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摩蘇爾戰役學到的五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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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世卿


從摩蘇爾戰役學到的五堂課(這是一篇長文，請自行斟酌閱讀。)

摩蘇爾戰役是於2016年10月17日開始，一項伊拉克政府經過數月準備後，向伊斯蘭國發動以收復摩蘇爾為目標的攻勢。參戰的伊拉克政府軍及親政府部隊合計約30,000人（2016年10月）。這是美國作戰部隊於五年前撤離伊拉克以來，在伊拉克境內所進行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伊拉克政府軍的行動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空襲支援，以及佩什梅格、遜尼派部族力量和什葉派民兵的協助。

僅管戰事已經結束2年多，而2019年3月23日伊斯蘭國最後據點被庫德族敘利亞民主力量解放，並且宣布伊斯蘭國組織完全瓦解，正式滅亡；但是這場從伊斯蘭國興起直到覆滅的過程中，有許多軍事行動都帶給我們不同的觀察與經驗教訓。受到現代科技進步與武器的殺傷能力影響，在城市與人口稠密地區的作戰方式，已經跟我們過往的理解十分不同，而伊斯蘭國佔領的區域內不僅僅是一座大城市，而是包含城市到中等以及小規模城鎮彼此的結合，在人類文明高度都會化的近代，這是一種與前不同的戰爭型態，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從其中學習並吸收寶貴的經驗，因為對台灣來說，我們就是由北到南，由數座摩蘇爾等級的大型城市構成的島嶼。

本文主要是依據美國陸軍Thomas D. Arnold少校 以及Nicolas Fiore 少校對於摩蘇爾戰役的觀察，再加上部分我自己的觀察而成，因此本文沿用Thomas D. Arnold少校 以及Nicolas Fiore 少校的標題 - 從摩蘇爾戰役學到的五堂課。 本篇的主題著重在城市戰場的優勢與劣勢，至於伊斯蘭國的作戰方式與戰術，請參考我的另一篇:檢視ISIS戰爭機器的核心。

在未來，軍隊在都會與城鎮這類人口稠密的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時，其情況將會類似於聯軍在2016年10月與伊斯蘭國之間作戰的摩蘇爾解放行動。

我們觀察到這場戰鬥過程中的四個面向，預示著陸軍在未來戰爭中可能面對的人口稠密地區的作戰方式：
一、主要戰略目標都存在於人口密度高的都會與城鎮環境（dense urban environments DUESs）。
二、盟軍擔負的角色。
三、由於盟軍的組成來源不同，因此部隊必須以協同作戰的方式編組。
四、同時進行多個分割區域的戰鬥。

在都會地區進行作戰的五個觀察

結合上述四個關鍵面向，我們對摩蘇爾戰役過程的觀察顯示了五個值得注意的重點，而這些重點應該作為爾後陸軍規劃城市戰鬥行動的指引：
（1）長時間孤立一座現代化城市是不可能的。
（2）任務困難度會隨著部隊深度城市的範圍以及戰鬥持續時間而增加。
（3）攻擊方一旦進入城市之中，就會失去軍事行動的主動權。
（4）建築物與基礎設施完善且密集的城市地形，會增強當地守軍的防禦力。
（5）作戰目標的達成程度與該城市的人口對攻擊方的支持度成正比(人心向背)。

自從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來，摩蘇爾戰役是美國第一次參與的大規模軍事行動（Large-Scale Operations LSCO）。聯軍設定的目標是希望透過聯合作戰（Joint,  Interagency,
Intergovernmental  and  Multinational JIIM）的軍事行動發揮作戰實力，進而從伊斯蘭國（ISIS）手中重新奪回該城市，使其回到伊拉克政府控制。希望在本次戰役的結果可以恢復伊拉克政府的主權，並且達到削弱伊斯蘭國的軍事能力，最終擊敗伊斯蘭國的戰爭的結果。

儘管伊斯蘭國在軍事實力上遠遠不是與美國相同等級的對手，但是在這場戰役中，他們巧妙地利用了摩蘇爾的城市環境達，從而獲得了在這場戰役中，在不同的作戰區域中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的能力。

我們可以看出，這場發生在摩蘇爾的戰鬥也預示著在未來在其他城市作戰的行動中，只要妥善利用高密度環境，就算是實力較弱的一方，也會有機會對抗一個具備發起大規模多區域軍事行動能力的軍團級多國聯軍。

在人口密集的都會環境中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與作戰

美國陸軍在2017年更新了野戰手冊（FM）3-0，Operations 一節，為大規模戰鬥行動(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LSCO)提供了一個針對假想敵的理論基礎。

在戰術設計中，陸軍設想了如何同時並且連續的在一個軍事行動區內進行戰場型塑、戰鬥流程計畫並且落實到各部隊的戰鬥行動。這個策略的出發點是從陸軍過去十年都是以旅為層級作為軍事行動核心開始調整。現在陸軍要求將行動的規模提升到師的層級，並且在比以往更接近戰場的位置設立一個聯合作戰行動指揮部，由這個指揮部擔任整個軍事行動的主導。

因為在面對大型的城市的爭奪上，就算防守方的實力不如攻擊方方，但是只要對方有決心堅守，攻擊方如果僅僅以旅級以下規模的部隊發動軍事行動，其結果將會是沒有完全佔領的能力，甚至會被迫撤出城市。

