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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社会阴暗调查报告最终版	男人帮	呆鹅 2012-9-4	19 143	本拉风 2012-9-13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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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惠特沃思对美国制造业的调查报告: gordon 2017-6-4 09:53; 随着万国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美国的创新成了那里夺目的风景，英国议会派遣著名的制造商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和教育家乔治 · 沃利斯（ George Wallis ）来了解他们所说的“美国制造体系”。他们总结出美国进步的关键在于“在工厂运转中盛行的普遍智慧”。沃利斯归结于“发明创造的处理权”以及“公立学校体制注重全民教育”。山姆·科尔特（Sam Colt）在伦敦开枪械厂的时候常常谩骂美国人的机械学（后来这个厂关掉了）。乔治 · 沃利斯向众议院提出的关于十九世纪美国工人的特别报告中有所论述：“……美国的劳动者顺速变成熟练工匠；他一旦精通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在他精通全部业务以前，他是决不会满足的。单是干好一种机械操作，不会使自己和雇主满意。他很想去干点原定任务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必须学会所有的东西。让他学习他那个行业的第二种手艺，来作为他已精通第一种手艺的奖励，这样一直学到底，如果可以说他会达到目的的话。身心方面不停的活动，改进他自己那部分工作的渴望，那些有创造才能的人，为了自身利益和往上爬，已经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和机械上的问题，这些事实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对他有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可以这样说，至少在新英格兰各州没有一个有一般能力的工人不想在制造方面，在机械上有所发明或改进。…… 　　　　“……这样通晓一种行业里两三个部门的工作，或甚至一个人从事好几种行业，也不会像可能设想的那样对系统分工有很大的妨碍。在大多数情况下，改换职业只是在方便的时期进行的，或者是为了使工人摆脱始终干着一种工作的无聊状况。……然而，这种违反细分工经济规律的作法，虽然在其它方面很成功，但却有一种缺点。这对非常熟练的手艺和惊人的准确性是不利的，这种手艺和准确性总是同工人经常注意和作一种工作有关联。这一点在美国大多数的制造品上常常可以看得很清楚。” 　　　　-------------------------------------------------------------------------------- 　　　　　　工人可能把劳动过程分成若干部分，但是他永远不会自愿地把自己变成终身的局部工人。这是由资本家来作的事情，对资本家来说，既然从第一步（分解）上可以得到很大好处，从第二步（在工人当中进行细分）上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他没有理由不是既采取第一步也采取第二步。第一步只是把劳动过程分开，第二步再把工人分开，这对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由于资本家在打破作为由工人控制的一种过程的工艺时，又重新把它组成为由他自己控制的一种过程，这就尤其如此。现在，资本家能够在双重意义上计算他的好处，不仅在生产效率上有好处，而且在管理控制上也有好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非常有害的东西，就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东西。* 　　　　 **************************************************************************** 　　当时美国的生产，就跟我们现在配钥匙一样，可以复制一模一样的。蒸汽动力、标准化生产 **************************************************************************** 英国是专业分工，羊吃人美国可不是，美国是 “一专多能”; 48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对日战略轰炸效果: gordon 2016-12-6 16:32; 对日本的空中攻击美国对于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计划一直到末期，都有必须登陆日本本土才能解决战斗的判断。为了在登陆前摧毁日本可能的战争机器，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是必要的。从1944年11月开始，马里亚纳起飞的美军远距离轰炸机为主的轰炸为美军对日攻击的主要手段。登陆日本之前，美军实施的轰炸计划主要是为了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削弱日本面对美军登陆日本本土的抵抗意志，所以美军采取了非常猛烈的轰炸。美军是让日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陷入混乱，这是美军的基本目标。之后因为1945年11月美军准备对日本九州地区进行登陆，所以摧毁日本武装兵力抵抗的能力被作为了美军对日战略轰炸的重点。也就是对飞机制造厂、兵器及电子制造厂、炼油厂、军需仓库等的轰炸。飞机制造厂轰炸机在30000英尺高空投弹的时候，炸弹的命中率非常差，只有10%以下的炸弹才能命中预定目标。在此期间日本的飞机制造厂以及主要的引擎工厂都是美军的主要攻击目标，美军认为如果摧毁了这些目标可以影响战争的走向甚至战争的结局。