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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被低估了的 “脑筋急转弯” —— 继续批数学(转)
热度 1 gordon 2016-1-13 03:55
先来看一个英文中经典的脑筋急转弯: A man in a town married twenty women. 其中,没有发生离婚或者被法律宣布婚姻无效的情况,这儿提到的所有人都还活着并很健康。这个男人不是重婚者,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这个男人是一个牧师。” 这是因为在本段第一句中的“marry”可以解读为两个意思。第一眼看到这个句子,大家都会认为它的意思是“一个男人和20个女人结婚了”。但题目中又说这个男人并不是一个重婚者,实际上第一句话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使20个女人结婚了(牧师主持婚礼)。” 这个问题被称为“marrying-man problem”,心理学家们用这个问题来研究 “创造性的洞察(creative insight)” ,是指 我们忽然间脑子一转弯,明白了某件之前一直想不通的事情的答案,Oprah把它叫做“啊哈时刻( Aha-moment)” 。(懂英语的小伙伴在看到“牧师”这个答案时,重新看开头的句子,应该会忽然领悟到“marry”在这个句子中的双关,此时就是这样一种 Aha-moment )。 西北大学认知神经科学教授Beeman多年来研究创造力和洞察(insight),他有一个这样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会提出一系列像开头这一类的问题让被试解答。他想要研究, 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这样有创造性的洞察? 创造性的洞察(creative insight) 能够重塑我们的生命体验 平时, 人们在说到创造力的时候,往往对它的内涵是有所误解的。我们往往会把它和“艺术创造”、“发明创造”混在一起 。我们认为舞蹈家、画家、作家、发明家是有创造力的。但教授Beeman说,“创造力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 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有创造力,而有时会计师也可以很有创造力 。” 简单来说,创造力就是我们诞生新想法的过程。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创造力的内涵所在,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着自己独特而巧妙的洞察(insight)。 洞察的一瞬间,我们看待一件事物的眼光发生了改变,它虽然从外表上看(某种程度上)仍然和过去一样,但我们对它的感觉却在一个“Aha-moment”发生了彻底永久的变化(就如同开头那句A man in a town married twenty women)。 创造性的洞察除了有利于工作、学习和抖机灵以外,有着它独树一帜的重要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重塑对自己当下及过往生命的体验。 每个人的当下都正在经历一些事,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用自己习以为常的方式作出情绪和行为的反应 。每个人在过去都经历过许多事,那些事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情绪/行为反应模式的形成。 我们日复一日地这样生活,被这些固定的模式所限制 ,反复经历类似的处境。如果过去曾经遭受过不幸,我们也容易陷在“我的过去已经是这样了”的自暴自弃中。 但 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生活里一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产生创造性的洞察,我们对自己此刻以及过往经历的体验就会截然不同了 ,锁住我们的无形枷锁会被打开—— 在心理咨询中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形成这样的洞察,酝酿“Aha-moment”的发生。 我们后面的文章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创造性洞察”是如何发生的,也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更好地理解心理咨询的过程。 创造性洞察 更容易在思绪漫游时发生 Beeman认为, 在众多创造力的组成因素当中,洞察不是创造力的全部,但它却是一个核心的、可辨识的组成部分 ;与创造力的其他方面相比,它不那么难以定义,而且 是可测量和可供研究的 。因为它关乎一些非常具体的时刻—— 你能够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脑海中那个“洞悉”的时刻,研究者也可以将这样的时刻及相关因素提取出来,进行检查和分析。 当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检验“洞察力”这一特别的因素时,他们试图寻找: 什么类型的注意和思考过程会导致“Aha-moment”?如果你在努力地达成一项突破,或者被某个问题困住了,有什么可以用来帮助你打开局面、度过艰难的诀窍? 在一项新近的研究中,Beeman和Kounios让人们尝试解决一些“远程联想测试”,同时,他们监测了人们的眼神轨迹,记录了被试注视的方向、眨眼的速率等等,他们希望研究得出“眼神轨迹”是如何与“得出创造性结果”相关的。参与者被给到一系列词语,比如“松树”(pine)、“crab”(螃蟹)、“sauce”(调味汁)等,然后他们必须想出一个在逻辑上能与这些词配对的词。 实验的确证明了,仅仅靠追踪人们的眼睛运动方式,测量他们的眨眼频率和眼神停滞的时长,就有可能预测出人们创造性地解决一个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他们在什么时候离最终的解决方案最接近。 结果显示, 当一个人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表现为他们直视某个词语、眨眼的次数比较少)时,这个人就更可能以一种分析性的、聚焦性的方式去思考。 这种方式看似高效,会让人们系统地抛弃那些“无用”的信息,得出唯一明确的答案。比如 ,当看到“松”(pine)这个字时,被试就会想到“树”(tree)、或“球果”(cone)。 但此时被试也会比较容易被限制在一个十分僵化的思维模式里。 而当参与者在走神时(表现为他们的眼神没有那么集中地注视某一个具体的词,眼神较为游移不定,而且经常眨眼)时,他们却能够以更宽广的思路、更抽象的方式去思考——而恰恰是这种方式能够产生“ Aha-moment”。 “有时候,当你想要看出一个点的特别之处,你并不需要总是凝视着它,反而应该向别处看。” Beeman说。比如, 那些走神的被试在看到“pine”这个词时,就会不再局限地只是想到松树、松果,而会想到apple——两个词很巧妙地组成了pineapple(菠萝)。 这种状态往往发生在 思绪无目的地漫游 时。