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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马行空 于 2013-8-12 20:39 编辑 , L; w; U7 e0 v7 f( M+ \"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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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与王安石,两个极有意思的人。除了都姓王,他们还都是才智盖世,抱负远大的人。而且两人的性格、作风、甚至人生仕途都颇为相似——出身上层却勤俭持家,为人低调、谨慎,读书刻苦,上台之后为了变法实行高压统治。死得不光彩,死后都被刨了坟。就王莽的“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而言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根本都是为了给人民谋利益。然而他们的“新政”与“变法”都是早夭的。何者?14年不短,连雍正帝也只做了13年皇帝;14年可以完成许多事情,可以像张居正一样让一个衰亡的帝国再苟延残喘大半个世纪;然而14年却不可能使仅靠个人拯救民族的意志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而无利益趋向的法令彻底站住脚跟,而14年,可以为复仇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比这再好的时间了。一旦巨浪掀起,所有法令措施不过过眼烟云。我原以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人性格古怪专制横暴,与王莽一对比才发现这只是知表不知本——王莽可是从小就是个乖孩子,讨得别人喜欢,为人谦让正直的,可是依然失败。也不独因其智商过人,没有可与探讨问题的人,只能自己做主,长时间便“专制”,我想其根本应来自性格以外的原因:没有根基的东西不会长远,即便这些东西真的足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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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0 s# V, \" o$ V6 J熙宁四年三月,文彦博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必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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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H, {. Q: D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看到这话才能明白为什么众人非议多多的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等于民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国家还要高,因为治国的是士大夫,只要于士大夫有力即可。古代讲“三十而税一”,那是明主的年代,但即便再腐败的朝代也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税的,哪像现在,买个苹果四代要拿四分之一的税,买卖一辆汽车,购置税百分之十,增值税百分之十七,算下来也是四分之一的税。唉通货膨胀不是靠这种横征暴敛就能抑制得了的,如此下来只能加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继续扩大贫富差距,增大热钱的流动,推高物价,继续通胀……6 _! i. K7 B& g& M# W
, b+ l( |/ u/ R, Q现在不会有王莽或者王安石的时代了,没有那样的人,有那样的人也一样行不通。既然行不通,是不是意味着广大老百姓和每个时代社会底层的群众永无出头之日了?非也。试想,若全社会的人都变成王莽、王安石、或者没有他们那样专制但一样心怀同胞、有有着过人的智慧如程明道、贾生者,是不是什么改革阻力都会小些了?这是荒唐话,那可能所有人都那样那不成了大洋国了!但这不失为一条思路——两千年前圣人和亚圣就力主的“教育”便能解决这个问题。当人们在教育上取得了平等,其他一切都好说了。2 z/ _, T- w$ C&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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