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城20—三个人头万古冤
安芃
在湖南省湘阴县的开福冲村，新宁县的庄姜村和桃江县的黄土仑村，各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坟墓，这三座坟墓现在已经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
7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墓主的后人来这里祭奠，更没有人知道埋在这里的人过去曾经是他们村民的骄傲，是他们走出山村，走向外面世界的榜样。
这三位墓主，就是70多年前的长沙警备司令鄷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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鄷悌，徐昆，文重孚
1938年11月20日晨，鄷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离长沙大火才刚刚一个星期，办案效率实在高得让人惊讶。
在绑赴刑场的途中，酆悌低头垂泪，一言不发，他心里肯定有委屈，却再也找不到地方倾诉了。文重孚，徐昆明显不服，高声谩骂，一路不停：“张治中不是人!”“张治中是湖南人的魔王”等等。如果张治中也跟他们一道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他们又能骂谁呢？
三人被执行枪决的刑场地名叫侯家塘，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现如今已成为长沙城内繁华的闹市区。今天居住在侯家塘的人们，夜深人静时，是否还能听见冤魂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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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火案档案
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处决了，而对长沙大火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却只受到一个轻得不能再轻的处分，“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与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相比，别若霄壤，这大概也是徐昆，文重孚二人临刑前大骂张治中的原因。
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个人冤吗？当然冤，直到今天我还在这里替他们喊冤。
平心而论，这三个人对长沙大火的确负有责任，但无论如何，他们只是遵命行事，这中间当然有处置失当的地方，但也有太多人力难以控制的客观原因，他们只应该对长沙大火负他们应负的那部分责任。
有责，不等于有罪，即使有罪，也绝对罪不致死。
应该说钱大钧等人的最初判决量刑还是相对恰当公正的。
然而，不论在什么时侯，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当某一个伟人过于伟大时，其他人就相对显得过于渺小了，渺小得连生命都可以被别人当作可以随意舍弃的棋子或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条文容易变成如今清明节坟头焚烧的冥钱，尽管花花绿绿煞是好看，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排不上用场；这时的法律程序，则有如孩童娶媳妇过家家，热闹也许热闹，却也是张翼德绣花，握着丈八蛇矛当不得针（真）。
或许，蒋伟人，毛伟人们之所以伟人，正是由于他们站在法律之上的缘故。
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个人的确冤。可是，他们冤，难道张治中就不冤吗？
其实张治中更冤，真正在舆论中心替蒋伟人挡箭背黑锅的不是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个人，而是张治中张文白。蒋伟人严惩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个人，却轻轻放过了张治中，显示出其作为伟人的老辣的政治手段。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人人都有个心理倾向，喜欢刨个根问个底，喜欢追寻个幕后黑手啥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处决，人们禁不住还会继续往上追究，眼光必定会落在他们上面那个命令他们放火的人身上，这个人自然就是张治中。
当时，湖南人都极为作为湖南同乡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抱屈，还有民间才子炮制了一幅有名的对联，
横批：张惶失措
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
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
对联将张治中的名字巧妙地镶嵌其中，对仗工整，用词辛辣，矛头直指这位下令放火的湖南省主席，一时间，张治中在湖南成为众矢之的，万夫所指，让他百口莫辩。
第二年，也就是1939年，张治中到重庆，去拜访当时也在重庆的著名教育家胡子靖，胡子靖不肯见他，将拐杖往地上直顿，说：把学校还给我，再来见我！胡子靖是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的创办人，明德中学也在文夕大火中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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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于文夕大火的明德中学
甚至到21年以后的1959年，中共文坛盟主郭沫若在自传《洪波曲》中提到文夕大火时还在数落张治中的不是，惹得张治中不得不去信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下令放火也是迫不得已遵命行事。试想，如果张治中也被一同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么叫屈的就不只是湖南人民了，安徽人民肯定也会加入叫屈的行列，到那时，谁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可想而知。
蒋伟人毕竟是伟人，他不会那么傻，他知道他需要有人在舆论中替他遮风挡雨。蒋伟人轻轻放过张治中，用意非常明确：人们要往上追究，追到张治中这儿就打住吧，我把张治中都轻轻放过了，若继续往上追究，还能追究出个什么来呢？
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两天之内，便匆匆结案了。
也许，战事吃紧，非常时期，办案也不得不速战速决。
文夕大火将近两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38年11月25日，蒋伟人又在衡山主持了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有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张治中等国军上百名高级将领参加，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对长沙文夕大火也做出了检讨，蒋伟人在检讨中指出：“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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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1—奇观: 广场发钱，来者有份
安芃
最早有组织进入长沙城开展救援工作的，是田汉率领的演剧队。
田汉，何许人也？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你可以有理由不知道蒋伟人，毛伟人，周伟人这些大人物，但是你却没有理由不知道田汉，因为田汉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田汉，湖南长沙人，抗战初期在当时名气很大的由周恩来周伟人直接领导，由中共文坛盟主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第五处处长，负责抗战的文艺宣传工作。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在国民政府的许多机关组织内，共产党人相当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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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
文夕大火时，田汉正好带着他的演剧队在家乡进行抗敌宣传。
11月17日，也就是文夕大火的第五天，田汉率领他的演剧队进入长沙城，并立即参加了火灾救援工作。他们进城时，大火尚未完全熄灭，他们进城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扑灭了皇仓坪（今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处余火，保全了四百多石谷子。
我没能考证出皇仓坪的这处余火是否为文夕大火的最后一处余火，我们姑且就把这处余火当作文夕大火的最后一处余火吧，即便如此，从11月13日凌晨两点开始的大火也燃烧了超过整整五天五夜，最早也至11月17日才完全熄灭。
11月17日，蒋伟人到大火后的长沙市区视察回到寓所后，除了下令逮捕审判大火的有关责任人以外，还下令紧急拨款50万元，救济被难灾民。
在党国领袖蒋伟人的领导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社会团体，外国援华组织以及社会上工农商学各色人等共同参加，由十年的宿敌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联合协力共同展开的长沙灾后重建出乎意料地迅速，和平，顺利，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混乱场面，这在当时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在一百多公里外就有日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个伟大的奇迹，正因为有这样的奇迹，中国才能够最终从那样的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文夕大火之后，中共毛伟人随即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发表讲话：“要警惕有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
11月17日，也就是蒋伟人视察市区的那一天，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周伟人在长沙给首批进入长沙救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所属人员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长沙大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
国共两党在文夕大火问题上的精诚合作，使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无机可乘，终于没有让文夕大火扩展成更大的民族灾难。
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救济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革职留任的省主席张治中表示：这次大火造成意外损失，在省政府方面对人民惟有认罪恶，决心全力办好赈济，借赎前愆，希望在三星期至一个月内，将临时救济工作完成，务使赈款50万元的每一分钱，都用在灾民身上。
救济会是一个由国民党和共产党，长沙市县政府、省会各界、外国侨民等各方面人士近60人组成的班子，主要领导火后救济工作。主任由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担任，副主任之一是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另外还有一位副主任就是赫赫有名的田汉。
救济会商议后，决定给长沙每位市民发放救济款5元（约合大洋三块，那时候三块大洋差不多能买一百斤大米，不少了）。
当时，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比较松散，没有有效的发放渠道（不象现在这样从上到下，政府管理一捅到底，即使最底层的市民社区也设立了高效率的街道办，居委会，当然还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就是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中反复强调的中共政权的功绩之一：在国家内部建立起了有效的数目化的管理机制），政府只能在市教育会坪(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大院)和协操坪(今东风体育场)两处公共场所进行设摊发钱。
发放救济款的消息传出后，灾民陆续回到长沙，近郊民众也闻风而至，扶老携幼地赶到长沙领取救济款。
这一天天刚亮，民众即从四面八方涌入发放地点，两个地点都是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却又平和安定，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与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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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款发放现场
救济款由田汉率领他的演剧队经手发放，也不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也没有户口身份证暂住证之类可查，无论男女老幼，来者不拒，人人有份。领款后工作人员在领款人手上作一不易擦去的蓝色记号以免重复领取。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小插曲，工作人员也发现有妇女借他人婴儿冒领救济款事，处理却相当的宽容，只是予以制止，并未过分追究。
此外，有几位军警人员财迷心窍，竟然换上便装混进人群中冒领救济款，两名宪兵，两名警察被执勤人员当场拿获。
当时，长沙市警察局因局长文重孚被处决，大量警员逃亡而被暂时撤销，现有警力被集中起来，和新开进长沙维持秩序的陆军宪兵十团一起履行警察职责，统称警察总队，由宪兵十团团长李成仁少将兼任总队队长。政府发放救济款时，由李成仁率部负责监督和维持秩序。
发现军警冒领救济款的第二天下午，李成仁总队长集合全队宪兵警察现场办公，当场下令将两名冒领救济款的宪兵执行枪决。接着，李成仁指着两名跪在地上的警察说：这两个人也应当枪毙，不过自己刚到警察总队不久，对他们教育不够，如果现在就把他们处决，那是不教而诛，这次就宽大处理。但今后如有违犯军纪法令的，决不宽货。
后来，这两名警察经关押教育后，被开除了。
李成仁李总队长并非黄埔门生，但他这种严惩自己手下士兵，却宽贷他人的做派，与黄埔老校长蒋伟人严惩自己的门生却宽贷张治中等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李成仁总队长大概可以算得上治军治警有方，但他对事情的处理却缺少起码的法理依据与基本的法律程序。
如果我们把李总队长的现场办公勉强算做一个简易法庭，那么在这个法庭内，原告，检察官，法官，律师，陪审员，甚至连法律本身，都由李总队长自己一人充任。所以，这几个人的生与死，全在李成仁总队长的一念之间，这种情形，基本算得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形下，两位宪兵贪图区区五元钱，本算不得什么大罪，也谈不上能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却因为李总队长一时的恼怒而丢了性命。
在中国，很少会有人追问：是谁给了李总队长这样生杀予夺的大权？为什么李总队长可以随意杀人而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与此相对照，几年以后，在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血胆英雄巴顿将军却因为打了某位怯懦的小兵一记耳光而惹来一身麻烦。
“人权”，“以人为本”之类的玩艺，决不仅仅是两声口号，几句大话而已，而应该是深深地沉淀在文化底蕴之内的东西。
李成仁，湖南邵阳人，国军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毕业生。1949年12月9日，李成仁在四川雅安通电起义投向中共，后在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1953年，李成仁被冤杀，他自己最终也尝到了无法无天的恶果，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1年8月，冤案平反，李成仁恢复起义将领身份。
李成仁总队长借人头立威，且恩威并用，军警们有所忌惮，尚能公平执法，使发放救济款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此次广场设摊一共发放救济款50多万元，共十余万人次领取了救济款。我说十余万人次，是不排除有重复领取的人，但长沙市共有三十万常住人口，却只有十万余人次领取救济款，即便有重复领取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
政府的努力与宽容，民众的坚强与自律，是火后长沙能够顺利重建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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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2—小商小贩创造历史
安芃
大火后的长沙，几乎就是一座死城了。
老鼠的生命力一向比人顽强，但在长沙大火之后，连老鼠都不愿呆在长沙城内。大火后，人们在湘江边看到幸存的老鼠成群结队地泅渡湘江的奇景，这些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与人类相伴的生命力极强的小动物，在长沙这片焦土上也难以存活，不得不纷纷逃离。
然而，长沙人民生性坚韧，由地形地貌造就的长沙地区的气候一直就是是对人类适应能力的严峻考验和磨炼。
到过长沙的人都知道，长沙的气候，冬冷夏热。长沙的冬天，潮湿阴冷，不管你穿多少衣服，寒气还是透过一层层衣服往体内侵袭，即便是习惯了严寒的北方人到长沙也受不了长沙冬天湿冷的寒气。
长沙是中国的“火炉”之一，到长沙的北方人更忍受不了的恐怕是长沙夏季的溽热。我有位北方朋友，盛夏到长沙，呆在宾馆根本不敢出来。锅底一样的地势，暑热出不去，清凉进不来，人呆在其中，就象在蒸笼里被蒸着一样，没处躲没处藏的，不坚韧一些恐怕没办法活下去。
人们通常用九个字形容长沙人民的坚韧，“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如今，在一片火后废墟上，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长沙人民喊出了“再从焦土建湖南”的响亮口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长沙城重新焕发出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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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后的长沙，田汉遇到一家酱园老板，这老板可算得一位妙人。从城外回来，老板看到自己的酱园店被烧了个稀烂，一般人的反应无非顿足捶胸，号啕大哭。但这位老板不哭反笑，说出的话是这样的：这个放火司令的焦土政策很不完善嘛，还给我剩下两口缸。没问题，有这两口缸，我还能搞起来。于是老板清理废墟，在焦土上搭起棚屋，一切从头来过，重新开始艰苦创业。
