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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二八事变后，“铃木大拙” 对中国的访问: gordon 2017-3-29 05:33; 内容提要：铃木大拙是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学者。1934年他曾经来过中国，并在上海短暂停留。本文考察了铃木在上海期间的活动，分别介绍了他在上海与王一亭、鲁迅见面的的情况，以及参观公大纱厂的情形。由于这一次是铃木专程来华调查中国佛教现状，因此他的行踪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许多当年的遗址与事件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一些人物也被人们遗忘，现在笔者试图恢复过去的场景，还原过去的情况，就是想说明我们应该去认真的对待已有历史，通过实地考察，再现历史也是佛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这里笔者只是作了一些尝试而已。作者邢东风，1959年生，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铃木大拙（1870—1966）是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学者。在他90多年的生涯中，以其丰富的经历和大量的著作与许多国家发生过交涉，产生过世界性影响，因此被称为“世界的禅者”。在这位世界性人物的生平经历和精神世界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与中国的关系。说到铃木与中国的关系，恐怕人们首先会想到1980—90年代他的著作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对于多少了解禅宗史研究的人来说，也许还会想到他与胡适的交往。其实铃木大拙与中国的关系远不限于这些，且不说他的精神世界——即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有许多与中国难分难解的成分，仅就他的经历来说，他生前曾经两次到中国访问，其中第一次是在1918年，第二次是在1934年。至于他在其他场合与中国人的接触，也不仅仅限于胡适。大致可以说，铃木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他对中国的兴趣及其和中国的接触，比起有的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来也未必逊色多少。然而遗憾的是，相关的资料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于是人们很难了解他与中国交涉的具体情况；在海外，此类资料虽有相对较多的保存，可是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岁月流逝，铃木大拙与中国交往的一幕幕经历，大多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残存的记忆仅仅是一些碎片而已。　　为了弄清铃木大拙与中国接触的情况，笔者近年来断断续续地搜集中日两国保存的相关资料，并结合铃木访华遗迹的实地追踪调查，试图尽可能将他的访华经历加以复原。目前主要关注的目标是铃木1934年的访华经历。铃木此行是一次专门性的佛教之旅，为的是调查当时中国佛教的现状，而且他是抱着对中国佛教的希望以及对中国友好的态度而来。在这次访问中，他在中国各地走访了许多著名的寺院和相关场所，会见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学术界以及政界的许多重要人物。这次访问既使他对中国佛教获得了具体的了解，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激发了他对佛教问题的思考。此外，通过他的这次访问，还给后人保留了当时中国佛教的许多记忆，由于这些记忆在中国已经踪迹难寻，于是也就显得更加珍贵。总之，通过对铃木此次访华的经历进行追踪调查，尽可能弄清他当时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何等人物，有过怎样的接触，相关人物、地点、机构的背景资料，造访地点的遗迹状况，等等，既可以了解他与中国接触的具体过程，又可以再现已经失去记忆的当初中国佛教的某些场景，因此很有意义。　　由于铃木此次访华走访的地方较多，本文只限于考察他在上海访问的情况。至于铃木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则容另文介绍。　　铃木大拙1934年的中国之行是在当年的5、6月间。