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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我不是马甲 于 2016-10-4 01:3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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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 o3 R( U( {4 b6 Z三公里不是特别近，也不是特别远，情报站的突出点不在于距离，而在于其保密性，几十年后还是依靠有人在2000年后写的回忆录才发掘的，虽然西安城里共谍多得跟烧饼上的芝麻似的。( J( [3 \$ U( i9 }7 N
0 x: ` i4 c- o# s8 L: n. Z0 C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写这个呢？是突然以前朋友的一句话涌上心头。朋友说不想再做什么地下党的纪录片了，动不动就是熊向晖，自己烦，熊蕾老太太也烦。我觉得好奇怪，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精彩，老是围着一个景点转，再好看也不行，明明历史上有太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V7 u5 \* O) q+ N
7 p4 [, D% v- n$ n% b. z8 _( I. G情报工作，远非一个熊向晖那么简单。就简单的按照熊向晖举个例子说：; c: k+ D$ z#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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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他要保护自己、获取情报。比如凭着记忆写下来胡宗南的某个作战命令。+ k: X3 @+ g. L. ?; ?/ d
第二步是这个情报要有人送到情报站去。这个人是交通员，当然有时候这个活他就自己干了，也许顺手叫过来一个国军，让他把这个密封好的信封交到什么地方去，替熊大秘跑趟腿大兵们还是很乐意的；
; P( I* z0 K6 t0 P" P4 d第三步是情报站有人把熊向晖写下来的这个作战命令誊写一遍。因为每个人写东西都有自己的文风和笔迹的，都是老特务，靠这个分析情报来源一般八九不离十。所以情报站的人要在不影响情报内容的情况下，重新写一遍，誊写完毕原件就销毁了。情报站适合用酒家、商铺、书店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作为掩护。
! Z1 e) n; S& {& p/ Q% ] Q, x第四步是把情报翻译成密电码。情报站的人需要把这份情报的内容译成密电码，各种“**黑室”之类的盯着的就是这个，现在的美国国安局也是盯着各种密码下功夫。一般来说第三步和第四步是同一个人干。; Q7 ?6 E* c; i3 h" k1 f- ]
第五步是把密电码送到发报员那里。这活一般交给一个机灵的交通员干，不需要他识字，走街串巷的小贩他只需要把东西送过去就是了。从什么人那里取东西，送什么东西，送给什么人他都不需要知道。
- A# k8 k/ K. m7 h6 b第六步是发报。发报员只需要把数字发出去就好，不需要知道什么内容，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机器，保证机器正常工作，保护自己，因为可能很多情报线共用他这一台收发报机。这工作适合宅男宅女或者看起来身体不好的人，因为做这项工作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而且尽量夜里工作，译成的电码纸用完就销毁了。# N/ _& c4 K/ k
第七项是研判。后方收到情报后，要根据其他一些信息来源分析情报的可靠性及根据所受到的情报可推演出的其他信息。这项工作有专门的专家去干。
0 M% E9 p' r5 f7 `' a4 e" F第八项是整理上报。发来的情报长篇大论、错综复杂，由掌握多方情报来源的参谋们整理成简报或者汇总、通报之类的东西，提供给指挥机构进行决策。一般首先看到这份材料的是参谋长，比如《大决战》里面，总理就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给他干活的是李涛上将，提供材料的是李克农，大决战那几个月李克农几乎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不停地要情报，李克农也算超人，但是这压力也扛不住。
: R9 W, H. O+ g1 D第九项是下发。根据指挥机构的要求，细化下一步的指示等，再原路发回去。' v( w( J+ Y- Y) U& m. u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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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中，并不能总是那么严谨。比如著名的“北平电台李政宣案”，工作上就有很大漏洞，才导致如此大的破坏。情报员写下的原件，就放在李政宣的家里，他自己发完电报也不销毁，结果破坏这个电台的时候，仅仅凭借情报原件的稿纸轻松找到了潜伏的共谍，因为稿纸上有抬头。9 E! @+ S7 P: [+ p" j.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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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7 w( _3 J: N0 {9 Q+ }. A; n胡宗南在西安驻扎的时候，办公地点设在小雁塔。1937年搬进去，在那里呆到离开。他自己办公在南半院的慈氏阁，藏经楼是“高参室”，四合院为“交际处”，北边有个操场，士兵在那里操练。这个佛门清净之地，也就清静不起来了。到1949年胡宗南不得不离开西安，小雁塔的地宫满了，不是什么宝物，而是留下的积年的垃圾。小雁塔边上就是西安博物馆，而且这两个景点是联通的，所以很适合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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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R3 d0 K% O- \$ n1 f3 Y这地方其实不适合做司令部，大小雁塔简直就是轰炸机的导航地标。$ K% |# k4 k2 h3 O5 Q- ].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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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雁塔始建于唐中宗时期，到抗战之时已经是一千二百年的佛塔，难得幸存的古建筑了。把这里变成军营，虽然有些不妥，但是毕竟不怎么扰民，而且胡宗南严禁士兵攀爬小雁塔，还是有些好处的。小雁塔在西安南城墙的外面，我们这里说的这个情报站，在城墙里面的竹笆市街，距离胡宗南的司令部大约3公里。有趣的是，这个情报站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的距离也是3公里，只不过八路军办事在这个情报站的北边，而胡宗南的司令部在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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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r: u$ I) Y. s1 j" v* I. g6 q这个情报站以一个叫“广东酒家”的餐馆为掩护，股东有一对傅氏兄妹，哥哥叫傅森，妹妹叫傅涯，傅涯就是大将陈赓的夫人。傅森是1926年入党的老资格党员，傅涯是被自己的哥哥拉进延安的，而傅涯的父母及另几个弟妹妹妹却在1938年去了日本占领下的台湾。