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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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我的朋友圈裡，大家嘖嘖稱奇的一件事，就是有人在中文維基百科上寫虛構歷史，虛構了兩百多個的古俄羅斯史條目，還附上了真實存在的引用資料，這些資料看起來真的有這麼一回事，但實際上，資料根本對不上他要論述的史事。就在這傢伙寫了六年，被許多教授學生引用為上百篇的論文之後，終於被發現造假。

這個手法高端、使一狗票學術界人士上當的造假事件，讓我聯想到我最近在研究的一個題目。

二二八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大家都爭論不休。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這個問題本身，而是要藉著看看人家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來近距離觀察那種「雖然附上了真實存在的引用資料，但實際上資料根本對不上他要論述的史事」，這種好像在寫歷史、但又似是而非的高端手法。

觀察它、理解它，免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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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本文撰寫的此時此刻，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中，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引用了一個最新的研究成果。

這個研究成果，是2021年以財團法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的名義所出版、實際上由 #薛化元、 #邱子佳、 #游淑如 所執筆的〈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收錄於《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除了是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的研究成果之外，同時也作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的一部分。這表示，它隱隱然就是中華民國官方，對於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的最終定調。（如圖）

這份最新的研究成果聲稱：「官方檔案所呈現的死亡失蹤人數的範圍為8324人至11841人。」

大家可以首先發現，「官方檔案所呈現的死亡失蹤人數的範圍」和維基百科所稱的「官方檔案記載最低死亡總數」有不小的差異。

其實所謂「最低範圍」，僅僅只是該研究在論證時所做的一個假定（見該報告下冊p696）、便於之後的推論。但這個假定，抄進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的時候，就已經失真了，從「若將官方檔案呈現的死難人數範圍，視為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的最低範圍⋯⋯」，直接成了「官方檔案記載最低死亡總數」。如果大家不小心，在這裡就先中招了。（如圖，維基的數字有稍微缺漏）

我必須要說，我最初先看到維基百科這個八千到一萬二的新說法，是很興奮的。

小弟已經出了兩本二二八事件的專書，不敢說所有的資料都看過，但對於資料應該是具有平均以上的熟悉度，特別是官方檔案，那是特別下過功夫。看到薛化元等人「以文獻分析方式，得出官方檔案記載的最低死亡總數」居然高達八千到一萬二，這個對於我來說，也是非常新奇的，非常渴望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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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有一個關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段子，據說伏爾泰曾經這麼調侃，說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這被後人拿來比喻一件事物的名稱，與其內容物完全不符。

同樣的一種調侃，我們也可以拿來套用在薛化元等人的上述研究，他們在研究中所稱的「官方檔案記載」，實際上，「#既不官方，#也非檔案，#更無記載」。

作為一個維基條目的讀者，如果你望文生義，看到「官方檔案記載」，你腦中浮現的是哪些資料？讓你想個五秒鐘。五⋯⋯四⋯⋯三⋯⋯二⋯⋯一。

好，現在我們來揭曉。

你會認為「官方關係人的回憶錄」是「官方檔案記載」嗎？

你會認為「戶籍資料」不是「官方檔案記載」嗎？

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在這篇〈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研究報告中，它真的就定義了，他所指的官方檔案，包括官方關係人的回憶錄，而且不包括戶籍資料。（如圖）

這大概可以類比為：本次性生活統計所指的「生理男性」，包含生理男性的母親與女兒，但不包含宅男。

（那你就不能說你統計的是「生理男性」啊！(╯°Д°)╯ ┻━┻）

研究者當然可以自定義研究的範圍（並附上如此做的理由），但顯然薛化元等人此一研究的自定義範圍，絕非「官方檔案記載」、「官方紀錄」的用語能夠概括。但有趣之處反而在於，明明不能以「官方檔案記載」、「官方紀錄」概括，但研究者偏偏要毫不避諱地使用這個詞。

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當這一個研究被二手、三手傳播之後，這些論證過程的精細結構就會逐漸丟失，最終就變成我們在維基百科上所看到的，大家會不假思索地以為「官方檔案記載最低死亡總數為八千到一萬二」，真的就是指「官方檔案記載」。

