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革命第三部第四章

mingxiaot · 发表于 2019-5-8 09:45:46

第四章

一
茅草房里光线昏暗，就点着枝蜡烛。一个脸色晦暗中年人躺在床上，半欠起身体给黎明打招呼。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怀中抱着个小的，身边牵着个大的，面带惶然望着门口。
“这不是--，”黎明几乎认不出来了：“曹书记吗？平汉路大破击那回？”
曹‘书记’黯然神伤。
“老曹，我给你带了点钱。嫂子，你先收下。”赵志一跟着进了屋。
女人望望老公，然后才颤抖地接过钱，泪水啪嗒啪嗒滴下来。
“听说，你后来跟十八兵团南下，不是在川西吗？”黎明有点懵。
“狗日的李井泉，”老曹抓住黎明的双手，破口大骂：“把人往死里整。”
“怎么回事？”黎明吃了一惊。
“李井泉在川西搞清匪反霸，左得很，由着下面的干部胡整。”赵志一解释道：“谁和过去的旧军阀、旧官僚沾亲带故，就说你是国民党特务、恶霸、反革命。川西大学有个老教员，教了几十年的书，一贯老实本份，学生也喜欢听他的课。因为是杨森的远亲，被说成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枪毙了。老曹给川西区党委提意见，李井泉反说老曹思想右倾，立场动摇，撤了他学校党委书记的职，还组织人批判老曹。”
“李井泉是什么人？这么霸道。”黎明问。
“当过主席的秘书，和小平同志关系密切。听说他在晋绥搞土改时，就整死过很多人。”赵志一说。
“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黎明问。
“不反映还好，大不了开除党籍。”老曹咬牙切齿地：“就因为我给中央写了信，李井泉暴跳如雷，说我搞反攻倒算，是国民党特务，勾结石板滩暴乱的袍哥头子…,”
“我的个天，你写给中央的信，李井泉怎么会知道？”黎明感觉脊背发凉。
赵志一和老曹都默不作声。
“志一，我们出去说几句话。”黎明说完扭头就走。

二
两人默默走出屋外十来丈远。黎明压低嗓音，破口大骂：“这种烂事儿？你怎么想到拉我的头上？”
“老战友，就不能帮个忙？”赵志一阴着脸。
“帮忙？怎么个帮法？他现在是反革命，我们有多大本事？改得了川西区党委的决定？”黎明掏出兜里的钱，想塞到赵志一手上：“把这些都给他们，够吗？”
“他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要找医生。”赵志一没有接黎明的钱，却掏出一支烟点燃。
“是这样--，”黎明沉默片刻：“好吧，你把他送到我们的轮船上，剩下的我负责。”
“就是他现在的身份，”赵志一提醒说：“谁敢给他看病？”
“这种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黎明胸有成竹：“我考虑由部队出面比较好。巫山县委装了电话吗？我给保田同志挂个电话。”
赵志一愣了半晌，慢吞吞地说：“黎明，你不知道保田出事了？”
“什么事儿？因为董颖？”黎明吓了一跳，答话几乎脱口而出。
“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但肯定是男女关系。”
“我的个老子，老三旅的机关都调去青岛了。这边的部队，我熟悉的人不多。”黎明想了很长时间：“看来，只好找重庆公安厅了。反正老曹现在是反革命，由专政机关出面也合乎情理。”

三
韩枫和张文清同坐一辆吉普车从成都回来。两人一路嘻嘻哈哈，开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到了川东地界，韩枫随意说：“我们去合水看看。”
“合水？”张文清愕然地说：“那是谢书记的点。”
“谢书记的点又怎么了？我们不能去看看？”韩枫态度坚决。
张文清吞了一口口水，婉转地说：“韩书记，这次西南局会上有很多新精神，尤其是土改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先给区党委作个汇报，待区党委讨论，统一认识后再…，”
“你这么害怕谢书记？”韩枫打断张文清。
“这，这，这，怎么叫做害怕？”张文清脸涨得通红：“难道我们不要正常的组织程序了？”
“我说过多少次，你还没注意到？对待土改，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有明显分歧。”
“我研究过西南局和中央下发的文件，两者的精神是一致的。”
“咳，我的同志哥，”韩枫说：“白纸黑字的东西，有时比不得上边的一句话。你听听小平同志怎么讲？他主要提了川西的工作，川南、川北也说到一些，只有我们川东的工作一句不提。这就是态度。”
“我看没这么严重。各地情况不同，川西盆地比较富裕，大地主多，经验当然比较典型。邓政委多说几句，很正常。”
“文清同志，你想没想过，”韩枫严肃地说：“如果谢书记调离川东，你怎么办？”
“谢书记调离川东？”张文清目瞪口呆。
韩枫对着司机喊：“调头，去合水。”

四
苏然接到黎明的电话，带了两个公安，开着车到重庆的码头接人。预先，黎明嘱咐老曹路上少说话，一切由他安排。
“去哪家医院？”苏然见面就问。
“川东医院，直接找彭院长。”黎明说：“重庆刚解放时，我和他打过交道，当时还叫宽仁医院。因为经营困难，他们要求川东行署接管。这个人胆子很小，如果我不亲自出面，恐怕他不敢安排好的医生给老曹看。”
到了医院，护士告诉黎明：彭院长正在给政协的殷主席做检查，让他们在院长的办公室等一会儿。半个多小时后，彭院长回来了，黎明把老曹交待给他。当然，名义上是市公安厅的重要犯人。
办完手续，黎明又和苏然商量好如何安置老曹，就先行离开了。

五
出了医院，迎面碰上一位年轻妇女，齐肩短发，穿着带翻领的干部装，手里提着一篮子苹果。黎明上前一步，脱口喊道：“雅馨--，”
“黎，黎--，”对方不自觉地后退半步，警惕地瞅瞅黎明，面若冰霜：“哦，是黎明同志，我现在改了名，叫杨洁。”
“杨--洁？”黎明叫得别扭。
“对。”杨洁简单干脆地：“从此，我们就是同志了。”
“同志？”黎明感觉什么地方不对：“那，杨、杨洁同志，你今天上这儿来干什么？”
“老殷有点不舒服，我陪他来检查。”杨洁的脸很不自然。
“老殷？”黎明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
“黎明同志，你还不知道吧？”杨洁解释：“今晚是我和区政协副主席殷克光同志的婚礼。”

六
晚上，阵阵喧哗声和乐曲声从街对过新修的区党委礼堂传出，通过敞开的窗户飘进黎明的办公室。黎明独自坐在桌子后面看书。
袁慧轻轻推门进来：“黎部长，这么大风，不怕着凉？”
“没关系。我嫌热，让它吹一会儿，透透气。”黎明瞟了一眼窗户，随便问：“小袁，没去参加殷主席的婚礼？”
“嗐，他在区党委就挂了个名，我凑什么热闹？”袁慧答。
“听说场面很大，连谢书记、梦迟同志都去了。”
“韩书记、严书记，还有许多其他的同志都没去。”袁慧说：“这种排场，没意思。”
“这么晚，有事吗？”
“有人找你，说是你老乡。不见你的面，他赖着不走。”
“哦，让他进来吧。”
话音未落，门被推开，一个蓬头垢面的家伙连滚带爬进了屋，“噗通”跪到在黎明面前。
“吉昌大兄弟，救救我。”
“你是--，”黎明惊呀半天，没认出他是谁。
那人神态凄怆，萎萎缩缩地说：“我，我是樊向贵。”
樊向贵的双眼浮肿，铅浊的眸子残留着最后一滴烛泪的幽焰。他穿着一件灰尘扑扑的破烂长袍，满脸皱纹、颧骨突出、弓腰驼背，显得异常单薄、消瘦。人贴在地板上，就像一块岁月压扁的馒头干。
“站起来吧，”黎明啜了一口茶，平静地说：“旁边有沙发。袁慧同志，请给他倒杯茶。”

