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修改稿）

听风看雨通三统

第七章    中国改革的探索

在新的形势下，党必须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的前提下，以民主法治的手段解决那些问题，保持党的人民性，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这，更需要党领导人民，进行一系列的探索。这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最终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前，思想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也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更发达、更成熟的现实，那些被西方的“洋教条”洗脑的人，掌握了包括媒体、高校乃至于共产党的某些意识形态部门的相当一部分话语权，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却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而且，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持，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的党内同志在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因此，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而今，由于他们坚信不疑的那一套东西，现实的依托，即他们的制度理想中的“河那边”，却是“楼塌了，股崩了，火起了”。因此，他们逐渐失去了对全国人民，特别是8090后的年轻人的话语权威。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正当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的论述，因为这个体制尚在发展和完善中，所以不可能形成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体系。因此，对现实的中国，一方面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体制优越性一次次体现出来，接轨派在逐渐失语；另一方面，自己的正面论述又没有形成。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进入了没有成熟的核心价值观的混乱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前面三十年，中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既吃自己的老本，也吃全世界的老本。这是由这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形式决定的。一方面，物质匮乏，要素瓶颈制约的现实困境，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大背景，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激活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活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确实没有可以颠覆体制的力量。如今，这两方面条件都已改变。所以，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论述，就是既有条件，也有迫切性的了。

首先，我们应该简单概括一下改革开放的基本历史脉络。就经济社会建设论，大致经历了三步走的过程。
第一步，就是顺应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实现工业化基础的民生价值。主要方式，就是先对农民“松绑”，进而对工业能力以初步的市场化机制激活；

第二步，就是既盘活既有资源，也要有效利用外部资金和资源，突破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

第三步，就是回馈劳动人民，激活国内市场，调整利益结构，实现社会和谐。

在回顾历史脉络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理论的总结论述了。这里先回应一下几个大家都很关注，也感到迷惑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如何理解和平崛起？

听风看雨通三统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最早提出，也是最经典的阐述，是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式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再进一步，我们所学习的邓小平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天然包含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性作用的论述。那么，为什么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横幅，以及诸如各种社论的文宣中，都没有单独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性作用，而是要把其归入邓小平理论，以致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呢？这就要归结到如何认识邓小平理论，进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了。

本人认为，这个可以做一个类比。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经典《黄河大合唱》，作曲是冼星海。大合唱中并没有《国际歌》和《东方红》的元素。而殷承宗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则不仅将表现形式进行了转化，还加进了《国际歌》和《东方红》的元素，使得其内涵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钢琴协奏曲《黄河》与《黄河大合唱》一刀两断，没有任何关系了呢？显然不能。我们必须承认，钢琴协奏曲的原创作者是冼星海，殷承宗是改编。他换了一个表现形式，加进了新的内容，丰富和深化了原来的内容。但是，严格说来，没有真正的原创。真正的原创，只能是冼星海的创作。

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言，也是这样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与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综合全党智慧，由毛泽东一总其成，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实践中，包括指导亚非拉人民争取民主独立解放的斗争中，经受了检验，也丰富和深化了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初的普世性，列宁主义具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的普世性，而毛泽东思想则具有处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的落后民族进行独立斗争时期的普世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并列的。这三个理论体系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具有普遍适用的指导意义。当然，出于一些考虑，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论述，不要过多宣传它的普遍适用性。
而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不能简单照搬导师和领袖的论述，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做出新的探索，并把这种探索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论述，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规划性的论述。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是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内在一致的关系。对此，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还是应该再做一个类比。

我们都知道，小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是世界文学史的经典著作。近60年来，中国先后推出了戏曲片《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电影《红楼梦》，以及引起“轰动”，被称为《红雷梦》的“商业电视剧”《红楼梦》。我国的友好邻邦，也在中国的全力支持下，排演了歌剧《红楼梦》。至于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个学科的规模。

我们可以说，每一部影视和戏剧作品的总导演，就是这部作品的总设计师，而那些文学顾问和艺术指导，则提供对小说本身和艺术创作规律方面的咨询。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总导演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而拍摄和排演，则需要各部门全体演职人员在总导演的统一调度指挥下，完成自己的一份工作。

以此类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总是有新的情况需要分析和处理，总是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上升为指导全局的理论论述。因此，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便是对基本规律的总结和阐述，也只能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好比是总导演，而那些整体性和局部的指导性的论述，就好比是导演阐述。那些专门的意识形态研究和宣传工作者，就好比那些红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基础上，咨询和采纳各种专业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总体性和阶段性的理解和阐述。这些理解和阐述，与具体的判断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因而，毋庸讳言，这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很多人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年，至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如毛泽东提出的那些论述一样，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个确实是符合部分事实的。这固然是领导人的理论兴趣和理论能力的差异的结果，更是因为就实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发展中，一些论述还没有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的阶段。但是，必须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是绝对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遵循这些，就不会犯大的全局性的错误；违背了这些，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

这就好比：不论是戏曲片，还是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因为严格遵循原著的基本精神，加上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充分调动和运用了当时的各种表现手段和方式，特别是结合了当时的主流的研究成果，以及将技术上的设备和手段最大程度地发挥，所以那些作品也都成了精品，甚至可以说是影视戏曲艺术的经典。而近两年播出的“新版红楼”，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网友称其为“红雷梦”，《人民日报》也在社论中专门提及，表达了批评性的意见。

这本身的是非，这里就不展开了。但这足以说明，违背了原著的精神，违背了大多数观众的理解，即便投资和技术条件比80年代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拍出的作品，一样不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而成为普遍谴责和嘲谑的对象。

今天，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能真正自觉践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结合时代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取得成绩，提高认识，赢得肯定；而如果背离了那些宗旨和原则，自作聪明地去搞什么“探索创新”，这样的行动，就会收到和“红雷梦”一样的结局。

为进一步说明，可以再做一个类比。

我们都知道，一个飞机制造厂，只有一个厂长，一个总设计师，一个总工艺师。整个企业的数千甚至上万名员工，都要服从这三个人的调度。但是，他们的地位，是要靠自己的业绩、资历和能力争取的。争取到那个位置，就要承担起那份责任。任何方案的研究、决策和落实，都要结合实际，不断检验和修正。要推出一个新机型，创新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个创新和实践的过程，是不能违背一些基本的原理的。而在提及某一型号的飞机的时候，我们都只会提这个工厂和总设计师的贡献，一般不会再提一下那些基本原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每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就是那个总经理、总设计师、总工艺师、总导演。各个地方的党组织，包括基层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但是，总体设计必须符合基本原理，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乃至最基层的实践，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统一到中央整体的规划和部署上，必须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和原则。当前，我们不特别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具有指导意义了。而是因为在新的时期的继承基础上，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总结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逐步滑向谷底。最可能的危机，其实未必是解体或者崩溃，而是表面上保持一个“主权有限，领土完整”的外壳，实际上却被锁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性地位上。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就需要中国完成一场“旧邦新命”的巨变。不同阶级、不同观念的志士仁人，都做出了探索和牺牲。但最终却是共产党领导整个人民完成了这样的使命。这是因为，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最基本的真理：真正决定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现实的庞然大物，而是那些暂时弱小，却代表着历史规律的力量。在中国，这个力量就是劳动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意义就在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在理论上说清楚了，为什么劳动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是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在形势的不断发展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进程，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完成对人民的组织和动员，使这个因松散而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成为真正的决定性的力量。

打个比喻，人民群众在某些大人物的眼里，事实上可以视作“无数个零”。共产党的意义就是：人民是若干个0，但共产党就是那个最前面的1，只要有坚定的信仰，这个1就会一直挺立；只要失去了这个信仰，这个1就会逐渐弯曲接近于0.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再进一步，有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个1后边的0会越来越多，最终压倒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近乎“无穷大”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那个“1”的论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那个关于怎样“增加0”的论述——如毛泽东所言：政治的本质，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对方的人搞得少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的与时俱进的落实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阶级、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迅速的发展。但是，这是为了使得那些0的前面多出若干23456789等。最终，这些多出的数字，自己是不可能做大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最前面的那个1不断进位升级，才能随着越做越大。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共同的富、共同的强”，邓小平所论述的“先富带后富”，以及“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一致，继承发展”的关系的真正内涵所在。

有些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对改革开放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分析。他们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利益集团，就是那些23456789，他们的观念中，都有自己认同的意识形态体系，规定了各自的1.他们会以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采取策略，努力将自己认同的1确定为整个社会的“顶层设计”。因此，改革开放有两种前景。

第一，就是某个最强势的集团，比如那个9，将自己的1确立为整个社会的顶层设计，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规定的1，这就是和平演变。当然，不同的立场，对和平演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第二，就是这些集团经过博弈折冲之后，使得这些23456789的能量对冲归零，共产党则可以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姿态，保持一个相对超然的执政地位。当然，这种“超然”的地位，也可以以吸纳各个集团的代表人物进入自己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各级的领导班子来实现。而且，这种“超然”也可以表现为各种时期的不同的侧重。这里就不需要展开了。