很多很多的长沙人就象这位酱园老板，没有时间哀怨叹息，面对灾难，无所畏惧，白手起家，从头开始。长沙商业史上，也出现一个伟大的名字--火烧老板。
当时，救济会在长沙市及湘潭，湘乡，浏阳，邵阳，长沙等县设立了十多处收容所，发派灾民证，安置灾民。无家可归者，可以住进收容所，管吃管住。不愿住进收容所的灾民，每人可以领取贷款10元（12岁以下可领取抚育费5元）以自谋生路。
后来张治中说：“长沙灾民愿意自力营生的是这样的多（贷款自救者达23804人），而愿意进收容所的是那样的少（愿领灾民证者仅217人），这正反映了湖南民性的坚强处……这个统计数字使我大为感动。”
早在救济会成立之前的11月19日，就在长沙废墟之上，出现了第一个自由集市，计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那时候，这样的小商贩应当不会被套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而被抓捕，在那个有钱也没处花的情况下，这几位即使将萝卜卖成肉价钱也不会招致太多埋怨。大概这几位姓名已经无法查考的个体商贩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创造了历史，正是他们这火后第一批小商小贩，向世界展示了火后长沙的第一缕生机，预告了长沙城在废墟上的复兴，标志着长沙人民日常生活的重新开始。
第二天，南门口和北门口，分别出现贩卖米粉和油饼的摊担。此后的每一天都有更多的商贩加入自由市场。
到11月22日，南门口，大西门开始设立露天商场。
至月底，即大火后半月之内，长沙已有近百家商场开业。
11月21日，省邮局开始在市内设立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各种邮件。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成立，邮政业务全面恢复。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北行至汨罗，每日有客货车各一次。
1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北郊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
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
12月22日，大火一个多月后，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长沙没有倒下，长沙不会倒下。
而且，命中注定了，长沙，还要担负更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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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3—祸福相倚，灾难带来的幸运
安芃
文夕大火，全世界揪心，当然，这里的全世界不包括日本人，唯一对长沙火灾兴高采烈的，恐怕也只有日本人，这与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肆虐之后的情形截然相反。
人心向背如此，日本人必败，于此已可见一斑。
长沙大火之后，日军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同时，日军飞机还在长沙及附近地区撒下传单，传单上牛气冲天地写道：“你们今天已经烧了一个长沙，但即使再烧掉十个这样的城市，也休想阻挡皇军的前进，而损失都是你们自己的。聪明的办法就是放下武器，与皇军合作，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然而，日本人实在高兴得太早了些，这时，他们还不知道，长沙，正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至于长沙大火在抗战中的作用，现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已成强弩之末，需要兵力来消化刚刚占领的新区，所以日军统帅部调整了战略，暂时不扩大占领区，短期内根本没有攻取长沙的计划。火烧长沙完全是蒋伟人对形势的误判，对于阻挡日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种看法现在看起来好象挺有道理，但未免马后炮和教条了些。
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闲话。对中国的抗美援朝，也有一种类似的看法，认为根据战后解密的美方文件，美军并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所以华军抗美援朝的决策是对形势的误判，是完全错误的，不必要的。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也同样马后炮，而且相当皮相。
首先，外界是怎么知道美军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呢？不是美方战后的解密文件吗？战时的华军统帅部怎么能知道美军的战略计划呢？你总不能让毛伟人先穿越到未来，了解美军的机密计划，再穿越回去去做他的战略决策吧。
退一步说，就算中国的情报系统无孔不入，了解到美军没有进攻中国的战略计划，但这种计划就那么靠谱吗？我看未必。美军的最初战略计划甚至并没有越过三八线的计划，只是期望将战线停止在三八线。只是因为麦克阿瑟玩了手仁川登陆，玩得太漂亮，美军进攻太顺利，一口气就冲过了三八线打到北韩去了。当麦克阿瑟在北韩也打得顺手时，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保证麦克阿瑟不会一口气冲过鸭绿江到中国东北去转上两圈呢？麦克阿瑟只是一介武夫，不懂政治，恐怕从来就没有对其他国家的国境线之类的东西上过心，只怕连杜鲁门也没法保证麦克阿瑟会老老实实地在鸭绿江边停火。
同样地，日军攻下广州武汉以后，的确是做过战略调整，但战略调整这样的机密文件日本人总不会给蒋伟人也发一份吧，蒋伟人怎么能知道日本人不会进攻长沙呢？就算军统中统牛逼，蒋伟人通过情报系统了解到了日本人的战略调整，但这种调整就那么靠谱吗？恐怕也未必。对日军中下级军官来说，日军统帅部的战略计划常常就是个屁，放出来就算完。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哪一次是根据日军统帅部的计划实施的？都是日军中下级军官自己鼓捣出来的。
长沙大火时，日军兵锋已达离长沙仅120公里的新墙河，谁也不敢担保日军不会立即攻打长沙。华军统帅部毕竟不是日军统帅部，无法知晓日军的决策内幕，其实就连日军统帅部自己也没有绝对一成不变的战争日程，也无法完全掌控中下级军官。所以，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执行焦土抗战的政策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大错，错在高层统筹失误和下面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处置失当。
我以为在这次长沙大火当中，蒋伟人的失误有二。
第一，是命令太急，没有给部下足够的处置时间，如果不是一再急电严令，容部下从容布置，相机处理，结果肯定不会那么仓猝。
第二，是焚城行动布置太诡秘，如果将焚城行动公开进行，焚城行动就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可以先行撤离民众与物资，将损失减到最低。为了抗战大局，深明大义的长沙民众对执行焦土抗战的政策当不会有太多的怨言。
这些失误似乎都与蒋伟人的个性有关。作为伟人，老蒋喜欢大包大揽，事必躬亲，不大愿意给部属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一点在抗战当中与后来的国共内战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蒋伟人做事习惯偷偷摸摸，花园口决堤，长沙焚城，都愿意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敢面对民众光明正大地干，这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态，反映了蒋伟人性格中优柔的一面，其为人行事的格局远远比不上他的对手--和他同时代的毛伟人。观毛伟人做事，无论好事坏事，都被他干得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从不藏着掖着，这大概也是最后毛胜蒋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争局势从来瞬息万变，即便日军最初没有攻占长沙的计划，但如果没有长沙大火，谁敢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需要，日军不会随时改变计划决定攻打长沙呢？
日本是小国，所以日军侵华的政策只能是以战养战。长沙大火后，日本人便对攻打长沙完全失去了兴趣，这是很自然的事。日军拿下一片焦土废墟的长沙不但不能养战，还得从其它地方运送物资来补给，得不偿失，盖世精明的冈村宁次绝对不会费老鼻子劲攻下长沙然后让他的士兵站在长沙的废墟上喝西北风。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另外一种看法，长沙大火并没有白烧，它的意义就是让日本人在早就差不多已经兵临长沙城郊的情况下，却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压根就没动过攻占长沙的念头。
文夕大火尽管未能最终阻止日军攻打长沙，但却延缓了日军攻打长沙的时间，一直到长沙基本恢复以后，日军才第一次进攻长沙，而这已经是十个月以后的1939年9月了。
有了这十个月，情况就不同了，日本人后来肯定为这十个月悔青了肠子。
1939年以后的长沙，的确不同于以往，因为日军的克星来了，日本人倒霉的时候快要到了。
1939年1月，正是寒冬季节，这时离文夕大火才刚刚两个月，长沙市满城断壁颓垣更增添了冬日的肃杀。
这一天，几辆军用吉普匆匆驶入长沙城，其中的一辆车上，坐着一位国军高级将领，大盖帽，整洁的黄呢制服，肩章上三颗将星熠熠生辉。
将军四十开外年纪，长相儒雅，不似一介武夫，倒像个文质彬彬的学者。
此刻，望着大火后的长沙，将军双眉紧锁，面色沉郁凝重。
然而，在看到满城的抗战标语，看到市区镇定从容的过往市民，看到在市区散发传单的青年学生，将军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了。
“湖南民风强悍，湖南民气可用啊。”将军用略带广东口音的国语对坐在身边的参谋人员说。
突然，一幢高楼上悬挂的一幅巨大的标语吸引了将军的注意力：“热烈欢迎万家岭大捷的英雄薛岳将军主政湖南
看到这幅标语，将军笑了，举世闻名的万家岭大捷，那可是将军的辉煌，将军的荣耀，将军的骄傲，因为这位将军正是万家岭大捷的指挥者，刚刚临危受命的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新任主席，被前任省主席张治中称为“百战将军”的日军克星--中国国军陆军上将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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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将军薛岳薛伯陵上将
这时，薛岳将军还不知道，在中国的抗战当中，他还会创造更大的辉煌，而这辉煌的地点，正是他现在车轮底下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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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4—将军之家，一门四将帅
安芃
要说抗战烽火硝烟中的长沙，你没有办法绕开这个当时与长沙息息相关的人物--薛岳薛伯陵，所以，我把接下来的几节的主要篇幅用来介绍这个薛岳薛伯陵。
薛岳，字伯陵，1896年出生于广东韶关乐昌九峰山区一户农家，1998年卒于台湾，享年1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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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将军
旅居台湾及海外的国军抗日名将，安享高寿者不少，薛岳只是其中之一。
淞沪会战时国军嫡系第88师师长孙元良将军（1904--2007）抗战中战绩并不十分显赫，但也算得身经百战，率部抗击日军，从上海一直打到贵州独山，2007年去世，亦享年103岁。这位孙将军一生最出名的成就也许并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的儿子孙祥钟。孙祥钟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但你架不住人家还有个艺名叫做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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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良将军
战场上“短兵相接的天才”（借用兰晓龙《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虞啸卿赞龙文章语），曾率部以一次决死的冲锋奠定胜局，为第三次长沙大捷立下汗马功劳，并作为举世闻名的衡阳保卫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的葛先才将军（1904-1997），旅居台湾后晚景萧索凄凉，却也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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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先才将军
中国缅甸远征军的头号名将孙立人将军（1900-1990）尽管晚年被蒋伟人软禁，去世时也达90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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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将军
戎马倥偬练就的体魄，你不服不行。只是这些人似乎都有个特点，那就是外战内行，抗战当中功勋彪炳，内战当中却相当不顺，打起内战来，要么不获重用，要么打得十分窝囊。
薛岳，原名薛仰岳。很多人以为薛岳取名“仰岳”，是因为他自幼仰慕抗金名将岳飞，这种看法可能只是望文生义。其实薛仰岳的“仰”字来自《薛氏家谱》的辈分排列，这辈序是： 向可克明德，忠孝辉其前， 邦家尚勤读，列朝宗圣贤， 三凤徽祥瑞，英豪仰秀良， 宏功昭海宇，书泽庆延长。 薛岳为第二十八代的仰字辈，所以他没有办法不仰。
我以为这种按宗谱取名的文化传统实在太有才了，一个人名字中的三个字有两个已经确定，只要再选一个与同辈人不一样的字搭配，便是一个在外姓人看来相当别致的名字，简单易行，省事省力。
以这种方式取名，一个人很容易知道自己在家族延续当中所处的位置，也很容易意识到自身乃是长长的人类生存繁衍链接当中的承上启下的一环，这名字本身便已有了十分厚重的历史感。
中共建政以后，除四旧，反封建，除来反去，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人们起名没了章法，于是张军，赵勇，王刚，陈芳，刘艳之类，满大街都是，实在是乱套，让登记户口的人眼晕。
本人出生时，老爸老妈也是给胡乱给起了个极糟糕的名字，本人非常不满意。后来才知道，本人在家族族谱谱系中属倍字辈，我自己心仪的名字是名倍霆，字云声。倍为辈份，霆为雷霆，雷霆乃云之声，所以字云声，怎么样，很别致的名字吧？如果朋友见了面，会说，“云声兄最近在那里发财？”等年纪大了，遇到有点身份的人，会说，“云公别来无恙？” 听起来很酷哈。
如果现在有人大力倡导恢复过去的按照家谱谱系命名以及名与字并用的文化传统，那本人是积极支持且乐观其成的。
中国人口最多，取重名是难免的，但如果都以家族排行命名，那就会大大减少重名的机会。如果名再加上字，那么就很容易将重名的人区别开了。比你跟人说起某个美女王惠芬，而碰巧熟人有三个美女都叫王惠芬，那就一下子很难整清你说的究竟是哪位美女了。但如果第一个王惠芬字菊如，第二个王惠芬字香月，第三个王惠芬字敏芝，那就很容易说清你指的是哪个王惠芬了。
薛岳属仰字辈，他的那个与同辈其他人不同的字为岳，乃山岳之意。薛仰岳，字伯陵，伯为老大，陵为山陵，与岳字同义，仰岳，实为高山仰止的意思。
当然，仰岳作仰慕岳飞解也未尝不可，但这应该并不是其本意。
无论如何，薛岳的确自幼就仰慕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不过与其说他是因为仰慕岳飞而起名薛仰岳，还不如说他是因为起名薛仰岳而仰慕岳飞更确切些。
薛岳兄弟六人，出了四位将军。薛岳是老大，最高军衔至国军四星一级上将（相当于共军的元帅），三弟薛仰霆（字仲述），四弟薛仰骠（字叔达）为国军中将，五弟薛仰谦（字季良）为国军少将，都是国军军史中有名有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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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仰霆（字仲述）
一门四将帅，听起来相当显赫，不过这当中只有大哥的顶级军衔毫无疑问是靠自己的能力实打实地挣来的，弟弟们都在大哥手底下打工，他们肩章上的将星也就没办法不让人怀疑或多或少出自大哥的赏赐。这样一来，薛氏一门四将帅的荣耀也就不免要打些折扣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抗战军兴，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让弟弟们从军报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好象也算不得太大的私心。而且先贤前例也不远，那就是蒋毛二位伟人都十分推崇的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氏昆仲。
1907年的2月12日，这一天在历史上是个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对刚满十岁的仰慕岳飞的薛仰岳来说，这一天却是个极为重要的日子，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后来的薛岳。
就在这一天，年仅十岁的薛仰岳离开了家乡。
在这一天离开家乡，那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这一天虽说在历史上相当平凡，但对普通人来说，这一天却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是一家团聚吃年饭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离开家乡，这样不平凡的行为似乎注定了这位名叫薛仰岳的孩子将会有着极不平凡的一生。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会让年仅十岁的薛岳离开家乡，而且是在除夕这一天离开家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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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5—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
安芃
1907年除夕将近，广东韶关乐昌九峰镇的小坪石村来了位远客--薛岳家的一位回乡探亲的远房亲戚，他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扶堪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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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故乡：群山环抱的九峰镇小坪石村
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其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贵人，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位，命运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扶堪坤，就是薛岳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