一项2006年的研究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EEG)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现在的人们过度注重表面上的高效。很多人为了“拖延症”这个诞生没有多少年的词语惶惶不可终日。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够让你明白, 有很多看似无用的时刻,恰恰是你获得更好的生活所必需的。是在那些看似没有任何目标的时刻里,诞生了最具创造力的洞察,从而产生价值、意义和丰富的体验。 创造性洞察的发生 也需要一些严肃的前提 不过,研究也发现,要想引发“ Aha-moment”,思考方式的时间顺序也很重要。我们往往需要先就具体问题作出很多扎实、艰苦的思考,然后再作漫无目的的思绪神游。比如前面的实验中,如果那些词第一次被放在你面前时,你已经神游天外,你也很难得出一个创造性的、有洞察力的答案。 因此,当你拿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想获得“顿悟”, 在你开始做白日梦、走神到无边无际之前,你需要先用一点耐心,去深入地理解问题的每个部分,尽可能地分析它,为解决它做好扎实地准备 。而不是立刻就出去散个步、跳进浴缸或者小憩一会儿—— 阿基米德如果没有做过艰苦的学术研究,而是直接泡在浴缸里,他也不可能会猛然意识到浮力的存在。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没有错过任何有用的细节,然后再开始放任自己的思绪漫游 。 同样,你对自己生命的洞察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苦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和咨询师一起完成的, 也许是你自己通过反复写作和剖析自我内心完成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走过一段直面自己内心种种冲突、矛盾、恐惧的过程。这些之外,还要加上足够的耐心,去允许甚至忍耐自己漫无目的地联想。 在“Aha-moment”真正发生之前,这个过程仿佛看不到尽头。你没有办法预测“Aha-moment”的到来。但 有时就在你已经不再抱有期望的时候,它会忽然的出现。它也没有想象中宏大,只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时刻 。直到有一天你不经意回头,才发现这些微笑的时刻已经重组了你整个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文章中想要告诉你的事情。 以上。 ************************************************************************************************** 从寻找到遇见 这玩意在基督教里叫做 “上帝时刻” 。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去找上帝,没找见,却相遇了 。 俄罗斯的“白银时代” ,西欧的基督教有时候要到俄罗斯的东正教去寻找教义。(东正教是希腊化的基督教) 注:很多东西,在经验里很早就存在,但是没有人论证这个东西。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0MTEzNzM1Mg==/v.swf 本身想选 霍尊 《伊人如梦》,太土鳖了,电视剧 《 芈月传 》用了,所以就选了《 不送帖 》 其实《木棉》也行,怕太轻浮了,配不上 霍尊的老爸是火风,风格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无法接受 “ 霍尊老了,变成火风 ”,呵呵 当你觉得在中国社会没法再混下去的时候,听一把火风的《大花轿》、《 妹妹等等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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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载】同治回乱的原因
热度 29 duanjian 2015-5-16 15:20
写过《三门峡后传》的网友maojica现在正在写《百年沧桑话东干》,其中有一段分析了回汉冲突的原因,写的不错,鉴古可以知今。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c1f540102vk0h.html 为弄清楚“同治回乱”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治和学术空气还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西北大学历史系马长寿先生曾经专门对此进行过基础性研究。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马先生和他的弟子走访了陕西、甘肃、宁夏的十多个县,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多次社会调查,又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完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的文稿(以下简称《调查记录》),原汁原味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回忆、文字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随后政治风向骤变,这份书稿因而被搁置起来,一放就是三十多年。时光冉冉,沧海桑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书中的受访对象连同作者本人均已作古,其中记述的历史遗迹大多数也再难寻踪迹,《调查记录》才得以重见天日。直到今天,《调查记录》仍是我们了解那场历史大灾难的第一手资料。 从《调查记录》反映的情况看,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到了清中叶的嘉道时期,中土回、汉两族的成见已形成了相当深的积怨,按当时一位八十四岁的汉族贫农张玉秀的说法,就是“零零碎碎的事积得久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渗透在两大族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具体表现归纳起来,大致就是以下两类: 首先,以族群为单位,相互恶性争夺土地、水、市场等自然和社会资源,也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最核心利益。 任何社会都存在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良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本无可厚非。但以族群为单位,以宗教或宗法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争抢资源,只会造成社会的割裂。