必须说明，这是一种模糊的认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曲解。最极端的解释是：“三个代表”，就是首先要代表掌握经济资源的群体的利益，然后代表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舆论思想的话语权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之后，捎带着代表一下普通工农大众的利益。其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一个思想体系。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西方陷入危机的正反两面的实践证明，即便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脱离了对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关切，想当然地进行什么思想、学术和文艺的创新，将经济发展的目的归结为投资者利润回报的最大化，最终，是不可能建设出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的。只有真正落实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出发点，才能使企业经营、文化艺术创新、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都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其实也是调动起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实现可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对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展开分析一下。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和精神实质，都是充分发挥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而要充分激发这种主观能动性，就要真正从解决每一个时期的最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出发，以突破瓶颈为主要抓手，在解决这些瓶颈制约的过程中，实现生产力的突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化建设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并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夺取政权，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确立起劳动人民作为主人翁的自觉，使得人民群众自愿贡献出了自己劳动的剩余价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有效整合了各种资源，建立起了具备相当水平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又是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激发全民创富的热情，激活各种机遇，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成为全球实体经济最理想的投资地。这样，才调动了外部资源注入中国，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性的制约因素——人均资源匮乏，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导致经济生活的血脉不畅，总是难以摆脱马鞍型震荡的困境。突破了这个瓶颈之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当之无愧地成为金融危机的愁云惨雾中的“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

反观生产力发展水平曾经远远领先于中国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由于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不能培养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主人翁的自觉，只能以所谓的“契约精神”、“竞争意识”促进最直接的残酷竞争中差距拉大，最后实际堵死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发展的空间。整个经济活动的目的，完全锁定在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为了赎买大多数社会成员，就只能依靠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获取超额的利润，才能拿出一部分用来维持一种全民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在资本的利润和赎买的需要的双重驱动下，整个经济生活实际进入了一个“资本运营”，实际是少数人操纵金融活动，以获取远超出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也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所谓“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实际就是透支经济发展潜力，制造金融泡沫。当这个泡沫破裂后，整个社会陷入了无望的危机之中——传统的经济危机，毕竟是在有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源错配的结果，所以经过一个硬着陆的过程，实际可以使资源得到一次新的比较合理的配置，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的活跃期；而本次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而言，是脱离了实体经济之后的金融泡沫破裂后的危机。所有人都清楚，应该重建实体经济，然后重新配置资源。但是，这却不符合大资本的根本利益。对美国金融资本而言，在美国重建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使金融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权重下降，这会直接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实际把持着美国，走上了利用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进一步转嫁自己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的问题，维持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并使美国金融资本的收益增大的“正确”方向。这个“正确”方向，实际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政治正确”所规制的唯一结果。这样的应对危机的策略，完全是一种以加大剂量注射毒品来解决吸毒造成的萎靡虚弱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在一时显示出“强壮兴奋”，但最终将会彻底断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切可能。

对比中国和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始终坚持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在实践中解决一个个制度性和基础性的瓶颈制约因素，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逐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中国虽然没有如西方那样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大多数中国人却是既有压力也有希望，整个社会是充满着各种机遇和活力的；反观西方，生产力水平本来远远高于中国，但基本价值取向却是资本收益最大化，最大多数劳动人民没有主人翁的自觉，只能是被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赎买的对象。表面上看，社会既繁荣又稳定，还显得比较“公平”。但一旦维持这个表象的金融泡沫破灭后，整个社会经济实际是看不到出路的。虽然如德国这样的实体经济比较强势的经济体，迄今为止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但是，因为无力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规定性，最后也将被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拖累下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三个代表”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关切点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一个真正的不竭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各种政策的一个先在的规定性。背离了这个先在的规定性，是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的，也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简而言之，在意识形态上认清这个关系，就会使中国真正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一条新路；放弃这个基本认识，就会使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陷入河干鱼烂的绝境。这不是危言耸听。只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记忆没有完全抹去，即便有了那样的绝境，中国人民也会产生新的核心和领袖，把历史扳回来。但是，这中间的代价，将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一致、继承发展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触及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究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什么，又发展了什么呢？

这就要先分析一下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如何理解和平崛起？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听风看雨通三统

第二节    正确理解改革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与基本思路的逐步清晰的过程吧。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从反对“两个凡是”， 在理论上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开始的。对这个问题，最准确全面的阐述，还是邓小平的一段讲话。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一个问题所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辟论述。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虽然有的是以导师和领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是，都是时代思想和实践经验的一总其成的结果，其形成和完善，最后被确立为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需要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的。这个过程，既需要广泛深入的讨论，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和深化。而且，对于思想理论，必须从体系上把握精神实质，用来指导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实践。究竟是遵循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在实践中落实、检验、丰富、深化对其精神实质的理解，还是寻章摘句，确立个人或者小团体的权威，意图达到个人或者小团体的目的，这既是一些人的立场的反映，也是其思想方法是否正确的表现。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当前有些媒体，试图以“纪念二十周年”的名义，宣传一种“改革方向”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尽管是“纪念小平同志”，但其论述的逻辑，其实是违背了小平同志的思想的精神实质的。实践已经证明，对于邓小平理论最准确最全面的概括，就是已经写入党章和宪法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就是在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改革开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开局阶段，把握历史机遇期，统筹全局，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正确的，三十年来的实践也是基本正确的。因此，试图突出甚至歪曲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具体论述，以达到某种宣传效果，或者突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几代中央领导人的差异，试图对当前的中央施加影响甚至压力，都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也是一种徒劳的做法。这里，就以小平论述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来进行一下说明。

我们要与时俱进地以小平指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来领会小平的思想。小平要求主要是防止“左”，是有特定含义的，也是有自己的背景和语境的。简言之，他要求警惕的“左”，是指一些人以僵硬刻板的阶级分析，在当时硬实力西强我弱的背景下，以“自保”心态而行面对面的意识形态斗争，否定和拒斥改革开放。这种“左”，既有思想认识的原因，也有利益的考虑。对后一种情况，我们也要正确理解。有些人是中共的骨干，有些是中共的最坚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上的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他们的利益和地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冲击，自然会反对改革开放。而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是苏联经改革开放而亡党亡国。对此，有些人提出自己关于“根本原因”的论述，以此拒斥改革开放，就理论而言，有其正确性；就实践论，有其合理性。

但在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深化扩大确实有发展到和平演变的危险；但僵化保守，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却只能是死路一条。作为核心，即在原则问题上，当党内意见有明显分歧时，要以自己的权威下最后决心，因而也要承担主要的历史责任的人，小平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生路，在当时不可能在认识上说服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更不可能想好所有风险和问题的应对方案。只能是“简单粗暴”地做出决断，然后在发展中，坚持基本原则，遇到什么问题，必须马上解决的，就就事论事地解决；暂时可以缓一下的，就缓一下。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是当时必须做出的决断。这个决断，直到今天也必须坚守。

客观地回顾历史，不论是对他的决断有疑虑的人，还是那些想着以他的只言片语为依据，把改革开放引向和平演变的人，都在二十年来的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今天一个下岗职工或者低保人口的生活水平，绝对高于二十年前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这说明，当年的决断是正确的。但是，是否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判断和论述，都适用于今天？而且，对这些判断和论述，究竟应该辩证地历史地，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实行，还是以某些只言片语为依据，利用自己大大小小的权限，行党同伐异之实，最后争取把改革开放引到和平演变的方向？或者因为一些具体的说法甚至个别字句，就认定小平丧失了基本立场和原则，进而把各种问题都归因于当年的决断，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我想，只要是真正站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是不难得出正确的认识的。

听风看雨通三统

第三节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

那么，回到全文开始列出的第五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系统的成果，既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的毛泽东思想，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为何这个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功的思想体系，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呢？

毛泽东曾经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最好的中国人，因为他是共产党人；也可以是最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是中国人。这集中说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其终极价值追求，都是为群体、为历史，而非为某种超验的原则负责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入世情怀”。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就是讲真正的君子人格，要体现在为现实的人服务，为现实的人负责的精神，而不是追求超验的彼岸的价值。

范仲淹的论述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就是：对自己切近的人，你要对他负责；自己眼前看不到的人，你又要为他操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鞠躬尽瘁，尽到了一个君子的本分。一个君子，做到了这一条，虽然一生是死而后已，但是，内心却是光明充实的。当这个君子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如王阳明那样坦然地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就会感受到一个儒家的君子与一个马列主义者内在追求的一致性。其哲学表述，就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此前的人们，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

觉醒的，具有历史主体性的人民，就是这个改变世界的主体。而他们的组织核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第二，        就是共有的辩证和通变的思想方法。

