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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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界耆宿、台灣著名佛教法門佛光山的創始者星雲法師，2月5日下午在台灣佛光山的開山寮逝世，享壽97歲。

根據台灣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佈的訃告，星雲臨終之際，是在「一片莊嚴的念佛聲安詳捨報的」。

作為台灣光復以來影響力最大的佛教界宗師人物之一，星雲法師逝世的消息傳出後，台灣島內為之震動，各界紛表哀悼。在其宗教思想影響所及的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所在各地，也泛起了不少追憶的浪潮。

星雲法師生於1927年，是江蘇揚州江都人，父親在1938年間失蹤於戰火中。在抗日戰爭期間偕母親尋父的過程中，他因緣際會地在南京棲霞山寺先後剃度和受戒，成為一名少年僧人，法名今覺。

至於「星雲」之名，則是他日後在翻看王雲五所編的大辭典之際，因感動於「星雲團」一詞所蘊含的廣大無邊境界，而自命的法號。抗戰結束後，他在領取身分證時，也把自己的戶籍名稱定為「釋星雲」。

接受佛學教育後，他曾在江蘇宜興的白塔山擔任白塔小學校長，又在南京華藏寺當過住持。星雲曾回憶，在內戰尤殷的關口，他辦學的宜興處於戰事拉鋸之地，常有國共兩軍的代表輪番上門，刺探對方的情報。

事後回憶此節時，星雲曾嘆道，「現在這些話講起來很簡單，實際上是小命不知放在哪裡？說錯話，隨時就可以結束生命。」

1949年，23歲的星雲和一名同道僧人約定，為了佛法在戰火中的傳承，一人留在大陸、一人前往台灣。在此約定下，星雲率領一支「僧侶救護隊」來到之前他一無所知的台灣。

在1949年的局勢下，在星雲抵台之際，從大陸入境台灣是不需要另辦入境證的；但隨著國民黨在戰局中連連失利，台灣島的戶口和出入境管制日益嚴格，需要持入境證才能從大陸進入島內。

抵台時沒有一紙入境證的星雲，此後飽受警察和特務機關的懷疑，甚至曾與30幾名僧人一起，因「來路不明」遭到逮捕審問，險些遭到槍斃。晚年星雲曾回憶道，「在面臨死亡前的那一刻，我深深體驗到人生的境界是什麼滋味。在那種情況下，你說一個年輕人青春在哪裡？」

所幸，因時任台灣省議員吳鴻麟的作保和奔走，星雲才獲得保釋，但當局對他的監視仍持續了3年之久，前後星雲接受過各種盤查問訊不下百次。由於這段過往，星雲也因此同吳鴻麟之子、晚近擔任過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成為至交。上世紀90年代，吳伯雄也獲星雲之邀請，擔任佛光山法門所組織的俗家信眾團體「國際佛光會」的負責人。

在一次遭拘禁於倉庫內達20余天的審問中，星雲錯過了其母寺──棲霞寺香港分院托人交付的一筆盤纏，也因而與去香港弘法的機會擦身而過，遂繼續扎根台灣。



由於當時從大陸遷台的佛教界山頭林立，人事複雜，彼此間不乏傾軋。年少勢微的星雲也曾有過一段頗遭排擠的歲月，甚至在雲遊掛單途中，寄宿過在一口大鐘之下，還曾在納骨塔下方棲居辦公數月。後來，他到與台北有著山脈阻隔的東部小城宜蘭，才在宜蘭的雷音寺落下了腳。但在這座宛如大雜院的寺廟里，前半年他仍沒有自己的房間，只能在佛桌底下睡覺。


在宜蘭，星雲雖面臨著與當地鄉人語言不通的問題，但仍開始了推廣正信佛教的運動，並且頗富新意地將弘法活動打入社會，組織歌詠隊、青年弘法會、兒童佛學班等等。

光復前後的台灣社會，本以道教神祇和閩南、客家民系的民間地方信仰為主流，體系性的正統佛教傳承較弱，純佛教的寺院也不多。在日本殖民台灣50年間，曾引入日本佛教；但二戰結束、台灣光復後，日本佛教和僧侶又多隨殖民統治的終結而撤離，只留下少數年老僧人和在家信眾。