其实，扶堪坤本人算不得什么贵人，他只是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对薛岳来说，这个扶堪坤，却是他生命中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在以后的岁月里，薛岳一直对这个扶堪坤心怀感激，因为没有这个扶堪坤，就没有后来的薛岳。
有意思的是，尽管扶堪坤是薛岳生命中的贵人，但我们如今知道历史上还有扶堪坤这么个人，却完全是因为薛岳。
扶堪坤是满清朝廷的一位青年军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有改良思想。扶堪坤口才极好，和乡亲们聊天，绘声绘色地神侃他在外面的见闻，让乡亲们听得一楞一楞的。
1907年年初，离辛亥革命只有不到四年时间年了，中国正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涌现。扶堪坤描绘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深深地吸引了年少的薛岳，尤其是政府建立新军的举措更让薛岳魂不守舍，心向往之。
薛岳当即缠住扶堪坤要扶堪坤带他去广州报考陆军小学。扶堪坤见薛岳聪明伶俐，身体也十分结实，觉得如果薛岳现在就报考陆军小学，将来准定前途无量，便爽快地答应只要薛岳的父母同意，就带他去广州。
在座的薛爸爸望子成龙，没有什么意见。可是薛家也象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阴盛阳衰，薛爸爸只是家里不带长的参谋，他的意见只能只作为参考，不能做为决策，薛岳的要求在薛妈妈那里迎头碰了钉子。薛妈妈坚决不同意，认为薛岳还小，等几年再去也不晚。
薛妈妈不同意实在正常不过，儿女都是母亲的心头肉，薛岳才十岁，这么小就要离家，而且还是去当兵，换了哪位母亲也下不了这个狠心。
薛妈妈不同意，薛岳就跟她缠，缠急了，薛妈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
薛妈妈把薛岳带到后院的舂米臼旁边，对薛岳说，“过年要舂米准备糍粑，如果你能一个人把这几石过年的米舂完，就说明你有力气，可以上军校了，我就同意你去。”
所谓舂米，就是把打下的谷子去壳，舂出来的壳就是糠，剩下的米粒就是我们吃的白米。舂米的工具有点像捣药罐，有一个棒槌，一个盛器，称为臼。用棒槌砸谷子，把米糠砸掉，剩下米粒。
舂米，谈不上什么工艺，过程也并不复杂，但绝对是个力气活，要舂白一臼米，最少要舂三百下，将近一个钟头。就是一个成年男子，舂完一臼米，也已经累得大汗淋漓，喘息不已。 而薛岳才只是个十岁的孩子，要舂完几石米，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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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米是酱紫的，一看就是件让人蛋痛的活计
很显然，薛妈妈是个有智慧的人，她想让薛岳知难而退，打消前往广州的念头。
前面我就说过，孩子的智商随妈，从薛妈妈的智慧，我们也可以预见到薛岳的机智聪颖，因为有这样的机智聪颖，才会有他以后军旅生涯的脱颖而出，步步高升。
面对薛妈妈的狠招，机智的薛岳会用什么办法化解呢？
很遗憾，薛岳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从小就在伙伴中挣得“老虎仔”外号的薛岳，性格之倔强，意志之坚韧，在这次舂米的考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连薛妈妈也没有料到。小小的人儿，不要人帮忙，一个人舂米，一刻不停地干，你知道他干了多久？整整一天啦，直累得整个人都走了形，还不肯停下来。
薛岳性格上的这种倔强与坚韧，在以后烽火硝烟的战场会经常表现出来。
即使薛妈妈再厉害，厉害得象虎妈，那也是个妈，那也不能看着儿子累死。薛妈妈见薛岳意愿如此坚决，转念一想，让儿子到广州上军校，毕竟是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终于松了口，同意让薛岳随扶堪坤前往广州。
扶堪坤是个军官，要按规定时间准时赶回军营，必须在大年三十那天启程，随同前往的薛岳也不得不在同一天动身。于是，1907年的2月12日，大年三十这一天，年仅十岁的小薛岳辞别家人，离开山村，随扶堪坤前往广州报考陆军小学。
也就是从这一天，薛岳离开家乡，开始了他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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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6—在国母流产的日子里
安芃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我说：出道要趁早。
万事赶早不赶晚，尤其是在那个动荡变化的大时代里，出道早便可以抢占先机，出人头地。
当然，光是出道早还不够，出道还得看你往哪出，你是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上军校还是到乐昌县城的某家裁缝铺当学徒，那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了。到裁缝铺当学徒，到顶也就是个裁缝师傅。而到广州上军校，前程则不可限量，不知所止。
然而，不管出道往哪出，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还要看你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你交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长相极具个性的影视巨星葛优，如果不是有个当电影演员的老爸，如果不是自幼就混迹影视圈内，我敢说，他能够成为影视明星的机会就跟他脑袋上的头发一样的稀罕。
薛岳出道极早，十岁就进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工作，18岁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20岁进入保定陆军学校，成为蒋中正蒋伟人的校友。
保定军校尚未毕业，薛岳便迫不及待地南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跟随孙中山孙伟人东征西讨并参加了后来的北伐战争。
在这些年里，薛岳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与薛岳过从甚密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我这里随便列举几个，个个都能吓人一跟头。
中共军中二叶，也就是被人称为中共军中两大美男的叶剑英，叶挺，二人都是薛岳的好朋友。
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位开国元帅之一，自不必细说。
叶挺，北伐期间就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占武昌城而闻名于世，为第四军争得“铁军”的名头，并于抗战期间出任中共新四军军长。
如果叶挺不死，由新四军军长而华野司令员那是顺理成章的事，那样的话，后来中共十大开国元帅当中恐怕要有两位姓叶了，那么十大元帅大概也就没有陈毅陈大诗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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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中二叶：叶挺，叶剑英
张发奎，薛岳的韶关同乡，同窗兼多年好友。北伐时，张发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是叶挺的顶头上司，指挥第十二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攻占武昌城，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了汗马功劳。攻克武昌之后不久，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并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从此成为在国民政府军界能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等平起平坐的大佬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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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将军
陈诚，从炮兵连长开始，迅速崛起成为蒋伟人最信得过的心腹，国军“土木系”首脑，后任偏居台湾的国民政府副总统，为薛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弟，也是薛岳的朋友。
此外，薛岳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当中，还有顾祝同，余汉谋，吴奇伟等人。
混迹于这样的一群人当中，薛岳自己能够达到的高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组建北伐大本营警卫团，警卫团的一营，二营，三营营长就分别是薛岳，叶挺，张发奎。
这一年，薛岳年仅25岁。
第二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攻打广州孙中山总统府，薛岳与叶挺冒死掩护怀有身孕的国母宋庆龄突围。也就是这一次突围，过度紧张和劳累导致宋庆龄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孕娠流产，成为宋庆龄的终生遗憾。
2001年，叶挺长子叶正大将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叶挺当年在狱中写的一篇《囚语》，其中一段详细记述了这次掩护国母宋庆龄突围的经过，多处涉及到薛岳，特录于下：
“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余，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 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
就在担任警卫营长期间，薛岳将自己的名字由薛仰岳改为薛岳。显然，这时，他已经不仅仅是仰慕岳飞了，而是相信自己能够象岳飞那样精忠报国，相信自己能够成为象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
他做到了，历史证明，他后来的抗日业绩，就是与岳飞相比，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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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7—愤青炒老板的代价
安芃
然而，薛岳的从军之路并不顺利，即使说不上充满坎坷，至少是有些磕磕绊绊。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血雨腥风的一年，也是薛岳的从军之路开始走背运的一年。
不过对薛岳来说，这一年的开始却是喜庆的。
这一年春节期间，北伐途中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薛岳正率部在浙江作战，这时，上峰下令，薛岳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第一军，是国民革命军的头号主力，也是大老板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中正蒋伟人亲手缔造的党国嫡系王牌精锐部队。自从第一军组建到以后的很多年里，第一军就一直被称为“天下第一军”。而第一师又是第一军的绝对主力，可谓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相应地也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师”。薛岳能当上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说明大老板蒋中正蒋伟人对薛岳非常器重。
后来，薛岳会发现自己应该好好考虑是否应该领受蒋伟人的器重，不过那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薛岳的军旅生涯一帆风顺。
二月，薛岳率领第一师首先攻入杭州城，俘敌三千，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大老板蒋伟人闻讯，高兴之极。因为蒋伟人的亲手缔造的心腹嫡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北伐以来一直打得不好，让蒋伟人很没面子。这次薛岳率第一军第一师首先攻下杭州，总算给第一军争回了面子，所以蒋伟人特地从南昌给薛岳发来《嘉勉薛岳师长克服杭州电》嘉奖，其电文如下：
入杭部队，吾兄为先，岂唯建克服名城之功，亦聊塞谤毁吾军之口，
党国之幸，亦本军之荣也。尚冀更树奇勋，所有出力官佐士兵，望
先慰勉，再予酬佣。
从这份电报也看得出蒋伟人对薛岳的器重。
三月，薛岳又率领第一师首先进入大上海。
薛岳率军进入上海，有两点不同寻常的地方。
第一，第一师进入上海，没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为了响应北伐军，中共周恩来周伟人已经在上海领导工人起义将盘踞上海的军阀部队赶出了上海，并在上海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工农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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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第二，北伐军司令部严令薛岳的第一师不可与起义的工人接触，可薛岳对这个命令并不买账。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薛岳率领第一师开进上海，受到上海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第一师在上海与工人们相处甚洽，薛岳甚至让士兵与工人，市民组织联欢会，共庆胜利。薛岳坚信，北伐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军阀，扶助农工，现在工人们自己起来打跑了军阀，北伐军为什么不支持不欢呼呢？
然而，北伐军总司令蒋伟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上海工农政权的建立，令蒋伟人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伟人同身边的高级将官李宗仁等商议并得到支持后，决定清党，镇压中共势力，独享政权。
动手之前，为预防不测，思想左倾同情工人的薛岳连同他的第一师被调离上海。4月12日，蒋伟人向合作了几年的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国共从此分裂。
此后，被逼得满世界东躲西藏走投无路的共产党人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为了独享政权，蒋伟人甚至抛开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国民政府而在南京自立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对立，蒋汪分裂。
蒋伟人的翻云覆雨让薛岳实在看不下去，薛岳是名理想主义青年，他从军的目的是救国为民，当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他的理想时，他觉得没有办法在这支军队继续呆下去了，于是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薛岳一气之下，炒了老板蒋伟人的鱿鱼，愤而离职，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做愤青，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接下来四年（1927—1931），是薛岳一生中最彷徨苦闷的几年，他是个军人，他只能呆在军队里。这几年，他在军阀混战的泥潭中身不由己，今天跟着张三打李四，明天又跟着李四打王五，还跟着汪精卫，张发奎打过反蒋的旗号，打来打去，没有信念，看不到希望。
很奇怪的是，在这段苦闷的时期，思想左倾的薛岳并没有象他的两位姓叶的好友那样投奔共产党。如果薛岳投共，凭他的能力，资历与人脉，他在军中的最后归宿就极可能是中共的开国元帅，而不是国军的一级上将。然而，也不知道是应该替他惋惜还是应该替他庆幸，他终于没有走上那条红色道路。
1931年5月，厌倦了军阀混战的薛岳最后怏怏地离开战场，跑到香港九龙做起了寓公，读书钓鱼种花去了。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整整两年过去了，转眼到了1933年5月。
这一天，正在九龙钓鱼中华的薛岳突然接到蒋伟人的电令，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着速到南京报到。
蒋伟人的电令，让薛岳面临抉择。
蒋伟人被他炒过鱿鱼，其作为曾令他深恶痛绝，他还拉起过队伍在战场上直接与蒋伟人对过阵。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现在，蒋伟人电召他回去效力，他去不去呢？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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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28— 一人等于十万兵
安芃
然而，这时的薛岳已经不是六年前的薛岳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已经在军阀混战与九龙的闲居中褪色，看问题比以前实际了很多。
况且，1933年5月，国内局势与两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一年多了，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也已经在东北出笼。
其次，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宁汉已经合流，蒋伟人，汪精卫又走到了一起，蒋汪国民政府已经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回去为蒋伟人效力，大致也可以说就是为国民政府效力，也就是为国家效力。
薛岳是个有抱负的军人，他不甘心一辈子窝在九龙当寓公，他需要领军出征，他已经习惯了金戈铁马，战火硝烟，两年的寓公生活已经快让他发霉生蛆了，这是他东山再起的一次机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他可能会永远被人遗忘，永远没有机会再次领兵，再次驰骋疆场了。
何况蒋伟人的电令很直接，没有客套，也没有责难，甚至不曾提及往事，就如同薛岳一直是他的下属，只是偶尔出去度了几年假一般，这种不见外的做法也令薛岳内心有几分感动。考虑再三，薛岳接受了蒋伟人的任命，重出江湖，领军出征。
薛岳的这一抉择，实在是他自己的幸运，也是国家民族的幸运，从此，薛岳自己步步高升，中国也多了一名将才，一位民族英雄。
这次在蒋伟人面前保举薛岳的，是薛岳旧日的学弟陈诚陈辞修。
人称“陈小鬼”的陈诚这时已是今非昔比了，在薛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挺进大上海的时候，陈诚还只是北伐军的一个团长，但就在蒋伟人四一二清党，许多将领因不满而纷纷离职的当口，陈诚抓住机会尽力向蒋伟人输诚，终于获得蒋伟人的信任，从此平步青云，坐火箭一样蹿升，由团长，师长，军长到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很快越过了薛岳，甚至跨过了在北伐时就已升任“铁军”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后来武汉会战期间，陈诚就曾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节制过作为兵团司令的张发奎。
当年的学弟超过了自己，这是薛岳为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
