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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国际法的新准则与我国的外交斗争技巧	社会杂谈	抱朴仙人 2013-2-7	17 6796	bbceve 2013-2-23 00:26
	ZT-- 强权不能视为公理主权纠纷应通过国际法解决	网林摘葩	jerf71 2014-7-3	1 1554	仁 2014-7-3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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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后勤与国际法（转）: gordon 2016-4-22 06:11; 从拿破仑到毛奇的物资补给　　滑铁卢的炮声刚刚消失，各国的军事家们就开始研究和分析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以求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未来的借鉴。由于在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军队的机动性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其致胜的决定因素，所以后勤问题受到人们特别缜密的考察。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当各国指挥官们着意仿效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这个考察过程即已开始了。例如奥地利军队早在1799-1800年就曾大幅度削减了大车、驮马和行李辎重的编制定额，1805年打了败仗后再次削减。结果，到1809年战局中，奥地利人在行军效能上第一次能与拿破仑匹敌了。同样，联军在1813年从萨克森向莱茵河的行军中，也显示出他们已经吸取了那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的某些经验。　　在这股学习和仿效拿破仑后勤保障的潮流中，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学派。其中一个学派的最佳代表也许要算安德列·德·罗吉纳。他是一个法国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战争，并且早在1816年就发表了他对那些战争的观感。在题为“欧洲进攻战中的大规模行动”的一章中，罗吉纳给予拿破仑的后勤工作以猛烈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说，他的最终失败首先是由于对交通线重视不够。按照罗吉纳的观点，深入敌国的战略穿插须使用小部队才能顺利实施，而现代军队规模庞大，其所需的给养、弹药和补充兵员数量更大。罗吉纳进而着重指出，军队就地取给必然带来种种困难，包括士兵逃亡，纪律涣散，以及同居民打交道的麻烦等。他把奥斯特里茨战局称为拿破仑“疯狂的顶峰” ，并责备拿破仑使30万人饿死在饿国，又使20万人饿死在萨克森。罗吉纳认为，要克服所有这些弊病，希望在于实行一种“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战争体制：军队携运最大限量为8天的给养，前进时离基地不超过30到40里格，然后停止前进，补充给养，等待预备队的到来。(罗吉纳认为，要成功地实施任何军事行动，预备队必须随后赶上)。此时，再次积累储备品，并建立新的基地。直到一切就序，军队才能重新前进。　　另一位，也是更伟大的一位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与此大不相同。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当他谈到问题的核心之点时，对拿破仑战略行军的快速性并不象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那样看重。他指出，就地征粮之造成迟误，与后方供应制度同样严重，当部队自己不能直接征粮时尤其如此。他并且以1806年缪拉对普鲁士人的著名追击战为例，说明腓特烈二世虽然带着他的全部庞大辎重和行李，也能达到和缪拉同样的速度。但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当行军距离延长时，法国人的补给制度或缺乏正规补给制度就显得较为优越了。完全是靠了这样的制度，从塔古斯河到涅曼河的那些长途行军才得以实现。所以，不管克劳维塞茨有多大的保留，他已预料到将会出现就地取给的高潮。他得出了同他自己的具体考察相矛盾的结论：依靠就地征粮的战争，比依靠仓库供应的战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相形之下，“ 后一种战争看起来简直不象是战争了 ”。　　这种意见可算是拿破仑之后的一代人中颇受重视的理论观点。但这种观点一旦付诸实践，人们很快就发现，单靠掠夺并不能满意地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例如，1812年的俄罗斯行政条例责成军需总监采用“征发、购买以及签订合同诸方法来开发被占领国家的资源供军队之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动用自己的库存”。但是，实际上俄国指挥官们却不太愿意用这种方法保障自己的部队，结果在1828-1829年战局(对土耳其)和1831年战局(在波兰)中吃了“很多苦头”。所以，1846年引进了“流动仓库”，以及野战面包房和屠宰场。然而，这些措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未收到什么成效，致使数不清的人尸马骸遍布在通往保加利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上。　　俄国人是为地理环境所迫，不得不在贫困的和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战争；奥地利人则不同，1859年，他们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富庶地区作战，当地的资源足可供养军队，因此，自然而然采用了就地征粮的方法。但是，部队的建制运输工具未能按时到达，而利用地方车辆组织运输纵队的做法又旷费时日，加之严禁部队自己筹粮，以至于造成饿饭。此外，在军需总监和各军之间协作不够，时有磨擦。因此，整个补给组织后来被描述为一场“完全的失败”。　　普鲁士的辎重机构在1814-1815年初建时是相当简陋的，包括：给养队(从理论上说能为军队载运4日给养)、野战面包房、军马补充站和卫生大车。根据1813年的一道敕令，这些机构被组成若干“辎重连”，每军配备1个。辎重连由7个(后减为5个)给养队，1个野战面包队和1个流动军马补充站组成。为对补给勤务进行管理，1816年成立了一个辎重军官组织(其人员来自骑兵)。同年，各军奉命指定辎重指挥官，但辎重指挥官却隶属于辎重监督，因而独立于他们所应保障的兵团之外。　　除指定一批军官在战时掌管辎重外，并设有一个负责补给勤务的部门。只有一部分用于建立辎重部队的器材储存在兵站随时可用，打算到需要时再另外征集马匹和车辆补其不足。同样地，也没有建立一些资深军士基干队，以便对必要的人员进行训练。总之，整个组织机构必须在动员时从无到有地组建。　　在1848和1849年的战争期间，这些安排第一次受到考验，果然证明是非常不足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员的质量和数量。