七
“你怎么知道我在重庆？”黎明问。
樊向贵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是吉盛兄弟告诉我的。”
袁慧插问：“黎部长，我可以走了吗？”
黎明提起身边的暖水瓶，轻轻摇了摇：“帮我弄点热水，瞧，空了。”
袁慧接过水壶，款款而去。
樊向贵双手捧着茶杯，望着他俩直发了呆。等袁慧离开后，他才说：“吉昌，好气派呀。我们有十四、五年没见了。”
“后来，你当上厅长了吗？”黎明问。
“厅长？”樊向贵苦笑道：“我回到南郑后，县党部的那群乌龟王八蛋听说我有关系，怕抢了他们的位置，污蔑我是红军的探子。七七事变的当天晚上，来了一帮人，把我五花大绑，送进了监狱。整整八年，八年抗战，我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呀。”
“你叔叔没帮你说个话？”黎明大感意外。
“天有不测风云。我回去那会儿，杨虎城的势力已经垮了，叔叔只好去南京重新拉关系，那里还顾得上我？何况我头上戴着顶红帽子，别人躲都躲不赢。要不是我老娘巴心巴肝，卖房子卖地地照应着，恐怕我早就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了。国民党呐…，”樊向贵说到最后，不住地摇头。
“从监狱里出来，你又干了些什么？”
“八年监狱把我的身体全搞垮了。四面高墙，一扇铁门。‘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我的体重掉了三十多斤，拿个饭碗跟讨口子差不多。从监狱里出来，我在家歇息了半年，就在县城初中当老师，混口饭吃。”
黎明说：“这就怪了。我们党的政策，是教师都要留用的。你现在应该日子好过了，怎么跑我这儿来喊救命？”
樊向贵惶惶然地左右看了看，吞吞吐吐地说：“不是眼下，你们共产党又要镇压反革命吗？他们说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还说我可能是潜伏的特务。”
“潜伏的特务？胡扯淡。你不就一个初中老师吗，怎么会和特务挂上钩？”
“还不是我那个叔叔。” 樊向贵满脸晦气：“临解放，他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我几乎一点光没沾上，还惹得一身骚。”
“哦。”黎明捋捋下巴。
“不光教职被撤销，我还差点被政府抓起来。要不是吉盛兄弟可怜我，叫我赶快逃你这儿来，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黎明沉默了，他深知其中的厉害。
“伯母身体还好？”过了好长时间，黎明才又问了一句。
“我老娘，她、她一个多月前就走了。”樊向贵声音哽咽，从沙发上起身，又‘噗通’跪在黎明面前：“吉昌大兄弟，你说句话吧。我、我、我，这十多年像鬼附体，怎么也摆不脱霉运。老娘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以前官府抓你关监狱，气死了你爹。今天的官府不是变了吗？怎么又要抓你关监狱？我上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老天爷非要和老樊家过不去，我是死也闭不上眼呀。’”
见黎明没有马上答应，樊向贵干脆磕起头来：“求求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给我点盼头吧。我还有媳妇和一个半大小子，他们跟着我就没过两天好日子。我在家呆的时间，还没在监狱里呆的时间长哪。”
“刚才，”黎明忽然想起：“你好像念了一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樊向贵的苦瓜脸居然挤出一丝笑容：“我在监狱里闲着没事，成天嘟嘟囔囔，念诗背诗，然后试着写。这不，写了好些在这儿了。”他解开随身携带的包袱，从中掏出一叠纸，恭恭敬敬递到黎明的办公桌上。
黎明拿过去，倚着椅子背，翻了翻，见是一册油印手稿，约有百把来页。虽然印得很次，油墨星星点点，但看得出主人很下了番功夫。
“嗯，没想到你还是位诗人，”黎明夸奖说：“写得不错，尤其这首：‘天上人间路万里，此身常对月唏嘘。延安轻弃恨有余，一念之差别圣愚。’”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樊向贵眼睛明亮了许多，他小心地观察黎明的表情，试探着说：“如其中一二，或可警诫世人，还请老同学高抬贵手，帮我出版。我自当结草衔环，报答于你。”
“这就不是‘一念之差’了。”黎明笑了起来。
“老同学，其他的事，你帮也好；不帮，我也不在乎。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樊向贵急切地说：“这本诗集是我半生呕心沥血之作，是我唯一的希望，让我后半辈子可能成就点名气。我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有时真想得发疯。不怕你见笑。我想知道矜、矜持，而不是谄媚的风光；我想知道人坐在堂上，而不是跪在地下的差别；我想知道，知道，这个，喝斥人，而不是被人喝斥是个什么滋味。我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会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我。我这辈子，倒霉就倒霉在始终是个饱尝红尘冷眼、猪狗不如的小人物。”
黎明要把诗集递还给樊向贵：“很抱歉，这个忙我帮不上。”
“诗集就留在你那里，别还我。要是你看不顺眼，就一把火烧了她。”樊向贵勃然起劲，就像一只冲冠抖毛的大公鸡：“你现在是共产党的大官，办这点事还不是举手之劳？我们是老同学，话就说得明白一点。你们共产党好面子，穷讲究，最怕人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我都清楚，但我樊某人是鸡，是犬，苟且蝇营之辈吗？诗集你也看过了，水平我自己清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鄙人不敢自比白乐天，我今天就要看你黎大官人肯不肯做顾况了。”
黎明把玩着手中的铅笔，淡淡地说：“向贵，你说了这么多‘我、我、我’，就没想问问其他同学吗？”
“其他同学？谁？”樊向贵一脸茫然。
“比如--，邵英。”
“邵英？难道他做的官比你还大？”樊向贵两眼冒出精光。
黎明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向贵，我们之间不是‘一念之差’那么简单了？”
他拿过烟盒，取了一支烟，敲开打火机刚要点火。突然，窗外吹来一股强劲的凉风，他受过伤的胳膊好像跳起一条小虫，哧溜穿过脖颈直达后脑勺，顿时整个手臂感觉麻痹，打火机掉落在铺满各色文件的桌面上，一团硕大的火苗“腾”地升起。
正好袁慧提着暖瓶进屋，赶紧上前把满瓶热水浇在火团上。一霎时，满屋都是带着焦糊味的火烟和热水蒸汽。几个值班的工作人员随后也跑进来，帮忙打扫收拾。
黎明边揉着左胳膊，边问：“快看看，那本诗集烧坏了吗？”
“没有，就沾了点水，边上烤坏了点。”袁慧捡起小册子瞟了瞟，要还给呆若木鸡的樊向贵。
黎明忙说：“先留着，我再看看。”然后对值班工作人员说：“小宋，你帮我找个地方，安置一下我的老同学。”
樊向贵的眼神重新暗淡下来，嘴里讪讪，身子肉肉不肯挪动，刚才昙花一现的‘英雄气概’转眼恢复到可怜巴巴。