日本那时候才开始对上述工厂进行强制搬迁工作，过去因为太平洋战场战局不断恶化，日军需要更多的战机以弥补损失，所以没有提前搬迁工厂。但是搬迁工厂需要大量的地下隧道和疏散建筑物，还有铁路运力的支持。所以到了1944年中期，日军的各个飞机制造厂因为特种金属不足以及轰炸的影响，飞机引擎生产数量急转直下。城市 1945年3月9日，B-29轰炸机的轰炸方法得到了根本性的改正，在夜间平均7000英尺的高度对日本主要的4大城市进行轰炸。日军的夜间战斗机和对空武器当时十分缺少，所以这个计划十分可行。燃烧弹取代了过去美军使用的高爆炸弹，而且低空轰炸使美军的炸弹搭载量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轰炸东京美军共投下1667吨炸弹，预定空袭目标几乎完全被摧毁。东京人口最密集的区域的15平方公里被完全烧毁，这种大规模的空袭令日本人震惊。美军对其他日本主要城市的空袭强度也不比这个差。2天后名古屋遭到了空袭，2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完全破坏。从3月9开始的10日间美军共出动轰炸机1595架次对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投下了9373吨炸弹，这些城市中共有31平方公里的区域被破坏，日军拦截机共损失22架。这是美军使用燃烧弹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战果的最好证明。工业及军事目标之后，对日本工业以及军事目标的目视攻击也展开了。4月中，美军在夜间对航道，港口之类的地方投放水雷的计划被扩大。合集104000吨的炸弹被投在了 66个城市，14150吨被投在了航空，制造厂，另外10600吨被投在了炼油厂，4708吨被投在了武器制造厂，3500吨被投在其他各种工业目标上，8115吨被投在了用于支援冲绳防御作战的日军机场以及水上机基地，还有12054个水雷被美军投放。 1945年3月9日以后的轰炸高度，无论是昼间攻击还是夜间攻击都变成了低空。对于低空飞行的美军来说，引擎的负荷被减轻，炸弹携带量被提高，飞行中的事故也被减少，轰炸的精度得到了显著提高，高度20000英尺以下的昼间攻击，命中率为35~40%。每月的炸弹投掷量，3月是15800吨，7月到了42700吨。如果战争没有结束的话，计划将在冲绳展开的美军第8航空队每月将对日本投下115000吨炸弹。盟军航母舰载机对日本投下的6740吨炸弹中的四分之三被投到了机场，军舰上。日军当时的幸存舰艇因为燃料不足，出动已经不可能。航母舰载机低空攻击的精度极高。1945年7月在美军对青函联络船的攻击中，全部12艘联络船，钢铁船17艘，小型船149艘被击沉。 ********************************************************************** 我并不是吃饱了撑的，研究这个。而是分析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异同。实际上用燃烧弹轰炸这个主意是日本人最早搞的，被美国人学去了而已。中国和日本一样都受到类似的轰炸。例如著名的重庆大轰炸; 20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昭和制钢所业务课关于满人主食品价格上涨及其对策的调查报告（转） ...: gordon 2016-6-23 06:35; 昭和制钢所业务课关于满人主食品价格上涨及其对策的调查报告 1935.9.10 ［前略］占满人［中国人］劳动者生活费最重要部分的食品，自昭和9年春季以来，价格逐渐上涨，到本年愈益明显，特别是满人的主食品——高粱、大豆、面粉等上涨最甚。例如：高粱比昭和6年上涨3.9倍，比昭和7年也上涨2.3倍。另一方面，从我社满人职工的收入来看，由于银价上涨，熟练工人增加和增薪（包括津贴和赏票等），收入逐步有所增加，但其增加比率远未达到上述食品的上涨比率。因此，最近满人的实际工资显著下降。满人每月收入和食品价格的实际变动趋势如附表第一表所载，现在将这一情况再简单摘录对照如下：根据上表来看，食品价格上涨和满人收入增加的差额，昭和10年4月总平均是，食品高出50%。这一情况再从同期的高粱价格上涨率和满人工资上涨率的比较来看，则高粱的上涨率比雇员收入高出213%，比常工收入高出169%，比计件工收入高出238%。根据昭和3年度的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社华工的普通月收入最高为20日元，常工约为15日元；其支出的食费，每月最高9日元，最低为3.30日元，一般是4.50日元（每天是0.15日元），约相当于普通月收入的30%。当时高粱每斗价格不过是1.30日元，所以每天0.15日元的食费相当于1.15升高粱。然而，昭和10年8月末我社劳务系的高粱售价每斗已是2.50日元，故每日1.15升折合0.288日元。另一方面，现在普通工（常工）的每日平均收入约为0.60日元，假设要购买和昭和3年当时同样数量的食品，实际上就必须支出每日收入的48%（一般常工每日收入是0.50日元左右，所以食费约为收入的58%）。以昭和5年我社聚乐庄收容者的生活调查和近来的情况比较，也可得到大致相同的结果。把它和日本内地贫民生活费中食费所占比率55%相比，也足以推测出现在满人生活内部情况的一斑。现在为了说明满人职工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如将其工资收入换算为当时的高粱数量，则如附表第二表所示。可见，最近日工的每日收入已经暴落到相当于1.5升高粱的程度。这样一来，如进入冬季，则这些劳动者终将不能过着劳动者应有的生活，单是维持生存也必将是困难的。 3.伙食办伙方法是约以20人为一单位，组成自办伙食团体，没有特别包伙者（注：聚乐庄所居住的大部分是单身工人，携眷工人极少）。 4.其他固定支出聚乐庄居住者每月支付1角5分洗澡费，每月缴纳1角作为相互救济费，所谓相互救济费，是他们自己的医疗机关维持费，目前已有相当的结余款，计划在最近的将来再办得完备一些。 ***************************************************************************** 啥解决办法，就是吃食堂饭，大集体。注：老大们应该有这个报告，满铁调查部，都是咱的人。; 2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载】同治回乱的原因: 热度 29 duanjian 2015-5-16 15:20; 写过《三门峡后传》的网友maojica现在正在写《百年沧桑话东干》，其中有一段分析了回汉冲突的原因，写的不错，鉴古可以知今。