辎重指挥官冯·弗留顿特尔少校年已69岁，他的主要同僚都是参加过1812和1813年战局的老兵，最年轻的也已55岁。找不到军官来领导野战医院和面包房，后来只好交给军士们掌管，其中有些人还是残废，甚至从来没有骑过马。装备，特别是服装，非常短缺，以至于有些人在兵站等了14天，最后才领到他们的军服。马匹饲养问题事先未作安排。当军官们开始将他们不认识的士兵编入新建的部队时，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辎重部队未能按时到达展开地域，使得那位带兵的威廉王子(后来的国王和第一个日耳曼皇帝)写到，补给和运输是整个普鲁士军队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　　 1853年，陆军大臣冯·波宁发起了一场彻底的改革。1月，规定了在平时就应培训辎重军官和军士。三个月后，由腓特烈·威廉本人签发了一分更详细的命令，规定每军选派一名参谋军官组建辎重人员“基干队”，这些人员每年应有14天参加补给演习。1856年，这些辎重人员“基干队”扩充为正规的辎重营，而且，这一次辎重营是直接隶属于相应的军司令部。辎重营设营部、5个给养队(总运载量为3000公担面粉，约为8日消耗量)、1个野战面包房、1个军马补充站、1个中心医院和4个野战医院。但是，当1859年军队实行动员，准备同法国作战时，发现这些措施有许多仅仅存在于纸上。解除动员后，又采取了按编制配齐所有各军辎重部队的措施。最后，1860年6月，又进行了另一次改组，辎重部队转为陆军的独立兵种，设立了辎重总监。辎重总监不隶属于总参谋部，而隶属于陆军部，负责辎重部队指挥官的训练和任命。整个普鲁士陆军现在分为9个军，每军配一个辎重营，该营在平时由292名军官、军士和士兵组成。辎重人员均登记为战斗兵员，穿着正规军服。　　这些安排从理论上说是完备的，但在1864年的丹麦战局中并未真正经受检验。因为当时普鲁士投入战场的兵力仅43,500人(略少于两个完整的军)、12,000匹马和100门炮，只占其总兵力的一小部分。在集结阶段，全军一般都用屋主供养的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但在基尔附近建立了一些面粉和饲料仓库，那里是一个预备的大车集中地，共有1000辆大车。当时正值冬季，气候造成了一些麻烦。具体说来，即道路冰冻，行军困难。尽管由于有些人员缺乏训练，引起了一些问题，但因距离小，乡村富裕，整个补给工作是平稳正常的。总之，这次小规模战争的经验，并未在补给勤务方面引起任何重要的改变。　　 1866年普奥战争的经验与此完全不同。虽然从理论上说辎重机构有能力保障部队的需要，但是，单就工作量而言，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28万人集中于一个战场，依靠后方补给，这样大规模的行动，除拿破仑的那次倒霉的俄罗斯冒险外，远远超过以往的一切军事行动。这一次同1864年一样，部队的给养保障在集结阶段是以屋主供养为主，而以自由采购为辅。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当部队向奥地利进军时，应从后方实施补给。特别是第一集团军为此作了全面安排，好象其预定战场萨克森是个沙漠似的。结果这些计划完全落空。大约在6月29日以前(当时，部队侵入奥地利领土的距离还不太远)，辎重单位一般还能跟上部队；以后就一直掉在后面，无法赶上部队。直到打赢了科尼格拉兹会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当辎重单位陷在严重的交通拥挤之中，在道路上争夺优先通过权的时候，部队的给养是用屋主供养和就地征粮的办法解决，有时甚至完全断炊。毛奇本人在7月8日写给军队指挥官们的信中指出，失败是由以下几种“弊病”造成的：　　 1.补给车队被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行军纵队挤出了道路，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能移动，因而脱离了由其负责保障的部队。　　 2.本应负责维护行军纪律的野战宪兵，常被调去担任其他工作；而野战宪兵指挥官们则利用这一事实作为他们不干本职工作的借口。　　 3.原定以编外车辆扩充补给车队，而这种车辆有很多不宜军用。　　 4.由于缺乏指挥，在隘路和其他狭窄地点常常拥挤不堪。车队和单车自行其是，时常停在路上，因而造成堵塞。　　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军队仍然主要依靠就地征粮维持生活。这使毛奇不得不暂停执行惯常的规则，而允许军、师，甚至营，不通过军需勤务部门，自行筹措补给品，以便节省时间。但是，波希米亚的物产并不丰盛，所到的村庄常常是敌军放弃的，所有的运输工具均被奥地利人在撤退时带走。真正丰富的只有一种物品，即肉类，而面包非常短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供应。这有时影响到部队的行动。例如第2近卫步兵师曾于7月19日被迫停止前进。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如果战局的时间拖长，补给品的短缺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后来时间并未拖长，但由于数周行军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仍然造成了霍乱症的猛烈爆发。幸好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只过了20天，这场“七周战争”就结束了，这时，后勤机构的缺点甚至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虽然1866年的普军拥有组织良好的补给机构，但从野战部队给养补给所用的实际方法来看，此时的普军并不比60年前拿破仑的大军团先进多少。步兵弹药补给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弹药是随同针击枪一次发下，毛奇的士兵们还是能够在军的范围内将弹药全都带走，每支步枪合163发子弹，分别由团的车辆、营的大车载运以及由士兵背负，没有安排从后方源源不断地前送弹药。同时，由于消耗量极小，也不需要前送。在整个战局中，弹药的总消耗量不超过140万发，平均每个战斗兵7发。因此，1866年以后，各种车辆载运的弹药数量有所减少，而步兵背负的弹药数量则不断增加，直到占了弹药总补给量的一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当时的后勤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　　由后方基地保障军队给养的尝试，尽管很不成功，仍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即：沿一条道路行军的部队的最大人数受到了新的、严格的限制。在拿破仑时代，其所以有这种限制，是因为必须让每一部队都能得到面积足够的地区自筹粮秣；而在毛奇的体制下，这种限制是由他的马拉补给车队每天所能运行的距离决定的。假定这一距离为25英里，那么，部队行军纵队的长径就不得超过12.5英里。这样，后方的补给车队才能在一天内到达前卫部队，并返回原地进行补充。从理论上讲，这个数字是可以加大的，办法是使用大量马车，将其分成若干梯队，每个梯队载运一日补给量。但这样做必然要求各补给车队正规地往返穿梭，彼此相对运行。在18世纪60年代中欧的道路上，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实践证明，沿一条道路行军时，不能超过一个军，即31,000人。