這也是所有「類XX」、「類YY」的用語，都共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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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說到，薛化元等人撰寫的〈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其實「既不官方，也非檔案，更無記載」，這是定義，屬於「質」的問題。如果就「量」而言，這八千到一萬二的死亡總數中，各種資料所佔的數量與比例有多少？實際有多少是真正屬於官方檔案記載、有多少根本不屬於官方檔案記載？

這份〈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研究報告，糟糕也糟糕在這一點上，因為他的結論8324人至11841人的死亡總數中，實際上絕大部分（6705 - 10596，81% - 89%）的死亡數量，都出自兩筆資料。一筆是何漢文（前監察委員）在投共後所撰寫二二八回憶文（佔2704 - 5597，32% - 47%），另一筆則是陳東枝（台籍日俘投降保密局擔任情報員）於1947年3月5日所提交的情資（佔4001 - 4999，48% - 42%）。

這也就是說，實際上這份研究報告的標題，應該要改為「#何漢文與陳東枝記載的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才名副其實，至少這個標題可以概括近百分之九十的資料來源。

標題定為「官方紀錄中的死難人數」，這是掛羊頭賣狗肉。高估計值中，有將近一半都是出自何漢文的這一篇回憶文，而私人回憶文怎麼能算成「官方紀錄」？聲稱自己在研究生理男性，但研究的樣本中卻有一半都是生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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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等的研究，引用何漢文的回憶文，雖然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但如果是一手資料也還罷了，偏偏何已經自稱是聽來的。

何漢文在他所聲稱的死傷發生當時，人根本還沒有到台灣。

「我是三月廿二日由上海坐飛機到台灣的。當時各地的起義鬥爭已被蔣軍鎮壓下去了，我沒有看到起義者的實際鬥爭情況。」

（資料來源：何漢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收錄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出版社（美國洛杉磯）企劃、前衛出版社出版，頁248。惟係轉刊自《湖南文史資料（第四輯）》。）

不在台灣，那這些死亡人數，何漢文是怎麼知道的呢？他說的很清楚：是聽來的。他口中的「某某人的報告」、「某某人跟我說」，這些書面或口頭紀錄從未見於其他史料，或許根本不存在，我們實際上也沒有證據證實它存在。

何漢文的原話是這樣的：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對我說：「從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據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說：「基隆大約死了一千人左右。」台中、嘉義的起義人民和軍警鬥了三天，據台中市長黃克立、嘉義市長陳東生的報告，單在市區郊收埋的屍首，在台中竟有八百多具，嘉義有七百多具。台北市除了二月廿八日一晝夜間被屠殺的人民有三百多人外，以後每天陸續都有死亡。八日蔣軍趕到後，陳儀對各學校的教員、學生實行大捕殺，在八、九兩日中，被槍決的就有四五十人。據楊亮功和台灣監察使署人員的調查估計，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屏東市民因為和憲兵隊幾天的戰鬥，據市長龔履端的報告，市民共計死了四五百人。」

（資料來源：何漢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收錄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出版社（美國洛杉磯）企劃、前衛出版社出版，頁259-260。惟係轉刊自《湖南省文史資料（第四輯）》）

上面這一段文字中提到的所有數字，除了基隆的「一千人左右」外，全部被薛化元等人一筆一筆加入所謂「官方紀錄的死亡數字」，沒有任何的查證。就這樣，短短不到三百字的私人記述，就直接創造了八千到一萬二這個官方紀錄死亡總數的32%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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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何漢文是轉述他人的說法，由於缺乏該他人的一手資料或對質，該他人是否真的曾經對何漢文說過這些內容、或何漢文記憶的正確性、內容的正確性，作為研究者都應該要再查證，但薛化元等人在〈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中，不但未加查核，往往還直接把這些話塞入被轉述者之口：

「史宏熹⋯⋯的估算值」（672頁）

「嘉義市長孫志俊的報告」（682頁）

「彭孟緝概估高雄市被擊斃人數至少2500人」（690頁）

這些何漢文所說的話，就搖身一變成了史宏熹說、孫志俊說、彭孟緝說，孫志俊甚至沒有出現在何漢文的原文中（何漢文寫的是嘉義市長陳東生，但真實的歷史中，當時的嘉義市長應是孫志俊），二手資料看起來彷彿就成了一手資料。