八
办公室只剩下黎明和袁慧两人。凌乱的桌子，淡淡的焦糊味，不住滴淌到地板上的水滴。
“这本--，小册子该放在哪里？”袁慧拿着樊向贵的诗集问。
黎明想了想说：“还是我来处理，千万别弄坏了。”
“他的诗好吗？”袁慧问。
“好不好，得给他留个念头。”黎明苦笑：“人总有倒霉得时候。”
“你就不怕他将来拖累你。”
“他被国民党关了八年，算是为革命付出了代价。何况，他只是个穷教员，没干过多少坏事。如今连国民党政权的旧人员尚且要留用，我不给找个工作也说不过去。”
“我最瞧不上这些国民党的旧人员，就知道拉拉扯扯，俗气。”
“我要是不管，他一家人就算完了。”黎明叹了口气。
“换了韩书记，他不会这么想。”
黎明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小袁同志，大机关也是小社会，名堂多得很。”
“我听说，”袁慧犹豫一下，忽然说：“谢书记犯了错误，很快要调走。”
“胡扯。你千万小心，别卷进这类是非圈子。”黎明说得溜快。
袁慧随便翻了翻樊向贵的诗集，递还给黎明：“这些个旧诗词讲究太多，什么格律呀，平仄押韵呀，不好掌握。我喜欢新诗。新诗更自由，更奔放，更适合年轻人。”
“你会写几句吗？”
“我那点墨水？” 袁慧轻声笑道，又不自觉地低下头：“但我一个朋友写得好。他临走时也送我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
黎明望着袁慧涩红的脸蛋，依稀感到一种山林中的木质清香，不禁砰然心动。他迟疑片刻，突然问：“朋友？是，什么性质的朋友？”
“哦，没什么，一般的，很普通。这有关系吗？”袁慧随口而出。
“没，没关系。”黎明略微慌乱，他试图重新掌握谈话的轨道：“只是忽然想到。旧的诗词格式旧，题材也旧，该表达的东西也都被前人写完了，就像放河灯，等‘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不但河里冷落，岸上也冷落了起来’。”他顿了顿：“有谁来填补空缺呢？”
袁慧楞了楞，转转眼珠说：“你倒提醒了我。我忘了还你借我的书呢。”
“哦，”黎明说：“看完有什么感想？”
“我只是普通看着玩，谈不上感想。”袁慧带点狡黠。
“艺术源于生活。”黎明盯着袁慧。
“但生活不等于艺术。” 袁慧咯咯笑：“黎部长，谁要把艺术当成生活，别人会把他当疯子。”
“你不是热爱革命吗？革命的先行者通常就是疯子。”黎明故作郑重。
“谁说的？”袁慧乘虚而入。
“鲁迅，” 黎明得意了：“《狂人日记》。”

九
“他姓韩的，手里究竟握着谁的尚方宝剑？”张文清忿忿地对谢富治说：“我看到他不满足于挥桨划船，而是想把舵，控制土改的大方向。在政协会上，很多民主人士都给我们提了意见。”
“工商界的人士呢？尤其是那个朱秉仁。”谢富治若有所思。
“杨家旺表现最积极，坚决拥护党的政策。朱秉仁倒没说话。”
正好袁慧抱着一堆文件进来，见此情景，马上要走。谢富治叫住她说：“等等，小袁同志。”转头先对张文清说：“文清同志，要沉住气，很多事情都要看看再说。”
“好吧，我先走了。”张文清说：“反正，情况我是反映了，怎么做决定是你们当领导的事儿。”
谢富治等张文清离开后，不急不慢地转过头：“小袁同志，来多长时间了？工作还习惯吗？”
袁慧冷不丁听谢富治问了这么个问题，显得有些慌乱：“快一年了。刚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工作就顺手多了。”
“你目前主要做的是…？”
“负责秘书处和宣传部的沟通、联络。就是两头跑，送文件。”
“宣传部那边的同志，都熟悉了吗？”
“熟悉，像陈干事，马处长，郭副部长，哦，还有黎部长。”
“你觉得，黎明这个同志，怎么样？”
“哟，谢书记，我一个小干事，怎么好去评论大首长？”袁慧咯咯笑起来。
谢富治略感失态，淡淡笑了。

十
事后，袁慧找到好朋友，在重庆市委工作的张雪芬，说起此事。张雪芬脱口而出：“莫不是，黎部长还是单身？”
袁慧脸涨得通红，张口结舌。
“小袁，你知道，我一直拿你当妹妹。”张雪芬关切地盯着袁慧。
“人不是在找你商量嘛，我的雪芬--老大姐。”袁慧半嗔半带撒娇。其实，雪芬比袁慧还大不了一岁。
“还记得去年我们从分校回重庆的路上吗？黎部长双枪击毙白兰花。你们那个区党委，好多都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袁慧玩弄着手绢：“那我更得躲他远远的。”
“哎呀，我的好妹妹，”张雪芬急急地说：“这个事儿千万不能死心眼儿。不说别的，想想董大姐遭遇吧。不知道那个跑了大半年，也不给你写封信的混小子，有什么好？”
“我知道。你是找上了他的老战友，当然要替他说话。”袁慧慢腾腾地说。
“哎呀，你个小圆嘴快变刀子嘴，快赶上林黛玉了。”张雪芬脸涨得通红，用指头戳着袁慧得脑袋说：“再胡说八道，以后不许到我这儿来。”

十一
回重庆的第二天，黎明先去找了白丁，让他帮忙安置樊向贵。白丁想了下，同意把他放在不起眼的县文化馆当个图书管理员。
“你给这位老同学交代清楚，不要到处宣传他和你的关系。”白丁认真地说。
“这个自然，我会给他打招呼。”黎明答应道。
白丁突然问：“黎明，给透透风。区党委是不是出了问题？”
“什么意思？我才回来两天。”黎明不以为然。
“上边要我们宣传的，特别是关于土改的口号，好像调子不一样呀。”
“怎么个不一样法？”
“今天要‘一切依靠农会’、‘放手发动群众’；明天又‘严格掌握政策’、‘禁止肉刑，吊打地主富农’。”
“哦--，”黎明托着下巴，沉吟道。
“机关里也是议论纷纷，都说谢书记立场不坚定，限制了贫雇农的手脚，对地主富农犯了温情主义错误，很快要从川东调走。”
“谁这么说？韩枫？”黎明并不吃惊。
“不知道，但肯定和这位老上级，你的革命领路人有关。”白丁奸诈地：“大红人，这回要看你‘红’到那边了？”
“我在巫山听赵志一说起过，还以为他小题大做，故弄玄虚呢。”
“姓黎的，你这次回来，真是放屁踢响瓜—赶对点了。”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据我所知，两位书记都是正派人。”黎明感觉眼前有个大漩涡。
“正派？”白丁哈哈乐了：“正派人也会勾心斗角呢。”

十二
接着，黎明去了区党委。魏文中在院子门口看见他，老远就打招呼：“黎明同志，你要的几个干部手续都办妥了。”
“到底是老战友呀，办这么快。”黎明高兴地说。
“在武昌过得怎么样？吃得好吗？”魏文中笑眯眯地问。
“和重庆差不多，也是成天吃辣椒。不过，吃鱼吃得真过瘾。”黎明答。
“个人问题解决没有? 有门路了吗？”
“八字还没一撇。”
“哎，这个事可再拖不得了。”魏文中停下脚步，正儿八经地说：“区党委老字号的，没剩几个了，不能拖成老大难。”
“争取吧。”黎明有些无可奈何。
“呃，”魏文中跟上来，埋下头：“区里下发的土改文件都看过了吗？”
“正在了解情况。”
“要把握好区党委的精神，不容易呀。”魏文中抬头瞟了一眼黎明。
“区党委内部有意见分歧？”黎明站住，盯着魏文中问。
魏文中眼神有些慌乱：“黎明同志，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吗？”
“还叫风言风语？区党委都快闹翻天了。老魏，我们一起这么多年，就不能说个痛快话？”黎明声音不高，但顶人。
“哎，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说的叫个什么话？”魏文中笑呵呵，用手指指点黎明：“我就是作为老战友，提醒你一下。党的组织原则，一切问题要以区党委的决议为准，个人说话都不算数。你先研究研究区党委下发的各种文件，特别是有关土改政策的，从字里行间去吃透区党委的精神。千万不要上错车，走错路哟。”
黎明眨眨眼，没再说话。