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c1f540102vk0h.html 为弄清楚“同治回乱”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治和学术空气还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西北大学历史系马长寿先生曾经专门对此进行过基础性研究。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马先生和他的弟子走访了陕西、甘肃、宁夏的十多个县，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多次社会调查，又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完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的文稿（以下简称《调查记录》），原汁原味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回忆、文字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随后政治风向骤变，这份书稿因而被搁置起来，一放就是三十多年。时光冉冉，沧海桑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书中的受访对象连同作者本人均已作古，其中记述的历史遗迹大多数也再难寻踪迹，《调查记录》才得以重见天日。直到今天，《调查记录》仍是我们了解那场历史大灾难的第一手资料。从《调查记录》反映的情况看，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到了清中叶的嘉道时期，中土回、汉两族的成见已形成了相当深的积怨，按当时一位八十四岁的汉族贫农张玉秀的说法，就是“零零碎碎的事积得久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渗透在两大族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具体表现归纳起来，大致就是以下两类：首先，以族群为单位，相互恶性争夺土地、水、市场等自然和社会资源，也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最核心利益。任何社会都存在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良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本无可厚非。但以族群为单位，以宗教或宗法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争抢资源，只会造成社会的割裂。举个例子：前文说过，回民在商业流通领域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为了争抢市场，临潼雨金镇集市的汉人不准回民来本镇赶集。回民便另辟新集，很快将汉人集市比了下去；汉人为了繁荣自己的市场，便设法把所有的粮行都集中到雨金镇，并从临潼县府买回设立粮行的“权帖”（经营许可证），强行将回民集市的粮食买卖权抢走；又派出汉人无赖在回民集市杀猪。又例如，当时渭南孝义镇东北门外通往华州道路的“地税”（过路费）是由蒲城商人承担的，为了打压回民商人，汉族商人缴纳之后，便禁止回民商人通行，回商无法，只能在田埂上行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更厉害，也是更要命的，是回、汉族群双方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宗教/礼教观念的相互冲突。一方面，汉人对回民的冲突，典型地体现对回民猪禁忌文化的轻视上。很多回、汉受访对象都不约而同地谈到，由于回民忌猪，而汉人无此禁忌，便常有汉人以此侮辱回民，如用猪肉触碰回民的衣衿，或在回民开设的集市杀猪。后来光绪年间，渭南县长尹长龄捉到一个刀客（土匪），见是回民，便在其头上套了个猪尿脬。刀客说：我不怕杀，只怕此法；尹说：此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同治年间渭南整治回回的办法。可见此类现象相当普遍。反过来，回民对汉人的冲突，则典型地体现在回民对汉人礼教观念，特别是男女问题的轻视上。例如社戏是汉人传统娱乐活动，吸引不少回民观看，由于宗教禁忌，回民女性是不会在这一类场合抛头露面的，看戏的回民都是男子。常有回民男子趁机聚众呼哨，调戏捉弄女演员或女观众，以为平常事，汉人则视为大不敬，往往引发冲突；社戏结束后，又常有回民以宗教习俗为由，拒绝分摊演出费用，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最后演变成汉人拒绝回民看戏，甚至看见有回民看戏就哄走甚至殴打。这一现象回、汉两族的回忆也是一致的，可做相互验证，故所言当不虚。这些鸡零狗碎的矛盾，看似微不足道，但针对的是双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问题，双方都无法退让，所以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安以东渭河沿岸的几个州县，由于回民人口数量庞大，回、汉又都有习武传统，因此械斗之风最盛，偶有冲突便上演全武行。开始还只是拳脚棍棒，到了咸丰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数千人的大混战，甚至动用火器，今天你做初一，明天我做十五，杀人，报复，反报复，反反报复，仇恨越积越深。起初，回汉乡绅还能做做和事老，出面协调一下（还记得羊头会怎么协调的吗），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到后来，不要说让乡绅们出面维稳，他们自己都一个个卷进冲突里来了，事到如此，中土特有的民间协调机制基本上失去了效果，只能走法律途径打官司。