但这时，薛岳想必对陈诚没有太多羡慕嫉妒恨，因为陈诚对薛岳有保举之恩。当时，蒋伟人发动的对中共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都大败亏输，第四次围剿更是连陈诚的命根子十一师都遭受重创，蒋伟人急需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领军围剿红军，对薛岳比较了解的陈诚便举荐了薛岳。
蒋伟人当然也知道薛岳能干，于是欣然接受了陈诚的保举，任命薛岳为第五军军长。
或许，蒋伟人的过人之处也正在于此，对于在军阀混战中反对过他的人，只要真是人才，他能够不计前嫌，予以重用，象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等等。只有两个人，蒋伟人一辈子都不曾原谅，那就是张学良与杨虎城，这俩鼓捣的西安事变实在让他丢人丢大发了，甚至差点要了他的老命，更要紧的是西安事变的最终结局，是让共产党死灰复燃，让他最终丢失了一座大好江山，单凭这一点，你就是给蒋伟人一万个理由先，他也不会原谅这俩。
对蒋伟人的宽容与重用，薛岳感激不尽，从此追随蒋伟人，终身不渝。
薛岳这次重出江湖，起点并不低，从第五军军长开始，先后兼任第五、第七纵指挥官及北路军、中路军副指挥。接着，又由陈诚保举，就任第六路军总指挥。对于这项任命，国军内部很多人暗地里吐槽：这个薛伯陵，曾经炒过老板的鱿鱼，后来又拉起杆子跟老板对着干，这才刚到没几天，凭什么就升第六路军总指挥？对此，在宣布薛岳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集会上，陈诚说了一句后来在国军官兵中广为流传的话：“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这句话让所有的议论嘎然而止，这句话也让薛岳终生将陈诚引为知己。
陈诚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大，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自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薛岳就是薛岳，有薛岳在，国军剿共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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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与陈诚
一来因为薛岳的确能征善战，二来因为他运气实在好得出奇，第五次剿共正好遇上掌握红军军权的是两个只会让红军与国军拚消耗的职业愤青李德与博古，其中李德还是个外国愤青，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央红军最后终于被挤出了中央苏区根据地，不得不进行后来被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大撤退。接下来的湘江战役，八万人的中央红军损失大半，余下的三万多人被迫向西撤退，进入地瘠民贫的贵州。
就在贵州的遵义会议上，毛伟人重新出山替代李德与博古掌握了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从这里开始，毛伟人带领中共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抵达陕北，经过八年抗战中的发展壮大，又通过三年内战打败了蒋伟人的政府军，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被蒋伟人特地从香港招聘回来的薛岳薛总指挥好象突然不会打仗了，率领十万人的中央军精锐，就是消灭不了精疲力竭的三万多红军残部，整个象白痴一样被红军牵着鼻子东游西转，中国大陆拍摄的电视剧《长征》里那个因经常打败仗而被蒋伟人训斥的薛岳，更强化了人们印象中薛岳的白痴窝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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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长征》中的草包薛岳。
薛岳曾就读保定军校，而不是黄埔生，为蒋伟人的校友，与蒋伟人没有师生关系，薛岳在蒋伟人面前自称学生也是不合逻辑的。
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薛岳真的如此窝囊白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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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yclouns 于 2014-9-5 18:07 编辑
钉子城29—不朽伟业—国军的长征
安芃
当然不是，薛岳既不是白痴，也并不窝囊，否则他也成不了抗日名将，薛岳也就不是薛岳了。
相反，薛岳不仅不白痴窝囊，对蒋伟人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而言，薛岳可谓劳苦功高。
应该说，由薛岳领军的国军的第五次剿共，基本达成战略目的。
首先，中央红军被国军赶出了苏区根据地，蒋伟人认为，失去了根据地，红军就变成了流寇，成了没有归巢的鸟儿，早晚会冻死累死饿死，已不足为患。
蒋伟人给薛岳的电报中说：“今（红军）远离赤化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区域民性强悍，民防甚严，赤匪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由于军心离职，士卒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
现在我们知道，蒋伟人过于乐观了一些，红军毕竟不是普通的流寇，而是当时席卷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蒋伟人以后会为他的掉以轻心而后悔莫及。
其次，中央红军未能达到去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湘江一战，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折损大半，只剩三万多人，勉强渡过湘江，但再也无力北进，只能向西进入贫瘠的贵州境内，处境更加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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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喋血湘江
前些天刚看了部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长沙保卫战》，这部电视剧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底线地夸大我党在长沙会战中的作用。里面有个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天天跑到战区司令部提建议，几乎所有有利于华军作战的建议都是这个主任提出来的。而窝在陕北山沟沟里的毛伟人也隔三差五地现身，就长沙会战做上几点指示。而实际情况是，我党与几次长沙会战基本扯不上一毛钱的关系。
当然，该剧也有其亮点，其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一次把三次长沙会战搬上荧幕，薛岳第一次作为男一号，作为民族英雄出现在电视剧中，并且由硬派小生张丰毅扮演。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薛岳手下有个营长，请八路军办事处的军官来部队讲解游击战术，八路军军官讲的是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成功摆脱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的战例。
对那位极度推崇四渡赤水战例的营长，薛岳的评语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觉得编导设计的这个评语还算靠谱，这样的评语，并非薛岳为自己遮羞的妄言，而是实有所指，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电视剧无法将其展开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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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保卫战》中张丰毅扮演的薛岳
未能消灭中央红军，并非薛岳的失败，因为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全部消灭中央红军。我这样说，并非为薛岳开脱，而是有依据的。
实际上，薛岳所率中央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并非以彻底消灭中央红军为目的。红军离开根据地后，蒋伟人给薛岳第六路军的任务是：“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局。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再度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电报说得挺文，说明白了就两点：一，如果红军呆在一个地方除了吃喝拉撒之外还想干点别的或者想去湘西与贺龙们会合，没门，坚决死啦死啦的干活。二，如果红军只是不停地四处游荡，不做别的，那你薛岳也不用太积极，仗由别人去打，你在后面跟着看热闹就好了。于是，这才有了薛岳领着十万大军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四处转悠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蒋伟人根本没有把毛伟人麾下的区区三万多红军放在眼里。
蒋伟人的确对红军有些掉以轻心，但这也怨不得他，他不象毛伟人那样心里只要考虑三万多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够了。他是一国领袖，除了那三万多红军，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考虑，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得考虑全国一盘棋。蒋伟人让薛岳跟着红军兜圈子自然有他的目的，薛岳率领十万之众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自然也不仅仅是游山玩水。
蒋伟人的意图在一份打给薛岳的电报当中表达得很清楚：“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百姓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剿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传三民主义之精神。”
这下明白了，蒋伟人关心的重点，其实不在红军，而在大西南。
当时的大西南，还是军阀割据的局面，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西康刘文辉，四川更是大小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薛岳的任务是一面剿共，一面还要平定西南军阀割据。说明白些，就是薛岳要以剿共的名义，率大军进入西南各省，清除西南军阀势力，将权力收回中央国民政府，统一大西南。
薛岳肩上担子，可实在不轻。
要进军西南，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得有剿共的名义。为了这个名义能够成立，不但不能把毛伟人麾下的三万多红军残部彻底消灭了，而且还要让他们好好地活着，至少是要活得有力气能够去西南各省走一走，游一游，这样中央军才有借口进军西南。红军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西南地区绕来绕去，最终得以跳出包围圈抵达陕北。
所以，说得更明白些，不管你是四渡赤水还是八渡赤水，薛岳期盼的就是你能逃走，怕的就是你不逃走，你不逃走，他怎能完成深入大西南腹地，底定大西南的宏伟使命呢？
薛岳未能最终消灭红军，原因很多。第一，薛岳的使命，其重点并非消灭红军，而是底定大西南；第二，蒋伟人不停地遥控指挥甚至越级指挥部队，束缚住薛岳的手脚，使他不能放手指挥部队；第三，薛岳对蒋伟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些看法，曾对陈诚谈起过，陈诚说老板不愿听这个，让他以后少说为佳。少说归少说，不等于心理没想法，尽管薛岳剿共尚属卖力，但实在不象后来抗日那样全心全意，追剿红军，能够得过且过自然得过且过，你让我跟着我就跟着，决不会象后来在兰封万家岭抗击日寇那样主动出击赶尽杀绝，多少有些手下留情。第四个原因最经典，并不是薛岳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不过，薛岳尽管没能消灭红军，但他对西南地区的整合却卓有成效。
在贵州，薛岳赶走了地头蛇王家烈，国民政府派大员就任贵州省主席，后来薛岳自己还亲自担任贵州省主席，贵州统一。
在云南，薛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义结金兰，结拜兄弟，从此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相处甚洽，抗日战争时期，龙云还放心地把滇军主力交给薛岳指挥，协助薛岳建功立业。这样一来，等于是国民政府通过薛岳又得到云南省的支持，云南基本统一。
在四川，薛岳统编了川军，扶持了杨森等新川军将领，老牌军阀刘湘的势力大大削弱，再也无法与中央抗衡。
在西康，薛岳的中央军接管了军阀刘文辉的防区，西康统一。
薛岳带着中央军一边跟在红军屁股后面转悠，一边却是兵不血刃地基本统一了整个大西南，为抗战期间稳固的西南大后方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大西南的统一，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于国于民，薛岳功莫大焉。
要知道，做到这一切，薛岳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现代史上相当有名，其实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部队又何止红军？
薛岳的中央军跟在红军屁股后面也一步不拉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而且只有多没有少。那时候，红军战士每到一处都刷上标语，“中央军弟兄辛苦了”，“多谢远送”之类来调侃中央军，毛伟人也有过“有劳伯陵兄远送”的笑语，事实上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也的确象护驾一样将毛伟人从江西一路护送到陕北。
毛伟人很牛逼地说，红军的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但实话说起来，作为狼狈的两万五千里大逃亡，红军的长征实在没有宣出播出个所以然来，其实用这几个词形容薛岳中央军的长征也许更恰当，薛岳中央军的长征真正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宣告了大西南的平定，宣传了国家统一的道理，播下了抗战胜利的种子。
薛岳这次追剿红军，足迹所至，遍及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八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路走来，薛岳对所经八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地理地貌，交通和名胜古迹等，都有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笔记，同时，还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为他以后指挥抗日大战役和长沙会战奠定了基础，一代名将至此臻于成熟。
如果我们把薛岳看做一位运动健将的话，那么这次追剿红军只能算是他的赛前热身，他的真正的大赛是在抗日的战场上。
在长沙，还有最辉煌的赛事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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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0—三封电报换来一个司令官
安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消息传来，薛岳十分兴奋。
薛岳兴奋，当然不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而是因为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跟日本人玩命了。
尽管他这些年一直忙于内战，但对国家的处境却十分清楚。
这些年，日本人步步进逼，吞并东北，控制华北，想要征服中国的野心已成司马昭之心。薛岳知道，中日早晚必有一战，只要中日开战，那就是中国军人报效国家，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土与国家尊严的时候，也就可以放开手脚与日本人大战了，薛岳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现在，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了。这时，只要你是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你就不能不兴奋。
以前打红军，薛岳为了报答蒋伟人的知遇之恩，也算相当卖力，但多少有些身不由己。但现在不一样了，抵御外侮，保家卫国，那是军人应尽的职责，自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
这时的薛岳，正在贵州省主席任上，抗战一爆发，他便接连两次驰电蒋伟人，要求领军出征。
蒋伟人没有满足薛岳的愿望，因为大西南需要有一位靠得住的人镇守经营，只有先稳定了西南大后方，他才能与日寇在华东华北放手一战而无后顾之忧。薛岳平定西南有功，是坐镇大西南的不二人选，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让薛岳出山。
薛岳自然不甘心就这样留在后方观战，于是第三次驰电请命：“大敌压境，正是我辈为国驱寇之时，恳请委员长了吾之愿。 军人职责在疆场，倭寇横行，吾辈应发抒良心血性，誓死保卫我中华。”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这时，淞沪会战已到紧急关头，日军不断增援，华军也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开赴淞沪前线，蒋伟人急需能征善战的将领统兵，加上薛岳的知己陈诚在蒋伟人面前当面替薛岳陈情，蒋伟人终于答应了薛岳的请求。
陈诚立即驰电贵阳，令薛岳率部速来参战。
薛岳接电令大喜，作为军人，他终于有了最恰当的用武之地--抗日的战场。
薛岳心中的楷模是岳飞岳武穆，而且他自己干脆直接以“岳”名，所以行事做派总得与岳飞靠靠谱，比如在后背上刻个“精忠报国”什么的，不光自己要刻，最好要给广大官兵每个人后背上都刻上这几个大字，直接把每个人都整成一个岳飞，一下子几万个岳飞，好家伙，这样的部队，谁能抵挡？
然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岳飞背上的字，可是人家岳母她老人家亲自刺上去的，你要强行在人家背上刻字，有迫人不孝之嫌，人家不一定答应，要等几万人的思想工作一一做下来，没有个把两个月肯定拿不下来。
不过薛岳就是薛岳，他有自己的变通办法，他让贵阳所有铁匠铺在五天之类赶制了数万枚小铝牌，每块铝牌都刻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出征的每位官兵佩挂在胸前，这可比刻在后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更加醒目。
薛岳这样做当然并不仅仅是做秀，他精忠报国的决心的确是真诚的。
出发之前，在贵阳马场坪，薛岳与从香港赶来的妻儿匆匆一晤，并留下了诀别辞：“吾已誓死报国，尔等好自为之，身为军人当以捍卫国家为天职。如有不测，亦为求仁得仁，毋以吾为念。”这个已经直接就是遗书了，薛岳已经做好了以死报国的准备。
