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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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陈垣
今日讲演此题，适遇回历一三四五年斋月第一日，事极凑巧。二十年前，余即有意编纂《中国回教志》。其总目如下：
（一）宗教志
（二）典礼志
（三）氏族志
（四）户口志
（五）寺院志
（六）古迹志
（七）金石志
（八）经籍志
（九）人物志：经师、卓行、政绩、武功、文苑、方术、杂流、列女
（十）大事志
（附）中回历对照年表
历代哈里发世系表
唐宋辽大食交聘表
元明清回回科第表
但以关于户口、寺院、金石诸门，非实际调查不可，而中国回教团体、组织不完备，调查殊感困难，故此书至今尚未完全成功。近又思缩小范围，改变体例，名为《中国回教史》。今晚所讲，即其中之一部分。
欲知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应先知中回历法之不同。回历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为一年，并无闰月。若以中历与之对算，则每经三十年即差一年，百年即差三年，一千年应差三十年矣。故摩诃末[即穆罕默德]之生卒，及创教年代，与乎回教在中国情形若照中历计算，则无不错。然中国人言回教者，对此多不注意。宋人所著《癸辛杂志》，清人所著《西陲要略》，及近人所著《新疆礼俗志》等，皆论及回历，而均言其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西域闻见录》、《回疆通志》等，则又谓其以三百六十四日为一年。《长春西游记》，查慎行《人海记》，徐松《水道记》等，则均误以回历十月一日开斋节为岁首。周密《癸辛杂志》则以回历十二月十日之禋祀节为岁首。李光廷《汉西域国考》则误以为土鲁蕃回历一〇八三年之贡表在顺治十一年。据《池北偶谈》，则实在康熙十二年。由此可知欲治中国回教史，必先明白回历与中历不同始。
元《长春西游记》以元太祖十六年辛巳（一二二一）十一月四日为回教岁首；此误以回历六一八年十月一日开斋节为岁首也。
清查慎行《人海记》（正觉楼丛书本）以康熙己丑八月初三日为回回岁朝；（己丑八月为回历七月，乙丑八月为回历十月）；此误以回历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开斋节为岁首；而刻本又误乙丑为己丑也。
清徐松《水道记》以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为回教岁首；此误以回历一二三四年十月一日开斋节为岁首也。
宋周密《癸辛杂志》以元至元二十二年乙西正月十二日为回教岁首；此误以回历六八三年十二月十日祭祀节为岁首也。
问回教何时入中国，多数言隋开皇中。“隋开皇中”四字见《旧唐书·大食传》。《旧唐书》本乏贾耽《四夷述》。然此四字系述摩诃末先代之情形，非谓其教此时入中国。
又回历纪元，明以来皆谓始于隋开皇十九年己未（西五九九），其误，因洪武十七年甲子采用回历时，为回历七百八十六 年，由此按中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故有此说。若按回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则实为唐武德五年壬午（西六二二）。与开皇己未说，相差至二十三年。此二十三年，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一大症结。今年为回历一三四五年，若由今年按中历上推一三四五年，当为陈后主至德元年（西五八三），则相差至四十年矣。明乎此，方可言回教何年入中国。
中国回教书中有一部极鄙俚而极通行之书，名曰《回回原来》，又名曰《西来宗谱》。其言回教入东土之始，谓始自唐贞观二年。识者多鄙此书为不足信。然一考其说之由来．亦由误算年数，非有意作伪可比。所谓贞观年者，实永徽二年也。《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元龟》，均谓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来朝贡。何以知为始，因唐代外使来朝，向有铜鱼之制，雌雄各一，铭其国名，置于彼国，见《唐会要》。其初次通使者当无此，故知为始来。贞观二年与永徽二年适差二十三年，其说本不谬，特误算耳。《旧唐书·大食传》又谓永徽二年大食使来，自言有国三十四年，已历三主。今考永徽二年，为回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与三十四年之说不合。据《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则永徽六年大食再朝贡。《大食传》盖误以永徽六年使者之言为永徽二年使者之言也。永徽六年为回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正回教第三代哈里发（教主）奥自蛮在位之时，有鄙著《中回历对照表》及《历代哈里发世系年表》可参考。总之，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西六五一）始。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其墓碑谓建于贞观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说例之，此墓当亦为永徽三年所建。