与清廷能够在新疆和甘、青地区比较公正地处理涉民涉教问题不同，在中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和价值观大碰撞中，官府表现出了明显的偏袒，回民输多赢少，可谓四处碰壁，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官府“左汉右回”。当时有个叫张集馨的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陕西地方官，他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大实话：“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原因倒也很简单：中土是官本位社会，所谓朝里有人好办事，而汉人官吏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占比，均大大高于回民，这注定了回民不可能像汉人那样与官府建立足够的人脉，官府不能像新疆和甘、青“回部”那样，与各民族、各教派保持相对超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土，只要公权力一介入，回民几乎没有赢的机会。于是问题来了：当官好处多多，但回、汉对待科举入仕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有两个例子尤其典型：首先，回民久居中土，清代一贯将他们与汉人一视同仁，按理说，回民举子的比例应该和汉人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学者做过统计，有清一代，文、武进士总计共约3.6万人，刨掉1900名八旗进士（说白了就是照顾对象），还有约3.4万人；这些人当中，能够确定身份的回族文、武进士只有244 名，仅占总数的0.7%，如果再刨掉武进士，回民群体读书考取功名的人数简直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前文说过，仅陕西一省，清代巅峰时期便有约200万回民，占了全省总人口的1/3，但清代陕西回族进士仅有43人，仅占同期陕西进士总人数1043人的0.0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更为蹊跷的是，有日本学者对《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清代主要传记进行了汇总分析，发现整个清代，明确记载身份为穆斯林的官员士绅，只有哈国兴和萨龙光两个人，其它的穆斯林官员士绅，都在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例如“刺马案”的主角，两江总督马新贻：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曾提到马新贻是穆斯林，一些民间野史也指马家“世为天方教”，但无论在他的传记、墓志铭、还是在他家乡的县志中，均没有关于他出身穆斯林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这条路，穆斯林族群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与汉人一样，他们同样知道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选择，同样对这条路充满了憧憬；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在伊斯兰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模式下，一旦考取了功名，进入了体制内，就必然面临“皇帝和真主谁说了算”的两难选择。穆斯林传统势力自视“杂居三教之间，濡染流俗，同化是俱，兢兢保守，惟恐不及”，不愿意遵从皇权；而大多数入仕的回族学子，在现实面前只能、也必须选择忠于皇权。关于教权和皇权的纠结，我们再举一个具体案例。清代民间有“凡以回籍服官者，存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吃肉，不能辞也”的传言，虽然传言本身荒诞不值一驳，细细考究起原委却很有趣。原来满族久居苦寒之地，对高热食品需求大，因此嗜食肥猪肉，而且是生肥猪肉：朝鲜使臣曾经记载说，满族人将生冷肥猪肉，甚至冷猪油作为款待贵客的招牌菜，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满清入关后，这道叫“肉盘子”的大餐也带进了关内，出现在皇家宴席的菜单里。赴宴的汉族高官虽然吃不惯，但捏着鼻子还是能勉强下咽的，往往偷偷藏一小包盐于袖中，用以佐餐，囫囵了事；真正苦的是那些回族高官——吃吧，有违宗教传统；不吃，惹恼了皇帝老儿不是闹着玩的，现世报可比得罪真主来得快多了。所以绝大多数回族官员选择了“吃”，保守势力因此将他们视作另类，将他们蔑称为“官到五品就反教”。所以选择走入仕出将通道的穆斯林，要么被贴上标签摈弃在穆斯林族群之外，要么选择隐藏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满、汉官员融为一体。这样一来，选择科举入仕的穆斯林就更少了。可能有人要问了：为啥明代穆斯林就没有这样的纠结？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穆斯林群体在宗教意识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明代穆斯林群体并不认为“忠君”和“忠主”是什么矛盾，而清代中叶以后，穆斯林族群“认主归一”意识得到了明显强化，这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只能在皇帝和真主两者之中选择后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皇权的庇护，放弃整个族群的上升通道，放弃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更有利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从而将整个族群置于中土社会非主流的位置，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穆斯林群体中不乏优秀个体，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显得如此被动。