这就使毛奇说出了那句有名的格言：战略的决窍在于“分散行军，联合作战”。实际上，这一规则并非经常都能遵守。特别是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第一集团军的3个军挤在一条道路上，使补给车队无法通过，这是造成该集团军给养短缺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由于明确了上述原则，后来3个普鲁士集团军是分别沿5条道路向战场开进的，这些道路之间还有良好的横贯交通线；而整个奥地利军队的行军道路却只有两条。铁路给战争带来的变化　　 19世纪后半叶，是伟大的铁路时代。毛奇将这种新奇的运输手段革命性地用于军事目的。在他的整个战争体制中，这一点受到人们最大的重视和赞扬。所以，在分析铁路在普法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谈一谈铁路作为战争和征服的一种手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如所周知，在首先提出军队可从铁路的使用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见到，如有周密设计的铁路网，将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先对付此一敌人，然后再对付另一敌人。但令人惊奇的是，首先对铁路的军事潜力加以充分利用的却是俄国人。1846年，他们依靠铁路，在两天之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克拉科夫，行程200英里。 4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7年以后，又轮到法国人在铁路的战略运用方面给震惊的世界上了一堂课。从4月16日至7月15日，他们用铁路输送了604,381人和129,227匹马，为此利用了当时法国的全部铁路线。在这些人马中，有227,649人和36,357匹马直接送到了意大利战场。　　在普鲁士，情况与此相反，铁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观念，起初受到了完全的反对。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重复着他的说教：良好的交通线只能使国家易于被敌人纵横驰骋。根据商业的利益修筑新铁路线的打算，常常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因为军方担心其各处要塞的安全。为处理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于1835年得出结论说，铁路决不能代替公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1年，由于缺乏兴趣，争论才停息下去。　　普军真正开始重视铁路是在1848-1849年革命中，因为当时部队沿公路运动很不安全。这一情况，加上革命军反复利用铁路进行撤退，终于导致一个大转变。但起初进展缓慢，而且，乘火车开往阿尔木兹的普军在到达时秩序十分混乱，因而无力对付组织上优越得多的奥军。在1859年普鲁士再次动员时，尽管某些最严重的缺点已在这段时间内得到克服，但铁路军运同法国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原因之一在于，此时德国有几十个不同的公司管理铁路线，相互之间缺乏协作，而且管理不善。虽然从1847年开始，德意志铁路联盟曾努力实行某种程度的统一组织和集中指挥，但仍未能建成一个战时可以自由运用铁路于军事目的的体制，这个任务直到1872年才告完成。武装部队的后勤保障　　自从普法战争以后，历史学家们一直把补给组织视为普鲁士人的最大成就之一。这个看法是毛奇本人促成的，因为他曾说过，在整个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的给养保障能象德军这样好。德国部队在对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发生严重的补给困难，这是确实的，但是，要说这是由于补给组织有什么辉煌业绩，那就不符合事实了。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清，不仅使关于这次战争本身的历史记载受到曲解，而且也使大多数人要把这次战争作为军事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意图遭到了歪曲。　　 1870年战局中暴露出来的补给机构的缺点，一般都认为不是由于缺乏组织或预见才产生的。普鲁士军队的辎重勤务原本非常简陋，但到普法战争时已发展为一整套规模庞大的机构。每个军由一个辎重营保障，该营有40名军官、48名医生、1540名士兵、3074匹马和670辆大车。其各个部分的行军序列并非固定不变的，但一般紧随作战部队之后的是营的备用马匹、驮载马匹、医药大车和流动小卖部，这些部分即便在作战的日子里也应不脱离本营，并被称为“战斗辎重”。随后是所谓“小辎重”，包括师参谋人员大车、步兵弹药大车、野战锻工房、其余的小卖部大车、各部队给养车队，加上一个后备给养车队和每师一个野战医院。最后是“重辎重”，包括弹药车队、军官行李、野战面包房、不属各师的野战医院、其余的给养车队、浮桥车队、第二梯队弹药车队和军马补充站。当部队的车辆有一半已将物资发空时，即须进行补充。为此，它们应留在后面，等候辎重车队赶上来，或开往后方进行补充，但须在夜间赶路，以免妨碍其他开往前方的部队行军。为在紧急情况下支援各军，每一个集团军还可得到一个有数千辆征用大车的预备车库。在纸面上，这些安排确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实际上，从战局一开始就未能起到作用，而这主要要怪毛奇自己。　　我们已经知道，毛奇将兵力快速展开于莱茵河上，是靠了将部队与其运输车辆分开才实现的，结果，到战局开始进行时，运输车队还未到达集中地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责。由于马车队的运行速度较之步行的部队快不了多少，特别是车辆还应往返于前线和铁路终点站之间，或至少停留在原地以待补充，后勤车队同作战部队之间的间隔是不易弥合的。因此，在开往国境线的期间，德军不得不依靠户主供养和就地采购来解决补给问题，这就引起同地方居民的摩擦，并造成他们的苦难。越过德法边界以后，辎重车队仍未能赶上作战部队。例如第3集团军的辎重车队直到8月中旬才抵达前线，这时已经打过了几次会战，并赢得了胜利，德军已经渡过默兹河了。在对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军的给养主要依靠就地取给，并不怎样依赖于后方补给，而弹药消耗量更小，几乎完全不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筹划其补充。如同 1866年一样，步兵弹药消耗量极低，连部队携运的储备品也只消耗了一部分。在5个月的战局过程中，平均每个普鲁士步兵仅发射了56发子弹，这甚至少于他身上背的数量，而仅相当于军建制运输车辆所载储备品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仍然发生过临时短缺现象(主要是在第1集团军马拉图尔会战期间)，但完全不是因为缺少弹药，而是因为部队的车辆在会战期间无力进行前送。　　炮兵弹药消耗数字如下：日期会战火炮数量消耗炮弹发数平均每炮消耗量 8月4日维森堡 90 1496 16 8月6日沃斯 234 9399 40 8月14日波尼 156 2855 18 8月16日马拉图尔 222 19575 88 8月18日格拉维诺特 645 34680 53 8月30日包蒙特 270 6389 23 8月31日诺瓦斯维尔 172 4353 25 9月1日色当 606 33134 54 　　由于并非所有的火炮均参加所有的战役，所以总的消耗比上述数字低得多，在整个战争中平均每炮仅199发。