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历史的细节

删除失败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5-12-29 20:14
国内还远没到那个状态呢。即使是辛亥革命，那也不是大众历史教材上说的那套，而是地方新军将领叛变，加上 ...

看来要想大乱，还是在于中央统治力的下降，控制不住地方诸侯，草根的暴动只能是地方诸侯增强实力的契机

老兵帅客

删除失败 发表于 2015-12-29 07:23
看来要想大乱，还是在于中央统治力的下降，控制不住地方诸侯，草根的暴动只能是地方诸侯增强实力的契机 ...

王室有难，霸者之资。

皇家骑警总监

八路和七路半之战

皇家骑警总监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5-12-29 19:46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大道理好讲，现实中不让队伍走偏了其实很难的。

干“革命”，牺牲性命还是容易的，难办的是能不能受得了委屈。

duanjian

黄克诚的贪污黄金问题
最近读了《黄克诚传》，644页，84万字，厚厚的一大本。
书中首次披露了1959年均为扩大会议后对吴法宪揭发黄克诚“贪污黄金”的调查过程，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对干部审查的一些细节。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不久，中央军委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从总政检察院、法院、保卫部、组织部、干部部抽调九名得力干部组成三个小组进行调查。
第一组组长是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第二组组长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审判厅厅长钟汉华（中将），第三组组长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中将），总负责人是肖华（上将）。
1959年10月下旬，三个小组分头行动。调查先从北京开始，找中央各部委、均为各总部任职的原新四军三师干部进行调查。
接着又到东北和湖南进行调查。在东北，先后到郑家屯、齐齐哈尔、黑河、大连、沈阳等地查账、访问。在湖南，首先提审了翁徐文，让他交代“伙同黄克诚贪污的问题”以及黄金的来龙去脉。
调查组还传唤了当时押运黄金的西满军区供给部警卫班长张正鸿（时任湖南嘉禾县税务局长）。
1960年4月，调查结束，未作结论。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决定对黄克诚进行专案审查，交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负责。
1962年，调查人员再次被召集起来，还是黄火星和钟汉华负责，办公室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分成几个小组再次去东北、湖南调查，反复谈话、查账。
1966年6月湖南调查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认定没有贪污，也没有违反规定。
1966年7月12日，彭、习专案委员会向中央提交《关于黄克诚反党问题的报告》，对此问题写到：黄克诚长期把持经济摊子，是个大贪污犯。
文革中又对黄克诚进行了两次全面审查，未再提黄金问题。
1980年6月，中央批准总政复查结论，认定没有贪污问题。

野狼

duanjian 发表于 2015-5-16 11:39
3.
1968年3月24日晚9时30分至25日凌晨1时30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 ...

