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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傑佛瑞·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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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5 20:22:0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說是寫一個人的訃聞,但更像是在寫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誄詞;即使不是誄詞吧,也至少是一個目送其漸漸遠去的長鏡頭了。

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領航員和辯護者傑佛瑞·貝德去世,78歲|訃聞

文│徐和謙

根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網站消息,美國資深外交官、橫跨多個時期的對華政策幕僚,奧巴馬任內的白宮國安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傑佛瑞‧貝德(Jeffrey A. Bader),在今年10月間逝世,享年78歲。貝德還曾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美國駐南部非洲國家納米比亞的大使,並在本世紀初擔任過主要處理中國事務的美國助理貿易代表。

貝德出生於紐約,擁有耶魯大學學士學位(1976 年)、哥倫比亞大學歐洲史碩士學位(1968 年)和博士學位(1975 年),能說中文和法語。

他於 1975 年加入美國國務院,曾在美國駐剛果(金)、駐贊比亞和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等單位任職,並在1999年出任美國駐納米比亞大使。

但他最被人熟知的,還是他在對華關係上的長期耕耘1987 年至 1990 年,貝德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中國和蒙古事務的辦公室副主任,1995 年至 1996 年任該辦公室主任。1996 年,貝德被任命為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2002年,貝德從美國外交部門退休,隨後加入布魯金斯學會,擔任高級研究員和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首任主任。

在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他從民主黨初選未見勝負之際,就開始幫助時任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奧巴馬競選,並成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幕僚之一。
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任後,貝德被延攬為白宮國安會的東亞事務高級主任,直到2011年。此後,他又回到布魯金斯學會,並繼續關注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和發展,不時給予犀利的評論和針砭。

他曾著有《奧巴馬與中國崛起:美國亞洲戰略的內幕》(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披露奧巴馬政府時期處理涉華議題的交鋒幕後。

美國學界評價稱,從1981年貝德第一次訪問“仍是一片灰褐色”的北京,到三十年後作為總統的特別助理隨奧巴馬乘坐空軍一號抵達北京,“傑夫·貝德幾乎參與了中美外交關係中的每一個重大事件。”

貝德曾回憶,當1981 年到 1983 年,自己首度被派駐到美國駐華使館擔任政治組官員時,北京“還是灰色的”,“大約有400萬輛自行車和400萬個騎自行車的人,都穿著同樣的藍色服裝”──他以走過那個年代的西方人慣有的眼光回憶道,“整個城市沒有私人餐館、沒有商業區、沒有街頭生活,我唯一可以吃飯的地方就是北京飯店”,而“那裡的餐廳工作人員都是板著臉孔的服務生”,人們也沒有什麼興趣與外國人交往。

回顧他的首次在華工作期間,貝德說“(美國)使館裡的人都困在使館的院子裡”,自己主要的工作,只能通過閱讀中國報刊來完成,“而這在華盛頓或維吉尼亞州做就能做得很好了”。

1987 年,貝德在美國國務院調回負責中國事務的辦公室。“當我在1987年又一次訪問中國時,短短的四年裡,北京城市的視覺感、活力、霓虹燈、餐館,人們的著裝變化、商場的開張都讓我大吃一驚”,“你可以看到中國的發展方向,它比人們想像的要快得多。北京開始成為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有商業生活、街頭生活以及與外國人互動的人們。”

他據此回顧,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或許才是改革開放真正開始影響中國人物質面貌和心理面貌的時候。除了北京,貝德在接受播客採訪時還回憶道,“我會跳上火車,然後去外省,去內蒙古、江蘇、新疆、雲南,還有上海,幾乎每個地方都比首都熱鬧一些。上海還是老上海,總是比北京更商業化”。“所以,當你走出首都時,你就能大致瞭解中國的過去和未來。”

面對近年來美國政學界浮現的,關於中美之間超過40年來的“接觸”政策是否“失敗了”的爭論,作為歷史當事人,並參與了大量政策研擬和細節執行工作的貝德,一直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立場鮮明的辯護者。

為接觸政策辯護

他曾概括道,中美關係的深入發展,不僅對中美各自有利,也在很大程度改變了國際政治環境的平衡。他舉例稱,從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對涉核、彈道導彈等敏感武器及相關技術的輸出。他回顧道,不論是中方同伊朗、伊拉克、利比亞還是巴基斯坦的防務合作關係,“從裡根時代末期和老布什時代初期,每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高層訪客,都把此列為首要議程”。中國還分別於上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並簽署了關於核武器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2015 年,中國還與美國合作,達成了凍結伊朗核計劃的協議。

貝德還認為,在經濟關係上,中國不但曾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在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陰影下,中國政府通過與美國時任的財政部長保爾森、蓋特納等人合作制定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也避免了全球陷入蕭條。

此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逐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到現在,中國已是全球外國投資、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國援助,以及世界各地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來源,這也有助於刺激全球經濟的增長。

貝德還回顧,在奧巴馬政府任內選擇與中國密切合作處理氣候變化問題的過程中,中國改變了面對氣候變化議程和減排問題的固有態度,承擔起中國也必須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的責任。