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场对人类文明进行脱胎换骨的解放和改造的革命。这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上不断坚定，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个地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采取灵活的手段，不断地将理想在现实中落实推进。也许，在每一代人看来，这都是一个“等待戈多”般的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落空的悲剧的循环。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社会主义等不来”。仅仅有期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只有经过不断地对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探索和落实，才能使理想逐步接近最终的实现。这就需要在坚定明确的终极理想的激励下的，面对现实做出的种种通变性的筹划与探索。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这种精神张力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面对现实的困难、危机和挑战，不要指望转移或者回避，而是要把这些看做是自己发展、进步和完善的动力所在。矛盾错综复杂，这就需要正确认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践中完成转化，通过解决矛盾实现发展和进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国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的结合，实现的思想方法的重大的飞跃。如此，现实的巨大困难和一次次失误、挫折，就不是西西弗斯式的抗争的不屈的循环，而是真正的进步的动力。

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来理解，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苏东剧变的严峻环境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中流砥柱，领导人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终争取到了重大的历史转机。即所谓的“1989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这是因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真正完成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精华——入世情怀与通变思维，这两种思想文化资源的成功对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一经成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的思想遗产，指导和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把危机转化为前进和完善自己的动力。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两论起家”的涵义。这也是对开头所列的第五个问题的回答。

听风看雨通三统

第四节    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

改革开放的历程与中国革命的历程一样，都是在社会矛盾无法调和，原有方式不能解决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条件恶劣，形势严峻，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薄弱，需要发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精神实质，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探索，积极回应最广大人民在实践中的意愿和要求，就会立稳根基，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和牢固坚实的基础，就可以在各种困难、挑战、失误中发展过来、坚持下来、成熟起来。如果违背这个基本原则，名为创新，实为向西方接轨，或者死守教条，名为坚持，实为保守，都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最深层内涵。

就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是一个原则的方向。在实践中，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三种思想倾向。它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定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这种根本认识的差异，决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私营经济和外国跨国资本，都具有剥削性，随时可能颠覆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但是，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必须扶植、发展的力量。所谓“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资本服务，调动其积极性，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这样，才能真正为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这个过程中，在思想上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三种思想分别是：资改派或曰接轨派；新民主主义回归派；社改派。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资改派或曰接轨派的逻辑脉络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充分说明：只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就是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体制和价值观的层面上逐步接轨的过程。其理想的路径，既可以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是英美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体和核心价值观，结合、借鉴、保留部分社会主义的成分。

这个理路，符合前面三十年的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在中国社会，由于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和思想遗产，使得这个方向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具备成功的现实条件。而今，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这种思想实际已经在中国社会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新民主主义回归派的基本逻辑脉络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是真正既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阶段性制度规划。因此，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就是全面回归到新民主主义。其内涵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劳动群众的支持下，以政权的力量掌控住国家经济命脉，然后允许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进入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这个思想，似乎是最符合“现实”的，也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想象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前，1949年制订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土地私人所有的制度。回归新民主主义，是否要重提这样的规定？如果土地重新私有化，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归根结底，新民主主义回归的主张，是没有适应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为何又要扶植和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呢？这就是第三种思想，即社改派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社改派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阶段性的策略性的调整。其客观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因为现实的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些思想活跃，而阅历有限的青年，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资本持有者也不安心、不甘心于这个框架下的地位，总是试图改变体制，同时又随时准备逃离，难以确立起长期发展的筹划。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完善和明确，才能解除各方疑虑的思想脉络。

经过充分的讨论，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内涵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是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的起点。不断完善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是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基础薄弱，水平较低，主要表现是要素制约无法突破，因此，这个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也是对人民缺乏说服力的。所以，就要调动资本、技术、经营和研发才能等要素的持有者的积极性。这就要允许甚至鼓励、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的核心内容。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制约基本解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越性越来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这说明，前面三十年，特别是十三大以来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实践是成功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矛盾逐渐凸显，所以，原有的阶段性核心的转变，也就必然要成为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个转变的方向，就是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明确一种认识：公平正义也是生产力，更是中国在新的阶段谋求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抓手。因此，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不能等，不能拖的一个核心。我们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及时纠正两极分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社会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要素持有者依然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但是，这些势力也具备了越来越强的改变基本制度的意愿和能力。因此，要让他们明确，在新的时期，他们其实可以得到更大的可持续的发展。但是，只有避免以自己的利益诉求压倒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追求，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能够把握住这个充满内在张力，既高度紧张又生机勃勃的局面，统筹全局，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的领导核心，只能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基础薄弱，发展不均衡，外部环境逼仄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必须有一个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坚定而清晰的信仰。这个信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个事业的核心的领导者，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传承的中央领导集体。有着共同基本立场的，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这个事业的基础，是共产党依靠、动员和组织的对象。

放弃现成的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能造成混乱和分裂。盲目照搬西方的什么“公民社会”“自组织”的模式，在现实中只能成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境外势力的代理人。对此，有任何的幻想，都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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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继承发展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

总结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思想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面对现实，忠于理想的。这句出于格瓦拉的名言，有着“真实”和“理想”的两个版本的解读，对应的是传说中的“真实”与“理想”的两个格瓦拉。但更多的人，愿意作出“理想主义”的解读，认为格瓦拉的“本意”，应该是指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对现实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这句话其实只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解：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最迫切的需要为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心，真正实现与人民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才能唤醒人战胜神的主体性。这才是对西西弗斯的精神的真正的落实。毛泽东的总结就是：共产党要始终保持领导地位，就要在每一个阶段都同时做到两点：第一，要在政治上引导群众进步；第二，要能给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提到“政治进步”，很多人会理解为“思想提高”，或者“解决组织问题”，还有人把这个作为“提拔重用”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代称。但是，真正的“政治进步”，其实体现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对于人生价值的认识与实践。

比之著名的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引用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白拉斯的论述，才是真正揭示了人生价值的本质：生命之灯因思想而点燃，而劳动则是把燃料加了进去。只有在思想上实现了对自身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价值的正确认知，才是真正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了，而不是只是生存、风光、享受过。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之所在。而这种认知形成和实践的主要方式，就是进行各种形式的创造新世界、新生活的劳动。

显而易见，因为人的主客观条件的差异，马斯洛的理论，其实很容易在现实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同地位的限定之下，使人进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偃”的“等级意识”的窠臼。或者，干脆进入“你值一千万，是因为你有一千万”的纯粹资本逻辑的“评价标准”。而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真正的平等缺乏一个人格认知的逻辑起点。而马克思的论述，其根本意义在于明确了一个基本原则：只要一个人投身于劳动，不论承担什么样的社会分工，在人性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创造历史，实现人性的价值的平等的主体。这就使得现实的人际关系，具备了一个超越庸俗的物化“价值”的区分，实现真正平等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脉络就是：为了消除对人的主体性的实践和认知的最大障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为这种私有制服务的上层建筑，必须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就在于：论证清楚了，这一目标为何必须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实现，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为何能够成功。

但是，在实践中，毕竟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进行论证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始终在私有制社会中占有主流地位的。包括大多数劳动人民在内的社会主体，都是受这些主流的思想的影响的。所以，马克思所阐述的思想，不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动地实现。这就需要一个坚强的，有着透彻的理论认识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以及强有力的组织体系的无产阶级政党，动员和组织人民，采取正确的策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列宁主义，就是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世界形势，以正确的指导思想，论证了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比较薄弱的社会，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先行者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将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实际是将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对接，总结出的在中国，进而在整个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方法和策略的思想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坦率地讲，在改革开放的前面三十年，中国对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合作为主的态度，只是在重大的核心原则问题上才有一些讲究策略的斗争。所以，似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适用于改革开放，或者说，一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再发挥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以及现实中对中国不断进行“巧实力”的围堵，中国实际到了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阶段。这个斗争的主力，只能是广大的第三世界；这个斗争的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而中国欲成功发挥这样的核心作用，就必须重新认真研究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对当前的实践的指导性作用。所以，如果在现在的形势下，面对着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是认识不到正确的指导思想的作用，就会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甚至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内在一致、继承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什么断代甚至“弃旧图新”的关系。

总而言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实践则是不断发展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前一代人的经验和记忆，可以成为后代的精神财富，却无法完全传承，更不是照搬下去就可以自动发挥作用的。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的进程中，只有不断在政治上引导群众进步，即唤醒劳动人民在新的形势下的主体性意识，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劳动人民得到现实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只有使人民得到看得见的现实的物质利益，共产党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领导人民实现创造历史的主体性。

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真正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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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如何理解和平崛起/发展？

称和平崛起，有火箭直升和旭日东升两个意思。再细化分析，前者的意思应该是指中国在积累了相当的能量和条件后，出现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如直升机起飞甚至是火箭发射一般；后者的意思，应该是如同太阳从地平线喷薄而出，虽然不很迅速，但却是气势磅礴，不可阻挡。再进一步，我们应该想到，这种旭日东升的过程，其实不是什么“太阳升起”，而是地球自转到了面向太阳的一面的自然的结果。对这个“崛起”的最精当的论述，就是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的高论。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一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两种情况，似乎都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