举个例子:前文说过,回民在商业流通领域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为了争抢市场,临潼雨金镇集市的汉人不准回民来本镇赶集。回民便另辟新集,很快将汉人集市比了下去;汉人为了繁荣自己的市场,便设法把所有的粮行都集中到雨金镇,并从临潼县府买回设立粮行的“权帖”(经营许可证),强行将回民集市的粮食买卖权抢走;又派出汉人无赖在回民集市杀猪。又例如,当时渭南孝义镇东北门外通往华州道路的“地税”(过路费)是由蒲城商人承担的,为了打压回民商人,汉族商人缴纳之后,便禁止回民商人通行,回商无法,只能在田埂上行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是,更厉害,也是更要命的,是回、汉族群双方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宗教/礼教观念的相互冲突。 一方面,汉人对回民的冲突,典型地体现对回民猪禁忌文化的轻视上。很多回、汉受访对象都不约而同地谈到,由于回民忌猪,而汉人无此禁忌,便常有汉人以此侮辱回民,如用猪肉触碰回民的衣衿,或在回民开设的集市杀猪。后来光绪年间,渭南县长尹长龄捉到一个刀客(土匪),见是回民,便在其头上套了个猪尿脬。刀客说:我不怕杀,只怕此法;尹说:此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同治年间渭南整治回回的办法。可见此类现象相当普遍。 反过来,回民对汉人的冲突,则典型地体现在回民对汉人礼教观念,特别是男女问题的轻视上。例如社戏是汉人传统娱乐活动,吸引不少回民观看,由于宗教禁忌,回民女性是不会在这一类场合抛头露面的,看戏的回民都是男子。常有回民男子趁机聚众呼哨,调戏捉弄女演员或女观众,以为平常事,汉人则视为大不敬,往往引发冲突;社戏结束后,又常有回民以宗教习俗为由,拒绝分摊演出费用,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最后演变成汉人拒绝回民看戏,甚至看见有回民看戏就哄走甚至殴打。这一现象回、汉两族的回忆也是一致的,可做相互验证,故所言当不虚。 这些鸡零狗碎的矛盾,看似微不足道,但针对的是双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问题,双方都无法退让,所以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安以东渭河沿岸的几个州县,由于回民人口数量庞大,回、汉又都有习武传统,因此械斗之风最盛,偶有冲突便上演全武行。开始还只是拳脚棍棒,到了咸丰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数千人的大混战,甚至动用火器,今天你做初一,明天我做十五,杀人,报复,反报复,反反报复,仇恨越积越深。起初,回汉乡绅还能做做和事老,出面协调一下(还记得羊头会怎么协调的吗),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到后来,不要说让乡绅们出面维稳,他们自己都一个个卷进冲突里来了,事到如此,中土特有的民间协调机制基本上失去了效果,只能走法律途径打官司。 与清廷能够在新疆和甘、青地区比较公正地处理涉民涉教问题不同,在中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和价值观大碰撞中,官府表现出了明显的偏袒,回民输多赢少,可谓四处碰壁,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官府“左汉右回”。当时有个叫张集馨的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陕西地方官,他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大实话:“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表面上看,原因倒也很简单:中土是官本位社会,所谓朝里有人好办事,而汉人官吏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占比,均大大高于回民,这注定了回民不可能像汉人那样与官府建立足够的人脉,官府不能像新疆和甘、青“回部”那样,与各民族、各教派保持相对超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土,只要公权力一介入,回民几乎没有赢的机会。 于是问题来了:当官好处多多,但回、汉对待科举入仕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有两个例子尤其典型: 首先,回民久居中土,清代一贯将他们与汉人一视同仁,按理说,回民举子的比例应该和汉人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学者做过统计,有清一代,文、武进士总计共约3.6万人,刨掉1900名八旗进士(说白了就是照顾对象),还有约3.4万人;这些人当中,能够确定身份的回族文、武进士只有244 名,仅占总数的0.7%,如果再刨掉武进士,回民群体读书考取功名的人数简直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前文说过,仅陕西一省,清代巅峰时期便有约200万回民,占了全省总人口的1/3,但清代陕西回族进士仅有43人,仅占同期陕西进士总人数1043人的0.0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更为蹊跷的是,有日本学者对《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清代主要传记进行了汇总分析,发现整个清代,明确记载身份为穆斯林的官员士绅,只有哈国兴和萨龙光两个人,其它的穆斯林官员士绅,都在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例如“刺马案”的主角,两江总督马新贻: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曾提到马新贻是穆斯林,一些民间野史也指马家“世为天方教”,但无论在他的传记、墓志铭、还是在他家乡的县志中,均没有关于他出身穆斯林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这条路,穆斯林族群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与汉人一样,他们同样知道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选择,同样对这条路充满了憧憬;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在伊斯兰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模式下,一旦考取了功名,进入了体制内,就必然面临“皇帝和真主谁说了算”的两难选择。穆斯林传统势力自视“杂居三教之间,濡染流俗,同化是俱,兢兢保守,惟恐不及”,不愿意遵从皇权;而大多数入仕的回族学子,在现实面前只能、也必须选择忠于皇权。 关于教权和皇权的纠结,我们再举一个具体案例。清代民间有“凡以回籍服官者,存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吃肉,不能辞也”的传言,虽然传言本身荒诞不值一驳,细细考究起原委却很有趣。