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史上最牛钉子城
本帖最后由 cyclouns 于 2014-9-5 14:16 编辑史上最牛钉子城
安芃
钉子户,我们都听说过不少,但钉子城,却很少有人听说过。我这里要说的的确是一座城市,而且这座城市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牛钉子城。
这座城市的名字叫—长沙。
长沙成为史上最牛钉子城,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有这么一段时间,如果你是个美国人,你告诉别人你不知道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对方大概最多冲你眨巴眨巴眼,八成他自己也没整明白北京上海是咋回事。但你要是告诉别人你不知道中国的长沙,那对方看你的眼神,没准就跟看见了个火星人差不多。
吹牛吧,长沙有那么有名吗?
夸张吗?可能有点,但长沙在抗战时期的确非常有名,却是不争的事实。
抗战期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上海,淞沪会战打得很热闹,打了多久呢?三个月。接下来的南京保卫战打了多久?不到半个月。武汉会战打得稍长一点,但即使算上武汉外围安庆,九江,南浔线以及江北山区的作战,也只有短短四个月。南昌会战则更短,只有一个星期,南昌便陷落了。
但是长沙,这座日本侵略军以为也可以象其它城市一样很快就能征服的城市,却让他们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从1939年到1944年,整整六年,六年之内,围绕着长沙,中日两军之间一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伤亡总数超过二十万人,绝对的世界大战的规模。六年之内,日军在长沙城下屡屡碰壁,死伤籍枕,未能越雷池半步。
长沙,这座英雄的城市,以自己的身躯,牢牢地阻挡住侵略者贪婪的步伐长达六年之久,俨然中国西南门户上的的一把巨锁,紧紧地屏护着中国西南半壁江山,这样的一座城市,难道当不起“史上最牛钉子城”这样的称号吗?
长沙,这座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过最多战火洗礼的城市,这座抵抗日本侵略军时间最长的城市,这座抗战中歼敌最多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最光辉的名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长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奇迹,是中国人的骄傲。
抗战中的四次长沙会战中,最有名的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间进行。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是个什么概念呢?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几件改变战争进程的十分重要的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拉进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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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第二天,日本进攻英属香港,18天以后,也就是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香港沦陷。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了对菲律宾的进攻,美国则在宽阔的太平洋上穷于应付日军的全面攻击,盟军在对日战场上节节败退。这段时间正是盟军对日作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是盟军在对日战争中的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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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
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签字国保证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与盟国合作,不单独同敌人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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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就在这个时候,华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击退日军进攻,击毙击伤日军亡五万多人,使日军遭到在中国战场上最大的惨败。华军的胜利让刚刚遭到珍珠港重创的美国人深受鼓舞,罗斯福总统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刚刚在香港被日本人揍得鼻青脸肿的英国人也十分开心,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彩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同盟国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长沙这个名字也因此享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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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华军缴获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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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遗留在战场上的尸体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二战爆发后盟军对日战场的第一次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影响相当于平型关大捷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如果有一部公允客观的中国抗战史,那么“长沙”这个词在其中出现的频率我不敢说最高,但至少也应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我之所以强调公允客观,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找不到一部可以称得上公允客观资料翔实令人信服的抗战史。长沙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竟然对长沙会战一字不提,以言论大胆著称的史上最牛历史教师袁腾飞老师在讲到抗战时,竟也没有讲到长沙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邪门而且没有道理的事。
同一座城市在同一场战争中竟然有四次成为主要战场,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实不多见。就我所知,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大地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长沙,另一次是在东北的四平。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国共两军也曾四战四平,但是无论从战役规模,战区范围还是从双方参战兵力以及伤亡人数比较,国共四战四平都远远比不上中日四战长沙。战争期间,一次战役就可以毁灭一座城市,何况是四次规模巨大的会战,长沙经受的战争浩劫可想而知。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长沙在抗战中遭受的最大的几近毁灭性的浩劫,还不是四次会战,而是出于自己人之手。在日寇进犯之前,长沙就被自己人燃起的一把猛火狠狠地烧了一把,这把由自己人燃起的熊熊大火一直烧了五天五夜才完全熄灭,烧死数千平民和伤员,全市90%的房屋被烧毁或损坏。长沙,美丽富饶的长沙,一夜之间,满城断壁颓垣,焦炭瓦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震惊世界的几次长沙保卫战就发生在长沙大火之后不久。大火尽管烧毁了长沙城区,但却不仅没有烧毁长沙军民的意志,反而烧出了同仇敌忾,烧出了众志成城,这大概也是日本侵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一把大火,四次会战,这就是抗战中的长沙。
让我们就从这把由自己人烧起来的大火开始,看一看那个年代里战火硝烟中的长沙吧。
要说战火硝烟中的长沙,就要先说一说长沙。而要说长沙,得从王八说起。
好,那就让我从王八说起吧。
(待续)
注:已征得作者同意原文转发,原本邀请作者移步此处,但本人潜水员一名,没什么人气,作者没回应,估计不愿分心。
原帖地址: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1/15336.html
另:这个图片怎么都不好搞呀,原帖图片在文学城里,直接链接会被屏蔽,直接插入又无法在正文的相应位置显示,从相册里插入的图片大小不是很满意。原帖的图文并茂,很难复制风采。
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 2 从王八说起
本帖最后由 cyclouns 于 2014-9-5 14:42 编辑从王八说起
安芃
什么,说长沙居然要从王八说起?
没错,要说长沙的历史还就不得不从王八说起,因为现存的最早提到“长沙”一名的史籍提到长沙就是因为王八。
现存的最早提到“长沙”一名的史籍为《逸周书•王会》,此时当在长沙建城之前,其中提到的“长沙”当指长沙地区。
西周初期,首都雒邑营建完工,各方诸侯都来朝贺,长沙地区的诸侯朝贺的贡物当中有一种玩艺很新鲜--王八,这种用来上贡的王八还有个学名,叫“长沙鳖”。拿来进贡的长沙王八,当不是普通的王八,而应该是王八中的极品,古文献称这种长沙王八“特大而美故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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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长沙鳖
然而王八再美,那也是王八,观赏价值不大,游戏价值也不高,人们养猫,养狗,养鸟,养蛐蛐,没听说有人没事养只王八玩的。我个人以为,这种王八进贡以后,还是成为下酒菜打牙祭的可能性最大。原以为拿王八做补品只是现代人的时尚,没想到古人也好这口。
看起来中国吃货繁荣昌盛,从上古就开始了,源远流长,兴旺发达,中国菜要是不能举世闻名,那就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长沙极品王八扬名立万的年头实在太早了,早得连其美名都无法在民间以及历史上流传下来,要不,在王八流行的今天,长沙王八一定会与长沙白沙井水一样闻名遐迩了。若真如此,那位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头号巨人毛伟人在他年老之后的那一天在长江里泡澡泡得通体畅快之后,诗兴大发,作出来的诗词会不会是这样的呢:“才呷(音Qia,长沙方言,吃的意思)长沙鳖,又食武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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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呷长沙鳖,又食武昌鱼?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而湖南这地界,还有个文化含量较高的称呼,叫做“三湘四水”。“三湘”指的是什么,说法不一,没有定论,不过有个比较普遍的说法,三湘指的是湘乡,湘潭和湘阴。这个说法,从北宋就开始了,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四提到道州(长沙),就称“湘潭、湘乡、湘阴,谓之三湘”。后来明人彭大翼撰《明一统志》解释说:“三湘,《寰宇记》:‘湖广长沙府:湘潭、湘乡、湘阴三县曰三湘。’”因此后人也把湖南这地界称为三湘大地。
我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说法为准,因为恰恰就是湘潭、湘乡、湘阴这个三湘地面出了湖南三位最牛X的人物,分别是湘潭出了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伟人,湘乡出了个曾文正公曾国藩曾伟人,湘阴则出了个左文襄公左宗棠左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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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
“三湘四水”中的四水指的是什么,没有丝毫争议,指的是湖南省境内从东到西流淌的湘,资,沅,澧四大河流。若从河流的流域面积来看,湘江是名副其实的大哥,湘江的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0%,湖南省也因此而简称湘。
湘江发源于广西临桂县海洋圩的海洋河。大江大河的源头,充其量也就是条小溪而已,这样的小溪,居然叫海洋河,很雷人。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名字,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这条小溪中的涓涓细流必定在千回百转之后,下洞庭,经长江,最后汇入真正的浩淼的海洋之中。
湘江从海洋河出发,于湖南永州市东安县的瀑埠头跨入湖南省境内,然后在湘南的山峦之间蜿蜒辗转,缓缓北行,并先后汇集紫水、石期河、潇水、渌水等许多伙伴,一直到它遇到浏阳河。
浏阳河,有名的浏阳河,还记得那首颂扬毛泽东毛伟人的歌曲《浏阳河》吗?“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九十里水路到湘江。”遇见浏阳河时,湘江已进入了湘北的江河冲击平原,河道变得浩荡宽阔,并在江心形成许多泥沙冲积洲,其中最有名的是橘子洲。这个橘子洲,我们后文还要提到。
湘江纳入浏阳河之后,还要遇到另外一些伙伴,象捞刀河,沩水,汨罗江,新墙河等,它会携同捞刀河,沩水一同前行,并向新墙河,汨罗江遥遥致意。请记住这些名字,因为它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侵略者的噩梦。尤其是新墙河,只为它的这个名字,它还要额外地承担一起沉甸甸的历史重责,这个我后面也要提到。
不过,在湘江遇到这些伙伴之前,在它遇见有名的浏阳河的几乎同时,它要先遇到了另一位朋友,也就是我们的主角--古城长沙。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年轻的润伢子(全名毛润之,因为还年轻,按照湖南的习俗,应该叫润伢子)曾站在一个狭长的江心洲很张扬地吟诵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在这首题名《沁园春•长沙》的诗词中,还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样的词句,显然,已经很有那么一星两点伟人的蛛丝马迹了。
润伢子那时很年轻,风神俊朗,玉树临风,是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也是当地不多的少女杀手。润伢子卖萌的结果,是迷住了他心中的女神-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此后两人留下了一些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随着润伢子后来名震天下,当时他在寒秋中独立的地方,也就是他词中提到的橘子洲--一个湘江中心的河沙冲击洲,也变得天下闻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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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润之与杨开慧
橘子洲形状狭长,宽约数十米到一百多米不等,长度则达整整5000米也就是五公里,形成长沙地区最具特色的地理特征--十里长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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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橘子洲
橘子洲只是湘江下游许多类似的长形沙洲中的一个,如果你从 google 的卫星地貌图上找到长沙和湘江,你会看到在湘江宽阔的江面上,星罗棋布地排列着许许多多这样的长形沙洲。长沙,也因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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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google 卫星地貌图上看到的湘江下游的长形沙洲
位于湘江下游的古城长沙,从来就不曾做过历史上相对统一的国家的国都,在这一点上它比不了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数朝旧都在历史上的绚丽风光,但至少长沙古城的历史与这些城市同样的悠久。
世界上的很多城市最初都是以军事要塞或者军事城堡的形式出现的,古城长沙也是如此。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势力向南扩张,长沙便成为楚国东南边陲依山(岳麓山)傍水(湘江)建立起来的军事要塞,这大概是长沙古城的最初雏形。
长沙是中国古代名城中典型的也是少见的古今城址,古今城市中心两者都重合的城市,通俗点说,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长沙开始建城到现在两千多年里,这座城市以及其城市中心就一直呆在原地,从没有挪过窝。
这话听起来新鲜,一座城市蹲在那里,难道会自己端起屁股来挪地儿不成?