杨成武就是这样，搞团团伙伙太过了。对自己人护的厉害，头号心腹黄寿发犯了这么大事，一直关着不杀，要不是主席来了，聂和杨还想留他一命呢。

duanjian

抗日根据地老百姓的另一面
一分区抗战史料中有一则：“1943年大荒，易县龙居村有十三个妇女过沟，其中八个青妇嫁给特务。有的妇女以三十元改嫁，有的以八十元伪钞卖身。”
文中所说的“特务”，是当时伪军中的一个特殊“职务”。当年保定的华北治安军总部制定的奖励政策，农民当伪军，一个月12元的华北“老头票”，可以用来补贴家用。但如果是从八路军跑过去的，可以享受“特务”的待遇，每个月30元的“老头票”。所以上面讲到的“有的妇女以三十元改嫁，有的以八十元伪钞卖身”，指的就是这种“老头票”。这说明，一个从八路军跑过去的人，一个月后的收入就可以娶个有夫之妇，三个月后的收入可以娶个未婚的大姑娘。
反观八路军这边，一个战士每个月一元五角钱的“边币”，因为“边币”贬值，在日伪统治区无法使用，所以折换一下不过“老头票”几角钱。而且更重要的，八路军营以下干部是不允许结婚的。即使结婚了你也养不起老婆，八路军是没有“军饷”一说的。
文中所说的“过沟”，指的是1943年初开始，日伪军征集大量民夫，在抗日根据地到建立了日伪政权的统治区之间，挖了一道一仗宽、两丈深的沟，长不见头尾，为的是阻断根据地的武工队、游击队每逢夜晚到敌占区来活动。在根据地与敌占区接壤的主要路口及村子，日伪军都设立了炮楼、岗哨和吊桥，对进出根据地的人员进行盘查。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易县龙居村有十三个妇女过沟，其中八个青妇嫁给特务”，都是由中间人领过去的。
这些所谓的中间人，大都是与根据地的村子有某种亲戚关系的本地人，在走亲访友之时进行说服。在一分区八路军中的叛变分子，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哗变过去的。
最初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将这样的“中间人”看作是敌特分子的，因为他们在瓦解根据地的老百姓。于是，抓人，关押，上报到一分区锄奸科，锄奸科科长杨德财不敢做主，因为他拍板后，要杀的是当地的老百姓而不是军人。最后又上报给正在养病的杨成武。
杨成武深思片刻，回头问王国权、牛树才：我们根据地能养活这些人吗？
没有等王国权、牛树才回答，杨成武自己先回答了：当然不成，无粮，养不起她们，为什么不能放她们一条活路呢？她们在根据地无人可嫁，我们还管她过去嫁什么人吗？
杨成武发话后，口子一开，大批原抗日根据地居民都去了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日伪统治区谋生，一分区八路军最早的抗日根据地涞源县“有一个时期，每天经涞源走马驿出走者，不下二百人。”
晋察冀边区政府得知后，派专人到一分区进行调查。负责调查的干部见面就问杨成武，一分区有什么办法战胜眼前的困难？杨成武的回答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咬牙熬着呗。最后，调查的结果承认了杨成武的做法
1944年的1月，一分区在日伪军的大扫荡下劫后余生，幸存下来的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战线剧社、一地委及专署机关，以及各主力团、各游击支队的代表齐聚在满城县慈家台，参加杨成武亲自主持的全体干部大会。在会上杨成武反复讲：在座的每位干部战士凡是能活到今天，没有跑，没有叛变，就都是好样的。

禅人

duanjian 发表于 2015-5-16 11:29
2.
陈怀初，原名陈子君，四川人。为了参加抗日战争，于1938年到达武汉，加入共产党，随后被送往延安抗大受 ...

早二十年，李立三的老父也被革命的农会革了命了。

duanjian

王智涛少将的回忆录
最近读了开国少将王智涛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些颇有意思。
1936年5月，林彪兼任保安卫戍司令（保安县的卫戍司令），原司令王智涛改任参谋长，一起共事了几个月。
王智涛的印象是：林彪对卫戍司令部的日常工作从不过问，每天早晨的作战值班交接班也不参加。文件则直接让参谋长签发，需要林彪签字盖章的，则由参谋长代替签字，或者直接从苏静处要印章直接盖就行，事情办完了也不用汇报。
但林彪对周边敌情特别关注，哪怕是一兵一卒的活动都高度重视，丁点蛛丝马迹都要刨根问底，发现隐患，立即处理。
林彪对此的说法是：卫戍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这是工作的纲。围绕这个纲的事情都是大事，丝毫懈怠不得；其他事则是小事，是目，只要不发生意外，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司令员只抓纲，不管目，以纲来带目。参谋长要管好目，协助司令纲举目张。
到了1955年评衔授勋，1952年定级为正军级的王智涛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评定军衔前，许光达向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反映，认为王智涛是我军军事教育战线的代表人物，建议授予中将军衔（医疗战线的贺诚、傅连暲等是中将）。
授予勋章后，谭希林找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提意见，认为王智涛在红军时期担任保安卫戍司令，应授予一级八一勋章。赖传珠说当时评议结果认为保安卫戍司令是团级干部，所以授予了二级八一勋章。谭希林怒了，指责赖传珠不懂历史，林彪当过保安卫戍司令，难道林彪是团级？给林彪当参谋长的人是团级？其实保安卫戍司令当时下辖3000多人，差不多相当于红军一个军（当时红军一个主力师也就一千多人，有些师只几百人）。弄得赖传珠亲自跑来向王智涛了解情况，并请王智涛打报告，总干部部可以上报改授一级八一勋章。
不过王智涛对这些名较为淡薄，加上经过几轮政治风波，他知道自己和某些领导人有矛盾，且留苏背景较为敏感（甚至以讹传讹的被归到了二十八个半里），在党内要低调，因此并没有提出改授要求。
       