当时访问的行程大致如下: 　　5月4日，上午11时从神户出发。　　5月7—10日，访问上海。　　5月11—13日，访问杭州。　　5月17日，自上海前往宁波。　　5月18—25日，访问宁波。　　5月26日，返回上海。　　5月28、29日，访问苏州。　　6月1—5日，访问南京。途中于6月4日访问镇江。　　6月8—15日，访问北京。　　6月16、17日，乘火车自北京至天津，再乘船至大连，然后至沈阳。　　6月18、19日，访问沈阳。　　6月20—25日，取道朝鲜返回日本京都。① 　　铃木当时是乘船从神户到上海。在乘船的场合，即使在现代也需要大约两天时间，所以铃木到达上海的日期应为5月6日。到达后的第二天，他便开始了在上海的访问。根据桐田清秀教授的研究，铃木大拙在上海的访问行程如下: 　　5月7日访问王一亭。　　5月9日参拜玉佛寺。　　5月10日会见鲁迅。② 　　桐田教授的记载比旧版《铃木大拙全集》中铃木年谱③的相关记载详细具体，但还是比较简略。实际上，根据铃木大拙访问上海期间拍摄的照片，可以了解他在上海活动的更多情况。具体如下: 　　5月7日访问王一亭　　公大第一厂事务所　　江湾一带　　5月9日访问玉佛寺　　5月10日会见鲁迅　　新公园　　上海神社　　上列记录中没有5月8日的行程，因为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他这一天活动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这一天他也在上海。 ********************************************************************* 　　铃木到上海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7日，首先访问了王一亭。　　王一亭（1867—1938），本名震，字一亭，号梅花馆主、海云楼主，中年以后自号白龙山人，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画家、佛教居士。少年时因家境贫寒，到上海裱画店作学徒，后来在钱庄工作，1896年任日资日清轮船公司总代理，1907年与他人合作创办面粉厂、电器公司、轮船公司、银行等，长期从事工商业、兼营金融和船运，曾两次担任上海总商会主席，在船运、金融和工商业界颇具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与陈其美、沈漫云等人积极参与上海起义，后任沪军都督府交通部长、商务总长等职务。袁世凯称帝时，资助二次革命，支持讨袁，为此而遭通缉。早年学画，曾得徐小仓指点，又师从任伯年，与吴昌硕相友善，二人过从甚密，又在上海创办美术学校。擅画人物、花鸟、走兽、山水等，尤其长于佛像，其作品不仅流传国内，且在日本深受喜爱。因受母亲影响而虔信佛教，为近代上海著名大居士，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居士林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等职。一生乐善好施，积极从事慈善、赈灾事业，先后创办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等10多所慈善机构，并担任全国和上海的多种慈善机构的领导职务。此外，由于种种因缘，王一亭与日本关系甚深，曾多次组织中日书画家互访和举办展览， 1931年4月作为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团长率领张大千等艺术家访问日本，引起轰动。 1923年 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王一亭义卖书画救赈日本灾民，日本人称其为“王菩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据上海，日方试图迫使王一亭出任伪职，但他拒不合作，毅然出走香港，不久病逝。　　铃木访问王一亭的地点是在王的府邸梓园。梓园原名宜园，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进士周金然购筑，乾隆年间为乔光烈所有，同治八年（1869）郁熙绳买下，改名借园。清末民初，郁家衰落，王一亭与郁家后代郁钟麟私交甚笃，以高价买下占地10亩的郁家花园住宅，因园内有古梓树，改名梓园。如今梓园门楼还在，上面的“梓园”两个篆字为吴昌硕所书。1922年，王一亭曾在这里接待到上海访问的爱因斯坦夫妇，梓园由此而闻名。1923年，日本天皇特派建筑师到上海，在梓园内为王一亭建造日式楼房。　　铃木访问梓园时留下了３幅照片。照片中的人物除王一亭和铃木大拙以外，还有其他人员，他们中既有铃木访问团成员的藤井静宣、中村戒仙、高畠眉山，也有日本佛教住上海别院的僧人，如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伊藤正侗（妙心寺上海别院），还有公大纱厂各分厂的人员，如福长永太郎（公大一厂）、河村浩逸（公大二厂）、丰福伊太郎（公大三厂），此外还有中国人何耀光④。