大食在唐宋间与中国之关系，殆如今日之英、美，明时之葡萄牙。当时外国来华之海船，以波斯、大食为最多。《太平广记》论波斯、大食商胡之事，辄侈言其豪富。《旧唐书·邓景山传》言田神功兵掠扬州，波斯、大食商胡死者数千人。扬州一处如此，则其人数之多可想。
中国典籍记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确者，当推杜佑《通典》佑之族子杜环，天宝间曾随高仙芝西征，居西域十二年，从海道由广州归国。所作《经行记》，今不传，然《通典》常引用之。兹择录其一二：
大食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 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通典》引杜环《经行记》。）
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 神，祀天而已。其俗祀七日为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同上）
此种记载，在唐以后中国书中言回教者，实未见有此清楚，所谓“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大秦法，景教也。
回教有著名之碑，在陕西西安礼拜寺。是碑题唐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撰。天宝元年为西历七四二年，较建中二年（西七八一）所立之景教碑，尚早四十年。此碑若真，其价值可想。然其碑文语意，纯是宋明以后语，与唐人语绝不类，其书法亦非宋明以前书法；且译“摩诃末”为“谟罕默德”，尤为元末明初人译音！此节下文说明之。以此知此碑为明时所造。然唐时著名人物极多，何以碑用王鉷名字：王鉷名誉并不好，《大唐诏令集》有赐王鉷自尽诏；若谓明人作伪，何必托之王鉷。且《旧唐书·王鉷传》，天宝元年，鉷正为户部员外郎兼御史，其前后一二年，则不是此官，可见年代官职，并不错误。吾因此事，蓄疑有年。后在《全唐文》发见王鉷有“上玄宗舍宅为观表”，言宅在城南安化门内。窃疑此碑或即王鉷舍宅为观时所建。 后此观入于回教人之手，乃就原碑磨改为回教寺碑，而仍用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衔名入石也。
西安清真大寺《创建清真寺碑记拓片》
杜环《经行记》所记大食王告众语，绝似道教之《太上感应篇》文。王鉷舍宅而成之道观，后又入于回教人之手，亦宗教史上极有趣味之问题也。 唐时回教势力占领中亚细亚之先后，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及《册府元龟》，即可知其形势。《册府元龟》，开元六年 吐火罗，七年安国、俱密国、康国，十五年吐火罗等，均有为大食侵略，向唐请兵之语体表文。据此等表文，可知大食当时对待异教国增税之重。而战将屈底波之名，亦于此时见知于唐。然唐对于各国之请援，均未之许。由此知唐人于大食情况，极为了然，不敢轻于用兵也。 唐人不独不愿与大食结怨，肃宗时且曾借大食兵以平安史之乱，其后更有主张连大食以抗吐蕃者。通鉴言：贞元二年李泌主结大食以抗吐蕃，言：“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代与吐蕃为仇，故知其可结。”此等见解，全因当时与大食交通频繁，习闻外事所致。《经行记》言在大食见有京兆人樊淑、刘泚，河东人乐（阝睘）、吕礼等。《通鉴》言：“天宝以来，胡客留长安者四千人。”恐今日东交民巷外侨未有此众。 总之，唐与大食关系密切，就拙著《唐时大食交聘表》，由永徽二年（西六五一）至贞元十四年（西七九八）百四十八年间，正式遣使之见于记载者，已有三十七次。其遗漏未及记载者，当更不止此。 至于五代时，回教无大事可记，且时代亦短，但其中颇有足资谈柄者。唐时有大食人李彦昇成进士，五代时亦有波斯人李珣兄妹皆有才名。 黄休复《茅亭客话》：“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文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惟道书药囊而已。” 何光远《鉴诫录》：“李珣，字德润，本蜀中生波斯。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鹦者，锦城烟月之士也，与李生常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 异域从来不乱常， 李波斯强学文章； 假饶折得东堂桂， 胡臭薰来也不香。” 杨慎《词品》：“李舜絃，李珣妹，为王衍昭仪。饶词藻，有《鸳鸯瓦上》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词云： 鸳鸯瓦上瞥然声， 昼寝宫娥梦里惊； 元是我王金弹子， 海棠花下打流莺。” 