顺便说一句， “皇帝和真主”的两难选择，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换了一个马甲，成为了“政权和教权”的两难选择。当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宗教，而是金钱以及经济利益关系，这样一来，宗教教权就必然地失去了之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让位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土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社会精英，在鸦片战争以后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过，上世纪初，穆斯林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中曾自我剖析说，穆斯林群体中曾经出现过“争教不争国”的思潮，也就是教法重于国法，宗教重于国家的思潮。这番评论，可以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上世纪穆斯林群体面对“教”与“国”时的那种彷徨与迷失。在中土，“教”与“国”的迷失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十九世纪末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别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中土百姓救亡意识空前高涨，自强运动成为主流时，穆斯林族群仍有一些人持“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的酱油党思潮，与中土社会风起云涌的强国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导致了不少批评。抗日名将吉鸿昌是一位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者，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曾挂着写有“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自豪地行走在美国的街头。1933年，吉鸿昌收复多伦之后，召集当地穆斯林到清真寺开会，说：“回民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保教不保国’，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只顾着自己。” 这恰可以与回族内部“争教不争国”的自醒相互呼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十九世纪开始，另一个更为可怕的幽灵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上空，这个幽灵的名字叫世俗主义。关于世俗主义可以写一大本书，这里单说它的由来及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神权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跌落，原本寄附在教廷、教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摆脱了宗教控制，再经过基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金钱关系为纽带的重新解构，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俗主义。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世俗主义是神学的掘墓人。正因为世俗主义对神学具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宗教界自然视世俗化为洪水猛兽。早在伽利略、布鲁诺时代，神权与科学主义就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宗教一步步败下阵来，如同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一样，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升，基督教被机器大生产所击败，最终如同《圣经》中的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所说的那样，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宗教已经回到了现代社会中它该所处的位置上。于工业革命诞生在基督教世界（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基督教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孵化器，这个是大话题，此处不赘），所以基督教世界率先实现了宗教和世俗关系的重新定义；但是在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同样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伊斯兰世界，经济基础的转变比较迟缓，上层建筑的转变自然也相对滞后，因此世俗与宗教仍然是一个让广大穆斯林纠结的的两难选择。直到今天，这个纠结仍然在不少地区存在，由例如在新疆的某些地区，穆斯林家长不愿意让小孩进公办学校上学读书，理由之一就是进学堂读书会影响小孩念经做“五功”，所以宁可将子女送去非法的地下讲经点。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进行于伊斯兰世界，而且扩散到了许多世俗化国家，此处不赘。偏偏中土儒家文明又是世界主要文明当中最为世俗化的一个。