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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摘】四川调粮问题的幕后: 热度 7 duanjian 2015-12-20 14:55;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务院为了缓解当时一些省、市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粮食供应面临脱销的严重局面，多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四川等省粮食外调，必须服从并限期完成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本省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压低农村返销和城市供应，挤出粮食完成外调任务。由于口粮严重不足，四川城乡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到会的有些同志，对死人多的问题反映强烈，对过头调粮也有埋怨情绪。四川省委进行过初步检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四川过头调粮的问题作了重要的说明，但仍有部分同志有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成为“李廖死党”特别是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重大“罪行”，有的人认为是“只管讨好上级，不顾群众死活”，是“保官位”，甚至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买来的”……众说纷纭。总之，一句话：当时外调粮食过头有罪。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回忆说：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2亿斤，平均每年32.54亿斤，尽管数字不小，但每年外调加上内销后尚有结余，从当时四川粮食生产较好的情况看，还是可以承受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6亿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4亿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2.54亿斤增长一倍还多。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粮食库存被挖空，省内农村粮食返销严重不足，以致农民实际留粮水平锐减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猛降为278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的留粮水平。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也压低到每月21斤，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平均27斤的水平，后来还要求机关厂矿职工每月节约两斤，只有19斤。 1959年完成中央外调粮食任务后，四川农村由于缺粮面大，开始出现浮肿病和死人的情况，1960年矛盾更加突出。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阎红彦在出席全国财贸、粮食会议期间，也曾多次向中央分管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四川缺粮的情况，要求减少外调任务，并且按照省委的意见表明：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严重后果。当时，全国粮食紧张形势也越来越严重，许多粮食调入省纷纷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一再要求减少外调，中央的粮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为此，中央曾多次发出紧急指示或召开电话会，要求各省市务必完成粮食调拨任务。有一次，中央召集各省市区在京开会的财贸和农业书记讨论粮食问题，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在说明中央处境困难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经修改后的调拨计划，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任务，但会上一直无人表态。先念同志一再说服，几乎到了“乞求”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请周总理出面做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指驯鹰时不让老鹰睡觉）好了。到1960年底，全国形势更加严峻，许多城市、厂矿和灾区不断向中央告急，要求增加调入，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的存粮只能供应几天，已面临脱销的危险局面。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死命令。省委当时收到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当时省委正在开会，李井泉激动地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文化大革命”中就把这句话当作李井泉搞“独立王国”，想当“土皇帝”的“罪证”）！实际上他是对过头调粮有意见。后来，经省委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我们只能坚决服从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时任温江地委第一书记的宋文彬回忆说：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讨论粮食分配问题。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就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温江地委完成。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只有新都县火车站仓库的粮食，动员于部、群众连夜搬运才能赶得上，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新都县委完成。在这种已经造成全国严重缺粮的局势下，只好局部服从全局。温江地区自己生产的粮食被外调一部分，本地区农民和全省农民一样人均每天吃半斤大米。在这样非常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和地级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决定，从地委起，全区各级机关干部都和群众一样吃（农民大小人平均每人每月十五斤大米，机关干部大人多每人每月十九斤大米）。粮食不够吃，每人每天加四两糠（粗细混合），一斤蔬菜。如行了，我们就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困难。如不行，再说。以上内容，摘自宋文彬的博客，链接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032c.html; 717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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