貝德除了正面看待上述發展,也認為這些發展,皆與中美關係的穩定和深化息息相關。

隨著中美關係緩和與冷戰結構消解,貝德說,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還大幅改善了同以色列、韓國等美國盟友的關係,緩解了這些美國盟友國家的地緣壓力。循此路徑,中國也對中東地區與半島地區的經濟、政治等方面,都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在回應特朗普政府出臺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中,對所謂“中國威脅”和“中國壓力”的渲染時,貝德說,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抬升、在國際事務上越來越有所作為,“得出一個美國需要新思維的結論並沒有錯”。

“但是,如果不瞭解美國兩黨政府經過艱苦努力已經取得的(中美關係)成就就去驟下結論,那也是錯誤的。這些成就中,沒有一個是自動取得的。所有的成就都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而且如果沒有堅持不懈的參與,任何成就都不會持久”。

曾和貝德一起工作過的詹姆斯‧格林還曾披露,謹慎細緻的貝德在處理涉台問題時,還曾將《八一七公報》和美國“與臺灣關係法”的文本慎重地放在辦公桌的抽屜裡,以便在工作中隨時取用參考。他稱,貝德還甚至會用一種近乎宗教式或學術式的態度,對文本詳加解讀。

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關鍵節點,貝德受時任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的邀請,加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主要負責面對中國在入世談判期間所做承諾的履約工作。

雖然貝德同意佐利克的觀點──即認為圍繞中國入世的中美雙邊協議,是美國與任何入世國談判達成的“最好的世貿組織協議──這符合美國的利益,我們需要完成它”。

但另一方面,中國在和美國進行入世談判並達成協議之際,還不是世界的製造業中心,中國“也不會因為加入WTO,就自動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這是因為,“世貿組織的協議中,並沒有規定或註定要以中國為中心,發展出一個東亞的製造業整合網絡”。

貝德回顧這二十年來的歷程稱,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是因為中國人的努力和中國人的政策,吸引了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加入中國構建的產業鏈體系”。

如何與中國共存

在回顧自己的公職生涯時,貝德曾謙稱,自己做過許多重要決策者的參謀,輔佐過美國原副國務卿佐利克、斯坦伯格、克林頓時期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伯傑、奧巴馬時期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等人。

貝德認為,這些對近幾任美國總統有著重要影響的政策智囊都認為“中國在世界中的角色沒有被正確理解,我們可以更專注、更明確地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雖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中國問題“也是從偏見開始的”,而貝德稱,自己的角色就是“在每種情況下,我會介紹‘這是你可以對中方做的事情,這些是你不能做的……’”。

貝德說,他不會把自己的角色描述為“大戰略家”,“我更願意將自己描述為提供航向,或者為航路進行修正的領航員,幫助決策層瞭解‘我們要如何從這裡到達那裡?’”。

他還認為,在美國,對華政策本來就不存在黨派之爭;嚴肅的人都瞭解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以及美國需要正確處理與中國的關係。與中國陷入敵對關係,將對一系列美國的重大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我們需要為這種關係建立一個安全網,在一些問題上同中方抗衡的同時,還要養成合作的習慣。”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貝德深感自己所曾經歷和參與塑造的,從1980年代以來近30年的美國對華政策傳統遭到了嚴重背棄,並造成了偏差和失衡。

他在評論特朗普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所做的一場關於非洲的演講時說,“從(博爾頓的)演講中,似乎看到我們關心非洲的唯一原因,是因為那裡有中國人和俄羅斯人。我們必須處處與他們抗爭。而這是美國對世界利益的一種相當狹隘的看法”。他還警告說,猶如人際關係的互動性質一樣,“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敵人,最後它就會成為敵人。”
因此,貝德也多次為他所參與設計的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辯護。

他曾說,奧巴馬的初衷是要擴大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和存在。奧巴馬認為,小布什政府專注於中東(尤其是伊拉克)和反恐戰爭,而忽視了東亞。但中國的崛起,包括中國的軍事力量的集結,加劇了包括美國主要盟國日本和韓國在內的鄰國的焦慮。貝德稱,在奧巴馬任內,美國“正在努力擺脫對中東和西亞的執著,轉向世界上真正重要的地區──那是亞洲”。
作為美國傳統外交建制中的老練人物,貝德曾評價特朗普說,不論從做為一個總統或作為一個人的角度來說,自己都不欣賞特朗普;從外交角度看,特朗普唯一可稱道的,是特朗普對人際關係的重視,而這對中美關係來說很重要。

“即使雙方的國內支持者都希望兩國關係惡化,或者即使特朗普政府的大多數作為,對中國都是帶有敵對性的,但至少特朗普還能在領導人層級留下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如果有真正的問題發生時,至少還可以拿起電話打給對方──而這對美國來說很重要。”

不過貝德也說,特朗普對外交中的人際關係的重視,部分原因只是因為“他還沒有開始理解國家間的關係,在制度、歷史等層面的重要性。或者什麼是中國的歷史、什麼是法國的歷史,什麼是美國的歷史、德國的歷史……等等”。