每个军的携运量通常为157发。所以，需要补充的数量很低，部队有能力撇开整个兵站系统，直接从铁路补足车辆的运载量，尽管有时需要为此而走很长的路程。再者，消耗量是如此之小，以至部队并不担心让其车辆一走就是几个星期。例如色当会战后，第3集团军的大车被派往南锡进行补充，直到各军抵达巴黎后才重新返回部队。所以，在这一方面，毛奇的军队对后方补给也并没有很大的依赖性。如同在早先的各次战局中一样，需要的弹药很大一部分是由军队在出发时自行携带的。这就是说，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是自给自足的。注：甲午战争太快了，日军估计连兵站系统都不需要。它的步兵，弹药消耗量极低。还有大量的缴获; 29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威斯特法利亚合约: 热度 1 gordon 2016-2-1 18:05; 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另一意义在于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了国家间大小平等，信仰自由的原则，开始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由于战争的满目疮痍，近代国际法体系也应运而生。目睹这场战争中各国军队和流民的暴行，荷兰人格劳修斯编撰了第一步独立体系的国际法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是为国际法思想的开山鼻祖。反映出当时资产阶级对于和平局面下安心生产和贸易的愿望。格劳修斯认为战争是贵族们的事，这些贵族为达到一己私利而发动的战争，和普通平民的利益相悖。而通过建立国家法律和谈判，则是最理性最能把破坏降低到极点的做法。国际法和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兴起的主权国家理论相辅相成，都是迎合民族国家已经形成这一事实所提出的理论产物。而国际法一直到现在还有着它需要完善的方面。 ********************************************************************************* 因为中国教育的原因，我知道这个是从列宁哪儿学的一战时候，列宁是反战的。贵族为达到一己私利而发动的战争，和普通平民的利益相悖没想到，这是国际法注：后来讲的东西和列宁讲的东西不太一样。我的知识好沉旧啊穷人不打资产阶级战争，穷人打仗是针对资产阶级。为自己解放嘛国家、民族这种战争，穷人是不打的; 51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抱朴仙人谈最新南海策略: 热度 60 苏双 2014-12-22 12:09; 回京略作停留，请仙人在茶馆边喝茶边唠嗑，谈到国家现在在南海的一些新思路。下面内容根据仙人的录音整理—— 1、首先，我们这个国家，至少衰落了两百年了，病去如抽丝，今天力图中兴，急不来的。尤其是海洋这一块，更不是急就解决问题的，需要太多的努力和手段。 2、你看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当初为了获得通向大洋的道路，为了获得不冻港，为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他们迁都、侵略、吞并、欺诈，合作，用尽了手段。你去看看圣彼得堡的历史、塞瓦斯托波尔的历史、塔林的历史、大连的历史、血泪斑斑，都和他们有关。 3、我们的领海线呢，是美国人一点一点帮我们拱出来的。90年代初，我国《领海法》颁布，宣布领海基线的时候，美国提供了一张图，与我国自定的边界一致。这张图怎么来的呢？就是美国搞了500次入侵，从外海往里拱啊拱啊，直到中国抗议，赶紧退出去，海图上作个标记，这就是中国领海了，500个点点下来，互相一连，中国的领海线就清楚了。你说为了这根线，美国人花了多少钱啊。 4、现在具体到南海，我们已经找到了好几个支点，尤其是赤瓜礁，我们派了很多船过去，现在已经很大的一个岛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在岛内挖掘出一个淡水潟湖，用于提供淡水。那么，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到底哪家强？！！！ BTW:下面的文字是真真好文啊，是中国人就顶！【转载】我国的国际斗争技巧之一：国际法新准则下的新策略祝：原发表在西西河 www.cchere.com 所谓国际法的新准则，指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原则。这个准则的核心理念，其实是世界上存在着超越民族、宗教、国家的普世价值和共同准则，违反者，国际社会可以干预之；不但一国对另一国犯规国际社会可以干预，一国对自己的国民犯规，国际社会同样可以干预。在下在《中国海洋权益》一文中指出这一准则时，颇受诟病，但批评多无新意，也就未予理睬。这里可以借此题目多说几句。最近，有一系列迹象显示出在新的国际准则环境下，我们的国际斗争技巧越来越纯熟，太极拳练到内力外放的地步了。内力外放的内力，自然是我们的国力。不管有多少小毛病，不管怎么走的跌跌撞撞，我们还是在长大，开始有力气了。内力外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技巧。这方面，最近用得非常纯熟的一招，就是“共同利益”。此招看似无害，却是摄敌于开战之先的手段。原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您愿意合作，我们有共同的好处；你不愿意合作呢，那好处随时可以转变为坏处，宁肯两败俱伤。”笑嘻嘻伸出来的手，随时可以变为拳头。对手怎么会不慎重考虑呢？这有现实例子。最近，薄熙来“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中客车”的言论一出，立刻得到欧洲人理解，这就是从共同利益出发的妙处。这句话说的不单是我们本小利微，恳求放我们一马。它内含了真正的威胁。那就是：你要是害得我衬衫生意做不成，我就没有钱买什么空中客车了。台湾问题，随着国亲两党登陆，八项礼物出台，形式颇有急转直下之态，功在何处？说到底，威胁不如利诱，先把海峡两岸的利益捆在一起，有了共同利益，不怕你飞上天去。而且这个“共同利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下手之冷脆之处，河友未见指出。这个冷招，就是对台湾水果减免关税。这一招直指台南农民这个台独票仓，已是要命手段；又指明水果，更是看中了台湾水果特别容易腐烂变质这个特征。这么容易腐烂破损缩水的时鲜产品，如果不能直航，拖拖拉拉，装来卸去，一定面目全非。原来我们嚷嚷三通，着眼点是人，什么来往不便之类，对方以我为敌国，此招自然无效。现在针对的是物，那就不一样了。你想赚钱吧，给你赚！想多赚？我免税。只要你一两天内运得过来，呵呵。这下台湾农民的火力，自然是要转向了。本来嘛，夺其财货，不如伤其性命。与其大家竞赛花钱，争夺几个无信义小国的邦交，白白便宜了外人，还不如直接补贴台湾人民算了，前提是他自己来登记领取。我的看法，根据WTO相关规则，我们对大陆生产的农产品，是不允许政府提供绿箱补贴以外的补贴的。但台湾是WTO规则的特殊主体，我们补贴他们，一点都不违规，这也算是钻法律漏洞吧，呵呵。这个免税礼包，我是很喜欢的。这一招不但瞄准了台南农民，而且具体瞄准了易烂水果。正所谓所为者小，所图者大。围棋棋经说“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在人所不见之处见全盘之要点，正是高手所为。