何耀光的身份目前尚不清楚，日方人员除了铃木访问团成员以外，则是住上海的工业界和佛教界人士。从照片背景可以看出梓园当年草木繁茂、山石嶙峋的一角，以及局部建筑的面貌。照片下面的注文称王一亭为“王大人”，由此也可看出铃木大拙对王一亭的敬重。　　铃木大拙访问王一亭的具体经纬如今已不得其详，但王一亭身为商人和佛教大居士，不仅在上海佛教界中举足轻重，而且与日本有着广泛密切的关系，这种身份对于铃木来说自然就很重要，于是他成为铃木此行的第一位访问对象。根据铃木大拙在《支那佛教印象记》里附加的“写真细说”，他是通过公大纱厂（钟纺）的帮助而得以会见王一亭的，会见时谈到由于武藤山治的倡议而有此次中国佛教访问，王一亭深有同感，同时沉入对武藤的回想，并对与自己同年的武藤的去世惋惜不已 ⑤。另外，铃木大拙在“写真细说”中还提到，由于王一亭的介绍，他后来在杭州灵隐寺得以会见褚民谊（时任行政院秘书长）⑥。又据斋藤利助的记述，由于王一亭的帮助，铃木得以会见中国各地主要佛寺的住持和僧侣⑦。根据这些记载不难想见，王一亭是与日资企业关系甚深的上海工商界巨头，武藤山治生前是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简称“钟纺”）的社长，二人很可能早已相识，而且铃木大拙访问王一亭时有钟纺在上海的分支企业公大一、二、三厂的人员陪同，由于这样的关系，铃木在到达上海后得以顺利地访问了王一亭；由于王一亭是著名的佛教大居士，在上海及各地的佛教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于是通过王一亭的介绍，铃木一行得以继续接下来的访问活动。　　此次铃木大拙对王一亭的访问，很可能并非二人初次会见，至少他们在1925年有过见面的机会。1925年10—11月，王一亭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的成员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在那次访问期间，中方团长太虚法师曾接受许多日本著名佛教学者的访谈，当时参加访谈的日方学者中就有铃木大拙，假如当时中方代表也列席参加的话，那么铃木与王一亭很可能曾在这一场合相遇。另外，此次陪同铃木大拙来访的藤井静宣，也可以算得上王一亭的老相识，他在1925年的东亚佛教大会期间曾经接待王一亭等中国访问团成员，会议结束之后，又陪同中方一行游访日本各地，1927年6月在上海又曾专程到王一亭的府邸进行访问⑧，以后又于1928—1931年间在中国留学三年，其间与上海佛教居士林关系密切⑨，因而也有和王一亭接触的可能。　　铃木当年到访过的梓园，位于今上海市乔家路113号。笔者于2008年2月到此查访，看到园中残存的建筑。现存建筑有门楼、主楼、佛阁、大堂等。门楼为二层建筑，上层原为客厅，下层为拱形通道；主楼为多棱角形二层建筑，系当年日皇派人建造，现有10余户人家杂居楼内；佛阁也是二层建筑，上层为亭子形；大堂为平房，据说为第二会客室。梓园的建筑大多还在，但因年久失修，加上后来的增建改筑，所以显得陈旧破烂，而且整个院落变得拥挤狭窄。原来的花园早已不在，花园的位置现为上海市起重安装队的厂房。　　铃木访问的第二站是“公大第一厂事务所”。这个公大第一厂，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海公大纱厂。该厂建于1896年，原为英商开办的“公茂纱厂”，1925 年被日商收购，改名“公大纱厂”⑩。今为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位于上海市平凉路2767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侵华日军陆军司令部曾设在这里，附近还有马队和步兵大队，后来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这一带再度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地点。　　铃木访问上海公大纱厂的缘由目前不详，但显然与钟纺有关。钟纺全称“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创立于1887年，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纺织企业。铃木此次访华的资金来自多家公司的赞助，其中就有钟纺；另外，钟纺的前任社长武藤山治（1867—1934）正是此次访问的倡议人之一，并且为了筹集资金而不幸遇害。从这些情况来看，铃木访问公大纱厂很可能有钟纺的背景。　　铃木在上海访问的第三站是江湾一带的“一二八”抗战遗址。当时他们留下了两幅照片，一张题记“江湾□□阵地（一）、上海事变战迹”，另一幅题记“クリーク（二）”。