yoshiro

野狼 发表于 2016-2-16 11:07
杨成武就是这样，搞团团伙伙太过了。对自己人护的厉害，头号心腹黄寿发犯了这么大事，一直关着不杀，要不 ...

搜了搜黄寿发，官不小啊，纵队司令员，军区参谋长，这要到55年，能授个中将？犯的事情跟36年被枪毙那个红八军团也姓黄的查不多，跟张灵甫也差不多，不过共军还是比国军严厉的多啊，张军长没大事，共军这两个都给枪毙了。

MacArthur

不过王智涛对这些名较为淡薄，加上经过几轮政治风波，他知道自己和某些领导人有矛盾，且留苏背景较为敏感（甚至以讹传讹的被归到了二十八个半里），在党内要低调，因此并没有提出改授要求。

聪明人呵。。。

zilewang

yoshiro 发表于 2016-3-3 22:00
搜了搜黄寿发，官不小啊，纵队司令员，军区参谋长，这要到55年，能授个中将？犯的事情跟36年被枪毙那个红 ...

（引自wxmang）

其实当年延安时期的情况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中层干部与现在差不多，都是唯利是图的，不然不会一进城就出刘青山张子善（其实当时上报的类似案犯全国一共有500多人，不过最后只枪毙这两个倒霉鬼杀鸡给猴看，原因是这二位不属于任何山头和派系，没人保。TG山头力量很厉害，杨成武的参谋长黄寿发与保姆通奸，开枪打死自己老婆，聂荣臻和杨成武还想保命，一直不想枪毙，不是毛主席直接下命令，这种罪大恶极都能无罪释放，官复原职），你不要相信那时那些人有什么理想。那时能够成功，一方面是蒋介石太无能，太腐败，另一方面，是TG中央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超强。
所以只要上面能凝聚，不内讧，应该问题不大。我直接参与的90年代中期国企大破产，大下岗，那个组织动员执行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我的一点感想，限于史学知识的缺乏，还有人生历练和识见的限制，真有种草木皆兵的感觉：这世上，还有放心奶喝吗？这世上，有放心的书籍让人不费心思地读吗？