雖然美國的士兵沒有在摩蘇爾戰役中進行直接的作戰任務，但美國陸軍參與了這次戰役中除了第一線作戰外的大部分規劃，並且依照FM 3-0的要求，為總數超過十萬名武裝人員所組成的聯合軍事行動提供支援。

未來在人口密集的都會與城市環境中，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將以一個旅為最小單位，結合數個旅的規模，同步在建築物密集，地形複雜的城市環境中展開行動，將會成為此類行動的標誌 - 甚至是諸如維持穩定和鎮壓叛亂的行動也會以這種規格進行。

城市地形在戰爭中顯得既普遍又獨特。在歷史上，人類社會與所居住的城市和戰爭常常一起演變。

因應都會以及城市地區作戰的手段，通常來自於處理該地區特殊的戰場環境，而戰役所設定的戰略目標也通常會將城市中的一些主要設施作為對手控制權力和權威所在。如果將全球都市化的進程與戰爭歷史的現實聯繫起來，當前美國有某些戰爭學派已經將大型城市中的軍事行動視為未來“不可避免的常態”。

在戰場上每一種類型的地形對於雙方都有其有利和不利的影響，但是都會與城市地形則是其中限制最嚴重的一種。

既然是一座城市，平常就有龐大的人口居住。為了維持城市運作，當地居民營運並操作城市中的基礎設施，整個城市的機能足以維持和保護一支身在其中的大規模軍隊，況且多大的規模才能稱為城市?

目前主要的學說是以這座城市中心地區人口超過十萬居民作為界線，因為這些城市的中心地區的建築物與人口，通常會比周邊的鄉村或城鎮更加密集且散佈更為複雜。

一座城市的運轉以及環境，主要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地形，人口和支持城市日常運作的基礎設施。每一座規模較大的城市，這三者的組成的結構與數量又往往都是獨一無二的，單單是其人口密度本身，就有可能需要一個或多個城市管理部門來控制。

就算是一座相對簡單的城鎮，其區域內都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住民以及數百個各式各樣的混凝土結構散佈在狹窄的巷道上。但是一座規模較小的城市，往往也會因為比較少的物資、糧食、飲水或武器彈藥庫存，因此不足以維持其自身長期的軍事行動。

這類簡單的城鎮則很容易被現代化優勢火力壓制或者是被包圍而孤立。

簡單地來說，城市的規模很重要。

一些並不富裕(物資儲備上)規模也不夠大的城市，對於攻擊或防守方來說，或許都不足以成為具吸引力的軍事目標，並不值得犧牲寶貴的生命與物資去進行爭奪。

正如前述所說，一座城市可以作為軍事上戰略的目的或是達成戰略目的的手段，但是要在一座人口稠密的都會環境作戰或是維持秩序穩定的軍事行動，仍然只能依賴最基本的戰術 -進攻或者是防禦。

雖然聯軍在摩蘇爾戰役的持續時間和伊斯蘭國的對抗強度超過許多觀察者的預料，但是聯軍指揮官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場戰鬥將會與其他的城市作戰方式不同 - 特別是對比2014年當時IS擊潰伊拉克政府軍迅速佔領這座城市的過程。而對於軍事行動的規劃者來說，摩蘇爾戰役的經驗證明了，在都會與城市地區空間、力量和時間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下，軍事行動必需以比現在更好的方式管理。

如果我們僅從媒體看到對於這場戰事的報導，首先我們會對這場軍事行動有幾個直觀的印象。

首先，在表面上看到摩蘇爾的戰鬥過程似乎證明了高密度城鎮/都會環境，對於攻擊方及防守方兩者都有利，但是誰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則取決於誰能洞察到環境的優劣之處，並且避開劣勢而好好地利用這座城市的優勢。

其次，戰鬥結果證明，即使是面對超級威脅也可以利用高密度城鎮/都會的特殊環境來挑如戰美國這樣先進的作戰能力，並且延長雙方的衝突時間，並結大化的增加攻擊方的成本。

最後，摩蘇爾戰役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是大規模作戰行動仍然是從一個堅定防守方的手中奪取佔領的高密度城鎮/都會地區的決定性方式，即便是轟炸整座城市的每一棟建築物也是一種手段。

但是在實際研究以及閱讀戰鬥紀錄之後，我們卻發現了五個跟我們原本從媒體報導所獲得的認知相反的結果，而些結果才是形塑出未來在高密度城鎮/都會環境展開大規模作戰行動的關鍵：

1.完全隔離一座現代城市是不可能的。
2.難度隨著深度和持續時間的增加而增加。
3.攻擊者一旦進入城市就會失去主動權。
4.密集的城市地形增強了雙方的戰鬥維持能力。
5.軍事行動所能達成的範圍與當地人口對你的支持成正比。

第一課：孤立一座現代城市是不可能的

規模，移動性和無處不在的道路網阻礙了實施戰術隔離的可能性。傳統軍事學說認為孤立一個對進攻行動至關重要的城市目標，除了對防禦方造成壓力外，同時也將是防禦方心理上的災難。然而摩蘇爾戰役和其他戰爭歷史上長期圍城攻勢挑戰了這些假設說法。

過往戰爭中，針對高密度城鎮/都會環境中，大規模軍事行動經常涉及對城市的保衛方採取戰術隔離。但隨著現代城市規模越來越大，戰爭過程中結合了更多額外的區域，要孤立一座城市的難度也越來越高。在當代的城市建設中，基礎設施很自然地增加了城市內部的流動性，並提供許多對外的路線，這些交通網路包含地面、地下、水面以及空中的路線，而規模可能遠遠超過圍城者所具備的控制這座城市對外所有路徑的能力。