星雲等1949年前後從大陸來台的許多佛教僧侶及團體，維繫和充實了台灣社會內的中國佛教傳承，並承繼太虛長老等人在大陸推行的「人生佛教」理念，使積極融入現代社會，講究僧侶寺廟應與社會各界積極互動的「人間佛教」，逐漸蔚為台灣當前佛教理論和活動的主流。



星雲曾回憶，在台灣行腳傳教之始，當地義務協助他的青年會眾們曾用閩南語沿街向鄉人廣播稱「咱的（我們的）佛教來了！」，並不對他抱有外省、本省的隔閡，使星雲備受感動。


星雲後來坦言，在當時的台灣政治氛圍下，佛教要走入社會，以貼近大眾的宣傳型態進行傳播，頗受政治壓力。

一方面，國民黨當局特別是特務機構，對出身自大陸、又見長於社會宣傳的僧侶，本懷有思想和安全方面的戒懼；另一方面，由於蔣家特別是蔣介石之妻宋美齡虔誠信仰基督教的，對於基督教在台灣社會扎根和教辦社會事業頗為上心。風氣所及，也使佛教的興學等活動，受到官場的排擠和為難。
但星雲說，「不過，政治的力量還是抵不住廣大信仰的群眾，最後我還是獲得民眾支持。我的弘法團、青年會、兒童班，幾乎都是全家人一起來，佛教得到了幫助，當地人會去宣傳，替我製造機會。警察查戶口時，人們出來幫我講話，說這個師父怎麼好，怎麼慈悲啊！來我們這兒多久了等等，這些都是保護我。」

根據星雲回憶，在宜蘭地區弘法時，他曾被舉報，指控稱他「白天收聽大陸廣播，晚上穿著便衣外出，張貼親共標語」。後來他在高雄鄉下地區辟建佛光山道场時，又曾有人密告說他在佛光山窩藏了兩百支長槍。他在高雄興建壽山寺時，還曾被以寺樓超高為由，被當地軍方部門下令拆除，自己只得獨上要塞司令部同軍人理論，才得以保全剛蓋好的新寺。

令星雲感到特別的是，在傳法之際，「民眾對我個人最好奇的問題，是語言的溝通」，「這個講來很神奇，我到今天都不會講台灣話(閩南話)，都是靠信徒替我翻譯，奇妙的是，本土的老太太、老公公，幾乎都聽得懂我的話，不必翻譯。我也多少聽得懂他們的話。現在回想起來，那時跟他們真是打成一片。他們知道我是師父，但我又像兒子、又像孫子，又像他們的家人，好像沒有分別，他們還會鼓勵兒孫來參加我的弘法。」

�1979年，他首開島內先例，爭取到在當時是稀缺傳播資源的電視台上開設教化類節目。不過光是節目名稱就送審了三次。起初，星雲有意將欄目名稱定為「佛光普照」，但因這一名稱「具有濃厚的佛教意味」而遭拒；後來改為「無盡燈」送審，又再度被拒。直到第三次更名為「甘露」，才勉強准獲准播出。



在抵台滿66年之際，星雲曾自述，「我隨著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遇見了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你們六十六歲以下的人，能瞭解我一同跟台灣成長的心情嗎？……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之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著，可以說，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在回憶自己與台灣社會的融合時，星雲說，「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布教宣講」，「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規定，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個中國人的心情熱愛我們的台灣。」



1967年，時年40歲的星雲法師在台灣高雄相對偏遠的大樹地區的一片河岸高灘地上，開闢了佛光山道場。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佛光山」這一系統除已在台灣及海外各地已擁有三百餘所寺院和道場，在美國建有西來寺、在澳大利亞建有南天寺、在南非有南華寺、在巴西有如來寺等，均為當地第一大寺。佛光山系統還創辦了16所佛教學院、25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等社會教育機構；五十餘所各類學校，以及分布在美國、台灣、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的五所大學。