儒学是入世的思想，是高度世俗化的哲学，只关心当下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不关心，甚至忽视宗教中所关注的彼岸世界（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因为儒家思想与宗教没有交集，才使得几千年来，中土很少出现宗教纷争或者宗教战争（还记得苏四十三吗？）。所以从总体而言，中土的社会氛围对宗教是很不感冒的，也就不理解、不接受宗教挂帅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一来，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碰撞就难以避免。所以，一言以蔽之，回、汉两大族群的矛盾，表面上是由于争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而引发的，例如“地畔相争”、采矿权争夺、市场争夺，等等，实际上则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这是前文提到的汉人内部的土客械斗与回汉冲突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回、汉冲突的残酷性与难以调和性。 * * * * * 那么，教权与政权，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能不能找到相互协调的道路呢？从历史经验看，教权让位于政权，宗教退出世俗舞台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是不存在相互妥协的空间的，只有壮士断腕一条道路可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被列强瓜分，面临亡国的危险。与中国一样，当时的土耳其涌现出许多救亡思潮，例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都兰主义，等等，这些救亡运动与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颇有些相似，希望在不改变伊斯兰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开展自救，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一群土耳其军官认识到，基督教世界之所以能够以炫目的工业文明征服世界，自身也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而愈发世俗化，与其宗教改革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掌握政权后，凯末尔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运动，先后废除了素丹和哈里发制，宣布伊斯兰教不再为土耳其国教，废除伊斯兰教法对土耳其司法体系的干预，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重新修订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强化民族主义色彩，淡化阿拉伯、伊斯兰色彩，甚至废弃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记录土耳其语，等等。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土耳其从此摆脱了封建落后，走向现代化。今天，除了中东的几个油霸，的土耳其堪称伊斯兰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当然凯末尔主义也不是没有缺点，一个很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当初矫枉过正，太过全盘西化，摒弃了伊斯兰文明当中一些合理的、优秀的成分。所以近些年，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回归思潮，这大可以看做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合理改良。当然，仍然有不少人在孜孜探寻在伊斯兰框架内实现现代化。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伊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统治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喊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试图在东方（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找到属于伊斯兰的第三条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建立非君主制的立宪政府，但宪政的确立并非通过人民，而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应当说，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近40年，这条道路总体保证了伊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由于伊朗与国际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外部压力也是促使伊朗国内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一旦“解严”之后，伊朗的第三条道路究竟能否走通，最终还要待日后国际形势缓和，伊朗回归正常国际舞台以后才能见分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所以，中土伊斯兰文明和儒家世俗文明，就这样无可选择地走到了历史的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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