十三
张文清拿着几封信，急匆匆地走在二楼过道上，差点和黎明撞个满怀。
“黎明，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通通气。”他把黎明拖到小会议室，关上门，“嗵嗵”就放炮：“你看看，韩枫同志搞的啥名堂？到成都去开了个会，回到川东就四处放火。谁不知道，合水是谢政委的点，他都要去踩一脚。”
“是不是他在西南局听到了什么新精神？”
“屁的个新精神。在成都我一直和他呆一块儿。大会小会，邓政委都没有批判川东的做法，不知他姓韩的中了什么邪。”
“我听说川西，川南都搞得很左。”
“主要是清匪反霸，还有农村强制征粮，邓政委可是狠批了他们的一些做法。至于眼下的土改，他就是附带提了几句。”
“邓政委对川东的工作说了些什么？”
“记不太清了。”张文清想了想说：“他提到的，主要还是川西的工作，川南也说到些，其中有表扬，也有批评。这不奇怪，邓政委人在川西，当然更了解那边的工作。可是他姓韩的，非要拿起鸡毛当令箭，把这个当成西南局对川东的态度了。中央文件都摆在那里，他韩枫就没认真研究研究吗？”
“川西的区党委头头李井泉，这个人怎么样？”
“有一些反映，说他爱整人。刘司令员还当面剋过他呢。”
“刘司令员已经调往南京，可李井泉还很红。”
“对，”张文清楞了一下，摇摇头说：“哦，不。黎明，你太敏感，太敏感了。”
黎明挠了挠头。
“你觉得，”张文清压低了嗓音：“韩书记的做法，算不算，嗯，勾心斗角？”
“不清楚。但白丁说过同样的话。”黎明扑哧一笑，停下正挠着头的手指。
“这狗日的，‘虽假荣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张文清骂道。
“人家是正牌燕京大学学生。”
“我跟你挑明了，回头区党委搞人人表态，你狗日的不准耍滑头。”张文清正色地说。
“是谢政委让你找我要态度的吗？”
“狗屁。跟着大首长鹦鹉学舌，算哪门子共产党员？”张文清不屑地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黎明噎了一下，慢腾腾地说：“那，农村中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怎么办？去年初，我回了趟家乡，见到族里的叔公，大伯，真恨不得枪毙他们几个。”
张文清拉着黎明坐到沙发上，小声贴着他耳边说：“看你说得轻巧，死一个两个没关系，死一大批人怎么办？大别山时期你在部队，感受没那么强烈。我在地方工作了一段，知道开口子的厉害。只要权力下放，下面简直就是胡整，就是想刹车都抓不住把呀。”

十四
黎明找谢富治汇报在武汉的工作，谢富治端坐在办公桌后，拍着手里的一大堆文件说：“有什么要紧的？我明天下乡，这些都还来不及处理，你先和梦迟同志谈吧。”
“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回来，不太了解区党委对当前土改的宣传口径…，”黎明想探探谢富治的底。
谢富治盯着黎明半晌，端起茶杯抿了抿，放下，再笑笑。
黎明很知趣，马上收拾文件准备离开。不想谢富治忽然说：“既然说到土改，你不妨接触一下重庆的工商界人士，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你和他们打过交道，方式嘛，可以随便些。这些个生意人，个个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千万注意不要叫他们的外表蒙蔽了。”
“这个好办，我会尽快安排。”黎明答得干脆。

十五
吴梦迟听黎明说了几句就打断：“武汉的事儿不急，先放一放，你赶紧把土改的宣传工作抓起来。现在基层普遍反映不清楚区党委的土改政策，我们有些被动呀。”他端着茶杯来回踱步，不住地揭开盖子，吹气，却似乎没有啜上一口。
黎明端坐在书记办公室的会客沙发上，望着晃悠的吴梦迟，感觉有些古怪。他合上文件夹，转动笔杆说：“下面不清楚上面的方针政策，究竟是宣传工作没做好还是区党委本身存在意见分歧？”
“不要那么说，不要那么说，”吴梦迟略显烦躁地摆摆手：“影响团结。区党委的土改方针非常明确，只不过在具体执行上有些不同意见。完全是党内的正常争论嘛。”
“吴书记，这一个主张‘放’；一个主张‘卡’，两泡尿不往一个壶里尿哟。”
“你不了解情况，你不了解情况，不要瞎琢磨。区党委总的来说是团结的，很团结。”吴梦迟来回走得更快了。
“吴书记，你也刚从成都回来，能不能给我们透透风？西南局对川东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吴梦迟似乎有些愕然，片刻才笑起来：“我能知道西南局的态度？胡扯蛋。黎明同志，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不要成天去琢磨上级首长怎么想。”
“不是我瞎琢磨，而是你们大首长的意见如果有分歧，我们下面的工作没法做。”
“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以前，宣传还是先按照区党委过去的口径搞。”吴梦迟字斟句酌，说得很慢。接着，他停下脚步，犹豫又犹豫：“宣传工作不能搞投机，提倡些个人主义，逞英雄、出风头的东西。”
“‘上级的明确指示以前？’”黎明本想算了，终于还是忍不住发问：“这么说，上级是有一些不明确的指示，对不对？”
“胡闹，你还要怎么明确？我再给你说一遍：不要去瞎猜哪个上级说了什么话，哪个上级表了什么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好。饭菜都摆桌上了，要一口一口地喂吗？”吴梦迟轻轻敲击茶盅盖，极不耐烦地摇摇头。
“饭不用一口一口地喂，只怕菜是生韭黄拌倭瓜，怎么都不对味儿。”黎明也不舒服。

十五
白丁结婚了，对方就是张雪芬。
和江玉琴分手后，白丁心灰意冷，收起了自己发明的分段找老婆理论，只想成个家算了，正好碰上张雪芬。张雪芬是山东人，随军南下，在军大上了学，分在重庆市委工作。她性格开朗，办事爽快，说话大大咧咧，和优柔寡断的江玉琴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很快打得火热，一起向组织打了报告申请结婚。
婚礼搞得挺热闹。张文清、黎明、高峻等人都到了场。白丁见了江玉琴，也没什么别扭，说话招待都显得大方得体。只有黎明心怀鬼胎，明面上和大家嘻嘻哈哈，暗地里却始终盯着坐在角落里的袁慧。

十六
婚礼结束，袁慧先走。黎明微微有些扫兴，他和白丁继续说了几句话，带着些许醉意赶到公交站，正好一辆长鼻子道奇公交车马上要离开。黎明紧跑几步，冲了上去，一屁股坐在车门对面的长椅上。
车开动了。黎明在昏暗的车灯下，意外地发现袁慧提着个小包，静静地坐在车尾角落处，便对她笑了笑：“真巧。”
袁慧抬眼望了黎明一眼，又垂下头。
“末班车？”此时车内没有其他乘客，于是黎明又说。
袁慧连头都没抬。
“坐车是好，缩短了陆地的距离。”黎明眨眨眼。
“缩短啥子？”公交车司机插话道：“刚解放时，重庆的公交都快垮杆啰，就剩下几辆车。后来是解放军调来一批，才解决了问题。”
车停站了，一对中年男女上来，坐在黎明对面，彼此望了望，车厢内谁都不再说话。车继续在弯曲、狭窄，凹凸不平的道路上缓慢行驶。浑浊的雾气中，密密的青砖房和吊脚屋从窗前闪过，虽然偶尔也会豁开天光，露出半片江面，点点渔火。杂货店、山货店、药材铺、书局等各色店铺大多已经打烊，只有茶楼还亮着灯，冒着热气，人头攒动。有在那儿聊天的、下棋的、打麻将打骨牌的，也有人干脆抄着手坐在四方桌边打盹儿。路上的行人或裹着头巾，挑着扁担、提着竹筐赶路；或蹲在边上用毛巾擦汗，偷闲抽袋烟；还有的旁着小摊贩的火炉，端着粗瓷大碗稀里呼噜吃着什么，火炉里还冒着呛人的烟。马车嘎叽嘎矶迎面驶来。车夫拉着马缰绳，吆喝着，和公交车艰难地错开，再嘎叽嘎矶离去。居民屋临街的板门时开时合，挑水的、搬东西的、劈柴的、淘洗什么的，不一而足。那些淘洗东西的女人，完事之后就把汤水直接泼到了路面。一只大公鸡梗着脖子，扑腾翅膀逃向路中央，后面跟着一个嘴里不断诅咒的小屁孩。
汽车猛烈颠簸了一下，黎明的身体几乎跳了起来。
“嗬，什么路面？这么大坑？”黎明嚷道：“以后应该修几条好路。”
“慢慢来嘛。成渝线都开工了，重庆的马路算啥子？”司机答。
“共产党干事就是麻利，说干啥就干得了啥。”黎明对面的妇女说。
“干啥事，也要看别人同意不同意？”黎明偷偷瞟了袁慧一眼。
“哪个不同意？”中年妇女又说：“打地痞恶霸，整那些有钱人，哪样不是我们心里想的？”
“也不是个个都该整，有钱人也有‘嘿（很）’老实的。”妇女身边的男人不以为然。
“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有钱人老实‘讪’？就像我们纱厂的丁老板，从前光喊我们干活，只给那么点钱，叫人咋个过嘛？共产党硬是有办法，使劲整他狗日的，整得他跳楼了。”
“跳楼？摔死了？”黎明诧异地问。
“没得。摔落个残废，爬都爬不起来了。”中年妇人开心地笑了。
车又停下，袁慧起身下车。黎明犹豫片刻，也跟了上去。

