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燕居谦

darkingwing

的姥姥现在已经去世了，今天想起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不由得发生感慨，他们是继老一代完成推翻旧中国的历史使命后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代人，他们的青壮年期恰好是中国的头三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从童年黑暗封建的乱世进入光明的新社会，长辈和旧思想的压迫被一扫而空，所以这辈人自然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力，是我们难以比拟的。

燕居谦是我姥姥的堂兄或者堂弟，他们同年出生，因为并没有分家，所以是一起长大的。我小时候就隐约知道燕居谦出了名。后来在网上搜索，才知道是因为坚持修县志到了

不过按照我姥姥的说法，他的忘我工作和家庭不幸福有很大关系，起因是燕居谦的妈妈，也是我姥姥的大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却给他找了一个非常“脆”的媳妇，脆在我们那里的方言意思是（女人）不精干，缺乏能力和魄力，这个脆媳妇工作干不了，家务不会干，还把家里的气氛搞得很差，于是燕居谦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尽量少在家里，直到患癌症以后，就干脆不肯回去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视角。官方的报道是

山西省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燕居谦同志于1982年放弃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甘愿到“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的地方志办公室去工作。在“只有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的条件下，他带领县志办的同志们，历尽千辛万苦，搜集了850多万字的资料，编写了130多万字的县志初稿。1988年，燕居谦同志在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后一星期，以惊人的毅力，继续投入编写工作。1989年6月，病情恶化，已转为晚期食道癌，他更决心抢在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完成县志总纂任务，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坚决谢绝了领导和同志们要他做手术的好意，带着女儿到卦山古刹宿庙修志。他强忍剧痛，伏案笔耕，每天以总纂一万字的速度，连续奋战三个月，终于完成了县志总纂任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燕居谦同志于1991年元月22日不幸逝世。
通知号召，各级地方志部门要认真组织好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燕居谦同志：1.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增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2.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无私地奉献，甘当人民公仆的优良作风；3.顽强拼搏，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旺盛的革命斗志，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把好志书质量关，争分夺秒地完成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光荣任务。
通知要求在学习燕居谦同志事迹的活动中，要联系修志工作实际和本地修志队伍中先进人物事迹的实际，注意发现和表彰本地区的先进人物和优秀事迹。对那些兢兢业业、公而忘私的修志干部，一定要从政治上、业务上、职称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关于燕居谦同志的事迹，《人民日报》1991年2月24日以《生命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为题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作了报导；《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山西地方志》1990年第6期以《饱蘸心血著汗青》为题作了详细介绍。

http://news.sxrtv.com/shtml/0/r560/rmplayer560731.shtml

写下这过去一百年山西一个小县城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我现在还真说不好，因为那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
当年我姥姥到她工作居住了一辈子的城市安家的时候，那还只是一个矿区，在他们的辛勤建设下，矿区发展成一个城市，现在这一代人过去了，当年参加建设的县城已经成为了资源枯竭城市，往日的繁华成为了过眼云烟。