别说,还真是那么回事,中国很多历史名城从古到今都不曾一直呆在它最初呆过的地方,而是不断地挪地儿,而且挪出来的动静还不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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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3-假如可以穿越
本帖最后由 cyclouns 于 2014-9-5 14:41 编辑假如可以穿越
安芃
北京,自西周燕国建立都城开始到今天,其城址先是从西向东移动,接着由东向西移动,最后又由西向东移动,整个地移出了个“之”字形,到元朝修建元大都后才基本固定下来。
西安,今天的西安城则从汉代长安城的城址上整体向东南方移动,现在的西安已经与汉代的长安城没有任何重合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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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到现代西安
开封,则更邪门,它不是水平移动,而是垂直运动,也就是上下移动。这话听起来悬乎,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从战国时代的魏国的大梁到今天,开封城的中轴线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开封旧城,其中包括3座国都,两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形成“城摞城”的奇观。这样的奇观,是由于黄河水患多次淹没了开封所致。考古发掘证实,开封“城摞城”最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如今在地下10多米处,唐汴州城距地面10米深左右,北宋东京城距地面约8米,金汴京城距地面约6米,明开封城距地面5米至6米,清开封城距地面约3米深。所以,现如今的开封城也早就不是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表现得那个富庶繁华的东京汴梁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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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城撂城奇观
只有古城长沙,两千多年了,江山不改,城廓依旧,始终钉在原地不曾动窝。单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沙就已经配得上“史上最牛钉子城”的称号了。
战国时代,长沙城的基本格局就已经形成。现代长沙城的基本格局,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一江两岸、西文东市、六桥三环、山水洲城”。这十六个字中,一江两岸,六桥三环很明白,不用解释。西文东市:湘江以东为市区,湘江以西为文化教育区,湖南几所主要的重点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国防科大,中南工大,都在湘江以西。山水洲城:岳麓山,湘江,橘子洲,长沙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只是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城市布局逐步扩张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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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鸟瞰
现在流行穿越,假如你是个老长沙,再假如你可以沿着时光隧道穿越到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楚国的长沙地区,你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这时,你大可以效法毛伟人,在该地的楚国人民面前指点一把江山。大概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看,城内的这条主街,很多很多年以后,会成为宽阔的五一大道,不过那将仍然是未来长沙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从湘江边直达火车站,十里长街,车如流水人如龙,是长沙最繁华的街道。那气象,那排场,就是你们的国都洛邑也比不了哦。
江边的这个渡口以后也用不着了,这一带将建成六座湘江铁路公路大桥,乘汽车坐火车过桥,喘口气的功夫就过去了。等你们的渡船摆到对岸,人家早就奔宁乡去了。
岳麓山脚的那两幢石屋,也许就是后来岳麓书院的前身。岳麓书院你们知道吗?哦。你们当然不知道,那可是你们楚国人当然也是我们长沙人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牛吧?不过要那样的盛况出现,还得等两千年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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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
岳麓山顶的那间菜农的茅屋将代之以巍峨的云麓宫。看看,岳麓山地势险要,可以俯瞰全城,以后国军的李玉堂军长会指挥部队在这里构筑大炮阵地,轰得日本鬼子哭爹叫娘。日本鬼子是什么东西?日本鬼子不是东西,日本鬼子模样长得跟人差不多,来自东北方大海上几个总称叫做日本的小岛。对了,你们这个时代还没有日本这么个东东,好些年以后徐福才会带着童男童女们登上那些岛屿,这之后还要经过好些年才会有日本这个称呼,难怪你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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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俯瞰长沙城
远处湖边上那一大片是什么玩艺儿?兵营,那一块以后会变成人们休憩游乐的公园,里面会有游乐场,有云霄飞车。云霄飞车是什么?云霄飞车就是--算了,别问了,说出来你们也不懂。
公元前222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大军攻灭楚国,长沙遂并入秦国,开始纳入统一的中国政治版图之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嬴政嬴伟人坚定地认为,春秋战国的乱局肇始于西周的分封制,受封的诸侯有权有钱有枪,可以慢慢做大,然后就不再听周朝中央政府的号令了。秦国本是周朝边陲的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嬴伟人的祖先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将秦国逐渐做成了当时最大的一块蛋糕,致使嬴伟人得以有能力统一六国。可以说,嬴伟人是春秋战国乱局的最大受益人,但是他不希望以后在他的秦帝国之内还出现另一个象他这样的受益人,于是他坚决地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
秦代设立了长沙郡,为秦代著名的三十六郡之一。
嬴伟人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并没能阻止秦帝国的灭亡,他知道分封制的危害,但他不知道苛政暴政的危害更大。其实早就有孔二先生教导过,“苛政猛于虎也”,可惜嬴伟人没有往心里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秦帝国二世而亡了。
取代嬴伟人的是西汉高祖大丈夫刘邦刘伟人(刘伟人语录:“大丈夫当如是也”)。刘伟人为了大伙能为他拚命抢夺整个嬴伟人的大蛋糕,便将陆续抢来的部分先拿出一小块来分给手下的弟兄,那意思是说只要大家卖力,俺刘伟人自己坐大天下,手下哥几个也坐坐小天下。分得当年长沙郡这块的,是被封为长沙王的吴芮,长沙郡于是变成了吴氏长沙国。
看起来当初嬴政嬴伟人对分封制的评价还是相当正确的,分封制的确是分裂混乱的根源。自打西汉建立分封诸王,诸侯们就没有停止过添乱。起先有异姓诸王的先后造反,后来又有同姓诸王的七王之乱。其实岂止西汉,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差不多只要有分封,就少不了藩王造反,绵延几千年,直到清朝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才算最后结束。
然而,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局势怎样混乱,在造反的诸侯当中,从来就找不到长沙王的名字。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伟人分封八大异性王,长沙王吴芮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牛人韩信,英布和彭越等。不久,其中七王先后造反,这里头当然有不甘寂寞自己起来造反的,也有被刘伟人逼得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但无论如何,只有吴芮始终忠于汉室,不曾造反。
因为长沙王对汉室忠心耿耿,得以让西汉一位名人和长沙发生关系,而这位名人和长沙的关系,又使西汉一位伟人的名誉受到很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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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4-冤屈的帝王与憋屈的才子
冤屈的帝王与憋屈的才子安芃
长沙常被人们称为屈贾之乡,屈,是屈原;贾,是贾谊。
屈原只是到过沅湘地区,遗迹已不可考,况且屈原已经太有名,我就不多说了。中国古代史上毫无疑问和长沙有着紧密联系并留下遗迹的最有名的人物是西汉首席才子贾谊。
贾谊其实是河南洛阳人,然而一提起贾谊,却会让人想到长沙,后人甚至直接给贾谊安上一个名头,管他叫贾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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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才子贾谊
那时的贾谊,才名满天下,而那时的长沙呢,尽管是地方政治中心,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不过是一个远离国都长安的南方边陲小城,应该说,贾谊到长沙,为长沙历史增色不少。
贾谊一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一悲情经历惹得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为他鸣不平。而把贾谊贬到长沙的那位皇帝,居然是汉文帝刘恒。
为什么要用“居然”这个词呢?因为汉文帝刘恒,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挑不出太多毛病来的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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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
在中国历史上,刘恒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勉强冠之以伟大字样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是值得后人与历史尊敬和景仰的。伟人也者,不在于一个人的个人私欲膨胀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他在有可能也有条件扩张其个人私欲的情况下,却为了天下公义,为了黎民百姓而抑制自己的个人私欲,比如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戴高乐等等,这是我自己对伟大一词的定义。文治武功或者丰功伟绩,这个可以有,但伟人之所以伟人,并不在于你有多少多少的文治武功或者丰功伟绩,更多地在于有时候当文治武功丰功伟绩前来敲门时,你却假装自己不在家。按照这个定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得起伟大二字的皇帝实在太少太少了,有一个算一个,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汉文帝刘恒算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明孝宗朱佑樘算一个,除此之外,我就找不出更多的了。
关于汉朝伟大领袖刘恒同志的生平,我这里就不啰嗦了,随便翻开一本中国古代历史书或者在网上古狗一下汉文帝刘恒,你就可以找到伟大的刘恒同志的算不得丰功伟绩的光辉事迹。
贾谊能被这个汉文帝刘恒贬上一回,太不容易了。
其实,刘恒对贾谊一直都是十分器重的,贾谊刚刚二十出头,刘恒就把他召到朝廷任命为博士,三天两头问计问策。博士是皇上的初级顾问,级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属于七品芝麻官。在刘恒看来,博士这顶乌纱实在太小,罩不住贾谊的大才,于是在一年之内就将贾谊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也是皇上的顾问,级别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厅司局级了,而且与皇上走得更近。接着,刘恒还打算将贾谊提拔为部级干部,这在其他人看起来就太离谱了,二十出头的小年轻就做部长,这让其他人的老脸往哪搁?于是,一群人来到刘恒面前给贾谊上眼药,说贾谊太年轻,缺少工作经验,又年少轻狂,喜欢胡来,专门给朝廷添乱。众怒难犯,刘恒没办法,只得让贾谊远远地离开长安去长沙给长沙王吴著做太傅。
平白无故地被贬到长沙,贾谊冤吗?冤,但刘恒更冤。
才华横溢的贾谊被贬到长沙,让人觉得刘恒是非不明,贤愚不分,使刘恒在历史上声誉大打折扣。如果有这样的看法,那就实在是太冤枉刘恒了。
两千多年了,人人都替贾谊抱屈,愣没人看出来刘恒打发贾谊远远地离开京城,其实正是为了保护贾谊。京城是个是非之地,在京城,一个人一旦成为众矢之的,那等于是被架在火上烤着,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贾谊一时不慎做错点什么,众人捏到贾谊的痛脚,一状告到刘恒这里,要求严办贾谊,你说刘恒他是办呢还是不办?
刘恒让贾谊远离京城去到长沙,还是颇见苦心的。其一,长沙远离京城,不容易搅合到京城的政治漩涡里去,让贾谊省掉了很多麻烦。第二,长沙虽然偏远,但长沙王对汉朝忠心耿耿,贾谊到长沙,可保平安。第三,偏远地区基层工作经验,是资历薄弱的贾谊最需要的,在长沙干几年以后再回京城委以重任,其他人就应该没有什么话说了。
然而,贾谊似乎没有体会到皇上的好意,憋憋屈屈地踏上了从长安到长沙的长路。那时他还听到一个说法:长沙那地界,地势低洼,溽焖潮湿,瘴气弥漫,对人身体极为不利。这个说法把贾谊吓得不轻,他以为自己到了长沙以后一定活不了几天了,肯定没有指望再回长安,于是一路上灰不溜丢的,精神气估计比上刑场的死刑犯强不了多少。路过湘江时,贾谊想起了倒霉的屈原,于是乎矣吁兮之地凭吊了屈原一番(《吊屈原赋》),其实是吊他自个儿。
西汉朝廷派往诸侯国的太傅名义上是辅佐诸侯王治理国家的大臣,实际是朝廷派往诸侯国的密探,负责监督诸侯的举动,看他们是否忠于朝廷,确保诸侯政治正确。如果说长沙王相当于现在的长沙市市长的话,那长沙王太傅就相当于现在的长沙市市委书记了,应该说权力不小。
然而,长沙王对汉室忠心无二,贾太傅无密可探,无督可监,天天在家清闲,说得好听,是逍遥自在,说得不好听,是混吃等死。
在长沙等死一等三年,贾谊依然活得滋滋润润的,滋润得连猫头鹰也一个劲地往太傅府里闯。看到猫头鹰飞进自己府中,贾谊又倒抽了一口凉气。长沙当地风俗,认为夜猫子进宅,主人凶多吉少。这一下贾谊又被吓得不轻,认定自己这次一准是死翘翘了,于是乎又做赋一篇矣吁兮之地凭吊了自己一番(《鵩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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鵩鸟曰:“关我什么事儿呢?”