其中第一幅照片中都是人物，照片题记中“江湾”与“阵地”之间的二字难以辨认，故现在无法判断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题记中提到的“上海事变”，即指“一二八”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日军侵犯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抗战，日方习称“上海事变”。铃木到访是在这次事变的两年之后，到访的目的可能是参观当年的战场遗迹。第二幅照片是铃木等人通过一座石桥的画面，石桥下有小河，远处有村庄和农田。题记中的日文片假名“クリーク”意为小运河，应为日本人习惯所说的“吴淞クリーク”之简称，系指吴淞江或苏州河。吴松江乃黄浦江支流，古名“松江”，发源于太湖瓜泾口，自西向东穿过江南运河，流经吴江、苏州、吴县、昆山、嘉定、青浦等县市，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附近注入黄浦江，全长125公里，其中上海的一段俗称“苏州河”。从这两幅照片被编排为同一个系列来看，可知照片中的两个地方都在铃木参观“一二八”抗战遗迹的访问范围之内。　　5月9日，铃木大拙访问了玉佛寺，这是他在上海访问的第四站。　　玉佛寺是上海著名的佛刹，得名于寺内供奉的两尊玉佛像，其像系该寺开山祖师慧根法师于清末光绪年间由缅甸携来。玉佛寺原在江湾，1911年被毁，后于 1918—1928年间重建，寺址移至现在的位置，即上海市安远路170号。当时铃木一行在寺内大雄宝殿前和方丈入口处分别拍摄了两幅照片，照片中有两位中国僧人，应系当时玉佛寺僧，然究系何人，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在1932—42年期间，玉佛寺住持为远尘法师（？—1973），当铃木大拙来访时，最有可能代表玉佛寺方面出来接待与合影的就是此人。　　5月10日，铃木大拙会见鲁迅先生，这是他上海访问的第五站。　　关于这次会见，也有照片资料保存下来，这张照片分别见于《铃木大拙全集》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内山书店旧址陈列室。照片中的人物除了铃木和鲁迅之外，还有藤井静宣、中村戒仙、高畠眉山、内山丸造夫妇。关于二人的会见，铃木在后来的《支那佛教印象记》“写真细说”作了如下附记: 　　因内山书店主人的帮助而会见鲁迅先生。与短躯伟貌的鲁迅先生的会面尽管时间很短，但完全可谓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感觉，是那一问一答的心中美好思念。　　这是铃木关于此次会见的印象。通过这个记述，可知二人相会是通过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丸造的介绍，他们会面的时间很短，但是鲁迅给铃木留下了“短躯伟貌”的印象，就是说鲁迅的身材虽不高大，但是在铃木看来，他的精神气质却显得伟然，大概当时二人的对话非常投机，所以给铃木心中留下“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感觉。可惜的是，二人当时谈了什么，如今已经无从知晓。　　另外，鲁迅日记中也有关于这次会见的记录: 　　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和刻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三和尚，斋藤贞一君。　　根据鲁迅的记载，可知鲁迅是通过内山夫人的邀请而参与此次会见，会见的当时，铃木将和刻本《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一套赠送鲁迅。这套书在铃木大拙此次访问中国之前不久（1934年4月，森江书店出版）刚刚出版，内容是关于慧能和神会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其中包括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兴圣寺本六祖坛经》，以及铃木撰写的关于上述资料的解说和目次等。铃木把自己关于禅宗研究的最新成果送给鲁迅，或许是因为他已经知道鲁迅是对佛教也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鲁迅日记中提到的“草宣”就是指藤井静宣，而斋藤贞一则是铃木此次访华的随团秘书。几个月后，铃木大拙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写成《支那佛教印象记》一书，于同年10月由森江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寄给鲁迅一册，鲁迅于当月28日收到该书。　　铃木和鲁迅等人照相的地点在内山丸造住宅的院内，即今上海市山阴路2弄3号。　　内山丸造（1885—1959），日本冈山县人。