8 O8 x# a5 E: a, 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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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x% f# A# ^6 A6 q陈大将夫妇，陈大将大概是他这个级别的领导人里面经历最丰富的了( g8 \3 H: S0 ~% ?. k* e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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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胡宗南也不是谦虚，我是真打不过上面那家伙。文的武的、明的暗的都不行，最可怜的是作为校长最看重的学生，和校长的关系都比不过他。至于他老婆的情报站，我连他都惹不起，哪还敢惹他老婆，而且还是结婚以前的老婆。- P8 X% g) Y5 E+ r0 A7 r8 Q2 p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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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涯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是很简略的，没有这一条，一般就是写到1938年到延安，抗大第四期毕业，之后在文工团做团员和秘书，1939年入党，1940年和陈赓相识，1943年结婚。1940年的时候陈赓向傅涯表白，不过傅涯当时有未婚夫，直到后来傅涯的未婚夫确定了不来延安，陈赓才等到了女神，话说陈大将这毅力真够可以的。1943年之后的事情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必然不在那段时间。: F; Z% ^; s3 K+ ?7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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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透漏这段历史的是赵俪生、高昭一的回忆录。赵俪生进的是清华外语系，但是后来却成了极好的历史学家。赵俪生自述自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但是不愿意接受太多的开会、听报告等等限制，觉得还是到一些宽松点的环境去做事情比较好。于是他就在去延安的路上转去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候还是1937或1938年，傅涯还没有到延安。当时在西安接待他的是戴中扆，戴中扆是学物理的，离开清华之后没有从事科研而是投身革命，不过最后还是在中科院离休。戴中扆没继续科研工作非常可惜，她那个班只有三个女生完成了学业（入学是8个），另两个是何泽慧和许孝慰，著名的那张钱三强和何泽慧的大学合影里面，何泽慧身边的那个女生就是许孝慰，再边上是戴中扆，另一边的男生是于光远，后来的中宣部副部长。许孝慰解放初在北大，后来就不知道了。/ J: R& O7 M b: D# L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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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1939年以后才开始干共谍的事情，因为他有两个叔叔，五叔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员，七叔是陕西民政厅主任秘书，这两个叔叔知道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但是既不表扬、也不批评，更不检举。安排他做情报工作的是清华同学程之平，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西京平报》的记者，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程之平之前还有个同学来看过他，是王瑶，虽然是中文系朱自清的学生，却和赵俪生一样成了历史学家。王瑶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已被蒋南翔开除出党。王瑶在抗战初期山西老家期间的情况有些靠不住。共产党这边的记载是邀请王瑶王瑶不来，还说再来就要报告太君了；王瑶自己的纪念文集说去找组织没找到。有趣的是说邀请王瑶不来和王瑶说自己找不到的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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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联系的是清华同学洪同，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三青团的宣传部长，赵俪生办事有些不方便的时候，洪同一个条子就能解决问题。洪同和姚依林关系极好，解放战争期间洪同在过沈阳警备司令部潜伏，是孙立人要过去的，1948年去台湾潜伏，先后担任“军官训练班”训导组长、“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应该是蒋经国要过去的，后去台湾清华大学担任总务长再升训导长，这是梅贻琦要过去的，清华90年校庆的时候洪同作为台湾清华校友会会长还写过文章，曾在台湾时参与过“保钓”，后来冒着不能回台湾老家从美国回大陆任教的吴国桢教授（1947年生于台湾花莲，非近代史人物吴国桢），便是洪同的得意门生。和赵俪生联系的另一个人那就知名度高多了，也在当时的陕西省三青团，陈忠经，后三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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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经2014年以百岁高龄去世，至此共谍的历史彻底翻过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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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官，您这是筛子还是渔网呢？: T8 Y7 q1 ]. A* o$ s0 U
' h, v- c! S& `6 v& a赵俪生的回忆录里没怎么谈自己这段工作，显然也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干的事情和这些人的身份。1947年赵俪生高昭一夫妇意外再次见到傅涯，从两人对与傅涯那次偶遇的叙述就能明显看出两人的差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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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c# m( X. e赵俪生、高昭一夫妇。赵俪生自号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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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6-10-4 0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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