换一个说法，称和平发展，意即中国的复兴，是一个向前发展，也向上提升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失误、曲折和反复，但却同样是不可阻挡的磅礴向前的过程。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体量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个向前向上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和起动的过程。但一经起动，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之中断蹶倒的。因此，这种说法应该更合适一些。

其实，称崛起或者发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说清楚，为何中国可以摆脱富而必骄，强而必霸，盛极而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这里就需要明确，所谓的和平崛起/发展的内涵是：中国不以全面战争为制订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发点。这需要做到两点：

第一，能战方能言和。要有御敌于外，捍卫自己利益边疆的能力，使既有的大国、霸主不敢、不能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二，不搞新帝国主义。中国不以对外掠夺补足自己的发展需要，而是以合作共赢、互补互助的逻辑，推进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合作；中国不向外转嫁发展中产生的矛盾，而是以化解这些矛盾的过程，作为自己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机制。这样，中国就可以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

概括一下，和平发展/崛起的涵义是：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以和为贵，不卑不亢。对待大国、小国，都要区分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原则对抗与局部一时的利益分歧，然后采取灵活策略，以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为准则，妥善地、发展地化解分歧，搁置争议，实现共赢。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崛起，既是有思想基础的，又是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的。

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历史智慧，近代以来自身的遭遇和感受，使得中国很容易与一些国家达成共识和默契。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遇到矛盾既不回避也不转嫁，而是看做发展进步的动力和变革的机遇。这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所以，中国在思想上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

就历史回顾，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也是有一个辩证、动态的过程。

50年代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台海斗争；60年代和“文革”期间，则是援越抗美，研制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武器装备，以大三线建设完成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准备。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对国家安全的意义，毛泽东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意思是：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是要靠直接的军事斗争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和意志，才能得来的。

当中国即将跨入核武俱乐部的时候，也是外部对中国施加最严峻压力的时候。究竟要不要在困难的情况下，顶住压力，炸响那个争气弹，需要毛泽东做出最后的决定。毛泽东坦然地说：原子弹就是炸给人听的。既然是这样，那就不如早一点炸响。毛泽东真正把握住了关于核武器的国际斗争的本质：有了那个东西，一个国家就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博弈中的一流玩家了。在一个国家还没有最后掌握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对你施压聒噪，希望你不要成为那个一流玩家；但当你真正掌握，而且成功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之后，世界也就自然而然地认可你的大玩家的地位了。最终，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确保了中国的战略安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真正确定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的昂扬自信的精神面貌。

尽管在研制的过程中，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这个“特别工程”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一些短时间的困难。但是，只要成功，其战略回报，远远大于和超级大国之间打赢一场局部战争；而付出的成本，肯定是小于一场和超级大国的局部战争的。

80年代，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对西方合作引进，军工企业在国际市场创汇，面向国内市场转产，既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

90年代，以信息化为主要抓手，进行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形势，继续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

新世纪：全面收获成果，系统合成战力，以995工程为核心，广泛拉动全国产业升级，技术向民用领域外溢回馈，推动中国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合理化。

总结：以非本土作战保卫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最典型的是抗美援朝。如军旅作家何晓鲁所言：新中国什么都缺，唯一不缺乏的，就是建设新生活的信心和保卫新生活的勇气。一场“气多钢少”战胜了“钢多气少”的战争，真正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直接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彻底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而在新时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战略判断和策略筹划，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的保证，所以非但没有挤占经济建设的资源，反而为经济发展，产业布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作用。

今天，主要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军事斗争为手段，包括演习、观摩、访问、交流培训、护航、救援、装备的进出口、研发等，以围棋思维分析形势，规划战略斗争，赢得主动，争而不战，斗而不破，因势利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推动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终结在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中的，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势力，实现和平发展/崛起，带动“穷朋友”——本身有丰富资源，但发展落后，基础薄弱，是现有世界体系的被剥削者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最终为世界和平确立真正的万世之基，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内涵是：以保卫自己和平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为根本目的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与军队建设，事实成为中国崛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没有这些斗争和建设，就没有中国的崛起•发展可言；而如果不以保卫和平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为目标，这种斗争和建设，会如当年的苏联，今天的美国一样，使自己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最终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中国在现在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可以为军队建设提供更强大支持的情况下，更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崛起的基本政策不动摇。当然，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和落实，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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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怎样理解和谐社会？

因为和谐的本意，来自于音律，我们这里就以交响乐团、合唱团做譬喻。共产党好比总监、指挥，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好比各个乐器、声部，理论探索好比创作，革命好比组团和彩排，执政和建设就是演奏和诠释作品的过程。演出一旦开始，就不能轻易中止。只有各个乐器和声部都能各安其位，才能演出和谐的作品。但是，如同现实中的演出总会出现各种情况，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更是丰富多彩，千机百变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有随时发现不和谐因素，及时进行调整的能力。这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社会利益多元化，博弈随时发生。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社会和市场自动调节，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须善于使用综合手段，及时判断，有效处置，不断化解矛盾，直面新的矛盾，站稳立场，遵循正确的思想方法，使矛盾真正成为改革发展的动力。

简而言之，如汝信所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生机勃勃的社会。

那么，这个和谐的愿景，除了共产党这个组织基础，就思想文化基础而言，是以什么作为保证的呢？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回应全文开头所列的第六个、第七个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怎样理解其普世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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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

本章讨论开头所列的最后两个问题：

第六，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

把这两个问题列在一起，是因为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第一节    基本理论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以马学为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换一个说法，就是魂、根、术的关系。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指出了人的主体性实现的方向和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灵魂。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理想追求在现实实践中的不变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调动要素持有者的积极性，使之在“社会职能”实现的过程中，分得相当的利益，占有相当的权重。在前一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中，这是必须调动甚至倚重的力量；在新的形势下，这又是必须正视，长期共存的现实。所以，就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国际秩序，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的目标。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培养和分化出一批代言人。加之在院校和媒体的一些资源挹注，在整个社会，甚至共产党内部的相当级别的意识形态机构和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中，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可以取得相当的“强势地位”。这就是总书记所言的“西强我弱”的一个基本背景。因为这个背景会长期存在，所以“西强我弱”也将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必须长期正视的现实。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应当如何自处？共产党在面对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时，又应当如何确立自己的信心，以严肃的态度，灵活的方式，确立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最根本的应对之道，第一是要坚定信念；第二是不能操之过急，指望通过一两次全面的严肃的斗争，就能彻底解决问题。要明白，这是一个因其经济基础长期存在，也一定会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条件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身的艰巨复杂，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能力调动资本的积极性，但又要警惕和不断克服资本对共产党改旗易帜的诉求。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以严肃的思想斗争，在全体党员干部中，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实质。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资本势力面前，要做到和而不同，才能真正超越包容。

因为在08年春天，在北京听了著名的中医哲学家陆广莘先生的讲座，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时陆老的讲座，题目是：何为中医？中医何为？最后，陆老的结论是：中医的追求，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何以自处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化对自己对人类文明价值的自我认知。因为是在清华大学的地面上讲座，所以就化用清华大学的校训，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厚德载物，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超越包容。

需要注意的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确立的校训。梁启超先生有志于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完成文明的化和，为中国确立起真正的可以贡献于全人类的文化根基。结果，却在自己的思想学术的盛年，死于代表中国西医最高水平的协和医院的一次低级的医疗事故。而今，协和医学院却并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的吊诡，真的是一言难尽。

既然一言难尽，就先回到本文的主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以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做一个类比。

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实际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医必须坚持理方剂一体的根本要求，对西医实现和而不同，超越包容的关系建构。如此，才能体现其价值，发挥其作用。这是由中医和西医在文化层面上的根本不同的特质所决定的。

西医：找到并消除致病因素，或者对损伤等进行修复和代偿等机制的建立。实际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集中体现。

中医：将人体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看做一个阴阳调和的机体。当出现阴阳不调时，就要及时把握住整体来调和阴阳，建立新的阴阳调和的状态。这不是简单的复原，也不是简单地去除致病因素，而是以建立新的和谐为目标。这是多元共生基础上的和谐追求的集中体现。

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中医的核心价值，是可以对西医的思想和技术手段进行统摄的。而西医的核心价值，则不能对中医的理方剂进行统摄。所以，中医比西医更具有普遍适用性。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西医的手段，中医的思想也不能充分体现其效力。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西医更容易产生实际的效果。比如妇产科方面。再如静脉滴注，完全是西医的成果。但是，中医药却可以用这个手段，使自己的效用得到更直接的发挥。这就充分说明：中医对西医，只有充分吸收、理解，熟悉掌握，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实现对西医的超越包容。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中医对西医的统摄作用，不能做简单机械的理解。比如中医讲究“见好就收”。意思是：从一个角度切入，设计了一个调和阴阳的方案。当这个方案的效果达到七八成之后，就要及时停下这个方案，换一个角度，设计新的方案。这是只有中医才会有的大境界。这种大境界，完全可以统摄西医。但是，不能简单机械理解。比如恶性肿瘤的治疗，就要把适当条件下的手术作为一个方案。但是不能是手术切掉五分之四的肿瘤，保留五分之一，就转向别的方案。而是要把彻底的手术切除，以及必要的放化疗等，当作一个建立新的阴阳调和的手段，尽最大努力，但又不要幻想能解决全部问题，而是以一个更大的视野，设计和执行辅助和后续的方案。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见好就收”。最终的目的，是使患者在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阴阳调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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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确认识问题