1913年到上海，从事药品生意，1917年开办内山书店，最初经营西书，后来主要经营日本书籍，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最大书店。书店原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929年移至现在的上海四川北路2048号。内山和鲁迅于1927年相识。1933年4月，鲁迅迁居到大陆新村（今上海山阴路132弄9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鲁迅的住所距内山书店只有一二百步之遥，因此当铃木到访时，内山夫人邀请鲁迅亦非难事。　　铃木与鲁迅的会见是通过内山书店的中介，那么铃木又是怎么知道内山书店的呢？关于这一点，目前尚未有资料透露消息，不过，与铃木同行的藤井静宣早在 1927年6月访问上海时就已到过内山书店，后来在留学期间又熟悉上海的情况，因此，即使不通过其他中介，而单凭藤井静宣作向导，铃木也能顺利找到内山书店。　　1945年1月，内山夫人在上海病逝。同年10月，内山书店被国民政府封闭。1946年12月，内山丸造归国。如今，内山住宅的旧址、铃木来访时合影的地方依然犹在。2008年2月，笔者曾到这里参访。当年内山家的房屋，现有林姓老夫妇居住。林夫人姓庄，1946年随父母迁居到这里，当时她才10岁，至今在此生活了60余年。林老夫妇知道内山是鲁迅的朋友，始终怀着敬意对待这所旧宅，虽经多次维修，但总是尽量修旧如旧，保持原样，并且经常热情地接待来访的中日人士。　　内山书店与内山住宅近在咫尺。1950年代初期，内山书店旧址归中国人民银行山阴路储蓄所所有。1980年8月，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设为上海市纪念地点。1998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在内山书店原址设立陈列室。如今，铃木和鲁迅、内山等人当年的合影就展示在这间陈列室内。离这里不远的鲁迅故居于1959年被指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着鲁迅当年的生活陈设。　　当时铃木一行还留下两幅照片，一幅题记为“新公园风景”，另一幅题为“黄包车、上海神社前”。根据这两幅照片，可知他们在5月10日这一天还到过当时的新公园和上海神社，这两处地方不妨看作铃木上海访问的第六站。　　新公园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这里离内山书店及内山住宅不远，铃木一行很可能是在访问内山和鲁迅之后来到这里。　　上海神社原址也在今天的四川北路，离内山书店不远。这座神社的前身为“沪上神社”，原在六三园内。1908年，日本商人白石六三郎（1868—？）在西江湾路230号（今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230号翦淞閣）建日本料理店“六三园”，该店占地宽广，附有日式庭园，1912年4月在园内建“諏访神社”，同年7月，根据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明的建议而改名“沪上神社”。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諏访神社毁于战火。1933年11月，日人在上海江湾路 118号重建，名曰“上海神社”，社内供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神武天皇。后于1945年被毁。　　最后探讨一下铃木大拙在上海下榻的地方。　　铃木大拙此次访华期间，先后三次进出上海。第一次是5月6日自日本抵达上海，10日或11日离开上海赴杭州；第二次是5月14—16日间自杭州返回上海，17日离开上海赴宁波；第三次是5月26日晨自宁波抵达上海，27日离开上海赴苏州。把他这三次进出上海的日程合计起来，可知他在上海实际停留了大约 7天有余。但是关于铃木在上海的住处，史料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1934年5月26日，铃木大拙曾给日本东京的德富苏峰寄出一信，发信地址为上海西华德路万岁馆。这封信应写于铃木从宁波返回上海之后，从发信地址可知，他当时下榻的地方就在万岁馆。万岁馆是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旅馆，位于虹口区西华德路（今长治路），建于1904年，当初是上海最好的日资旅馆，1920年代，芥川龙之介曾在这里住宿。根据铃木大拙的信件，目前仅知他于5月26日在此住宿，但是可以推测，他在此前的两次进出上海时很可能也是在这里下榻。　　据网络资料显示，似乎万岁馆的遗构至今还有保存，但是各资料所显示的遗构并非同一座建筑，其中一座为红色三层楼房，另一座是灰色五层楼房，孰者为是，令人疑惑。为确认万岁馆的遗迹，笔者于2009年3月1日到上海长治路一带进行了调查。