的一个县翻了个底朝天。摘录关于人口买卖和契约的一段,作为仙人
《契约里的旧时代人权一瞥》帖的资料补充。
4.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著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著袖子揩眼泪呢!
“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著“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著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以上都是老毛写的,如有不实之处,不是俺的责任。感觉老毛拉仇恨的能力真是强啊,明明是正常的商业交换行为,立了契约的,有人作保的,面子上还美化为“过继”的,双方都是互利互惠的,怎么就成了”吃人关系“?俺现在已经百毒不侵了,这种宣传完全骗不了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