何漢文的說法，到底是「自己編的」，還是真有「轉述他人」，這是一回事，而其內容的正確性，又是另一回事。

撇開絕大部分無從查證的部分不談，光是何漢文提到「楊亮功和台灣監察使署人員的調查估計，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這就與實際的監院調查報告不符。這份楊亮功（還是與何漢文聯名）的監院報告中，台北市計公務員死33、失蹤7；一般人民則死傷52，只是聲明實際死傷應更多。這篇何漢文事後的回憶文，一口氣就將監察院調查數字的最小值增加了5倍以上（姑且將死傷全部算成死者）。

而這種硬把話塞到別人嘴裡、把二手資料當一手的作法，1994年行政院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也有同樣的問題，不過畢竟1994時還有努力查核、比對其中部分的說法。

例如何漢文聲稱屏東市長龔履端的報告說，屏東市死了四、五百人，行政院版報告就加以駁斥，因為實際上當年楊亮功（與何漢文聯名）的監院報告，屏東市只記載了死傷33人（死3）。當年行政院研究報告的撰寫者，為了驗證何漢文這個死4-500人的說法，還親自走訪屏東，以屏東市範圍來說，所有受訪者都只反覆提到同樣的2名死者；算上今屏東縣，也僅找到約10名死者。因此得到結論「據實際的訪談及只有幾天的對峙情況判斷，可能沒有（如何漢文所言）如此多的傷亡」。

（資料來源：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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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高雄地區為例，該研究引用何漢文單方面說法，張口一來就是高雄市死亡2500人以上。（如圖）

又引用一筆保密局的情報，說光是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就被打死了五、六百人。（如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事變情形調查資料」，〈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檔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17/017）

上面兩筆資料（前監委何漢文、保密局朱元鎮），就在薛化元等的官方總結報告所認定的死難人數952到2522人中，貢獻了絕大部分（算上何漢文99%，不算何漢文約八成）。

但好死不死，早年高雄市是有數人頭去對過死者名單的，以死難數字來說，高雄市的數字相對來說是可以更為正確的。那是在2004年7月，舉辦過一個「二二八事件高雄地區受難者（死亡、失蹤）名單確認協調會」，在這次的協調會中，與會代表一個一個數人頭、互相比對大家所認定的名單，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認定有102名、高雄史博館153名、文獻會則認定有144名，無論哪一個數字，都遠低於薛化元等人研究得出的最低值952。（如圖）

（資料來源：「召開「二二八事件高雄受難者（死亡、失蹤）名單」確認協調會」，〈其他〉，《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7330300E/0093/A429/1/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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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本研究除了既不官方、也非檔案、更無記載外，也存在一些基本的邏輯問題。

前面我們引用的何漢文說法，何漢文聲稱台北市（在2月28日一晝夜）就屠殺了300多人民、又說楊亮功等人調查估計台北市民（在整個二二八事件期間）死亡500人以上，先不論數字本身是否正確、監院調查報告根本與何漢文說的不同，我們應該追問的是：以上這兩個數量是否有重疊？我相信正常人應該都看不出來，因為就是兩句話而已、沒有更進一步的資訊。結果我們這份官方的總結報告，沒有任何說明，直接將取自私人記述的這兩個數字（500、300 - 399）都加總到「官方紀錄的死亡數字」。（如圖）

但這裡的300多、500以上（相加得到800 - 899），實際上連該研究認定的台北地區死難總數的百分之20都不到。該研究認定的台北地區死難人數，高達5020 - 6223人，這是因為還有一份保密局收到的情資，稱「在台北一地，被當局槍殺之市民，約四千餘。」這就讓官方的總結報告又加上了4001到4999的死亡數。僅這一筆數字，就佔到該研究認定全台死亡數的四到五成。（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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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四千人死」的說法是從哪來的？

這一筆「約四千餘」的資料，是保密局收到的情資，在薛化元等人這份〈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的官方總結報告中，沿用早年出版的二二八資料集的命名，將這筆情資稱為〈鍾英鑑呈報台灣暴動詳情及台民之要求〉，但實際上根據情資原文，這份資料的原報人並不是鍾英鑑，而是「陳東枝」。