将军的豪情壮志自然也感染和振奋了广大官兵，他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胸佩“精忠报国”铝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日夜兼程，开赴前线，那劲头，已远非两年前王家烈手下的双枪兵可比了。
9月17日，薛岳率部从贵阳出发，9月22日就赶到淞沪战场，当即加入由蒋伟人兼任司令官的第三战区作战序列，就任第三战区内战事最紧张的陈诚指挥下的左翼军防区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指挥六个军。
薛岳主动请缨，请求担任战事最惨烈的宝山，罗店一线的防务。在宝山罗店一线，陈诚的起家部队国军精锐罗卓英的18军已经苦战了二十多天，尤其是罗店，由于双方军队反复争夺，猛烈的炮火，已将罗店完全夷为平地，一片焦土，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对薛岳说起18军罗店血战的惨烈景象时，陈诚心痛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9月24日，薛岳抵达前线指挥所，开始了他的抗战生涯。
在抗日的战场上，薛岳废寝忘食，身先士卒，精神气与以前没精打采地跟在红军屁股后面转悠时完全不一样了，哪里最危险，哪里战况最激烈，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在司令官的表率作用下，十九集团军将士英勇抗战，以巨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日军竭尽全力，在二十多天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十九集团军的防区内才前进了十五公里，平均每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薛岳初次出山，就让日本人尝到了厉害。
当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等着他们。
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时，薛岳正领兵在江浙一带打游击。
上海，南京陷落以后，国军主力大部西撤，但薛岳率部留在了敌后。1937年12月27日，薛岳晋任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前敌总司令，这时江浙一带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都已陷入敌手，薛岳只能率部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不要小看了这种游击战，薛岳的部队在敌后东袭西扰，打得日本人十分难受，日军第三，第六整整两个主力师团被薛岳拖住，围着薛岳打转，企图围剿薛岳第三战区的华军部队，却被薛岳抓住战机，在流洞桥、金鸡岭一带击溃了日军木杰三郎旅团。
刚刚经过淞沪会战，江浙一带溃兵很多，薛岳一面作战，一面收集溃兵，同时派人到江西，湖南一带招兵，补充兵员，结果薛岳的部队不但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越战越强，越战越勇，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神奇威力。
如果国军在江浙一带指挥游击作战的一直是薛岳，而不是后来的韩德勤，那么以后中共新四军东进时，粟裕恐怕要遇到很大的麻烦，而后来的汪伪政府恐怕也很难在这一带立足。但如果薛岳在抗战中仅仅从事敌后游击，那又太屈才，他命中注定要承担更大的使命。
或许令蒋伟人觉得遗憾的只是：国军嫡系部队中只有一个薛岳。
1938年4月初，李宗仁将军指挥华军在徐州会战中获得台儿庄大捷，击溃侵华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主力，歼灭日军一万余人。消息传来，薛岳十分高兴和振奋，但却一点也没有惊讶，因为他一直坚信，只要指挥得当，将士用命，华军也一样可以战胜日军。只要能抓住战机，他自己也能获得台儿庄大捷那样的胜利。战机，他需要战机，他在等待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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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
老天不负有心人，战机很快就来到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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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1—救火司令遭遇特务将军
安芃
台儿庄战败，让日本人很没有面子。
一个在他们看起来破破烂烂，预计只需三个月就可以征服的国家，已经抵抗了大半年，而且竟然还有力量反击，这也忒拿人不当腕了。
为了报复华军，日军陆军参谋本部于1938年4月出了个狠招：抽调十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共计三十多万人，分六路围击台儿庄，企图包围并一口吃掉集结在徐州附近的第五战区六十万华军部队，一举荡平华军主力。
这一招的确狠，如果这一招能够实现的话，中国真的危险了。
为实现这个战略大合围的作战计划，日军派遣一支部队实施大迂回，意图绕到徐州华军后方，对徐州华军实施合围。日军执行战略迂回任务的是第14师团。
按照作战计划，第14师团从河南新乡出发，渡黄河南下，在河南归德一线与从山东济宁西进的第16师团会合，以堵截徐州附近六十万华军的后路。
5月初，日军的大迂回大合围作战开始实施。
5月8日，日军第14师团第28旅团旅团长酒井隆少将指挥的酒井支队从河南新乡乘火车到达黄河南岸的山东济宁，该支队的任务是从济宁西进郓城，策应师团主力渡河作战。
5月9日，日军第16师团从济宁出发，到达金乡已被，准备进攻金乡。
日军的频繁调动让华军统帅部对日军的战略意图有所察觉，为策万全，原拟增援徐州的华军部队奉令改在第一战区内的河南东部归德，兰封一线集结，以接应第五战区。一时间，云集豫东地区的部队达到五个军十万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战略重兵集团。这些部队急需一位干练的将领统一指挥，而且这几个军都是国军的嫡系部队，将悍兵骄，一般人没有几把刷子，肯定拿不下来。
这时，蒋伟人又一次想到了薛岳。
1938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薛岳立即赶赴豫东，担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一职。
在国军内，薛岳整个就象个救火队员，哪里出现险情往哪里赶，剿共需要先锋他去剿共，西南需要人镇守他去西南，淞沪告急他去淞沪，江浙需要人驻守他去江浙，豫东吃紧他又被凋往豫东，颇似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大将朱可夫。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正是革命战士薛岳同志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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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司令薛岳
不久的将来，薛岳还将临危受命保卫长沙，在那里，他将攀上自己人生的顶峰。
不过在这之前，他还要经历一些挫折和考验。
薛岳接到电令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日军第14师团主力在濮阳以南渡过黄河，并于14日攻占菏泽。按照作战计划，第14师团应该立刻向东南方的归德前进，以便尽快与16师团会合，以封堵徐州方面六十万华军的后路。
然而，本来应该直赴东南抢占归德的第14师团却于5月16日出人预料地兵分两路南进，右纵队由第27旅团旅团长丰岛房太郎（此丰岛君才具平平，却官运亨通，后来升任第三师团师团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薛岳打得找不着北）率领取西南方向直扑兰封，师团主力左纵队往南向民权方向挺进，预定在兰封东面的陇海路段会合，截断陇海路，一来阻止我第一战区部队增援第五战区，二来可以西图兰封并直接威胁兰封以西的古城开封。
大概日本人认为他们的重兵师团（此次实施大迂回的部队远远超过一个普通甲种师团，这一点后面会有介绍）可以独自向西攻击，消灭兰封一带的十万华军并相机夺取兰封，开封，以获取更大的战果。日本人最终将因为自己的狂妄无知而在战略上付出沉重的代价。
开封城内，第一战区前敌指挥部里，司令官薛岳注视着地图，禁不住两眼放光，心跳加速。
战机，薛岳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华军在兰封，归德一线有五个军及战区地方部队共计十多万人，现在，第14师团孤军深入，已经插到华军十多万人中间来了，如果能抓住这个战机，有可能将第14师团一举围歼。
薛岳思考良久，下定决心，将围歼第14师团的作战计划上报军委会。
这时，军委会委员长蒋伟人心里正憋着一股劲：既然李宗仁领着第五战区一群杂牌军以及少量的中央军就可以整出一个台儿庄大捷来，俺蒋某人贵为一国领袖，手下中央嫡系兵多将广，为什么不可以整出个别的什么大捷来呢？
此时，薛岳上报的作战计划正好搔到蒋伟人的痒处，蒋伟人立刻召开军委会，拍板同意了薛岳的作战计划，并命令薛岳全权指挥围歼第14师团的兰封会战。
日军第14师团的师团长，名叫土肥原贤二。
对土肥原贤二这个名字，大家肯定不会感到陌生。土肥原贤二，日本有名的中国通，中国国语（那时候还没有普通话这一说）说得比蒋伟人还地道，并能说好几种中国方言。
这位中国通也是著名的日本特务，被称为东方的劳伦斯，是中国的死敌，试图灭亡中国，吞并中国是他毕生的事业。那些年里，哪里有中日争端，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策划九一八事变有他，闹华北自治有他，把溥仪挟持到东北成立满洲国也没能少了他。七七事变以后，土肥原又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以陆军中将军衔出任日军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读过军校，极有军事才干，是薛岳可怕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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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将军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要合围徐州华军，薛岳却要把兰封变成另一个台儿庄，大战即将开始，较量，将在薛岳和土肥原贤二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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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2—大迂回—日军师团兵强马壮
安芃
薛岳 PK 土肥原。
让我们先看看两人麾下的兵力对比。
为了便于进行兵力对比，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日军的编制，以免以后不断看到日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这样的名词时一头雾水。
师团，是当时日军最大的常规独立作战单位。
有人认为日军的师团相当于华军的师，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日军的师团相当于华军的军，日军师团长的军衔一般为中将，也与华军军长的军衔相当。
日军的师团分为甲，乙，丙，丁四种。
甲种师团又称常设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一个旅团相当于华军一个师或一个旅，每个旅团辖两个步兵联队，这样一个师团共有四个步兵联队）以及工兵，骑兵，炮兵，辎重各一个联队，这样，一个师团共辖八个联队，加上一个师团部和两个旅团部及其非战斗人员，共计28000人左右，与华军一个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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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炮兵部队
乙种师团又称特设师团，在常设甲种师团的基础上压缩了骑兵联队，改为骑兵大队，原因是马匹不足，其余编制与甲种师团完全相同，因此乙种师团一般辖七个联队，加上一个师团部和两个旅团部及其非战斗人员，共计24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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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辎重部队
日军编制中还有独立混成旅团，为次一级的独立作战单位，一般由2-3个步兵联队加上少量其它兵种的大队或中队组成，相当于华军的独立师，6000-10000人不等，一般担任辅助作战任务。与师团相比，独立混成旅团体积小，机动灵活，在中国战场上主要用于扫荡八路军的华北根据地。
战争后期，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将独立混成旅团扩编，3个步兵联队加上一两个其它兵种的联队或大队，勉强作为一个师团使用，人数在15000-20000之间，称为丙种师团或者丁种师团，其实力远逊于甲种师团和乙种师团。
日军第1到第20师团为常设师团，都是甲种师团，实力最强，是日军主力部队。
在常设师团的番号上加100，也就是第101到120师团分别是常设师团的后备役特设师团，编制与其常设师团完全相同，只是由于马匹缺乏，多数建成乙种师团，也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比如106师团，就是第6师团的后备役师团，将是我们后面几节的主角。
21-100之间的师团是战争爆发后陆续增加的，有的由独立混成旅团扩编，有的是新兵，属乙或丙或丁种师团，没有一定的规律，战斗力比不上常设师团及其后备役师团。
联队是日军师团下面的主要作战单位，关于日军的联队，我想多说几句。
很多人认为日军一个步兵联队相当于华军一个团，这种看法自然有其道理，尤其从联队长的军衔来看，日军的联队长通常为大佐，相当于华军大多数团长的上校军衔。但我个人觉得简单地说日军的一个联队相当于华军一个团并不十分确切。
华军一个团通常只有一千到两千人，而日军一个满员的野战步兵联队的人数在3000人左右，多时有可能超过4000人，已经相当于华军两个团了，即使不能四舍五入往上入为相当于华军一个师，但好像也不适合简单地往下舍为相当于华军一个团。
当时华日两军的编制不同，华军部队主要由步兵组成，其他特种兵有，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日军一个常设师团在四个步兵联队的基础上，另配有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四个特种兵联队，通常在正面战场的实战当中，日军的步兵联队并不独立作战，平均每个步兵联队可以摊上兵力差不多为一个联队的特种兵部队协同作战。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华军部队与日军一个步兵联队作战时，要对付的不仅仅是这个步兵联队，还要加上协同这个步兵联队作战的平均差不多一个联队的特种兵部队，这样兵员达到两个联队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已经相当于一个旅团，抵得上华军一个师了。因此，我觉得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加上配合其作战的其他特种兵部队，其作战功能差不多相当于华军一个师。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与国军虞啸卿师隔怒江对峙的是日军的竹内联山联队（当然还应该加上配合竹内联队作战的其他特种兵部队），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兵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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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华军虞啸卿师的士兵与日军竹内联山联队的士兵隔江对骂
就在两支部队的士兵对骂之后不久，日军炮兵就对华军阵地进行了一次密集炮火覆盖，华军却只有挨揍的份。
日军一个步兵联队下辖三个步兵大队。
一个满员的步兵大队也在800-1000人，超过华军一个营，已经接近华军一个团了，所以人们通常说日军的大队是个营级单位也不十分确切，应该是华军两个营甚至两个加强营的兵力。
日军一个步兵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三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大约200人，超过华军一个连，不足华军一个营，通常说日军中队为连级单位，大致说得过去。
一个日军步兵中队下辖四个小队，每个小队40-50人，略超过华军一个排。
日军的单兵素质，战术素养以及武器装备都大大超过华军，所以日军一个中队的作战实力远远超过华军一个营，一个小队的作战实力也抵得华军一个连。
当然，这些军制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真正到战场上，每个师团的编制都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加上每个师团伤亡整补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每个师团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师团以上的军，方面军，派遣军只是根据需要临时组建的作战序列，不算常规编制。
当时在华北的日军组成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北平，下辖第1军（石家庄）和第2军（济南）。在华东的日军称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
土肥原第14师团隶属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为香月清司中将。
香月司令官肯定没有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指挥作战了。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土肥原的第14师团属于日军的常设甲种师团，战斗力极强。
如果仔细看看土肥原当时指挥的部队，我们就会发现土肥原率领的实行战略大迂回的兵力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的甲种师团。
土肥原南渡黄河时，归他指挥的部队除了本师团第27，28两个步兵旅团以及本师团的工兵、骑兵、炮兵、辎重四个联队外，第1军还给第14师团加强了3个重炮兵联队（野战重炮兵第2旅团两个联队以及独立野战重炮兵第8联队）和迫击炮，装甲车，高射炮大队等，使第14师团的炮兵相当于4个普通的常设甲种师团的炮兵实力。此外，第14师团还额外配属了独立气球第一中队，第2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第16师团第2渡河材料中队，独立工兵第二联队等等，其兵力达到十二个半联队，超过一个半师团，按照一个常设甲种师团28000人计算，一个半师团至少应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可见日军为这次战略大迂回花了相当大的本钱，也对土肥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就算按日军惯例第14师团出战时会留下少量兵力在原驻地留守，但如此重要的迂回行动派驻的留守部队不会太多，随师团主力作战的部队必定在两万人以上，加上几个加强过来的联队，这次土肥原率领的迂回部队人数至少在二万五千人，可谓兵强马壮。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土肥原的对手薛岳的实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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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3--合围—华军人多势不众
安芃