1961年，在台灣社會影響力渐蔚的星雲，首次受到國民黨的延請，希望提名作為出家人的他直接參政，競選立委。但星雲援引太虛法師「問政而不乾治」的理念加以婉拒。

不過，由於他和蔣經國來往融洽，作為基督徒的蔣經國還曾四次上山造訪佛光山，並指示其直接領導的青年政治組織，協助佛光山的社會活動，星雲在台灣政界的影響力也不脛而走，曾多次到軍校、部隊中講課。此後，星雲在國民黨內獲聘為黨務顧問、上世紀80年代又擔任過中央評議委員等職務。因而在台灣社會也被反對國民黨的人士譏為「政治和尚」。

此後，星雲也曾反思過自己同政治拿捏距離的考量。例如，在考慮否要接受國民黨提名他為該黨的中央評議委員時，他說，如果自己選擇接受，表示佛教有力量，能受到當局的重視；若選擇不接受，則顯得個人很清高，不會被人譏為政治和尚，「但卻說明瞭佛教沒有人才」。

他稱，為了讓社會大眾明瞭當局對不同宗教的公平；也讓當局知道佛教界有力量有人才，便接受了這一安排，並稱「凡事只要對眾生有利，就不必太考慮個人利害」。


1986年4月，在國民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時任國民黨主席的蔣經國特別指名星雲，在議程的某天下午向大會做發言。

在當時兩岸關係仍然嚴峻冰封、台灣也尚未實現社會轉型的氛圍下，星雲當中提出了幾項不乏敏感性的提議，為台當局擬議中的政策方向拋出風向球：包括呼籲國民黨當局允許在台的大陸各省籍人士，能夠回大陸探親，並疾呼「我們不能為了兩岸的戰事，使得很多的百姓家不成家、人不成人」；他還呼籲國民黨要在政治上開闊胸襟，對在島內的「黨外」在野政治人物盡量任用和包容；其三，則是希望當局給予佛教團體和天主教、基督教一樣的興辦大學的權利。

隔日，星雲的發言被安排刊登在國民黨《中央日報》的頭版。

隔年，蔣經國在1987年7月宣佈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全面啓動轉型；同年10月，台當局宣佈開放包括老兵在內的台灣各界人士赴大陸探親，兩岸社會交流之門於焉打開。

終其一生，星雲稱，自己「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而他重新連綴兩岸緣分的嘗試，最早，則可以說是由自己的家庭開始。

12歲時就在戰亂中偕母尋父，並於旅途中偶遇僧人問話而應允出家，就此辭別母親的星雲曾自述，1949年之後，「海峽兩岸一刀兩切，思念故鄉是人之常情，站在兒子立場，缺憾是有的」。

1986年，台當局尚未允許大陸各省遷台人士回大陸探親，「我不能去大陸，媽媽不能來台灣，我們要到第三地才能見面」。經特殊安排，星雲和母親約在了日本東京機場，進行相隔37年的重逢。

先抵達東京的星雲回憶道，看著中國民航的客機一點一點緩緩降落，「我知道母親要下來了。這種見面不能公開，如果被人照了照片，說我在那裡跟大陸來人見面，那是犯法的」。因此，母子倆只能假裝不知道對方似地，在機場不期而遇。「因我穿著僧袍，她看到我比較認識，我看到她反而不認識了。到底快四十年了，過去她是年輕的，後來變成八十多歲的老太婆了。」，「她朝我看，我也朝她看，沒錯，是母親。我們也沒擁抱，也沒有痛哭，但攙扶她的弟媳婦竟然哭起來了，淚灑機場不好看吶。」


星雲看到母親努力忍住的眼淚，「我自己竟然也濕了眼眶。我小聲說：‘不要講話，趕快跟我走’，一行人默默走出機場，上車，直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才開始講話」。

令人感慨的是，談起這一段重逢往事，星雲說，「不過，那時真的是……人間的悲慘。我母親講的話，我居然一句都聽不懂。她講道地的揚州話，已經離開快四十年的我，都不會聽了」，百感交集之下，星雲甚至生出了一種他自承奇怪的念頭──「眼前這個婦人是不是我母親啊？我母親是這樣嗎？會不會有個人假冒我母親，故意來騙我的呢？」