今《花间集》选李珣词不少，李珣集名《琼瑶集》。吾因李珣弟李玹以鬻香药为业，尹鹗诗又有“胡臭薰来也不香”句，因而联想到《旧唐书·李汉传》有波斯贾人李苏沙献沉香亭子材事。珣玹疑为李苏沙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李珣《海药本草》谓为肃代时人。然吾观《海药本草》所引有段成式《酉阳杂俎》，则珣必在段成式后，其为五代时世业香药之李珣无疑。然则珣并知医，与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之兼擅医术同，亦回回风俗也。吾有李珣《海药本草》辑本。又《图绘宝鉴》称李舜絃夫人能画，不独能诗，亦才女也。南汉后主刘鋹亦娶波斯女，赐名“媚猪”，不似李舜絃之温雅矣。 至于宋代，关于回回教史料甚多，其与他代特异者，则每以佛的名称施于回回教。如： 周去非《岭外代答》：“麻嘉[麦加]是‘佛’麻霞勿[穆罕默德]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甃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 朱彧《萍洲可谈》：“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 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凡六百十五丈。〔？〕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下有礼拜堂。” 赵汝适《诸蕃志》：“大食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拜天。” 岳诃《桯史》：“番禹有海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 郑所南《心史》：“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 麻霞勿为闽广语，即摩诃末之异译，下文说明之。宋时市舶之利甚溥，为当时收入之一大宗。广州、泉州尤盛。汉回通婚之事亦恒见。
《粤海关志》引《宋会要》：绍兴七年，“大食大商蒲亚里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 五代时国主喜纳波斯女，而宋时宦族亦爱嫁大食人。辽时大食国王请婚，亦曾以公主嫁之。阿萨兰回鹘亦曾娶辽公主，均见《辽史》。可见五代辽宋时与回回通婚一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至辽宋与大食信使之往还，具详吾所作之《辽宋大食交聘表》。由辽天赞三年（西九二四）至宋开禧间（西一二○七），凡二百八十四年，正式遣使见于记载者三十九次。《宋史》所阙，可以《文献通考》所载补足之。 宋与大食之通使，多由海道。辽与大食之通使，多由陆路。辽宋时回回国境，盖尽占中亚大陆也。辽既尝与大食通婚，故后为金所侵。耶律大石乃率兵西去，遗回鹘王书曰：“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所以然者，亦以与大食有姻谊耳。其后卒建国于回回地，号西辽，凡八十八年，始为元人所灭。大石女名普速完，曾权国称制，在位十四年。吾因其名普速完，疑其曾奉回教也。 至于金代与回教之关系，记载颇缺乏。然刘祁《归潜志》称南渡将帅著名者有“郭阿里”。就其名观之，其为回回教人无疑。《归潜志》又载一事，云牙虎带会宴，诸将并妻皆在座。将共食猪肉馒头，有一将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带趣左右易之。须臾食讫，问曰，“尔食何肉？”其人对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带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尔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呕，疾病数日。据此，则金时回回人固有以武功显者矣。 至于元时，回回人势力尤大，者录于《元史·氏族表》者逾百人。瞻思著述至十余种，丁鹤年则现尚有《丁孝子集》行世。也黑迭儿则为今北京宫城之创建人。一时不能尽述，可参观拙著 《元西域人华化考》。又《元典章》、《元史·刑法志》多提及回回人词讼，并云“哈的大师只掌教念经，回回词讼交有司问。”可知回回人之众。至顺《镇江志》详载当时镇江各色人户口，试列为细表，则可知当时回回人与各色人比例之确数。 关于回回名称的起源，研究者颇不乏人，如钱大昕、李光廷、丁谦均有所论列。其名实由回纥转变而来。列表如次：（甲）行，为摩尼教时代之回鹘。（乙）行，为非阿萨兰教之回鹘。（丙）行，为改从阿萨兰教之回鹘。观此可知回回名目，由回鹘转变到回回之次第。但上所引诸书，有一名互用，及后人误改者。如同一“外五”，《秋涧集》以之代表非回回，《郝经集》则以之代表回回是也。 回教本名“伊斯兰”，然伊悉烂之名，早见于《册府元龟》及《唐书·西城传》。中亚细亚国王之名“阿悉烂”者多有，“阿悉烂”之异译，如次表：至于回回教之名称，各代不同。列表如次：回回教之名称，各代译音亦不同。列表如次：