此外，無處不在的通訊技術和刻意為宣傳而曝光的媒體報導，就算是為了戰術目的而必須進行，也會使得對這座城市採取隔離措施的行動，其複雜程度令人生畏。就算是現代軍隊擁有可以干擾所有通信的技術與能力，但是美國要如何完全阻止新聞在媒體或社群網路上分享？ 只要資訊一經洩漏而無法控制，則對這座城市的隔離戰術往往是徒勞而無功。

另一個現實是，隨著城市規模和複雜程度的增加，想要在所有領域中隔離她的難度將會呈現指數增長。

在這場戰役中，聯軍動用了十萬名士兵在摩蘇爾周邊重重包圍 - 但是沒有辦法隔離-IS。

在戰役的過程中，聯軍只用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形式上包圍摩蘇爾，並且阻止伊斯蘭國的援軍透過塔爾阿法爾公路進入摩蘇爾，但實際上摩蘇爾周圍的這十萬名武裝人員並沒有實質孤立該城市的管理者或平民，因為聯軍無法將外觀或心理上的IS 份子從這些居民中區分開來。

儘管我們認為橫越沙漠的公路會是地面和空中攔截的理想選擇，但在整個作戰行動開始的前四個月，伊斯蘭國仍然維持與後方Tal Afar的交通與後勤路線（LOC）。

如果我們考慮整個大摩蘇爾地區的面積為200平方公里，周圍環繞著50公里長的十條主要道路，而這些道路分散在一大片開闊的地形上，想要完全封鎖這座城市，聯軍最後可能需要動用8個步兵旅才能建立一條僅僅只能封鎖城市內部向外的警戒線，但是想要控制外部進入摩蘇爾的其他城區則任務會更加的困難。

IS正準備利用摩蘇爾的環境優勢，也能利用摩蘇爾的環境優勢，這使得摩蘇爾城市外圍的交戰情況更加複雜。

建築物和爆破後的瓦礫堆限制了聯軍的觀察和越野運動能力，因為建築物的散布造成了雙方形成不規則的接觸線，因此雙方的包圍與反包圍戰鬥在每一處巷道都可能發生。此外，IS利用地下坑道進行的反擊也使得原本已經苦戰後清除威脅的建築物又再一次成為交火點，使得在這個地區進行物理隔離變得更加困難，甚至無法完成。

最後，即使是展開戰術性電子通信阻斷的區域也無法完全保證IS無法接收外部的訊息，因為控制區內的平民有部分會協助或支持IS傳遞訊息。

這種困境不單單僅發生在摩蘇爾，在整個人類的戰爭歷史中，圍城，封鎖和解圍都是戰爭的原則，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樣類似的情況也阻止了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攻擊方隔離一座大城市。

在現代大規模軍事行動行動中，圍城和封鎖在戰爭的作戰層面上往往不太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軍隊使用河流在史達林格勒維持了防守部隊三個月的作戰需求;後來德國陷在史達林格勒的軍隊也利用脆弱的空中補給在同一座城市維持被困部隊運作的時間也差不多。雙方利用斯大林格勒的高密度都市環境與簡易碼頭，簡易機場和地下倉庫等關鍵因素，來減輕傳統後勤補給線被截斷的損失，並且利用城市的水泥加固結構來保護己方的戰鬥力免於受到攻擊者的優勢火力摧毀。

1994年，俄羅斯機械化部隊選擇不隔離車臣共和國首都格羅茲尼，一個130平方公里的城市，居民人口三十萬人。

俄羅斯裝甲部隊再一開始的確成功地穿透了這座城市，但是由於都會地區建築物的密度限制了裝甲車輛的火力與機動性，並且規劃單位沒有針對車臣防禦的深度和持續時間準備充分的作戰計畫，因此俄羅斯裝甲部隊未能在突破一舉摧毀車臣戰士的反抗能力，相反的，車臣指揮官將格羅茲尼的都會環境納入他的三線防守作戰計劃中 - 避免己方部隊面對俄羅斯集中的火力，引導國際媒體報導風向以及等待阿拉伯國家的物資援助。

最後俄羅斯機械化部隊不得不退出格羅茲尼，以極為慘重的代價。

未來在都會與城市環境進行圍城任務時，指揮官必須有面對現實的期待。

首先的問題是，在為這類地區設計大規模軍事行動時，指揮官必須考慮是否需對該區域採取戰術隔離措施。

環繞一整座城市一圈將會消耗掉大量的戰鬥力;根據中東地區最近的城市戰鬥結果證明，要完全隔離一座城市需要一個統一而且非常精密的聯合作戰計畫，而且不幸的是，這份擬定的聯合作戰計畫會比以往任何作戰目標都更加難以實現。

如果戰略目標是摧毀敵人的有生戰力，那麼允許防守方從他們的城市獲得交通線路，可以讓我方選擇在他們的交通線附近戰鬥而不是在陷入都會環境內部進行戰鬥，隨著每一次戰鬥逐漸削弱對方的力量，而不是不顧一切的衝進一座城市之中。