文学家和诗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有人靠酒,象李白,“斗酒诗百篇”,一喝酒就诗如泉涌,止都止不住;有人靠愁,象李煜,愁越多越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一多,就愁出千古词章;贾谊这号的,那得靠吓,每吓一次,就吓出一篇传世名作来。
结果还是虚惊一场,什么也没有发生,贾谊依然睁眼一夜闭眼一天地活着。
贾谊应该比屈原幸运得多,毕竟他遇到毕竟是汉文帝,而不是楚怀王。
汉文帝刘恒还记得贾谊吗?贾谊还有机会回长安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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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5-史上最苦逼的才子
史上最苦逼的才子安芃
刘恒真的一直在牵挂着贾谊。
贾谊在长沙呆了四年,四年之后,刘恒把贾谊召回长安。
四年,是一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大概在刘恒看来,四年,也是一届长沙王太傅的任期。
贾谊回来后,刘恒很高兴,急吼吼地把贾谊叫到自己的办公楼未央宫里的办公室宣室殿内,两人在里面聊天,一聊就聊了大半宿。后来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首题名《贾生》的诗讲的就是这件事,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诗中说刘恒不关心老百姓,只跟贾谊聊一些鬼神之类的话题,颇有讽刺批评刘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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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
其实李商隐此诗的主要用意是批评他自己时代几位热衷于求仙问道的唐朝皇帝,却顺道又坏了一把前朝伟大领袖汉文帝刘恒的名声。
那天刘恒真的很高兴,他把贾谊叫到宣室殿里,两个人席地而坐。
请注意,席地而坐这个词,现在的意思,就是把地当席子,就那么不管不顾地直接坐在地上。但这个词的最初含义却不是这样的,席地而坐,是指先在地上铺一张席子,然后人再坐在席子上。因为椅子这个玩艺儿,到唐朝时才出现,到宋朝才开始流行,汉朝时是没有椅子的,即使是皇帝,也只能席地而坐,坐的方式一般为跪坐或者盘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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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席地而坐
唐朝以前,比如三国时期吧,即使那些偶像级的战将,吕布,周瑜,赵云这样的,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一下了马,威风便大大缩水,身高一般都属于二等残废不说,没准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地跟唐老鸭似的,为什么呢?罗圈腿呀。那时候的战将,十个里面有十个都是罗圈腿,为啥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坐,长期在地上跪坐或者盘腿坐,会使腿部发育不充分影响身高并导致罗圈腿。这个让人想到日本人,日本人在家里也是没有椅子的,只能坐在席子上或者榻榻米上,也是跪坐或者盘腿坐,所以日本人五短身材罗圈腿的比例比较高。假如你真的可以穿越到春秋战国,汉朝或者三国时代,见到西施,王昭君,貂蝉这样的长着可人的小脸蛋,走起路却晃悠着两条罗圈腿的所谓绝色美人,一定不要太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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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跪坐图
而武将们形成罗圈腿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骑马。
你看三国的连环画或者电视剧,看见吕布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人骑在马上腾挪闪展,把方天画戟丈八蛇矛之类的兵器舞得密不透风,看着挺酷,其实相当不靠谱。
三国时代,中国人还没有开始用马镫,马镫在中国的使用要到公元四世纪,而处于公元二,三世纪相交的三国时期,人们骑马是不可能用马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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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马镫的骑将干仗应该是酱紫的
没有马镫,骑马时双腿双脚只能垂在马腹两侧,两脚没蹬没踏的,这样挥动兵器很不给力,不大可能使得出什么高妙的刀法或者枪法来。要不信你自己试试,找个木马那样的东西,骑在上面,双腿双脚没蹬没踏地垂着,就算你舞两根筷子做兵器吧,试试看这样子你能不能舞出什么花头来。这样骑马,要让自己既不掉下来还能勉强作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双腿夹紧马腹,而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罗圈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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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中,三国骑将,人人脚踏马镫,这是相当不靠谱的事
扯远了点,不说罗圈腿了,还是回到刘恒和贾谊吧。
刘恒和贾谊就是面对面坐在一张席子上,刘恒坐这头,贾谊坐那头,然后开始聊天。
因为刘恒接见贾谊之前刚举行过祭祀,就顺口问了贾谊一些鬼神方面的事情。大概身旁的内侍顺耳听去了几句,出去对别人说皇上在听贾太傅讲鬼故事呢。于是外面都以为刘恒那天晚上听贾谊讲了一夜鬼故事,以讹传讹,这才有后来李商隐冤枉刘恒的那首《贾生》诗。
我不相信贾谊这大半宿侃的尽是神神道道吓人的鬼故事,要不如果刘恒让秘书把这些鬼故事录下来,直接就是一部《聊斋》么,以后估计就没蒲松龄什么事了。再说刘恒也不是个迷神信鬼的皇帝,我相信四年没有机会见到皇上的贾谊一定会抓住机会一股脑将他这些年思考的治国安邦之策和盘托出。
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贾谊在侃,刘恒在听。贾谊肯定侃得很精彩,因为刘恒听得很入迷,不知不觉地将身体朝贾谊那头挪过去,坐席的这一头就空了一块出来。两个人一个侃,一个听,这样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就是大半宿。
侃完之后,刘恒心悦诚服地说:“好久不见贾谊,我还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他了呢,原来我还是不如他啊。”听到这样的表白,你还能不承认刘恒是个好皇帝吗?这样率真的人,即使拿来做个朋友,也一定是件很爽快的事。刘恒认为自己不如贾谊的地方,大概不是说贾谊比他更会侃鬼故事吧。
这天晚上,贾谊能够眉飞色舞地一口气侃上大半宿,说明他健康状况不差,看起来四年的长沙生活并没有给他身体带来太多不利的影响。
不久,刘恒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把自己最喜欢的聪明好学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楫交给贾谊调教,这项任命看起来已经是在为将来做安排了。
然而,很不幸,几年以后,一次,梁怀王骑马时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这一跤摔得实在严重得不能再严重了,他这一跤,不仅一下子把他自己整个地给摔没了,也顺道把贾太傅的将来也给摔没了。
梁怀王刘楫的死,让贾谊非常伤心,史书上说,他是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未能保护好刘楫而伤心,这种看法我认为比较搞。眼看着自己这几年花费在梁怀王身上的心血白白地付之东流,这才使贾谊伤心的真正原因。于是贾谊每天都伤心地哭个不停,这一哭竟哭了一年多,贾谊最后就这样活活地哭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历史上结局惨淡的才子不少,但活活哭死的才子只有贾谊一人,所以我才会说贾谊是史上最苦逼的才子。
自古天妒英才,信乎!
贾谊死得可惜,后来的毛泽东毛伟人还特地为此写了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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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生才调更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首诗是否真是毛伟人写的,我不知道。即使真的是毛伟人写的,那也是与《念奴娇·鸟儿问答》同一档次的诗。
不过这时离贾谊从长沙返回长安已经整整五年了,看不出他的死跟长沙那一段生活有多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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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故居
贾谊走了,在长沙留下了贾谊故居可供后人凭吊。
在贾谊故居内,还有一口井,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井”的长怀井。
接下来我要说说这口长怀井以及长沙城里比较邪门的一样东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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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6-满城尽是窟窿眼
满城尽是窟窿眼安芃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其间还在自己的太傅府里打了一口井。
贾谊毕竟是贾谊,府中打出来的井也与别人不一样,这口井的形状很奇特,上小下大,象个茶壶,当时人们就管它叫太傅井或壶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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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古井断碑
后来唐代老杜到长沙,有诗句云:“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诗中第一句提到的定王为西汉长沙定王刘发,这也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后面我还要提到他。第二句中的贾傅自然就是贾谊贾太傅了,贾谊故居内这口茶壶模样的井便也开始沾上了些诗意,从此被人们称为“长怀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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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太傅府长怀井
这口长怀井是应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因为它是现存的地球上最早的一口古井,已存在了将近二千二百年了,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井”,长沙贾谊故居的确认就是以这口茶壶一样形状奇特的长怀井为依据的。
当然长沙并非只有贾太傅府才有井,事实上长沙无处无井。井水,是古代以及近代长沙人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因此长沙水井特别多,多到令人发指。
1948年,长沙市政府对市区的水井数目做了个统计,统计的结果相当夸张,当时的长沙市区共有3446口井,平均每条街巷就有两口井,绝对的中国之最与世界之最。
一口井就是大地上的一个窟窿眼,长沙城里,可谓满城尽是窟窿眼。
因为井多,历史悠久的名井便也随处可见。贾谊故居里有太傅井,蔡锷南路有丰泉井,桃花巷里有桃花井,福胜街有路边井,黎家坡有遐龄井,开福寺里有鸳鸯井,照磨巷内有聚福井,还有白鹤泉井,城南书院井,吴井,青石井,观音井,观泉井,水丰井,平地一声雷,高井,狮子井,白沙井等等等等。每口井都有历史,每口井都有故事,若要一个个说起来,那要另外写一本大书才成。因为井太多,长沙的许多街名甚至就干脆直接以井为名,如路边井,桂花井,水丰井,白沙井街,青石井,双井巷,高井街,古井巷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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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井—满城窟窿眼
因为井多,所以如果你喝醉了酒在长沙街头晃荡,那可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稍不留神没准你就一头栽进某一口历史悠久的古井里去,顺便又给那口井增添一段故事。
“济南的泉,长沙的井”,既然济南因泉著名而简称泉城,那么以井著名的长沙其实也应该简称为井城才对,一指长沙井多,二喻长沙位于地势低洼的河谷平原,实至而名归。
长沙井多,是因为长沙水好。长沙水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让长沙沙水名扬天下。毛伟人词云:“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也指长沙水好。而长沙城南回龙山下的白沙井水水质最好,是长沙沙水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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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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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井
白沙井名义上是井,实际上是几眼泉。现在的白沙井已经被改造过了,以前未经改造过的原始的白沙井,就是石头上几个水瓢大小的水窝,储满了水,舀去一瓢,水马上重新储满,如果没人舀水,那水也绝对不会溢出来,刚好储满那个水窝,非常奇妙,被形容为“碧湘玉泉,满之不溢,舀之不竭”。
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人用白沙井水酿酒,由毛伟人亲自命名为“白沙液”,现已成为驰名中外的国家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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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液名酒
长沙水好,跟长沙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地质构造有关,长沙位于低洼的河谷平原,就仿佛位于一个向北开口的簸箕的箕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湘江在这里进入宽阔的下游,浏阳河,捞刀河,靳江,沩水等湘江大小支流也在长沙附近汇入湘江,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为地下水提供了稳定的来源。长沙地区的地下水循环通畅,水质良好而且潜水面高,打井很容易,几锄头下去就能见到清冽的地下水。长沙的井水,清香甘美,夏凉冬温,是大自然对长沙人民丰厚的馈赠,以抵消河谷平原夏日的暑热。
自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沙水好,长沙湘妹子便也一个个出落得如同白沙井水一般甜美清丽,如果你没事在长沙街头闲逛,那一个接一个从你身边款款走过的佳人淑女,简直就是一道道看不尽的风景。
郁郁闷闷的贾谊在潮湿溽焖的长沙整整憋屈了四年之后,还能够活蹦乱跳地回到长安,我以为长沙沙水功不可没。
贾谊之后的西汉,长沙还出了另一位妙人,那就是前面提到的老杜诗“不见定王城旧处”中的定王,名叫刘发。这个刘发,挺有意思,他的出生,不在计划生育之列--他是位错生的皇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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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7-借腹而生的皇子
借腹而生的皇子安芃
贾谊之后的西汉,长沙还出了另一位妙人,那就是刘氏长沙国的第一代长沙王--汉景帝的儿子刘发。
这长沙国不是姓吴吗?而且人家吴氏长沙王对汉朝中心耿耿,咋地突然就改成刘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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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长沙王吴著
不错,长沙王本来是姓吴的,可吴氏长沙王传了五代传到吴著,吴著却没有儿子可以传承,吴氏长沙国只能无嗣而终了。没办法,命苦不要怪政府,点背岂能怨社会,吴氏长沙国无人继承,长沙王只好改姓刘了。
刘发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而且是庶出。刘发的庶出,庶得十分的地道,他不仅不是景帝的皇后所生,甚至不是景帝的普通嫔妃所生,而是一个本来毫无名分的宫女的骨肉。
刘发的生母,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大名,只知道她名叫唐儿。
唐儿本是侍候景帝嫔妃程姬的宫女,也就是程姬手下的使唤丫头。唐儿这一生,本来应该象其她成千上万的普通宫女一样,静悄悄地她走了,正如她静悄悄地来,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但她的运气比较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就了她,让她不仅在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了一笔,并且成为一代王朝的先祖。
唐儿服侍的程姬本已是皇帝的妾,也就是小老婆,地位已经很低。皇帝小老婆众多,多数小老婆一年半载也没办法见到皇上一次。那一晚,唐儿的运气来了,景帝临幸程姬,恰值程姬身子不爽,可程姬又不愿把这难得的机会让给其她嫔妃,便将皇上灌醉之后让侍女唐儿顶替自己为皇上侍寝。这位唐儿宫女想必也是美丽娇艳,冰雪聪明的人,一定深受程姬喜爱,要不也轮不到她有机会中这么大一个乐透奖了。皇上一觉醒来,发现枕边人并非程姬,却也没有追究。