在目前的视野下，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包括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时刻准备颠覆自己的阶级、阶层、集团，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握住历史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改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才能巩固执政地位，进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越来越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推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取得主导地位。这就是在现阶段实现最大程度的和谐。而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实际是在程恩富提出的“体用本”的关系的构建过程中，或者是甘阳所谓的“通三统”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免疫排斥”。比如，大家观感最强烈的党政权力部门和一些干部的腐败与特权问题，就是典型的体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前面已经分析过洋务运动失败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腐败加剧的情况。而如《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名著里表现的那些情况，则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品意识发达后的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家国伦理，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价值，是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这两种价值会发生冲突，引发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即裙带关系与人身依附，则会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负面，即唯利是图，发生对接。如此，则诚信守法，童叟无欺的商家，会被腐败官僚与奸商的利益共同体挤压，逐步失去发展空间。如果不能同流合污，实际上是难以为继的。所以，《金瓶梅》的主题，表面上是丧心病狂，实际是看不到正当出路和可持续发展前景之后的“末日心态”的反映。

而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原则，会与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发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集中一切资源办大事，同时调动各种资源要素持有者的积极性，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而言，既是放权的过程，也是可以在失去硬约束之后，上下其手，与一些资本持有者结合，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良机。

共产党的所有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复杂的利益和情感关系中的。在这样的机遇面前，单纯靠着意识形态自觉，是很难把持住的。这样，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即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面价值，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用的移植对接，非但不会马上成功，而且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另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以及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这三个主要的负面影响，却很容易迅速在“后门”完成“苟合”，生出一些“怪胎”。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怪胎”就彻底否定体制或者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是要有效克服这些问题，又能“带病发展”，尽快冲过这个危险期，完成一个健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因此，群众的监督是很有必要的。但事实上，群众不可能了解他们质疑的某些情况的全部的来龙去脉。在以经济建设的大干快上解决阶段性的主要矛盾的背景下，这些群众监督，包括共产党的纪检部门的监督，都要服从发展——实际在前一个时期，就是数量和体量的大干快上——这个硬道理。这势必导致群众监督和纪检部门的努力都大打折扣的结果。如此，一些干部会更加肆无忌惮。直到今天，一些人还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明顶暗抗，不愿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原因，就是前一个阶段的浑水，最利于他们渔利。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即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当前的改革？怎么认识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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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改革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础

共产党的核心生命力，其实在于她的意识形态。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消灭剥削阶级，使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主人翁。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的。这就好比一个手术切除某些被认定为溃烂坏死或者恶性膨胀的部分。但在现阶段，应该对此有一个细化的、阶段性的论述。

这个细化的、阶段性的论述就是：革命的最初的意义，是共产党取得主导权，使劳动者成为主人翁；中期的意义是完成社会的动员、组织，包括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和组织，完成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原始积累；长期的意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期和终极的意义，则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在实践中，这就好比要把一些已经切除的部分，移植生发，使之重新成为社会肌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但又必须时刻警惕和克服这些部分的恶性膨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概括——改革开放的本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基本内容。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使经济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向西方接轨，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背离了这个原则，偏离了方向，只能是亡党亡国的结局。

对于这种内在的张力，既不能无视其危险，也不能以简单的“操刀一割”来解决。而是要把这种内在张力，转化为自己改进的动力源泉。党既不能以破坏稳定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转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中医所体现的不断追求新的阴阳调和的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就应该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深化对于“两论起家”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使党在新的形势下，能够正确把握方向，并可以说服人民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继续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同时可以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带来的危机，构建一个并非通体光明，但却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局面。

进一步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发生剧烈的“移植免疫”性质的社会矛盾，也会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都受益的各个群体，出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道理很简单：所有吃到肉的，都既有理由感到不满，更希望再进一步，让自己垄断所有的肉。但是，掌握着操刀分肉的权力的共产党，却不可能满足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垄断所有肉的诉求。于是，各种抗议和游说，甚至讹诈与诅咒的对象，就是共产党了。只是，因为这些抗议、游说、讹诈、诅咒的声音，往往会因为立场的截然对立而互相对冲，所以在现实中，实际是威胁不到共产党的。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建立起新的共识，形成对本国人民和世界都有说服力的解说，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更大的范围内，整合更多的资源，调动更大的力量。那么，现有的因成就带来的新挑战和新矛盾，就不再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如此，这些矛盾就不会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反倒会使体制陷入僵化保守，甚至会因为一些成就而自满懈怠，最后导致亡党亡国。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一种中医式的思维来进行“顶层设计”，就是至关重要的了。而在新的形势下，把一些道理讲清楚，形成清晰的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通俗的理论论述，就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思想前提了。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重建并不断强化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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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从“三明治”到“肉夹馍”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有“三明治”的倾向。简言之，就是社会利益集团分成了三大块。

最顶层是党政干部，掌握着支配各种资源的主导权；中间一层是要素持有者和他们的代言人群体，既能够给党政干部带来方方面面的实惠，又和党政干部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很容易与之形成各种“共识”；第三层，也是最下面一层，既是共产党执政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也是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头疼和“累赘”的大多数。客观地讲，这个阶层确实缺乏在现实中给予干部实惠的能力，反而需要干部帮助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而他们和上面两层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

如果这个“三明治”趋向长期不能扭转，就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进而社会流动中断，出现社会断裂，最终发生社会动乱乃至于崩溃。因此，我们要努力把这个“三明治”向“汉堡包”或者“肉夹馍”的方向转化。也就是说，要重建和强化共产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要重新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的决定性的贡献，使各级干部在感情上明确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亲情”，也要明白，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的社会的矛盾运动，以及人民群众应对这些矛盾，解决问题中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以及他们对党的各项政策的信任、支持和及时反馈，是共产党真正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这是共产党进行探索和实践的正确方向和不竭力量的根本保障。脱离群众的意愿和智慧，不仅是感情上忘本，更是实践中走上错误的改革方向的开始。

也就是说，错误的改革方向，是把改革理解为一个“三明治”式的过程：把共产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切断，然后加进一个“新阶级•阶层”，共产党幻想着可以驾驭这个加进来的“异质成分”与自己的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并调动各种资源，实现社会发展。这样的思路，在实践中只能使共产党先是背离，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或者成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或者表面上建立了“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使共产党改旗易帜，蜕化为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具有对外依附性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这两种前景，最终的结局，都只能是亡党亡国。

正确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一个“汉堡包”或者“肉夹馍”式的过程：在保持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的前提下，在一些局部剖开原有的体系，然后完成对一些“异质成分”的生发移植，并保持体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社会既有求新求变的活力，又不至于被各种“移植免疫”折腾到亡党亡国，而是能够坚持住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正确方向，使党真正保持“我主沉浮”的主动性。

进而言之，错误的改革方向，是切开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体系，加进去一个异质成分。这只会导致机体的死亡；正确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一个剖开原有体系，移植生发一些成分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排异反应”性质的问题，但最终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入新的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能保持这个正确的改革方向的基础，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所在。当然，如前所述，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性的思想体系，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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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普世性价值的理解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毛泽东思想，其实是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高潮期，即战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的普世性价值。而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的普世性价值。这种普世性价值，体现在对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进步，争取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斗争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韬光养晦，其实是从大张旗鼓，到“卷旗不缴枪”，到觥筹交错心不醉，到最后对西方和资本主义超越包容的过程。这种超越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发达资本主义无解的痼疾的处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体现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价值、支持的能力、引领的作用。

也就是说，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体制具有先进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人口，超过了现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之西方的体制，更具有普世性价值。中国要成为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斗争的核心与主力。只有使这个世界得到公平发展，中国才能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合作共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中国的成功的故事，提炼为真正可以被世界理解的普世性价值。因此，现在是必须提出和推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的论述的成熟而且必要的时机了。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推介自己的普世性价值的过程，应该是遵循“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之道，同而不和”的原则，宁可慢一些，支付的成本多一些，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推行自己的“普世价值”的方式。那是典型的同而不和的“小人之道”。我们应该相信，一些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抱有善意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凭着一种宗教情怀在进行“布道”的事业的。但是，因为他们的“道”就是“小人之道”，所以必然最后落实为一个行霸道的过程。简单说，就是文攻武打，连哄带吓，强加于人。这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

这个“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的根本区别，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

中国的方式，应该是中医的方式。在帮助和启发其它国家的时候，应该以一种系统的思维，充分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鼓励对方以自己为主导本位，建立起一个符合自身情况的和谐状态，并且使对方在接受帮助和指导的过程中，也能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最后实现自己的可持续的发展和进步的机制。