如果佔領城市是主要的目標，那麼妥慎規劃的隔離措施可以隨著攻擊的推展而逐漸迫使防衛者增加防守的密度，就像是把池塘的水逐漸抽乾，魚類就會往水稍微多的地方集中。隨著每次攻擊變得更加困難，戰術指揮官就可以要求更多的火力支援來削弱或破壞敵人抵抗的強固據點，而不是漫無目的轟炸造成擴大的附帶損害。

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如果你是防守方的指揮官，你應該應盡可能拖延或防止對方包圍。

在防守方的操作過程中，如果防衛者的防禦圈周長越大，能夠滲透，突襲和反包圍的機會就越大。如果指揮官確信他們擁有足夠的深度可以抵抗攻勢，那麼指揮官也能採取容許小部分據點讓攻擊方包圍的戰術。被包圍的防衛部隊可以儲備關鍵物資，準備防禦工事，並利用滲透來走私物資，人員和訊息，這些目的都是延長防禦時間。

第2課：在進攻中，難度隨著持續時間和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一場對於城市的攻擊行動中，開始階段始終是攻擊方最容易的階段。然後隨著戰鬥的推進，攻擊方的進展會變得越來越困難。這種現像主要是因為攻擊方隨著推進，後方的交通與後勤補給線會慢慢拉長，而防衛者則是相反的地縮短，此外隨著時間過去，可攻擊目標區的數量會逐漸減少，這也會導致防衛者慢慢集中在剩下來更強固的目標，從而在短期內使得攻擊變得更加困難。

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上述的現像會被都會環境的特質放大。

隨著戰鬥從城市外的衝突發展到郊區以及城市核心內部，高密度建築物的環境效果隨著建築物被破壞的程度而逐漸變得更加強大。

在防禦方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初始階段，通常會刻意讓攻擊方的快速推進持續下去，誘使攻擊方提前投入戰術預備隊以求加快進度並且期望能迅速地擊敗防守者。但是在實戰中，隨著攻擊者的節奏加快，每次發起攻擊的邊際效益反而隨著時間以及接近城市的核心的推移而迅速遞減。

我們可以觀察在此戰役中，伊斯蘭國聯軍都雙方都選擇了摩蘇爾的舊城區作為決戰的關鍵點。

伊斯蘭國 IS和聯軍都認為al-Nuri清真寺是一座位於摩蘇爾舊城區中心，擁有850年歷史的國寶，也是該座城市在地理、心理以及信仰的中心，同時也是該城區主要管理機構的所在地。

從這個角度來審視，伊斯蘭國的防衛策略是利用整座摩蘇爾城的高密度建築物環境來攻擊聯軍，並將自己的軍事能力保留在摩蘇爾舊城區的決戰。

相比之下，聯軍由於難以掌握東摩蘇爾的周邊社區和關鍵的基礎設施，因此也無法在城市核心區的決戰中創造有利的條件，於是進入核心區的聯軍攻勢便不斷受挫。

從這個階段開始，聯軍對於每一次攻擊行動的進度與達成的戰果預估從來沒有準確過，因為戰場隨著建築物被破壞的密度增加，戰術行動的進度趨緩，而伊斯蘭國則採用了他們預定的戰術，將戰鬥人員從各個分散街區轉移到逐漸整條收縮的防線上。

摩蘇爾戰役於2016年10月16日開始，在整個戰鬥展開前，指揮官們預期這場戰鬥大約三個月就能結束，但是隨著戰鬥的開始以及隨後的情勢發展證明，這個預估實在太過樂觀。

2016年11月3日，一名聯軍發言人對外表示，由於計畫順利，整個攻勢預期會“提前”結束，但是到12月初，一場激烈的攻防戰開始了東摩蘇爾的僵局。聯軍宣布了暫時停止攻擊行動以恢復損耗的戰鬥力，接著又宣布隔年2017年1月24日預計可以完全解放東摩蘇爾地區。

然而實際上又歷經大約五個月激烈的戰鬥，聯軍才於2017年7月9日從被幾乎全毀的al-Nuri清真寺遺址上宣布勝利。

儘管有宣布勝利的宣告，但是對外宣稱預估只需要持續三天就能清除最後被包圍在口袋中的伊斯蘭國戰力，實際上還是花了聯軍長達兩週的時間。

當戰鬥開始時，聯軍的地面部隊距離al-Nuri清真寺大約40公里。在一周之內，聯軍的全力衝刺就將這個距離縮短了一半，此時已經往摩蘇爾市區推進達到20公里。再過兩週之後，部隊攻擊前進的距離減少到只剩下10公里，戰鬥進度與趨勢繼續呈負對數曲線發展。

如果我們把整個戰鬥的進程做成統計，當聯軍深入摩蘇爾市區後，戰鬥行動收益率從一開始的每天數公里減少到每天數公尺，而與進度相反的是，隨時間推移的聯軍的傷亡情況則是快速的攀升，如果我們有注意的話，在整場摩蘇爾戰役中，整體8,200名聯軍的傷亡中有75％是在西摩蘇爾舊城區激烈戰鬥期間所發生。

攻勢初期的快速進展往往會導致指揮官錯誤的信心。

在德國包圍攻史達林格勒期間也遭遇相同的現象。當藍色行動開始的頭兩週，德軍的快速推進滲透到了史達林格勒郊區周邊的所有蘇軍防線，並且直接威脅兩支負責防衛這座城市軍團的側翼。