俗话说,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唐儿与皇上春风一度,竟然珠胎暗结,十月怀胎之后,生下一个男孩,那自然就是刘发。
景帝即位以后,把自己的儿子陆续分封各地为王。刘发长大以后,景帝有些犯愁,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个稀里糊涂生下来小子。忽听说长沙那地界凭空多出来个王国,犹如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立马把这个儿子打法到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生自灭去了。
就在刘发被封为长沙王的第二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王造反,史称七王之乱,这个七王里头也没有长沙王刘发。刘发当然不会跟着刘濞他们起哄,除非他的脑子让驴蹄子给蹄坏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发的脑子比其他王子都要好使。
七王之乱不到一年便被平定,接下来朝廷加大了削藩的力度,诸侯王的领地都被削减。长沙王也不例外,领地被削减大半,剩不下几亩薄地了。
再后来,刘发得到机会回长安为老爸祝寿。在祝寿派对上,景帝命刘发跳舞庆寿,刘发跳舞时故意跳得缩手缩脚(“但张袖小举手”),让景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怎么会把祝寿的舞跳成这个样子。刘发回答,我那点地方又小又窄,让我手脚伸展不开啊(“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似乎对刘发的诙谐言行颇为欣赏,龙心大悦,立马将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阳郡三郡还给了刘发。
近来有研究表明,孩子的智商随母亲。许多其貌不扬却又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成功男士娶了亮丽性感胸大无脑的花瓶美女,生下来的子女一个个遗传了老爸的长相,却继承老妈的智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却又怨不得别人。所以,娶老婆,仅看脸蛋是万万不够的,漂亮脸蛋只是昙花一现,智慧聪颖才能持久,才能永远。
我们从刘发的机智中也隐约可见他那位宫女母亲唐儿的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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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宫女王昭君,汉朝宫女唐儿应该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吧
母以子贵,宫女唐儿生下皇子刘发之后,麻雀变凤凰,摇身一变,由唐儿变成唐姬。然而,这位由宫女升上来的唐姬在后宫的地位依然极为卑微,所以她大概也从未有过在后宫争风吃醋的念头,只是一心一意地抚养儿子刘发。刘发呢,尽管贵为皇子,但有个做皇帝的老爸,那也差不多等于跟没有老爸一样,只能与老妈朝夕相处,母子二人在后宫相依为命,感情极深。也许正因为如此,刘发一生事母至孝,被封为长沙王以后,刘发每年都要从长沙选最好的大米送到长安孝敬老妈,还从长安运土到长沙,在长沙城东建了座高台,经常登台北望,思念母亲,因此被长沙人民树为孝子的典范。
刘发死后,谥号为“定”,所以后人称刘发为长沙定王。刘发留下的那座望母台也被称为定王台,为长沙城的名胜古迹之一,定王登台望母的佳话也随之千古流传。
可惜,定王台古迹在战火中被毁,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只留下定王台这么个地名。
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做秀,大凡有点身份的人都喜欢也善于做秀。刘发米到长安孝敬老妈,实为孝道,没有异议。但他登台望母的行止,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却或多或少有些做秀的成分。
然而,对刘发这样的孝子秀,还有现今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亲民秀,我们是不应该过于责难的,无论如何,这样的做秀毕竟对社会风尚以及价值观的构建有正面意义。
就拿习大大的包子秀来说吧。当然,习大大的包子秀肯定是作秀,肯定是事先就安排好的,人要傻到一定程度才会相信习大大真的是偶尔经过临时决定去包子铺吃包子。但是,领导人能够做出这样的秀,我觉得还是相当正能量的表现,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说明他认同亲民,接地气这样的理念;第二,他希望用自己的亲民秀来影响他的下属。只是我们这样的亲民秀才刚刚开始做,还差点技术含量,闹出许多破绽,这方面现在还比不上西方国家。我相信以后这种秀做得多了,就会变得更自然更真切些。
一个人的作为是否做秀,是否真诚,人可欺,天难欺。也许长沙王刘发的孝心实在真诚,真诚得感动了上天,所以天道对景帝十几个儿子中的刘发这一支特别看顾,让刘发的后人当中出了个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东汉王朝的缔造者汉光武刘秀就是刘发的六世孙。自刘秀起,刘发的后人又坐享两百年汉家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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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刘秀
从历史渊源来看,如果说贾谊故居和定王台都是家世清白的话,那么长沙市区还有一座极为有名古代建筑,却怎么看都有点身世可疑,来历不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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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代发安芃 -钉子城系列
钉子城8- 来历不明的江南名楼安芃
长沙市中心城南路与天心路一带是长沙市区地势最高处,这里现在还唯一保留有一段十多米高的明代古城墙,而古城墙上面,赫然端坐着一座高阁—号称江南几大名楼之一的天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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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天心阁
天心阁这幢楼阁,最初建于何年?不知道。是谁建的?不知道。建来派什么用场的?也不知道。
三问三不知,并不仅是我一个人,这几个问题,现在压根就没人能够回答。所以,天心阁的来历,很有些不清不白。
人们只能推测,天心阁原本是用来观测星象的灵台,建在城垣上面,以增其高,以方便观测。
天心阁最初叫做天星阁,由于长沙方言发音心星不分,最后天星阁名称演变成了天心阁—从城墙底下举头仰望,这楼阁的确是在天的中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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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丝织锦上的长沙天心阁(二十世纪前期)
可以肯定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天心阁曾被重修过一次,所以有的史料据此说天心阁始建于1746年(乾隆十一年),但这肯定是不准确的。最近有学者考证,明朝万历年间就有史料提到过长沙天星阁,所以,天心阁最迟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存在了,距今至少已有四百年的历史。
天心阁的奇特之处,也许并不在楼阁本身,而在其所处的位置,在于它建造在古城墙的城垣之上,与古城墙浑然一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长沙没有今天这么些麟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位于地势高处另加十多米高的古城墙之上的天心阁遂成为当时长沙市最高的建筑,从天心阁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城,从长沙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遥望天心阁,是以天心阁成为长沙城的标志性建筑,于是有“登天心而知长沙”的说法。
也正因为如此,天心阁才会在一九三八年的那场长沙大火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天心阁自建成以后,就一直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自明代起就是迁客骚人登高聚会的场所,流传下来的名诗佳联数以千计。咏天心阁的佳联中,最牛的是一幅拿橘子洲与天心阁一起说事的:
水陆洲,洲系舟,舟动洲不动
天心阁,阁栖鸽,鸽飞阁不飞
堪称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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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阁近景
关涉到天心阁的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在天平天国初期。
1852年,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率领士气如虹的太平军先头部队围攻长沙,看到天心阁居高临下,便把天心阁作为攻克长沙的主要障碍,在天心阁旁挖掘地道,多次埋设炸药轰城。太平军的攻击虽使天心阁的城垣与阁楼千疮百孔,损毁严重,但太平军不仅未能进入城池一步,就在天心阁下面,西王肖朝贵自己反中炮殒命。
天心阁古城墙上至今还留有一些炮眼,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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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阁古城墙上的炮眼
天平天国早期,太平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而长沙,却是这个时期唯一一座太平军未能攻克的城市。这个,也算得上长沙作为史上最牛钉子城的另一条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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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阁下的太平军魂群雕
天心阁一战,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天朝前期最耀眼的将星过早地陨落,对太平天国来说,绝对不是件小事。如果能征善战的西王肖朝贵不死,后来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可能就会迥然不同;而且,假如西王不死,天王手下尚有人能与东王杨秀清抗衡,以后的天京事变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话,太平天国的历史也就要彻底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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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阁清代炮台
而且,长沙这一战对历史的影响还远不止此。
我们设想,如果萧朝贵不死,如果太平军攻陷长沙,那么整个湖南将落入太平军手中,这样的话,湖南就要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毛之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三湘大地也将象江浙地区一样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更重要的是,如果湖南陷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就无法从容地在湖南招募兵勇,也就没有后来的名扬天下的湘军,也就没有大批的湖湘弟子随着湘军的崛起而走向全国,走上历史舞台,湖南也就无法为后来的中国储备大量的政治军事人才。那样的话,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将要彻底改写了。
请记住这个名字:天心阁,因为我们以后还要多次看到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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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天心阁
(待续)
原帖地址: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2/7707.html 这位跑题跑得够远,从抗日跑到西汉去了
难道是长沙市政府请了他做广告{:200:} 钉子城9—初次见到洋鬼子
安芃
1978年冬天,我第一次到长沙。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几位朋友一起沿五一大道闲逛。忽然,我们走进一座灯火辉煌的商业大楼,在楼内营业厅里,蓦地见到一群人--一群洋人,金发碧眼,深目高鼻,真正的西洋人。
那时候,国门尚未开启,在中国大地上,洋人可是稀罕物件。冷不丁遇到一群洋人,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个个不错眼珠地盯着洋人看,感觉比逛动物园还新鲜。
听到陪同的翻译对围观的人群介绍说,这群洋人来自美国,我脑子里立刻噌噌噌地出现了一堆词语:“腐朽的”,“垂死的”,“水深火热”等等等等,于是更加好奇地考量这群美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水深火热”法。
看了半天,愣没看出这群美国人有一丁点水深火热,苦大仇深的意思,这帮人个个体格富态,红光满面的。女士穿着各式各样色彩斑斓的羽绒衣,男士则穿着深色呢子大衣或者笔挺的浅色风衣。转头再看看周围围着看热闹的同胞们,一个个面黄饥艘,脸有菜色,衣着更是清一色的灰不溜丢,我看见旁边紧挨着的一位看热闹的仁兄身着一件深灰色棉袄,外面还相当夸张地齐腰扎了根草绳。
而最让我们受刺激,感到目瞪口呆的是,这群来自水深火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满面红光衣着鲜艳的洋鬼子们,买东西时从皮包里往外掏钱,掏出的都是簇新簇新的十元人民币。更过分的是,洋人们往外掏十元人民币,还不是一张一张地拿,而是一撂一撂地拿,而且都不带眨眼的。
要知道,那时还没有发行百元大钞,十元就是最高面额的人民币,那时候十元人民币足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洋人们掏出一撂钞票买件东西的钱,就够我们一个人吃一年的,我们当时受到的那个刺激,可想而知。
打那以后,我一见到水深火热的腐朽的垂死的这样的词语,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一撂撂簇新锃亮的十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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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撂十元人民币够我吃一年的
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遇到洋人的那座商业楼,叫做湘绣大楼,洋人们一撂一撂往外掏钱购买的东西,叫做湘绣制品。
湘绣,是件比较牛气的东西,属于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与苏绣,粤绣,蜀绣比肩。如果要比较四大名绣的历史,我觉得历史最悠久的肯定是湘绣。
湘绣起源于民间刺绣,现已发现最早的湘绣实物是1958年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一幅龙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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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楚墓出土的刺绣品
1972年,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40件两千多年前的刺绣衣物和一幅铺绒绣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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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品
这些绣品图案多达10余种,绣线有色相18种之多,用行话说,运用了多种针法,针脚整齐,线条洒脱,绣工纯熟,很难想象,其技艺已经与现代湘绣技艺不相上下了。
至清代,长沙刺绣作坊遍及城乡。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长沙附近乡村,“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织者少,大家巨族或以锦钿相尚。”在这里,传统的农家生活方式已经不是你耕田来我织布了,而代之以新的生活方式--你耕田来我绣花,比以往多了些诗意与艺术气息。
现代湘绣更上层楼,竟然创造出双面绣这样神诧鬼异的东西,薄薄的湘绣制品,竟然可以在正反两面绣出不同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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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绣双面绣正面和反面
湘绣这玩艺,不仅是湖南的利税大项,从上面洋人们掏钱不带眨眼的情况看来,也绝对是湖南最大的创汇产品。
在长沙市面上与湘绣一样有名的,是湖南的大米。
湖南省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自明朝开始,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清朝乾隆年间,甚至开始有“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流行。
