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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权力的积木6：突破血缘，纵横家（转）: gordon 2016-1-2 20:14; 其实 “士”，才是当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基础。 ***********************************************************************************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将打仗作为谋生之道，因为战争或暴力攻击虽可能带来各种利益——战利品、个人声誉、女人、消灭资源竞争对手，等等——，却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职业武人阶层，社会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别与年龄段之间发生。但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从而使得战争成为一种有可能赖以为生的职业；可以说，农耕和畜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位，吸引一些人逐渐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对于有着长久狩猎历史的人类，这一生态位并不太陌生，农牧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是另一种猎物而已。不过，该生态位起初并不十分诱人，因为人类毕竟是最可怕的动物，几万年前便已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从他们口中夺食太危险了，而且人类有着强烈的复仇倾向，被攻击、特别是亲友被杀之后，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社会规范，都要求人们实施报复，实际上，血仇循环也是传统小型社会之间暴力冲突的头号起因。但劫掠机会的持续存在，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尽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从远处交换而来，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和装备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当地农民在犁地时还经常翻到；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采用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这一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制造石匕首的燧石材料唾手可得，而青铜剑所需材料则是从数百公里外的南方经由长途贸易而来，其制造工艺也并非人人都能掌握。我们不妨从投资者或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武器和战争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他们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为那些贫穷但又渴望获取战利品的人提供装备，换取他们听从自己指挥，展开协调行动，从而组织起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队伍。由于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的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队伍日益庞大，船只也变得更大更昂贵，到十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夏威夷群岛各酋邦的大酋长们建造的战船丝毫不逊色于维京海盗船，它基于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改造而成，将平衡浮木换成了第二独木船体，并添加了三角帆；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旗舰上，装载了20位桨手和40位战士，另一位大酋长Peleioholani拥有的一艘战舰，据说可装载160位战士，这样的大型战争装备，显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负担，而传统独木舟却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制造的。【图6-7】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有些带三角帆【图3】夏威夷群岛的双体独木战船【图4】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实际上，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这些创新离不开有组织私人武装的崛起，试想，假如战争仍像前农业社会那样，以分散自发无组织的方式进行，战利品谁拿到归谁，那就没人会愿意在重资产型的新技术上进行高风险投资。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也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一风险差异，和当代自由职业者与受薪雇员之间的差异一样。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恰好创造了对此类机会的旺盛需求，基于经营效率上的考虑，土地财产常有着抗分割倾向，因而较多采用长子继承制，得不到土地的幼子们的一条常见出路，便是投靠一位首领，成为职业武士，首领族内的穷亲戚、孤儿、还不起债的债务人、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这条出路。如此一来，这些权势人物便逐渐将具备战争所需技能的各种人才聚集在其身边，包括战士，武器和车船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采购关键物资的行商，还有兼任历史学家、宣传部长和情报收集者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通过为他们提供食宿、赞助和庇护，在战争中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和保护费，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开启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与秩序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这一转折，类似于管理学家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所指出的现代规模化企业取代传统个体商人的过程，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局部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协调供应链，将这些战争团队的首领称为第一批钱德勒式企业家，也并不过分。门客制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在酋邦形态的社会中，统治阶层由一群通过宗族或姻亲纽带联合起来的恩主（酋长）组成，其中权势最显赫而取得霸主地位的大恩主便是酋邦首领；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所谓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了其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恩主-门客关系也是早期罗马的重要社会纽带和基础政治结构，罗马城创建者罗穆鲁斯本人便是位大恩主，早先的恩主（patronus）后来成了罗马王国的贵族（patricius），他们同时也是元老（senator）的来源；在王国早期，称呼元老的词是patres，意思是父亲或族长，与“恩主”和“贵族”同源，与此同时，那些追随效忠恩主的门客（pietas），变成了罗马的平民阶层（plebeian），这一词义演变揭示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过程：权势家族通过收容大批门客而变成政治组织，其族长作为恩主而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这些首领继而联合成为罗马国家。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在对照分析了希腊罗马文献后发现，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所描绘的公元前二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但此时这些大人物与其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也仍由亲属关系所主导。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规模，居住在新近兴起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已不复存在。基于门客制的新型组织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首领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并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祗，希腊诸神连同其谱系便如此被创造了出来，夏威夷酋长们甚至阻止平民记诵家谱，结果平民往往只记得祖父辈是谁，罗马的门客则常以收养的名义被并入恩主的氏族，采用其姓氏，收养传统在罗马贵族中一直盛行到帝国时代。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也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个人友情成为更优先的考虑，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而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 ……所有这些改变，都是走向专业化所必需，类似于家族企业在去家族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这些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那些频遭劫掠却无力自保的群体，可能会向劫掠者定期缴纳贡赋以换取安宁，或者向其他同类组织纳贡以寻求庇护；同时，存在此类组织的群体，会因其对外劫掠行动而惹来报复，而报复通常会无差别的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这样，即便那些并未依附于武装首领的社会成员，也不得不与之建立关系，以免躺枪。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假如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便可将这些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军事民主制，相反，假如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僭主，全面接管部落的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重要的是，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武装组织，必定是有能力慑服了周边若干群体因而得以从中勒索贡赋的组织，所以他们基于纳贡与庇护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跨部落的，结果便是酋邦的建立；尽管此前也存在跨部落联盟，但联盟是一种类似于商会的松散组织，而酋邦则是真正的企业，它将推动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走向大型化。武装首领一旦建立起酋邦，便可凭借姻亲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各部落的控制，常见做法是从各部落娶妻，并将女儿嫁给各酋长，正如祖鲁王国诞生前的情况；假如首领实力足够强大，还可将其宗族近亲安插进各部落，在夏威夷酋邦中，部落酋长都是大酋长的父系近亲，亲缘通常不远于一级堂兄弟，更低级的社区酋长则是大酋长的亲兵随从，他们都直接听从其指挥，平时照管农务、组织人力修缮灌溉系统，定期收缴贡赋，必要时有义务参与大酋长的作战行动。在夏威夷的案例中，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已呼之欲出，随着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推动武器和组织技术持续改进，酋邦的统治范围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展，由此所开启的组织和制度发展进程，将最终导致国家的诞生。门客制所创造的武装组织，也留下了一种不可逆的遗产，在此后历史上，每当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之际，凡已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而会在各种类似恩主-门客关系的模式下实现政治权力重组，并重建地方秩序，罗马衰亡后西欧封建体系的兴起，汉帝国崩溃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家兵而自保的做法，皆属此类。; 1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敏行讷言: 热度 32 河蚌 2013-5-4 09:03; 中国文化讲究“敏于行而讷于言”，不喜欢“巧言令色”，而那种“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人，更是被史家所大加鞭挞，对于依托口才有所成就的所谓“一言兴帮，一言丧帮”的纵横家也颇有微词。所以，俺觉得所谓素质教育中推重的以“演讲和辩论”为基础的口才，在中华文化中占的比重很低。在孩子的教育上，宁愿他多学点技术，无论是英语还是古诗词还是体育项目，我都赞成，但专为孩子办的口才及辩论班，我却觉得没什么用。口才好的人，往往思维不严密，喜欢夸大其辞，做事不求专，读书不甚解，好言善辨，徒逞一时之快，不知不觉中得罪人，是典型的图虚名而招实祸。中国历史上，很多名人，幼时即有急智，大时才华出众，但最终结局却很悲惨，如孔融、解缙，其实都是因为上述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个人分类: 世间百态|1078 次阅读|4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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