原来满族久居苦寒之地,对高热食品需求大,因此嗜食肥猪肉,而且是生肥猪肉:朝鲜使臣曾经记载说,满族人将生冷肥猪肉,甚至冷猪油作为款待贵客的招牌菜,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满清入关后,这道叫“肉盘子”的大餐也带进了关内,出现在皇家宴席的菜单里。赴宴的汉族高官虽然吃不惯,但捏着鼻子还是能勉强下咽的,往往偷偷藏一小包盐于袖中,用以佐餐,囫囵了事;真正苦的是那些回族高官——吃吧,有违宗教传统;不吃,惹恼了皇帝老儿不是闹着玩的,现世报可比得罪真主来得快多了。所以绝大多数回族官员选择了“吃”,保守势力因此将他们视作另类,将他们蔑称为“官到五品就反教”。所以选择走入仕出将通道的穆斯林,要么被贴上标签摈弃在穆斯林族群之外,要么选择隐藏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满、汉官员融为一体。这样一来,选择科举入仕的穆斯林就更少了。 可能有人要问了:为啥明代穆斯林就没有这样的纠结?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穆斯林群体在宗教意识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明代穆斯林群体并不认为“忠君”和“忠主”是什么矛盾,而清代中叶以后,穆斯林族群“认主归一”意识得到了明显强化,这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只能在皇帝和真主两者之中选择后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皇权的庇护,放弃整个族群的上升通道,放弃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更有利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从而将整个族群置于中土社会非主流的位置,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穆斯林群体中不乏优秀个体,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显得如此被动。 顺便说一句, “皇帝和真主”的两难选择,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换了一个马甲,成为了“政权和教权”的两难选择。当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宗教,而是金钱以及经济利益关系,这样一来,宗教教权就必然地失去了之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让位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土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社会精英,在鸦片战争以后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过,上世纪初,穆斯林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中曾自我剖析说,穆斯林群体中曾经出现过“争教不争国”的思潮,也就是教法重于国法,宗教重于国家的思潮。这番评论,可以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上世纪穆斯林群体面对“教”与“国”时的那种彷徨与迷失。 在中土,“教”与“国”的迷失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十九世纪末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别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中土百姓救亡意识空前高涨,自强运动成为主流时,穆斯林族群仍有一些人持“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的酱油党思潮,与中土社会风起云涌的强国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导致了不少批评。抗日名将吉鸿昌是一位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者,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曾挂着写有“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自豪地行走在美国的街头。1933年,吉鸿昌收复多伦之后,召集当地穆斯林到清真寺开会,说:“回民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保教不保国’,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只顾着自己。” 这恰可以与回族内部“争教不争国”的自醒相互呼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十九世纪开始,另一个更为可怕的幽灵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上空,这个幽灵的名字叫世俗主义。 关于世俗主义可以写一大本书,这里单说它的由来及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神权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跌落,原本寄附在教廷、教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摆脱了宗教控制,再经过基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金钱关系为纽带的重新解构,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俗主义。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世俗主义是神学的掘墓人。 正因为世俗主义对神学具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宗教界自然视世俗化为洪水猛兽。早在伽利略、布鲁诺时代,神权与科学主义就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宗教一步步败下阵来,如同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一样,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升,基督教被机器大生产所击败,最终如同《圣经》中的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所说的那样,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宗教已经回到了现代社会中它该所处的位置上。 