湖南自古就生产优质稻米,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汉的长沙王刘发就从长沙选送最好的大米到长安皇宫孝敬老妈。随着湖南全省的逐步开发,粮食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湖南的粮食也在全国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到二十世纪初,湖南的粮食产量已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和四川,湖南长沙更与江苏无锡,安徽芜湖,江西九江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米市。
据长沙市碾米同业公会不完全统计,民国初中期每年湘米输出至少在300万石以上,居全国各省之冠,其中80%以上由长沙输出。以每石120市斤计,300万石大米总共是三亿六千万斤,相当于全省三千多万人每人贡献10斤。当然,这个数据只相当于官方统计,加上民间个体商贩的投机倒把,湘米的输出的一定远远高出上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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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米
凭着湖南发达的农副业与丝织业,到二十世纪初期,长沙的经济已经相当繁荣。
抗战爆发之初,华北华东沦为抗日战场,而长沙,却借此机会狠狠地发了笔战争财。
(待续)原帖地址: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2/10423.html 钉子城10—曾国藩也会编瞎话
安芃
曾文正公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顶级大人物毛伟人和蒋伟人都十分推崇的一位伟人。
毛伟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眼高于顶的毛伟人也承认,如果换了是他自己出马去收拾太平天国,能不能做得跟曾国藩一样好,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蒋伟人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其麾下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曾文正公,也会编瞎话骗人。
1864年,曾国藩麾下的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
那当口,满清朝廷正眼巴巴地盼望着曾国藩曾大帅这位中兴股肱能将洪秀全天王府的大批金银珠宝运来北京,以充实朝廷早已因战争而空虚干瘪的国库。可是曾大帅的一纸奏章却让满朝文武从头顶一直凉到脚板心。
曾大帅在奏章中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预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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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湘军攻陷天京的曾国藩九弟曾九帅曾国荃
洪秀全天王府的财宝究竟到哪里去了,表面上这似乎是个谜,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天王府的财宝全被曾国荃及其部下运回湖南广置田产,府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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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辉煌的太平天国天王议事殿
位于长沙坡子街的一家叫做余太华银楼的古玩店的突然发达,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曾国藩的“全无货财”的奏章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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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金融业,商业集中地—坡子街
余太华银楼由江西商人余太华在清朝乾隆年间创建,在其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不出烟屎,与坡子街内其它许多手工金银作坊没有什么区别,只能混口饭吃。当余太华银楼传到余芬芳这一辈时,好运来了,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湘军将帅回到家乡,余太华银楼开始有大批金器换入换出。由于余芬芳勤恳能干,善于经营,余太华银楼迅速发达起来,改称余太华金号,以后兼营其它行业,逐渐成为长沙市的首富。
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常常离不开时运时势,很显然,没有湘军在战争中的勃兴,也就没有后来的余太华金号。一个人,一个企业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的兴旺发达,也得益于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
其实,就在抗战初期,长沙这座城市也结结实实地发了一笔战争财。七七事变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在蒋伟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决策下,华东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湖南则成为大后方。上海战事吃紧时,很多沪商急于将商品脱手,长沙一批百货业大户便趁机从上海低价购进大量货物,低进高出,狠发了一笔战争财。
不仅如此,华东,华中战事一起,这一地区的许多工厂、银行、商号、机关,学校,部队,医院纷纷内迁湖南。1938年,上海、汉口等地迁湘的现代工厂达118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同时,国民政府为了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制定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建设包括湖南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湖南轻工业小区在内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并以贷款和补助等方式资助工厂内迁。其中于1938年至1942年就补助内迁湖南各厂总计166万元。
在各行各业内迁的过程中,长沙成为终点或者中转站,一时万商云集,人口激增,曾一度超过五十万人。五十多万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样样都是商机,在这种情势下,长沙想不发财都很难了。
1938年,长沙进入空前的繁荣鼎盛时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场毁灭性的特大灾难猝然在长沙降临了。
(待续)原帖地址: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2/17526.html 钉子城11—开启灾难的秘密会议
安芃
1938年,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二年,这年的10月25日,华中重镇武汉陷落。接着,日军以武汉为依托,兵锋直指湘北,长沙告急。
1938年11月7日,长沙何健公馆蓉园内外戒备森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军事会议在这里举行,商讨在日军逼近时长沙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会议由那个时代的另一位伟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蒋伟人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冯玉祥,唐生智,何应钦和陈诚等人。湖南地方上则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等人出席。尽管前面的几位来自中央的大人物名声显赫,但我们这几节的主角却是后面的湖南地方上的张治中以及名不见经传的酆悌,徐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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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蒋伟人
主持会议的蒋伟人面色凝重,神情肃穆。自前一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中日全面开战已一年有余,这一年多来,日军攻势凶猛,华军节节抵抗之下,虽说不乏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这样的亮点,但总体趋势却是一路溃败,丧师失地,可以说是守一处,丢一处。守淞沪,淞沪失陷,守南京,南京不保,接下来徐州陷落,豫东陷落,广州陷落,武汉陷落,转眼日军又逼近长沙。华军能否守住长沙,蒋伟人心中实在没底。
“文白,日本人来了,你们省政府有什么打算?”蒋伟人问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
文白是张治中的字,那年头,稍微有点身份的人物不但得有个名,还得有个象样的字,而且这里头还有很多讲究。
一个人的名字,名和字其实是不同的两件事,其用处也不同。名,是用来自称或者由长辈来称呼。比如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名学良,字汉卿。张学良自称,总是称自己“学良”,大帅张作霖叫他也得叫“学良”。如果张学良自己称自己“汉卿”,那就闹笑话了。平辈的朋友同事之间应该叫字,应该称张学良“汉卿”,如果你是少帅的平辈朋友或同事,却一口一个“学良”“学良”地叫,那就跟骂人时问候对方父母一个性质,少帅非跟你打起来不可。
所以,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名流们相互之间自然也不能叫名,那是非常不礼貌的,要叫字那才显得文质彬彬,有规矩,懂礼节。在这种场合,你要是没有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拿得出手的字,你进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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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张文白
“我们准备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誓死保卫长沙。”张治中张文白坚决地说,他指挥过淞沪会战,与日军血战经日,华日两军曾将上海的罗店变成血肉磨坊。张治中想,日军若攻长沙,大不了再来它几个血肉磨坊就是了。
一年前曾表示过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唐孟潇觉得需要表现一下的时候又到了,而且作为一个湖南人,他也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便接上去说:“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
蒋伟人瞥了唐生智一眼,心里说,大老唐你就不要跟这起哄了,张文白说两句大话还情有可原,人家毕竟同日本人杀过几进几出,可你大老唐呢,要不是你当初拍着胸脯哭着喊着要誓死保卫首都,我蒋某人又何至于把那么些部队往南京这个死城里面填?结果倒好,危急关口,你丫抛下十几万部队自己撒丫子先溜了,要不是看你丫资格忒老,真能把你军法从事了。
想到这里,蒋伟人也不去搭理大老唐,径直跟张治中说话,“文白,以现有的城防工事,你认为守住长沙有几成把握?”
蒋伟人这个问题着实让张治中有些晕,因为这个问题极难回答。
日军刚刚占领武汉,气焰正炽,华军节节败退,士气不振,在这种情形下,谁敢说有把握守住长沙呢?就是诸葛重生,孙武再世,怕也不敢打这个包票。再者,张治中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只是一省的行政长官,具体的军事防务应该由在座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辞修负责,这样要命的问题,应该拿陈司令长官是问,而不应该问他。现在委员长把这个问题端到他面前,他弄不清蒋伟人的宝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无奈,为人实诚的张治中只能实话实说,“我不敢说守住长沙有多少把握,但作为湖南的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与长沙共存亡。”那意思明里是在表决心,实际是在告诉蒋伟人,我张治中只是湖南省的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不是野战部队的司令官,虽有守土之责,却没有兵权,我就那么几个人几条枪,抓抓小偷还凑合,要我守卫长沙,责任太大,大不了我张文白战死长沙,以死明志而已。
显然,张治中的回答并不能让蒋伟人满意,“文白的决心是好的,但仅有决心是不够的。”蒋伟人说着,环顾四周,希望能听到一点别的意见,便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除了湖南地方上要加强准备工作以外,中央也要大力支持,”在座的冯玉祥冯焕章提议,“部队的粮食,衣服,弹药等问题,十万火急,希望中央能早日解决。”
冯玉祥是特地从桂林赶来参加会议的,开会之前,这位曾经率军在华北浴血抗日的坚决的主战派将领还单独会晤了蒋委员长,并给蒋委员长讲了一个故事:三国时期,曹操率大军南下,兵扎长江。东吴群臣在曹军巨大的压力下,就象京戏《借东风》里唱的,“武将要战,文官要降”,弄得孙权一时没了主张。这时,鲁肃来见孙权,对孙权说,主公千万别听张昭他们胡咧咧,他们自私着呢,哪有替主公您着想呢?他们都可以投降,然后还可以在曹操手下继续混个一官半职,能够有口饭吃。可是主公您不行,您是君主啊,曹操哪里能再给您一个君主做?您要是投了降,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鲁肃一席话,终于坚定了孙权抗战的决心,这才有后来火烧赤壁的胜利。冯玉祥给蒋委员长讲这个故事,也是意在坚定蒋委员长的抗战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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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冯焕章
其实,冯玉祥说的道理,作为党国领袖的蒋委员长蒋伟人哪能不懂?正因为懂,他才没有采纳汪精卫等人的求和主张。
听冯玉祥提到中央要大力支持,蒋伟人心里有些烦躁,他现在最腻味听到中央支持这样的话。他伸手摸了摸光光的头皮,心想,你老兄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中央支持,中央支持,中央拿什么支持?你们要中央支持,中央也得有才行啊。现在局势如此严峻,到处要钱,到处要兵,到处要枪,到处需要中央支持,中国国弱民穷,外援又不易争取,现在中央穷得也跟我蒋某人的头皮一样溜光水滑,实在不行,你们干脆就把我蒋某人剁巴剁巴分了得了。
的确,这段时间里,蒋伟人很抓狂,抓狂的程度可以用一个比较文雅的成语来形容--五内俱焚。
(待续)原帖地址: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2/21401.html 钉子城12—那年头,领袖也抓狂
安芃
那年头,面对着他领导下的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蒋伟人很抓狂,他不能不抓狂。
首先,一年多来,凶暴的日寇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并且得寸进尺,仍在步步进逼,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
尤其是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以后,中国与外界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关闭了,中国需要的战略物资已无法从海上运入,完全依靠西南和西北极不通畅的陆路交通。至此,日本占领了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东部地区,中华民国只剩下内陆,西南和西北经济不发的半壁江山,要依靠这半壁江山来抵抗日寇的侵略,非常艰难。但不管前路有多么艰难,蒋伟人硬着头皮也要撑着走下去,因为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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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其次,陕北的山沟沟里窝着个毛泽东毛伟人,那可是个一天也不让人省心的主,嘴上拥护中央喊得山响,私下里连做梦都想着变天,暗地里不断积蓄力量,那也是心腹之患,不能不提防,不然以后会死得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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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毛伟人
此外,还有国民政府中跟日本人的关系说不明拎不清的汪精卫,何应钦,戴季陶等人时常在底下交头接耳,小动作不断,也不能不让他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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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人勾勾搭搭的汪精卫
蒋伟人手底下虽说号称有二百万军队,但军中派系林立,贪腐横行,战斗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既要抵抗凶悍的日本侵略军,还要提防毛伟人的中共党军,只能挖东补西,捉襟见肘,处处被动应付。
别的人若遇到难题,还可以往上推,可是难题推到蒋伟人这里,他又能推给谁呢?他没地方可推,只能自己全部承担起来,他承受的压力,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然而,在人前,他还不能失态,还得保持领袖伟人的威仪。只有在浴室里脱得精赤光溜洗澡时,他才能放下领袖伟人的架子,肆无忌惮地仰天长啸几声,以此来缓解内心的压力。
伟人,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次冯玉祥又提到中央支持,蒋伟人尽管有些不悦,但作为伟人,自然要喜怒不形于色,而且还要有所表示,“中央当然要大力支持,但湖南是鱼米之乡,军需当可以自己解决。弹药中央也会尽力补充。问题是,万一守不住,长沙怎么办?”