比之武功，此招仿佛“一阳指”。出手正大堂皇，一派帝王气象，可所指之处，却是对手的下三路。怎不让台独者流又羞又气，又说不出口，只好揪住两只熊猫说事。十六大提出“人类共同利益”。这面大旗原来是美国一家扛着的，我们老是反对他，揭发他虚伪什么的。现在我们似乎要抢过来抡两下了，这是好事情。这不但说明我们认识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也说明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已经紧密到这种程度：人类共同利益受损，我们要受重伤；还说明我们的实力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在维护人类利益的总目标下，我们可以实现具体的利益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倾向于保持世界现有格局了。温家宝在印度提出要“超越政治分歧”，这是指出双方存在高于政治分歧的共同利益。起点高了，出路也就来了，大家谈得挺好。当然，这句话和薄熙来的衬衫讲话一样，也是绵里藏针的一句话，很经得起琢磨的。强调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说明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开始具有经济甚至是政治共同体领袖国家的风范了。希望有一天，东亚也会形成欧盟那样的和平经济体，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不过东亚这个地方，深受殖民主义之害，自卑分裂了一两百年，交相攻战，损人害己，要想归于欧洲那样的共同体，难度大得很。何况韦小宝说得好“要当英雄好汉，就要自己吃亏。”要想团结一批伙伴，挑头的人不做出重大牺牲是不行的。试看德法两国在欧洲共同市场建立，欧共体建立，欧盟成立这一系列进步中做出的牺牲和面对的国内压力就知道了。咱们的国民，有没有这样的泱泱大国气度？至少在网民这个范围内，不太乐观。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自己是个什么身份，就做与这个身份相适应的事，不要死抱住过去的经验。不跟陌生人说话，对三岁的孩子也许适用，对三十岁的壮汉，就太没出息了。与时俱进，在我熟悉的海洋法里就有一个现成例子。海商法中，国际海上货运规则一直有两大派。一派以海上大国为代表，全力维护船主（承运人）利益。他们制定的规则叫做《海牙―维斯比规则》。维护承运人利益到什么程度？你如果租他们的船运大豆，船舱门关不严，进水，大豆发芽变成了豆芽菜，他都不赔偿。理由是什么？原来船主只要保证在“开航前或开航时”船舶适航就可以了。这个“开航时”大有玄机。船只要一离码头，就不再是“开航时”，此时跑冒滴漏，弄坏了货主的货，对不起，概不赔偿。哼哼。气不过的货主跑到德国，凑到一起，搞了一个《汉堡规则》，专门维护货主利益，那就主要是大陆国家和买不起船的穷国了。您如果租一条船运货，当然希望遵守《汉堡规则》，可是您如果拥有船队呢？那就会转而支持《海牙―维斯比规则》了吧。中国就是这样的。咱们原来没有什么船，是离了船主就运不了货的旱鸭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咱们还在呼吁打破航运大国利用海上霸权免除自身责任呢。等到自己的中国远洋公司发展壮大，COSCO船队遍及四海了，咱们搞一个《海商法》。对不起，那就不依据1978年制定，1992年生效的《汉堡规则》，即《联合国海上运输公约》，反而要以1924年的《海牙―维斯比规则》为依据了。可是说到纯属国内的内河航运，咱们的规则那是比《汉堡规则》还要偏向于货主，为什么？内河航运不准外国人经营，纯粹是咱们自己家的事了，这就是内外有别。回到正题，正如邓大人所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咱们也可以搞。现在应该说，“人类共同利益”这面大旗，也不能因为美国人经常拿在手里就变成他们家的了，我们也可以玩，而且要经常拿来玩。其他美国人经常玩的旗号，只要有用，我们也可以拿来，干吗要抢着贴上US标签呢？而且，随着国力提高，中国利益也开始“遍及全球”了。自己成了地球村的富户，自然不应该希望村里天天打架闹事。“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乱了敌人，好了我们”，在当时是对的。咱们什么都没有嘛，当然是越乱越好。现在可就不一样喽。附带着可以说一句，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建立“和谐社会”是同一思路的产物，在国际关系方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化和普世化。我个人看法，这样做，就更有大国派头了。我国的国际斗争技巧之二：坚决依靠群众，把对手推向荒谬（上）参加辩论的时候或者说吵架的时候，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在对手的论点上引申，推论，扩展，直至荒谬的程度，然后批驳之。兹举一例：本人在谈连战来访的小文中说到过中国人打中国人没什么光彩。于是有人予以批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听起来不错，那您的钱包那天被偷了，您是不是会说‘中国人失之，中国人得之，无所恨’呢？推而广之，黄种人不打黄种人，那日本人‘进入’我国就‘进入’吧，占我岛屿就占吧。再推而广之，地球人不打地球人。再推广，生命不打生命，那请问先生，您吃肉吗？何况，植物也是生命。” 这就是典型的先扩展引申，然后批驳的套路。它用来引导那些逻辑能力有限、喜欢别人给出结论的听众特别有效，对于喜欢雄辩风格的听众，更是有杀伤力。然而对手不会允许自己被歪曲，总试图辩解，嘀咕嘀咕地解释自己的真意。所以，此法要想取得无可争辩的胜利，需要一个条件：要拉几个人起哄。每当对手企图辩解，立刻用口水和哄笑淹了他。咱们这个策略用得挺熟。当年美国要跟咱们谈控制核武器，大家都别再造了，也别试验了，保持现有水平，好不好？那个目的，当然是要维持现有优势。咱们的回答很有意思：限制啊，那多不过瘾，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要不这样，咱们全销毁得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是“一刀斩断是非根”了吗？那美国一听就晕了，你中国才几枚核弹啊，我要销毁起来，要上万颗呢。不干不干。 “噢，不干啊，那先算了吧。” 直到咱们自己掌握了计算机模拟核试验技术，这才同意停止核试验，也开始跟美国一起，劝别的国家放弃核武器了。呵呵。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长期以来也是这个策略。这个多扯几句。一年前这个话题还没有人感兴趣，现在很多人都精研这个问题了，现在来谈，只能叫不惴浅陋，说一下自己的总结和认识。其实，联合国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这方面的斗争，据我所知，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了。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最近回答四国提案的时候有几句话，很精练地总结了这些年的斗争策略。兹引如下：问：日本等国组成的“四国集团”今天向一些国家散发了安理会改革的框架性决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持何立场？