我们在这世上的作为，到底有什么能留下来呢？

　生命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
    ——共产党员燕居谦的自述
    编者按：燕居谦同志是一个有着３０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他身患绝症后，还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以顽强的毅力与病痛作斗争，编纂了１４０万字的交城县志，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燕居谦同志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生命列车走向终点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希望能在有生之日，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无私奉献、忘我工作、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伟大任务中，共产党员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去努力奋斗，夺取胜利。
    燕居谦同志于今年１月２２日不幸逝世。这篇自述是根据他生前的讲话记录整理的，朴实无华，感人至深，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
    我叫燕居谦，交城县人，１９３３年生，１９４８年参加工作，１９５７年入党，当过小学教师、文化馆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编交城县志。
    前几天，地委把我树为当代吕梁英雄，并让我给大家报告事迹。说实话，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夸耀的。
    一个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该怎么办？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还是个人利益第一？我坚持了前者，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
    １９８２年，县里开始酝酿撰写县志，县委书记、县长对我说：“老燕啊，我们考虑再三，编纂县志这副担子，还得你去挑。”为什么选我？因为我土生土长，情况比较熟悉。有人称我“交城通”、“活字典”。我哪里敢当，担当这么浩大的文字工程，真感到力不从心。但组织上选准了我，能不干吗？有人劝我：放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不当，何苦去钻档案，查资料！也有人说，到县志办是降职。可我想，交城已有１０８年未修志了，１００多年里，经历新旧两个社会，是中华民族风云变幻的重要时期。在战争年代，交城是老革命根据地，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史实需要写；解放后，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业绩更需要写。党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在地位上争高低，利益上争多少呢？一个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怎么办？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还是个人利益第一？古人云：“不图百官贵，当求一志坚。”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挑起了编县志的担子。
    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我真正感到人生的短暂，感到自己为培育我成长的党和人民做得太少太少了。
    １９８４年开始，我带领５名同志，不分昼夜，查阅资料一年后，我觉得背部不适。后来，凡吃带刺激性的食物，胃里就难受。同志们劝我去检查一下。我想，工作刚刚开头，我一天也不能歇下来。到太原查资料，我住在姐姐家，她发现我不对劲，就硬拉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胃窦炎”，开了三种药，嘱咐了一日服三次。可我每天东跑西颠，治病吃药就没准头了。家里人磨叨：“你年纪大了，何苦要这么受累？”亲戚也数叼说：“像你一样的人都休息了，你有病倒是干得上劲，图个啥？”我说：“你们是好意，但我干的工作是上对祖宗，下对子孙的大事。”我一直坚持工作，病一直在发展，到１９８８年春，吃普通饭胃也难受。县里给老干部检查身体，人家不让我看结果。我偷着看，“胃癌”二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理智使我迅速平静下来。面对死神的判决，我才真正感到了人生的短暂，感到自己还有许许多多未竟的理想、事业，感到了自己为辛勤培育我成长的党和人民做得太少太少。“说什么也得将编纂县志的任务拿下来！”我心里暗下决心。
    医生建议我立即手术，当时县志初稿撰写正是紧张阶段，我顾不上。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再四地动员：“磨刀不误砍柴工，病好了，就能更好地工作。”大家说得情真意切，我做了胃切除手术。半月以后出院，医生建议休息一年，我觉得不行，不能这样按部就班。万一治不好，马克思还不定什么时候来请我。所以上午出院，下午就开始了县志的撰写。亲朋好友不让我碰那些材料。我呢，却是躺着睡着连做梦也在想县志。我想起民国２４年，交城县成立了修志局，组织起十几个人的班子，但干了一年，片纸未留便一哄而散。我们县志办几个同志为填补这一历史阶段的空白，不知费了多少周折，跑了多少地方，查阅了多少资料，才得以完成这段史志的修补。我自己访问过许多老前辈，老同志，老农民，迄今已有３３位与世长辞了，有的材料还都在我笔记本上记着，还有许多情况记在脑子里，如果停下来养病，我的心怎么能安宁？养病三个月，家里人上班后，我就开始撰志，先后完成交城政法志、政权志、党派群团志、人物志、大事记的撰写，共１５万字。
    县志在我手上一本一本脱稿，到１９８９年秋，已完成５０万字。这时候，病情也越来越重了。开始，我感觉吃馒头吞咽困难，后来，吃面条也不行了。到１９９０年春，连汤面、稀饭也难以下咽了。同志们含着眼泪劝我：“老燕，快去太原检查吧。”我说：“紧张的工作刚上手，耽误不得啊。我不要紧，该干甚就干甚。”大家把我的病情反映给县委。县委派专车硬是将我拉到太原。我怕耽误功夫，带上了县志稿。检查结果出来了：食道癌，病期较晚，难度较大，先术前放疗，然后再做手术决定。我明白，我这种病最多不过三五个月的活头了。但是，这三五个月对于我来说，又是多么珍贵啊！县志已进入总纂阶段，只要有３个月时间，便可大功告成。自己怎能因患绝症而撒手不管呢？是的，没有我其他人也能完成，但我燕居谦工作几十年，还没有一次未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难道这一次要下软蛋吗？因此，在医生、亲属、战友们一再主张我住院手术时，我坚决地说：“一切都不必了，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听着我的话，大家都变成了泪人，我赶紧说：“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总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
    有人问，你为啥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其实，世间谁不爱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只能有一次啊！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我是共产党人，在死之前一定要完成编县志这千秋大业，要为交城人民作最后的奉献。我告诉同志们：“一不住院、二不手术，立即回家，在天宁寺文昌阁内，给我打扫一间屋子，弄一副桌椅，我要在那里，排除一切干扰，于国庆节前将总纂稿全部拿下来。也算我——一个交城人民的儿子，献给故乡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时，我就死也瞑目了。”
    县委、政府领导听到后很着急，来动员我上北京再作一次诊治。县委的关怀我不能拒绝，到北京住总后干休所招待所，随行的同志给我安排了个比较高级的房间，我却看中了地下室，既省钱又安静，除看病外，就在地下室撰写县志，６天把４万字的《商业志》改写完成。
    积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人要有一点精神，在有生之时为人民多做些事。
    手术不做了，病也不看了，剩下的时间全部属于我自己了。但确实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回到交城的当天，我就给县委写了一封申请，要求三摆脱（家庭、社会、事务）、一集中（集中精力总纂县志），搬到卦山脚下文昌宫里，专心修志。领导说，给你派上个助手吧，我连忙谢绝。我说有我儿女做我的帮手，就足够了。一听说我回来，孩子们哭作一团。我给他们讲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小家与大家的关系，要求他们处理好邻里、家庭等各种关系。我说，遇到问题，看谁说得对，谁说得最接近真理，最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就按谁的办。
    大大小小的事情你们都要想着别人，想着国家，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集体，为国家，你们应当理解爸爸的心。
    搬进文昌阁是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３日。这是我日夜加班加点写县志的最紧张时日，也是病魔空前猖獗地折磨我的日月。亲友们送来的食品，我掰一丁点儿强咽下去，要痛苦地呕吐半天，我只好喝几口汤水打发饥肠。每天，我不知道自己能睡几个小时，总感到时间的紧迫，常常挥笔到天明，又从天明到掌灯。县志办的同事心疼地劝我多休息，我给县志办的同志们写去一封信，信中说：“难关已经突破，曙光就在前头，我要与病魔作最后斗争，在死神召唤之前，完成全部总纂任务。”我每天以一万字的速度，连续奋战３个月，到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０日凌晨１时，１４０万字的总纂稿终于脱手了。
    我已经到食道癌晚期，生命的列车眼看快到终点了。有人说，我依旧那么乐观，那么坦然，那么信心十足。是的，生老病死，人生之必然规律，何惧之哉？集我几十年之阅历，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有了这点精神，世上什么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我只有挺起腰杆去干，去拚搏。
    毛主席说：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虽然做不到这些，但我有信心向这方面努力。多少年来，我努力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可是做得很少，奉献很小，离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差距很大，我决心继续努力奋斗，顽强拚搏，在有生之日为党为人民多做些事。
    　　　　　　　　　　　（原载１月２８日《山西日报》，本报有删节）

煮酒正熟

是转贴还是原创呢？

duanjian

有人说孔繁森也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常年在西藏工作，不愿意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