德國推進的速度最終還是減緩下來，因為戰鬥將蘇聯防衛者壓縮到了城市內越來越厚的建築廢墟中，最終廢墟剝奪了德軍的主動權，從戰役展開僅僅三個月後，形勢逆轉，這次換成德國人被包圍。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1950年為解放南韓首爾而戰，也有類似的經歷。

海軍陸戰隊只花了兩天時間就到達距離仁川100英里遠的首爾郊區。第二天，海軍陸戰隊就越過漢江並向前推進了四英里，但隨著地形越來越高，敵人抵抗力量增加，推進的速度減緩到每天一英里。此後連續四天，雖然海軍陸戰隊成功佔領了這座城市，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完成將所有北朝鮮的作戰單位困在首爾南部，因為作戰行動的規劃參謀並沒有考慮到隨著作戰推展反而增加的難度。

為最艱困的行動階段分配最大比例的資源。

在摩蘇爾戰役的關鍵時刻，聯軍中訓練與戰績最好的菁英戰鬥單位在行動一開始就遭受了重大傷亡，並且需要在整個攻勢恢復之前重新整補並投入更多預備隊，這使得幾次在戰術上重大且必要的行動不得不暫時停頓。

指揮官必須考慮攻擊的深度和預期持續時間，然後確保新投入的部隊能在一場戰鬥結束時就能投入下一場決定性的戰鬥。

這可以藉由在前線輪替作戰行動單位，以及在新的攻勢中投入新的作戰部隊來達成，或是將最精銳的單位保留在預備兵力以維持持續的戰鬥力。保留精銳單位的決定看起來可能違反直覺，但是它可以讓指揮官掌握戰局的主動性，一旦指揮官發現敵人在抵抗上出現弱點時，就能果斷投入精銳部隊，確保戰果。

如果防衛者的外圍防線仍然寬闊尚未收縮，或是其防衛縱深很薄，攻擊方可以發動軍事行動，但是其行動的目的是以穿透建築物群的核心並且直接摧毀防衛者的內線為目標，這樣才能為我方建立夠深的防禦，以防止被反包圍。

對防衛方的指揮官而言，戰役中應該專注將戰力最強的單位保持在特定目標的反擊或是破壞特定方向的攻擊力上，一但達成目標就迅速用一般防衛部隊取代它，然後用一般防衛部隊吸收下一波攻擊者的反擊，這樣不至於在一次攻擊中損耗太多防衛的力量，還能確保在下一波攻擊來臨時有足夠的力量破壞攻勢。

第3課：攻擊者一進入城市就會失去主動權。

“突襲或包圍”通常是攻擊方指揮官所能作的最後選擇。

從歷史上看，攻擊方指揮官擁有施行大型軍事行動的主動優勢，而指揮官決定是否要發動起攻勢的戰略決定，通常是與其本身認知是否優於防衛方的整體作戰能力有關。

如果在戰場上作戰失利，城市防衛者可以選擇撤退到大城市中，使用其特殊的環境來維持部隊持續作戰能力，而這有可能讓整個作戰範圍擴大，並創造出防衛方想要獲得的戰術主動權。而基由戰略或作戰價值，攻擊方通常不會繞過城市，必須選擇攻擊或包圍城市。一旦攻擊方決定投入在奪取一個城市，圍攻將會一直持續到最終成功或是圍攻被擊敗為止。

攻擊方可以選擇在防衛方的外圍任何地方集中他們的全部兵力，但是一旦攻擊力量推進且被限縮在城市的內部時，為了達成戰役的初始目標，隨著面對每個街區或是建築群被分割的戰況，指揮官們這種“突襲或包圍”的決定將會越來越困難，而防守方則完全沒有這個困擾 - 他們只須要等待。

透過控制戰鬥的節奏和環境條件，伊斯蘭國在摩蘇爾保持了主動權。

2015年5月，伊斯蘭國擊敗了當時第一次嘗試解放摩蘇爾的聯軍行動。但是在接下來的18個月裡，藉由不斷的空襲，聯軍摧毀了伊斯蘭國對外發動攻勢行動的軍事能力，並開始進入摩蘇爾城區。

當2016年10月，伊拉克總理宣布正式展開解放摩蘇爾行動後，伊斯蘭國對於聯軍軍事行動的回應是建立一個連續的區域縱深防禦體系，並且搭配各種包含IED 路邊炸彈以及自殺炸彈攻擊的戰術破壞與反擊行動，而當聯軍逼近摩斯爾核心區域時，伊斯蘭國則經常在聯軍的攻防戰術轉換期間主動出擊，擾亂並對聯軍防線不斷施加壓力。

雖然在美國的支援下，聯軍在每次的攻擊都能因為空中優勢而擁有壓倒性的戰鬥力，但是當聯軍進入摩蘇爾城區內部，伊斯蘭國透過準備好的地形進行攻擊以及結合阻絕障礙、軍事與民用設備運用的動態防禦戰術，使得聯軍的許多常規戰鬥優勢無法生效。

伊斯蘭國透過其不同作戰單位對聯軍施加的阻力控制了摩蘇爾城區的戰鬥節奏，他們總是會嘗試選定特定的聯軍單位作為目標，然後集結手上的火力，用任何可行方式投射在目標上，並且依據每一階段的行動進展作為基礎，迅速調整下一階段的部署，從而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儘管聯軍的空中優勢，持續的地面轟炸使得伊斯蘭國每日的戰爭損失增加，但是防衛行動的規模和運用摩蘇爾城區的地形使得聯軍難以影響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決策。