参加兰封会战的华军部队建制很乱，加上资料不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基本理清了脉络。
华军参加兰封会战的兵力前后有变化，以5月25日为界，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参战的共有国军嫡系部队五个军和战区地方部队三个师。
嫡系部队这五个军分别是俞济时的第74军（请记住这支部队，尽管这支部队在淞沪会战中牛刀小试，但现在还不象罗卓英的第18军那样显山露水，不过在不远的将来它将异军突起，成为华军中最生猛的突击力量，让日本人闻之色变，以后我们还要经常提起这支部队），李汉魂的第64军，宋希濂的第71军，桂永清的第27军和黄杰的第8军。
国军部队很多来自地方军阀，编制很乱，很难一概而论。不过上列五个军都是经过整编之后的国军嫡系主力，其编制尚有脉络可寻。
1936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全国的军队实行整编，由于时间紧迫，到抗战爆发时，只完成了部分中央军和东北军部队的整理和调整，这些完成了整训的部队称为整理师或调整师，绝大部分为二旅四团的甲种师，其中有五个装备最为精良的德械师，称得上是国军的样板师，这五个样板师分别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由蒋伟人警卫部队扩编的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以及隶属宋子文财政部的税警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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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首席德械样板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乍一看还以为是支德国部队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对日本来说，晚了两年，如果提前两年开战，中国必败无疑。对中国来说，则早了两年，如果再给国民政府两年时间，整编二十个以上这样的德械师，日本根本不敢侵略中国。
豫东薛岳手下的五个军下辖的全为二旅四团的甲种师，而国军的五个样板德械师现在恰恰全在豫东这五个军的序列里。
宋希濂第71军下辖第87，88两个师，这两个师就是原来的德械第87师和88师。
桂永清第27军下辖第36，46两个师。第36师即为原德械第36师，第46师则为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残部与同样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的原湘军系统的第46师一部混编而成，军长桂永清即为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
黄杰第8军的第40师即为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的税警总团改编而成，军长黄杰即为原税警总团团长。第8军另外一个师为刚从徐州战场撤下来的第24师。
国军的五个样板德械师都经过惨烈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训练有素的老兵十去七八，实力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后来声名卓著的华军王牌攻击军三五部队第74军这时还没有后来在上高会战和常德会战中让日军胆寒的虎贲57师，只有51师和58师两个师。
李汉魂的第64军为187，155两个师。
一个军两个师，一个师两个旅，一个旅下面有两个团，也就是说，每个军共有2个师4个旅8个团。国军每个团约一千多人到两千人，一个师四个团加师旅部总人数少则5000-6000人多则7000-8000到一万多人不等（1943年死守常德的第74军57师就是著名的八千虎贲将士）。这样一个军两个师加军直属部队大约在两万人左右。就算这五个军齐装满员，总兵力也只有大约十万人左右。
然而，当时华军的这五个军都刚刚经过惨烈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或者徐州会战，人员和装备都损失极大，有的刚刚稍事整补，新兵满营，象第64军的187师就全部为新兵。有的尚未得到整补，象第8军的24师，就刚从徐州前线退下来，战斗力还不到原来的50%，只能作为军预备队使用。
这五个军本已不满员，加上国军部队还普遍有报空额领空饷的优良传统，就是国军嫡系部队也未能免俗。连后来的王牌攻击军第74军也吃空饷，只不过该军对每一级军官吃多少空饷有明确规定，因而该军还算能保持基本满员。
比较实际的估计，当时这五个军的总兵力应该远远不到十万人。我们就算当时五个军共有十万人吧，但这五个军的十个师中还要分出三个师的兵力阻止日军16师团西援，只能抽出七个师来对付土肥原，而这三个师的空缺由战区地方部队的三个师来填补，补缺的三个师分别是195师，106师和61师。
作为地方部队，补缺的三个师的作战实力没法与嫡系主力师相比。象第195师，刚由河南地方保安团改编，干部尚未配齐，根本无法作战，结果会战开始前与日军的第一波接触中就全部溃散，从此其番号就再也没有在兰封会战中出现过。第106师是从石友三的残部改变来的，战斗力也很差。
在会战第一阶段真正与日军第14师团对垒的华军其实只有9个师，不足九万人，兵力对比是不足九万比两万五，还不到四比一，而不是一直以来人们所说的十五万打近两万的八比一。
会战的第二阶段，同样经过淞沪会战尚没有获得足够整补的胡宗南部李铁军第一军两个师以及战区地方部队第20师，新35师赶来参战，华军参加围攻土肥原的兵力达到十三个师大约十二万人，整个兵力对比仍然不足五比一。
闲话少说，现在，兰封会战就要在薛岳和土肥原之间展开了。
薛岳麾下参加兰封会战的几位军长当中，在会战中一战成名的是第27军军长桂永清和第8军军长黄杰，不过他俩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战有功，而是相反，因为他们作战不力，贻误战机，后来被人称为“逃跑将军”。
兰封会战最关键的地点有两处，一为兰封，一为归德，分别是桂永清和黄杰的防区。
兰封在哪里？归德又是什么地方？翻开地图，你会一头雾水，现在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么两个地名，因为这两个地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兰封，归德，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兰封这地名也许会让你觉得陌生，但兰考你一定听说过，兰考出了个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度让兰考全国闻名，兰考至今还保留着焦裕禄陵园。没错，兰封就是现在的兰考。在兰考因焦裕禄而红遍全国的年代，极少有人知道抗战中这一带曾有过这样一次惨烈的兰封会战。
归德，就是兰考以东一百多公里开外的商丘，也是陇海线上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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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地图上的兰考，商丘等地
5月16日，也就是土肥原第14师团从荷泽分兵南下这一天，宋希濂率71军所辖87师和88师从洛阳到达兰考，并紧急往商丘输送。输送途中，铁路被日军破坏，88师264旅和87师一个团抵达商丘，其余部队被阻在兰考。
请注意，这时被阻在兰考的71军88师只有师部和一个262旅，这一点对后来的战事非常重要。
正是这个被阻在兰考的88师262旅于第二天（5月17日）向逼近兰考的日军第14师团右纵队发起攻击，打响了兰封会战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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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4—逃跑将军毁三观
安芃
薛岳在兰封会战中的兵力部署大致是这样的：
黄杰第8军负责守卫商丘，砀山（商丘以东大约80公里处），阻止日军自徐州方向的增援。
李汉魂第64军的187师全部由新兵组成，从广东赶赴豫东的途中抵达汉口时才领到武器（汉阳兵工厂的汉阳造？），也被留在商丘，归第8军黄杰军长指挥，作为会战总预备队。
第64军李汉魂军长统一指挥本部另一个师即155师以及74军的51师，58师和71军抵达商丘的部队（88师264旅和87师一个团）由商丘方向沿铁道两侧向西攻击。
第27军军长桂永清指挥在兰封的27军的36师和46师，71军88师（只有师部和一个262旅，欠264旅）以及地方部队106师和61师守卫兰封和兰封至杞县（兰封以南30公里）的国防工事，并向东面的日军进攻。
第71军军长宋希濂率被阻在兰封的87师（欠一个团）经红庙（兰封东北10公里）迂回攻击日军侧背。
5月21日，攻击开始，华军从东，西，北三面向土肥原第14师团发动进攻，经过两天血战，到23日，华军终于将第14师团包围在兰封以东的狭小地域内，兰封会战华军第一阶段目的达到。
然而毕竟土肥原的重兵师团是头武装到牙齿的怪兽，要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的极短时间内一口吃掉它实在不容易，至少华军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付好牙口。
针对华军的围击，土肥原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并不是象人们预期的那样向东突围企图与前来增援的第16师团会合，而是采取东守西攻的策略，加强了右纵队，令其阻止东路华军的攻击，自己率14师团主力出人意料地全力向西攻击兰封城，先从东南面，接着从西面，然后从西北面，这一路攻击把防守兰封的几支部队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看到日军一路迂回，第27军军长桂永清害怕被日军包围，下令第27军撤退，同时命令第71军第88师师长龙慕韩死守兰封。
桂永清这一招，闪得第88师师长龙慕韩差点折了腰，龙慕韩气得直跺脚，大骂桂永清王八蛋，不是东西，自己带着27军开了溜，却让第88师在后面垫背。
应该说桂永清这一手也的确是忒不地道，临阵脱逃已是相当的不军人，只顾自己逃命不说，逃跑时拿临时划归自己指挥的兄弟部队垫背，那更是极端违背军人的武德，有这种毁三观的作为，龙慕韩怎么骂他都不过分。
5月23日夜，日军右纵队脱离东路华军的攻击，也加入攻击兰封城的战团，从东面向兰封城进攻，而华军东路部队并没有及时对日军右纵队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兰封城里的龙慕韩吃不住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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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怪，日军整个甲种师团加上额外的三个重炮联队一起往头上招呼，换了谁也吃不住劲。前面说过，88师隶属宋希濂第71军，其264旅在兰封会战开始前就已被输送到商丘，留在兰封城的只有88师师部和262旅，而且经过连日苦战，已经伤亡惨重，这时就是每个人长上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土肥原整个重兵师团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龙慕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也象桂永清那样下令残部撤出兰封城。于是，兰封轻易落入土肥原手中。
这下，轮到开封城里前敌指挥部内的薛岳跺脚了。
兰封一丢，等于包围圈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围歼土肥原第14师团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不仅如此，兰封失陷，西边不到一百公里的开封已无险可守，也危在旦夕。
听到兰封失守的消息，薛岳极为震惊，气得将手中的茶杯“叭”地摔在地上，大骂桂永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无奈之下，薛岳于5月24日致电军委会狠狠地告了桂永清一状：“查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贪生怕死，临阵畏缩，拒不执行守城命令，致兰封城不战而陷日酋土肥原之手，扰乱我一战区整个计划。此种卑劣之表现如不惩戒，必扰前线将士之军心，于抗战大局贻害甚大。望军委会酌查。职薛岳叩。正午。”
丢了兰封的消息也让蒋伟人跺脚，好容易谋划出的一个兰封大捷眼看要毁在桂永清和龙慕韩手里。
5月24日，蒋伟人下令将第88师师长龙慕韩撤职查办（桂永清呢？），由71军军长宋希濂兼任第88师长，同时命令薛岳兵团于25日再度开始围攻土肥原，“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
5月25日，华军对土肥原的又一轮围攻开始，这时李铁军的第1军以及战区地方部队20师和新35师也赶来参战，华军十三个师围着土肥原的第14师团猛攻，并于27日夺回兰封城，将土肥原再次团团围住。
然而，土肥原的重兵师团实力极强，火力更猛，华军的进攻进展缓慢，只能一寸一寸往里推进。
这边围攻土肥原激战正酣，那边阻援部队却又出了状况：商丘失守。
商丘失守的情形几乎是前面兰封失守的翻版，这次的“逃跑将军”是第8军军长黄杰。
土肥原兰封被围，可能全军覆没，日军大本营急了眼，严令商丘附近的第16师团急急西进解围，同时为确保救出第14师团，特别将第13独立混成旅团配属第16师团，加强第16师团的进攻力量。
从5月26日起，第16师团和第13独立混成旅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商丘守军。这时，守卫商丘的是第8师师长黄杰率领的三个师，分别是第40师，第24师和第187师。前面提到过，其中第24师刚从徐州退回来，只有一半兵员，而187师差不多都是新兵，刚刚领到几杆汉阳造，实力可想而知。所以，防守商丘的名义上是三个师，实际上能当两个师用就不错了，而他们面临的却是超过一个半师团日军的进攻。
5月28日，日军第16师团向商丘以西迂回，欲断守军退路。黄杰怕被包围，决定放弃商丘，命令第187师守城三日，自己率第8军军部及第40师，24师向开封撤退。
这一回该第187师师长彭林生跺脚了，这个新兵师的菜鸟们拿到枪还没几天，还没捞到机会训练，让他们放枪，不把自个撂倒就算谢天谢地了，顶多也就象放炮仗听个响，要指望他们阻止日军进攻，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第187师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地在商丘守了一天。第二天，也就是5月29日，彭林生率187师撤出商丘，日军遂占领商丘。
鉴于日军16师团越过商丘进至杞县以东，严重威胁华军侧背，加之对土肥原第14师团的攻击进展缓慢，5月31日，薛岳悲痛地下令兰封会战的华军部队全线撤退，为期十天的围歼土肥原的兰封会战终于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
兰封会战以失败告终，让蒋伟人很下不来台，在他写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一封密信中说，此次兰封会战，我15万精锐之师竟未能歼灭被围困之土肥原师团近2万人，在战争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其实蒋伟人这个千古笑柄的说法只是在战事失利极度失望却又没有搞清状况时的激愤恼怒之语，算不得数的。
蒋伟人激愤恼怒，表面上看是因为战事失利，实际上是因为丢了面子。
李宗仁领着几支主要由杂牌军组成的部队，就能创造台儿庄大捷，可蒋伟人自己手下那么多中央军嫡系部队，却愣没整出一个兰封大捷来，这一点让蒋伟人不能不激愤恼怒。
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一下有人要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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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5—还是帅哥不吃亏
安芃
兰封会战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处置了作战不力的相关人员，其中第88师师长龙慕韩受到的处分最重，被执行枪决。薛岳，桂永清等人曾在蒋伟人面前为龙慕韩说情，但蒋伟人未准。
龙慕韩，安徽怀宁人，黄埔一期生，为蒋伟人嫡系将领。在执行死刑前，蒋伟人亲自到看守所探望过龙慕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注视了龙慕韩良久。对龙而言，这也算是莫大的恩惠了。
其实，在兰封会战的前半段，从5月17日到5月23日整整一个星期，龙慕韩率领他的262旅一直打得相当艰苦。5月23日晚，土肥原所部主力以及右纵队对兰封形成合围之势，龙慕韩知道他缺兵少将的部队绝对没有办法守住兰封，于是他犯下了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未经请示擅自撤离兰封城，致使兰封城轻易陷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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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第88师师长龙慕韩
龙慕韩敢于擅自撤守，一来倚仗自己是蒋伟人的嫡系，二来有桂永清未经请示擅自撤离在先，他以为蒋伟人不至于把桂永清怎么样，当然也就不至于把他龙慕韩怎么样了。
龙慕韩的想法也对也不对。
对的地方在于蒋伟人的确不至于把桂永清怎么样，而错的地方却要了他的命：跟桂永清相比，他龙慕韩显然太不够分量了。擅自撤离肯定是死罪，若不严惩，那以后的仗就没法打了。为了以后的战事，蒋伟人需要一只儆猴的鸡，这只鸡不能太大，太大了蒋伟人杀不动，象桂永清；自然这只鸡也不能太小，团长营长之类，够不成威慑力。而龙慕韩不大不小，个头正好，他不做那只鸡谁做？所以龙慕韩死定了。
可以说，当桂永清率本部撤退而命令龙慕韩死守兰封时，龙慕韩就已经死定了，要么战死兰封，要么成为蒋伟人刀下儆猴的鸡，龙慕韩只能二者择其一，没有其它选择。
很遗憾，一念之差，他选择了后者。
应该说，龙慕韩死于桂永清之手。
龙慕韩是第一个被处决的蒋伟人的嫡系将领，但并不是最后一个，以后还会有鄷悌，廖龄奇等人来陪伴他。
现在该说说桂永清了，桂永清何许人也，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桂永清（1900-1954），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也是蒋伟人私人组织复兴社著名的十三太保之一，为蒋伟人的心腹爱将。
据说桂永清长得比较帅，国军中的第二号大佬何应钦还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桂永清也因此成为何应钦线上的人物。有蒋，何这样两位大佬罩着，桂永清自然不会怎么样了。结果，桂永清只受到个撤职查办的处分。
人长得帅总不会太吃亏。
撤职是撤职了，但查办不查办那还得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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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永清将军 （长得帅吗？我愣没看出来）
桂永清接下来晃荡了几年，抗战胜利后再度出山，出任国军海军总司令，直接把海军打造成了国军在国共内战中最无建树的军种。
内战失败后国军败退台湾，1954年，也就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桂永清被授予国军海军一级上将并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
桂永清曾写《领袖歌》歌词：“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马屁精形象跃然词中。
第8军军长黄杰长得没有桂永清帅，但他却沾了帅哥桂永清的光，本来擅自撤离商丘导致兰封会战失败，必是死罪无疑，但他的做法只是桂永清的翻版，而且他的军职也与桂永清持平，蒋伟人放过了桂永清，就没办法严办黄杰，所以黄杰也只得了个和桂永清一样的撤职查办的处分。
黄杰（1903－1996），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生，蒋伟人嫡系将领。兰封会战后，黄杰一度无所作为。抗战末期，黄杰率军滇西反攻，并攻入缅甸，还算打得不错。国军败退台湾后，黄杰开始官运亨通，衔至陆军一级上将，官至国民政府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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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杰将军