答：中国一直支持安理会改革，主张安理会改革应有利于提高安理会权威和效率；有利于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有利于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有利于坚持地区平衡原则，并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代表性。安理会改革事关联合国未来和各国切身利益，应进行民主、充分的讨论，协商一致做出决定。我们注意到“四国集团”的决议草案。初步看，这个决议草案的核心内容与许多国家的立场还有很大差距。在各方对具体改革方案仍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仓促提出决议草案，只会激化矛盾，损害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希望各方从联合国及广大会员国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精神，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促成各方达成一致共识。仔细琢磨琢磨啊，看一看其中玄机。十年来，我们就是按照这四个有利，一个兼顾，收拾对手们的。据传闻，过程非常开心。穿上说书人行头，这就开讲：话说这个联合国啊，之前有个“国联”，是个性质差不多的松散联盟，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挑头忽悠大伙搞的。这人好像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与孤立主义的美国不太合拍。结果很滑稽，这个国联一出生就命运多舛。1920年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盟约生效，国联成立，美国国会却率先不肯批准，美国就没有加入。然后是日本和德国在1923年退出，巴西在1926年退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清谈馆最后无疾而终。现在的联合国，在框架上继承了“国联”。除了几个脾气比较怪的，什么瑞士、梵蒂冈之类，大家都愿意加入。发展到现在，一百七八十家会员，有足够的代表性代表地球人了。关于联合国框架和渊源有许多话可以说，现在只谈与本题相关的。以鄙人之见，联合国有两个重要使命。一个是防止再次发生大战；另一个是保证二战的胜利者把持住战争红利，Forever！第一个目标，是“国联”没有完成的，阴差阳错，现在的联合国完成了。重要的原因，我看不是因为人类的智慧有提高，而是因为我们发明了原子弹。这个终极武器，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武器，它不需要使用就防止了世界大战，这是武器的最高境界了吧，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何况，维持一个核武库的成本，要远远小于一场战争。不打仗了，人类的财富就慢慢积累起来，花也花不完；没有瘟疫和战争，人类繁衍也就没了刹车，繁衍的遍地都是，星球都承载不下了，这都要感谢原子弹。第二个目标，就要在法律和组织上下手了。首先是成立村委会–安理会，这其实是个分赃会，二战后全球权利的分赃。然后再搞个“一票否决”，以保证每个老大都不至于被同伙联手干掉。 “一票否决”的设计是有道理的。为了保证联合国不至于陷入国联那样只能清谈的尴尬境地，安理会可以动用武力。但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机构，如果同时又是一个暴力机器，谁来制约它呢？没有人。那么，就要建立一个少数可以抵抗多数的机制，让它失去效率。我私下怀疑，这个制度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毕竟当时五大战胜国中，除了法国有点个性，英、中两国，一个是美国的堂兄弟，另一个干脆就是小喽罗，万一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那可吃不消。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大家可都是想不到的。一票否决制以外的另一项默契性制度，是从国联继承来的，那就是不接受战败国作为核心政治力量，文字上表达为创始会员国制度，只有签订《旧金山和约》的，才可以成为创始会员国。确认了这几点，联合国就放鞭炮开门营业了。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钱。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凑份子，有钱的多出，没钱的意思一下也就可以了。具体不说了，反正是战胜国不太争气，战败国倒是日子过得挺滋润，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缴的会费也就越来越多。到目前，大概是美国承担22%，日本20%，德国10%，俄、英、法、中四国合计约18%，其中中国2%。日本一国出的钱，比四大常任理事国合计还要多。出钱的人当然心情不平衡了。这么好玩的联合国，为什么你们轮盘赌玩得兴高采烈，不但不让我玩，还专门要我买单哪！眼看着下一次世界大战一时半会打不起来，战争这个传统的利益重新分配机制失灵。心急之下，日本人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到处哭诉，红包乱塞，争取挤到牌桌上去。对于日本这个心思，美国说不上支持。但是多个小兄弟，比多个外人好，况且局面看得明白，中国肯定是要反对的，有人在前面作恶人，自己乐得看戏。我国的国际斗争技巧之二：坚决依靠群众，把对手推向荒谬（下改）中国要阻止，又不愿意公开做恶人，这就祭出本文开头的法宝，使一招太极拳法，叫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义正词严，态度和气。先是第一变： “联合国改革，我们是坚决支持的（略去理由300字）。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联合国不应该是大国俱乐部，应该反映全体会员国的要求。要不大家轮流坐庄算了，每家一年，轮个两百年，也就一圈了，大家都过瘾，不也挺好吗？”那些个需要“毛里求之”的小国，一听大喜，还有这美事呢？！立刻鼓噪起来。其他大国一听，这不是要掀牌桌子吗，不行不行。“噢，不行啊，那不改算了”。（孔泉：有利于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过得几年，日本包扎好伤口，再来试探。中国使了第二变： “有些国家希望在联合国承担更大责任，中国表示赞赏，但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国家无论贫富，一律平等。安理会应该有代表性。至今，欧洲有英、法、俄三个国家代表，亚洲有中国代表，非洲和拉丁美洲却都没有代表，这不公平。”此言一出，非洲兄弟高兴不说，智利、阿根廷也大喜，连埃及都急忙出来说话：“别看俺皮肤不黑，俺也是非洲兄弟，再说，我们穆斯林兄弟还没有代表呢”。这一下，封了日本、印度的口，（亚洲已经有代表了嘛！）又在美国后院砸一颗钉子，咱也害你一把，呵呵。于是改革再次无疾而终。（孔泉：有利于坚持地区平衡原则，并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代表性。）吃这两次亏，日本这次卷土重来，就躲着中国了。想法也很有意思，既然你中国不肯与全世界为敌，特别是不肯与穷兄弟为敌，那我把它们都买通，不就结了？想到了就干，人人都喜欢钱，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声势浩大，真的要成了。