直到母子倆敘起兒時的往事，以及母親為何允許自己出家的種種因緣，星雲的心情才篤定了下來，再看一眼母親，「她老了很多，沒錯，我們才又回到兒時母子的感覺。」

在晚年受訪憶及此節時，星雲法師罕見地在公眾面前落淚稱，「相隔三十七年，最令我感慨的是，兒子聽不懂媽媽的話，世間有這樣的事嗎？」

1987年，另一個機緣到來。當年5月，星雲赴泰國參加泰國時任國王普密蓬的60歲華誕慶典，席間與來自大陸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相遇。星雲回憶，雖然當時的制度背景使兩人理論上不應有任何互動，但兩人的座位恰被安排在前後兩排。慶典活動中，趙樸初的夫人突然咳嗽不止，偕同星雲出席的一位法師自然地掏出隨身攜帶的止咳羅漢果遞予前排的趙氏夫婦，兩人隨得結識。趙樸初則當場邀請星雲到自己下榻處晤談。星雲說，年齡相差20歲的兩人，「本來都是中國人，在海外一下子就交上了朋友」，並約定日後再續緣份，由此打開了星雲同大陸各界的交往之途。



1988年底，佛光山系統在美國洛杉磯辟建的西來寺承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星雲為促成讓海峽兩岸的兩個佛教組織同時與會，避免往屆兩岸佛教團體互相杯葛出席的場景再次上演，他建議，海峽兩岸的兩家佛教組織可將英文譯名分別譯為「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China」。經歷種種瀕臨破裂的協商和峰迴路轉，這一協議終於獲得雙方採納。


在這次洛杉磯西來寺的兩岸罕見同場出席的佛教會議上，趙樸初還托出席的大陸代表，轉給星雲一副偈「富有恆沙界，貴為天人師」。

謙稱不敢當的星雲多年後仍不斷回憶說，這是自己出家生涯的心境寫照，「我非常喜歡這二句話，不是因為樸老的贊美，而是感動於樸老的相知。」

在西來寺會議鋪墊的合作基礎上，1989年，趙樸初正式去函邀請星雲訪問中國大陸。這是兩岸當時分隔四十年後，第一次有來自台灣的僧人正式獲邀組團回到大陸。

面對島內再次掀起的壓力和種種眼光，星雲說，「其實，我的心胸坦蕩，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在國民黨內掛有黨職頭銜的他，在臨出發前，還是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告訴李煥自己要辭去國民黨中評委的職務，以免各方紛擾。李煥則告訴星雲，「你的信，我放在抽屜里，等你回來再說吧！」


星雲事後回想，這些資深官員對於人事的往來，都有非常老道的經驗，「如果我能和平安全，意思就是可以不必辭職；如果有什麼事情，他就可說我已經辭職了」。

1989年3月，星雲一行兩百多人正式啓程，回到大陸弘法探親。在首都機場，一手規劃安排的趙樸初再見到星雲，便嘆了一句「千載一時，一時千載」。兩人此後仍多次回憶這個歷史性的場景。

初次回到大陸的星雲，在一個月里遍訪了敦煌的莫高窟，四川的峨嵋山，自己的母院──南京棲霞山寺，還有他青年時就讀過的金山、焦山，以及唐朝鑒真大師駐錫過的高旻寺、大明寺等，最後到了杭州名剎靈隱寺。

此外，星雲還獲得時任大陆國家領導人楊尚昆、李先念等會見，並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等地做了講演。

星雲回憶，自己在人民大會堂同李先念見面時，曾邀請1909年出生的李先念到台灣來訪問。李先念聽之忽然抬起頭看著自己反問，「我來得及嗎？」星雲事後回想，自己當時其實沒有完全理解李先念的意思，並對自己沒有領略到一位年長者對轉變兩岸關係的迫切之情，頗感慚愧。


此後，楊尚昆又約星雲個人單獨見面，星雲也趁此機會，向大陸方面提出多項關於佛教的建議，包括希望使園林經營單位退出寺院佔地、名剎古寺不作經營性的售票，以及將寺廟由文博單位歸予僧侶管理和中國佛協領導等等。