万一守不住,长沙怎么办?这个才是蒋委员长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蒋伟人心理很清楚,没有万一,只有一万,按照现在的状况,长沙根本就守不住,与其在长沙耗费兵力,还不如一把火将长沙给烧个精光,给日本人留下一片焦土,看他们占了一片焦土瓦砾的长沙有什么用。
张治中这时终于明白了,委员长再三拿他是问,关心的其实并不是长沙的防务,而是如何处理长沙这座城市,“委员长的意思是?”张治中试探性地问。
“当年,拿破仑进入莫斯科,看到的只有一片大火,拿破仑感慨地说:‘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壮丽,最恐怖的光景。我们是最好的演员,莫斯科是最好的舞台,可惜没有观众。’最后,法军不得不撤出莫斯科。”蒋委员长通过俄国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的历史故事,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这样,在蒋委员长的明喻暗示甚至坚持之下,火烧长沙,焦土抗战的方略终于最后确定下来。期间并非没有反对意见,只是反对意见太过微弱,蒋委员长的意见一向具有压倒性优势,微弱的反对意见根本无法抗衡。
最后,蒋为人把火烧长沙的任务交给了张治中。
蒋伟人没有把火烧长沙的任务交给第九战区的军事长官陈诚,而是交给了湖南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张治中,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武汉会战结束时,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他也接到了在撤离武汉前实行焦土抗战,火烧武汉的命令,但陈诚对焦土抗战的政策执行不力,把一座基本完整的武汉城完好无损地留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可以以武汉为基地进一步侵略中国。对此,国内舆论群情纷纷,蒋伟人也很有几分不满。张治中一向忠实勤恳,做事不遗余力,蒋委员长相信他能更好地实行焦土抗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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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陈辞修
然而,行政军事本就是两套系统,两个系统的首脑互不对付是常有的事,何况陈诚张治中二人因淞沪会战时结下了点梁子,不太和睦。
一年多以前,当淞沪会战战事正酣时,蒋委员长临阵将本由张治中指挥的国军嫡系主力罗卓英的第18军调归第15集团军司令官陈诚指挥。指挥权的更改本是常事,而且第18军本也是陈诚土木系赖以起家的老部队,将第18军调归陈诚指挥并无不妥,问题出在蒋委员长在将18军调归陈诚指挥后,不知是通讯联络不畅还是根本就忘记了,不曾将指挥权的更改命令知会到张治中本人,张治中仍然试图指挥第18军却指挥不动,闹得前方战况吃紧,张治中面子上也很是拉不下来。尽管当时陈张二人并不曾直接发生冲突,但心里的疙瘩却结下了。分别作为战区的军事和行政首脑,大敌当前,两人竟互不通气,造成行政系统军情不明,这就为其后的乱局埋下了种子。
后来,张治中果然没有辜负蒋委员长,一把大火将长沙烧了个八九不离十。只是这把大火烧得太不是时候,烧毁了长沙,烧死了数千无辜的生灵,还惹出一段公案,另外牵涉到三条人命。
(待续)原帖地址: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2/24901.html 钉子城13—张主席终生难忘的一天
安芃
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张治中张主席终生难忘的一天,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会经常回想,这一天,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1938年11月12日,历史也会聚焦在一天,后来的人们还会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来仔细审视这一天--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在这座长沙城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
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不知道张治中张主席这天早晨起来会不会右眼皮乱跳。或许,即将到来的灾难实在太大,大得让眼跳这种个人身体上的预示机制完全失去了功能;或者,战乱时期,人有旦夕祸福,眼跳已是家常便饭,让人失去了警觉;或许,张治中实在太忙了,忙得根本顾不上左眼跳还是右眼跳这种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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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张治中真的很忙,自从一年以前也即1937年11月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实施被后人称为两大政策的两大施政方案--《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夙兴夜寐,废寝忘食。一年下来,他的忙碌总算初见成效,三湘大地,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在各地民训基础上,全省建成了30万人自卫军常备队,70万人的后备队,共计100万人以上的抗日自卫队,湖南俨然已成为抗战的坚实堡垒。
武汉陷落以后,长沙又一变而为抗战的最前线。而且,就在前一天,也就是1938年11月11日,长沙的北方门户岳阳陷落。岳阳离长沙只有一百五十公里,日军的车骑到长沙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了,长沙人心浮动,老百姓急急地向外疏散,作为一省的行政首脑,又处在大敌当前的非常时期,张治中更得事无巨细,日理万机,简直忙得晕头转向。
官场中人就是如此,你一旦做了官,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你也不再属于你自己了,你属于一个系统,一套体制,从此你就去成天忙乎吧,完全没有你自己了。哪天,你想说,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我要回去陪她吃晚饭,切,门都没有。蒋委员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关系到党国存亡,你能不去吗?国父诞辰日,电台架好机器等着你去为全省几千万军民发表纪念讲话,你能不去吗?所以,做官看起来风光,代价却是失去自由,失去自己的生活空间。
做官,实在不是件每个人都会觉得十分享受的事。(比如本人,那就是个不愿做官的典范,很多年以前,本人放弃了可能当处长的机会,放弃了吃香喝辣的锦绣前程,颠颠地跑到北美做了个苦哈哈的码工。)
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张治中就是完全身不由己地忙着。
这一天的白天,他不得不去省政府公干,操劳全省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转移疏散。
到了晚上也没法消停,日程依然排得满满的,忙得腾云驾雾,脚不沾地。
张治中记得很清楚,这天晚上,他一共忙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11月12日这天还真是国父孙中山孙伟人的诞辰日,对于一向以孝治天下的中国人来说,战事再紧,国父的诞辰日也是不能耽搁的,那一天长沙市政府还组织了小规模的纪念游行。这天晚上,张治中还真的去了当时已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的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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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的张治中
第二,这天晚上,张治中会见并宴请了一批国际友人,宾主之间也自然会有一番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天夜里,张治中将自己的居所从城南的磬园搬到了城东的唐生智公馆。
第四,张治中还打了好几个工作电话,至少有一个是打给长沙市市长席楚霖的,询问征集800名民工搬运军需品的事。另一个电话是打给当时正在长沙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伟人手下的另一位伟人,当时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周伟人的,约周伟人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共商国是。
那个年头,伟人比较多一些,没办法,乱世出伟人么。做伟人,太需要时代与机遇了。你与我没有成为伟人,最重要的原因大概不是我俩才具不够,而是因为我们生不逢时,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然而,对张治中来讲,晚上尽管忙碌,但发生在这天上午的事肯定更为重要,重要到他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
这天上午9点,张治中接到蒋委员长发出的文侍参电,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
中正文侍参。
在接到蒋委员长紧急密电的几乎同时,张治中还接到当时的蒋伟人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强调对长沙一定要用焦土政策。
同一个命令双管齐下,张治中再一次身不由己,无法违抗。
在这里,我想马后炮一把,好好地议一议蒋伟人的这份密电。
这份密电粗看一眼,很是简单明了,但仔细研究,却是大有问题,甚至包含着无法绕开的逻辑困境。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如失陷”三个字,如果你结合电报全文仔细研究这三个字,会发现其含义竟十分雷人,相当不容易把握。
打个比方,通常我们说,“如果明天股价上涨,我就将股票卖出”。在这里,股价上涨是我卖出股票的前提,股价上涨发生在先,然后我卖出股票在后,很简单的因果关系。
但是密电中“如失陷”这个前提却无法作这样简单的理解,这三个字肯定不能理解为长沙已经失陷之时,因长沙一旦失陷便已沦入日本人之手,焚毁全城自然也就变得不可能了。然而,如失陷三个字决不会指长沙失陷以前,如果长沙还在我们手中,却自己一把火先烧个精光,结果长沙却没有失陷,那玩笑就开大了(事情的最后结局却正是开了这么一个太大的国际玩笑)。
执行这项命令的逻辑困境正在于,唯有在长沙失陷之前我们才有时间有机会将全城焚毁。城市一旦失陷,便再也没有焚毁全城的机会了。而“如失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有天知道了。时机握已经很难,要在一个面临失陷的混乱的城市举火焚烧全城,还要预先妥善准备,还要保守秘密,那就基本上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武汉陷落时,陈诚没有烧掉武汉,大概不是他不想执行命令,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机会。
也许正因为太难,象这种正儿八经准备焚烧全城的焦土抗战的计划,在抗战中才会仅此一例,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蒋伟人以后再也不敢玩这种走钢丝一样的焚烧全城的焦土抗战的把戏了。
现在,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张治中头上。
也许是太忙了,张治中没来得及仔细体味密电中的微妙之处,好在他是省主席,不用自己亲自放火,匆匆地就把电令交给了倒霉的长沙警备司令鄷悌。
鄷悌鄷司令从张治中手里接过电令时,他还不知道,他拿过来的,其实是一张自己的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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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芃
鄷悌,湖南湘阴人,是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同乡,毕业于黄埔一期,曾担任过黄埔教官以及黄埔同学总会秘书和负责人,发表过关于黄埔军校的学术论文,还是蒋伟人麾下篮衣社骨干十三太保之一,是蒋伟人手下颇具才干的得意门生,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陆军少将。
这样的地位,在当时的黄埔一期生中,虽然比起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宋希濂,杜聿明等等顶尖人物来尚嫌不足,但至少也算是佼佼者之一,称得上是衣锦还乡,春风得意了。尽管鄷悌鄷司令现在离成为伟人还有着一段遥远的距离,但他毕竟在通向伟人的那条道路上走着,而且他还年轻,才刚刚35岁,以他的背景和才干,加上时代风云际会,谁敢说他一定不能走得离伟人更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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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警备司令鄷悌
然而,他没能继续走下去,他迈向伟人的步伐就在这时因为长沙这把大火而嘎然停止了。
面对蒋校长亲自下达的放火命令,鄷悌直挠头。
鄷悌鄷司令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军人,打仗自然不在话下,但放火这种事却从来没有做过。这火,应该怎么个放法呢?肯定是不能象土匪强盗趁月黑风高出门杀人放火那样胡烧乱放
鄷悌想了半天,觉得长沙焚城这把火关系重大,不能乱放,应该有个详尽的计划。于是鄷悌找到一向做事还算沉稳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让许权起草焚城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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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
许权推敲好了几个小时,拟好放火大纲交给鄷司令。
这份放火大纲的全称叫做《破坏长沙计划大纲》,是火烧长沙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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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这份放火大纲,应该说许权起草的这份文件还是相当严谨慎重的,其内容一共十三条,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与起火有关的有这样两条:
第五条 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
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称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 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
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从这两条我们可以看出,起草大纲的许权考虑到了可能发生的混乱状态,对起火的步骤作了严格规定,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能开始放火:
第一,起火命令必须由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亲自下达。
第二,必须有长沙警备司令鄷悌的书面命令。
第三,必须听到警报。
第四,必须看到天心阁的火炬。
如果真的严格地按照这四个步骤起火焚城,那就决不会发生后来的混乱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时,如果鄷悌把这个大纲直接交给省主席张治中审批,后来的结果可能要好很多。
但是--要命的但是,人类历史上有着太多这样该死的但是--鄷悌并没有直接去见张治中,而是先将大纲交给了省政府保安处长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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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府保安处长徐权
历史的走向,通常都是由大人物决定的。但是偶尔,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某个小人物的临场发挥,也能让历史拐个弯儿绕个道儿。比如这里的徐权徐处长,就逮住了这么个机会。
我不知道当时的办事程序是不是要求鄷悌一定要把警备司令部送呈省政府的文件先交给省保安处审阅,更不知道省保安处长是否有权修改省会警备司令部送呈的文件,事实是,保安处长徐权不仅仔细阅读了大纲,并且在大纲关键的地方动笔做了修改。
徐权对放火大纲的内容只做了两处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只改动了两个字,可正是这两个字的改动,直接地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也间接地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一座城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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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芃
徐权改动的是放火大刚的第三条。
第三条原文为:
第三条 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
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徐权的第一处改动是将警备一团改为警备二团,也就是简单地把一改为二。
他这一改不要紧,却直接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这两个人就是当时长沙警备一团团长蒋燮琴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兼长沙警备旅代理旅长徐昆。
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兼长沙警备旅代理旅长徐昆,湖南新宁人,黄埔四期生,时年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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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兼长沙警备旅代理旅长徐昆
黄埔四期,是黄埔一期以外名将最多的一期,出了林彪,张灵甫,胡琏,李弥,刘玉章,高魁元,文强等知名人物。徐昆是他们的同期同学,是当时长沙警备二团上校团长。因为长沙警备旅旅长岳岑骑马摔伤回邵阳老家疗伤(岳岑岳旅长应该对摔伤他的那匹马顶礼膜拜的,否则,这放火的差事非他莫属),徐昆还兼任着长沙警备旅代理旅长。
徐昆,本来也可以象他的那些知名同学那样,在后来的长沙保卫战中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但就因为这场大火,让一切都过早地结束了。
徐权对放火大纲的这一点改动,对徐昆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后果。徐权这一笔一下就把徐昆推进了历史的前列,从此徐昆这个名字便与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永远连接在了一起;同时这一笔又如同阎王爷的一道索命诏,径直断送了徐昆的性命。
徐权将放火单位由警备一团改为警备二团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尽管徐权徐昆二人同为徐姓本家,但却不是兄弟。徐昆共有弟兄五人,其中四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五人中没有徐权这个人。也没有证据表明二人有五服以内的亲属关系。徐权甚至根本就不是湖南人,而是张治中张主席的安徽老乡。所以徐权不大可能是出于私谊为了奉送徐昆一件放火的功劳而这么做。
也有人说让徐昆参与焚城行动其实是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亲自推荐的,因为徐昆是警备旅代理旅长,而且徐昆的精明强干给张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此说当真,那么徐昆后来临死前大骂张治中倒是事出有因了,只不过张治中把徐昆推到前台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信任。
长沙警备一团团长蒋燮琴,湖南武冈人,黄埔三期生。徐权大笔一改,等于是让蒋燮琴死里逃生,躲过一劫,他应该对徐权感激涕零。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过,这句话似乎对蒋燮琴不太适用,此君尽管侥幸逃过一死,但后半生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作为,也没见有多少富贵气象,他后来所做的最露脸的一件事就是以“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在湘西的大山里被进山剿匪的中共军队活捉。由此看来,此君才具应在徐昆之下,若由他指挥纵火,能够一柱擎天,力挽狂澜的可能性极小极小。
庄子那一天在山中漫步,看见一棵大树枝叶十分茂盛,伐木的人却只砍别的树而不砍这棵树。庄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伐木的人是什么原因。伐木的人回答说:“这颗树没有什么用处啊。”庄子于是感慨地对学生们说:“这棵树就是因为不成材而能够终享天年啊!”这个,象不象徐昆和蒋燮琴两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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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不成材的树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事情的常态,有才能的人总是先倒霉,那你就错了。
那天,庄子从山中走出来,留宿在朋友家中。朋友很高兴,叫童仆杀鹅款待他。童仆问主人,一只鹅会叫,另一只不会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那只倒霉的不会叫的鹅,却是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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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不成材的鹅
这一下庄子和他的学生都傻眼了。
人生的祸福际遇,与此相似,谁又能说得清,料得准呢?
