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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热度 5 jiny2873 2017-1-24 02:43;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2日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是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 99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能人：熊阔海，穷不怕: 热度 2 gordon 2016-3-29 20:52; 原载《河北日报》无奈卖儿筹经费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5月30日，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住宅里，回首往事，86岁的高鹰老人不禁痛哭失声。“在那个年代搞地下工作太难了！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实在无法可想的父亲才把我弟弟卖掉了。”采访中，高鹰几次喃喃低声念着这几句话，语音颤抖。高鹰的父亲高文华，于1935年2月接替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高文华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陷入了困境，高文华与妻子贾琏将自己只有四个月大的儿子卖掉，换来50元大洋，维持了省委三个月的运转。“当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好似一个孤儿，工作上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导，经济上没有中共中央接济，加上那年华北大旱，遍地灾民，困难可想而知。”河北省委党史办宋学民处长告诉笔者，高文华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但收效甚微。“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的女儿饿得难受，不得不到田野里捉蝗虫，拿回来烧着吃；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当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们后来这样回忆。由于没有药物，高文华只好喝盐水治病。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的贾琏看到高文华营养不良，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墙外装饰门面的一块腊肉取下来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装门面、摆阔气，同时也是地下党同志前来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贾琏多次把这块腊肉取下又挂起，始终没有吃掉。 “我爱人贾琏同志眼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段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东光)。那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4个月大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 在高文华的回忆文章《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看不出悲伤甚至看不出细节的平白描述仍然可以让人想像当年抉择时的残酷。“分给王林(省委秘书长)10元，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10元，解决吃饭问题。”高文华就是靠着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谈及‘卖子筹经费’的往事，高老低下头，想了很久，不说一句话。”作为党史工作者，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振南处长近年来潜心研究高文华的革命事迹，曾几次访问高文华，1982年4月的一次座谈会上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最后高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高文华夫妇还保持着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性。“高文华的女儿为烧蝗虫吃还受到了责备，因为当时高文华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商人的女儿是不会烧蝗虫吃的。”原益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刘谷东告诉笔者。 1988年，刘谷东曾专程到北京拜访高文华，并写下了名为《为了创建新世界》的文章进行发表。 ******************************************************************************************* 原题：《“母亲是钢铁炼成的女革命家”》她17岁手就拿两把缚着红布的大刀，率队打土豪开粮仓，还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解放后，她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后，她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与组织了数以万计冤假错案的平反。她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陶铸的妻子曾志———穿越烽火岁月的女革命家。今年是曾志诞辰100周年，她的革命历程和传奇故事再次广受关注。昨日，省妇联在省委礼堂举行“学党史忆妇运明使命跟党走”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第一场报告会“陶斯亮同志谈革命母亲曾志”。省直机关、珠三角地区妇女干部、妇女群众等1000多人聆听报告。斯人已逝，再谈母亲，陶斯亮直言，“人们对母亲的了解很抽象，认为她是个女革命者。但是她的喜怒哀乐，她最美、最感人的地方人们并不熟悉。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时代，让他们的精神，如种子，深埋在中国的土地。” 母亲这样的女性不可复制问：你母亲的经历太神奇了，比现在许多电视剧中的人物精彩多了。陶斯亮：是的。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女性太有故事了，是不可复制的。问：解放后，您母亲和离散的两个儿子重逢了，她怎么替他们打算呢？陶斯亮：母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心里非常关怀别人，只是她所操的心与众不同，想法很实在。我大哥后来一直在农村务农，许多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妈妈却认为，留在农村有一块田地耕种，是最实际的。曾志同志的两任丈夫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如今的时代环境完全不同了，当代人很难深刻地认识那一代革命者。陶斯亮：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我两个哥哥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当时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艰苦，没有办法养孩子，我请你们原谅。”我母亲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软话，但在生命最后时刻求儿子的谅解。以上种种，谁能忍心说这个坚定的女革命者不近人情呢？大爱无声，真水无香，这才是爱的本质。母亲一生活得精彩，真正做到了战士、圣徒、女人三位一体。 ******************************************************************************************* 问：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是怎么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呢？