1993年，歷經時局跌宕的星雲獲准再次來到大陸，去南京探望92歲的老母。當時，星雲也已67歲。

此後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星雲又幾度到南京探望母親。

每次，居中穿梭保薦的趙樸初，都不顧高齡自北京南下陪同，每次總與星雲盤桓相處達周余，多次深談兩岸和佛教的未來。

在1993年1月贈與星雲的詩中，趙樸初意味深長地寫道：

大孝終身慕父母，深悲歷劫利群生；西來祖意雲何是？無盡天涯赤子心。

一时千載莫非緣，法炬同擎照海天；自勉與公堅此願，莊嚴國土萬年安。

星雲還回憶，自己在2006年曾與江澤民在上海會見。同為揚州同鄉的兩人年齡相近，兒時所住處相距不過數里。星雲回憶，江澤民還曾問自己「我們小時候可曾一起玩過？」，但星雲事後自陳，由於自己家貧，兩人的童年事實上難有交叠的可能。

他還記得，江澤民第二次與自己的晤面時，對從《金剛經》到《瑜伽焰口》的內容頗為熟稔，還能將《瑜伽焰口》里的〈召請文〉從頭到尾背誦出來。
在江澤民同星雲首次見面時，星雲回憶，他以手勢畫了一道並說，「過去的種種，一切到此為止」，為星雲同大陸之間曾有的誤會做了消解。

此後，星雲在大陸傳法的足跡日廣，曾在揚州捐建鑒真圖書館、在宜興重建他的祖庭棲霞山寺，在南京大學捐建佛光樓，還曾牽頭台灣佛教界，從西安法門寺禮請佛指舍利到台灣供奉37日，引來島內逾百萬信眾瞻仰，又在約10萬人的念佛聲中送歸大陸，蔚為兩岸宗教交流的一場盛事

說起往還各地的一生，星雲說過，「佛教在台灣扮演了重大角色，它沒有地域之分。過去歷史仇恨、政治恩怨，因為佛教，我們可以重新來過，信仰幫我們結合一切，無形中對社會國家貢獻很大。這幾年，我多次到大陸弘法，我跟故鄉相隔六十年以上。回鄉後，他們也都不認識我，叫我「台灣來的和尚」。我從美國回台灣，從台灣回大陸，從一個地方回到另一個地方，一直都是在「回」……台灣不承認我是台灣人、大陸又不承認我是大陸人……我不在乎，因為國家在我的心上」，「要看得透。儘管我被當成台灣的外省人，故鄉人眼中的台灣人，不要這麼麻煩，我是地球人。地球不捨棄我，我住在地球，地球包容我承認我，地球都承認我，我還怕你們不承認嗎？因此，不會計較。」

　　

　　

自陳個人對於宗教對政治所持的態度並非參與、躲避，而是「問政而不干預」的星雲，曾在 2006年台灣社會爆發「倒扁」反貪腐運動期間，公開處於貪腐漩渦中的陳水扁辭去職務，「到了該下台的時候就應下台，以退為進，不要執著」。

2012年，他又呼籲當時主政的國民黨當局應以人道立場優待已在看守所中的陳水扁，比照蔣介石對待張學良的方式，以「軟禁」代替「拘禁」，甚至呼籲馬英九考慮九給予陳水扁特赦。


2月5日，晚年長期與多種疾病共存的星雲，離開醫院返抵佛光山道場，不久即在當日下午於弟子們的誦經陪伴中圓寂。

事後，寺方依照星雲生前的交代，以佛教高僧常採的「坐缸」方式封龕，並在僧俗信眾的送別下移靈至法會會場，供四方大眾弔唁數日。

佛光山還表示，星雲法師一生弘法，身後世也不願麻煩弟子與信眾，交代一切從簡，不設治喪委員會、不個別發訃聞，不做繫念佛事，在大眾悼唁後將依佛教儀節火化，隨後歸葬於佛光山道場內。

雖然星雲晚年飽受糖尿病等生理負荷，不良於行，視力也幾乎流失。

但佛光山的僧侶說，星雲對生老病死另有註解，面對病苦曾說「我沒有病，只是不方便而已」，展盡豁達心境。在圓寂前，星雲仍然意識清楚，對於每位前去探望拜別的弟子都認得出來，最終在睡夢中安然逝世，「弟子們內心都為師父高興」，並相信星雲將如其遺囑中所許願的「乘願再來，來世再做一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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