其实，桂永清龙慕韩丢了兰封并不是兰封会战失利的关键，毕竟华军后来又夺回兰封，重新缩紧了包围圈。桂永清害怕部队被包围而撤离兰封（包括黄杰撤离商丘）也可以理解，但他做得最不地道的地方就是只带着自己的两个师撤离，却命令不属于自己的第88师在后面垫背（黄杰后来在商丘也如法炮制），反映了国军部队一个致命的痼疾：领兵将领只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兄弟部队死活，胜则争功，败不相救，关键时刻坐观友邻部队被歼而不伸援手。在抗日战场上抵御外侮，这一点表现得还不算十分突出，到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这一点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了共军太多各个击破的机会，这也是国军最后败退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得出蒋伟人对这一点也深恶痛绝，对桂永清黄杰保存实力的做法，蒋伟人的处理也很绝，干脆将第27军，第8军裁撤，番号取消，部队散编到其它部队中。
至此，以前风光无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终于烟消云散，尸骨无存。
连部队都没有了，我看你们怎么保存实力？
无论如何，蒋伟人对桂黄龙诸人的处分--尤其是处决了自己的嫡系将领龙慕韩--还是对他的嫡系部队产生一定的威慑力，否则也就不会有后来薛岳的万家岭大捷了。
华军兰封会战的失利，并非将士不用命，除了两位“逃跑将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参战的国军将士大都打得极为英勇，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的战事中，华军有一位旅长，两位团长为国捐躯，分别是第27军46师138旅旅长马威龙，第74军51师151旅302团团长纪鸿儒和第20师团长刘沣水。战事失利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手太强，超过一个半师团，尤其是炮兵力量雄厚，以华军当时的人员和装备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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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军46师138旅旅长马威龙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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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军51师151旅302团团长纪鸿儒烈士
孙子曰，“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要兵力达到对手的十倍才能采取合围的战法，而孙子说的这个十倍指的还是整体实力相当的两支部队。而华军的实力与日军相比，相差十分悬殊，华军兵力其实要达到日军四十到五十倍才能保证围歼成功。而兰封会战华军以大约五到六倍的兵力就敢对强敌围而攻之，决心很大，勇气可嘉。
即使真的象蒋伟人说的十五万打近两万的八倍的兵力，离孙子的要求也相差甚远，能打成这样，也已经相当不错了。
兰封失利，非战之罪也。
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一度大力贬低国军的抗战功绩，既然蒋伟人自己都说了千古笑柄，那还不乐得将错就错，于是兰封会战千古笑柄的说法就一直流传下来。
我前面不厌其烦地统计数字，只是想为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前期的国军正正名，稍稍改变一下留存在人们心目中的国军部队不堪一击的窝囊印象。其实国军多数部队，尤其是蒋伟人的嫡系部队，在抗战前期的作战中相当的强悍，要不中国早就亡国了。战事不利只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铸造的战争机器过于凶狠强大，在东南亚，西方军事大国美国英国在日本战争机器面前的表现其实比华军更加窝囊不堪。
总之，薛岳指挥的兰封会战虽说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但绝对不能说成是千古笑柄。但如果有人硬要把兰封会战称为千古笑柄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毫无道理，只是我以为成为笑柄的并不是薛岳，而是他的对手土肥原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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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6—日本王牌特务的终结
安芃
千古笑柄土肥原。
且慢，您看到这个说法后举起的板砖先别急着往下砸，看完我下面的说法之后您再砸不迟。
华军的兰封会战虽然失利了，但从战略上讲，这对华军并没造成多大的损失，因为兰封会战本就不在华军的战略意图之内，只是土肥原的狂妄冒进送给了华军进行兰封会战的机会，而华军抓住了这个机会。
给了华军进行兰封会战的机会，这本身就是日军的重大失败，对日本人而言，这个失败可能大到无法估计甚至是致命的。
土肥原重兵师团南渡黄河的战略意图本来是迂回至徐州一带六十万华军的背后以堵住其西撤的通路，然后几路日军配合行动将六十万华军一举围歼。
如果土肥原南渡黄河后尽快抢占战略要地商丘，向第16师团靠拢，以超过两个常设甲种师团的兵力，东阻徐州华军突围，西挡豫东华军增援，这样的话，以日军的作战能力，总计三十多万人的兵力，不仅可以完全吃掉徐州一带的六十万华军，甚至还可以打残意图东援的华军豫东兵团。
六七十万人啊，那是当时华军总兵力的差不多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久经战阵的精锐。在失去了这六七十万精锐以后，以华军当时的补给能力，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组织起象样的防御，那样的话，日军能得到的何止一个开封？恐怕后来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都不会有了。
如果日军大迂回大合围的战略意图能够实现，至迟到1938年底，日军就可以迅速占领整个华中，甚至可以突入西南去和蒋伟人打个照面，到那时，蒋伟人想不投降恐怕已经很难了。如果中国投降，日本以整个大东亚作为战略腹地，再放眼太平洋战争，那时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就都难说了。
然而，这样一步好棋，却让土肥原完完全全给走砸了锅。
土肥原南渡黄河后没有按计划直取商丘，而是西攻兰考，意图下一着先手，先攻取兰考，再西图开封，以邀取更大的战功。事实证明，土肥原的这一着先手其实是一步导致后来满盘皆输的特等臭棋。
在土肥原的心目中，大概以为豫东华军见到他的重兵师团会象老鼠见到猫，能逃多远逃多远，根本不敢跟他打照面。然而他不知道，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薛岳。土肥原名为中国通，却有个致命的缺陷：他不了解薛岳，不知道薛岳外号“老虎仔”，是个敢打硬仗，能打硬仗，遇强更强的主，薛岳不仅没有逃，还敢跟他拚，不仅敢跟他拚，还想直接把他当做饺子馅包起来一口吃掉，这也未免太拿秤砣不当废铁，太岂有此理了。
当时被华军十几个师围在当中间痛扁的土肥原一定又急又气又恼，可是除了跺脚以外，毫无办法，只能在四周“活捉土肥原”的呐喊声中一边死撑着，一边请求空中支援，同时狼狈地向离他最近的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喊话：中岛君，请速速向我靠拢，请看在天皇陛下的分上，拉兄弟一把。这边中岛也对着喊：土肥原君，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这时中岛也顾不得阻挡徐州突围的华军了，催动部队急急西向攻击商丘，毕竟救援被围的第14师团更重要，日军大本营不能让整整一个师团（其实不止一个师团）让华军吃掉，日军丢不起这个人。这样，薛岳发动的兰封会战不但令土肥原的一个加强师团无所作为，还拖住了另一个第16师团前来救援，于是日军的包围圈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六十万华军精锐从容地跳出包围圈，全师而退，安全地撤到后方。日军的战略大迂回战略宣告失败，日军只得到徐州，开封等几座空城。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之初，国强共弱，中共毛伟人响亮地提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实在极有见地。把毛伟人的口号用在华军的抗战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兰封会战以后，华军虽说丢掉了几座城市，但却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毕竟时间站在中国人这一边。
有人把华军的徐州大撤退称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就如同敦克尔克撤退的三十万英法军队成为后来诺曼底登陆的有生力量一样，从徐州撤退出来的六十万华军精锐后来也活跃在全国各地抗日的战场上。有这六十万精锐存在，日军征服中国的美梦就不可能实现。
正是土肥原亲手葬送了日军胜利的希望，也顺道把他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战后，土肥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2日，根据抽签，土肥原成为七名被判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中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战争罪犯，这个以灭亡中国为终身职业的日本王牌特务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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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
兰封会战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被撤职，并且终生未能再获重用，毕竟他的瞎指挥对日军大迂回战略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盲目冒进的土肥原师团长也被撤销了师团长职务，回去做他的特务老本行去了。
这时，我再说千古笑柄土肥原，如果您觉得还有那么一点点靠谱，那就请您先把举着的板砖放下休息休息，以后有机会再砸，以后的机会还多的是。
土肥原占领兰封之后，立即向西进攻开封。如果日军占领开封，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则后果不堪设想。
情况紧急，国民政府当机立断，来了招壮士断腕，华军在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进至郑州附近中牟县的日军第14师团遭到洪水围困，人员装备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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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被洪水围困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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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被洪水围困的日军
洪水将中日两军隔离开来，日军占领开封的军事优势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日军企图以华北方面军为主力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由华中派遣军担纲沿长江进攻武汉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华中战事即将展开。
薛岳不用等多久，他雪耻的时候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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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7--春风得意的司令官
安芃
兰封会战三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21日，此时日军第2师团正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游击队。
对第2师团的普通官兵来说，这一天也普普通通，与昨天前天没什么两样，但对第2师团的师团长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
就在这一天，该师团长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贵职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
面对这份急电，这位师团长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知道，他将要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接下来他将会在中国的大地上有更多精彩的表演。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的名字叫--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将是薛岳的下一个对手，一个极厉害的对手。
一向自诩雄才大略的冈村宁次极不甘心仅仅窝在东北对付肩扛几杆破枪的抗日游击队，他觉得以他的才能，他应该担负起更重大的使命。
天生我才必有用，现在，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为了实行武汉会战，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在华中派遣军下面成立第11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武汉会战主攻方向的各个日军师团，在确定第11军司令官的人选时，参谋本部的首脑们立刻想到了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能出掌第11军，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日军将帅中有军事才能者不少，冈村能够胜出，还因为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长处：十多年以前，冈村做过中国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曾跟随孙传芳在中国的湖北，江西一带作战，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形气候等比较熟悉，有利于他领兵在这一带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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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
由师团长升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心情十分舒畅愉快。回东京报到期间，冈村还获得天皇的接见与勉励，这无疑于锦上添花，更增添了冈村的荣耀。
而且，在冈村宁次于7月15日抵南京正式就任第11军司令官之前，其部属便已献给新任司令官两份厚礼：第11军属下的波田支队分别于6月12日与6月26日分别攻陷了武汉东面长江上的重要门户安庆以及安庆上游的军事重镇马垱要塞。冈村司令官尚未正式上任，从南京沿长江进攻武汉的行程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半。
冈村司令官相信，剩下的另一半，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定会一样顺利甚至更加顺利。
冈村的自信是有道理的，现在，他麾下有日军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五个师团以及主要由驻防台湾的官兵（因为适应了台湾气候的官兵也更能适应长江中下游一带炎热的夏季气候，日军参谋本部特调波田支队参加武汉会战）组成的加强旅团级别的凶悍的波田支队，共计四个半师团十多万人，加上陆军航空兵团的500多架飞机以及海军第3舰队的120多艘舰艇的协助，还有刚从华北派遣军改属华中派遣军的第2军三个师团在江北辅助进攻，参加武汉会战的日军总兵力达到四十万之多。
冈村司令官相信，以皇军的攻击能力，四十万人的兵力进攻武汉，武汉会战一定会凯歌高奏，所向披靡。
冈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九江。
九江是武汉东面长江沿线又一道重要门户，是华军必守，日军必得之地。冈村认为攻陷九江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一个波田支队就能攻陷安庆和马垱要塞，现在有他冈村司令官亲自出马，要攻取九江更是易如反掌。
冈村的预料一点没错。
1938年7月23日零时，还是那个波田支队乘夜冒雨偷袭九江东南面鄱阳湖口岸姑塘镇，一举登陆成功。接着，后续部队第106师团加入战团，经过四天作战，到7月26日晚，日军占领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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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6日，日军攻陷九江
短短四天时间，冈村轻易将九江收入囊中。
在七月的骄阳下，冈村司令官矗立九江城头，西面的武汉似乎已经隐约可见，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如此成功圆满，天随人愿，心想事成。
照这样打下去，不出一个月，冈村司令官就可以在武汉城中庆祝日军占领武汉的伟大胜利了，冈村甚至开始想象东京都的报刊上“冈村司令官指挥有方，大日本皇军顺利占领武汉三镇”或者“支那军不堪一击，皇军轻取武汉”这样的大字标题。
然而，冈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武汉会战中，攻占九江竟是他好运的尽头，从此，他的霉运开始了。
因为前面他要遇到的，将是薛岳薛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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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8--南浔线王牌对决
安芃
如果冈村率领麾下所有五个半师团的日军全部沿长江向西进攻，以日军的攻击能力，一个月内攻占武汉肯定不成问题，但冈村却不能这样做。
攻占武汉，只是日军实行武汉会战的目的之一，而非唯一目的。日军参谋本部希望在攻占武汉的同时，尽可能寻歼武汉外围的华军主力，以迫使以蒋伟人为首的国民政府投降。
然而，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从抗战初期丧师失地的惨败中清醒过来，在检讨了以前一味死守的僵硬做法尤其是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之后，蒋伟人也学乖了，这回军事委员会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只在武汉市区留下少量部队坚守，主力则配置在长江两岸做纵深机动防御，可战可守可退，以保持战略机动。
面对华军保卫武汉的战略部署，冈村应该说相当清醒，他知道，如果不能消灭武汉外围长江两岸的华军主力，日军顾虑侧翼安全，无法放手进攻武汉。即便勉强攻下武汉，在长江两岸华军重兵威胁之下，日军在武汉也不一定能站稳脚跟。因此，必须首先肃清长江两岸的华军主力，他才能安心攻击武汉，并且在攻占武汉之后长期据有。