十七
寂静的马路上，袁慧不停地往前走，半晌突然回过头来，莞尔一笑：“黎明同志，你干嘛老跟着我？”
同志--，黎明听到这个词，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楞楞地说：“天太黑，我送送你，不方便吗？”
“我们之间还没通车，没法缩短彼此的距离。”袁慧依然微笑。
“那，”黎明心中狂喜：“我们何不换种交通工具，坐火车、坐飞机或者更快一些，坐火箭？”
袁慧转过身，自顾自地朝前狠走几步，又慕然回头，从小包里取出一本书，递给黎明：“你的书，早该还了。”然后颠颠而去。
黎明低头一看，是那本萧红的《生死场》。他下意识地翻了翻，发现书里夹着张纸条：
“天边云、梦中雨。知名不具，相知不易。”
十八
张雪芬和白丁交往时，只去过对方在单位的宿舍。等过了门儿才知道，白丁还有个走路都困难的老爸。她第一次见到老人时，老人正闭着眼睛，盖着被子躺在床上。白丁说：“爸，芮榆娶媳妇儿了，来看你啦。”
参加革命前，白丁原名邱芮榆。
老人听到白丁说话，睁开眼瞅了瞅张雪芬，又闭上眼睛。
白丁拉着媳妇到外屋，张雪芬问：“你爸是不是不喜欢我？”
白丁笑道：“他老糊涂了，谁都不认识。”
正说这话，忽听老人喊：“芮榆，芮榆。”
“什么事儿？爸。”白丁拉着张雪芬连忙进里屋。
老人半欠身体，伸出一条瘦骨嶙峋的胳膊，指着放在对面大木头柜子上的一个小皮箱，嘴唇发颤却半天说不出话。
“哦，又要这个？”白丁赶忙把皮箱从大柜子上拿下，塞到老人的怀里。老人心满意足，紧紧抱着皮箱，合上双眼很快睡熟。
“都什么值钱的东西？看这么紧？”张雪芬觉得好笑。
“谁知道？从他到重庆，这个小皮箱就时刻不离身。他也从来不和我说里面装了些啥？”白丁有些无奈。

十九
大华公司总部的背后有个网球场，因为工作需要，黎明到那里去过几次。一来二去就跟朱秉仁、杨家旺等几个工商界人士学会了打网球。朱秉仁还专门找了个教练教他，不过打的时间短，水平到底有限。这天他和朱秉仁玩了一局，擦着汗水问：“这次区里安排大家下乡参加土改，朱先生有什么感想吗？”
“不是参加，是参观。更准确点，是走马观花。”朱秉仁竖着大拇指说：“共产党确实伟大。孙中山、蒋介石空喊过多少次土地改革，你们说办就办到了。”
“你们和农民谈过话吗？”
“谈过，有好几次，都是政府安排好的。还参观过斗争大会，分田分地，发放土地证。农民兄弟的情绪很高。”
“你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吗？”黎明诚恳地问。
“建议？”朱秉仁小心观察着黎明的脸色，谨慎地说：“我说不上建议，就有一点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
“谢书记希望朱先生拿我们当朋友。”黎明颌首一笑。
“是、是，那，我就直言相告。说得不对，还望黎部长宰相肚里能撑船。”朱秉仁又踌躇片刻：“依我看，中国农村确实太封建，太落后了，必须通过土地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和土地的关系，促进社会，这个社会进步。这一点是大方向，共产党完全正确，我衷心地拥护。不过，不过，这个嘛，我听说，嗯，只是听说，有些地区的斗争太，不，有点过头，比如，打人打得很厉害。党是不是可以控制一下群众的情绪，稍微温、温和一些。”
“区党委已经制定了几条政策，禁止在运动中吊打斗争对象，使用肉刑。就是少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也必须交给人民政府处理。这点请朱先生放心。”黎明轻松地说。
“哦，那好，那就好。”朱秉仁频频点头，话却有点言不由衷。
“朱先生是有影响的人。只要您的工作做通了，其他工商界的朋友就好办多了。”
“我算落后的了。”朱秉仁悻悻地说：“杨家旺，杨先生对你们的土改方针，领会得远比我深刻，比我深刻。”
“哦，是吗？”黎明有点意外的感觉，又似乎在意料之中。
“这不是黎明，黎部长吗？” 杨洁穿着洁白的网球装，英姿飒爽走过来。她见了黎明，先故作惊讶，又随手弹弹球拍：“怎么？你也喜欢资产阶级的洋东西？”
“看你说的，体育还分阶级？”黎明说：“不过我倒不知道，你也能打网球？以前没见你到这儿打过。”
“见你下功夫了解过别人的事吗？”杨洁嘴一撇，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蔑视：“朱伯伯，能让我向黎部长请教一局吗？”
“这个，现在你们是同志。”朱秉仁有些尴尬。
“黎部长，我的要求不过分吧？”杨洁挥着拍子，把脸转到一边。
“好，我们就打打试试。我是初学，希望--，”黎明咽了口气，特意强调：“杨洁同志手下留情。”
杨洁当然没有留情，整得黎明狼狈不堪。扣死最后一个球，杨洁把球拍往地下一摔：“黎部长，今天就到这儿，以后还有机会。”扬着头甩手而去。

二十
“这位是川西区党委副书记赖心发同志。”
韩枫在会议室对着川东区党委的干部介绍：“他明天下武汉，去北京开会。我特意把他请来，给大家吹吹风，一股从西南局吹来的风。”
赖心发的年纪比黎明大不了两岁，但参加革命的年头却早很多。他的头发已经略微花白，脸色铜棕带黑、皮肤如同砂轮般粗糙；脸型极其瘦削，虽然额上有几丝皱纹，但好像除了骨头就是筋，没有丝毫松弛的感觉。他的衣服是带补丁又洗得发白的灰色土棉布中山装，鞋是褪色圆口黑布鞋。这身打扮和满屋子衣着笔挺，棱角分明的川东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好像在精致的大洋房中供着一罐年代久远的拙朴陶具。
“韩书记，我代表不了西南局。”赖心发挥挥手说：“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川西土改的情况。最近在西南局的会议上，小平同志还特意表扬了我们的李政委。”
李政委就是中共西南局副书记、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谢书记怎么没来？”黎明小声问身边的张文清，张文清嘘了一声叫他别说话。
“我离开成都前，李政委专门和我谈过话。他认为川西土改的主要经验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明确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把斗争锋芒对准地主。’在农村，我们特别重视成立农民协会，鼓励他们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强调贫雇农当家，掌握农民协会的领导权。在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时，我们也注意把斗争性坚决的群众骨干吸收进乡村领导班子。”
“川西土改的具体政策如何掌握？群众起来以后，有没有过激行为？有没有吊打地主？有没有使用肉刑？”张文清问。
“李政委说过：任何大的群众运动都会有一些过火的行为，这是难免的。一方面我们应该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站在右的立场上看待群众运动，给群众泼冷水，约束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这是西南局的意见吗？”黎明问。
“可以说是吧。西南局提醒我们：要注意防止右倾命令主义，不能把当前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搞成了‘和平土改’。”赖心发想了想，才慢吞吞地：“比如，‘对待地主，出于义愤也不准打。’这个提法就不准确。群众起来了，要求进行阶级清算，我们的干部能加以干涉吗？如果那样做，必定会压制贫雇农的革命热情，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全场鸦雀无声。
半晌，韩枫小心问了一句：“‘可以说是’？是你听小平同志讲的吗？”
“不，是临走前李政委和我的谈话。”赖心发干巴巴地答。