长治路是从白渡桥向东延伸的一条道路，大约数百米长，沿路两侧的老建筑或被夷为平地，或是早已经过改造，保存完整的当年遗构只有一座，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座红色三层楼房，另有一座正在维修，由于被完全包围封闭，笔者未能看到它的样子。那座红色三层楼房位于长治路和闽行路的交叉点，左侧为闽行路，右侧为长治路，因整座建筑有多个入口，故门牌号码亦有多个，其中长治路一侧为 117号、119号等。该建筑现为住宅楼，从外观和内部格局来看，亦不像是宾馆。笔者向多位周围的老住户询问，没有人知道“万岁馆”之名。这样看来，网上的资料尚不可轻信，换句话说，当年的万岁馆虽然就在现在的长治路，但它是否就是那座红楼，目前还不能断定。至于上面提到的那座灰色五层楼房，笔者也曾试图寻找，但因没有任何线索，不知其位于何处。总之，白渡桥一带当年曾是宾馆集中之地，万岁馆也在这里，它或许尚存，或许已毁，究竟如何，还须要进一步调查。　　另外，铃木大拙此次访华的成员一共5人，除了铃木之外，还有藤井静宣、高畠眉山、中村戒仙、斋藤贞一。其中藤井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人，高畠是日本临济宗圆觉寺派僧人、佛日庵住持，中村是日本临济宗大德寺派僧人，斋藤贞一是铃木的友人斋藤利助之子，此次担任随行秘书，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大多出自其手。　　以上是目前了解的铃木大拙1934年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的大致情况。由于相关资料难以寻觅，笔者掌握的情况还远不够全面。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近代中日佛教交流的这一片段，还有必要继续进行追踪调查，同时恳切期望方家赐教。; 30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铃木贯太郎、东久迩稔彦: gordon 2016-3-13 12:26; 铃木贯太郎 1945年组阁，压制陆军强硬派，敦促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日本投降后，已自己的使命以结束，宣布内阁总辞职。他的一生，亲眼看见了日本海军的兴起、壮大和最后的灭亡明治时代 1868年1月18日（庆长三年12月24日）出生于日本大坂府堺市，父亲铃木由哲是关宿藩久世广周的家臣，位居中老，管理关宿藩在大坂的一块飞地。1871年回到祖籍千叶县野田市关宿城。1877年（明治四年）由于父亲铃木由哲往群马县任职，遂举家迁往关东前桥市，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884年考上海兵学校14期，1887年7月25日毕业，授海军少尉军衔，结婚。1892年12月21日晋升海军大尉。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威海卫围攻战中，作为鱼雷艇艇长，冒死乘着一个大浪翻越栅栏冲入北洋舰队防守严密的锚地中，用一枚八四式鱼雷把远东第一巨舰，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打沉在港内，由于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鱼雷击沉主力舰，铃木名声大震。日俄战争 1897年进入首届海军大学学习炮术，1898年年末以第一名毕业，授海军少佐军衔，留校任教官，1901年7月29日到1903年12月30日赴德国学习。当时海军掌握在萨摩藩出身的人手里，作为旧幕府出身的人士受到很大压制，比铃木后几期毕业的都升到铃木前边去了，对这种公然的歧视铃木很愤怒，打算辞职了事，但日俄战争临近了，他的父亲写信来鼓励他为国效力，战后再退职不迟。1904年铃木晋升任中佐，担任海军第四驱逐战队司令，指挥朝雾，村雨，白云，朝潮四艘驱逐舰，提倡高速度近距离射击，并为此进行艰苦的训练，由此被部下称为魔鬼司令。在日俄对马海战中，为保证主力舰队U字型敌前大转向的成功，率队以29节是速度在12节航速的俄国舰队阵前横切，扰乱了波罗的海舰队的战斗队形，在当天晚上的战斗中，他大胆的率领驱逐舰队冲入俄国舰队之中，在三百码的距离上施放鱼雷，击沉了以苏沃洛夫公爵号为首的三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还有一艘大型运输船，彻底打垮了俄军的战斗意志，为日本海大海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夜晚在世界海军史上由此被称为“疯狂的鱼雷之夜。” 秋山真之参谋为补偿他平时受到的委屈，称他为独一无二的优秀舰长，总之，他是一个实战的英雄。他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对马海战前，秋山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吐露过心声：“真不知道俄国人去了哪儿，如果走对马海峡，他们应该来了。”