陶斯亮：她从小想当花木兰，整天看武侠小说。当她听说到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学军事，就毅然放弃了女子师范的学业，成为那个讲习所唯一的女学员，并且坚持到最后。她选择的是一条血雨腥风，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之路。; 28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的逻辑（转）: gordon 2016-1-19 11:28; 中国经济的核心困局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单纯从经济层面论述，是1，旧经济（为盖房子配套产业，也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产业）已经确定性的衰败，而2，新经济（所谓的科技创新产业）前途充满不确定性，同时3，资产（主要是城市住房）估值太高。并且1和3之间，2和3之间互相牵扯。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需要把城市住房拆分成两类：北上广深的住房，非北上广深的住房。 1为什么发生，除了人口老化这个终极大杀器以外，3也是很重要的障碍。目前对于城市住房的潜在买家并不是已经消失的山穷水尽了，如果这1亿农民工购买力够，那么城市住房的高库存根本就不是个事，那么所有为盖房子而配套的产业也不至于现在就衰败。所以症结就在于，目前的城市住房（指望农民工兄弟化解库存的是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以外的城市）价格，和城市所在地的产业能够给农民工提供的稳定就业收入相比，太高了。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稳定就业收入，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的每日收入不低的，但是靠这种有一天没一天的收入银行是不会给他放房贷的。总结起来看，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住房价格过高，其实是这些城市缺乏现代化产业的结果，并且直接构成了1的原因。 2 为什么和3牵扯在一起，是因为我国所谓的科技创新企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分布集中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第二是跟在美国的领军公司后边逆向工程，也就是说，它们的长处是把产品做的更好成本更低，但是不长于无中生有的开发出新产品（什么叫无中生有的开发出新产品？苹果的ipod iphone ipad都算是无中生有，彻底否定之前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技术路线。什么叫做把产品做的更好成本更低，华为的mate出货量超越三星的note就是。尽管华为是我认为国内最伟大的科技公司没有之一，但是还是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的）。第二个特点有深厚的中国国情，就是中国的985高校批量化培养了合格的工程师，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成功得利用好了廉价工程师红利，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正如2008年之前的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企业利用好了廉价农民工红利获得成功）。正因为我国的科技公司都是依赖于廉价的工程师红利起家的，源源不断的优质高校毕业生流入就是企业持续获得研发成功的保障（26岁的新毕业生可以一周工作六天，一天工作10小时，36岁的人试试看可能吗？），但是此工程师红利正在迅速被北上广深飞奔的住房价格消灭。我姑且认为华为这样的硬件龙头，bat这样的互联网龙头，拿了pevc大把现金的各式各样互联网创业公司，可以支付给新毕业生足够高的工资让他安心安家。问题来了，有真实盈利能力的科技公司就那么几家，大多数创业期的科技公司都指望着pevc持续烧钱，pevc都指望着资本市场的韭菜前仆后继，但是韭菜的生长速度大体是线性的，消耗速度可是非线性的（2015年成交金额大于2010-2014整五年之和；上一次出现成交金额大跃进是2007年，2007年成交金额大于1992-2006整十五年之和），一旦韭菜跟不上或者韭菜的钱包跟不上怎么办？总结起来看，北上广深的城市住房价格过高，开始侵蚀这四个城市在所谓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对优势（其实也就是整个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对优势）。注 1，同样是资产价格估值过高，如果是股票估值过高，其实危险还不算特紧迫，因为公司控制人玩一二级市场的估值套利，也是顺便让持有股票的小散占便宜的。但是住房价格估值过高，那除了让早期拿到便宜筹码的城市土著居民占便宜之外，我没看出来对于城市内的企业，尤其是命脉系于年轻工程师的科技公司有一毛钱好处。香港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例子，香港的港大港科港中文三个学校可是比大陆的顶级高校在师资在经费上都要占优势，香港也算是亚太区的金融中心，不缺金融机构对于科技公司的支持，可是香港根本发展不起来哪怕是一家科技公司。大疆的创始人汪涛是港科的学生，无人机算法最初是他的论文题目，但是他还是要回到深圳而不是在香港发展，就非常说明问题了。注2，2015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五大任务之一，‘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这其中罗列的企业各项成本，增值税，社保，财务费用，电费，物流费，对于科技公司来说都不致命，无法批量化的吸收到物美价廉的年轻毕业生才是真正致命的。注3，现在摆在一个985高校硕士毕业生面前的现实就是，留在北上广深，面对的一套可以成家立业的住房的价格大约是400万起。2015年超级大牛股暴风科技的招股书披露，截至2014-12-31，公司有研发人员420人，职工薪酬6792万，归母净利润 4194万。至于汇率困局，表面上看是所谓的一万亿美元套利资金在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撤退造成的，但是更深层次，只不过是上述的三大困局的表现形式。如果进一步的，超越经济层面，从社会学意义上论述此困局，那就是执政者的征税能力出了问题，无法从存量财富（居民户的财富主要沉淀在城市住房）上征税，只能从流量财富（地方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是依赖；个人所得税蜕变为工资税）上征税。城市住房价格过高，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刻意引导的结果，因为房价的最大一块是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政府税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刚性增长的，尤其是挂钩于存量户籍人口的数量增长的，但是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政府税收，是挂钩于新进入城市户籍人口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萎缩的。以一个必然萎缩的收入，去支撑一个刚性增长的支出，可不就是征税能力出了问题吗。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经济核心困局的理解，暂时我没有看到执政者的解决决心，所以我的基准假设就是最终迎来资产（主要是城市住房）的估值调整。当然实现此估值调整的路径不定，我能想到的有两条：汇率持续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城市住房价格变得合理（绝对价格变得合理，未必是租售比变得合理），同时由于汇率贬值，出口部门复活，带动经济复苏并且境外资金再一次持续流入；或者最终等来通胀，央行被迫提高利率，刺破城市住房的高价格。其实只要城市住房价格快速调整到位，那么上述的困局1和2也就解决了大部分，无非是银行部门多承担坏账而已，这种以金融机构的损失换取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买卖，其实是划算的。我的应对策略，是基于我的上述理解的。所以有以下两条原则：1，尽可能配置境外的美元（港币）资产；2，尽可能采取保守而不是激进的策略。原则1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我能观察到最聪明的资金，典型例子比如安邦和复星，都是负债人民币资产美元的积极执行者，考虑到安邦和复星的掌舵人，在信息优势和人生阅历上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我就应该跟着这样的聪明资金走。具体如何落实原则2，如果由我来负责宏观对冲产品的运营，那么暂定2016年全年的策略是严格保本策略：先通过加杠杆于高等级信用债（AAA以上）确定全年可以获得的收益率，比如6%，然后6%作为股票投资的可容忍最大损失限额。此严格保本策略应该一直运行到我观察到上述的中国经济核心困局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为止。; 0 个评论