所以，也就看看老兵这个历史亚霸横着走的模样。

duanjian

王智涛少将的党风总结
1944年8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王智涛在写出了《党风总结》，并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 大家评议后就一致通过了。
对于这份“总结”，王智涛在90年代撰写回忆录时的评价是：“半个世纪后，回顾参加延安整风的过程，阅读自己当时写的思想检查，我觉得在全党严肃、认真整顿党风的大气候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严格律己夕敢于亮私，深刻剖析，勇于上纲,我的态度是真诚老实的。但是，给自己扣了那么多大帽子，又检讨不出符合帽子尺寸的事实，只好“鸡蛋里挑骨头”，对一些领导和群众业已肯定，自认也并无大错的事情，硬是从动机上，挖掘出私心杂念，加以批判。还有就是顾及与上级关系，未能全面和真实地陈述矛盾之前因后果，只能单方面地检讨自身的缺点错误。所以，我当时写的《党风总结》确有违心之处。不过，却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心悦诚服接受了的“批评别人从宽，批判自己从严”的基本原则。”
“总结”摘录如下：
我入党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在党性锻炼上很不够，思想意识还有很多毛病，在很多问题上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思想上还未能完全入党。今天，我决心彻底克服个人主义，站稳党的立场，一切为着党的利益，来从思想上完全入党。我思想意识的毛病和违反党性的地方很多，恐难一一罗列，只就对党损害最大的两个问题，做比较深刻的检讨。
一、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在我身上是很严重的。计较个人利益，看重个人生活，患得患失。当个人利益未能得到满足时，就与上级闹意见，影响工作。
1937年在抗大，因为使用我的马驮粮，之后未予喂料，我批评了驭手。上级知道后，斥责我对下属苛刻，引起我的不满。我有严重的肠胃病，长年坚持工作，未予治疗，上级对我关心照顾不够，我对此有意见。我老婆生孩子，有许多困难，向上级反映，请求组织帮助，却不予理会，使我不满。抗大校务会议之前，我奉命收集教员们对学校领导的意见，数位军、师级教员反映了对罗瑞卿、刘亚楼的意见，我在校务会议上，当着中央领导同志面，也当着这两位领导的面，批评他们对教员关心不够，而对自己的老婆却很在意，教员的生活待遇还不如他们的马等等。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这种批评是非原则的，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我虽是军事教育科科长:，:也算是教员，我内心深处对教员们反映的意见是同情和支持的。因而在会裘提意见的出发点就不能不说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因为我个人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自私自利，自尊自大，提意见后，不曾主动疏通与上级领导业已紧张的工作关系，反而抱着我干革命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依靠你，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彼此别扭的工作关系听之任之，以至于影响了抗大的教学工作，还要毛主席在百忙中，花费精力，亲自出面调整解决。
我在一二九师工作期间，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亦有突出表现。在担任训练科科长的半年里，由于我的资历比较老，原来的职务比较高，师首长决定提高我的生活待遇，特别批准我保留了一匹马和一个驭手，还经常要我到小灶饭堂与师首长一起就餐。对此优待，起初我虽然婉言谢绝，但并不坚定。一旦接受，慢慢地就心安理得了，成为师机关部、科级干部中最特殊的一员，招致一些同志的不满，给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到三八五旅任參谋长后，由于是旅首长了，又直接领导管理科，生活上被特殊照頋的情况就更多了。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协助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指挥作战、训练和管理部队上面，对旅机关的生活管理很少过
问，全权交由管理股股长刘仕香负责。他对陈锡联、谢富治和我特别照顾一些。行军、作战、宿营和整训，总是把我们三个人安排在一起，住房也相对宽敞、豁亮。在战利品的分配上，他把缴获的手枪、军刀、望远镜、指南针、钢笔、手表和一些小巧玲珑、讨人喜欢的战利品，先集中保管在他的小仓库里，让旅首长先挑选。他知道我喜欢枪，曾让我挑选了—支手枪。他知道我喜欢喝咖啡，曾给我送来几听咖啡。当时，五旅干部中只有谢富治和我结了婚，只有我的孩子随军，刘仕香给我爱人送过奶粉和饼干。其他旅首长对陈锡联、谢富治和我的生活特殊化有意见，觉得管理股股长不把他们放在