而西方的方式，好比是一个人，觉得另一个人不大对头，就直接判断对方的心脏和血液出了问题。又自信自己的心脏和血液都是普世的。于是，就人造复制自己的血液，克隆自己的心脏。然后，不论对方是否情愿，是否能够承受，就强行放倒麻翻，给对方换上自己人造复制的血液，移植自己克隆的心脏。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换血移植之后，这个人死于感染或者移植免疫，那就是对方的问题，自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论在利比里亚、海地、菲律宾等克隆自己的制度，还是对苏联东欧进行和平演变，实际都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西方那样的繁荣进步，而且如今西方自己的“繁荣进步”的形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但是，西方主流社会舆论，至今也不愿或者无力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不是一代人的态度的傲慢，而是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的集中体现。

因此，中国真正推广的普世性价值，不是具体的体制和观念，而是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道。这个君子之道，是在近二百年来，中国文明从巅峰落入谷底，又从谷底经过奋斗抗争，逐渐回到新的世界之巅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便只是对中国而言，也只具有阶段性的价值。但是，它的建立和实践的过程，体现出的价值追求和文明底蕴，却是真正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的正确理解。

为了说明前述的一以贯之的精神的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实践的过程，这里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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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红旗渠精神

第一个，就是著名的红旗渠。如果是70后的朋友，可以自己搜一下相关的纪录片，了解一下情况。另外，CCTV10的“百家讲坛”，也有通俗生动的讲述。这里就不多言了。

需要注意的是，漳河是在山西省的。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后来的农业部长陶鲁笳，在抗日战争阶段曾经任太行五地委书记，机关就在林县。经历过当年的武装斗争的老共产党人，都清楚一个道理：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很可能一天都坚持不下来。所以，陶鲁笳是对林县人民有着特殊的血肉联系的深情的。因此，林县可以仅凭着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秘书长戴苏里的一个“巴掌宽的纸条”和县委书记杨贵在大年初一的一个长途电话，就说服了陶鲁笳，就得到了支持。

可以说，没有陶鲁笳的渊源，没有那一代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可能有把山西省的漳河水引到河南省的林县的机会。没有林县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就不可能有“十万大军战太行”的壮举。没有红旗渠精神的普遍启发性意义，也不会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背景下，仍然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因此，红旗渠精神的概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这种精神，是近千年来人与命运的抗争，意志与岩石的较量的积淀的结果。是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使人民群众的这种信念和能量得到了凝聚和升华。

这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81人牺牲，108人伤残。从60年代初到今天，从林县到林州市，从当年的十万大军战太行，到改革开放后的十万大军出太行，到90年代的十万大军富太行，一直到新世纪的十万大军美太行。当地的党员干部，始终带头体现着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核心价值：哪怕是处在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也不等不靠，不贪不怨，而是以一代一代的不懈的奋斗，改造山河，追求美好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就是大垴村党支部书记许存山。当80年代初，许存山从西藏部队复员回乡后，被委以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财务有三枚硬币，九分钱的资产，却有一万八千余元的债务。作为全县海拔最高的村，不通水电路，温饱不能解决。面对这样的困境，许存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写下了励志诗：人生若许年，壮志立肝胆。心怀人民苦，誓把大山搬。

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大垴村通电通路，解决了吃水，实现了温饱。但是，还没有实现富裕的目标。但是，许存山却豪情满怀：
“我就认准了一条真理：在人世间不相信奇迹会发生的人，他永远不会创造出奇迹来。有红旗渠的精神，还没有我们干不出来的事业和不配我们享有的东西。红旗渠精神，就是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低头”。

歌曲《我的祖国》的第二段歌词是：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红旗渠是林县人民唤醒沉睡的高山，让河流改道的伟大成就。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是共产党唤醒和凝聚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性，改变了人民的精神面貌。于是，就实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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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重庆探索

第二个，就是如今颇多争议的重庆探索。

本人认为，重庆探索的基本取向，实际是为中国的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新模式进行一个先行先试的试验。其基本精神，就是通盘运筹各种要素，在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前提下，进行具体的模式的新探索，最后解决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些新的“惰性因素”，实现改革开放的新突破。为方便进行分析，这里先将重庆的探索的对内和对外方面分别分析一下。

重庆探索的对内的基本经验就是：唱红打黑，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三进三同，重建干群关系，改变作风，倾听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了这样的精气神，就有了思想基础。重庆的具体做法，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于“运动”和“形式主义”的疑虑。对此，应该怎么认识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唱读讲传活动的“形式主义”的疑虑。

第一，如前所述，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基本逻辑是：无论对内对外的武装斗争，社会革命，还是现在的经济建设，都是实现共产党的理想的不同阶段的手段和方式。这是一个天然就带有进取性的政治体制。人民之所以选择它，支持它，说明它对自己理想的阐述，对自己历史使命的定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人一时不理解，并不应该成为它放弃这种使命和定位的理由。

第二，唱红是一个比较醒目的说法，或曰也是一种“形式”。其实质是用进步的、积极的文化成果武装人的思想，调动起人的精神状态，唤醒很多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心中已经沉睡的那些宗旨和原则。最后的落脚点，不是唱读讲传，而是以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生活的实际中去。中央实际是充分肯定了这个做法的意义。

第三，应该理解那些自己的记忆中有着前三十年和最近三十年的对比的中老年人对那些红歌的感情。那里有他们青春的记忆，更重要的是，那里包含的是对共产党的宗旨、原则，以及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的呼唤。没有几个人幻想只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政策，那个理想的社会就会马上实现，现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会立即消失。但是，只要他们在唱，在怀旧，其实就是在向共产党提出一种委婉的批评和监督。各种各样来自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是共产党避免精神懈怠，蜕化变质的最强大的力量源泉。因此，他们的那些歌唱是很有意义的。而重庆把这样基层干部群众的歌唱，搬上了上星卫视的屏幕。没有人认为那些歌唱的艺术水平有多高。但重庆市委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地方的一级组织，特别是它的主要领导，愿意鼓励人民群众，基层党员干部，用共产党的宗旨、原则、优良传统来监督、要求自己。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欢迎和肯定这种态度。这不是奴性，也不是落后，而是一种最先进的、最积极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所以，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实际是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确立起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探索的思想基础。称重庆的“唱红”为“形式主义”，不排除一些人是出于善意的疑虑，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利用了善良的人们的疑虑，实际是希望否定“唱读讲传”，使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些事情，进而否定重庆进行的探索的思想基础，使重庆的探索夭折。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打黑”的“运动式”地破坏“程序正义”，伤害“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社会新阶层”的“疑虑”。

我们应该明确两点认识。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共产党的领导的加强和改善，最终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成败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和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接轨为标准。重庆的打黑，既是整顿社会秩序，建设平安重庆，也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畸形的产业结构，建设良好的投资创富的环境。只要实现了这个效果，重庆的打黑就有先在的合理性。那种以什么“程序正义”来批判“运动式打黑”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民而言莫名其妙的逻辑。

第二，如果细究一下本质，一些人对所谓的“程序正义”的执着，才是真正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实质，通俗地讲，就是“扯着大旗作虎皮”。意谓高举一个先在的政治正确的旗号，在大轰大嗡之中，形成一种舆论一律的氛围，然后夹带进个人和小集团的各种意图，不容人们对这种大轰大嗡背后的意图提出质疑，最后使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能够“稀里糊涂”地实现。在重庆的打黑的过程中，如果吹毛求疵地，甚至以讼棍的逻辑，去挑一些毛病，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是本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合法的辩护活动，而是以西方的“程序正义”的观念来约束中国的政法机构的活动，则是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如此，则越是强调“程序正义”，越是犯下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本质就是把“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先是包装成全社会的“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的政治正确，然后把这当作一根棍子，只要最后的判决结果不符合自己的“辩护意见”，就一概称之为“黑打”，最后通过彻底否定重庆的打黑，确立起“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在全社会的“权威”，最终建立起一个美国式的“法治社会”。这样的“法治社会理想国”的图景，实际是少数人私心自用，不论终极目标还是具体手段，都是对真正的法治社会精神的背离，也必将在全社会造成对“法治社会”的负面认知。包括某“著名前律师”的案件在内的，2011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几个案件，在“法律人职业共同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出现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就是这种社会公众的负面认知的集中体现。与其把这说成是“僵化保守势力”对人民群众“洗脑”造成的“悲哀”，还不如说成是“法律人职业共同体”背离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基本价值观，也背离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结果。

所以，称重庆的打黑为“运动式”的“黑打”，完全是一些人的自说自话。事实上，很多人确实是对重庆的“唱红”有疑虑，而对打黑，哪怕真的是“运动式”的，也是拍手称快的。为什么会如此，真正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智叟”们。