到了12月，聯軍的攻勢達到最高峰，伊斯蘭國決定不在摩蘇爾城區對抗。

他們將眼光投注在一個新的目標，一個包圍一萬名伊拉克的戰鬥人員的機會，假如失去這麼多伊拉克士兵，聯軍將會失去繼續在摩蘇爾進攻的意願。

於是就在雙方的攻守行動因整補而停頓的期間，聯軍加強了前線的前緣工事並且鞏固已經奪取的陣地，準備重新下一輪的進攻，希望一舉成功佔領摩蘇爾東部。

伊斯蘭國則轉而阻止聯軍向底格里斯河投射力量，迫使聯軍重複在摩蘇爾西部的作戰行動。

伊斯蘭國的這項企圖一直到3月份，聯軍透過空中優勢打擊伊斯蘭國使用Tal Afar公路的能力後，聯軍這才重新獲得戰場主動權，並將剩下的五千名伊斯蘭國士兵限制在摩蘇爾老城區的10平方公里範圍，如果不是Tal Afar公路被聯軍成功阻斷，伊斯蘭國的計畫將很有可能成功，而那對聯軍以及對美軍來說，都是一場災難。

城市區戰鬥擊敗了許多優秀的野戰軍。

中國的軍事理論家孫子曾經建議指揮官，應該盡量避免圍城和攻擊一座城市的城牆，因為在城市區的作戰環境下，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冒著被反擊危險。

即使是在城市戰中成功運用軍力而得到可觀的戰果，但是除了高傷亡的代價外，長期圍攻還會降低攻城部隊的戰鬥狀態，逐漸侵蝕作戰行動的可能範圍，這也等同於放棄戰場的主動權。

1942年，德國陸軍B集團軍佔領了史達林格勒，但這卻是以其整個裝甲軍的作戰能力做為代價，失去了這種能力，德軍無法反擊或突破隨後蘇聯的天王星行動，而為執行此次戰役也花費了太長時間。等到了突破外圍城市防線進入史達林格勒時，當初所有行動計畫的假設都已經不再有效，而整個德軍前線的夏季攻勢也失去同步性，但是德國人卻從未更新當初的軍事行動計劃，為了避免觸怒元首而假裝一切如常。

1994年俄羅斯在車臣格羅茲尼的鎮壓行動同樣受到許多內在因素的影響，但是如果俄羅斯裝甲軍將決戰的地點選在格羅茲尼的城市區外，其表現應該會比後來更好。

卓越的火力、機動性和維持持續作戰的能力有助於俄羅斯保持戰場的主動權。但相反的，突襲格羅茲尼的決定是俄羅斯裝甲部隊最後一次享有在這個戰場的主動權。城市核心區廢墟一般的惡劣環境讓裝甲部隊的主要力量與機動能力被限制。而當時車臣分離主義份子手上還保留了約兩週軍事行動的餘裕，但是新抵達的俄羅斯軍隊卻沒有記取教訓，依然在城市地區持續採用上一次失敗的作戰方式。

儘管保格羅茲尼這座城市的大部分被摧毀，但同時被摧毀的還有俄羅斯在這場鎮壓行動中的軍事能力和國內繼續作戰的政治意願。

攻擊方可以透過軍事行動的同步操作來盯緊主要目標並保持戰場的主動性。

以色列國防軍（IDF）在其1982年對黎巴嫩的戰役中，使用了一種有條不紊但半同步的方法來摧毀貝魯特地區的巴勒斯坦解放陣線。

以色列在貝魯特的作戰行動包括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部隊進行為期七週的連續圍城，並且以每日地面轟炸和對有限目標建築物的地面穿透炸彈，避免摧毀過多的建築物來維持未來進行地面攻擊行動時有足以運動的空間與能力。

空襲，砲擊和地面襲擊都只運用於摧毀敵人的集中區域，阻止巴解組織能夠從這些地區進行反擊，然後不斷重複這個步驟以低風險的方式逐漸削弱巴解組織的軍事能力。

範圍和時間是以色列作戰方式的關鍵要素。

以色列國防軍擁有較為寬鬆的接戰準則和足夠的準備時間來發動每一次空中打擊與地面行動。以色列軍隊會刻意將預計攻擊目標區域附近的廣場或空地保持淨空，以便讓巴解組織在遭受第一波攻擊後，有足夠的路線與空間將這些防衛部隊擴散到各種預定的戰術目標之中。

保持主動，避免與對方進行線性與鋒線的傳統戰鬥。

如果從戰術層面上來看，城市與都會獨特的地形可以平衡雙方的戰鬥力，因為兩個部隊在一個密集而且仍有平民活動的交戰區域內，彼此因視野有限，所以火力會靠得十分接近。

大規模軍事行動天然的具有一種傾向，指揮官經常會不自覺的讓部隊不斷向前推進，於是就讓雙方在戰鬥中陷入彼此的鋒線不斷前進或後退的線性僵局，特別是如果戰略目標有準備行動的時間限制，在準備不及以及更高層的壓力下，第一線指揮官大多願意賭看看。

在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中，攻守雙方呈現線性且連續前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攻擊者的行動包含嘗試側翼包圍和切斷防衛者的外部交通線，而防衛者則側重於建立防線阻擋攻勢並確保內部交通線的安全。

