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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6 席琳 2014-2-19 12:59
2014-2-18 记得以前看 人大教授杨翰章早年在哈佛大学游学时写的博士论文《Deng:A Political Biography》之第五章中,关于1928-1929年邓小平在中央的任职,曾有如下一段评述: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期间,邓小平是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工作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或秘书。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和邓小平本人都声称他担任的是中央秘书长。李维汉的回忆录,对 1928年时 邓小平在党中央的工作性质有如此的描述: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我和任弼时同志留守上海,负责处理党在国内的事务。从1928年4月到1928年9月期间,新当选的中央领导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位于四马路的天蝉剧场的两件包厢里面开会,在包厢靠西面窗户的房间里,摆放有一张小桌子。每次开会,小平同志就坐在小桌子旁面,做记录。 可是没有任何的历史文献可以证实,即便是在上世纪30年代,邓小平做过党中央的秘书长。秘书长的位置也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几个时期,而这样的位置,也一般都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担任。例如李立三和周恩来。当时邓小平连一般的中央委员也还不是。在上面提及的李维汉回忆录中,尽管 李维汉 也千方百计为邓小平打掩护,但也没有否定邓小平只不过是担任中央工作人员这一历史事实。 那么,号称自小就记忆力特别强并且同一时期也在中央书记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秘书处之误)担任秘书工作的黄慕兰是如何回忆的呢? 《黄慕兰自传》第五章《转入地下》和第六章《中央秘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我继续留在江西省委机关坚持工作,直到1928年12月接到党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 。。。。。 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 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作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我当秘书虽然只是个一般的工作干部,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学习了许多在白区斗争的经验。。。。。。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担任,不是在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 不过黄慕兰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还是提到了自称于1927年12月,23岁就开始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的。只不过文中说他“参加了中央的工作”,是“领导同志”而已。 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 具体是什么样的领导职位,负责什么工作,人家黄慕兰投鼠忌器,没有明说,后来的所有人,也只好是毫无依据地胡说八道和人云亦云。 但此时的邓小平,不是中央秘书长,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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