综上所述，评价重庆探索的成败，根本标准，应该是重庆的探索，是否在重庆实现了“三个有利于”，进而为中国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了成功的先行先试的探索。重庆近几年经济建设的直观的硬指标，是有目共睹的。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成就。具体的数字和重庆城乡群众的感受，这里就不胪列了。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其基本模式的意义。而要分析这个意义，最有力的一个切入点，其实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重庆人的一个疑虑，即重庆的现在的发展势头，是不是可持续的？进而言之，重庆的这些成就，究竟是有着特殊的人脉背景的“熙奇组合”创造的一个个例，还是一个可以对全国的下一步改革发展起到全局性的先行先试作用的探索？这就需要展开一个大的分析视野了。

抚今追昔，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中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下一个阶段，应该进入工业化借助信息化，实现升级的阶段了。但是，比之在中国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几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资源条件，其实是最差的。已经成为历史传奇的苏联和即将成为历史传奇的美国，是凭着自己的资源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当然，对于主体民族而言，这两个国家的资源条件的确立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污点。而欧洲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靠着殖民掠夺获得了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并转嫁了自己的社会危机。比较后发的德国和日本等，最后也是搭了便车，有效地利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统筹运作的资源，实现了工业化。

比之这些先发展的经济体，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源条件，其实是很恶劣的。这就使得新中国真正开始进行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建设之后，始终面临一个基本的制约因素：人均资源匮乏，导致发展速度受到很大限制。基本就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这个“统/放”的对象，实际就是各地区各部门大干快上的冲动。不能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快速发展的比较均衡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只要一放开这个积极性，允许各地区各部门大干快上，就会使得有限的资源不敷使用。一次次发生的具体过程，就是大家以你追我赶开始，但最后大家各自占用了有限的资源。结果，就是大家一起被迫下马，全国经历一个马鞍型震荡。这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基本模式。每次危机之后，基本的硬着陆调整方式，就是全国规模的“关停并转”。这样的波动，基本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其实，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也经历了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其最高潮，就是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所谓“国内小气候”，基本的经济动因就在于此。

可见，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先在规定下，能够有效利用外部资源，补足自己的人均资源的需求，最后真正完成工业化。因此，前面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二十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新阶段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就确定为：主打并强化中国的比较优势，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这个体系中吸引外资，调动内部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国内外的资源，最终解决在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物流体系建设方面的欠账，完成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靠着中国自己的资源条件，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的那“最后一公里”。事实证明，这个基本战略思路是成功的。中国确实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为了制造全球实体经济的成本洼地，最大限度地吸收国际的资金和市场两大资源，中国确实制造了巨大的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干部与群众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近二十年以来的种种令人气结困惑的现象，其实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基本战略思路上。

比如，那个以“铁心肠、铁算盘、铁手腕砸‘三铁’”的国有企业改制运动，实际就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甩包袱，进而压低劳动力成本，且盘活国企存量资源的过程。对国企困境直接责任最小的普通的国企干部职工，却直接承受了最大的成本，甚至发生了一些惨剧。

再比如，导致现在很多人，特别是80后的巨大不满的房地产资本利益集团做大，一定程度上挟持了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是金融政策的决策，就是当年将房地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的决策。制定这个产业政策的基本考虑，既是因为这个产业进入的技术和资本门槛都比较低，上下游拉动的产业链条也很长，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基本条件，可以最快见到成效。而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则是通过激活房地产业，带动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对于物流仓储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从纯粹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策。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同时也是使中国突破了物流体系的瓶颈制约的一个高质量的增长过程。但是，这个战略的负面效应，其实全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一个辩证的、历史的认识，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能因此否定基本路线，也不能视而不见，或者“顺其自然”，使中国彻底被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锁定在“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的地位，进而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处于对西方跨国资本的依附地位，甚至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被中国买办性质的资本雇佣的“技术官僚执政集团”。若果如此，则中国的社会动乱和体制崩溃、人民苦难，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顿挫和灾难。反之，如果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作为中国探索改革发展的新模式的主要抓手，就可以在实践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迎来改革发展的新的高潮。中央在新的形势下，正视这些问题，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而重庆的探索，则是这个战略思想的生动实践。

关于“五个重庆”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已经有许多群众的评述和方家的分析，这里就不去狗尾续貂了。这里主要分析一下重庆探索的对外方面。

我认为，重庆市以地票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运作，结合海外投资，在非洲买地种粮食，是需要深入挖掘的重庆探索的核心经验。其精神实质就是：通盘考虑，统筹自身和外部资源，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发展成果本地人民共享，本地与合作对象共享。当然，如前所述，重庆这些探索的一个前提，是唱红打黑。对此，温铁军教授有精辟的论述：不打黑，就不能由比较健康的资本力量有效盘活各种资源；不唱红，就没有一个积极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不能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为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一切既得利益的调整都是天然合理的。没有这样一个精神状态，就无法真正解放思想，破除某些主流意识中新的“两个凡是”，开拓出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简言之，重庆经验的核心，就是畅通工程使土地升值，招商引资实现价值。而土地整治，集约置换，以地票交易的金融运作，使农民得实惠，并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把这些实惠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商机的投资。政府不仅提供一些培训和政策，而且实实在在地投入了配套的资金支持。为了使得这些资金能够保值增值，政府实际由此锁定了为普通市民转化来的中小投资者服务的“利益结构绑定”。最终，使得以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的科学的政绩观，成为真正实打实的党政干部的激励机制。而政府投入的来源，则是以八大投为核心的，市政府可以直接支配的“第三财政”，实现土地升值收益公有。

起码大多数重庆的城乡群众，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得到了实惠的，因而也是坚决拥护的。大家的疑虑在于，这个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是否对全国都有先行先试的意义？这就需要结合其对外部分来认识了。
重庆探索的对外部分，就是在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领导者人脉资源的支持下，进行对外投资，特别是盘活非洲土地资源，既使非洲当地受益受惠，也保证了粮食安全。

重庆市的党政一把手，被市民亲切称为“熙奇组合”。应该承认，这两位都是有着特殊的人脉资源的。但这些资源不是他们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毛泽东时代“输出革命”和新时期的浦东开发、中非合作在内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只是这些资源陆续发挥作用的操作者。

如前所述，为了完成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归根结底是为了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化的体系中，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过程不仅在中国制造了相当大的不和谐，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巨大社会问题。用李昌平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搞得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失业了”。这个“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既包括其它经济体的蓝领和部分白领，也包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老大哥”。因此，中国前一个阶段的改革发展的模式，既在本国难以持续，在国际上也遭遇了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质疑。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强。这些都要求中国必须做出转变。就国际战略而言，前一个阶段是强调“韬光养晦”，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新的阶段，则要强调“有所作为”，但不是某些人理解的确立中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带领和代表发展中世界，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实现所有国家立足自身实际的自主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共享。

在上述的背景下，就可以理解：如果没有整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保障，如果不遵循新时期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正确路线，重庆的自身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但如果真正落实这个正确路线，就可以成为中国发展改革的模式调整的一个成功探索。衡量这个探索是否成功，更核心的标准，不是投资的收益率，而是是否实现了重庆与投资地的共赢共享。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重庆市民和全国的老百姓，对这一点没有什么感受，甚至基本不关注，所以才会对重庆的做法既肯定又疑虑。而欲在实践中解除疑虑，则需要重庆自己正确的实践，更需要把这些实践的基本精神，推广提升为整个国家的清晰的发展战略。换言之，如果不能成为全国的先行先试的成功探索，则重庆这几年的基本经验就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能够得到中央的肯定，总结提炼为新形势下的基本的国家战略，则重庆乃至全国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反复强调“314部署”的深意所在。

所谓“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星火燎原式的根据地建设，还是后来的大庆、大寨等典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建设，都是经过探索和及时正确的总结，最终使得一个点的突破与成长，为整个国家的革命、建设和发展，发挥了前沿探索的作用。这些个点，也都在其对全局的作用实现之后，逐步退出了举国关注，全党争议的焦点的地位。我们可以确信，重庆也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论，其实那些关于重庆探索的争议和焦虑，恰恰从反面和侧面证明了重庆探索的全局性意义。

总而言之，重庆的探索，代表的是中国在既有的，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也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的矛盾的原有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在坚持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对改革发展的模式进行调整的探索。这个具有全局性的先行先试的实践的成败，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国内而言，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与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的资本的力量之间，究竟是共产党驾驭资本，还是资本最后挟持雇佣还保留着共产党的名号的“专业技术官僚集团”，或者干脆让共产党改旗易帜，就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改革模式的调整能否成功；就国际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结果，究竟是可以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根本的改变，实现全球的公平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公平分享，还是让中国被锁定在对西方大资本集团的依附性地位，使中国人民被动地承担西方社会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成本，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向何处去，也关系到发达国家能否获得变革转型的真正强大的压力和动力，取得真正的变革转型的成功，而非喊一些有心无力的口号。因此，我们应该给予重庆的探索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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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余论