儘管線性僵局似乎無法避免，然而攻擊者和防衛者還是能透過控制己方的戰鬥推進速度，使用預備隊來打擊來或消除敵人的進攻能力，並且優先破壞敵人的集結能力而不是嘗試控制地形或建築物來維持正個軍事行動節奏。

指揮官應該設計出一套因應當前形勢的方法來減輕城市與都會地形對於敵方與己方所帶來的戰術均衡效果。

在戰場上，均衡就等於失敗。

第4課：結構物密集的城市地形增強了雙方的戰鬥維持能力

城市地形既可以補充物資又能補充軍事行動的維持能力。因此有一種說法，即城市地形有利於防衛者 - 但是顯然的，這種結論卻不適用於任何其他類型的地形，這在邏輯上是無法被接受的。

地形是中立的，可以對任何懂得運用其自然和潛在優勢的一方創造有利條件。比較獨特的是，城市地形是唯一對提供補充以及維持作戰能力有嚴格限制的一種地形。與其同樣嚴重受限的地形（例如，叢林，山脈和沼澤）相比，城市或都會區的地形具有許多可提供給雙方操作的功能：道路，隱蔽和充足的非戰鬥人力。

當我們在思考人口高密度的城鎮/都會環境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時，是不會將人口納入軍事計畫的考量之內，因為即使是人口稀少如史達林格勒般的城市，地形也能提供軍事上無比的優勢。

摩蘇爾的城市環境同時支撐伊斯蘭國和聯軍的行動。

伊斯蘭國的防禦行動簡單地說，就是使用摩蘇爾的建物與人工設施密集的環境來創造一個近乎無懈可擊的防禦縱深。

在遭遇伊斯蘭國的任何其他戰場地形中，伊斯蘭國都無法像摩蘇爾這般維持、裝備並且保護和提供足夠大的軍事能力來對抗聯軍的攻勢如此有效以及如此長久。

在摩蘇爾，伊斯蘭國在維持軍事行動中使用了醫院、分散在四處的各種物資倉庫、四通八達的道路和民用車輛作為作戰中消耗的物資以及維持或增強其民兵的作戰能力。

當聯軍切斷與敘利亞和Tal Afar地區的補給線後，是摩蘇爾的城市規模，補充了伊斯蘭國損失的維持戰鬥的能力，直到最後摩蘇爾核心地區最終被聯軍完整包圍，對外聯絡完全切斷為止。

即便如此，伊斯蘭國以現金支付並強迫摩蘇爾平民提供所有需要的各種物資以供應作戰需要，以便能獲得至少維持四個月的強大防線。

伊斯蘭國這種努力產生了令聯軍意想不到的替代品，比如當地利用民用無人機改裝的偵察系統（UAS）和車載簡易爆破設備（IEDs），用來取代傳統的人員觀測與情報以及意想不到的戰場支援火力。

最後，戰鬥延長的持續時間使伊斯蘭國的戰士有更多時間發展並改善其應對策略，對伊斯蘭國來說，爭取的時間讓戰鬥進入正循環。

隨著摩蘇爾東部的戰鬥愈演愈烈，在觀察並學習伊斯蘭國的優點後，聯軍也將其原本依賴長而延伸的野戰後勤維持方式，調整為同樣依賴摩蘇爾這座城市與都會環境的有機優勢。

伊斯蘭國缺乏遠程火砲，這使得聯軍儘管規模龐大，但是仍然能夠將其支援戰鬥的維持系統壓縮到剛鞏固好安全的社區中。士兵們可以運用裡面的建築睡覺以及休息，而不在需要將帳篷搭在野外。設備維修設施與單位也搬進了城市，並且被分配到距離前線僅幾個街區，更小、也更機動的戰術支援區域。

空餘的戰鬥力則被分配於恢復街區的安全與從事基本服務，而原本在摩蘇爾中的醫院則作為緊急收容所的替代品，為作戰的士兵以及一般名眾提供從槍傷到感冒的醫療服務。民用推土機與卡車則被徵用以在缺乏防護的地區構築臨時工事，這些機具在有些地方甚至被雙方用作戰鬥工兵突防的替代品。

而傳統的戰場上，這些維持、補充和替代性的措施都不具備有機性，並且需要透過緩慢而昂貴的採購流程才能創造出同樣具有戰術意義的效果。

防衛者傾向於利用城市地形來創造並維持一個大規模作戰行動的機會。

與歷史上的大多數的防衛力量一樣，伊斯蘭國有足夠的時間為摩蘇爾的城市環境做好防衛的準備並且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可行的行動維持系統。

在因為戰鬥損耗而完全消耗完這些維持物資之前，城市防衛者能夠在更長的時間內從地形與環境中受益。

摩蘇爾、貝魯特和格羅茲尼在適當的情況下符合我們所描述的大型軍事行動的模式，其中城市防衛者使用完整的地形來遲滯攻擊方發起的攻勢，這也導致攻擊方必須集結更強大的火力來試圖突破防禦者的防線，希望能加快攻擊的節奏並重新獲得戰場的主動權。

因此，攻擊者通常會利用已經被損壞的地形，然而受到物理破壞的城市地形，對其攻擊方作戰行動的價值是遠低於之前的防衛者。

伊斯蘭國在被圍攻的情況下，製造武器的能力是創新的，但是製造工藝與製作水平並不新穎，與此相較，當時史達林格勒內的一些俄羅斯工廠，一直持續為守軍製作武器到德軍俘獲他們的那一天。可是，當戰局逆轉後，德國人在被圍困時並沒有 - 或者是不能使用同樣的基礎設施為自己增加力量。