二十一
“我的个乖乖，这个姓赖的是西南局派来的钦差大臣吗？他想揭川东区党委的盖子？”散会后，魏文中对黎明吐舌头。
黎明苦笑道：“谁弄得清楚？”
“什么叫右倾，还加上个命令主义？”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算是新名词。”
韩枫的秘书小陈跑过来：“魏部长，黎部长，几位书记中午请赖书记吃饭，请你们两位部长作陪。”
黎明望了望魏文中，然后问小陈：“还有谁？张秘书长去吗？”
“张秘书长身体不舒服，说他不去了。其他还有谁不清楚。”

二十二
张文清没有不舒服，他马上找到谢富治，汇报了赖心发的发言，然后心急火燎地说：“富治同志，赖心发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唱的是哪一出戏？川西的土改，有没有乱打乱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为什么吞吞吐吐不说？我们应该向中央明确反映自己的意见。”
谢富治揉揉手说：“文清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就把合水那个点交给韩枫同志去搞。你看怎么样？”
“合水的经验是你谢书记总结的，难道让韩枫同志去另搞一套？”
谢富治轻轻‘咳’了一声：“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党的工作，谁搞得好就用谁的经验，实事求是。何必那么本位主义？”
“富治同志，人命关天，西南局还没有白纸黑字的东西哟。”
谢富治盯着张文清几秒，摇了摇头：“你这个同志…，”

二十三
韩枫等人在区党委小食堂招待赖心发，总共有十来个人参加。大家寒暄几句后，吴梦迟问：“赖书记，川西的土改，你到下边看过吗？有什么具体的体会？”
“我去过罗江、浦县、龙泉，七八个县吧，都是李政委选的点。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主要难题还是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李政委的点子多，按他的方法办，总能解决问题。至于具体的，都写在了川西区党委下发的各期简报上。”
“井泉同志在川西很有威望吧？”黎明问。
“李政委是井冈山干部，接受过毛主席的亲自教导。党性强、能坚持原则、有魄力、敢于负责。他开创大青山根据地，是晋绥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在政治上对干部要求很严，但平时待人亲切和蔼。作风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川西的干部没有不服气的。”赖心发由衷地说。
“我和井泉同志谈过一次话。有水平，是很有水平的高级干部。”吴梦迟说。
“吃饭吃饭，小心菜凉了。”韩枫伸出筷子，夹了一大片鱼放进自己碗里：“哇，豆瓣烧鱼，正宗川味。你们不吃我就不客气了。”

二十四
谢富治把合水的点交了出去，在区党委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人人都觉得他出了问题。
这天，谢富治专门找黎明去他办公室。黎明以为肯定和土改的政策调整有关，就带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前往，不料谢富治却告诉他：“是这样的：我的一个老战友到重庆来了，按理我应该亲自接待。但他以前犯过大错误，现在结论还在中央，我出面见他不太方便，尤其是眼下。你能不能带他到重庆到处转转，玩好点，吃好点。”
谢富治说话时神态轻松，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好吧，我去找几个年轻人陪他。”黎明答。
“你自己去就行了，不要告诉其他人。”谢富治好像又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钱：“把这些都带上，不要用公家的钱。”

二十五
谢富治的老战友叫尚存义，黎明知道这名字是他后来改的，却并不想打听他的原名。尚存义和夫人住在区党委招待所里，看见来的是黎明而不是谢富治，不禁有些失望，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黎明找了辆车，带着他们转了大半个重庆，吃了饭，看了川剧。两口子千恩万谢，还请黎明代问谢富治好。
黎明回见谢富治，讲述了整个接待过程，谢富治点头表示满意。接着，他随便问：“你和小袁的事儿怎么样了？”
黎明答得也随便：“七八分吧。”
谢富治嗯了一声，又问：“你觉得他这个人，我的老战友怎么样？”
“一路上不怎么说话，看上去是老实人。他夫人倒还问东问西的。”黎明答。
谢富治笑了：“当年张国焘另立中央，他可是最积极。串通四方面军的十几个高级干部给张国焘写了劝进信。后来一直都脱不了手。”
黎明心说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当时，你们都清楚张国焘的错误吗？”
“谁有那么大本事？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的是家长制，大多数人都被蒙蔽了。后来朱老总做了很多工作，我算是第一批转变过来的。”然后，谢富治加了半句：“路线斗争哪…，”
黎明心头一动…。

二十六
合水土改“回炉”由韩枫主持。原本缩手缩脚的龙文枝很快上了劲儿，也很快就闹出了人命。涪江县的一户中小地主，本人被愤怒的农民打死，儿媳不堪侮辱上吊自杀。然而，真正让川东区党委感觉不安的还是斗争大地主余世显。
余世显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开明绅士，抗战时捐献过大批钱粮给国民政府，还营救过一些川东地下党干部。解放后他表现积极，主动把大部分财产上缴给政府，所以一直是区党委的团结对象。土改开始后，群众起来了，发现他还留着几十亩地，怎么也不肯交出来，于是小会批，大会斗，手段越来越激烈。
“重庆简直就是死水一潭。”韩枫回到重庆，什么都不顺眼，看到黎明就发火：“我看共产党的有些干部，进了城，当了官老爷就忘了农民，只知道躲在城里指手画脚，这个不许、那个过头。你下去看看嘛，看看农村，那才叫革命，连呼吸都更舒畅些。”
“胡说八道，”黎明也没好气：“谁个整天呆在城市里指手画脚了？我刚从陵山、梁平、巴东，江津几个县转了回来。你见到的，我也都看见了。”
“黎明同志，你应该懂得土地改革的意义。没有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我们会垮台的。”韩枫拉着黎明，态度诚恳耐心。
“区党委不是害怕发动群众，而是担心下面的政策掌握不好，胡乱整人。像你们那里的余世显就牵涉到很多政策问题。”
“观察一个人，要看他的本质而不是外表。余世显是什么人？合水的袍哥舵把子，大老婆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干女儿，他的发家史堪比川西的刘文彩，非常典型。群众起来后，我们收集到很多材料，有好几大摞，你也应该好好看看。他干的那些个好事，比起他干过的坏事不过是九牛一毛，大家都说他是有名的‘伪观音’。你还想护着这种人？”
黎明不以为然：“龙文枝过去就左，他整的东西要打些折扣。”
韩枫拿出一支烟卷，笑哈哈地指点黎明：“你就是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那种革命党人：农民在乡里造反，马上吓得心惊肉跳，大喊‘糟得很’。”他掏出打火机，熟练地点烟，长吸一口后继续道：“我跟你认真说：不要因为龙文枝整过你，就带着成见看人。他是有毛病，但本质好，连小平同志都表扬过他对革命的忠诚，是我们自己人。搞土改，我们不依靠自己人，倒去依靠外人余世显？怎么说得过去？如果将来有个风吹草动，余世显会第一个跳出来跟我们算账。昨天，我正巧碰上高峻同志，顺便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他说得一针见血：‘川东没有经过大的革命洗礼，封建势力异常顽固。不整倒像余世显这种土豪劣绅，党就是水中的浮萍，在农村扎不下根。’”
“高峻同志是本乡本土人，他当然更了解川东的情况。”黎明讪讪。
“我们马上要开个万人批斗大会，定了几户过去的大姓人家，狠狠打击一下他们的气焰。余世显这个家伙一直很嚣张。你也来参加，受点教育。”
“要是组织决定，我当然去。但如果是你个人的意见，我哪来那么多时间？”黎明推辞。
“你的时间？你的时间都干什么了？跳舞、交女朋友、找老婆？眼下土改正是关键时刻，小黎同志，大是大非不能犯糊涂啊。”韩枫说得笑呵呵。
“我从武汉回来不久，不了解情况，不想管逑那么多。”黎明不想笑。
“听说，”韩枫话似无心：“富治同志来了个老战友，是你接待的？”
黎明应了声“嗯”，正想找个更恰当的回答，却被韩枫打断：“不说了。这个没关系。”
两人好长时间不说话。接着韩枫像是自言自语：“我在川东区党委可是孤家寡人哟。”说罢把烟头往地下一扔，用脚狠狠碾了几下。

