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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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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大宛列传节选
热度 16 野草魂 2020-10-24 18:10
nbsp; nbsp;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amp;nbsp;amp;nbsp;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amp;nbsp;amp;nbsp;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amp;nbsp;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闲,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amp;nbsp;amp;nbsp;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重看了大宛列传,基本知识自己还算没记错。
个人分类: 历史|6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转) ...
热度 1 gordon 2017-3-26 15:19
在秦汉帝国,尤其在汉武帝的扩张之后,适农区已基本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或华夏政治控制力的极限;东至海,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在当时的军事和管理技术下,进一步向游牧区扩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就会小于边际成本的现象,农耕民族的理性选择就是停止扩张。如秦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大规模的出击离其统治核心区相对较近的草原地区,而是千里迢迢,出击岭南就说明对于汉民族而言,适合农耕是将领土包含在统治区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强汉盛唐,中原民族出击草原更多的也是基于震慑、惩罚草原民族而不是扩张领土。 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并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 中华民族真的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吗? 经济学认为组织的规模取决于扩张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国家的规模选择也不例外。 “从最早的文明开始,国家和帝国就已经寻求扩张并把它们的统治扩张到它们的邻邦,以求增加它们在经济中的份额”。因为“在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前,来自农业和向帝国进贡的巨大经济盈余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扩大领土控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帝国领土扩展及其政治控制越大,可征税的盈余就越多,帝国的力量就越大”。但随着扩张的不断进行,从某一点开始,边际成本也开始上升。最终的国家规模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考虑,因此,“它(边界)代表一个帝国组织发展的最大限度”。 当国家组织达到其组织规模的最大限度时,扩大规模也就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基于青史留名等原因的考虑,试图突破这种限制,但农耕民族在与边疆民族长期对峙中所形成的经验总结,即和平的非远征文化,就会对统治者的冒险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以防止统治者实施得不偿失的扩张而危及其对农耕区的统治。 农耕民族在的适农地区扩张是低成本的,而收益却很高。“在经济上,这个过程是累积,因为每得到一块新土地,就可以扩大一次农耕。在社会上,这个过程是回报的增加,因为它支持了大量家庭对财富及权利的占有,同时给已经有财有势的家庭以更多的财富、更多地权势。在政治上,这个过程是向心式的发展,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多于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向适农地区不断扩张也会成为华夏民族的理性选择。 夏商两个朝代国土基本局限于黄河流域。而且,史书记载:夏万国、商千国而周八百, “国家”(部落)数目的减少也说明了在各个“国家”(部落)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兼并战争。 更残酷的战争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将各自的统治区域延伸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在中国先秦文献中,不断提及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各诸侯国的骚扰及各诸侯国的反击。从这个视角看,好像是少数民族骚扰在先,诸侯国反击是自卫,而事实是,中原各诸侯国在适农区的扩张,使一直在这些地方繁衍生息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反击各诸侯国的扩张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如果这些少数民族也有文字留存下来的话,这段时间的记载就会是中原诸侯国不断的掠夺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同化和驱逐土著居民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血腥。我们看到,伴随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进攻”,各诸侯国的领土面积不断的扩大,拉铁摩尔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狄戎入侵”的累积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土地扩张。当这些适农区基本都进入各诸侯国之后,继续扩张的道路只能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从“周八百”、七雄再到秦统一中国,就是适农区内部整合的过程。 在秦汉帝国,尤其在汉武帝的扩张之后,适农区已基本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王明珂也这样写道:“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或华夏政治控制力的极限;东至海,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在当时的军事和管理技术下,进一步向游牧区扩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就会小于边际成本的现象,农耕民族的理性选择就是停止扩张。