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8-6-1 2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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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82 天 [LV.6]出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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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捕到判刑' A$ z- V0 k+ |- k; p-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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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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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I" _6 A( Y) W 一九五零年夏天(暑假的返校日),我在冈山农校被捕,先被送到冈山宪兵队,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然后是台南宪兵队、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军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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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1 P* ^2 F8 L p7 |: Z! o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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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南宪兵队牢房,同房有宪兵,因为开玩笑玩儿枪误杀了同事,也被关在这里。晚上有宪兵来跟他聊天:' y4 J' l$ C0 u4 A1 R1 [ h' ^
3 p0 P; r7 l- j+ y. F8 h 那人问:“陈明忠是哪一个?”, P% R* k5 Q& T0 b* J(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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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那个。”4 T! i6 \, w$ y5 y0 l+ |5 p! e- p
' E- A- |! h6 N, T1 f# D2 ^1 H$ o “队长说,这个人要死了。”% c6 S2 i/ \! j# c# S$ a
5 d# w" J4 B0 j7 S8 ^& o “他不承认是‘共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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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8 q7 l2 N8 D) q% ?: f; | “当然不会承认啦。你知道××师长,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毙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杀,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厉害啦。‘共匪’……当然死也不承认的。”' k* u/ b! T6 {: C* ?' O/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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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他们聊天,又想,在这里没被刑求,看来定案了,必死无疑。. U4 b& G$ x3 Q" Y3 }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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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上,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杂物整理好,交给同牢房的黄介石,准备去死。我那时二十一岁,黄介石二十二岁。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着我的东西,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知道,黄介石是台中师范支部书记,判死刑。). @/ R: R! y1 Z& @8 S
. a4 n. w3 Z! n- @- Y. {7 v 走出牢房时,我觉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有点紧张。我这时候才知道,人的顶门,天灵盖上还有动脉。出来才发现,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不是枪毙。/ q( `4 y- F5 a. Z1 B0 ~4 N F
) X3 {6 s" R$ d7 `2 s* T+ [% r0 p “保安司令部”情报处是由东本愿寺改的,在西门町(按:今狮子林商业大楼、六福西门大楼和诚品书店武昌店那一块)。我被关到三楼一个房间,一个人,闷得发慌,我就数墙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边牢房有人说话了:“你会讲日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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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隔着墙壁谈起来。他自称白井少将,日本人。我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出狱,听说当时国民党找来了一批冈村宁次的部下,组成“白团”,帮国民党训练人员,来对付共产党。冈村原来是日本军华北区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很受肯定,被提升为整个中国战区司令。战后冈村宁次被列为重要战犯,本应该接受战争审判,却被国民党庇护起来,后来被揭发,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蒋介石和他秘密达成了组织“白团”的交易。出狱后我还特意去查了“白团”的档案资料,不过没找到这个白井。# i4 v- C# ~- A$ O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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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6 j: v; Z p8 \& i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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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从“保安司令部”情报处转到“保密局”南所,这里环境最差,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房间不够,一个房间关二十四个人,所以只能八个人躺下睡觉,十六个人站着或蹲着,三班轮换睡。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之后,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U5 C2 w; n( o* N
" H- X$ T+ ~( W! \/ g2 @, Q3 E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这天早上喝稀饭,里面有绿豆,简直是美味,我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结果老是想上厕所,打了几次报告都不许。后来看守说:“你出来。”我一出去,马上就一顿暴打。原来,这里的规矩是每三小时开放一次上厕所。! k. `" u; E3 s% i