于工业革命诞生在基督教世界(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基督教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孵化器,这个是大话题,此处不赘),所以基督教世界率先实现了宗教和世俗关系的重新定义;但是在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同样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伊斯兰世界,经济基础的转变比较迟缓,上层建筑的转变自然也相对滞后,因此世俗与宗教仍然是一个让广大穆斯林纠结的的两难选择。直到今天,这个纠结仍然在不少地区存在,由例如在新疆的某些地区,穆斯林家长不愿意让小孩进公办学校上学读书,理由之一就是进学堂读书会影响小孩念经做“五功”,所以宁可将子女送去非法的地下讲经点。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进行于伊斯兰世界,而且扩散到了许多世俗化国家,此处不赘。 偏偏中土儒家文明又是世界主要文明当中最为世俗化的一个。儒学是入世的思想,是高度世俗化的哲学,只关心当下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不关心,甚至忽视宗教中所关注的彼岸世界(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因为儒家思想与宗教没有交集,才使得几千年来,中土很少出现宗教纷争或者宗教战争(还记得苏四十三吗?)。所以从总体而言,中土的社会氛围对宗教是很不感冒的,也就不理解、不接受宗教挂帅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一来,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碰撞就难以避免。 所以,一言以蔽之,回、汉两大族群的矛盾,表面上是由于争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而引发的,例如“地畔相争”、采矿权争夺、市场争夺,等等,实际上则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这是前文提到的汉人内部的土客械斗与回汉冲突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回、汉冲突的残酷性与难以调和性。 * * * * * 那么,教权与政权,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能不能找到相互协调的道路呢?从历史经验看,教权让位于政权,宗教退出世俗舞台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是不存在相互妥协的空间的,只有壮士断腕一条道路可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被列强瓜分,面临亡国的危险。与中国一样,当时的土耳其涌现出许多救亡思潮,例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都兰主义,等等,这些救亡运动与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颇有些相似,希望在不改变伊斯兰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开展自救,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一群土耳其军官认识到,基督教世界之所以能够以炫目的工业文明征服世界,自身也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而愈发世俗化,与其宗教改革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掌握政权后,凯末尔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运动,先后废除了素丹和哈里发制,宣布伊斯兰教不再为土耳其国教,废除伊斯兰教法对土耳其司法体系的干预,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重新修订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强化民族主义色彩,淡化阿拉伯、伊斯兰色彩,甚至废弃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记录土耳其语,等等。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土耳其从此摆脱了封建落后,走向现代化。今天,除了中东的几个油霸,的土耳其堪称伊斯兰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当然凯末尔主义也不是没有缺点,一个很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当初矫枉过正,太过全盘西化,摒弃了伊斯兰文明当中一些合理的、优秀的成分。所以近些年,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回归思潮,这大可以看做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合理改良。 当然,仍然有不少人在孜孜探寻在伊斯兰框架内实现现代化。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伊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统治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喊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试图在东方(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找到属于伊斯兰的第三条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建立非君主制的立宪政府,但宪政的确立并非通过人民,而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应当说,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近40年,这条道路总体保证了伊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由于伊朗与国际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外部压力也是促使伊朗国内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一旦“解严”之后,伊朗的第三条道路究竟能否走通,最终还要待日后国际形势缓和,伊朗回归正常国际舞台以后才能见分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所以,中土伊斯兰文明和儒家世俗文明,就这样无可选择地走到了历史的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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