如秦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大规模的出击离其统治核心区相对较近的草原地区,而是千里迢迢,出击岭南就说明对于汉民族而言,适合农耕是将领土包含在统治区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强汉盛唐,中原民族出击草原更多的也是基于震慑、惩罚草原民族而不是扩张领土。 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并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 和一切强大文化一样,汉族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共同的亲缘关系以形成最佳的环境。因此,当汉族成为独立的历史势力时,就继续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大的‘汉族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找到了这种等待他们发展的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可以改造环境,利用中国精耕农业的灌溉及排水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一些地区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的环境标准。而另外有些地区,则完全不容许汉族生活方式进入。……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 在中华民族的版图基本定型后,中原统治者也曾有过不少突破现有统治区域的尝试,如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战争,王莽对草原的战争、明成祖朱棣对草原和越南的战争等,但这些扩张和战争并没有实现战争的预期目标,反而将农耕统治区的财政拖入内外俱疲的境地,最后不得不在借助修建长城和朝贡贸易等形式重新恢复以前的疆域,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秦汉时所确定的边界在当时生产和军事技术下的合理性,而这些试图突破现有边界的行为的失利反过来强化了中国的非远征文化,如《资治通鉴》上讲汉武帝晚年对多年征战对百姓的不利影响做了深刻的反思,并且不再征战。司马光对此的评论则是如果没有这些反思,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没有什么区别。 和平的非战和不远征文化会随着农耕民族的军事技术进步而变化。如满清入主中原后,一方面通过满蒙联合统治的形式拉拢草原贵族,另一方面通过日益成熟的热武器应对不服从的草原贵族,从而成功的将统治区扩张到草原地区。康熙和乾隆年间对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战争很明显已经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不远征文化,但这种现象并不说明满清之前中原统治者的非理性,而是说明在管理和军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国家的最优规模已经增加,出击草原并将其纳入统治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 在以农耕民族主体的中华民族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时,鉴于出击海洋的得不偿失,在明清时期,一直以守代攻,同样采取了非远征的和平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生产和军事技术的约束,维持自己统治的理性选择,后人不能以改变了的约束条件苛求前人。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并不是基因或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特征,而在经过血腥的开拓后,到秦汉时期,适农区已大多都已被纳入了农耕的汉民族统治的范围,在当时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水平下,已经没有疆域(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值得我们去开拓,以修建长城为代表的和平防御政策和得名让利的朝贡贸易等政策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作为现实归纳和总结,文化上也表现为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 中华民族在未来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从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面临的约束条件去分析。答案希望留点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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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说到汉武帝的“轮台诏”,正好看到一篇文章
热度 9 silentdarkness 2016-9-5 11:18
http://www.guancha.cn/lixiaopeng/2016_07_28_369179_1.shtml
1422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 【太误事】海昏侯,少陵 --赚爱元贴
热度 11 马鹿 2015-11-17 10:14
。。。。。。。。。。。。。。。。。。。。。。。。。。。。。。。。。。。。。。。。。。。。。。。。。。。。。。。。。。。。。。。。。。。。。。。。。。。。。。。。。。。。。。。。。。。。。。。。。。。。。。。。。。。。。。。。。。。。。。。。。。。。。。。。。。。。。。。。。。。。。。。。。。。。。。。。。。。。。。。。。。。。。。。。。。。。。。。。。。。。。。。。。。。。。。。。。。。。。。。。。。。。。。。。。。。。。。。。。。。。。。。。。。。。。。。。。。。。。。。。。。。。。。。。。。。。。。。。。。。。。。。。。。。。。。。。。。。。。。。。。。。。 汉昭帝薨, 无子, 霍光 选中汉昭帝的侄子昌邑王 刘贺 即位, 刘贺荒淫至极, 27天后被废,仍回旧地做昌邑王, 后被贬为海昏侯。南昌正挖据海昏侯之墓呢, 只是不知道是哪代的海昏侯。 刘贺一生 王-皇-侯 。 霍光废除刘贺以后立汉武帝戾太子之孙 刘询 为帝。 汉宣帝不理朝臣暗示没有娶霍光之女为皇后而封糟糠之妻 许平君 为后。 霍光夫人想让自己女儿封后,许皇后生产之时被女医 淳于衍 下毒而死。汉宣帝隐忍,娶了霍光之女 霍成君 为皇后。霍光死后,汉宣帝灭了霍氏家族并贬了霍皇后为最低级的嫔妃。 霍成君自杀。 宫斗戏是有生活来源的! 霍光: 霍去病 异母弟。 许皇后的陵寝小于汉宣帝的陵寝杜陵, 所以常称少陵。 杜甫 , 曾居住少陵塬,自称“少陵野老,世人称之杜少陵。 好多八卦呀,其实还可以继续八。。。 八卦也是历史!