; Y" {. E5 k) S; s# [ 厕所是这样的:大便的地方,是一个围起来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宪兵队时,有人趁上厕所逃跑,所以他们加强戒备,犯人在里面大便时,门是开着的。开着也算了,卫兵还站在门口,举枪对着你。这怎么大便得出来!所以我十几天都便秘。终于便出来了,硬硬的,还有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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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O. o" e* M6 ^ 之前那个人怎么跑掉的呢?卫兵带他上厕所,拿钥匙开门,刚打开,这人忽然转身就跑,卫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门已经开了,厕所里面的人会趁机跑出来;如果先顾锁门,这人就跑了。这一慌,那人已经跑到院里,翻过墙去了。为了活命,人的脑筋变灵光,胆子也变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狱后见过这个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没事了。& c5 b( a/ R& I. j5 e/ ?& _;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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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密局”南所还有一个记忆。这里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颗,我舍不得吃完,吃九颗,留十颗,包起来,想着下顿吃。没想到调房间,忘记拿了。现在还会想起这件事。(现在也还是喜欢花生米下酒,没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议靖国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饭,笑他们,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颗一颗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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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我又从“保密局”南所转到北所。北所原来是辜颜碧霞(辜濂松的母亲)经营的高砂铁工厂,听说附近有吕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吕赫若变卖了自己的祖厝,又从辜颜碧霞那里拿到一笔钱,开办了这个印刷所,表面上印乐谱、歌谱,实际印地下党的宣传品,包括《光明报》。一九五零年《光明报》案发,吕赫若关闭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颜碧霞被捕,高砂铁工厂被没收,就改为“保密局”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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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所房间较宽,终于可以睡了,每个人都可以躺下来睡觉。% n& x( f$ p1 N
/ ?. l7 X0 n: @ 只记得晚上没有棉被,觉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够,赶工的结果,每间牢房的墙壁水泥未干而显得潮湿。最后,移到“军法处”。: ^* p3 w$ D) Z" N8 q/ l& N0 X6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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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处”:冯锦辉和钟浩东, l# P% I8 o: X7 h! [. ^
: ^3 |* L( Q. f2 C. }* [ “军法处”在今天的青岛东路,就是现在喜来登大饭店的所在。有二层楼,关押犯人的地方分几个区。一区、二区在楼下。二楼是三区,关女犯,我太太冯守娥就关在那里,那时我们还不认识。1 e, I. T( q( O0 R/ K5 t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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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在二区二十房,谢桂芳就住对面牢房,看到我进来,很惊讶,说:“你怎么来的?”意思是,他并没有供出我,怎么我也被抓了。我就说:“又不是我爱来。”同房人听到,都笑起来。3 {7 q6 ]& l( O0 p: R3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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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犯人穿的囚衣是红色的,红内裤和短袖红内衣。早上放出去洗脸五分钟,要求必须穿这种囚衣,因为醒目,方便卫兵监视。很多人都不喜欢,只在那五分钟穿。我因为被捕以后,转移来转移去,几个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烂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红衣裤,二话不说就换上。同房难友说,这个人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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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房间三十多人,分两班睡觉。我认识了同房的张伯哲,最初是他叫我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明忠。”他说:“哦。”就把我的情况一一都说出来。我吓一跳。他说:“不要怕,我是你上级的上级。”他是台湾地区地下党的重要领导,台中地区地委。他在鱼池乡林业试验所担任总务科长,那里离我工作的茶叶试验所不远,他曾偷偷地来观察过我两三次。- o' r& a0 s2 E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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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记得我。- H- w' u" G( o, }" A/ u
$ N4 b8 D X0 S2 P! e/ A 我进二十房不久,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地跳,他居然这么镇静。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我问张伯哲:“他是谁?”张伯哲说:“他是罗东的小学教员。”我在绿岛时,朋友指着一个出来提开水的女生,告诉我说:“她就是冯锦辉的妹妹,叫冯守娥。”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后来会和她结婚。(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的负责人,由郭琇琮直接领导,他早就知道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他是我岳丈最喜欢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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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也被叫出去了。本来基隆中学案,凡是外省地下党员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训(破案时“戒严令”下达不久)。钟浩东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内湖小学“新生训导处”(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前身),但他坚决不接受感训,被调回“军法处”。他是我高雄中学的学长,也是当年在高雄中学朝会时被点名大骂的两个人之一,因为他们跑到大陆参加抗战了。2 W5 Y) w- ^-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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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钟理和。在绿岛时,有人告诉我,钟理和其实也加入了地下组织,但那时他犯了严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讲他。(关于钟浩东的事迹,大家可以参考蓝博洲写的《幌马车之歌》。)% L' r; d/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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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哲告诉我,基隆中学案外省人都枪决,本省人都判感训,让本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对本省人比较宽大,加上大家以为台湾快解放了,于是许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代关系。他说,其实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欺骗手法,没有国民党统治经验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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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9 D2 K, s 果然,以后的判决状况证实了张伯哲的说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学委案等等)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会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书记以上的人都会死。不久之后,判死刑的“行情”提升为三分之一,于是,小组长以上的都死了。再过一段时间后,行情更上一层,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来,连参加小组会议的人,以及缴过党费的人都要死。& W) C7 o, U$ ]; ~: X