陳東枝是誰？根據學者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研究，陳東枝為臺灣臺中人，豐原公學校尋常科、高等科畢業，1925年入臺中師範學校講習科，1928年畢業，任臺中公學校訓導後歷任臺灣放送協會囑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囑託、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囑託（囑託相當於約聘）。後投降返臺，曾於 1946 年1月至1949年2月擔任國防部外勤的少校通訊員。此間並兼任公正新聞社南京總社採訪主任（1947/9-1949/1）後歷任富春國民學校教員、神岡農會總幹事、宜蘭縣警察局分局長、臺灣省鐵路警察局督察長等職。可能為日俘受訓後擔任情報人員，二二八事件時為保密局的工學運組人員，但駐地不明。

我們知道轉發報告的鍾英鑑當時人是在南京，則發出報告的陳東枝，當時（1947年3月5日）人在哪裡呢？在南京還是台灣呢？由於陳的駐地不明，這一點我們無從確知，但從其提供情報的內容來看，或許可以發現一些端倪。

陳東枝稱1947年2月27日天馬茶房緝煙事件中，緝私人員「將販賣商人（女子）槍殺數名」，這很明顯是錯誤的情資，實際上當日天馬茶房外的女販一人僅受外傷，被流彈擊中的是在旁看熱鬧的男子一名，當時鬧這麼大，很難想像身在台灣、還是個情報人員，到事件發生一週後的3月５日都還弄錯這一點。（如圖藍線處）

另外一個明顯的錯誤，則是陳東枝聲稱，暴動在「2月28日下午即波及基隆、新竹、台中、台南等縣，引起全省普遍毆打省外人士及公務員」。實際上，民間的暴動直到3月2日左右才慢慢傳到中南部縣市，所以在這些地方，二二八事件往往被稱作「三二事件」。（如圖紅線處）

我們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究竟一個情報單位的基層通訊員是怎麼知道「槍殺四千餘」的？要知道，此時距離3月9日整編廿一師來台還有好幾天，在大軍沒到之前，陳儀當局有沒有能力槍殺這麼多人先不論，要說死這麼多人，陳東枝肯定不是親自去算、去統計，一定是聽來的。

他是從哪裡聽來的呢？

實際上，這個「四千人」的說法，最早就是美國的新聞社「#合眾社」，於1947年3月2日，在南京發出的外電消息。

「〈美國合眾社三月二日南京電〉據悉：臺灣臺北發生紛擾後，已有三四千人殞命，現有（台灣人）百姓多人，擬入美領館避難。」

（資料來源：《新生報剪報室資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影本，轉引自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頁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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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合眾社的外電是3月2日在南京發出，言下之意，就是2月28到3月1日短短兩天之內，台北就死了三、四千人。

馬尼拉電台並在1947年3月4日零時（《新生報》3月6日報導原文稱「3日晚零時」），用英語廣播，稱台灣人民已經在3月1日包圍了美國領事館，並組織軍隊使用機關槍、反抗中央。

合眾社的外電報導與馬尼拉的英語廣播，引來了中國大陸各主要報紙跟進報導，也引來了在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公開駁斥。

公署方面稱「台胞傷亡人數不足一百人」、「外省公教人員傷亡逾四百人」，且合眾社根本寫顛倒，逃入美國領事館避難的，不是臺灣人，而是被臺灣人追打的外省人。

民間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也出面駁斥，在開會中，委員李萬居發言稱美國合眾社說台灣人民發生暴動要求國際託管，是「故意謠造消息」，處委會對外並稱馬尼拉電台的廣播是「故意歪曲事實、聳惑國際視聽（《新生報》1947年3月６日報導）」，在處委會發給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公開電文中，則稱2月28日長官公署衝突中「民眾死傷數人」，而3月1日在北門口因國軍與警察大隊掃射「死傷民眾三十餘」。

（資料來源：〈號外：台灣省民眾代表大會致蔣主席電〉，《重建日報》，轉引自林德龍輯注，《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頁35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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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臺北三月三日參考電〉此間抄收 #美國通訊社 之電訊稱「臺胞現已傷亡三千人」，此訊絕對不確。據記者自可靠方面探悉，截至今日止，臺胞傷亡不足一百人。蓋巡邏之軍警，發現臺人毀屋毆人時，均先放空槍驅逐，倘臺人不擊軍警，彼等絕不開槍反擊也。而外省公教人員及眷屬，被毆傷亡者則已逾四百人。