如果说徐权对放火大纲第三条的第一点改动只是彻底改变了徐昆和蒋燮琴两人的命运的话,那么他对放火大纲第三条的第二点改动则直接改变了长沙这座城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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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芃
徐权对放火大纲第三条的第二点改动,依然是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将纵火部队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改为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他自己也没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改动,直接改变了长沙这座城市的命运。
以简单标准的三三制计算,就算长沙警备二团齐装满员,其战斗部队充其量最多也不过三个营九个连,加上特种连队通信连特务连之类,最多也就十一二个连。若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警备二团总共不过十一二个相对集中的纵火点而已,再加上志愿民兵性质的社训总队,顶多不过十来个纵火点而已。
但改为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还按三三制计算,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一下子就将纵火点增加到原来的九倍,光是警备二团的纵火点就一下子增加到差不多一百处,再加上社训总队,纵火点一下子增加到一百多处。
想一想由十多个纵火点增加到一百多个纵火点的区别,全城各地一百多处同时起火,顷刻便成燎原之势,那时候,你就是请来龙王爷怕也灭不掉了。
此外,以班为单位也导致了指挥不灵,使局面更加混乱,最终酿成大祸。
实际上,就在徐权做这处修改时,正在现场的鄷悌鄷司令当即提出异议,认为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会造成指挥不灵。但徐权以部队都在城内,没有出城,不会造成混乱为由,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然而,我们似乎也不能责怪徐权做了这样的改动,蒋伟人的命令非常明确,“务将全城焚毁”,执行者便唯恐不能眨眼间将全城烧个底朝天。放火者放起火来当然是希望火着起来越快,火势越大越猛越好了。徐权的改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似乎无可厚非。
1938年11月12日,下午四点钟左右,鄷悌,徐权将修改好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送到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
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张治中是否对大纲做过详细审查。但即便他仔细推敲这份大纲,应该也找不出什么纰漏,因为这份大纲看起来似乎细致缜密,完美无缺,所以张主席当即批准了放火大纲,并在大纲上面做了13个字的批示:“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张治中的批示说得清楚,只是准备完毕,而不是正式放火,而且张治中还要亲自去检阅。
接下来,张治中召集相关人员成立了焚城指挥部,由鄷悌鄷司令担任焚城行动的总指挥,警备二团徐昆徐团长担任举火行动的正指挥,市社训总队副队长王伟能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
张治中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还特别向指挥部成员交代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在敌人逼近长沙时,万不得已,也须先发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其实,大纲里面对此也确有明确规定。
应该说,到此为止,焚城计划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妥当的地方。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焚城计划在准备过程中竟然完全走了样。
当晚十一点半以后,尚未疏散出城的长沙市民看到了让他们不安的异常情况:长沙市内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拿着火把,扛着枪,提着汽油煤油桶的士兵,在市区内许多房屋的外墙上画上焚烧记号。混乱当中,很多纵火队员并且开始将汽油,煤油浇在了市民房屋的门板,窗户及外墙上。少数市民不知底细,上前制止,与士兵发生冲突,场面异常混乱。
同时,为了将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完善,颇富创新意识的徐昆团长还将长沙市内所有的消防车也都灌上了汽油,让救火车全都变成了纵火车。
此时的长沙,已经整个地变成个一个巨大的汽油库,情势正如那位毛伟人一篇名作的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此时的长沙,只需要一颗火星,就可以演变成一场冲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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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长沙,已经危如累卵。
长沙,危如垒卵
然而,就在此时,1938年11月12日晚上的长沙市,就在一百多个纵火小分队进入准备位置焦急地等待检阅的时候,一个令人恐慌的消息逐渐在长沙市区流传开来:日军已经打到新河了!
新河,是什么地方呢?
新河,是长沙市北部浏阳河与湘江的交汇地带,离长沙市中心只有不到五公里。
日军打到新河,那等于说日军已经攻入长沙城内,差不多马上就要攻入长沙市中心了,一时间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
可真实的情形是,前一天,也即11月11日,日军占领长沙北方门户岳阳。12日晚,日军前锋刚刚抵达离长沙120公里以外的新墙河以北,华军第九战区部队在新墙河一带驻有重兵防守,日军并无渡河南犯迹象。
可是,日军抵达新墙河的消息传到长沙市区,却完全走了样,变成了日军已抵达新河。新墙河与新河,这一字之差,情势大变,导致市区内人心浮动,局面混乱,这是导致长沙大火的极为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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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墙河与新河,一字之差,情势大变
在1938年11月12日夜晚的长沙市,日军打到新墙河的消息,究竟是如何误传为日军已打到新河的呢?
人们都说,往事如烟,只有章诒和说往事并非如烟。我想,章诒和这样说,其实是她希望,或者是她的努力所在,尽量不让所有的往事都如青烟一般随风而逝,尽可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真实在历史的深处。我钦佩她,她做到了。然而,并非所有的往事都并非无烟,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往事,尤其是太多的历史真实,已如青眼般虚无缥缈,看不真切,或者早已如青烟随风而逝,再也无法追寻。
在1938年11月12日夜晚的长沙市,日军打到新墙河的消息是如何误传为日军已打到新河的,真实的情形已如青烟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的只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大概有如下几个版本。
版本一,从前线发回的军情电报被译电员漏译了一个“墙”字,新墙河直接变成了新河。
版本二,徐昆向警备司令部询问敌情,得知日军已至新墙河,随即往下传达,谁知却被手下一位连长听错而误传为日军已至新河。
版本三,警备二团某团副向省保安处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鬼子第六师团已至新墙河。该团副不是长沙本地人,将新墙河误听为新江河,在地图上遍寻新江河不得,却发现了新河,便断定是自己听错了,鬼子一定是到了新河,便如此向下属传达。
版本四,酆悌打电话到前方询问敌情,因为敌机轰炸造成电话线路不畅,通话时断时续造成酆悌将新墙河误听为新河。
其实,无论哪一种版本符合历史的真实,都不过是一种偶然,历史在偶然中前行,或者干脆可以说,历史本就是由一连窜的偶然连接起来的。在1938年11月12日的夜晚,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一个流言在长沙市区内传播开来:日本鬼子打到新河了!
日本鬼子都打到新河了,新河离长沙市中心不过五公里,眨眼可至,也就是说,长沙失陷也就在顷刻之间了,那些在黑暗中焦急地等待着的纵火队员们,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又都在想些什么呢?
将心比心,这种情况下,换了我,我会想很多。
我会想,我的老爸老妈都疏散出去了吗?希望他们不要等我,赶紧疏散出去才好。日本鬼子都打到新河了,我们还在这里等着,如果日本鬼子打过来,我们这些人能跑出去吗?我们会不会跟南京城里的居民一样被日本鬼子杀死在城里呢?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动手放火呢?日本鬼子都打到新河了,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再晚就来不及了。那些官老爷真的还会来检阅视察吗?他们说不定早就撒丫子溜了,把我们这些人扔给日本鬼子,这些当官的真他妈不是东西。烧吧,赶紧烧吧,把长沙烧个干净,给狗日的日本鬼子留下一片废墟。然后呢,能够冲出去就冲出去,如果实在冲不出去,大老爷们就跟日本鬼子拚了,拚一个够本,拚两个赚一个。这个时侯,如果有一个人登高一呼,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跟着把手中的火把仍向那些浇洒了汽油的房屋。
换了是你,你会怎么想呢?我相信,你的想法肯定和我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在这种人心躁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想不出事已经是太难了。
最后,终于出事了。
(待续)原帖地址: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3/11608.html 钉子城17—爱国愤青惹下大祸?
安芃
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一位名叫丁森的长沙青年和他的邻居张政保,表弟李锁柱一起将各自的家人疏散到长沙城外。但他们自己没有留在城外,而是相约一起返回长沙城。一年以来,张治中张主席在湖南建立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抗日自卫团,他们三人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市抗日自卫团,他们要回去参加长沙保卫战。
他们回城时已经过了午夜了。一进城,他们就听到日军已经打到新河的传言,而且还发现了异常情况:市区内到处是三五成群的的举着火把的士兵。
就在他们家所在的城南的那条小巷口,也有一群这样的士兵,正在那里焦急地议论着什么,这群士兵中就有丁森的朋友王二喜。
借助微弱的火光,丁森认出了人堆里的王二喜,接着在丁森和王二喜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嘿,二喜,是你吗?你们在做么子?这么晚了还不睡觉。”丁森问。
“是哪个?哦,是森哥啊。奉上峰命令,我们要实行焦土抗战,一把火把长沙烧个精光,只给日本人留下一堆焦土。”
“那做么子还不动手唦?”
“等命令呐,冒得命令不敢点火。”
“撞到鬼哒,日本人都打到新河了,你们还在等命令。你要等命令我不要等命令,你不烧我烧,我烧我自家屋总要得唦。等到日本鬼子打过来可就来不及了。”
丁森说着,抢过王二喜手中的火把,跑进巷内点燃了自家的房屋。
“烧吧,烧吧,狗日的日本鬼子,我不给你们留下一点东西。”丁森恨恨地说。
接着,丁森的同伴张政保李锁柱也接过火把点燃了自家的房屋,黑夜里,几股大火冲天而起,十分耀眼醒目。
其余一百多个早已在恐慌之中等待得焦躁不安迫不及待的纵火分队看到火起,都认定是别的分队已经得到放火命令,便同时举火,十几钟之内,一百多条火龙腾空而起,长沙转眼便淹没于一片火海之中。
上面的故事,取材于长沙大火后国民政府官方正式公布的长沙大火的起因。
长沙大火之后第四天,也就是1938年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的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公告,公告中说:
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
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
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
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显然,根据这个真相公告,长沙大火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伙爱国愤青丁森等人。
丁森,真的有这么个人吗?