1 Y$ q0 q4 V, K H 张伯哲在大陆时是东江纵队团级政委,来台后是台中市、台中县地区的地委委员,他当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张伯哲是广东东江地区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蛮好的,全家只他一个人参加革命。他写了遗书,给我看过,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你们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可是你们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证明我们是对的。那时候共产党在大陆已经打赢了内战,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张伯哲觉得革命基本上已经成功,他死而无憾。张伯哲是在我被送到“军法处”新店分所以后才枪毙的,他把遗书交给一个判五年的人,我出狱后,找不到那个人,也不知道遗书是否送到了他家。那个人是因高雄市委案被捕的,一九四九年就被捕了,在牢里得了脚气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狱不久就死了。- r6 G' ~. g8 X. [
# Q5 y6 l7 }1 }% l8 R, j" j9 a 张伯哲死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义寄来的西装料,家人很惊讶,就以为他还活着。据我判断,这个西装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和宣传部长洪幼樵之间的联络员,蔡孝乾跟洪都投降了,所以国民党也让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张伯哲可能是同乡,或者组织上常会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绿岛时,因成绩不好被迫写文章登在壁报上,蔡寄天曾经在新生训导处编壁报,有一次他在壁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讲,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随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别人怀疑。蔡寄天后来改名为蔡丹冶,专门研究中共文艺理论。(吕正惠按: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研讨会的休息时间,蔡丹冶主动来找我聊天—我看过他的书,知道他—他说,我这篇论文比较有民族主义色彩。听了陈先生的话,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党的人。) \1 M$ R4 C2 e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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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严”以后,有人回大陆探亲,特别跑到张伯哲家,跟他们家人讲张伯哲牺牲的经过,因为这个原因,张伯哲被大陆追认为烈士。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作谢汉光,是张伯哲所服务的“鱼池林业试验所”的所长,是由张伯哲吸收入党的。台中地区地下党被破后,张伯哲通知谢汉光赶快离开。谢汉光逃难到台东县山地后,刚好有一个少数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数民族那张身份证躲过三十多年的“戒严”恐怖。谢汉光在大陆结婚九天后就来台,他夫人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给他生了三个孙子。! c. c8 S" N" M$ T' B7 N9 H, J$ X
- f k( _. K8 x* ?3 }) J 我看到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记得张伯哲跟我的谈话,这是我在“军法处”牢房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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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X5 N+ `" t+ s2 O/ w. L' P 三个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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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房,我见过三个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人,是属于搞情报的“洪国式案”的人,来台之前见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被枪决了。他曾跟我讲,毛泽东对他们很亲切,像好好先生,刘少奇看起来很严厉,对他们一个一个追问,什么事情都不放过。他认为,是因为刘少奇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毛泽东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做事风格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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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现在的政治大学)毕业的,南京人,跟着部队来台湾,负责打电报。他的一个同学是共产党,让他给对岸发电报,他拒绝了,但没有检举,后来被牵涉进来。那时的行情,“知情不报”一般是判七年,他以为自己会判七年,结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枪毙了。他整个人呆了一阵,然后说:“我不相信!”又再说:“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时,长叹了一口气,说:“啊—算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判决书上写着:“‘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委员长,你是他学生,竟然不检举共产党!”" B! }) J,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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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个叫刘鸣钟。日本投降时候,英国送了一艘军舰(太平舰)给中国政府,国民党战败,要撤退来台时,蒋介石是准备坐这艘船来台湾的,却由于该船向共产党投降(起义),让老蒋没坐成。刘鸣钟是去英国参加接收的。但内战后他当逃兵,带太太来台湾。有个同事问他,太平舰的装备如何?他就说了。那同事后来被抓,供出他。刘鸣钟想,这也没什么,我又不是共产党。后来他看到“中央政治学校”那个人因“知情不报”被枪毙了,就跟我说:“看这样,我大概也要被枪毙的。你们是共产党,要被枪毙时都会喊‘共产党万岁’,我不是共产党,不能喊‘共产党万岁’,但也不能喊‘国民党万岁’啊—国民党都要枪毙我了。我喊什么呢?”他想了一下,就说:“我要喊:‘刘鸣钟二十七岁!’”枪毙那天,看守进来叫:“刘鸣钟!”我的名字的读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旁边,我和他同时坐了起来。我以为叫“陈明忠”嘛。我们俩都坐着,互相看着对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刘—鸣—钟 ”,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紧张了,“刘鸣钟二十七岁”,忘记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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