个人分类: 太误事|2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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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8 青袂 2011-12-21 11:22
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北海,被匈奴囚于北海不使归。汉昭帝时,得知真情,派人赴匈奴,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糸帛书,言武在某泽中。”后世遂以鸿雁为传达送信者的代称。 唐时岑参有首有名的七言绝句《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说的是岑参告别家人离京赴西域,在走了多天之后,他意外地在路途中遇见回京的一位老相识,百感交集,互倾衷肠,无暇写信,只能请他传语报平安。 可见,书信自古就是表达情绪、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人基本上不用拿笔写信了。因那费事费时且传递速度太慢。手机成了新宠。可在四十年前,贴上8分邮票的信,是朋友家人单位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 记得1969年2月,我下乡插队的公社共来了一百名老乡,分在工程兵建筑部队一个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甚至一个锅里吃饭。一入伍,正逢中苏边境冲突,大战一触即发。为了备战,我们建筑部队担负了繁重的施工任务。那时,家里人也知道,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于是,家信雪片似地飞来。我们这些老乡每天都就能收到亲属亲戚同学朋友的信。来信后,老乡之间免不了互相通个气,告之信的内容。也可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家里来信多是爱国之言,报国之志,“三忠于”、“四无限”,并告诫在部队要有准备随时为国捐躯的崇高信念。 老乡中,王道荣最大,入伍时己23岁。家里人对他也特别不放心。他父母念子心切,甚至说些消磨斗志的话。比如,能不能给领导说说早点退伍之类。这下激起了老乡的公愤,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觉得毛主席的战士,不能有此念头,有损家乡形象。但这位老兄拍着胸脯说:你们放心,毛主席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决不皱眉头。况且,他当年入伍年底就当上了班长,工作姿态和思想稳定是无可挑剔的。于是,几个老乡为了考验他是否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决定悄悄以他父母名义给他写封信,探探他的真实想法。 我是高中生,自然成了执笔人。信写好后,偷了他往日的一个旧信封,悄悄把信纸塞进信封。然后丢进营部通信班的信袋里。一天晚饭后,他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说有要事相告。我故作惊讶,装着一脸胡涂走出宿舍外的空旷地上。他神秘地塞给我一张纸,说父母又来信了。我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吾儿,见字如面。儿自从戎,吾辈寝食难安。今国事叵测,干戈渐起,父母垂垂老矣,然儿终身事萦绕心头,盼孙心切。我们在镇上物色一良家名殊,能歌善舞,且在百货公司供职,每月工资三十元之巨。她听说你是军人又当上班长,十分中意,愿与之尽秦晋之好。…… 我笑着说,写的啥,看不懂啊。他急了,说:我父母不识字你不是不知道。这明明是咱镇上邮局门口那摆摊子老秀才写的嘛。我说,你真幸运。这个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你是薛平贵,被咱镇上的王宝钏绣球击中了。他叹口气说:绣球?砖头吧!她是街上人,我是种田的,我退伍后回家,她能嫁给我这泥腿子吗!我父母真能开玩笑!我劝他:别等退伍才结婚呀,马上走,穿着绿军装,给她带一套。那时,绿军装是女孩子朝思暮想的宠物。有这个订婚信物,女人往往不能自持,像喝了迷魂药。他重重叹口气,说,我们的命,前生注定,龙配龙,凤配凤,老鼠儿子打地洞。不要高攀了。何况,施工任务这么重,我不可能为私事请假!我一听,有戏!不愧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好战士的好老乡。第二天中午,我用电话笑着告诉他:经组织认真考察,你是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一头雾水问我是咋回事。我把“包袱”抖了出来。他气的直嚷,你昨晚为什么不说?害的我一夜未合眼,你们这帮小子真缺德! 第二年,他因工作出色,当上副排长,代理排长,领着四个班,干出了榜样。部队决定给他提干,当排长。可去人到安徽外调,说他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几个月村长。这在当时是万万提不了干的。但人才难得,于是在他退伍時,团里给他一个留京进七机部的指标。当时他心灰意懒,他舍不得部队,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国防工程。他说,既然部队不要我了,我还是回家种田吧。他毫无怨言,一身正气地回家务农。 今年四月,我回老家扫墓,他特地来看我。粗大的长滿老茧的手还是那样有力。他在农村生儿育女,儿女又有了儿女。我问,孩子们有愿意当兵的吗?他苦笑地说:现在的孩子哪有我们那时傻呀。补助多少钱也不去了。我开玩笑地说:回家后见到镇上那位“相好”吗?他说,还真见了。可她干不了农活,不能当花瓶供着吧!人的出生不能改变,但人的出路可以选择!我虽然提不了干,未成为北京的一名职工,但我在农村,找到了我的乐趣。这个乐趣就是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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