摩诃末名称各代译音亦不同。列表如次：
杜环《经行记》之暮门，有连下文都字读为“暮门都”者，如《辛卯侍行记》等是也。《经行记》原文为“其大食王暮门都此处”，言大食王名暮门，都于此处也。麻霞勿之名，始见于《岭外代答》，《诸蕃志》因之。非闽粤音不能得其解也。《明史》于《天方传》称回回设教之祖曰马哈麻，于《默得那传》，则称其初国王谟罕蓦德，前后相隔不过一叶，殊异若此，则撰《明史·西域传》者之回教知识可知也。谟罕蓦德之译，早见于元至正八年定州礼拜寺碑，其次则为泉州清净寺至正九年碑。至广州怀圣寺至正十年碑犹称马合麻。先是回回二字，以名种族，不以名教。定州至正八年碑，始以回回二字，与教并提，然尚未有回回教三字合称也。清净寺、怀圣寺碑，更末尝以回回二字与教并提，乃称大食而已。可知一名词之成立，亦经若干时之蜕化而成。则天宝元年碑之谟罕蓦德其为明人手笔，尚有何疑义。又如大食之名，起于唐初垂拱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多氏”，开元间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大寔”，皆由汉“条支”二字蜕化而来，而今本任昉《述异记》乃有大食之记载。任昉梁人，何得来大食二字，其为唐以后人所窜入无疑。 至于明代回回教，乘元代之后，由中亚东来之回回人，散居中国已及百年。以武功著者固多，其读书应举者亦不少。仅以元统癸酉（西一三三三）《进士题名录》计，回回进土，一科已有十人，其盛可想。明初诏译回回天文书，主其事者，即翰林院编修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明太祖文集》有翰林院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敕文。永乐间派三宝太监下西洋，所谓三宝太监者，即回回人郑和也。近云南昆阳发见李至刚撰《马公墓志铭》，马公即郑和之父，名哈只；“哈只”者，回人以称曾朝天方者也。碑言马公二子，次子和，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云。明时回回人给事宫廷者甚多，武宗曾纳回回女为妃，事详《野获编》及《艺海珠尘》之《武宗外纪》，不具述。《癸巳存稿》、《野获编》又有正德间禁宰猪记载，皆与回教有关系者也，陆容 《菽园杂记》又有载回人尊孔事，此为中国回教特别情形，与其他外来宗教不同。其言曰： “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云： 僧言佛子在西空， 道说蓬莱住海东， 唯有孔门真实事， 眼前无日不春风。” 见中国人修斋设醮，笑之。 此诗是否为回回人所著不可知。然《七脩类稿》引之，《殊域周咨录》亦引之。《菽园杂记》著于弘治间，则其说流传亦古。云南之有孔子庙，本为回回人赡思丁所创建。明末王岱舆著《清真大学》，亦模仿儒书。雍正间刘智著《天方性理》，又杂以宋儒色彩。凡此皆中国回教特异处，其原因由于读书应举，不便显违孔教也。然因此之故，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也。 元明内地回教虽盛，然新疆诸地改从回教之先后，则不可不加以研究。新疆，今视为回疆，然在明初，土鲁番、哈密犹奉佛教。永乐六年（西一四○八），土鲁番番僧来朝，犹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其非回教可知。至成化五年（西一四六九），其酋阿力遣使来贡，自称“速檀”[苏丹]，则已改从回教矣。永乐间，郑和由海道往西洋，陈诚由陆路往哈烈，经过土鲁番，犹谓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哈密原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族杂居，嗣为土鲁番所据，始尽从回教。至于天山北路，伊犁等处，清初犹奉佛教。此事别详拙著《新疆诸地改从回回教考》，今不能详。 清人待回教徒至虐，故回教徒叛清之事亦特多。计自乾隆中叶，至光绪初，中间不过百年，回教徒之叛清者凡五次。今考清代官书之关于回乱者，叙其书名卷数如下： 一、苏四十三之乱，有《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 二、马明心之乱，有《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 三、张格尔之乱，有《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八十卷。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 四、杜汶秀之乱，有《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咸丰五年至光绪五年。 五、阿古柏之乱，有《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咸丰五年至光绪十四年。 为书四百九十卷，亘时七十一年。拙著《中国回教志》之《大事志》，即记载此项事件。然则谓乾、嘉、道、咸、同、光六朝，无一朝无回教徒之动乱可也。盖自乾隆二十三年平定大小和卓木后，清廷气焰熏天，以为天下莫予毒。暴官污吏；遍布回疆；宗室侍卫，掊克无艺。魏源撰《圣武记》，志在颁扬威德，然于道光重定《回疆记》，乃有“各城大臣，威福自出，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之言，回人不堪其虐，不能不奋臂而起矣。此本属政治范围，与宗教无涉。然清代学者对于回人，亦多蔑视。顾炎武《日知录》谓“回回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杭世骏《道古堂集》谓“回回念礼斋课，日无虚夕，异言奇服，不齿齐民”。学者之立论如此，官吏之横暴又如彼。生于其心，害于其政，无怪其屡次动乱也。唯今日五族共和，且同为弱小民族，可以免此。