长江北岸的华军由辅助进攻的日军第2军负责，冈村要操心的是长江南岸的华军，如果不能肃清长江南岸的华军，无论他攻下武汉多么神速，他的胜利都要大打折扣。
为了围歼长江南岸的华军部队，冈村制定了第11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继续沿江向西攻击武汉，另以一部兵力从九江沿南浔线南下攻占德安，相机攻占南昌，然后向西迂回，和西攻武汉的日军以及江北的第2军一道对武汉实行战略大包围，一举围歼武汉外围的华军主力。
计划确实很刁，胃口也大的出奇。大概是轻取九江的战绩让冈村信心爆棚，以为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真的可以指哪打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可是，在南浔线，他将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薛岳，负责赣北南浔线一带防守的，是华军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其司令官正是薛岳薛伯陵。
尽管薛岳指挥的兰封会战以失败而告终，但薛岳的胆识却令蒋伟人印象深刻。因此，蒋伟人不仅没有怪罪薛岳，而且继续委以重任。
1938年6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解除了薛岳的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职务，同时任命薛岳为由陈诚为战区司令官的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与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一起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
薛岳的第一兵团共有十个军二十多个师近二十万人，驻防赣北鄱阳湖西岸的南浔路和瑞武路一线。
九江陷落以后，负责九江防务的第二兵团司令官张发奎被调往第四战区，第二兵团从九江防线撤下来的三个军调归第一兵团司令官薛岳指挥。这三个军是：欧震的号称“铁军”的第4军，李汉魂的第64军，李觉的第70军。其中欧震，李汉魂是薛岳的广东老乡，李觉则为湘军名将。
这一下薛岳手中的部队又多了好几个军，其中负责南浔线防务的部队达到七个军。
薛岳将兵，多多益善，薛岳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兵力越多，他指挥起来也越是得心应手。
此时的薛岳，信心满满，做好了迎战准备，为冈村布置好了他自己独创的“反八字阵势”，就等着日军上门送死。现在薛岳不怕日军前来攻击，就怕日军不来攻击，只要日军敢来，南浔线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薛岳憋足了一股劲，一心要好好打一仗，以雪上次兰封战败之耻，好好出出胸中那口恶气。
薛岳，华军嫡系精锐中的王牌将领；冈村，日本陆军部队王牌指挥官。现在，在南浔线，王牌和王牌相逢，王牌对决，针尖对麦芒，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趁着恶战尚未开始，我们来把薛岳和冈村两人做个大致比较，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两人实在有着太多相似之处。
薛岳出道极早，十岁就离家进入广州陆军小学学习受训。冈村出道也不晚，14岁便考上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在少年从军这一点上，两人惊人地一致。
薛岳早年就结交了一群当时志同道合且后来赫赫有名的朋友叶挺，叶剑英，张发奎，陈诚等人；冈村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同班同学中，也有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人。
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两人，中国人无人不知，都是战后被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安藤利吉这个名字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有些陌生，但上了年纪的台湾人一定记得这个人，这个安藤利吉是驻台日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官，战后在盟军的监狱里自杀身亡。冈村和这三个人后来都衔至日本陆军大将，因而这几个人所在的日本士官学校第16期被称为“荣誉的16期”。
后来被派往德国考察期间，冈村宁次等人在德国南部小城巴登巴登发起成立了一个巴登巴登盟约组织，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军人组织，主张军主民从，国家军事法西斯化，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少壮派军人法西斯主义组织二叶会和一夕会，最早的成员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东条英机和山下奉文等。混痕迹于这样一群人中间，对冈村后来的步步高升大有助益。
在华军当中，薛岳就象个救火队员，哪里有险情就调往哪里。
冈村在日军的情形也薛岳极为相似，只是冈村没有把自己比喻成救火队员，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词：泥瓦匠。
在东北清剿抗日游击队时，冈村曾对自己的亲信参谋长说，“你我都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叫去涂抹一番”，用词不同，意思相近。
中国北伐期间，为了阻止北伐军进入济南，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冈村被派去善后。1932年第二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以后，冈村又被派往上海收拾乱摊子。后来东北抗日烽火遍地，冈村又被调往东北镇压抗日游击队。到武汉会战打响，冈村又被派往华中担负第11军司令官重任。能者多劳，这一点亦与薛岳相似。
的确，冈村宁次才智过人，这一点在他就读陆军士官学校时已露端倪。在陆军士官学校，冈村成绩优异，与另两名成绩优异的学员永田铁三和小畑敏四郎一起被称为学校的“三羽鸟”。就是这个所谓“三羽鸟”，后来首先在德国订立了巴登巴登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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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羽鸟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所谓“三羽鸟”也就是中文“三杰”的意思。
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羽鸟”相似的是，在中国国民政府的黄埔军校中也曾有过表现优异的“黄埔三杰”，乃黄埔一期中的三个湖南人蒋先云，贺衷寒，陈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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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三杰：蒋先云，贺衷寒，陈赓
当然，在学校表现优异并不能保证一辈子顺风顺水，前途坦荡。在“黄埔三杰”当中，只有陈赓传奇一生，衔至共军开国大将。其余二人，黄埔三杰之首的旷世奇才蒋先云不幸于北伐中战死，贺衷寒一生追随蒋伟人左右，尽管衔至国军陆军中将，一生业绩却乏善可陈。
相似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著名的“三羽鸟”中，也只有冈村宁次飞黄腾达，衔至日本陆军大将，职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权倾一方，炙手可热，其余二人一生都平淡无奇。
与土肥原贤二一样，冈村宁次一生的主要事迹都与中国有关。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冈村担任过几届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区队长，也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班的班主任，与一些后来名动九州中国留学生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结下了师生之谊，这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冈村宁次还做过学生孙传芳的军事顾问，随同孙传芳作战，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孙传芳兵败，冈村逃跑时趁机偷走了孙传芳指挥部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军用地图，正是他偷走的这些地图，后来让他的部队吃过苦头。
作为日本著名中国通的冈村宁次，与土肥原贤二一样，也有一个极大的缺陷，他不了解一个他最应该了解的人物--薛岳薛伯陵。
薛岳薛伯陵--这就是冈村司令官即将面临的对手，一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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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城39—遭遇反八字的日军倒霉蛋
安芃
显然，冈村最初并不曾把薛岳放在眼里，在此时的冈村看来，所有的华军部队都是一样的软弱可欺，一样的不堪一击。
然而，这一次他错了，不仅错了，而且错的相当厉害。
冈村的排兵部署是，手下两个最弱的特设乙种师团--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担负南浔线进攻任务，其余部队继续向西进攻。
在南浔线方面，由日军第106师团担任主攻，第101师团作为牵制力量。
在日军进攻开始前，让我先把南浔线一带的地形做个简要介绍。
南浔线也就是江西北部从南昌到九江的一段南北向铁路。九江古称浔阳（白居易《琵琶行》中有“浔阳江头夜送客”，“谪居卧病浔阳城”诗句，其中浔阳指的就是今天的九江），所以九江也简称浔。
我们可以把南浔线一带的地形比作一个巨大的不甚规则的“田”字，把南浔铁路看做这个“田”字中间的那一竖，九江位于这一竖的顶部，南昌位于这一竖的底部，德安则在南浔线中段，大致在“田”字中间那个十字的中心交叉点。“田”字右上面那个口字为庐山，右下面那个口字为鄱阳湖一角，左上方口字为岷山，左下方口字为白云山万家岭山区。
由此可见，南浔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南浔铁路沿线地势较为平坦，易于部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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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地图上的南浔线
部队进攻之前，冈村特地对担任主攻的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仔细交待，第106师团只需要沿着铁路前进，而铁路附近地形平坦，利于部队行动，还可以发挥日军的火炮及空中优势，按照日军的绝对火力优势，打败庐山附近的中国军队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冈村的自信，也深深感染了松浦。这种自信，加上不久前指挥第106师团轻取九江的经历，使松浦认为这次南浔线作战只是日军的一次轻松的集体狩猎罢了。志得意满当中，松浦没大留心冈村说的最后几句话，而冈村的最后几句话才是最为重要的。
冈村最后叮嘱松浦尽量不要离开铁路线，不要被中国军队引到离铁路线较远的山地丛林里去，因为这些地区地形复杂，日本重武器很难发挥自己的优势，只要沿着铁路线直赴德安就行了。
交待完注意事项之后，冈村就悠闲地去甘棠湖钓鱼去了。这是冈村的指挥风格，事先将一切细节着重交待，一切神机妙算尽在其中，下属只要照着去做就可以百战百胜了，对于具体作战进程，他也不愿过多地干涉。
然而，这一次冈村未能悠闲多久，因为坏消息马上就要接踵而至了。
1938年8月1日，日军第106师团在松浦淳六郎师团长率领下一马当先，首先开始了南浔线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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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
随松浦淳六郎参加南浔线进攻的有第106师团所辖步兵111旅团（下辖步兵113，147联队）和136旅团（下辖步兵123，145联队）共九个步兵大队以及骑，炮，工，辎重等特种兵部队共16000多人，浩浩荡荡地从九江沿南浔线向德安进发。
不对吧，按照日军编制，每个步兵联队三个步兵大队，那么四个步兵联队应该是十二个步兵大队才对，怎么才九个步兵大队呢？
没错，四个步兵联队应该是十二个步兵大队，但是随着日军在中国攻城略地，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派兵驻防，当时第106师团步兵第113联队第3大队驻防荻港，步兵第147联队本部驻防芜湖，第1大队驻防宁国，第2大队在庐山东麓警戒，都没有随同师团作战。
松浦师团长率部在南浔路上武装游行，一路上心情相当轻松，满怀着必胜的信心并憧憬着胜利后的荣耀。
当然，松浦的憧憬和信念也是有道理的，他的第106师团和一个旅团级别的波田支队只用了四天时间就攻占了诺大个九江城，现在有第106和第101两个师团，又是沿铁路作战，攻占德安和南昌那还不是件易如反掌的事？
然而，松浦师团长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因为前面不远有个地方，叫做金官桥。
日军一路无事地前进了数十公里，抵达九江南边的金官桥地区（大致在“田”字中间那一竖上半部中间），日军首次遭遇华军的阻击。
这时的松浦还相当清醒，他发现华军构筑了坚实的防御工事，怕强攻会有很大伤亡，不利于以后的作战，便向航空兵团求助。很快日军陆军航空兵团大批飞机赶到，对金官桥的华军阵地进行了长达两天的密集轰炸，与此同时第106师团的炮兵部队也疯狂炮击了两天。
两天以后，硝烟散尽，松浦淳六郎看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几乎所有的工事都被飞机和重炮炸毁，整个阵地都变成了一堆堆碎石和瓦砾，于是很开心很牛比地对自己的部下说：冲锋吧！支那军所有的工事都被炸毁了。失去了工事，皇军会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收拾掉。
日军吼叫着向华军阵地冲去。突然，在那遍布碎石瓦砾看上去不可能有任何生物生存的的华军阵地上冒出成群成群的华军士兵对日军进行猛烈的阻击，日军伤亡惨重，败下阵来。
接下来，松浦组织了一波接一波的进攻，却又一波接一波地败下阵来。这样的练攻连败，持续了足足一个星期。
松浦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金官桥，竟然阻挡了他的第106师团整整一个星期，在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并释放大量毒气助战之后，才迫使华军撤离金官桥一线阵地向庐山南麓退却。
防守金官桥一线的其实是第106师团的手下败将，刚从九江防线撤下来的李觉的第70军。
李觉（1900—1987），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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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将军
李觉乃湘军名将，曾多次打败过红军。李觉的起家部队是第19师，淞沪会战中，李觉指挥的第19师是华军战绩最优的10个师之一。会战以后，因为李觉指挥有方，将士用命，蒋伟人把第128师拨归李觉，命他组建第70军。
谁知第128师不争气，在九江保卫战中一触即溃，师长顾家齐被蒋介石撤职查办，该师的番号随之也被取消。
九江战败让李觉深感屈辱，第70军以哀兵之态来到南巡线。这时候第70军名义上为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主要由湖湘子弟组成的第19师，还由李觉兼任着师长。
在金官桥阵地，李觉用从苏联军事顾问那里学来的土木工程知识，构筑一种可防敌人飞机大炮轰炸的防御工事，因此他的部队可以经受日军长达两天的狂轰乱炸依然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第19师的子弟兵还相当争气，以一个师的兵力独挡日军第106师团达一个星期，做出重大牺牲，造成第106师团数千人的伤亡，打得松蒲师团长暴跳如雷之后，撤出金官桥阵地扬长而去，到后方休整去了。
松浦师团长从没有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脸上挂不住，十分恼怒。此刻，打红了眼的松浦把冈村司令官的叮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命令部队立即随后追击，一定要全歼这股让他大失颜面的支那军队。
于是松浦师团主力离开铁路线随后追击，被中国军队引到了庐山南部的山地丛林之中（也就是“田”字右上方那个口字里面），傻头傻脑的钻进了薛岳摆下的“反八字”阵势。
“反八字”阵势是薛岳的独创。
所谓反八字，就是一个倒写的八字，开口迎敌，在反八字内，日军若攻击这反八字的某一条腿，那么八字的另一条腿和八字顶就会趁势攻击日军的侧翼或后背；如果日军攻击八字顶，那八字两条腿也会乘势攻击日军的侧翼和后背。所以日军一旦进入反八字内便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就象薛岳自己说的：“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如果日军同时对反八字的每一面都展开攻击呢？那不可能，薛岳的反八字倚仗的就是兵力优势，如果日军把本来就占劣势的兵力再分散开来四面出击那更是找死。
以前华军对日军的防御，大都是一字长蛇阵，只要一点被突破，整个防线立马崩溃。如果说以前那种一字长蛇阵是静态的等死的守势防御的话，那么薛岳的反八字阵势就是动态的进取的攻势防御，它要求阵势中的部队必须见机采取主动攻势，这就要求参战各部的密切配合，也需要最高指挥官有统驭部属的能力和威信，做到协调有术，令行禁止，而这些恰恰是薛岳的强项。薛岳的资历，能力，强悍的作风，坚定的意志，取胜的欲望和信心都使他能够将他的反八字阵势运用自如。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你说反八字如此厉害，得在战场上见见真章。
首先见识了反八字厉害的，是松浦的日军第106师团。
在庐山布下反八字阵的，是从九江撤下来的另外两支哀兵—欧震的第4军和李汉魂的第64军，以及新调来的李玉堂的第8军（这个第8军是新组建的，与兰封会战后被裁撤的黄杰的第8军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三个军围着闯入反八字阵的日军第106师团往死里揍。
日本人被揍得很惨，他们自己的描述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从两位日军士兵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日军在薛岳反八字阵势内的狼狈处境。
一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没几天，这名日军也在华军的枪炮下魂归东瀛，这本日记便成了华军的战利品。
另一名日军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19师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结果这位日军士兵到死都没能见到庐山真面目，自然也未能再次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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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江西庐山的崇山峻岭
不过，让松浦师团长可以稍感安慰的是，他并非日军中唯一的倒霉蛋，马上就会有人和他一起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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