由於道路等交通基礎設施依然存在，因此防衛者通常在城市地形中具有方便的內部移動優勢，同樣的，當攻擊者在佔領之後並沒有辦法獲得相同的地形優勢，因為在戰鬥過程中通常會優先破壞道路的可通行性，然而占領了一條哪裡也到不了的道路是沒有意義的。

將城市中的維持資產整合到作戰行動中。

所有地形都可以被賦予相對的軍事優勢和劣勢，但城市環境在維持戰鬥力方面則具有獨特性。

在以色列1982年貝魯特的軍事行動中，以色列軍隊曾經審慎並仔細地規劃了這個部分的計畫，在整個戰役的過程中，謹慎地避免可能會在未來可能具有軍事利用價值的地區進行戰鬥。

指揮官應該傾向以攻擊者和防衛者的角度同時評估一座城市的關鍵地形和該城市基礎設施的價值，尋求使用或阻絕與封鎖敵人利用城市來進行替代作戰行動的範圍。對於維持一個大規模軍事行動的人員，需要以該城市環境的特性加入評估。

城市中複雜的環境比其他種類的地形更容易分解並稀釋投入攻擊的力量，因此可能需要針對人力進行各種可能性的分配計劃。

第5課：行動範圍與人口支持成正比。

當地居民可以具體地協助或阻礙已方對戰鬥力的使用。

在戰略層面上，聯合作戰學說主要的設想是透過訊息的傳達和民眾的認知環境中，創造出一種友善的軍民互動，這可以影響當地民眾是否形成集體以行動支援一個戰士或其他戰鬥人員的態度。摩蘇爾戰役和其他歷史上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城市戰的結果顯示，在民務層面上，攻擊者和防衛者都應該利用物質環境中的資源來動員當地個人和團體實現親己方的目標。

人民支持是毛澤東主義的概念，即人們的總體行動 - 與其態度有關但並非完全依賴於他們的態度，而這可以增強或降低一場戰役中，整體作戰的強度和戰鬥可能發生的範圍。

在城市環境中，成千上萬能夠支持或干擾軍事行動的人，生活在非常接近軍事行動部署的地區，因此有很好的機會去取得他們的信任。

城市環境的人口支持度可以決定性地影響指揮官達到作戰目標的能力。

而我們在摩蘇爾的戰役中所觀察的，伊斯蘭國在使用摩蘇爾當地的居民來擴大其作戰持續時間、距離以及作戰的範圍上，獲得了比聯軍更好的成果。

2014年，伊斯蘭國透過當地人民的支持，使得伊斯蘭國僅僅使用微型的軍事力量便奪取了整座摩蘇爾城和伊拉克大部分的地區。同情伊斯蘭國的人民，伊拉克復興黨的附屬團體和被俘的政府人員則提供了寶貴的情報、支援甚至是直接投入的戰鬥力，這使的伊斯蘭國的攻勢能夠比任何人所預期的要更快的達成目的並且鞏固戰果。

在這兩年之中，伊斯蘭國佔領了摩蘇爾，透過恐嚇和激勵相結合的手段來控制當地人們的態度、信仰以及軍事行動中最重要的資源和人力，因為伊斯蘭國需要當地的人民支持來維持其對摩蘇爾的防禦。

當聯軍進攻時，伊斯蘭國的正規軍事力量幾乎完全是由輕步兵機動和近距離射擊能力所構成，而武裝團體所有其他非作戰職能均由一般平民執行 - 在摩蘇爾的城市環境中，當地和外國所提供的人力維持整支防衛部隊的運作。作為武裝力量的核心，伊斯蘭國特種團的指揮是由保證通達的民用系統所提供，情報則是來自平民和其他公開資訊情報的綜合分析。

城市的居民協助挖掘交通隧道和戰壕，駕駛推土機建造防禦工事的也是一般平民，而這些重型機具有時也充當機動的保護平台，以阻止聯軍空襲。

一般的平民家庭會為伊斯蘭國的小型戰鬥單位供應這種物資，有時甚至提供緊急醫療救助。民間工廠的工人為伊斯蘭國製造的武器包括精密無人駕駛爆破裝置，車輛改裝簡易爆炸裝置和來自商業市場現貨電子零件的自殺式背心爆破裝置。

對於從摩蘇爾當地逃出的難民訪談顯示，這種民眾支持的動機大部分可能是非自願的，但他們對伊斯蘭國的戰爭貢獻以及對於伊斯蘭國的支持度對整個作戰範圍的持續時間和戰術的有效性至關重要。

透過戰後的調查，伊斯蘭國在摩蘇爾的經濟足跡顯示，在這次戰役中伊斯蘭國利用了數十萬平民，以最少的人力進行生產和物資分配，這為伊斯蘭國提供非常有利的環境，使他們比其他類似的傳統組織具有更持續的力量並且能夠在戰鬥中投入更多的戰鬥力。

另一方面，同樣的平民在增強聯軍行動方面的作用則相對較小。

一旦一個地區被合法政府收復，居住在其中的平民就會爭相逃到政府所劃定的安全地帶，聯軍還必須投入額外的資源和戰鬥力來保護和維持平民的秩序，士兵們要負責發送物資，提供醫療服務，並為其建造新的庇護所，而這些業務也限縮了聯軍可採取行動範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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