眼里，厚此薄彼，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对管理股宽容放纵。当时，听到这些意见，我不以为然，思想上并无重视。，现在检讨起来，我认为赵辉楼、卢仁灿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司令部管理工作是参谋长主管的，管理股股长是参谋长的直属下级，因为他对我很照顾，让我很舒服、很满意，便以主要精力协助旅长、政委指挥作战为由，对他和他的工作放任不管。其思想灵魂深处仍然是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在作祟。
二、个人英雄主义
个人英雄主义是我进步途中最大的障碍。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引发了我对上级的怀疑，工作不安心。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影响了同志间的团结，与同级干部关系搞不好，下级对自己不满意。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要表现在地位观念、好出风头、表现自己、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和工作包办等几方面。
1.地位观念
1939年我带队从前方参观见学回来，抗大委任我为训练部副部长，当时我觉得既然没有部长，为什么让我当副部长而不让我直接当部长呢？同年夏天总校奉命向敌后转移，编为第五纵队，先是不任命参谋长，要我做参谋长，工作，却委任我为参谋处长，我很不理解，与上次任命我为副部长事联系起来，我认为因曾给罗瑞卿提过意见，得罪了他，他便压制我。我感觉率五千余众非武装力量，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完成战略转移和迁校，担子很重，困难裉多。令我挂参谋处长之名，却行使参谋长之职权，直接协助司令员指
挥整个纵队，名不正、言不顺，职、权、责混淆不清，这样的组织结构对完成任务不利。我向罗瑞卿反映，他不接受。出于对党中央负责的基本我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召集罗瑞卿、许光达、成仿吾和我集体谈话、当场宣布任命我为參谋长。尽管毛主席支持了我的意见，但今天认真反省，从深刻挖掘和坚决铲除头脑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出发，我认为，当时提意见的出发点并没有完全摆脱头脑深处的地位观念。
过去，我不承认自己有地位观念。如果看重地位，当年就不去苏联，会留在西北军当营长。基辅步校毕业后，我是可以回国的，冯玉祥、张自忠答应，回去起码可以当团长。我放弃了权力地位，荣华富贵，参加了革命。在革命队伍里，我一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能上能下，从未为权力地位向党伸过手。军事留苏生，如朱瑞、伍修杈、刘安恭、马宗显等基本情况与我差不多的，一回到苏区就是师以上干部，却只安排我当军事主任教员。我并无意见，坚决服从了。决定我由保安卫戍司令员改任参谋长，后又由林彪的参谋长调任庆阳步校军教处长，把我从抗大总校I练部部長的职位上调到一二九师任训练科科长，这些都是由高向低的安排，我没有提过任何意见，都愉快接受了，并安心踏实，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
正因为我一贯认为自己是绝对忠诚党的革命事业的，从而盲目自信和骄傲，忽视了思想改造。这次在党校学习，看到不少人原来是我的下级，现在已经是我的同级，甚至是上级了。原来在抗大，他们见到我，总是“老师长、老师短”，很尊重，也很热情。现在官当大了，长脾气了，有架子了，关系也疏远了，令我有些伤感。中央召开某些会议，中央领导人的某些报告会，按照我在抗大时的职务，是有资格参加的。现在，却因级别不够，不让我参加了，我也觉得心情不愉快。这些若隐若现的想法和由此引起的情绪变化，使我猛醒，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杈力、地位、名利面前，并没有真正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内心深处还潜藏着名利思想、地位观念之毒细胞，发展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很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动摇。我绝不可讳疾忌医，务必将自身刚露头的毒细胞彻底切除。
2.好出风头，好表现自己
在抗大工作期间，按照惯例，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或关于教学的重要会议，校首长和训练部部长都要讲话，都要从不同侧面强调工作的重点。我当军事教育科科长时，曾多次为训练部长起草讲话稿。我担任训练部长后
期结业和第六期开学，校领导却刻意不让我讲话。第五期总结报告是我写的，第六期教学大纲也是我编撰的。原打算在大会上再强调几个问题，