不知不觉已近九万字，却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只能先告一段落了。通篇的结论就是：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不善于吸收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不能盘活各种资源的，不论是君子还是圣贤，都做不成事情；而如果没有君子的精神特质，也就没有了“善假于物”的主体。即便一时有些成就，最后却可能在学习引进的过程中，彻底失去主体性。

中国文化传统中就有民胞物与、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的文明情怀与执着信念。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这种核心价值，使得在当时通讯交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中国能以一个广土众民的体量，傲然屹立于世界。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文明全面落后，彻底沦陷的危机，也被激发出了学习、抗争与超越的血性与韧性。最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文明的化和，国运的逆转。在为新生国家的生存权和完成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奋斗和斗争的过程中，这个民族有耻且格，穷且益坚。一时的贫弱落后，并没有熄灭其对整个世界的道义自信心和文明责任感，而是体现出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在新时期，中国不仅以坚定的斗争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核心利益，更以历史的大智慧，完成了和平发展/崛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就是核心，就是君子；对今天的世界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将挑战和矛盾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的中国，就是可以引领整个人类走进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的君子。

而今，只有以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为大视野，将自己的核心历史经验讲述为新的普世性价值，才能使中国以新的问题和挑战为动力，实现新阶段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这个新的普世性价值，需要分几个层面来理解。

就核心价值观的层面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的，所有社会成员在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意义上的平等，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的终极价值的逻辑起点，辅之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精英群体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责任伦理本位，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思想方法的层面论，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通变思想作为基本的方法论的指导，以中医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为和平发展时代的包容性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实现社会的生机勃勃的和谐发展。

就具体的体制和方法的层面，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思想以及部分制度建设的成果，以结合自身实际，符合自己的需要为取舍和调整的标准，在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

就实现这个普世性价值的方式论，不是如西方那样强加于人，而是以自己成功的实践，吸引其它国家主动研究交流，然后鼓励各个国家都能结合自身的实际，落实上述的基本精神，最后服务于各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内容，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理论内涵及其普世性价值的简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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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一：正确认识、冷静分析以“北京共识”为核心的，对于中国故事的叙述。

    首先，对于华盛顿共识，这些叙述毕竟是一种“相对正确”的论述。
   
其次，因为视野、角度和思想基础的差异，这些叙述还是有相当的局限性。
   
最后，我们现在尤其要警惕“另类捧杀”。不能排除有些人，利用中国急于获得话语权的心理，表面上高度肯定中国的经验，实际是要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在中国自己的系统的正面论述还没有提出的时候，就提出一套“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传统出发，逐步实现向西方接轨”的模式，在国际上垄断对中国经验进行解说的话语权；在中国内部，则引导舆论和学界，把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引导到威权资本主义。其核心价值，还是中国向西方接轨。只是接轨的过程与方式，不同于华盛顿共识鼓吹的“政经一步到位”的休克式“改革”，而是由威权资本主义而“好的市场经济”，实质是由执掌威权的阶层寻机化公为私，实现寡头垄断的宪政资本主义模式。

这个模式一旦实现，中国的社会分裂、国家解体、人民苦难是必然的。即便不能成功误导中国，只要掌握了诠释中国经验的话语权，也可以堵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路径。道理很简单：既然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取代美国，现在又是美国人解释了中国经验的实质，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继续认美国作带头大哥，以制衡这个赶超者的势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认一个新的带头大哥呢？如此，中国将在国际上继续作为一个被恐惧和孤立的对象，而非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斗争的领导者存在。这样，中国将无法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被锁定在美国的跟班的地位。不论一时可以得多少实惠，最终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

作为“北京共识”范式内的“中国故事”的袖珍先行者的新加坡，近两年积极呼吁美国重返东南亚，得到一些在经济上实际对中国具有依赖性的国家的响应，这不是一句“脑残”或者“混蛋”就可以解释的。中国没有能够说清楚自己与美国的根本不同，没有讲清楚自己和平崛起•发展的实质所在，那些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高度敏感，又实际上“器小易盈”的国家，有那样的表现是再正常不过的。

需要声明，我很尊重那些国家。我认为，面对现实，我们应该反思自己，为何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和中国建立起了远比和美国更紧密的关系，却表现得既不仗义，又很愚蠢？作为有志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导者的大国，中国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述，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与其指责某些国家，还不如以那些国家的行为作为自己反省提高的契机，做出有针对性的改进。这才是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的实质。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实现厚德载物，超越包容。今天，中国仍处在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机遇期，与前一个阶段需要“闷声发大财”的情况，已经有了重大变化。适应新的形势，在务实和务虚两个方面都做出调整，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所以，现在尤其要注意掌握好在和西方交往，特别是和一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亲切交流时的，“觥筹交错心不醉”这个原则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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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二：正确认识中国和苏联东欧改革的基本经验教训。

自苏联解体以来，某些人越来越喜欢重复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言下之意，中国也将走上苏联的道路。当然，这些人未必希望中国也亡党亡国，但总归是鼓吹，或者担忧，中国将走上苏联那样的道路。他们的事实依据和理论分析，其实基本是一致的。当然，立场是截然对立的。但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在蓬勃发展，越来越成熟完善，越来越体现出其优越性和普世性价值。这中间的历史过程，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可以做出各种总结。这里，本人愿意提出一个更“冷峻”的纯粹经济的视角的分析。

苏联的结局，根本还是经济问题。本质上，还是本国人口有限，商业经验严重缺乏。靠着全世界所有大国中最雄厚的资源条件，在斯大林时代以强行军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在赫鲁晓夫时代完成了以核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大跃进。但是，在这之后，因为内需市场空间有限，国际市场又被西方封锁，使得苏联的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不能外溢到民用领域，只能靠着军事实力挟持整个东欧搞起了经互会的盘子。

客观而言，那些东欧国家，其实也都是商业经验严重不足的，只是因为距离西方更近，有地缘优势，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首先承接了西方的一些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高于苏联。到了被整合进经互会的盘子，非但没有享受到苏联的技术外溢的成果，反而被苏联笨拙而蛮横地安排了各自的“国际主义任务”。结果，反倒被苏联拖累得生活匮乏。

于是，在有二战记忆的一代人老去后，新一代对国家安全和主义的观念淡漠，而要求现实生活的丰富和个人价值的彰显。比之西方当时的情况，苏联东欧的体制确实需要改革了。这时，西方一方面压低石油价格，使苏联以资源出口创汇的能力下降，高福利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加紧意识形态攻势，把人民生活的单调定义为“数量匮乏”，进而把这种“匮乏”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体制和文化的原因。最后就是忽悠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群：只要在制度上和西方接轨，就可以过上和西方一样丰富自由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党即便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也只能引起包括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极端反感。这就是那个时期，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改革共识”。因此，不是什么少数人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苏联东欧人民，包括大多数党员干部一起兴高采烈地埋葬了那个制度。

对中国而言，完全是另一个情况。简单地说，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只要自己保持清醒头脑，站稳立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控制力非但不会减损，反而只能补强进而实现倍增。所以，中国一旦被和平演变，真的就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本来，中国是有望赶在苏联前面被演变的。但是，因为那场风波，党内高层的接轨资改派被彻底边缘化。一些人正在懊恼，却看到了苏联亡党亡国以后的惨状。在这之后，中国的主体骨干人群，不可能再被西方忽悠过去了。这就是小平对那场风波的“早来比迟来要好”的论断的深意所在。

在小平南巡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春潮涌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延续到现在，其本质是以“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进行的发展和探索的过程。所以，中国二十年以来的改革，不论按照纯粹的社会主义，还是按照纯粹的资本主义，都谈不到“逐步完善”，但是，却是充满活力的。不仅为国际资本势力，也为本国的大多数人，都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发展机遇。除了一些脑子比较轴的左派和右派都不满意，大多数中国改革的参与者，包括中国的劳动者和外国的资本，都是有了很大的收益的。因此，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以及大多数党员干部而言，其实不很关心什么“顶层设计”，而都很关心在这个“最操蛋的实用主义的发展”中，自己有什么财富机会。对那些大声疾呼“顶层设计”的大忽悠，真正最反感的其实是这些人。

总之，只要正确认识中国和苏东改革的根本不同，就会明确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努力的方向，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不可能让任何一个群体完全满意。但是，绝大多数有决定性意义的群体，会自觉维护这个体制。而且，这个体制不可能有什么完备、明确的制度体系。它的最主要的实践中的价值，恰恰就是不完备、不明确。这样，才可以避免僵化，始终充满活力和机遇。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感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那一代人实现了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基础建设；经历“文革”后，那一代人中的幸存者，以邓小平为核心，推动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在那场风波中，那些“老家伙”以集体的意志，使自己在残酷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使中国人民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

这个历史的进程，应该可以在今天得到一个理直气壮地阐释。这样，就可以在中国人民中建立起最广泛的共识。只要是希望中国繁荣富强的，只要是不希望中国遭遇比之苏联亡党亡国还要惨烈的巨变的中国人，都会认同这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