至于回教势力，虽经清人屡次戮杀，其势不少衰。今将回教势力传播之原因略举如下： 一、商贾之远征； 二、兵力之所届； 三、本族之繁衍； 四、客族之同化。 第一项为唐时中国始有回教及宋元时回教繁盛之原因。 第二项为唐时中亚细亚各国及宋元时新疆各地改从回教之原因。 第三项为元明以后中国回族繁盛之原因。 第四项为在中亚及新疆之蒙古后裔改从回教之原因。 第一、第二原因不奇。第三原因，为回教所独。其始因有饮食习惯不同，不便与异教通婚，其民族遂自为风气。世代相传，改宗不易，与其他宗教之父子兄弟信仰或殊者不同。又习惯上可以有二妻，民族之繁衍自易。第四原因，尤为回教特色，故中世纪时，虽被蒙族兵威所征服，而蒙人后裔，竟渐次为回教势力所薰陶，其同化力之强，不可思议。四项原因之外，尚有两原因： 一、回教在中国不传教。 二、回教不攻击儒教 。 因不传教，故不惹异教人之嫉视。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争之历史，在中国回教史上无有。故唐会昌中毁佛，外来各教均遭波及，而回回独守门罗主义，千年来元气不伤。 又因向不攻击儒教，如上文所论，回教徒对于孔子，独致尊崇，故能与中国一般儒生，不生恶感。从未闻回教有受人攻击，如唐韩愈之辟佛，明沈㴶之参天主教者。苟无清朝官吏之苛待，不至有陕、甘、新疆、云南之事件发生，则回教势力之保全，尚不止此。
至关于中国回教史之研究，除前述中回历之不同外，尚有二事，为回教作者之通病，不可不注意： 一、引书不检原本。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并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如杜环《经行记》已佚，吾人引用《经行记》，只可从《通典》所引。若其书未佚，即当检阅原书，不能据他书转引以为足。又，有一记载，必有一起原。如明代诸书所述海外各国，多本于《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二书。二书所述，系随郑和下西洋者所亲闻见。此后如明《一统志》，如《吾学编》等所述西洋各国，即本之二书。吾人引用明《一统志》及《吾学编》时，应先知其说之所自出。明万历间行人司行人严从简曾著一书，名《殊域周咨录》，系类集档案而成，今颇少见，余藏有写本。明人言回教者，既误认回教为隋时传入，又因《殊域周咨录》有《天方默德那传》，于是回教著作中，每发现一奇异书名，其名为何？即“隋书殊域志”五字，或“隋书殊域志周咨录”八字是也。其始所引，当系曾见《殊域周咨录》，又理想《隋书》必有记载，遂并引《隋书》。其后展转引用，不检原书，遂成此奇异书名，一若《隋书》中实有《殊域志》者。故今有一鉴定回教史籍是否可信之捷诀，即凡开卷有引用《隋书·殊域志》此奇异书名者，即谬陋不足据之书也。 二、任意改窜古本。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又，一代有一代译名，如前述“摩诃末”、“谟罕默德”等译名，一望即知其为某时代所译。又如“如德亚”及“犹太”等名，一望即知其为明天主教所译，抑清耶稣教所译。后人翻刻古书，应仍原译，或附注说明亦可。然不能任意改窜原文，致失原来面目。今回教人翻印书籍，辄任意增改，如雍正间刘智著《天方至圣实录》，耶稣之名原作“尔撒”，近印《实录》，竟有改刻为“耶稣”者。又如乾隆间金天柱撰《清真释疑》，后人有补辑者，竟将原书窜乱改编，至不辨谁为金氏原文，谁为后人补辑。甚至翻刻古碑，亦时有此病。前述天宝元年碑，其一例也。凡此皆考究回教史者所当注意。并望回教人士，此后翻刻书籍，应保守原本勿改也。拙著有《回教汉文著述表》，为《中国回教志》中《经籍志》之一部，今从略。
[作者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演讲，冯沅君记。先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七年九月），题为《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后刊于《东方杂志》第二五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一月），改为今名。]陈垣先生与白寿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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