且已经安排到会议议程。结果，两次都被会议主持人临时取消。我很尴尬，也很不满，认为他是故意打击报复。现在想来，自己做不做报告，讲不讲话，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别人说明白了，讲透彻了，不影响教学就可以了。我那么在意别人不让我上台讲话，正说明我是想出风头，想表现自己。

1942年5月反“扫荡”结束后，我起草了五旅的战役总结报告。陈锡联旅长在大会讲话时，引用了“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没有讲“战术经验总结”部分。他讲话后，按照预定程序，会议本该结束，而我却站起来做补充发言，又专题讲了在对日作战中要敢于尝试新战术，要善于总结新战法，不断推陈出新，更有效地歼敌。虽然，作为参谋长为旅长讲话做补充，强调要重视战术研究，提高干部和部队的战术素养，本身并没有错误。但对时间、场合、效果考虑不周，给人们留下了“出风头，显示自己”的印象^尽管陈锡联很大度，并无计较，一如既往地对我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但认真反省自己，过于“较真”，只从单纯军事业务观点出发，不注意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可能动机和效果相悖。倘若不是陈锡联胸襟宽阔，不予计较，我的不妥之举就可能会影响旅长和参谋长的关系。

3.自尊自大，不能平等、谦逊、和气待人
邓小平政委批评我不随和。在抗大，在一二九师，也有同志说我过于严肃，不易接近，不好相处。以前，我认为不擅长待人接物，只是性格问题。今天认真反省检讨，思想根源是自尊自大。我对上级不吹捧、不逢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却忽略了尊重、热情和无条件服从，使他们觉得我虽可以使用，却“刺”太多，用起来不顺心、不顺手。我和同事疏于沟通交流，除正常工作外，.很少关注感情联絡。我对下级过于严厉、生硬，关心、照顾不够，他们对我敬而远之。
4.自以为是，包办代替
觉得自己能力强，见解正确，对下级不放手，常包办代替。在抗大时，对教员们编写的教材不满意，经常推倒重来，自己动手修改。几乎所有军事教材，都得经我审阅核准，才能付印下发。在三八五旅时，股长、参谋起草的文件，很难在我这里一次通过，常常被退回，责令重写仍不满意时，就自己动笔了。日寇秋季大“扫荡”后，我布置训练股和作战股联合整理和汇编《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对日作战之战例集锦》，两个股长和十几个参谋花费几个月时间，广泛搜集素材，多次召集有关指战员座谈，开动脑筋进行战术分析、形成了数万字的初稿，并数度修改，但到我这里还是没通过。最后，还是由我修改定稿，经陈锡联、谢富治批准后，才上报和下发的。
自私自利和个人英雄主义，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过去，总觉得自己是忠实于党的，没有多少个人主义思想。今天深刻反省检讨，才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达到无限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所以，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彻底克服个人主义。

天边一只猴

MacArthur 发表于 2016-3-4 04:10
聪明人呵。。。

王智涛是个好人，正经的苏军科班出身。偏偏总遇到罗冰棍103这样飞扬跋扈不守常规又小心眼的领导，挨了不少整。少将和二级八一勋章确实都有点低，防空军另外两个正军职少将的资历比他差老远了。55年的少将中将待遇还是差了不少的。

MacArthur

duanjian 发表于 2016-3-15 10:02
1944年8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王智涛在写出了《党风总结》，并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 大家评议后 ...