铃木却说：“不会吧，没那么快，你估计他们的速度是多少？” “十海里。”“不可能，带了那么多老爷船，路上要出机械故障，要加煤，罗杰斯特温斯基舰队能有7海里的速度就了不起了。”事实证明，铃木贯太郎中佐的估计是正确的，罗杰斯特温斯基舰队的速度没有超过8海里。 1914年初（大正三年），海军购舰回扣案爆发后（西门子事件），非萨摩出身的铃木出任大隈重信内阁的海军次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接负责日本舰队在地中海的护航任务 ******************************************************************************* 东久迩稔彦 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后，由于他的皇族地位加上他的陆军大将衔，能够控制住当时日本的局势，因此东久迩宫便成了日本第一位皇族首相。他在54天的任期内迅速平稳的解除了700万日本海陆军的武装，也算创造了一个纪录。昭和六年年底他有一封信“对满蒙问题的愚见”告知当时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小矶国昭和原首相清浦奎吾——后者之子清浦末雄陆军大尉时常出入王府。信里稔彦王力陈要“保证占领东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说什么“现在的国联没什么好害怕的”，“陆军以前的方针太老实了”，“ 币原（喜重郎，时任外务大臣）不行的话就让他走人，现在的内阁（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不行的话就让它倒台，组个能按军部的意思解决满洲事变的内阁就是了”。昭和七年夏天，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和参谋本部第三部部长小畑敏四郎等皇道派首脑主张，天皇既然不能按自己的意思解决满洲问题，不如就靠皇族的力量施加影响，首要人选就是稔彦王，他对皇道派不感冒，稔彦王在信里对于调任一事说：“有说要我去参谋本部的，准备推掉。我倒是想去满洲独立守备队做司令官，不行的话旅团长也可以”，结果当年11月成为步兵第5旅团长。后来侵华战争爆发，他来到华北接替西尾寿造担任第2军司令官占领徐州，然后率4师1旅17万人长距离机动到寿春，正阳关附近，以淮河为补给线，沿大别山北麓突破。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在富金山遭到张自忠，宋希濂的坚强抵抗，可是第三师团、第十师团深远迂回，在信阳突破了胡宗南的防线，导致第五战区部队有陷入重围的危险，最终导致中国军委会作出放弃武汉的决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已经是本土防卫军总司令，位高权重，曾有人提出要让他担任首相，但木户幸一担心万一要与英美开战皇族可能会受责难而反对，推荐了东条英机担任首相。由于他到欧美留过学，知道日本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因此致力于科技改造，1942年的千叶工业大学的航空动力系就是他的杰作。 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后，铃木贯太郎内阁因为了结束战争“两次麻烦天皇陛下圣断”而总辞职。谁来收拾终战后的残局成了问题，让数百万迷信皇国必胜的军队乖乖放下武器绝非易事。木户幸一与重臣们商议后认为东久迩宫是最合适的人选。主要由于他的皇族地位加上他的陆军大将衔，能够控制住当时日本的局势。因此东久迩宫便成了日本第一位皇族首相。当年在法国时，一位算命的老太太就说他将来一定能成为日本首相。他说自己不但是皇族，还是个陆军军人。在日本这两种人按例是不能出任首相的。那位老太太说日本将来会出现革命或某种大事变使他担任首相。要说这个卦算得还真是神了。东久迩稔彦辞职时留下一句话：“ 今后应该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组织内阁，在于盟国的密切联系下开展政务，而币原就是这样一个出名的对美亲善论者。当吉田茂就此问题探寻盟国总司令部意见时，麦克阿瑟当即表示同意，认为币原是个理想的人物。同年10月，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币原七十四岁。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4ODc1Mg==/v.swf; 33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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