不料横生枝节，中国使了第三变：你不是要买通所有国家，形成舆论压力吗？咱就在这个“所有”两个字上做文章。咱们说了：“有人要进来，说明咱们联合国对大家都很重要。既然重要，那就不能分裂，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要商量到大家都同意为止”。（孔泉：安理会改革事关联合国未来和各国切身利益，应进行民主、充分的讨论，协商一致做出决定。）注意这“协调一致”四个字。说出这句话，多少有点耍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连五大常任理事国，也不需要协商一致，只要有人坚持，有人弃权，无人否决就可以行动了，这就是为了防止互相牵制得不能动弹，安理会会完全失效，在“一票否决制”里留的活口。现在说协商一致，等于说弃权不行，必须全票通过，那比常任理事国决策机制还要严格的多。事实上也做不到。就连萨达姆当年搞选举，也就是个99.6%？差一点得了全票。差一票都不行，一定要全票通过，那除非是咱们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了。所以中国此言一出，那些没拿到红包的小国家立刻牛气冲天：“哼哼，这下看你还不来求我？”候选某国的外长则在联大大会上公开抱怨说：“大家都是成年人，有点理智好不好？联合国成立以来，什么时候有过一致意见啊？” 人家美日，特别是美国，是靠大棒加胡萝卜拉同伙的，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是财雄势大的人干的事，咱们没钱，就要多琢磨琢磨怎么挑得大家起哄，自己也开心。这就叫“有力的使力，无力的使计”。说来说去，我们的政府在外交上绞尽脑汁，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不能过于自负。有技巧，有策略，是好事，同时也说明我们实力不够。忍气吞声的事也不少，那么多弃权票，弄得国民很不爽，可还是得弃权。这里值得说明几个问题。联合国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为什么说我们比美国更需要联合国？为什么我们老是开始气势汹汹，立场坚定，中间做和事佬，最后却投弃权票了事？联合国是我们可以出演主要角色的唯一的国际平台。一定要保住。试想一下，如果联合国真的消亡了，变成以G8为核心的全球协调机制，还会不会有人送一个否决权给我们？联合国是遏制美国霸权的最主要手段，决不能放弃。美国利用联合国这块牌子，占了不少便宜，是最大的得益者。但是要受制约，这让他很痛苦。随着美国失去了对等的竞争对手，联合国对他的价值越来越小，而麻烦却没有减少。对于我们来说，拖住美国，把他留在联合国，不逼其出走另搞一摊，是最终底线。美国走了，一帮小兄弟跟着走，联合国的价值至少要去掉三分之二。所以，滥用否决，必然要逼美国出走。美国拉上几个小兄弟另搞一套，例如伊拉克战争，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却没有人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否决美国的提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作出妥协，把美国留在谈判桌上，倒是留下了牵制的手段和谈判的渠道，利多弊少。各位看到中国老是弃权感到不舒服的朋友，应该想开一点。毕竟这个赌场是人家美国人挑头开的，设在人家家里，人家也承担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费用，又邀请我们以嘉宾身份入场，坐首席，进董事会，再要天天领着穷兄弟闹事，跟他过不去，万一惹恼了，一拍两散，反而麻烦。回到技巧问题：我们外交手段总的套路是： 1、凡是拥有完全控制权的事，操之在我，则对手无论说什么，总是敷衍了事，或者不予置理； 2、凡是对手拥有优势的事，我们落后很多，则一律先谈根本问题，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拖一下，为自己留下发展空间，待时机成熟再谈； 3、凡是大家都有优势，谁也撼动不了谁的事，则争取形成小的利益集团，分享利益，阻止别人进来； 4、凡是别人做得了，而我们根本就干不了的事，则从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这个大道理出发，要求对方收手，或者无偿地捎带上全世界人民。（例如美国要对外太空进行军事利用计划披露后中方的表态）上述这些策略，也可以作为诸位朋友日常生活工作的参考策略哦。一笑。我们政府的斗争技巧之三：内外有别，强调竞合在“海洋权益”帖子里，兄弟曾经指出过我们政府处理国际问题的两个大毛病：一个是以言论代政策，以政策代法律；另一个是用国内政治的思维处理国际问题。下面要分别讨论：一、以言论代政策，以政策代法律从灵活性这个指标上说，言论最自由，效果也短；政策次之；法律最古板，效果也长。国际社会是以国际法为核心规则的血腥丛林，一切行动都要披件法律外衣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喜欢以言代法，而不太看重法律呢？所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里没有提到法律的作用。法律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律是统治阶级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由国家暴力予以保障”。兄弟《法学概论》弃置已久。大意如此吧。这句话，隐含着的核心理念，就是法律无公正可言，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对这一点有疑问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国民党审判陈独秀的时候他的发言，也可以去找一下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自我辩护。有这样的理论基础，对法律的重要意义自然看得比较淡。建党以来，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连在野都算不上。环境严酷，为了生存壮大，需要最大的灵活性，不能订个规矩自缚手脚，也轮不到我们制定什么法律。很快就形成了靠多变的言论、政策吃饭的习惯。不幸的是，这个习惯遗留到了立国之后。在伟大领袖的强化下，产生了不少坏作用。习惯上，我们首先喜欢来一个领导讲话，指示精神，下面就开始操作了；其次，就发一个通知，搞一个约法n章；再其次，实在问题太多，混不过去了，才召集人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这样干，造成了两方面恶果： 1、政策过于灵活，给自己留下后路的同时，部下无所适从。上面多变，下边等待。既然计划不如变化快，使一招“拖”字诀总是不错的。这就丧失了效率。 2、立法的时候没有规划，法律不成体系。总是什么急来什么，补丁摞补丁，把法律弄成百衲衣，而且自相矛盾。比如海洋的使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域使用法》规定海域可以出租转让。可全国人大大会通过的《民法通则》却明确规定不得转让。一般来说，越强势的领导人，有崇高威望的领袖，越是自己创立体系的敌人。他不愿意受制约，是靠威望实现自己愿望的；而越是弱势的领导人，越倾向于模范地遵守规则，靠规则保护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领导说话，比制度管用，这就导致了有事找领导，而不是靠制度。领导出马势如破竹，不见得是好事，从另一个角度，这说明我们的制度不能发挥作用。