分享陶斯亮谈阎明复: 热度 40 皇家骑警总监 2015-6-30 05:51; 六四前后，陶铸之女陶斯亮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她在2015年第6期《炎黄春秋》罕见撰文《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披露自己做统战工作的心路历程中谈到阎明复时有如下表述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人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战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培根及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儿子彭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自为他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职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阎明复在大百科出任副总编的时候，正好也是我外婆负责大百科外事工作的时期，还记得我外婆病重的时候，他来北京医院探望，医院前台问他和病人关系的时候，他说，那是我姐姐。他那个“阎”和我外婆那个“严”，可是一笔易写的两个yan。感觉很暖心。; 473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是华国锋拍板决定恢复了高考（ZT）: 热度 15 席琳 2015-2-15 23:12; 2015-2-15 席按：自己的印象中，一直是华国锋决定了恢复高考，当年某省高考题，就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和献给英明领袖华主席之类。在自己的博客中，也一直是这么写的。可后来，这项殊荣，不知怎么就成了邓小平的英明决定。网上最近的几篇文章，对此进行了反思。读史微信号： dushi818 博闻通识、知古鉴今。商务合作QQ：451851892 微信：qjn1999（钱江南）文革前的高考也有政审条件在很多人看来，对参加高考的学子有条件限制源于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错误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高考政审是以立法的形式．对于公民考试权利做出的制度性规定，在当时称之为“不宜录取”。也就是对一些考生要通过政审，政审不合格不能进入大学或者很难进入大学。比如父母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地富反坏右的，亲戚中有杀关管的，或者有海外关系港台关系一般通不过政审，即使能读大学也不能读保密专业（军事院校、军工院和校涉及军工的专业都属于保密专业）。文革推迟高考始于刘少奇 1966 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反对教育考试制度的文章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的案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央认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同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正因为此，全国高等院校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从时间上看，推迟高考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政文革和通过工作组控制高校的时期，对推迟高考负有领导责任，这也是邓小平虽然后来支持恢复高考，却对当年推迟高考没有垢病的原因。文革中高考没有文化考试是误读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北大于当年6月4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这批学生后来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学制为2~3年。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央决定恢复在招生当中的文化考试，注意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基础知识水平，确保新生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由于邓小平是1973年3月10日由毛泽东决定重新出来工作，这个功劳一直戴在邓小平头上，其实邓小平是3月10日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泽东当天批准同意。此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邓小平真正出来工作是4月12 日，这次恢复高考文化考试与邓小平没半点关系。主政者是周恩来。1973年6月份的高考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生产忙没有时间复习文化知识，考试时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得6分，心存不满在试卷上写下了一段话，提出“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张铁生是27号接到高考通知，30号进考场）。此事被后人称之为“白卷先生”，张铁生也因此名噪一时并在文革后身陷囹圄。显然，笼统地讲文革中只有选拔推荐没有文化考试是不准确的。文革后恢复高考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邓小平故居纪念馆有一个1977年全国高考决策过程的专题展览，除了历史图片外，文字说明基本以《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为依据。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不仅见于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而且主流媒体也是这种观点。其实细化分析，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高考既不是他提出来的，也无权拍板确定如此大的国家政策方针。恢复高考的决策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定是7月21日，并于当天在会议上讲话。邓小平复出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 “邓小平复出三天就恢复高考”见于许多文章中，这不是事实。恢复高考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何来邓小平拍板决策！提出恢复高考的是查全性教授或温元凯教授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会议中的第三天，作会高校15位代表之一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他的发言受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数学家吴文俊等著名科学家都的赞同。据说邓小平因此问在座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水分很大，许多文章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邓小平当时没有资格敢说“今年就恢复高考”，事实是后来经过多次讨论才最终形成）中国科技大学年轻助教温元凯的回忆则是另一种情况。