也许有的,只是他已在抗日的战场上为国捐躯,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
毕竟,在湖南这片血性的土地上,丁森们的壮举,并非史无前例。
南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蒙元军攻陷长沙时,南宋最后一任潭州知州衡阳人李芾在熊湘阁堆薪举火,全家19口从容自尽。尹谷、杨霆等部将亦举家自焚。百姓们逃难出走之前,也多将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屋付之一炬,元军得到的长沙城只是一座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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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熊湘阁故址碑
明代湖南诗人陶汝鼐有《赋熊湘阁》诗,讲的就是这件事,其诗云:
熊湘高阁不可迹,
罗雀掘鼠作除夕。
熊湘高阁不可下,
焚王燔珠作除夜。
作除夜,悲何极。
三家举火千烟熄,
旦日长沙比寒食。
这个,是古代的故事。
现代呢,也有故事。就在长沙大火之前不久,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长沙市有位前清的秀才名叫邹炳蔚,这位邹老常以年迈不能上阵杀敌为恨,每对人说:“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武汉陷落之后,邹老果然手书遗嘱,赴水而死。
谁敢说,在这样血性的民众之中,不会产生出一个丁森来?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历史上其实并没有丁森这么个人物,这个人只是当局为了平息舆论而杜撰出来的。
据说那份真相公告曾经当时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周伟人修改过,如果说丁森是杜撰出来的人物,那就很可能出自周伟人的手笔。周伟人一向就是营造舆论的高手,一贯地善于忽悠,几年以后国共冲突,皖南事变发生,周伟人一则短短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就弄得蒋伟人灰头土脸,很是下不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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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国军将领周恩来将军。我靠,居然才领了个中将衔。
不过,人要混到周伟人这份上,领章上多一颗星或少一颗星,大概已经无所谓了。
然而,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两党都表现了相当的合作诚意,两党之间的合作也还算愉快。
周伟人这个叫丁森的人物的发明,应该说帮了蒋伟人一个大忙,将一起极为严重的滑稽乌龙事件忽悠成了一件颇带悲情色彩的可歌可泣的壮举--既是民众出于义愤自焚其屋而导致的大火,那就怨不得政府,也怨不得民众,要恨就去愤恨那万恶的侵略者日本鬼子吧--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的舆论导向实在是相当的高明而且政治正确。
长沙的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烧起来的,历史的真相如同另一缕青烟,早已飘散在历史的天空之中,已然无法追寻。
然而不管这场大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它最后的确是烧起来了。
在那么个混乱,恐慌,焦虑,躁动甚至激愤的黑夜里,在那么个哪怕一个烟头,一枚流弹,甚至从火把中蹦出来的一颗火星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大火的黑夜里,这场大火烧起来实在是有太多的理由,一点都不奇怪,如果这场大火没能烧起来反而会让人觉得奇怪了。
没错,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串联起来的,但历史的结局却是一种必然,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汇合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种历史的必然,偶然是因,必然是果,这个夜晚的这场大火,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导致的一个必然。
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已经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整个长沙市在大火中呻吟,长沙,这座千年文化古城,陷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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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芃
大火猝起在凌晨两点,这时尚未疏散出城的市民大部分都还在睡梦之中。
许多市民还来不及从睡梦中惊醒,就踏上了黄泉之路。如果灵魂不灭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会探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部分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周遭熊熊大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最后的那一刻,他们一定也想知道答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此,他们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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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火
市区小喻家巷老3号住着一位60多岁的向奶奶,熊熊大火将她从睡梦中惊醒,她想逃出去,可是门窗已被大火封死,无路可逃。情急之下,她一眼看到灶前盛满凉水的大水缸,老人灵机一动,爬进大水缸的凉水里避火,这是老人当时能够想到的唯一的逃生之道了。然而,悲惨的是,大火之后,老人在水缸里被活活地煮熟了。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伤亡最惨重的是老人,他们老迈年高,无力与大火对抗,许多象向奶奶这样的老人被大火无情地吞噬。
除了老人,死伤惨烈的还有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尤其是重伤员,他们行动不便,又无人抢救,很多人活活地葬身火海。
药王街有一个伤兵收容所里,十多名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当时正在这里疗伤。那天深夜火起后,伤兵们都惊醒了,发现四周都是大火,逃生无路,无奈之下,他们钻进了一口废弃的水井,长沙城里实在有太多这样的废井。然后不幸的是,旁边一堵高墙被火后坍塌,将废井填埋,赖以逃生的废井瞬间变成了他们集体的坟墓。
此外,还有四十九标伤兵医院,小吴门外陆军医院以及西学巷,文庙坪,火宫殿等处的伤兵收容所,也有许多伤员被大火烧死或者在大火中绝望地开枪自尽。
可惜这些军人没有倒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成了这场大火中的冤魂。他们为保卫国家出生入死,英勇负伤,理应受到最好的关怀和照顾,却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伤痛。
当晚正在长沙的周恩来周伟人也差一点就葬身火海,当他从着火的屋子跑出来时,眉毛烧没了,头发烧焦了,当时的模样,一定十分狼狈。如果不是机警的警卫员邱南章及时将他叫醒,没有了这位在后来的岁月里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的历史是否还会沿着同一条轨迹运行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一个警卫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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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
偶然吗?偶然,但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
全城都在燃烧,整个长沙市顿成人间炼狱,被覆盖在凶猛的地狱烈火之中。
侥幸冲出火屋的人们,望着满城的大火,不知如何是好,不得已由着本能的驱使,随着恐慌的人流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企图渡江逃命。然而,江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只摆渡木船,结果不少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到江里或者因为小船超载而随船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侥幸逃出火窟,却不幸葬身江水,那几天,人们可以看到一具具尸体在江中漂流,惨不忍睹。
数字是枯燥的,但要描述长沙大火后的人员损失,却又不能不用数字。
遗憾的是,我们却并没有一个可信的精确的人员损失数字统计。大火后官方公布,有3000人在大火中遇难。然而,这个数字,只是个粗略的估计。
当时,长沙有30万居民,加上从敌占区逃出来的难民以及武汉陷落前后撤下来的学生,政府工作人员和部队的伤病员等,曾滞留长沙的总人数可能一度超过50万人。这50万中,90%以上已经在大火之前疏散出城,留下了大约三万多人,只是这留下来的大多是逃生能力差的老弱病残人士和部队的伤病员,加上大火猝起在凌晨两点,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之中,即使保守地估计有大约20%的人在大火中遇难,遇难的人数也已达到6000 - 7000人左右。因此,这场大火中实际遇难的人数肯定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3000人,只是精确的人数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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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之后
长沙古玩店聚集的地区藩城堤一带,大火中全部被毁,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也随同大火化为灰烬。其中最可惜的是余太华金号,所藏价值连城的的国宝级文物440颗汉印,之前曾有外国人出高价收购,被老板拒绝,却不料想,在大火中连同存放汉印的保险柜一起被熔化成了铜块铁饼,仅此项损失就远远超过了余太华金号所烧掉的全部金银首饰。
贾谊贾长沙居住了四年,历经2000多个春秋,被长怀井滋润过,有猫头鹰飞入过的贾谊故居,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60年后,贾谊故居才得以正式恢复重建。
古城长沙的象征--明代高大城墙上耸立的天心阁在大火中烧得仅剩下残垣断壁,城垣之上,只留下一片废墟。
西汉长沙王刘发为了望母而修筑的定王台,在清朝末年被改建为“湖南省立图书馆”。1921年,刚刚出道的青年毛伟人曾在这里度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涯。然而这座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名胜,连同它所珍藏的万卷善本古籍,在大火中毁之殆尽。
1949年,长沙房地,税务两个部门对大火中被毁的房屋进行调查评估,统计得出:全市1100多条街巷,被烧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条,幸存有5栋房屋的330多条,幸存一二栋房屋的190条,全市将近90%的街道,都在这场大火中遭到彻底焚毁。
平定太平天国有功的湘军将帅,很多人后来做过总督,巡抚,尚书,在长沙市都有府第公馆,这些建筑,基本都在大火中被烧毁,大火之后的长沙,文化名城的声誉大打折扣。
作为四大米市之一的长沙,全市本来有250多家米厂,粮行,除剩下12家半外,全部被焚毁,全粮食行业共损失银洋1000万元以上。长沙市当时本有库存谷米200多万石,在大火中被烧掉190多万石。依然按照每石120斤计算,190万石总共是两亿两千八百万斤,如果用作军粮,足够供应一支50万人的部队整整一年有余,损失之大,令人痛心疾首。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从此黯然失色。
不耐火的湘绣制品损失同样惨重,所有绣庄连同三万多件绣品,画稿无一幸存。湖南第一纺织厂是当时长沙的一个基础产业,大火中厂房,机器,设备,原料全部被烧毁。
如果说大火之前的长沙是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大火之后的长沙则变成了一张焦黑的废纸。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赢伟人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后来被浑人项羽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1860年10月,攻入北京的英法联军放火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抢走或者焚毁了难以数计的奇珍异宝,烧死了300多人。
而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足可以与火烧阿房宫,火烧圆明园鼎足而三,并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三次火灾,而长沙大火在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上远远超过前两次大火。
一场大火,毁掉整座城市,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长沙大火,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灾。
11月12日在电报韵目代日中为文日,前面蒋伟人发给张治中的文侍参电中的那个文字,也指的是11月12日。因为大火发生在11月12日至11月13日的夜间,所以历史上把这场大火称为“文夕大火”。
其实大火发生在凌晨两点,那时已经不是11月12日,而是11月13日了,13日在电报的韵目代日中为元日,严格说起来,把这场大火称为“元晨大火”可能更精确些。但“文夕大火”的叫法在历史上已经约定俗成,我也不想再作翻案文章,也就跟着叫文夕大火吧。
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召开过一次关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城市的负责人会议,长沙就被公认为亚洲在二战中遭受损害最大的四个城市之一,其余的三个是中国的南京以及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世界上也公认“文夕大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文夕大火,是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乌龙事件,这样的灾难,究竟是谁的错呢?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这件事,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由谁卖单呢?
(待续)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25/201403/18694.html 钉子城19—收拾残局,用人头买单
安芃
文夕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七零八落,长沙人民却连日本人的鬼影都没见着,这叫他娘的什么事儿呢?长沙人民急了,湖南人民急了,全中国人民都急了,一致要求政府查明火灾真相,严惩肇事者。
能不急吗?尤其是长沙人民,这日本人还没见着,却先被自己人一把火烧了个晕头转向,乱七八糟,人民回到城里,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住,换了你,你也急。
蒋委员长蒋伟人也急。
听到长沙大火的消息,蒋伟人一定在心里将那句有名的宁波乡骂重复了上百遍:娘希匹,这帮蠢蛋,废物,草包,饭桶,竟然把事情办成这样。这时他也许暗地里希望日本人马上就攻城,这样的话,这把火也算没有白烧。可是日本人偏偏不随他的愿,就是迟迟不见攻城的动静。没办法,城烧了,日本人却没有来,这个乱摊子还得由我们的蒋伟人出来收拾,谁叫他是党国的领袖呢?
哪个时候,在中国,离开了蒋伟人,那仿佛连地球也不会转了。
11月13日长沙大火时,蒋伟人正在广东韶关主持第四战区军事会议,蒋伟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忙地跑到全国各地主持各种各样的军事会议,随着他主持的军事会议越来越多,他能去的地方反而越来越少了,直到他蜗居在那个岛上之后,能去的地方已经极为有限时,这才最后消停下来。
就在韶关会议期间,长沙电讯因大火而突然中断。蒋伟人第一个想法是长沙已经陷入敌手,到这时他还牵挂着他的焦土政策是否已被张治中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便命令侍从室人员通过郴洲,衡阳等地电信局中转,费了老大的劲才与驻长沙附近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取得联系。
从陈诚发来的电报中才知道真实情况与他的猜测大相径庭:情况不能说坏,而是相当的坏,长沙的确是被烧了,还烧得很彻底,但日本人却没有来。与张治中不谐的陈诚趁机狠狠地告了张治中一状,声称长沙大火与自己主持的军务没有关系,完全是地方上的领导人惊慌失措,领导无方所致,而且关系到军心民心,一定要蒋伟人亲临长沙严肃处理。
情况紧急,11月15日下午,蒋伟人撂下韶关的事,乘汽车由韶关向长沙披星戴月连夜疾驰,于11月16日夜晚抵达长沙。
一见到张治中和鄷悌等人,蒋伟人就将他们狠狠地娘希匹了一顿。这事儿办得的确是太糟糕,娘希匹一顿那是完全应该的。
第二天,蒋伟人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率领部属视察全市灾情,接见灾民,又登上长沙最高处天心阁古城墙眺望。
长沙名胜天心阁已成废墟,以往从城墙上可浏览全城市容,但现在极目所见,已是一片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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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天心阁
面对满城残垣焦土,蒋伟人越看眉头越紧,越看脸色越沉,光头上青筋直暴,牙齿咬得咯咯响。亲信随从见状,私下里嘀咕:不好,老头子要杀人了。
此刻,蒋伟人的感慨极为沉痛:“认为精神上之打击,十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甚于此”。言下之意,宁愿长沙让日本占了去,也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的确让他很难收拾。
这番视察之后,结果就不仅仅只是娘希匹一顿那么简单了。
回到寓所,蒋伟人下令,立马将长沙大火的责任人逮起来,交由军法官审判,并限两天内拿出审判结果。这次逮捕的责任人一共有仨,他们是鄷悌,徐昆,文重孚。
鄷悌鄷司令与徐昆徐团长分别是焚城总指挥和焚城正指挥,在劫难逃,被逮起来事出有因。那么这第三个被逮起来的文重孚又是何方神圣,放火时好像没瞅见有他的身影,却被一起逮了起来,这不比窦娥还冤吗?
原来,鄷悌鄷司令与徐昆徐团长被逮起来是因为放火太积极,而文重孚被逮起来是因为救火太不积极。
文重孚,湖南桃江人,与鄷悌,徐昆一样,也是蒋校长蒋伟人的门生。那时,国军的中上层军官中十之七八出自黄埔,而黄埔军官中,湘籍将校人数超过黄埔所在地广东,居全国之冠。文重孚毕业于黄埔三期,时任长沙市警察局长,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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鄷悌,徐昆,文重孚
1938年11月12日晚,日军打到新河的谣言也让文重孚手下警察大批逃亡,形势极为混乱,文局长一筹莫展,没办法阻拦。
说起来文重孚文局长的确是冤,蒋伟人的电令是“务将全城焚毁”,所以,大伙一门心思就想着怎样才能尽快把长沙烧个干净,谁能想到要在这个时候去救火呢?再者说了,大火发生时,文局长就是想要救火,那也是力不从心,一则无人可用,二则消防车都已经被天才的徐昆团长灌上了汽油,用这样的消防车救火,只能越救越火。毫无办法,文局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长沙市烧了个底朝天,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老校长亲自下令逮捕归案。
遵照蒋伟人的严令,经过钱大钧,张耀宸,蒋锄欧等人两天的审讯,判决最后送到蒋伟人手上:鄷悌,判处有期徒刑20年;文重孚,判处有期徒刑10年;徐昆,判处有期徒刑5年。
然而这个判决让蒋伟人很不满意,长沙大火,举世震惊,作为一国领袖,作为伟人,他的这个人也丢得实在太伟大了些,都丢到太平洋以外去了。这几个肇事者,不杀不足以泄恨,加上国内舆情激烈,不杀几个也无法平息民愤,于是,蒋伟人大笔一挥:这三个人,全都“着即枪毙”。
于是,判决最后改为“辱职殃民,各处死刑”,三位黄埔门生,就因为老校长的冲冠一怒(有些用词不当哈,老校长头皮光光,拿什么来冲冠?)而丢了性命。
一旦付了代价,总要有人买单,三位这次不幸成了买单的人。
最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们不得不用人头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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