美國通訊社又稱「臺人請求美領館保護」，此事亦非事實。據悉：一日下午五時，曾有 #外省人 數人逃入美領事館，臺人遂將該館包圍，美方立用電話請求公署領回外省人。惟因治安不寧，公署於四小時後，始將彼等領回。

關於此次事件，美方亦未要求公署派兵保護。僅謂：「倘公署禁止外省人再入該館，即可不致再遭臺人包圍。」

（以上電訊，公署請本社代予更正。稿由記者採訪實情寫成，未經公署審閱。以下為參電）

據傳：外省人被擊斃後，臺人即用卡車運出市外滅跡。又傳，竟有外省人被砍去一手一足，而欲死不得者。臺人攻擊外省人，不分男女老幼，其中男子死亡最多，女子亦有斃命者。臺人仍係嗜以毆人與被毆為職業之亡命之徒。當其攻擊時，勇敢無比，亦充份顯示其殘酷無比。過去，彼輩於日人統治下，以此頑強精神反抗日人，誠可頌揚。然今竟亦如此屠殺同種之外省人，罪極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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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德龍輯注，《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頁24）

因此，如果說搞不清楚天馬茶房案的來龍去脈、又搞不清楚事變擴散至台灣中南部確切時間點，這位保密局的通訊員陳東枝，如果人其實是在南京，看到了眾多的報紙引用美國合眾社在南京發的外電，報導說台灣二二八事件已經死了四千人，於是往上報，這就比較說得通。但無論他人在哪裡，也不會改變這個「四千死」的說法難以落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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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個令人莞爾的事情。這本《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是許多研究者共同撰寫的，不同的學者分寫不同章節。本文提到的〈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是由薛化元等人撰寫，而另外還有由蘇瑤崇撰寫的〈試論二二八事件中的外省人傷亡〉，在這個論外省人死傷人數的研究裡，當年這個「（在整編廿一師尚未來台之前）台北市就已死三、四千人」的傳言，就被他斥為「聳動」、「捏造」、「誇大不實虛構的死傷人數」。（如圖）

莞爾之處，不但在於這兩個彼此矛盾的說法，在一本官方報告中居然可以同時並存，更是在於，在本省人佔多數的整體死難數字中，薛化元等人顯然是拔掉了煞車，油門踩到底，有多少寫多少；而在外省人死傷人數的部分，蘇瑤崇反而是拉起了手煞車，一筆一筆去斤斤計較。而被本省暴民打死的外省人，居然還可以都放在「#國家暴力的延續」裡面去談。（如圖）

最令人髮指的是，當年聲稱3月2日前台北已有三、四千人殞命的，是美國合眾社的外電，這事當年眾所皆知，引得在台灣本地的事件要角出面駁斥，也不乏後世的二二八的研究者指出這一史實，偏偏這份官方對二二八的終局報告，只引了《新民晚報》及一干跟進報導的報社。執筆的蘇瑤崇，還指控這個三、四千人殞命的誇大說法，是國民政府「為全面鎮壓所準備的政治宣傳」。（如圖）

大家為什麼可以忍受這些事？

這確實是個好問題，我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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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1947年3月2日，除了美國合眾社發外電之外，實際上還發生了另一件事，也就是著名的達姆彈事件。

3月2日，美國駐台副領事 #葛超智 弄到了一顆子彈，即聲稱這是一顆打穿厚厚醫學書的達姆彈。該子彈是由一名醫生交給他，醫生表示是路上巡邏的軍警在2月28日開槍射進醫院。

這顆子彈現在在台灣非常火紅，作為國軍當年使用 #達姆彈射殺台灣人 的證據，但比較少人提的是，葛超智後來將子彈交給領事，領事拒收，葛氏再把子彈交給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台北的人員，人家也愛莫能助。然後呢？然後大家就不知道了。根據《美國國務院台灣秘檔》台檔33,P.193，3月7日葛超智呈南京大使館第43號電文記載：