二十七
张文清和黎明同坐一辆吉普去合水。他们还带着几名下级干部，包括袁慧都坐后面两辆车。
“我算什么左？共产党嘛，不能叫农民没饭吃。土改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黎明说。
“你不左，你是忽左忽右，骑墙派。”张文清撇着嘴说：“其实，你我都清楚，中国农村那些地主，大多数是一般的农民。他们是自私、是狭隘，说问题谁都有，那条拎出来也可以批斗好几天。‘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嘛。但他们发财主要靠的还是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地从地里刨食。辛辛苦苦半辈子，好容易攒了几亩地，突然叫全部交出来，搁谁身上想得通？何必去搞逑那么凶。过去是战争时期，疾风暴雨，不没收他们的财产我们就活不下去，只好嘁哩喀喳，切大块土豆煮大块肉，讲究不了那么多。反正敌我反复几次，天大的错误也能抹平。现在不一样，我们自己坐江山，自己掌握专政工具，出了错就不是三天、五天的儿戏了。有人会记一辈子，甚至上书立说记住几辈子。绝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拿个人情绪左右党的政策。”
“看你说的，好像地主都会自愿把土地钱粮交出来。要是他们拒绝改造，除了镇压也没有别的办法。韩枫同志和文枝同志把他们的经验吹上了天，我们就先看看他们搞得如何再说。”
张文清看了看前面开车的司机，凑到黎明耳边小声说：“姓韩的以前在陕北就左。”
“谁说的？”黎明惊问：“他在三纵指挥打仗一直很实际。”
“哼，实际？”张文清嗓音压得极低：“他大革命就参加了革命，如果没有点问题，怎么才混了个区党委副书记？”
“瞎胡猜。”对此，黎明原来就有些疑惑。
“注意没有？”张文清声音像蚊子：“川西，川南都设了第二书记。我们川东没有。”
“这，有什么关系？”
“我是歪嘴和尚念歪经：”张文清再次把嘴凑到黎明耳边，用手挡住前座方向：“锡联同志调走以后，本来应该由韩枫接任第二书记。都上报了，中央有人不同意，调来个吴梦迟，也没明媒正娶指定第二书记。”
“狗日的。”黎明不知道骂谁。
“这回，有人算找到一条裤裆穿了。”张文清大声说。
吉普车在合水县南门外的敞坝处停下，只见周围的农民川流不息朝会场方向去。韩枫意气风发，站在那儿指点江山，龙文枝等人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