“大家评议后一致通过”  人人心里都有杆秤呵


看来纯粹就是抗大校务会上惹的梁子。。。 罗、刘二位心眼儿之小，可见一斑。。。

天边一只猴

MacArthur 发表于 2016-3-16 02:47
“大家评议后一致通过”  人人心里都有杆秤呵

说实在话，罗冰棍103如果看过他这个总结之后肯定心里更不舒服，当年的事你又翻出来埋汰我一遍。

duanjian

杨成武的一个侧面
随着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等书中披露了杨成武上将的建国后的一些“事迹”，杨成武的形象江河日下。不过，历史的迷人之处就是可以展现出人的多面性，有两段杨成武在抗战时的小事。
1941年8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当时一分区司令部驻北娄山村，眼看着日军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一分区开始先疏散所在村子的老百姓。
但杨成武在北娄山这家房东，却一点没有要走的意思。按照参谋长黄寿发的授意，李青川去同杨成武的房东谈话，要他们及早准备撤走。如果有什么困难，缺少个粮米衣被什么的，八路军可以帮助解决。
但这位房东对李青川说：我们全家早合计好了，到哪儿，都不如跟着杨司令安全，我们就跟着杨司令一起转移。杨司令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这么多领导都在这里，发现了鬼子，也有八路军给咱顶着，跟着杨司令和这些领导，再安全不过。
李青川回去向黄寿发一汇报，据说不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态度的黄寿发听到后脸色骤变，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一个房东，地方老百姓，自不量力，倒把自己跟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领导放在一起了？
这还不算完。老农民，散漫惯了，嘴上没个把门的，还把自己的打算跟那些家原本准备跟他家一起转移的老百姓都说了。这一下热闹了，北娄山村打算“跟杨司令一起转移”的老百姓越聚越多，起码十几户百十口人，一个个自己都不走了，就等着跟在杨司令的后面走。
黄寿发去向杨成武汇报，黄寿发的意思，当然是避开房东和这些当地的老百姓，以免目标大不说，拖家带口又拖泥带水的不好行动。后来李青川、周自为说，杨成武听了黄寿发的汇报，沉思片刻：这也难怪，战争年代，求生是每个人的基本意愿，谁不想活下去呢？老百姓也不例外。老百姓既然已经认定了“跟着你八路军最安全”，你哪儿还能把老百姓从你的身边赶走呢？
杨成武当即指示黄寿发，当然还有李青川，不要强行改变老百姓的意愿，不必管他们的去向，他们铁了心要跟着八路军的队伍走，随他们去，即使跟在队伍的后面也不得驱赶（这种行军黄寿发一直都留在大队的后面负责殿后）。
8月24日，杨成武率一分区被精简后的机关大队，十来个领导干部、三十多司令部干部和机要人员，总计五十多人，连同掩护部队分区直属警卫连、侦察连，一团拨付过来的一营三连，共有五百多人，在暗夜的掩护下悄悄离开了北娄山村，向西转移到漕河边上的小村周庄。北娄山村的老百姓百余人（被动员走了一些人）也跟在杨成武的部队的后面，一起转移到了周庄。
深夜，杨成武在周庄依旧是趁暗夜，带领大队突然出发，侦察连打前锋，警卫连居中，三连殿后，向正北方向直奔易涞公路，此时尚有北娄山、周庄及周边的几个村、几十户、两三百老百姓跟在杨成武大队的后面，他们大都是拖家带口，背负着包裹吃食的，所以行动拖泥带水。
大队疾行绕过狼牙山，临近易涞公路，杨成武突然下令，一分区大队一个大折返向西、再向南，进入易县西部的煤斗店地区。
杨成武用长途、长时间的急行军，逐渐摆脱了跟在后面的大部分老百姓。被摆脱的，主要是拖家带口的那些老百姓们，但还有几十口人，像牛皮糖一样，紧紧粘在大队的后面，摆脱不开。
但杨成武大队始终未能摆脱开紧跟在后面的日军，他们判断，跟在大队身后的老百姓人群里，一定有混杂着日本鬼子的特务在里面。随后，大队隐蔽在易县、涞源县交界的小山村万年冰，杨成武派警卫连仔细一查，果然如此，查出了跟在老乡人群中的特务。
一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当地的老百姓自豪地说：1941年反扫荡，我是跟在杨司令的后面一起跑出来的……