据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述是他利用插话的机会说高考制度要改革，提出“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更高兴了。” “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这种回忆属于艺术加工，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敢于在中央会议上鼓掌，也太没规矩了）事实上此次会议之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然，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并无意在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仍然坚持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显然，教育部正式的招生会议并没有采纳座谈会的意见，也不存在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时不具备拍板决策恢复高考的权力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其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王洪文、张春桥身陷囹圄。李德生辞职（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75年又增补了邓小平入常。到1977年时，上届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叶剑英和增补的邓小平。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时的分工是华国锋负责全面工作，叶剑英负责军队，邓小平负责科技和教育，李先念负责经济，汪东兴负责宣传工作。由于常委人数少了，一些工作由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邓小平成为核心从而实现的“一言堂”是在胡耀邦时期，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离开后才形成的）恢复高考是分管工作的邓小平多次汇报请示后由中央研究决定的。 1977 年8月18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闭幕后，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并附言： “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18日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圈阅同意该请示报告。 9月6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邓小平写这封信的起因，是9月5日收到教育部长刘西尧的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提到，招生涉及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很快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原则性通过了教育部《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当天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 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两处修改：一、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的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二、考虑到国家正式职工被录取为研究生后，原来的福利劳保待遇不致降低，“将工资关系转入培养单位”一句改为“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意见》。至此，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从上面的论述看，恢复高考并非是邓小平拍板决策。而是经过了几次讨论修改，经中央多次研究才决定下来。那儿看得出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模糊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是贪天之功。就当时而言，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和教育的党的负责人，负责科技和教育工作是职务行为。作为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只是党的领导层，却不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中央，而最终决策权在华国锋。华国锋在1977年被称作是“英明领袖”，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权于一身，威望正如日中天。连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信起首为“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其中表示：“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话是：“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这种情况下，像恢复高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同意，邓小平根本办不成。邓小平确实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起了一些作用，虽然他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参加人员是有选择的，但提出和形成了恢复高考的意见，该会议为最终恢复高考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就像1966年刘源递信要求取消高考，1977年刘源又向邓小平写信要求允许自己参加高考一样。邓小平1966年参预刘少奇决策取消高考，1977年又积极推动华国锋恢复高考。历史总是这样开一些人的玩笑。;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937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胡家子都是傻x吗？: 热度 32 老马丁 2014-12-13 00:10; “中新网12月12日电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大陆将帅子弟组成的“爱和平”访问团11日赴曾是国共军事最前线的金门。担任团长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与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见面时，强调两岸苦难一页已翻转过去，今后要世代和平友好，让人民更幸福。” 老大要民主，老三要和平。把自己卖给民主自由也卖不出价钱啊。中国一旦实现真正的民选(且不说是好还是坏）。被新的统治阶级推崇怀念的只会是叶利钦，而不是给巴乔夫，更不会是给巴乔夫的傻逼儿子。为啥有些中国的统治阶层的二代们热衷于干凿船砸锅的事呢？他们全部的地位和光环来自于他们一心一意要破坏的政权。我记得上一次干这事有傅作义的女儿。丫活该。; 个人分类: 闲谈|215 次阅读|14 个评论

分享胡德平拜访安倍: 热度 22 dragan 2014-4-16 17:39; 中日关系消息人士15日透露，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日前访日期间曾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双方可能就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交换了看法。胡德平和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密切，他从4月6日起对日本进行了访问。据共同社4月15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胡德平于8日前往首相官邸，见到了安倍。乖乖，统战部、外交部统统不管用，必须要他这样的去送口信。; 1629 次阅读|1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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