在回顧近年來變得尤為激烈的,究竟中國是不是意圖修改、挑戰或另建一套不同於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的問題上,貝德相對調和地說:如果看看從 1945 年以來建立的所有國際機構,中國在其中都不是主導規則的制定者。至少在過去幾年之前,規則基本上都是由美國和盟國制定的。

他不喜歡把中國視為一個新的“規則制定者”(as rule maker)的觀點,而更傾向把中國看做一個“規則的形塑者”(as a rule shaper),和一個“參與進規則制定過程中的參與者”。

貝德主張,如果中國的意願是這樣的話,那麼西方應該接受這樣的願望。“接受這樣的情況,並不是說中國的主張就獲勝了。而是說,我們需要接受一個擁有13億人口、占全球經濟相當比重的國家,希望在一套從前中國沒有參與過規則設計,但現在卻要依靠它來保障中國利益的全球體系中,扮演一些角色。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接受的。”

“無論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還是世界貿易組織,都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和重組,這樣才能發揮它們曾經發揮過的作用。我們既要把中國帶入這些機構的體系,又要對這些機構進行改革”,貝德稱,雖然這樣的理想可能陳義過高,“但作為一個理論和政策目標,我們需要同時考慮這兩個方面”。

在回應特朗普政府對其上任以前的歷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批評時,貝德直言:美國的對華政策從沒有建立在“中國會為了美國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的幻想上,也並不認為中國會採用以西方價值觀為藍本的基本制度,或不再是美國的一個難纏的競爭對手。

他詮釋說,在特朗普以前,美國歷任決策者們的理解是:“美中關係將是合作與競爭的混合體,我們希望在最大限度地發揮合作面的作用時,也管理好競爭面。使競爭不至於升級為衝突。這是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的一貫基礎”。

在經歷特朗普時期的衝擊後,貝德的晚年看到了拜登政府的上臺,和美國建制派外交操作的重現。然而,對於拜登政府上臺後的對華政策“撥亂反正”幅度,貝德卻仍抱有遺憾。

在拜登政府上臺滿一年後的2022年初,貝德曾用“輕版輕特朗普(Trump-lite)”的形容,直陳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不足。
貝德回憶,當他問一位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說“你們的(對華)政策和特朗普時期有何不同“時,對方只會說“喔,我們是和盟友與合作夥伴一起做的,而不是單邊式地進行的”。

這讓貝德認為,拜登政府官員似乎對於改變任何特朗普時期留下的對華政策,仍抱有某種羞赧之情,甚至不斷地在窺視特朗普、窺視共和黨右翼的反應,深怕被認為拜登政府偏離了“對中國硬起來”的路線。

他還注意到,上臺頭一年內的拜登政府官員,在對華關係上,很少願意使用“合作”(cooperate)一詞,更多地使用的是“協作”(collaborate) 一詞,且總須強調美中協作的情境,必須是當雙方“利益一致時”,“如果你看看(拜登)政府高層領導發表的評論,他們總是在談論競爭,激烈競爭、極端競爭、戰略競爭等等,而不太談論合作,不太談論中美間的共同利益”。

貝德疾呼,不論從氣候變化,還是應對伊朗、朝核等核擴散問題,雖然中美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但仍有很大的重疊領域,“如果不與中國合作,我們就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然而在經濟問題上,特別是在“脫鉤”問題上,貝德認為,上任頭一年裡的拜登政府仍耽溺於特朗普時期定下的基調,繼續使用實體清單等工具,阻止特定中國公司和美國企業的交往;維持特朗普遺留下來的對華關稅,讓美國公司和美國消費者繼續付出巨大代價。

他還回顧自己與拜登政府官員的私下對話稱,“他們會承認,他們沒有貿易政策。不論是針對中國的、亞洲的還是全球的。然而,亞洲人在與美國的關係中,最關心的還是經濟和貿易問題”,“雖然安全問題對他們也很重要,但如果你沒有經濟和貿易政策,你就不是一個屬￿亞洲的行為體”。與此同時,“亞洲所有國家都與中國有著密切的經濟關係。幾乎對亞洲各國來說,中國都是它們的頭號貿易夥伴。在許多情況下,中國也正在成為亞洲各國主要的投資者。”

而在國際環境上,他也曾對拜登政府奉勸到道:“如果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對中國的影響力擴散喋喋不休,而不提供任何屬￿美國自己的東西,那麼就很難實現影響他人的目標”。

“未來的美國總統們需要在對華政策中找到正確的平衡點,既要保持美國的實力和警惕性,又不能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即雙方都認為對方日益增長的能力反映了敵對的意圖,又以能製造出敵對現實的方式來予以回應”。

在《奧巴馬與中國崛起》一書中,他評價奧巴馬取得了“正確平衡”的這段話,也可以說是從事了大半生對華工作的貝德,給美國政策制定者們留下的諫言。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3-11-5 20:22:24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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