「美國陸軍航空軍前少校Edward E. Paine，檢定中國陸軍一輛巡邏車所發射的達姆彈，結論為：這種子彈 #可能為日本造。」

駐台日軍就算有達姆彈，也不會找死移交給中華民國國軍的，那會 #坐實了戰爭罪。此外，許多人也搞不清楚，這件事其實是發生在整編廿一師來台之前。

葛超智本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緊急調回南京大使館，與他有密切聯繫的幾位台灣士紳有的失蹤下落不明，有的逃離台灣。

1948年2月29日，二二八事件一週年，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向蔣中正報告，美國駐台領事館新聞處主任凱多因在二二八事件中造謠離職，台籍有關人員陸續開除，美國芝加哥論壇報揭穿此事，加拿大長老會與此事可能有關。

（資料來源：〈美駐臺領事館新聞處主任凱多對外人散佈謠言情形〉，《國史館》，總統府，國史館，檔號：A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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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到這份〈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研究報告，這份促進轉型正義的終局報告，認定二二八事件官方紀錄中記載死難人數達8324人至11841人。實則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這些所謂的死難人數，有八成至九成的絕大部分，是來自兩筆資料來源，而這兩筆資料的源頭，一是中共以轉換立場的前國民政府官員自白所做的宣傳，一是來自當年美方以領事館作為掩護的情報行動。這兩個源頭的資料，透過早期的黨外與海外獨派的活動，成為異議人士的共同記憶。最終在民進黨政府促進轉型正義的大旗下，成為中華民國的官方結論，並寫進歷史，傳給下一代。

（全文完）

附何漢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相關段落：

「三月八日上午，憲兵第四團的兩營憲兵由福建運到基隆。當時基隆港口已被義民佔領，基隆要塞司令部乘機以兵力內外夾攻，掩護登陸，當即開往台北，開始軍事鎮壓。當晚和第二天，蔣軍第廿一師的兩個軍也陸續由上海趕來台灣，和當地的軍警配合行動，向全省起義群眾進行瘋狂大屠殺。這場屠殺一直繼續到三月中旬以後才逐漸停止。據陳儀當時對我說：在這次事變中死亡的，共計有三千人左右，其中除了四百多人是軍警，八百多人是公職人員外，本地人民死者約一千八百人。其實他這個統計數字，除了軍警和外省籍公職人員的死亡數字大致可靠外，對本地人民的死亡數字，是縮小了很多，被殺害的人民實際還在這個數字之上。當時被屠殺得最慘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義、屏東等地，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對我說：「從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據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說：「基隆大約死了一千人左右。」台中、嘉義的起義人民和軍警鬥了三天，據台中市長黃克立、嘉義市長陳東生的報告，單在市區郊收埋的屍首，在台中竟有八百多具，嘉義有七百多具。台北市除了二月廿八日一晝夜間被屠殺的人民有三百多人外，以後每天陸續都有死亡。八日蔣軍趕到後，陳儀對各學校的教員、學生實行大捕殺，在八、九兩日中，被槍決的就有四五十人。據楊亮功和台灣監察使署人員的調查估計，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屏東市民因為和憲兵隊幾天的戰鬥，據市長龔履端的報告，市民共計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縣市在武裝起義鬥爭中，死亡大多在數百以上。在軍事大屠殺以後，接著由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當不下千數。在搜捕高潮中，因為各地方的監獄容納不下，又怕劫獄、越獄而被送到火燒島去的，據說有一千多人。在起義鬥爭中受傷的人數，更是無法統計，因為當時受傷的人，為了怕被軍警發現逮捕，大都是忍痛藏在家裡，不敢出來，也就不敢就醫。甚至重傷倒在路上的人，家人鄰舍，恐遭連累，不敢搶救，以致在軍警清除屍首血跡時，就慘遭活埋了。在台中有人告訴我，事變平息以後，在街道要衝地方，許多人是全家人死盡，絕了人煙。所以總計台灣同胞在這次起義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連同受傷的，估計當在一萬人以上。」

（資料來源：何漢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收錄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出版社（美國洛杉磯）企劃、前衛出版社出版，頁259-260）

（資料來源：何漢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紀略〉，收錄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稻香出版社（台北），頁183-184）

惟均係轉刊自《湖南文史資料（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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