还在这次1941年的反扫荡转移，杨成武之前已经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与危机，所以由他亲自带领转移的队伍被大大缩小，从原来的两百多干部减少到五十余人。这五十余人，只涵括了三种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掌握电台和密码、文件的机要干部，以及帮助掌握部队、指挥作战的军事辅助干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政工干部不涵括在内。
1941年开始的日军大扫荡，失去了大规模有组织主动还击能力的八路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游而不击”的隐藏躲避。当时，一分区干部主要面临着三种状况：成功隐蔽躲避开日军主力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为最好的结局，第一种状况多发生在熟悉易县地理环境的本地干部的身上；虽与敌发生冲突但能及时避开而少受损失为第二种状况，比如杨成武亲率的一分区机关大队；被日军围住损失惨重但仍有不少人能最后脱身为第三种状况，多发生在不熟悉易县、涞源县地理环境的外地干部身上。
这些与大队失散后三三两两自己游荡的干部们，确切数字不知道有多少？偶然中，与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一分区机关大队相遇，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但这种偶遇，也使得杨成武的机关大队从原来的五百多人，骤增到七百多人。而且，新增加的这一百多人近二百人，大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文职干部。
当时忧心忡忡的参谋长黄寿发，悄悄拉着李青川向杨成武汇报：如何处理这些汇集而来的非战斗干部？是留下？是疏散？还是原地坚壁？据说杨成武想都不想，坚决地回答：这些干部都带走，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嘛，为什么还要分开？
在这以后，杨成武带领的这七百人大队从涞源县经易县、满城县、完县南下，打算隐蔽在唐县、完县的结合部地区。这个地区，杨成武的一分区在1939、1940年屡次在此地隐蔽，鬼子很少来。但1941年的情况不同，杨成武行进的完县花塔山地区的时候，发现误进到鬼子的包围圈里，于是迅速折返，这才有了梯子构突围的故事。
依旧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些昔日的一分区干部们齐聚在杨成武的家中，畅谈起往事，感慨地说：当年不是杨司令心存善念，拉上我们一起走，有多少人根本看不到今天的场面？

duanjian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国上的讲话（节选）
1959年4月5日.上海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我得罪了你们，全体不投票，一个也没有，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董必武、朱总司令，你们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我没有饭吃，我要饭讨米，为什么不可以？……
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要搞掉三个人，一个毛泽东，一个朱德，一个周恩来，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误的，那得整。后来他们觉悟了，林彪觉悟得很快，而彭德怀觉悟得很慢，在后来似乎也觉悟了，总觉得耿耿于怀，会理会议批评了；一个百团大战批评也是耿耿于怀；一个王明回国的延安会议，首先我就批评他，我说你是错误的，你这个方针，军委会议的一个文件，我就指出这个文件是完全错误的，他那时答复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坐在延安，没有看见群众，你是脱离了群众。意思是讲我彭德怀在华北接近群众。等到王明回国，他就跑到王明那去了。……肖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至于跟粟裕同志，肖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拣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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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这个讲话的全文啊，能否贴一下看看。

snark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5-12-29 06:09
陈怀初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要说他这个级别的，连陈赓都差点不免，要不是老毛说话，他也悬了。 ...

极左到这种地步，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上面政策的问题还是下面执行的问题

帖子里面也说了当时群众都反对杀孩子
老毛帮陈赓说话，那就是老毛也知道这种乱象咯
不愿管还是管不了

请教下你的看法
谢谢

老兵帅客

snark 发表于 2016-4-22 11:11
极左到这种地步，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上面政策的问题还是下面执行的问题

很简单，管理困境问题。

假定你做过管理，你是个总监，下面是经理，再下面是普通员工。你会发现，你说的与底下员工做的经常有出入，为啥，因为一层层的传达噪音和地方利益。你可能会想，我可以加强管理，杜绝这种问题的发生，于是你制造出了一个官僚机构来监控下面，以求他们能真正执行你的意志而不走样。结果你会发现，你所设立的官僚机构本身很快就不起作用了，因为他们也有前面所说的问题。因此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到基层了解情况并加以调整。

上面所说的只是三层这样极为简单的结构，随着结构层数的增加，这个问题会愈加严重。这个与政治制度无关，是动物的本性自私所致，从本质上讲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