现在的局面，就在向领导人模范守法的法治社会转变了，在国际关系上，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可是毕竟吃了不少亏。国际社会是法治社会，认法不认人的。邓大人在日本的讲话，直接导致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气焰嚣张；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今天X几点，明天Y几点，领导在电视上发发脾气，都没有给国际社会什么真正的压力。这次《反分裂法》一出台，立即掀起了全球学习的热潮，再也没有人不当回事了。所以自缚手脚，不见得是坏事，自己破釜沉舟，背水而战，人家未必会跟你拼命的。大家留了很多后路，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打起来了，这种例子还少吗？二、用国内政治的思维对待国际问题国内政治，以平衡为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慢一点好过快一点，大致上是不错的；言而有信，更是必须。信用高于利益，是得民心的先决条件。国际问题则不然。国际上朝秦暮楚，利益为先。过于拘泥，做一些硬充英雄的事，自我感觉也许良好，别人说不定拿我们当傻子呢！这方面美国就做得比较好。既老谋深算，又随时准备耍流氓手段，一旦不利，还能放下身段，立即认错求饶。这三大法宝，咱们都做不太到，吃了不少苦头，实在是看着心痛啊。不过近年来，这方面有所改善。但还是不够。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过于虚荣，不够势利！在这个讲求实利的商业社会里，不够势利，爱慕虚荣，是会致命的。这句话也说给各位，作为生活决策的参考。呵呵。今后呢，我们的策略应该加强那些重点？我觉得，还是坚持“以我为主”，坚持竞合策略。坚持以我为主，就是要不受激，不受捧，不怕骂。想好自己要干什么，就做好规划，周密准备，充满信心，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几个外国人一表扬，就飘飘然；人家一骂，就忙着解释，或者反击；人家用激将法，说什么什么事中国人做不到，就立刻砸锅卖铁拼命去做。这些都是在心灵深处受制于人的表现，根子是缺乏自信。坚持竞合策略，就是设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分享成功，把自己与成功者绑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不是嫉妒别人的成功，并与之对抗。我们有些网民的文字里，就体现了这种对抗性的嫉妒。问题是，嫉妒把你放到与成功者对抗的位置，而不是合作的位置。把别人的成功和自己对立起来导致嫉妒，嫉妒导致对抗，对抗导致弱者的自我毁灭！嫉妒使得我们选择自己打不过的敌人，这怎么会是明智的呢？博弈论告诉我们： 1、在非零和的世界里，我们的目的是赢得整个竞赛，而不是逐个消灭对手。 2、没有必要在每场竞技中都比别人做得更好，特别是对手众多的时候。每场比赛都得60分，很可能你就是全场冠军。 3、在长时期的重复囚徒博弈中，别人的成功是你成功的前提。 4、与成功者对抗非常危险，最好选择与他们合作。我想，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吧。遵循它的指引，比由着性子来要好。灭人之国，确实已经不时尚了。把汉唐概念搬到今天，想要东征西讨，裂土封疆，除非是王莽那样的复古主义者，活得不耐烦了，才能去干。有些网友拖一个签名档在网上逛来逛去，上书“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话虽然说得豪迈，但是把两千年前陈汤的大话搬到今天来，明摆着是大白天说梦话，哪里有这种指望啊。窃以为，目前的中美日欧合作局面再发展下去，经济的互补性和依赖性越来越强。不用十年，大家就都吃不消打仗了。每砍对手一刀，自己身上要掉半斤肉，把对手砍死，自己也奄奄一息。只要有理智的人，就难作这样的决断。当然，过去的历史证明了一点，人类是不太有理智的，时不时要发疯一下子。不知进入21世纪后，前有原子弹阻吓，后有经济一体化利益诱惑，局面会不会好一点。现在国际局势的难点，是经济全球化，利益一体化局面下的国家权益争夺。大家都想分享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谁也吃不消闭关锁国。但同时都不想受制于人，想要主导局面。如何在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里维护国家主权？不但我们挠头，美国人也想不清楚。从他们国际贸易政策的摇摆不定，对联合国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都可以看出端倪。老规矩和冷战思维已经过时，新的规则正在形成。及时把握住主流，顺流扬帆，国家大有希望。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为了未来的人们，让我们理性一点吧。; 1846 次阅读|19 个评论

分享【学习】湄公河惨案管辖权的国际法依据: 热度 18 不打不相识 2013-3-3 11:03; 湄公河惨案是缅甸人糯康在湄公河泰国水域发生的针对中国船籍的中国船员的刑事案件。国际法中对船舶的管辖权考虑属地原则、国籍原则、保护原则、消极人格原则、普遍原则。属地原则：罪案发生地的法院主张管辖权，这一原则被普遍承认。根据属地原则，犯罪发生地泰国可以要求本国当地法院行使管辖权。犯罪发生的船只国籍属中国，悬挂中国国旗，虽然发生在泰国内水，但这并不属于影响泰国和平和安宁的特例，中国也可以根据此原则主张管辖权。国籍原则：各国都对在国外的本国人的一定程度以上犯罪行为主张管辖权，这一原则也得到普遍承认。罪犯糯康的国籍属国缅甸根据国籍原则可以要求本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消极人格原则：国家对受害者是本国人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这一原则是非常有争议。如果中国根据这个原则主张管辖权，在国际法上没有坚实依据。普遍原则：国家有权对国际犯罪组织所实施的一些犯罪行为进行管辖 ,比如奴隶贸易、袭击或劫持航空器、种族灭绝、战争犯罪、恐怖行为等。我国1997年开始承认普遍管辖权，但只有当犯有国际条约规定的罪行的罪犯在我国境内，并不予以引渡时，我国才能对罪犯实施管辖，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予以惩处。前年在国内抓获贩毒日本人并判刑，就是根据这一原则。保护原则：一国可对发生在领土之外的危害其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重要经济利益的犯罪主张管辖权，国家对叛国、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危害其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具有管辖权,但不包括诸如谋杀、袭击等一般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这种原则。中国管辖权主张和这个多少靠点儿边。结论：我原来以为是根据消极性人格主张管辖权的，但我错了。中国是根据属地原则和保护原则主张该案件的管辖权，不过在实践上应是第一次。;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445 次阅读|1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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