二十八
袁慧和办公厅一位叫尹玉珍的机要员同行，两人一路上谈得挺高兴。尹玉珍是四川人，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期间，她还在重庆上中学，就跟母亲去了延安。她们下车后，看见一队队头戴草帽或包着白布包头帕的农民从身边经过。他们有的穿布鞋、有的穿麻鞋、有的就穿草鞋。穿插交汇、分合聚散。男人或穿对襟短褂、或光着膀子，扛着竹椅、提着长凳、插着烟杆、拎着茶壶、挑着竹筐、推着独轮车，成团成伙，打打闹闹。女人多穿大襟粗布衫，腰间系着条花围裙，背上或背孩子、或背个篾条圆背篓；手里拎着提篮、筲箕、绣花兜子什么的，当然还有小板凳。你甩一下围巾、我丢一下手绢，嘻嘻哈哈。满场坝大旗飘飘、小旗挥舞，‘幺爸’、‘二娃’，大姑小姨祖奶奶混叫。“乡长，我们梭家桥十二村来了两千多。”“啥子两千多？细娃儿不算。”“仁安乡，仁安乡请往右边走，你们的位置在罗桥镇后头。”“旺财媳妇生了吗？我屋头还有点红糖，拿去给她发奶。”
蓝天白云，艳阳高照。路边的稻穗沉了，包谷绽裂，不远处的红土山丘像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注视着眼前的喧闹。
张文清、黎明、韩枫、龙文枝等人见面后彼此握手，相互说笑，一起进城往地委大院去。袁慧、尹玉珍和机关的其他人员都跟在后面。
到了地委大院门口，袁慧发现门里门外挤满了人。由于合水的土改斗争大会具有典型性，川东区党委几乎是倾巢出动，区政府以及下属的地、县委也都来了不少人。到场的有三位区党委副书记韩枫、吴梦迟、严俊生，各单位领头的有办公厅秘书长张文清、组织部部长魏文中、宣传部部长黎明、农村工作部部长李西湖、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冯微星，监察部部长岳辉、工商部副部长张兴福、统战部部长徐宽、财贸部副部长游南山，区党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朱红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书记李家桥，川东新华分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李楚水；西南局临时派到川东指导土改工作的张光北、区政府有民政厅厅长兼党委书记牛瑛、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龚建勋、农业厅副厅长兼党委书记贺从国、文化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白丁、教育局党委书记吴和昆、川东五大专区的的四个地委书记：合水龙文枝、巴东赵志一、万县窦唯炎、璧山崔万金。还有十几位像罗志远这样的外来县县委书记，上百位各机关单位的其他干部。
吴梦迟看见韩枫，上前打了个招呼：“韩枫同志，日子挑得不错，大晴天，阳光灿烂。”
“这是党的阳光，贫雇农扬眉吐气的阳光。”韩枫精神亢奋。
一个小干事上气不接下气，跑来报告：“韩、韩书记，还有几个乡的队伍没到齐，但根据统计，参加大会的人已经超过五万。”
“好啊，看来我们还是太保守，低估了农民群众的土改积极性。”
“会场都布置好了吗？”龙文枝问。
“都布置好了。各乡场的队伍都有专人带到指定位置。”
“那个余世显带来了吗？可不能叫他跑了。”韩枫问，
“我们从昨天起就安排了人员，屋前屋后看着呢，跑不了。”
“准备发言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吗？”
“全安排好了。大家争着第一个发言。”
“发言一定要有典型性，要有说服力，要打得这些地主老财哑口无言。”韩枫挥舞着有力的大手。
龙文枝笑了：“韩书记尽管放心，我们也不是小孩子。”
在场的人都跟着笑了。
就在这时，合水县委书记廖会民带着几个人，包括两个公安，神色紧张地走来：“韩书记，龙书记，余世显死了。”
全场哑然，一切鲜活仿佛瞬间凝固，只剩下几只树蝉在燥热的空气中嘶嘶叫。袁慧和尹玉珍神经质地紧抓着对方的手，心怦怦直跳。
“死啦？怎么死的？”韩枫愕然半晌。
“服毒。他们全家十一口，昨夜服砒霜自杀。”
“是不是他杀？”
“不是。我们认真检查过了，屋内无明显打斗迹象，肯定是自杀。”一个公安回答。
“最小的多大？”张文清脸色煞白。
“十一岁，男孩。”
“狗日的，舍命不舍财呀。”韩枫额头青筋凸起，握紧拳头低声骂道。
“韩枫同志--，”张文清忍无可忍，突然大喝：“这该怎么向区党委交代？”声如雷鸣。
韩枫大怒：“怎么交代？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不懂吗？”他把‘就’字念得特别重。
“我不懂？还是你不想去弄懂党的政策？”张文清声音继续升高：“区党委早就强调：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特别要防止简单粗暴，大呼隆，霸王硬上弓的蛮干作风。”
吴梦迟惊慌地：“冷静、冷静，文清同志，有意见到区党委会上再提。”
“说得轻巧。防止简单粗暴？怎么个防止法？不打倒地主，让农民看到切实的利益，群众怎么发动？运动怎么深入？余世显称霸一方，在当地势力大得很，普通农民根本不敢惹他。我们要强龙硬压地头蛇，只能靠群众性的疾风暴雨。他的死是咎由自取。”韩枫伸长手臂，指定一个方向大声喊，他的脸色红得发紫。
“余世显该杀该刮，那他的家人和孩子呢？还有文家场被打死的吴得贵；因奸污而自杀的吴家媳妇；五凤乡跳河的王广仁；颜家河上吊的陈何氏，以及那些被打残废，被逼疯的，难道这些中小地主都是罪有应得吗？打倒地主阶级不等于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更不等于把地主全家往绝路上逼。就算是对待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镇压了他本人，不也要给他的家属子女留一条生活出路吗？只要交出土地财产，向人民认罪，地主也是人。”张文清挺直身体，像钉子一般纹丝不动。
白丁悄悄对赵志一咂舌头。赵志一二话不说，拉着白丁偷偷溜了。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研究一下，这个会是继续开还是取消？来了这么多人…，”严俊生也是老资格，但原来在华北做地方工作，不是从部队系统下来的，这种场合不好多说。他为了岔开话题，居然强颜作笑。
“文清同志，”韩枫扯了扯领口，语气略微缓和：“这个事儿是我们考虑不周，出了纰漏，马克思也不是算命先生。烧炕可能点了自家房子，挖窑洞可能把自己埋进土里。但是，土改的大方向不能否定，否定了就是否定党，否定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我们参加革命多年，运动也经历过不少，那一次不出点问题？是药三分毒，看着平静的很可能死水一潭，大革命总是血淋淋的。没有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我们要改造的是整个社会，为大多数人谋将来的利益，错杀个把人有多大关系？”
尹玉珍冷不丁咬着袁慧的耳根说：“听说主席评论过韩书记：看问题太偏。”
袁慧吓了一大跳：“主席？哪个主席？你听谁说的？”
尹玉珍自知失言，不再说话。
“错杀个把人？你还像个共产党员说话吗？”张文清指着韩枫说：“人命关天呐，我的同志哥。”
“不要激动，”吴梦迟忙对张文清说。
“我这算激动吗？我早已经和你们一样，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张文清有点失去理智，不客气地打断吴梦迟的话：“错杀个把人？这叫胡整，叫草菅人命，没逮住黄鼠狼先宰了自家的老母鸡。人死了，社会上不会说是他韩枫整错了，只会说共产党才是杀人犯。”
黎明赶紧拉张文清，小声劝：“老张，话太难听。”
“张文清，”韩枫咆哮道：“你胆子不小，说哪个是杀人犯？西南局已经指出：我们川东的土改太温和，约束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是右倾命令主义。你去看看，从镇反到土改川西川南杀了多少人？川东又杀了多少人？同是共产党的青天下，难道就川东显得特殊？我们连温水煮青蛙都谈不上，是冷水泡青蛙。各种青蛙、癞蛤蟆还正在蹦跶，在我们眼前疯狂地蹦跶。余世显就是现成例子，顽固到拿自杀来对抗改造。这一切都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张光北名为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实际只是个厅局干部，属于西南局派到川东的所谓‘巡视员’，没有太大发言权。但他也知道一些西南局的态度，到这时才慢腾腾地说：“土改要避免两种倾向，既不能左，又不能右。关键是不要打击群众积极性。”
吴梦迟点头道：“对。重要的是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这不是左右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大问题。”张文清激动地说：“我们党之所以无往而不胜，不就是上下一体、令行禁止，言必信、行必果，凡事说到做到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宪之所及，俗之所被。群众相信我们，因为相信党的政策。如果我们说话不算数，滥用群众对党的信任，自立镜子自己砸，以后还有谁会听我们的？白纸黑字的东西又不是几页废纸。”
“白纸黑字的东西也有个灵活机动的问题嘛，”吴梦迟说：“机械唯物主义要不得。”
“他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他是呆在大机关，死抱着上级指示不放的教条主义者。”韩枫挖苦地：“他眼里没有生机勃勃的农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变革，只有翻来覆去、干巴巴的几句‘党的政策，党的政策’。他是阎王爷的勾魂索，从党的政策中抽去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精髓。”
“我是教条主义，你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张文清愤愤地：“余世显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党的团结对象。他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冒着风险为党做过很多事。抗战时期曾经暗地资助延安多批药品和物质，帮助党在延安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和人员转移；解放战争时期曾经资助华蓥山游击队数十枝枪以及一批弹药；营救过十多名地下党和民主人士；为党传递情报、做国民党将领的工作，敦促他们起义或投降。对这样一个开明人士，我们说整就整死了，难道一点不感觉痛心吗？我实在搞不明白，这是因何地制何宜？实何事求何是？党不能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关门打狗，过河拆桥’。”
“好嘛。看来这个姓余的死得也值了，连党内都有人为他披麻戴孝。”韩枫说：“我很奇怪，一个老地主服毒自尽，有人为他感到痛心。那些受尽余家压榨的长工佃户们死了，又有谁为他们感到痛心？一九一九年，合水袍哥大械斗，年仅十七岁的余世显跟着父亲余树德，亲手杀死八人，由此得了个绰号‘余豹子’，为什么没人感觉痛心？一九二八年合江发大水，上万户农民遭灾。余世显勾结军阀，以赈灾为名，强夺河西上千亩良田，逼得多少人家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为什么也没人感觉痛心？一九三二年，二刘混战，地方豪强罗经天亲附刘文辉。余世显借口铲除他的势力，逼迫回龙乡的三千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为什么还是没人感觉痛心？今天共产党是过了河，坐了江山，但我们究竟应该去拆谁的桥，为谁去搭桥？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吗？”
张文清猝不及防，顿时张口结舌。不想严俊生却打了个哈哈：“不要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过去的事有过去的特殊情况。看人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特别要看人眼下的表现。这些旧账年头太远，一时半会儿很难纠缠清楚。”他在白区搞过印刷、办过报纸。
吴梦迟躲躲脚，低声自语：“乱弹琴，这个时候表个什么态？”
“他不纠缠这些旧账，怎么显示自己鹤立鸡群，超脱于整个区党委之外？全川东就他一个为民请命，就他一个最革命，他是当代包龙图，在党内喊打喊杀，满口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驴马杂种就一代，只讲革命不逑讲个良心。”张文清忍无可忍，脱口而出。
黎明眉头一皱，心里咯噔一下。魏文中不禁叫出声：“老张…，”
果然，韩枫抓住此话，连珠炮似地直捣对方中枢：“好嘛，堂堂的川东区党委居然有如此糊涂的认识。刚才说地主是人，党是杀人犯，现在又让党讲良心。什么叫良心？猫哭耗子算不算良心？良心值几毛钱一斤？一个共产党员究竟先讲良心还是先讲立场？我们的屁股究竟坐在地主恶霸一边，还是坐在贫雇农一边？我们究竟要讲哪个阶级的良心？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完全超脱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所谓--，”他故意停下，然后加重语气：“良心？”
“韩枫同志，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要由党委来做。”吴梦迟预感不妙。
“他吓唬得了小孩，吓唬不了我。”张文清明显有些被动。也许急于反客为主，他上前一步，敞开衣襟，拍着胸脯吼：“韩枫，你不要无中生有，歪曲我说的话。老子什么立场你不清楚？老子革命十多年，谁个敢说老子的立场不坚定？”
“算了算了，大庭广众的，注意点影响。”黎明和魏文中都想阻止张文清。
“滚开，都是些胆小鬼，这个时候想起‘注意影响’了。”张文清甩开他俩，指着韩枫不管不顾：“刚才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注意影响’？脱下裤子自己闻，还有点党员的气味吗？老子今天豁出去了，就要他姓韩的说清楚，我张文清的屁股究竟坐错地方没有？”
韩枫想也没想，顺口就是：“你过去的立场是过去的事，现在立场也很清楚。俊生同志说得对，人是发展的，变化的。你费尽心机为余世显说话，不就因为婆娘是地主家的破鞋吗？”
哗然，在场所有人都吃惊得合不拢嘴。
“你你你…,”张文清两眼冒火，浑身发抖，指着韩枫想扑上去，嘴里一口鲜血喷出。

mingxiaot · 发表于 2019-5-8 09:46:26

就写了这么多。一时没心思再往下些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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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说] 父亲的革命第三部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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